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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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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

第1篇:公共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培养模式;创新

一、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新挑战

本文所指的研究生主要是全职硕博研究生。从严格意义上说,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传统财政学更为宽广,但本文并不区分这两个专业,而将其视同一致。

1、社会需求的新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本专业的社会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流动性强的特征。首先,社会需求多元化。该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就业去向“天然”地与政府部门联系密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非政府部门对本专业学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研究生的实际就业状况表明,政府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已不再是该专业研究生的主要去处,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公共事业部门以及社会中介组织也逐渐成为本专业研究生的就业选择。根据我们对本专业研究生的跟踪统计,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有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司等三个方向,且人数结构也基本保持在“三、三、三”比例。其次,岗位间流动性强。现代社会发展和激励模式的改进使得原本“从一而终”的就业模式基本不复存在,出于效率和公平等原因的考虑,就业单位经常要求毕业生在其内部不同岗位间进行交流体验。这种岗位间流动不仅符合就业单位的利益要求,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条件。根据调查,不论就业单位的性质如何,本专业毕业生在工作后五年内往往都有两个甚至更多岗位的经历。再次,单位间流动性正在增强。除了上述单位内部岗位间的流动性外,目前毕业生在单位之间的流动性也在逐步增强,特别是在政府到企业,企业到企业之间的流动性尤为突出。

2、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学科在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问题等三个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势。第一,研究范围更为宽广。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边界重新厘定,第三部门即非营利组织兴起且发展迅速。除政府部门外,市场中的公共企业以及第三部门也成为公共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合作的现象日趋增多。由此,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范围相应扩展。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不仅关注政府这一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而是要研究以政府经济活动为主体、以企业和第三部门公共经济活动为补充的所有公共经济活动,三种主体参与公共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行为、效应都成为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对象。第二,研究内容深化细化。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且相对稳定之后,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逐渐由关注宏观制度改革转向有关理论、制度的更为具体问题的研究。同时,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在与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交流融合中也不断吸取其他学科的优势,再加之以制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积极吸收和运用,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对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化。譬如,对公共支出理论的研究,传统财政学大都侧重于研究总支出,也不大注重支出决策的政治过程,现代公共经济学则不仅细化研究每类具体的公共支出及其经济效应,而且也将支出决策过程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第三,研究的问题更为实际。一方面注重政策化,不仅关注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更为关注公共经济理论如何与现实结合,转化为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注重本土化,公共经济学(财政学)要在中国保持生机和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国情,立足现实,中国学者在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税制优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收获。

3、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新挑战

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为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提出了“宽、细、实”的挑战:其一,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学生拥有比较宽厚、系统的知识基础和较为全面的专业素质,以适应未来宽口径的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二,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研究生掌握国际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标准的学术规范,以形成扎实学风和良好学养,做深做细研究,做精做好工作?其三,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研究生能够“顶天立地”,不仅具有开阔的国际研究视野,还能了解国情,关注实际,提高能力,做出有思想、切实际、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具备长期发展的视野与能力组合?

为应对上述新挑战,山东大学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首先明确了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即既要培养符合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要求,富有学术竞争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也要为社会、企业和政府部门培养人格健全、知识全面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为此,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二、应对新挑战的公共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

1、利用一个平台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

当前研究生的培养平台主要在各个学科,即使在同一学院内部,各个二级学科之间的交流都不是很畅通,更难以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因此,要真正提高研究生的知识基础、提升其专业素质,实现“宽口径”培养,必须要有统一、开放的平台为基础。2006年,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重点研究基地在山东大学成立。该基地融合了山东大学财政学、卫生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为实现跨学科研究与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研究基地通过聘请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单位的教师授课,由不同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同一课题研究,组织多个专业研究生共同参加山东大学公共经济学讨论班,举办跨学科的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交流会,编辑出版《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齐鲁文库》、《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workingpaper)》等系列出版物,建设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网站等方式,重点关注公共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估,在促进各学科研究相互交流融合的同时,也为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研究生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论文选题、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学习借鉴、学术交流与讨论以及学位论文出版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通过该研究基地平台,不仅实现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单位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也实现学科交叉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特别是对于学生宽厚知识基础的形成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迄今,在研究基地的平台上,由研究基地研究生自主发起、主要由研究生主讲、由研究生点评的公共经济学讨论班已成功举办50多期,由研究基地培养的博士学位论文入选的《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齐鲁文库》已出版四批共17本,主要由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完成的《中国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已出版四辑,由研究基地师生共同完成的《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workingpaper)》也已出版40余期,研究基地作为跨学科培养的新形式和新平台,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9年2月,我们依托基地研究力量和研究方向自主设置的公共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正式获批,并于2010年开始招生。

2、全面实行研究生“双导师”制

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下,学生往往局限于甚至“隶属”于某一位导师名下,主要接受一位导师的指导。这种模式虽保证了导师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但往往会因导师的专业限制而无力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特别是导师作为高校中的专职教师,社会经历有限,可直接动用的培养学生的资源有限,存在着培养社科类学生的“天然不足”。为弥补这一不足,山东大学全面推广“一个学生,两个导师,三种经历”的培养模式,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的每位研究生除有本单位的指导教师以外,还选定来自校内其他单位、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专业人员作为第二导师(称为“合作导师”)。“合作导师”负责提供专业实习、合作研究等条件,协助校内导师开展研究生指导工作。通过“双导师”制,学生向拥有不同知识结构、学缘结构的导师学习,更多了解和认识社会,开阔研究视野,发现研究课题,提升研究水平。迄今,我们已经聘请了来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地方财政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等单位的10余名专家学者出任“合作导师”,与荷兰蒂尔堡大学、法国雷恩一大、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等实行了博硕士生的联合培养制度。“双导师制”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保证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又扩大了学校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的学术交流和社会联系,还可以有利于高校服务社会目标的实现,可谓一举多得。

3、着力推动研究生的“五种经历”

当前大多数研究生只拥有单纯的校园教育经历,这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学生学习时间和精力投入,有助于系统掌握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但过于单一的经历使学生缺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不利于学生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更不利于产生创新性研究成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着力推动“五种经历”,即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通过学校联系和鼓励、学科组织和筹划、导师指导和推荐等多种措施,使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在学期间确保:(1)10%以上的同学拥有第二校园经历。目前我们在国内与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建立了研究生层面的交流制度,每年都有同学到另一所名校交流学习1学期,学生不仅在专业学习上有所收获,还可以感受不同的校园文化和学术风格。(2)10%的同学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目前我们已经与法国雷恩一大、荷兰蒂尔堡大学进行了研究生层面的实质性联合培养和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使学生在学习专业与提高外语的同时,还开拓了国际视野。(3)100%的同学拥有专业实习或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经历。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要求学生回家乡进行专题社会调查,2007-2009年,我们还结合国家课题研究,连续三年在全国各地组织了由全体研究生参加的农民入户调查,以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学会从专业视角观察分析经济问题,也锻炼了学生的沟通和组织能力。(4)100%的同学拥有参与课题研究的经历。坚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理念,让每位研究生都参与课题研究,保证每位学生都可以扩大专业知识基础,并接受到科学系统严格的科研训练。(5)100%的同学拥有参加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我们每年主办或参与主办1~2次国际学术会议或大中型全国性学术会议,每位研究生都能有机会进行学术交流,还鼓励并资助研究生参加博士生论坛及其他全国性学术会议甚至国际会议,提高研究生的学术交流能力。“五种经历”的锻炼学习,使得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4、创新教学方法,扩展教学内容

传统的研究生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不够。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强调研究生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一切以研究生为中心,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一方面,我们开设专门的“前沿讲座”课程,全部由学生主讲、学生点评,所有学生都参与其中,人人受益。另一方面,我们还与地方的财政局、税务局以及企业签订校财、校税或校企合作协定,设立学生实训基地。对于一些现实性很强的教学内容,聘请实际部门工作人员主讲,并实现现场教学。

我们根据现代公共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对传统财政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扩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公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我们充分利用本学科团队在公共品基础理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研究上的特色和优势,既向学生介绍最新理论动态,又同时向学生展示如何进行研究,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第二,重视公共政策的教学。考虑到本学科突出的应用特性,我们在研究生教学中还特别强调对公共政策内容、方法以及案例的介绍,使学生在充分掌握已有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5、扎实进行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的指导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学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我们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通过开设专门课程、专题研究以及聘请其他单位、其他学科、其他领域专家讲座的形式,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方法指导,就如何进行社会调查、调研报告写作、论文选题、资料搜集与文献综述、学位论文写作、学术交流以及学术评价等给予全方位指导,使研究生人人掌握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我们还特别注重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针对近年来学术活动中道德失准、行为失范的问题,为防患于未然,山东大学专门出台了《山东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我们从研究生入学伊始便进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并将其贯穿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约束学生的学术研究符合学术道德规范要求,避免出现失德、失范问题。

三、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效果

第2篇:公共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高校 社团 公共经济

经过问卷走访调查,大概有10%的大学生没有参加过大学里面的社团,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社团活动既没有意思、又浪费时间。根据剩余的90%的问卷调查表的填写情况可以看出,除了参加学生会、社联等政府性社团的38%的同学之外,约有62%同学进入社团时都交的有会费。以河南大学学生为例,比较偏好的社团主要有协会、国学研究协会、三农发展协会等。这些社团的活动比较迎合学生需求的原因是,它们具有实际的意义,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其它社团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

在对社团会员们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会员缴纳会费进入社团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组织协调和人际交往能力,结交更多的朋友,学习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讲座,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然而他们普遍认为社团举办有新意的活动太少,渐渐地失去了参加的兴趣和积极性,甚至最后退出了社团组织。 那么问题何在,是值得研讨的课题。

一、大学社团内部公共经济关系

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特点是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

一般大学社团是典型的公共经济问题,如何界定其提供的是否是公共产品很关键。在大学社团中,它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各种各样供学生参加的活动。首先,此类活动具有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某一社会存在公共产品,就不能排斥该社会任何人消费该种产品,从而任一消费者都可以免费消费公共产品。社团活动举办后即使是非社团人员也可以去参加,它不能阻止除社团外的其他河大学生享有,例如一些讲座,社团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来做报告,当然花费了社团的资金,生成交易,因此教授来提供知识讲座,然而享受讲座的学生却不是某个人,是公共大众都有资格享有的,享有过程中也不会把其他人排斥在外,不具有排他的可能性或者说排斥其他人的成本过高,因此它无法做到排他。此外,它同时具有非竞争性,是指该产品被提供出来以后,增加一个消费者不会减少任何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其他人消费该产品的额外成本为零,换句话说,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和边际拥挤成本为零。仍然以专家讲座为例,社团花了钱,请了教授。即使是社团社长一个人享用,或是全校学生一起享用,不能改变其请教授的花费成本,增加一个人也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其产品收益的数量和质量,也就是说它不具有竞争性。由此可证明大学社团是校园文化活动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然而,在中国目前,大部分高校社团没有提供高质量的社团服务,并且存在种种问题亟待解决。

以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的证券研究协会为例,通过采访和调查协会会长以及内部会员可以总结出,普通大学生在社团招新期间大概缴纳10块钱就可以进入社团成为会员,进入社团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和学习一些金融、证券等方面的知识,培养自己的交际能力,提高实践能力。协会会长以会费作为资金基础组织社团活动,为社团成员提供展现自己,扩充证券知识的平台。外联部主要负责拉去外联赞助以保持协会的正常资金运转,保证公共产品的提供。会费和外联赞助是属于协会公共财产,但是,很多会员反映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协会提供的这些服务。那么,肯定是社团运行机制出现了一些问题,调研后列出了以下可能是影响社团发展的因素。

1.社团发展资金缺乏

学校大多数社团的发展都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发展和活动资金缺乏,基本的物资得不到供应。比如说桌椅帐篷、举办活动的费用、团队科研费用等都不能满足需要,造成了活动效率低下、之两低下。

2.社团人才流失严重

由于社团每年的换届,会员流动性高,社团入会退出容易,激励约束机制低效等的原因,众多社团后期会员大量流失,不能形成一个团体,缺少各种技能人才,活动受阻不能进行。

3.社团文化淡薄

同时,也有一些社团不能建立自己的社团文化,社团干部负责人不能深刻理解自身社团的精神,社团文化传承失效,不能形成特色的社团文化氛围,社团会员荣誉感、归属感不强,会员凝聚力下降。

4.特色活动不足

社团活动形式单一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歌舞升平”来形容现在的社团活动,说明众多社团只举办一些大场面的宣传或者表演,而不是长时间的社区服务、志愿者支教或者是实际调研。

5.社团效益低下

社团的活动不能进行有效量化是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体现,活动无法进行直接影响人数,间接影响人数的统计,直接宣传效果和间接宣传效果等社会效益的判断,社会服务质量的评定。

6.社团创新缺乏

社团负责人追求活动不追求意义的行为,直接导致社团创新精神的匮乏,加之会员盲目跟从,不进行思考总结,重复活动,最终使各种活动流于形式不再加以发展,这是社团发展的硬伤。

7.社团发展目标不明

社团没有完整详细的发展战略、策略、目标等规划,只是简单的换届传承,凭借负责人个人的思想能力等来推动社团发展,这只是社团发展的初级阶段,不能形成有效长久的促进机制,很可能导致社团发展不前。

8.责任意识缺乏

一些会员入社之后对对社团的发展漠不关心,以为那只是社团直接负责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这种现象造成了社团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不利于社团的长远发展。

二、结论

针对问题我们就要解决问题,既然经费问题较为严重,那么就要想法设法拓宽经费获取渠道。 大学社团的资金来源不能仅仅依靠学校的资助,自食其力才能真正地更好地发展。充分发挥外联部的作用,为社团争取更多的社会赞助。最重要的是社团自身根据社团特点通过自己的劳动成果赚取资金。河南大学的协会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协会成员经常参加有偿性演出,这样不仅真正的发挥了社团的作用,而且使得社团形成良性的循环。

经过对部分高校问卷调查的分析,约占44%的社团参与人认为社团举办的活动没有特色,缺乏创新和吸引力。社团举办活动的形式大部分都是请专家、老师及一些知名人士举行讲座,社团联谊,举办晚会等,没有多大的创新和突破。要想获得更好的公共产品,就要增大投入。社团作为一个集体团体,举办的活动也不应脱离了集体的智慧。不应形成个别领导的拍脑袋决策,所以要想实现活动的新颖,首先要实现制度创新,建立完整的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既然社员缴纳了会费就可以对其社团活动提出建议。因此,怎样去调动社员参与活动策划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第3篇:公共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第4篇:公共经济学范文

关于征地时政府和农民发生矛盾这个问题,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农用地是公共产品吗?如果是,那它的服务主体是谁?如果当地政府确实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那么,解决方案又是什么?

二、问题的性质及分析

在征地时政府和农民发生矛盾的问题根本是土地的产权不明。按土地用途分类,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讨论的主体是农用地。那农用地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的,即一部分人对这个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消费,而政府征地的时候影响了农民,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的定义: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技术水平条件下,如果产品的产权经济成本(包括界定成本,交易成本,保护成本)这些大于产权经济收益的时候,这个产品就是公共产品。农用地的制度条件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它的界定成本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以及农民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协议或合同,那么,农用地的产权归农民集体所有,其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归农民,农用地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交易成本是农民耕地所需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包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以及承包费(家庭承包不用交纳),保护成本是相关部门监管人员的工资以及农民在农用地设置保护设施的费用。按照这样的定义来说的话,农用地是属于公共产品的。公共产品是根据产品本身边界线来确定,与它的提供方式还有需求状态无关,虽然外部人员对农用地也有一定的需求,但农用地提供的主体还是农民集体。那为什么它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既然公共产品是具有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对农用地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的消费,那为什么还有外部人员和农民集体之分,为什么主体会是农民集体?

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可以是集体的或个人的,消费方式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农民签订了协议并付出交易成本,所以农用地的消费主体是农民这个集体的,与外部性无关。农民有权使用协议中的农用地,即使农用地与外部人员的利益是相关的,它的服务主体依旧是农民。况且,任何公共产品都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像公路上有先行后行之分,公共电话亭也是需要投币才能使用是一样的,农用地是农民这个群体的前提条件下属于公共产品,可当外部人员参与时,就失去了公共产品的意义。如果外部人员在法律之外强行征用土地或换取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那对于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有些地方政府搞发展搞建设于是就想把农用地承包给开发商,而农民也要靠土地生存,就产生了竞争,而这是农用地先来后到的原则,不能因为有权力就不严格遵照法律任意征地,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农用地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是公共产品,就像公众认为风景区是公共产品,但是五一长假的时候旅游的人那么多,同样有竞争,这两个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对于农用地,农民还有外部人员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农民是为了生存,而外部人员是为了减小成本,实现收益更高,而且,各自的生存经验即生产函数不一样,农民的生产函数只有耕作这一条途径,而外来人员的生产函数不只是耕地这么简单,他们获取利益的渠道很多,不一定非要农用地。为了生存,作为农用地最迫切需求者的农民不得不显示自己的需要偏好,于是就产生了这些征地悲剧,而且在外部人员征用农用地的时候,原本对这些农用地享有使用权的农民并不能拿到相应的补偿。况且我国的征地价格按土地的原用途确定,加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征地价格往往较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在现实中也难以实行。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基建项目,为节省投资往往采取“省部协议”“、政府定价”的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对农民来说,政府虽征的只是土地,但拿走的却是他们的工作岗位和住所,更何况大多时候农民得到的只是一点补偿。既然农民对农用地享有权利,即使不愿意出让土地也可以走法律程序,那为什么会出现外部人员堂而皇之的强行征地的事件?一方面是产权边界界定困难,农用地是开放性场所,他们进出不受限制;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走形式使外部人员更加肆无忌惮,管理者的目标应该是维护农民的利益,可他的手段却是走个形式而已,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农民的利益,手段和目标的不一致才会出现问题。所以,通过分析可得,农民是农用地的利益相关者,可是为什么政府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轻易地把耕地征走,甚至有时候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警力来强制性地征土地呢?决策人、经济人与利益主体的一致性是经济活动有效的前提。而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问题的利益相关人和决策人之间是否一致,很多时候,经济问题争论的偏差就是从这个不一致开始的。而在使用农用地这个问题上,决策人(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农民)是一致的,由于最终做出的决策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付出交易成本获得农用地使用权)所以没有产生冲突。但现在,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来和农民争地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存目标,而且只有农用地转为了建设用地,政府才有权力对其征收。

还有明明有其他地方尚未开发,为什么要选择农用地呢?首先是成本问题,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保护耕地具有较大的外部效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本地经济,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惜以土地为代价,甚至违法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提供给开发商使用,而把保护耕地的任务推给社会,不利于耕地保护,而且容易引发政府的土地违法活动。各地的圈地热的背后往往都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而且政府缺乏产权管理,不重视对产权的保护。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产权者都必须做出牺牲,这种现象太普遍,更何况农民是弱势群体。还有些地方政府用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和承包地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给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这样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一个人的计划经济,两个人的市场经济,三个人的公共经济,公共经济是集体主义问题,而集体主义会严重扩大公共产品的适应范围,牵涉到多方利益,所以,征地的问题才这么复杂,公共经济的问题才这么难以界定与解决。

三、问题的解决

(一)从政府角度

1.充分利用开发区,节约土地资源。大量设立的开发区,因开发能力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土地闲置荒芜,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已经无法重新耕种,这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

2.在坚持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的基础上,尽可能有条件地缩小征地,一部分根据市场去谈判。政府征地进行补偿时,应该最起码不能让农民比现在生活质量低,应该让他们的生活长期有保障,如果融入城市就应当比一般居民生活质量要高。合理的补偿就是保证生活水平不降低,住房不比城市的房差,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今后的日子安排好,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保障,真正变成市民。

3.加快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的进程是节约土地的,城镇化会释放出耕地,城镇化的根本要求应该是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不是城乡用地增减挂钩,也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城,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大大节约,应该提高效率,管理者必须统筹好城与乡的发展,让人们在农村也能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公共服务。4.政府应从具体的市场行为中分离出来。当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市场经济行为合为一体,政府职能越位,就容易产生问题。

(二)从农民角度

1.转变经营思路和模式。从耕种到收割的主要环节,依靠服务公司来做,而田间管理靠家庭成员管理,两个模式结合起来,产生一种经济效益,以扩大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解决很多问题。这一模式的特点就在于通过扩大服务规模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效率。

第5篇:公共经济学范文

作者简介:邹焕聪(1974- ),男,江西赣县人,江苏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摘要:随着私人部门投资经营公共事务现象与日俱增,公、私部门合作完成公共事务的公私协力取得长足发展,公私协力的经济学依据值得探讨。公共物品的分类理念以及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生产区分理论为公私协力奠定了经济学基石。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为公私部门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政府失败”及其防范理论为公私协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委托—机制说明打破政府垄断、实现公私协力的正当性,委托—关系的层次性表明缩短公私协力有关链条的必要性,而其解决机制则进一步为分析公私协力中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可以说,公共物品区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委托—理论分别为公私协力奠定了深刻的经济学基础。

关键词:公私协力;合作治理;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12-0041-06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西方公共行政改革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作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完成公共任务的“公私协力”在我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等几乎所有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得以广泛而深入的展开。从特许经营到公权力委托、从政府撤资到政府淡出、从型式化公私协力到未型式化公私协力……诸如此类的公私协力形态无不向人们展示出公私协力兼采政府和市场之长的功能优势以及公私合作完成公共事务的大好前景。尽管我国公私协力在实务中得以大力推行,同时也有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根据,但是,公私协力的经济学理论依据目前尚无精深的研究,而公私协力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科学系统的经济理论依据和支持。本文试图围绕公私部门为何要进行协力、如何进行合作等一系列本源性问题,从公共物品区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委托—理论等不同的理论视角论证了我国公私协力顺利开展的经济学依据。

一、公共物品区分理论为公私协力的

开展提供了关键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只有准确了解公共物品的分类及混合公共物品的主要特质,深入把握公共物品生产与提供可以而且应当分开的理念,才能更深入把握为什么传统的公共物品要开放给私人投资、经营,从而实现公、私部门之间的良性合作。

1.公共物品的分类理念为私人部门供给公共物品,实现公、私部门的良性合作打下了观念基础

按照经济学的通说,公共物品,具体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是那些在消费上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特征的产品或服务,比如国防、灯塔是被经常列举的典型公共物品,但经济学这一定义仅限于“纯公共物品”,它与完全由市场决定的“纯私人物品”相对应。对于诸如国防、灯塔等“纯公共物品”来说,它既不易于排他,又具备着竞争性,因此大家公认它既不能由私人来提供,也不应由私人来提供。[1]94从这个角度看,在“纯公共物品”以及“纯私人物品”领域一般而言是无法采行公私协力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纯公共物品是很少的,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即准公共物品或混合公共物品。混合公共物品包括俱乐部产品、共同资源两类,他们或者是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轻易排他的俱乐部产品,如那些可以收费的公路桥、公共游泳池、电影院、图书馆、电力等;或者是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却无法有效排他的共同资源,比如公共渔场、牧场、地下水、地下石油等。这些混合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拥挤”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量增加到一定值时,每增加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准公共物品或混合公共物品可以说既非纯公共物品,又非纯私人物品;既具有私人物品的特性,又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它实际上是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比如教育这种物品,由于它让受教育者增长才干,所以它具有竞争性和排斥性,同时它促使社会生产率提高,所以它又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

公共物品的分类以及混合公共物品的特质为探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提供了前提。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派认为,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如果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将无法实现排他或排他的成本很高,并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比由市场来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如德姆塞茨、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和科斯等,他们从理论和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可能性。为了避免混合公共物品出现拥挤现象,有时可以通过收费的行为实现供给,并可以通过一些排他性的技术吸引私人投资来解决这类物品的供给问题,如高速公路等。这就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进行合作打开了理论之门,实际上不少公私协力模式如PFI等方式最初就是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而不断发展出来的。因此,混合公共物品的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它可以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将它开放给私人投资、经营,并实现公私部门之间的良性合作。

2.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生产区分的理论为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进行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石

值得指出的是,公共部门要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由公共部门来生产该产品或服务。对政府公共服务来说,区分该项服务是由政府提供还是由政府自身生产某项物品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对废物回收来说,有些社区是自己生产这项服务,即由公共部门主管购买垃圾车,雇佣工人,安排日程;而在另外一些社区,由政府提供这项服务,它往往雇佣私人企业来做这项工作。又如,路网的建设维护与运输服务的提供、通讯网络的建设与信息服务和互联网通、电力的生产与电网输送,均可将这些物品的生产与提供分开进行。即使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也存在生产与供给的不同环节,在生产环节实行民营化,按照市场规则办事,有利于提高其效率和节省成本,政府完全可以通过采购的形式获得这些产品,由政府付费,然后提供给社会公众。由于竞争的存在,从而可以减少政府直接生产该类产品的费用,提供效率。[2]108总之,提供一项产品或服务和生产一项产品或服务之间的区别是深刻的,这些分开和竞争为私人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公私协力的展开提供了前提基础。应该说,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分开理念是整个公私协力、民营化概念的核心,给出了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的前景。如果我们考察诸多公共产品,可以发现政府在本质上说是一个安排者或者提供者,而政府往往不一定是该项公共物品的生产者。

一般而言,对于具有俱乐部产品或私人物品性质的产品或服务,公共部门可以采取减少或不生产的方式,主要通过政府撤资(出售、无偿赠与、清算)和政府淡出(民间补缺、撤出、放松规制)的形式实现。[3]131-138而对于那些由政府安排的物品,公共部门有权在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其实是物品提供)中做出选择——对于俱乐部物品和私人物品中涉及自然垄断和公益性的服务项目,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生产;对于纯公共物品和共同资源则可以直接生产。在选择生产与提供之间,首先应该进行官僚成本、交易成本的分析比较。在市场化改革中,在直接生产中,可以采取免费供给、用者付费、内部市场三种方式;在间接生产或物品提供中,则可采取政府间协议、合同外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等。实现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制度安排无疑会吸引市场主体加入到生产者中来,从而形成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局面,公私协力大有用武之地。

正如经济学理论指出的,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都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需要两者有机结合。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势是可以保证服务的充分和公平供给,但劣势是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市场的优势则是可以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劣势是难以保证公共服务的公平和消除外部效应。可以说,公私协力是一种能实现政府和市场功能的混合互补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政府须在不放弃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责任、发挥“掌舵”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调动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能力,从而使政府决策和亲自供给公共服务的模式逐步转变为政府决策后由以市场机制为杠杆调动多种组织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生产的供给模式。[4]24这样,市场进入了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发挥了比较优势,同时政府不一定完全退出公共服务的生产领域,一些纯公共物品的领域仍需公共部门供给,但是具体供给方式发生了改变。总之,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公共物品生产与提供是可以而且应当分开的,这种理念恰恰道出了整个公私协力展开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二、公共选择理论为治理“政府失败”、

开展公私协力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是旨在将市场制度中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的一种新公共经济理论。它对选民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如何运作以及后果、政府的行为特性等政治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及对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即政府选择)进行研究。可以说,公共选择理论的具体思想为我们开展公私协力活动提供了理论正当性。

1.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为私人部门监督公共部门、进行良性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以“经济人”的假定为理论前提,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政府行为的集体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缪勒(Dennis C·Mueller)说过:“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学。……公共选择所使用的是经济学的方法,它的基本假定就是‘经济人’假定,即人是自利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5]1-2基于“经济人”这一假设,政府组织及其官员与一般人同样具有相同的利己动机,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是理性的“经济人”;而并不像人们以前所说的那样充满公益心。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治舞台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供方是政府、政治家、官僚和党派,需方是公众、选民和纳税人。他们的活动无论多么复杂和相异,其行为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效用最大准则,即选民总是把选票投给那些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人;政治家或官员则总是对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议案报以青睐。既然政府官员与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具有相同的经济理性特点,那么他们也就受到大棒与胡萝卜原理的制约,可能会,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的利益。

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自利和贪欲行为的存在,除了提高政治家和官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执政为民的信念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良好的宪法、规则体系对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进行制约,要通过不断地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来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引导公权力行使者在顾及私利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制约和监督的力量必须来源于普通民众或选民,这也是保证“政治市场”能像经济市场那样合理有效运行的最根本因素。在承认其合理的自利动机的基础上制订施行方案和步骤,以限制“经济人”行为的消极效应,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人”行为的积极效应。既然公共部门与私人主体一样,既不是完美的天使,也不是万恶的魔鬼,这为私人主体监督公共部门、实现公私部门之间的公私合作破除了道德的神话——因为公共部门不是单纯追求公共利益的主体,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私人部门完全能与公共部门进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

2.公共选择理论有关“政府失败”论为揭示公共部门的不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如布坎南所说:“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6]56,在这种情形下会出现所谓的“政府失败”。这里“政府失败”,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预算上出现偏差,国家或政府的活动并不像应该的那样“有效”。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的不足,并使所作决策的社会效应比政府干预以前更高,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但政府决策往往不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府的作用恰恰相反。[7]316-317因为政府是由人组成,政府的行为规则是由人制定,政府的行为也需要人去决策,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的特征。因此没有理由把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超级机器,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总是集体利益的代表和反映。因此,那种一旦发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任何国家干预都是合理的观点是片面的。

这种“政府失败”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政府机构低效率以及政府的寻租活动。公共选择的“政府失败”说明:一是政府并非解决任何问题的灵丹妙药,政府并不一定从公共利益的概念来考虑问题,因此,政府垄断公共事务不再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二是要在政府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借鉴私人企业的精神来完成任务;要重构公共部门之间的激励机构,用最小化的成本策略取代最大化本部门预算规模的策略。三是要着力避免“政府失败”、“市场失败”两者之短,关键是要将政府之长与市场之长结合起来,建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协力。

3.公共选择理论有关政府失灵的防范主张为公私协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共选择理论家虽然对西方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安排进行了深入批评,但他们并未对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个人在实现“公共利益”方面完全丧失信心,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布坎南为此提出了避免“政府失败”的一项根本措施,即改造现有的民主政体。为此,一方面,要重视宪法、宪法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要对政府的财政过程尤其是公共支出加以约束,等等;另一方面要用市场力量改善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以克服非市场缺陷及“政府失败”。他们认为,以往人们只注重用政府来改善市场的作用,却忽视了相反方法——用市场的力量来改善政府的作用。他们提出了如何用市场力量改善政府功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具体措施。一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内部建立竞争机构,可以消除政府低效率。例如,可以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构来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使这些机构之间展开竞争并按照招投标的方法选取“报价”最低的机构。二是引进刺激动因。即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激励机制,使政府官员树立利润观念,允许政府部门对节省成本的财政剩余拥有自主处置权。三是更多地采用由私营企业承担公费事业的政策,即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来生产某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

公共选择理论启示人们,在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场合,应鼓励和引导其它私人主体进入,并与之竞争和合作,在那些确系不宜由市场主体进入的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也应尽可能由多家公共部门提供。而这就为公私协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公私伙伴关系(或公私协力)强调弹性、创新与企业性,着重在政府部门引进企业精神,并要求其对组织结构及流程进行再造,必然能够推动政府部门简化组织层次,精简组织流程,进而增进政府部门的弹性。同时,公私伙伴关系赋予私营部门参与公共事务的更多机会,引导民间部门、团体或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这样能够缩小公众需求和政府供给之间的差距。[8]13-14从这种意义上说,公私协力是解决“政府失败”现象的有效路径之一。

三、委托—理论为公私协力的展开

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石

在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所谓委托—理论是指委托人委托人代其从事某种活动,人的活动将会影响委托人的利益,而且人的活动最后引起的责任(或损失)将由委托人来承担。在这种关系中,如果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目标函数是一致的,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存在,但是,实际中委托人和人却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由于人和委托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加上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人难以对人的行为进行监督等,所以人和委托人的利益易于发生冲突,两者的关系十分复杂。委托—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注如何选择人,确定最优的签订合同形式,找到谈判、说明和监督合同的最满意的方式,以防止问题的出现或者出现问题后最大限度地进行防范。

1.委托理论中的委托—机制为打破政府垄断、实现公私协力奠定了正当性基础

传统的公共事务一般由国家或者政府垄断生产和提供,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甚至直接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服务,但是,根据委托理论,国家通过委托官员,而上级官员又委托下级官员或委托国企经营者,形成了层次复杂的委托关系。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往往发生冲突,特别在是信息不完备、不对称以及委托人难以监督人行为的情形下,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如何选择一个最优的人,实现双方利益的双赢就成为关键。实际上,委托—理论主张在公共事务领域引入人理念,把公共服务领域推向市场,打破政府垄断,从而为公共事务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一方面,由于公民的利益是分散的,很难整合成公众一致的诉求,加上没有利润动机的驱使,因此政府容易对公众利益无动于衷,甚至做出有损公众利益的行为。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就必须尽量减少公共部门中的人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公共部门通过合作尽可能多地对外签订合同,将原本属于公共部门的转化为私人部门的,以期取得更好的成效。其中原因就在于,市场化的主要内容是明确所有权,实行了市场化的企业的委托人,原则上是作为所有者的股东。股东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存在一致性,为解决委托人层面问题找到一条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将诸多公共事务委托给私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签订相关契约的形式来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私营部门通过签约外包、特许经营、行政委托等方式进入公共服务市场,取得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资格。政府通过建立服务质量标准、价格控制、标尺参照等措施来规范市场,推动竞争。可以说,委托理论为私人部门进入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服务、实行公共事务的公私合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2.委托关系的层次性理论为缩短公私协力的委托—链条提供了理论根据

一般认为,委托—关系存在于任何包含有两个或者两人以上的组织和合作努力之中。只要一个人依赖另外一个人的行动,那么委托—关系便产生了,采取行动的一方为人,受影响的一方为委托人。需要注意的是,在科层组织中,每一位个体(除了最末端的之外)一般既是委托人又是人。[9]243因此,众多的委托关系几乎可以铺就一条漫长的链条——广大公众或选择是最初的委托人,委托政治家进行统治(第一层次的委托—关系);政治家作为委托人,又委托政府官员进行管理(第二层次的委托—关系);上级政府官员又作为委托人,再委托给下级政府官员管理(第三层次的委托—关系);……如此漫长的链条,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费用过高、监督成本过大。在这种公共权力的结构性关系中,当各级人抱有隐瞒信息的动机时,委托人为了解真实信息必将付出高昂的信息费用,而且由于链条过长而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此相反,在公私协力中,只有两层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即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公众是委托人,而政府部门是人;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政府部门又成为委托人,私人部门成为人。公私合作中这种清晰的委托关系,不仅为解决传统管理模式中的委托—链过长而导致信息不对称畸重、监督成本过高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解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进行合作正当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3.委托—理论的解决机制为分析公私协力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委托理论认为,在委托关系中,面临着隐藏信息的逆向选择和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两大问题。一是逆向选择问题。它通常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接受合约的一方一般拥有“私人信息”,并且利用另一方信息缺乏的特点而对对方不利,从而使博弈或交易的过程偏离信息缺乏者的愿望,因此它是人在签约之前隐瞒信息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二是道德风险。它通常指交易合同达成后,从事交易的一方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另一方的行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合同使人的道德风险屡见不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委托理论认为一个最优的激励合同发生,即在给定人努力不可测的情况下,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换言之,参与约束即指合同必须对人有吸引力,使得人参加合同至少比不参加合同要“有利可图”;激励相容约束即委托人想要得到的结果要符合人的利益,或者说委托人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要求人的能力程度也要有利于实现人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委托理论对问题的解决机制启示人们,要解决或减少公共部门的问题,必须采取以下多种途径,其中对公私协力具有重要价值的方法主要有:一是要缩小政府规模,将一些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一般而言,由于产权界定较清晰,作为委托人的产权代表具有较强的利润激励,监督主体到位,加上市场竞争的作用,交易双方的信息较为透明,委托人能更好地实施对人的监督。通过合同外包,公共部门把委托问题转移到私人部门而减轻了自身的委托问题,从为达到公共资源更有效配置的目的。二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在法治建设中,不仅要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且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机制。也就是说,不仅私人部门要积极参与到公共部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之中,消除委托人的“理性无知”,而且还要建立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制度平台,构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为公私协力的不断开展提供了理论根据。

四、简要结论

公共物品分类理念为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功能互补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公私协力提供了坚实理论根据,而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区分理论则进一步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进行合作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为公、私部门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政府失败”及其防范主张则为公私协力的顺利展开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委托—机制说明打破政府垄断、实现公私合作的正当性,委托—关系的层次性表明缩短委托—链条的必要性,而对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的解决机制则进一步为分析公私协力有关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委托理论应为公私协力的重要理论基础。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公私协力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并非局限于上述三种理论,不过,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理论不失为公私协力实践得以大力推行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核心经济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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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慎之.西方经济思想库:第3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第6篇:公共经济学范文

一、办公室工作的经济学解释

办公室工作繁杂琐碎,方方面面的沟通协调并非一帆风顺,资源配置很难完全做到科学合理,通过信息调研很难掌握全局。工作中基层职工不理解、部门配合不如预期、原定计划方案与实际不符等问题都可能出现。运用经济学原理对此予以解释,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智、冷静地思考应对措施。

(一)理性人

经济学是基于一系列假设来构造其理论框架的。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假设就是理性人。人总会“理性”地作出选择,即从自己的本能愿望出发,做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争取个人的最大利益。无论是办公室内部分工还是组织之间配合,简单、成熟、易出成果、对个人发展有利的工作从来不缺人做,而有难度、费时费力、付出多回报率较低的工作几乎没有人愿意干。尤其是涉及人员和流程较多时,常常会出现推诿、拖延等问题,造成工作效率低下。如果没有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的限制,这几乎是一定的。运用理性人的理论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理性人总会优先选择投资回报率高的工作,配合其他部门的工作相比自己的工作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推己及人,我们需要做的是承认这个事实,并考虑应对的办法。

(二)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的稀缺性是各类管理工作存在的根本原因。如果物品是无限的,那么劳动就不再是必须的,人们就不需要做任何选择,社会上的各种现象也就不会出现了。资源的稀缺性应用到办公室工作中,具体的表现是,办公用品及设备、车辆、会议室、各类预算经费甚至食堂供应的广受欢迎的菜品都是稀缺的。稀缺就有竞争,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倾向选择最多、最优质的资源。这就需要办公室统筹考虑,制定尽可能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分配规则。当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可能占有所有资源,这就会涉及选择成本。经济学的成本是指为了得到一件物品需要付出的最大代价。这个代价是指有可能从其他方面获得的所有利益。经济学上称这个成本为机会成本。因此我们在做任何选择时,都要按照比较成本优势的思路,做自己最有比较优势的决策,而不是什么都想试一试。

(三)信息的不完全

信息不完全,原意是指市场参与者不具有关于市场环境状态的全部信息。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扩大到除了市场活动以外的各种选择行为。实际上,任何组织或个人在做选择时,都不具备完全的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一点。马克思曾认为市场经济杂乱无章,不如计划经济井井有条,但计划经济还是失败了。其原因就在于,计划如此大的经济体,需要异常庞大的基础信息作为支撑,然而这种条件从来就不具备。具体到办公室工作,就是要随时保持警惕,每一次调研都可能因为调查方式、样本、分析方法等的差异漏掉一些信息。因为信息不完全,任何规则或制度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工作中,我们希望制定完美的计划和方案,按部就班顺利达到期望值,但经常会有突发状况或没有预见的种种事件打乱我们的步调,因为信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

二、办公室管理的经济学建议

(一)正视理性人的自私性,合理分工,规范流程

每个人的比较优势不同,决定了社会分工或者专业化生产的必要性。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好处是:职责明确、分工合作、熟能生巧、积累知识。就办公室管理而言,部门内部应建立精细化管理模式,按照“定岗、定责、定标准”的要求,明晰岗位职责和考核办法,合理设定每个岗位的权限大小、任务目标、工作量等,使每项工作目标明确、责任清晰,每个工作人员各尽其责。办公室的各项工作内容如何分配、操作顺序如何安排、每个环节如何控制,按照从始到终、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的工作流程,形成一整套科学、规范、可操作的运行模式,使办公室工作始终处于一种规范有序的状态。

(二)认清资源的稀缺性,制定规则,统筹安排

资源是稀缺的,就要从全局考虑,严格按照制度和流程办事。办公室既要维护制度和政策的权威性,又要做好制度和政策的解释工作。尤其是当资源稀缺到一定程度时,更要坚持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原则,坚决杜绝想当然、随意性、开后门,在整个组织内树立起规则意识。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而言,工作任务繁重时,时间也是稀缺的。制定工作计划和安排工作任务时要充分考虑各项工作任务和时间安排的机会成本,权衡比较成本优势,结合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变被动为主动。

(三)承认信息的不完全,留有余量,加强控制

在作决策、制定规则之前,要尽可能充分地收集信息,拓宽信息收集的渠道、范围和方式,增强样本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加强数据筛选和分析的科学性。有条件了解其他单位、部门或经验人士成功的方式方法,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要充分意识到人预知未来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无论是安排日常工作还是做计划和决策,都要留有余量和退路。工作任务尽量提前安排完成,不要因为拖延症陷入忙天慌地拼命、乱七八糟地对付的陷阱。信息是动态变化的,计划可能赶不上变化,避免凭经验办事,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检查、评估和控制,尽早发现缺陷并及时调整。

三、结语

第7篇:公共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 京津冀;资源共享;开放大学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 21. 133

[中图分类号] G7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5)21- 0245- 02

京津冀一体化由“首都经济圈”、“京津唐工业基地”发展而来,目的是为了加强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而教育作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要加强融合。

1 京津冀高校发展现状

京津冀地区共有高校252所,其中北京87所,天津55所,河北110所。如果从平均数量来说,每个市(地)能平均有6所,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资源的分布却是不够平衡,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京津一线,以及河北的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等地区,其中北京的海淀区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市是各类高校的主要集中地区,两地拥有的高校占京津冀地区高校总数的28%。并且在众多高校中,本科高校主要分布在京津地区,拥有占本科高校总数65%的93所高校,河北地区是各类专科高校的聚集地,数量达到58所,占专科高校总数的59%。京津冀地区高校资源分布不够平衡,但是从高校资源总量来说,相对还是比较丰富,加强京津冀地区的高校合作,充分利用各个学校的资源优势,取长补短,加强资源共享,对于整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学习的方式更加多样,学习的地点更加灵活。依托于网络运营机构,借助虚拟专网、互联网、教育科研网、移动通信网和卫星网等各种网络,以及学习终端的建立,为资源共享提供了基本的技术保障,使资源共享成为可能。

2 开放大学的发展需求

国家开放大学成立于2012年7月,它依托于广播电视大学的现有体系,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施远程开放教育。国家开放大学坚持宽进严出的原则,免试入学、注册入学,并且实行弹性学制、学分银行等方式,学习时间相对宽松,开放大学的学习模式打破了传统普通高校的局限性,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多种学习需求,为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继续教育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教育公平,为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助力。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源结构的变化,开放大学成人教育得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以河北开放大学为例,它先后开设了理、工、农、医、文、法、经济、管理、教育等9个学科140多个专业,但是开放教育招生情况来看却不容乐观。在挑战面前,如何完善自身建设,保持并增强自身的实力,提高对于学生的吸引力,是开放大学发展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在学校的整体发展,资源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吸引生源,为学生提供更好服务的基础。开放教育的生源主要为在职人群,这部分学生工作压力重,需要抓紧业余时间来提升自己。在这个前提下,为学生建立充足的网上学习资源,依托于高效的学习平台,深入发展各种客户端,对于节省学生的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资源建设方面,开放大学的各个教师也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以行政管理本科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这门课程为例,国家开放大学的古小华老师就在不断的探索,最终建成了国家级网络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了视频课堂、综合案例、移动学习数字教材等各种资源。为开放教育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便利。但是行政管理本科这个专业所涉及得主干课程包括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行政领导学、公共政策概论、政府经济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城市管理学、西方行政学说等8门,而学生修够学分达到毕业要求需学习的课程在20门左右,而国家开放大学在本专业具有的专兼职教师数量为7人,因而在资源建设方面,开放大学不仅需要物力、财力,人力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京津冀高校的资源情况

京津冀高校的资源丰富不仅是数量较多,从历史上看其中有百年历史的院校也有很多,并且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等一批全国一流的学府都在这一区域汇集。这些学府不仅硬件设施完善,也汇聚了全国顶尖的学者、教授在此工作研究。以行政管理本科为例,本专业全国排名前五的学校,京津冀地区就占据了3个,其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占据了第一和第四的位置,在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不仅有本校的学科优势,还借力于政府管理学院的师资优势,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管理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培养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基础、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方法技术的一流人才。目前本专业有行政学理论、当代中国政府管理、人力资源、公共经济等几个专业方向,包括政公共管理学原理、公共政策与分析、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19门课程.教授10人,博士生导师8人,具有本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完整的培养体系。从1985年开始,已经有18届学生毕业。而毕业的学生也主要分布在中央与国务院各部委、国有大中型企业与重点高校工作。中国人民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资源也是十分强劲,专业所在学院现有全职教师75人,其中包括教授30位(含外籍教授2人)、副教授32位和讲师13位,其中73人拥有博士学位者。并且专业教师的教育背景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工学等多个方面,为学生的综合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4 开放大学与京津冀高校的合作建议

由于高校的扩招,生源的逐步萎缩,使开放大学成人教育得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开放大学要想长足的发展下去,必须做出改变,从学生的实际情况着手,结合社会发展的现状,不断完善自身建设,进而增强自身的硬件设施和实力,为学生的学习做好服务,从而提高对于学生的吸引力,而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为开放大学成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加强与附近高校的沟通,共同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机制,极力促成与其他高校间的各种资源共享,对于开放大学的发展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从而避免了资源的重复建设,提高了其他京津冀高校资源的利用率。对于开放大学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4.1 加强教师资源的合作机制

高校教师资源不够均衡,这是在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努力实现各个高校教师资源的共享,充分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目标, 对于各个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从开放大学和京津冀其他高校的的师资共享的机制来说,可以通过名师、名教的交流为起点,以学术讲座、学术交流为基本形式,从而加强双方学校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如开放大学可以聘请其他高校相关科目的顶尖学者来为我学校学生做专题讲座。并且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加强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上的合作。现代社会的每一项重要理论和重要研究成果都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因而开放大学和其他京津冀高校教师加强科研方面的合作,可用相互的优势,取长补短,分工合作,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形式上可以将一个课题分成若干子课题,各个教师利用自己的优势予以研究,大家共同完成。

4.2 强化课程资源的共同开发

开放大学的学习形式是学生网络自主学习、学校提供远程支持服务以及教师面授相结合的一种相对自由的教学方式,因而网上课程资源的建设对于开放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从开放大学的发展来讲,也有创建优质教育资源,丰富课程资源的种类、提高资源覆盖面,为各类人群特别是基层学习者提供更好更多的教育服务的需求。因而加强与其他京津冀高校的合作,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来建设符合开放大学成人教育发展需要的课程资源是开放大学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在课程教学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双方可以从各专业的共同学科为着眼点,结合双方学生的特点以及切实需求,来创建相应的视频资源、案例资源、习题资源等,并把课程教学资源的建设作为一项长远性工作来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终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另外移动互联学习终端作为课程资源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开发也不容忽视,这类资源的建设可以采取聘请高校学者来参与开发的形式,从而加强双方的合作沟通程度,此学习终端也有利于社会成员的泛在学习,并且帮助开放大学建立强大的远程教育信息化支撑平台,为众多学生提供学习服务。

5 结 语

开放大学成人教育的发展需要不断更新各种资源,而京津冀的各个高校也在发展中不断进步,资源充足。在此基础上开放大学对于寻求高校资源共享持主动积极态度,努力消除京津冀高校间壁垒,通过政府协调,学校主动寻求合作等方式来完成高校间的资源共享。双方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和完善成人教育的体系,为成人教育的不断发展而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1]丁蕾. 开放大学环境下课程学习资源建设的思考[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1).

第8篇:公共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克强经济学”;供给经济学;萨伊定理;减税

1 供给经济学的起源及主要观点

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局面,其正宗地位受到极大冲击,供给经济学于此时在美国应运而生,因强调供给即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得名。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实施“里根经济学”,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供给经济学,“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如削减政府开支、减税、改革规章制度等正是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信奉“萨伊定理”,强调供给第一

在需求和供给关系上,供给经济学信奉“供给创造其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凯恩斯的刺激需求措施是引起滞胀的根源。其逻辑是:需求增加并不一定造成实际产出增加,反而容易引起物价上涨(特别是货币超发时),导致储蓄率下降,利息率上升,从而影响投资增长和技术革新,滞胀因此形成。

供给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水平和能力,应当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而非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国家应该制定“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投资和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平稳。

1.2 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供给经济学基于萨伊定律,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平衡的,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只会给予过多的、不适当的管理限制,从而阻碍了企业生产增长。例如价格管理、失业救济、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政策造成工资与物价水平在危机时依旧坚挺,而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造成社会资本的浪费,阻碍了生产,削弱了供给,造成供求失衡。

1.3 降低税率,刺激供给

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但是供给水平的大小即产出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而劳动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决于各种刺激,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时最重要、最有效,税率的变动影响着劳动力的供应,影响着储蓄、投资等各种经济活动,人们关心的是税后收入。

减税有诸多益处: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增加经济产出,抑制通胀;减税增加产出,扩大就业,同时刺激劳动者工作热情,富人更富,但是穷人也增加了收入;减税因为增加产出,课税基础扩大,政府税收可能不减反增。

1.4 削减政府开支,反对赤字财政

供给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也内涵了政府要削减开支,因为政府刺激需求的举债政策很容易造成财政赤字。同时还反对政府过多的军事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认为过多的社会福利容易滋生穷人的依赖心理,不利于扩大就业,提倡智力投资。总之政府支出容易造成企业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政府要注重财政支出的平衡,不能过多地去和企业抢夺社会资本。

1.5 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反对通货膨胀

正因为信奉萨伊定律,供给经济学主张政府的货币政策应该有所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适应即可,不可盲目扩张。

2 “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巴克莱资本公司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执政伊始,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面要求中国出台新的经济刺激的呼吁,同时整顿金融秩序,特别是影子银行业务,摸查地方政府债务,为之后的结构性改革铺平了道路。

观察新一届政府出台的若干重大经济改革措施,确实印证了国内外学者的判断,即背后有着供给经济学的影子,国内的贾康、白重恩等学者更是开创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新一届政府出台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政府不断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表明了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心,不断退出在各个领域的干预,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刺激供给。如取消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准入类职业资格,有利于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创业精神。

2.2 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但离发达国家80%的水平尚有很大的距离,政府现在认识到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让农民进城,盲目城镇化只会加大房地产的泡沫,形成虚假需求。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让有条件的农村户口在城镇落户,解除制度供给方面的约束,刺激社会供给产出。

2.3 建立上海自贸区,推动区域合作

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在WTO规则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对外经济的空间与活力,中国政府设立上海自贸区,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同时积极倡导建立陆路和海洋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和欧盟、南美、非洲的经贸合作。通过制度改革来减少政府对外经贸的干预,通过国际货物运输路线和方式的优化来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了外经贸供给产出的增加。

2.4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可以让民间资本有较好的投资出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借产权变化来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从而避免和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

2.5 实施定向降准,启用PSL工具

为提高“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通过定向降准鼓励金融机构提高配置到“三农”和小微企业领域的贷款比例,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了支持棚户区改造,央行向国开行发放万亿元抵押补充贷款(PSL);同时坚决压缩产能过剩行业包括房地产的贷款。货币政策有保有压,新增贷款规模不断缩小,严防通胀。

3 对“克强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

从以上分析来看,“克强经济学”下的主要经济改革措施体现了供给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但是基于供给经济学理论,尚有出台新措施的空间。

3.1 降低税率

有学者测算目前我国宏观税负达到40%以上,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税负在20%左右,美国是30%,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劳动者的减税,同时规范不合理的收费,激活中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储蓄和消费水平。(下转第290页)

(上接第224页)3.2 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

目前国家和地方已经在大幅度压缩三公消费,但在公车改革这块需要加大力度,避免车补成本超过改革前用车成本。

加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薪酬改革,避免社保基金亏空而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负担。

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轻易盲目乱投资增加债务,尽量退出经营行为,只提供公共产品。

3.3 加快反垄断的步伐

供给经济学是基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垄断既压抑了供给,又限制了需求,因此国家需要加快反垄断的步伐,反垄断的对象包括在中国市场上经营的所有国内外垄断企业,要打破垄断的制度壁垒,允许不同资本自由进入,同时要注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启蒙消费者维权意识。

【参考文献】

[1]巴克莱资本公司.经济学的三大支柱[N].东方日报,2013,06.

[2]贾康,徐林,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比较与分析[J].现代产业经济,2013,05.

第9篇:公共经济学范文

同专业不同、兴趣不同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层次并不相同。与经济类专业通常会在本科阶段继续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不同,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本科阶段一般只安排初级课程,但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内容一般都会达到中级程度。因此希望继续深造的同学就需要掌握中级课程的有关内容。初级宏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济学二者尽管概念体系一脉相承、教学内容结构类似,但是同样的知识,分析深度和应用的数学工具都差异甚大。如果完全不具备灵活性,只是拘泥于初级课程的固有内容,就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阻碍其继续深造。

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重点

1.针对学生需求层次不同,开设多层次的宏观经济学课程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一般都会开设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但是如前所述,也有部分学生需要学习了解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此种课程设置就会不敷所需。因此,教学改革的着眼点,首先应当对授课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与理解前提下尽量涵盖中级课程内容,以兼顾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这一点看似困难但却有其实际可行性。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经较为完善,无论是初级还是中级课程,其知识结构及使用的概念体系都基本相同,所区别的只是形式化程度或抽象化程度的不同,即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的严密程度不同。只要学生具备相应的数学知识,就不会影响对课程的正常学习与理解。当然上述方法只是在现有课程设置条件下的治标之策,更进一步的治本之策是有条件的学校争取在大学高年级以专业选修课形式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以满足希望继续深造和有更多学习兴趣的学生的需求。这是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做法,但对各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师资结构和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视为未来的长远努力方向。

2.丰富教学模式,改善教学质量

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固有现状角度出发,相对微观经济学而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较为松散,各部分知识内容各有特色,并且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非常紧密。针对这一特点,具体到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当中,就应当针对不同部分知识采取更为多样的教学模式,保证学生全面掌握各部分内容,达到形散实不散的教学效果。例如可以通过跨国情景比较的方法讲授经济增长理论和一国收入水平的衡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国民收入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内涵。用学生作为主体亲身参与的方式讲授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应用课程当中学习到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对一些现实问题如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经济焦点话题展开分析讨论,一方面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囫囵吞枣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让学生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来源于现实的科学,并非仅仅简单体现为课本上的单薄原理与教条。让学生体会到学有所用乐趣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其学习热情与兴趣。另外,如前文所述,现代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分析工具,而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这些数学工具并在现实中能够加以应用,就必须进行足够的习题练习,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每一章节之后都会提供大量课后习题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由于课时安排有限,很难做到由教师在课堂上对课后习题一一进行讲解,所以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设置研究生助教的方式,在正式课时以外时间详细讲解课后习题,帮助学生消化课程内容。

3.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如前所述,一方面宏观经济学课程包括近20章内容;另一方面,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又相对有限。同时一般只有1-2次考试机会来最终判定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这些特点正与高中阶段教育相反,后者的教学时间较为充裕,涉及的知识范围相对有限,并且可以围绕同样知识内容反复进行多次考试,以加强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因此单纯采用植根于高中教育特色的闭卷考试形式就无法非常准确的判断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真实理解与掌握。有些学生可能通过死记硬背获得较好的卷面成绩,但实际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考试结束之后死记硬背的内容很快就付诸东流。有些学生可能对经济学理论的整体理解更为清晰,但一次性考试固有的偶然性会削弱真实知识水平与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因此,除了最终考试以外,还可以结合采用课程论文、主题发言等多种形式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实际掌握程度,并令其在成绩评定中占据一定权重,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成绩评价结果。

4.尝试采用英文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