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情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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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关键词：创新；社会治理

一、对社会治理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

党的十以来，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概念和重大任务。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基层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国家治理必须突出民主与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法治公民一体化建设。

在我国，社会治理就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吸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社会治理主体参与，通过多种管理手段和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过程。按照十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努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社会治理良好局面。

二、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行政化、机关化现象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大量地转变为“社会人”，社区成为我国社会服务和治理的新载体。然而，事实上我国社会管理整个体系中，行政部门的职能并未削弱，甚至呈现相反的倾向，在政府的职能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仍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当成是基层行政部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和行政事务，社区居委会全部工作几乎都要接受上级党委、政府等各部门的监督和考核。

（二）基层社会治理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需要我们继续协调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兴盛是社会前进源源不断的动力，更是基层自治最直观的表现。从社会协同方面来分析，我国的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地组织起来。随着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所代表的是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就有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这样会有效的在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之前，通过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协商的方式将矛盾化解，面对不同群体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公共需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但是，基层组织结构过分行政化、机关化抑制了基层社会力量与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壮大，进而影响到基层社会组织服务和治理职能的发挥。

（三）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财政资金的投入不足导致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健全的基层服务体系必然包括政府、市场、基层自治三方服务体系，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往往不能适应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基层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在覆盖率和供给上依然处于老旧和供不应求状态，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最直接原因是财政资金的不足。

（四）基层社会治理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

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法律是社会管理最根本保障。然而，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在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方式总体相对单一，很多时候采取的是强制性手段和行政性手段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忽视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及时作出对应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

三、新形式下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化运营

在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时，要有效利用社会力量，使得社会上的资源得到较好利用，形成多方参与的良好局面，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共建机制、协调机制和市场机制。既要发挥出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要素流动上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出政府的服务作用，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激励政策，有效利用社会性资源，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二）组织化拉动

探索组织服务组织的工作模式。要对社区内的高端公益事业性组织机构和基础性组织机构进行必要扶植，常见的有社区组织发展中心、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等，让这些组织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特别是在策划公益事业、扶助社区组织和培训相关负责人等方面有明显的效果。要号召社会组织通过建立起公益组织孵化器的方式，给被孵化的社区组织提供必要的创业资源，帮助社区创立的公益组织更好地成长起来。

（三）多元化发展

社会组织服务要适应多元化的趋势，建立更多的社会组织类型，以此满足不同阶层居民对多元化生活的需要，从而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会组织建设中去，真正把社区当成“家”。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系。社区在发展社会组织时，要通盘考虑，突出重点，推动社区治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要有“走出去”眼光，加强与其它社区的交流学习，让活动样式更加丰富，同时为广大居民参与活动搭建更大的平台，让社会融合力和多元发展格局得到有效拓展，让社区居民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法制化监管

建立与社区组织发展相适应的法规制度体系，并加大和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落实力度，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进行改善，帮助社区组织更好地发展。同时，还要加强自我约束机制的建设，让社区组织自我评估意识得到不断强化，内部监管得到有效加强，让社区在财政收支、社会捐赠等方面的信息更加透明。注重互律机制建设，加强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切实通过相互的交流、监督和合作，实现社区组织共同发展、全面进步。

第2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项目名称

共筑文明社区

温情送到家

一、项目主题

重点围绕“往社区走”战略，助力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共青团又是和团属力量特长，关注“老、小、旧、远”以及关注如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民生“痛点”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公益劳动。

二、项目特色

本次项目将通过深入基层社区，了解基层的治理建设工作内容，关怀独居老人，美化改善社区环境，营造温馨家园而展开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动。

三、项目主要内容

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决定于“”社区进行志愿服务活动。通过进行一系列社会实践和公益劳动为该社区和该社区居民们提供一个更加和谐舒心、绿色环保的居住环境。

关怀独居老人。随着上海等一、二线城市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家中年轻一辈都在外打拼，留下家中长辈们独自在家。由于无力支付家政费用，对“养老院”的固有偏见，对“家”的观念根深蒂固等等原因，不少老人都是独身或是老夫妻相依，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生活，从而对生活上造成了许多不便，更有甚者酿成悲剧。对此我们团队将对该社区进行的其中一项志愿服务活动便是关怀独居老人，为他们送上一份“温暖”，包括为他们整理家务、故障反映、聊天舒心等等。

美化改善社区环境，营造温馨家园。居住环境间接影响着人们幸福生活的指数，美好和谐的社区环境能使每一个居民生活锦上添花，通过对社区环境的美化，和卫生知识的普及，从而为居民们的生活增添一份精彩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我们将采访居委会工作人员，了解社区治理建设工作，帮助工作人员清理社区中隐蔽角落里的垃圾，装饰美化社区公示栏、宣传板，清理小广告和传单，为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等等。

四、项目活动日程安排

（一）策划组织阶段

根据学院关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的通知要求，结合实际拟定实践项目主题，针对目标对象进行志愿服务活动。

（二）材料准备阶段

对项目人员进行任务分工，明确工作要求和职责，着手准备项目相关材料，为调查和后期项目总结做准备。

（三）调查实施阶段

根据项目内容进行实地活动，完成项目设定目标。

（四）总结提炼阶段

将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文字材料、影像材料进行整理、加工和提炼，撰写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结题书。

五、预期成果概述

通过本次志愿服务活动，我们不仅体会到了基层社区建设的不易，也感悟到了亲情的珍贵。

在基层社区中，治理生活环境、维护社区治安、反映和处理关系到居民切身利益问题等等平时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仿佛隐形的工作，其实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为社区工作提供创新管理观念或方法，提高治理效率和效益。

隐藏在基层社区中的“独居老人”不在少数，使我们感到了生命的坚韧与亲情的宝贵。他们虽然已是垂暮之年，身体都不太好，但为了子女的幸福，依然勤俭节约地生活，只为给予子女更多。有许多老人甚至还为工作忙碌的子女分担家务和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但大多数的他们一年之中都鲜少见到子女儿孙的面，只能日复一日地思念与等待，令人心酸，令人深思。

六、团队分工

七、经费预算

交通费：

以实际车票价为准

住宿费：

无

其他项目（如市内交通、文档打印复印、文具等）:

文档打印复印:以实际文档打印复印为准

共计：

以实际车票价为准

八、团队安全应急预案

（注：此部分主要针对实践过程中预计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前准备的应急措施，如当地的民俗情况、当地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可能对于实践活动带来不便的情况，如何预防、如何解决等等）

1、自然灾害问题。如地震、暴风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问题。应对措施：

（1）事前了解天气预报，上网了解当地当天的地理情况。

（2）加强安全保卫教育，当地震发生时，学会一些应急的应对措施。

2、人身安全问题。如交通事故、当地人民歧视、遇到抢劫等。应对措施：

（1）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2）由于语言沟通问题，地方人员可能会带有歧视眼光。对此，我们应该主动并善于与当地地方人民交流和沟通，不得粗言滥语甚至出口骂人。

（3）人身安全第一。在遭遇强盗时，不可盲目与其争斗，而应视实际情况，尽可能报警呼叫救援。

3、财产问题。由于人生地不熟，对交通和各地方的地理分布不清楚，可能会遭到路人的欺骗；再有，在公交车上或者在街道上可能会遭遇到盗贼或者强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对措施：

（1）熟悉活动地点的地理分布。活动之前，务必事先了解调研活动地方的交通和地理环境。

（2)公交车上、街道上小心保管自己的财产和重要资料，发现偷窃或可疑人物及时联系调研小组。

（3）出去调查时，尽量不要随带贵重物品出去。

指导老师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意见

（

盖章

）

年

第3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建设的目标应该兼顾国家战略和基层发展两个维度。在大学生“村官”工作领域，国家基层战略关注的具体目标是：国家政权延伸至农村，以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推进和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党和国家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大学生就业率的提升，舒缓因就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压力，同时形成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导向，使更多的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等等。农村基层发展关注的目标是：基层公共事务的处理、公共问题的解决，以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层面都享受到更多的实惠。可以利用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目标分析矩阵（图1）来说明：纵轴表示的是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的关注程度，自下而上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横轴表示的是对农村基层发展目标的关注程度，自左向右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这样，大致区分为四种目标类型：

第一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和农村基层发展目标的关注程度都很低。这是一个“盲目型”的目标模式，与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品性格格不入。

第二类：对农村基层发展的关注程度较高，而对国家基层战略的关注程度较低。这是一种“基层取向型”的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着眼点专注于农村基层发展上。这种取向容易获得农村基层的认可，但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关注度不够，也不可取。

第三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的关注程度较高，不在意农村基层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控制型”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着眼点专注于国家政权的延伸之上。乡村社会在大学生“村官”工作中感觉不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层面的“实惠”。

第四类：对国家基层战略目标和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目标都较为关注。这是一种“多元协调型”目标模式，将大学生“村官”作为中介，链接国家基层战略和农村基层发展。具体而言，通过大学生“村官”的介入，一可以服务于国家基层战略，增强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既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和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又通过基层锻炼，促进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为党和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二可以服务于农村基层社会发展，通过大学生“村官”这一新型力量促进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全面发展，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与数量；三可以在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大学生“村官”自身的成长成才和自我实现。“多元协调型”目标模式有机协调、整合了多元主体的价值偏好和目标取向，也具有一定可持续发展特性，是可取的目标模式，也是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建设中必须明确和服从的目标前提。

二、长效机制的内容：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长效机制是属于“工具范畴”的，其合理性需要以“目的”为基础，只有服务于“目的”的“工具”才是合理的。工具理性指的是通过精确计算的方法选择行动方案的理性，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思维来判断采取何种行动实施何种政策。价值理性指的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以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是否行动、采取何种行动取决于该行动蕴含的价值意义是否合适，是否符合伦理需求。上文第一类既不关注工具理性，也不关注价值理性，属于非理性型，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建设如果遵循此类理性模式，将无法真正推动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自然也就不能称之为“长效”机制。第二类“价值取向型”理性模式强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人性化、伦理化和价值化，更多强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建设要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目标。但是，目标的实现需要切实的工具予以实现。若一味强调目标而不关心工具（即长效机制）的科学化程度，目标也就无法很好实现。第三类“工具取向型”理性模式强调关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高效化。但是这种理性模式似乎忘掉了大学生“村官”工作应该担负的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目标，属于是“没有目标”的机制。现有的大学生“村官”工作机制建设更多属于此类。第四类“目标—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以大学生“村官”工作应该担负的“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为目标前提，在此基础上科学设定有关体制机制，以科学化的方式实现目标。它有助于实现大学生“村官”工作机制的“长效化”——既被多元群体所认可，具有可持续性，又兼具有效性，能够实现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预期效果、效能和效率。

建设中的目标—工具关系

体现目标—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的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应该主要包括如下三大方面的内容：

一是坚持差别化的选聘、培养机制。“差别化”的原因是实际情况具有多元化特征，村情有差别，大学生“村官”的个性、专长和价值偏好也有差别。因此，在选聘大学生“村官”时，不能单凭“行政能力”、“申论”考试成绩，而应该兼顾任职农村需求、应聘者专业特长和偏好；在任职安排时，也不能单凭直觉或随机进行，而应该结合村情、村需，结合大学生“村官”个性特点和意愿等综合考虑；在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培训、培养时，更不能实施“一刀切”模式，而应该根据创业富民、服务亲民、村务管理、专业技术和复合发展等五类分类实施。

二是基于农村公共需求导向的创业机制。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首先必须保障农村基层公共需求的满足，并通过具体的创业行动切实满足这些需求。最终使得其工作能够符合农村的具体需要，让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层面取得发展；实现大学生创业与富民相结合、发展企业与发展农村事业相结合、自我实现与农村基层发展相结合；大学生“村官”顺利“进村”、有效“干事”，使大学生“村官”的个性特长、专业特长与现代农业、现代农村、现代农民无缝隙对接等。

三是兼顾国家战略和基层发展的考评机制。考评具有引导、诊断、监督和激励的作用，是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当中的重要内容。据调查，现行考评机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更多针对大学生“村官”本人开展测评，而对某一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工作考核的机制并不多见；更多笼统地、原则性地考核德、能、勤、绩等几方面，并没有切实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这一目标。因此，以后需要做到如下几方面：考评指标的设计要紧密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这一目标，重点考察大学生“村官”工作以及个人对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的贡献度；考核内容设计要详细结合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两个维度；考核方式、考核期限、考评主体、结果运用等方面要科学、规范、有效；不仅要建立针对大学生“村官”个体、群体的考评机制，而且要建立针对某地区、某部门大学生“村官”工作本身的考评机制等。

三、长效机制建设的组织实施：增强协调与统筹

在长效机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统筹层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效。这需要一定层次的统筹、协调，否则难以促成多元主体的配合，自然也就无法实现机制的“长效化”。目前，应该增强省、市级的统筹力度，由省、市级组织部门牵头，财政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等部门联动统筹实施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设。具体而言，需要着重提高如下几方面的统筹层次和力度：

大学生“村官”选聘培养、激励保障、干事创业机制的统筹。一方面，目前存在省聘、市聘、县聘、乡聘乃至村聘等各类大学生“村官”，在来源、选聘标准、“村官”素质、村官的身份、职能角色定位和工资待遇等方面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各地各级有关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培养、干事创业、激励保障等机制参差不齐。这种多层级、缺乏统筹的工作机制在本质上属于“粗放型”，工作整体绩效不高，与“国家基层战略—农村基层发展”相融合的工作目标不相适应。因此，在选聘、培养等方面的机制需要省级、市级统筹，实现整体上的协调和总体工作效率、效果的提升。

大学生“村官”工作监督管理的统筹。目前对大学生“村官”工作本身的监督管理不够，使得实际效果在不同地方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地方大学生压根就没有进入农村，而被乡镇“截留”；有的更多从事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如人口普查、迎接上级检查、整理会议材料等；很多地方大学生虽然形式上“进村”了，但要么忙于自己创业，要么忙于准备考研、考公务员，并未真正担当起“村官”职责，等。因此，对于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制要加强，使这一工作切实生效，省级、市级有关部门要承担此类责任。

大学生“村官”出口机制的统筹。促进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明确其未来出路是保障大学生“村官”积极干事、促成工作绩效实现的重要环节。目前虽然在整体上形成了留任村干部、公务员选拔、自主创业、另行择业和考学深造五条出路，但这五条出路过于宏观，在各地五条出路的各自“流量”和“拥挤程度”不同，对五条出路给予的优惠政策、支持策略也不同，具体成效自然也参差不齐。这种现象一方面使得大学生“村官”整体的流动效率和效果降低，另一方面容易使得大学生“村官”在相互攀比中产生不公正感。因此，需要着重提升省级、市级在五条出路方面的统筹力度。

第4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关键词】基层社保经办机构；服务能力建设；社保

近十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在此期间，我国的社会保险体制日益完善，医疗、养老等主要的社保项目日渐丰富并开始向农村地区扩展，制度覆盖面与基金征缴额逐渐提高。但是，我国的社保经办机构的发展却相对缓慢，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能力之差尤其突出，普遍存在信息化建设不足、人员负荷过重和运行机制不畅等诸多问题。加强我国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是维护我国社会安定团结和确保人民群众利益的迫切要求，同时有助于提高我国整体的社保经办机构能力建设，意义重大不容忽视。

一、基层社保经办机构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保险事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社保事业向县级以下城镇的发展，以及社保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得基层社保经办机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办机构管理出现了信息化系统滞后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保工作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效率。

（一）信息化系统还相对滞后。随着社保事业的发展，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将更多的依赖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支持。通过对信息管理的系统化，可以使经办机构的业务得到更好的规范和监督。但是就信息系统的现状来看，经办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建设普遍滞后，对目前日渐提高的经办要求无法适应；各种信息系统进行分散管理互不兼容，难以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信息系统功能不够完善，具备多功能服务系统中的子系统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发，不能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信息化建设的集中程度不高，各信息系统互相不兼容。业务运行系统是各自进行开发建设，并且服务功能也不同，不能有效利用业务经办之间的关系。封闭运行、分散管理构成社保机构之间的隔墙，信息资源无法共享，对综合治理不利。各种社保信息系统时常重复建设，信息化资源浪费、分散。

（二）机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社保经办机构承担着帮助人民受理国家社会保险的义务，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因而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而基层社保经办机构名称的不统一会导致标识不鲜明，公众识别度不够高，很难为公民提供便捷的服务。如江西省，萍乡市的医保经办机构的名称叫萍乡市医疗保险管理处、机构规格是副处级，而鹰潭市的医保经办机构则为鹰潭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办公室、机构规格为正科级。

经办机构层级和规格的不一致同样对社保经办业务的开展和经办公作效率有影响。如在江西省脓包试点县，全省共11个试点县，其中有三个县的新农保是由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统一经办。而其他县区则另外成立了农保局。农保和城保本来同样属于社会保障养老保险范围，由于另外设置部门经办管理，造成政出多门、资源浪费、工作效率低等问题。

（三）业务量剧增，负荷重。随着基层参保人数的增加，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人均工作量日益增加，经办机构超负荷工作的情况十分普遍。然而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在经费和编制上却没有相应增长，业务需求与经办负荷程度明显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加之经费不足造成的软硬件系统建设的滞后，对经办工作的效率有直接的影响。

二、优化基层社保经办机构能力建设的对策

加强能力建设是社保经办机构建设的关键。针对基层社保经办机构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根据经办机构的性质和职能，做好工作定位，解决好相应的经办能力缺陷问题，达到提高社保经办机构能力建设的目的。

（一）信息系统建设升级。进一步加强社保信息系统建设，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构建统一、集中的大系统，集信息技术的资源优势，支撑各种业务经办，达到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争取尽早实现对法人信息和个人信息的综合及集中化管理，通过建立社保电子档案管理方式，及时了解参保个人或者单位法人的各种综合信息，从而使管理效率得到提高。加大对硬件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并确保资金足额按时拨付到位，保证对系统建设的财力支持。扩大系统的应用范围，提高系统的应用水平，完善系统的多项服务功能。

（二）管理体系建设升级。对社保经办机构的名称和规格进行统一，以便于公众识别。如在各地级市，社保经办机构的名称统一为xx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xx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机构的规格为副县级或者副处级，以方便地区间社保工作的衔接和经办工作效率的提高。通过管理模式设计，形成领导决策、专业管理、业务运行以及综合服务式的管理体系，做到领导负责重大决策；专业管理层进行监督管理；业务运营层落实政策；综合服务层负责对外服务。

（三）提高经办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社保经办机构作为社保的窗口服务单位，责任重大。社保经办机构要主动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对经办机构的现场管理，强化过程监督与考核，提高经办机构的工作效率。经办人员的培训应与社保经办组织战略的近期安排和长期规划相适应，培训内容应该涉及业务知识、组织机构、公共管理、操作流程等方面。在教员、教材、培训方法上都要进行创新，做到与时俱进，培训结果要同职业资质、考核、薪酬联系起来，以调动员工学习的积极性。对于地区之间经办员工人数的不平衡，上一级管理机构应该合理调配经办机构人员人数，从而使经办设施的资源配置达到优化，最终提高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效率。

三、结语

社保事业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社保经办机构作为社保事业的基础重点，加强和提高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关系到每个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一项政治工程，也是一项社会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因而提高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是落实服务于民的重要任务之一，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第5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关键词：吉林市 智慧社区 建设典型培树 问题研究 探索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01-02

现阶段，“智慧城市”的概念已经在国内逐步得到关注和重视，未来城市建设与智慧电子网络等结合将更为突出，智慧城市建设将是重点体现。智慧社区建设是城市智慧化的重要环节，随着新技术、新的管理方式以及先进经验的引进，其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选择。基于当前吉林市社区管理薄弱，社区服务不够深入，社区参与意识不强等状况，综合国内外智慧社区典型培树经验的基础，有的放矢地针对存在问题进行对策探索。在借鉴国内外智慧社区典型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典型培树分析，建设有针对性的智慧服务平台。提出植于政府宏观调控下，构建新型管理方式，发展智慧服务理念；同时结合社区社会层面，通过建设社区信息服务中心等多功能服务系统，整合社区资源，切实调动社区的积极性；从社区自身来说，社区内智慧平台建设应结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智慧服务体系，创建智能服务系统。

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以及其治理模式还处于探索时期，成功运行的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部分社区，智慧社区建设促进了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变，也创新了社会治理观念、手段乃至内容，终将为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供契机。

一、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研究现状

（一）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内涵

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其定义是基于街道、镇、村等地理区域范围内，利用信息技术整合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和智慧的服务，提升社区居民对智慧城市的体验度和感受度。因此，智慧社区建设首先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突出为民、便民、惠民的基本要求，通过智慧化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打造安全、便捷、宜居的社区；其次要统筹考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智慧社区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因地制宜，扎实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并做好与市级层面社会事业、公共服务项目的衔接工作，减少重复建设；最后探索智慧社区的建设模式和运维模式，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积极利用社会各方资源，合力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二）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基本概况

智慧城市综合了资源多样化、信息交互无障碍化以及信息程序的自动运行化等特点，以实现城市便捷、高效发展和运行为目标。我国从2012年12月开始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工作，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进行试点开展。2014年12月底，在试点的基础上，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达90多个，涉及了全国大部分省份，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设中来。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密切联系智慧建设的受众――社区和社区居民。智慧社区建设，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经验借鉴有限，有必要进行必要的探索与研究。

社区是城市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更是党和政府加强智慧城市建设注重的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率先从社区入手，基层社区的创新管理与建设事关我国发展的根本，随着社区的拓展以及新要求的提出，社区管理模式改革迫在眉睫，结合新时代下新型信息技术以及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与融合，社区管理职能要不断提高，管理模式要进行创新，服务平台也应拓展和创新建设。基于这样的基础下，将“智慧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并在全市部分社区启动了智慧社区建设，是吉林市进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深入研究的根本所在，一方面可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另一方面对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

（三）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研究的内容

1.智慧社区的信息化建设

在基于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上进行应用、整合和再造，通过主动感知和网络互连的方式，建立吉林市智慧社区生态化服务和运行平台。

2.智慧社区的系统化建设

智慧社区强调信息的采集、互通、处理和应用的系统化，通过建立一套符合智慧社区要求的现代化、精细化和标准化的社区公共服务系统。

3.智慧社区的治理化建设

主要是把社区中各主体，即政府公共部门、社区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围绕社区公共事务充分协商的互动过程，综合建构智慧社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基层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转变到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培育社区共同体，重构社区共同体。

二、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培养措施

根据发改委、工信部、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信息惠民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吉林市现阶段要结合社区智慧型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情况，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网格化策略探索。

（一）信息基础设施“树”的网络化

吉林市要基于规划引导、集约建设、资源共享、规范管理、满足需求的原则，依托通信运营商全面开展智慧社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信息网络综合承载能力和信息通信集聚辐射能力，提升信息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和普遍服务能力，满足居民对通信质量和服务的要求。

当前，吉林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从光纤宽带网、无线局域网、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以及应用终端等五个方面着手开展，为社区居民提供高速、安全、优质的上网服务，保障通信质量，为广大社区提供高清电视、高速数据接入和语音等三网融合业务的能力，并借助电脑屏、手机屏、电视屏、社区屏等多种载体，面向不同群体和推送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信息。

（二） 生活服务“树”的便利化

吉林市要以社区居民生活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完善的服务网络，推进社区生活服务建设。

吉林市的生活服务树主要从生活信息、便捷服务开展，汇聚社区周边生活信息，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提供给社区居民，积极创新为居民服务的方式、方法，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三） 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树”的信息化

吉林市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完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功能，推进广覆盖、易使用的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信息化应用，提高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树”主要从社区管理、医疗卫生、社区文化、关爱救助、教育体育以及交通出行六方面着手实施。结合家庭医生制度，创新社区居民就医模式，为家庭医生提供随访、诊疗服务的信息化支撑，并建立完善的预约挂号服务流程，实现实时查看联网医院挂号就诊情况，同时为社区居民建立涵盖个人基本信息和主要卫生服务记录的电子健康档案，以及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实现远程医疗会诊、远程健康监护等，构建社区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社区文化中心的公益文化服务功能，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加强关爱救助信息管理，助力社区帮扶救助和养老助老工作的开展。关注社区学生教育和居民体质，营造社区和谐教育、健康环境，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创建有序、便利的出行环境。

（四）小区管理智能“树”的建设

吉林市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打造安全、舒适、高效的智能化小区，主要做好居住区周界、重点部位和住户室内的安全防范，提高居住区整体安全防范水平，可以通过访客对讲、周界防越报警、闭路电视监控、电子巡更、管理与监控（物业运营管理、公共设备监控和小区门禁管理）、车辆出入与停车来进行管控。

（五）家居生活智能“树”的建设

吉林市可以引用先进技术，实现家居生活设备设施和家庭生活环境的智能化管理和监控，使居家生活更加舒适、安全、低碳，主要从家庭设备监控、家庭安全防范入手，利用各种探测工具和手段，对居家环境进行监控，保障人身和家庭财产安全，提升居家生活品质和安全。

三、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问题探索的意义

智慧社区是一种全新的社区生态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它需要结合到社区民生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社区管理等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进行创新建设。吉林市通过智慧社区的建设来重构社区新型管理和发展建设，结合存在的背景和发展的时代性，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典型培树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智慧社区建设研究的理论意义

智慧社区在吉林市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视角，纵然有理论研究和学术分析基础，但

真正的因地制宜的研究依然处于初级摸索阶段，原有的部分理论概念不能适应新型信息时代背景下社区管理。因此，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需要通过网络背景下，结合网络管理理论，依靠多元治理理论进行合作和自我契合。通俗来说，就是结合时代和信息发展要求，进行新型治理拓展，以更便捷、高效服务和管理为目标。

2.现实意义

智慧社区是社区的高级阶段，在信息化手段的基础上，重构“线下”现实社区和“线上”虚拟社区的结合体。把政府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和个人等都囊括进智慧社区平台上进行互动和协商，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

首先是，政府通过信息化平台技术，建设一系列的智慧服务平台，更加高效地提供了社区服务，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整个社区的服务建设，及时提供社区的必要服务，通过技术化手段进行监控和分析。

其次是，通过智慧社区建设，把社区资源全面整合，把社区的卫生、人文、教育、信息化搜索以及电子商务都进行互联共享，促进了社区的网络化和服务化。

最后是，通过智慧社区建设，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形成社区治理合力。通过打造现代化社区“智慧综合体”，创造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空间和平台，从而为拉近社区成员之间的距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通过此课题研究，分析吉林市智慧社区建设的典型培树的优势和未来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最终目的是实现信息化时代基层社区的科学管理。

参考文献：

[1]张永民. 智慧城市总体方案[J].中国信息， 2014，05：145-156.

第6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关键词]城市基层治理；基层社会；复合治理；网格化治理

一、导论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迁，城市化是其重要特征，这表现在城市的地域、数量、规模、人口的有效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告，2010年城市化率为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相较于1949年与1978年分别提升了42.38%、31.76%（如图1所示）：

若将城市中非农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计算在内，毋庸讳言，城市已成为主导国人的生活区域，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比较关注乡村社会的治理研究，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研究相对薄弱。学术界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1.以街区权力的行政运行为视角。Benjamin Read认为城市居民委员会是行政性草根接触（administrativegrassroots engagemem）的邻里组织，在其中国家创造、支持并管理着城市底层的组织网络，此种组织网络发挥着推进治理与政策执行的功能；朱健刚用“社区行政建设”分析1949年以来街道权力的变迁。2.从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角度：先生认为在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中，应确立起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林尚立将城市社区视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

本文试图从分析城市基层治理现状入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探讨纷繁复杂社会现象背后基层治理所隐蔽的逻辑机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如何实现有效合作的问题。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思考善治的内在理路与社会机制。相较于实验法、大样本统计分析而言，案例研究有助于检验与创造理论、辨识前提条件、检验前提条件的重要性、解释内在的运行机制。以案例为导向的研究注重探寻客观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直接当事人对自己在事件中动机和信念的访谈，这些联系和参与者的陈述可以为揭示因果关系提供线索，而本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具体的原因和结果代表了什么样的更为普遍的现象和内在的逻辑？案例研究的不足在于个案的普推性问题（generalization），因而本文的研究设计采用案例研究、社会调查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从而来理解城市社会管理的真实世界，实现公民的美好生活。

二、城市基层治理的逻辑：以N市X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逻辑是对客观世界的推理、总结、抽象以获得系统知识的思维过程，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而基层治理逻辑主要包括基层治理的基本预设、运行机制与价值取向。下文以N市x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1.案例描述

x社区位于南京市Q区东部，占地24.1万平方米，居住着约1600户居民，不少业主租用小区车位。2010年8月开发商张贴告示：自2010年9月1日起不买地下车位的业主，车子一律不准进小区，由开发商聘用的世豪物业公司随之执行该规定，阻止未买车位业主驱车进入小区。2010年9月1日早上小区物业公司不让未买车位的业主私车进来，引发冲突，傍晚下班时因为小区物业的阻拦导致几十辆小区车停在小区大门外，堵住小区入口与杉湖西路，愤怒的业主打断了小区入口的门栏，9月4日冲突进一步升级，开发商雇佣了当地的小混混，穿上保安物管制服，协助物管暴力打伤部分业主，这期间辖区派出所多次接到业主报警电话。

9月5日多名业主驱车来到Q区政府，将大门堵住寻求说法，z副区长接见业主代表，答应在一定期限内回复相关问题，9月6日x社区所在的仙林街道办事处（归属Q区政府管辖）责令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必须让业主车辆正常停放，在征求小区业主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小区于2010年9月24日召开“首届业主大会”，并且设立10个流动票箱，每个票箱由2名小区居民和2名街道工作人员保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业主委员会，而后由新组建的业主委员会重新聘用了名城物业公司，取用“租售”并行的方式，“车位门”冲突渐渐平息。

2.案例分析

从上述案例出发，取用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从冲突与合作两个层面来理解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

首先，市场的逻辑。在基层社会场域中，理性的主体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追逐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假设车位出租，开发商有一定的收益，也方便了业主停车，双方的收益各自为1，业主是以较低的价格实现停车，开发商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如果开发商将车位出售，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与此对应未买车位的业主相较过去则须付出很高的报酬，开发商与业主的各自收益为（9，-9），因为月租200元的车位还是较昂贵的，而此时若买车位则已从开盘时的8万元涨到13万元，业主难以接受，因而与开发商之间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博弈关系：

个体理性的策略使得拥有地下车库产权的开发商将车位“只售不租”视为最优策略，并且贴出告示：“从2010年9月1日起，不再对地下车库有产权车位进行出租，如需固定车位位置的业主请联系……”，物业公司系由开发商聘用，他们之间形成了“共谋”的关系，物业公司随即通知：“不允许地面停车”，“不买车位，业主开车回不了家”，他们认为业主别无选择，只能购买车位。

业主的理I生选择是拒绝接受，并且打断了物业公司封门的护栏，在小区内悬挂“无良开发商、强卖车位没商量”，“反对强卖车库，还我和谐家园”的条幅。因此在这里，开发商与业主（不合作，不合作）不仅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也是各自的优势战略（dominant strategy），一旦锁定（look in），双方都陷入困境之中，这就蕴含了深刻的隐喻：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治理是不完善的。

新公共管理（NPM）主张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其基本假设为只要满足社区个体的需求则为良好的治理，市场是万能的，依靠“这只无形的手”，人们之间就可以相互合作，提供帮助。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使资源的配置得到最优，舍此别无他途，亦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是个体自利的理性选择，也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甚至整体利益的最小化。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调节，霍布斯认为要保障大家生活得幸福，须“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因为大多数人不但缺乏发现所有定律的能力，即使有也不见得能准确运用。

其次，国家的逻辑。x社区因“车位门”所引发的困境由行政权力的介入得以化解，在区政府、街道的支持下，社区业主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重新选聘物业公司，车位采取售租并用的双轨制，冲突渐渐平息。由于行政体系的权威性、公共性，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与分配能力，使得城市基层政府仍具有较高的危机化解与服务能力。我们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N市6个社区520户居民发放关于“组织信任度”的结构化问卷，问卷题目为：“你认为下列哪些组织能代表与保护居民的利益？”统计如图3所示：

当前随着城市行政资源下沉，国家的逻辑体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科层制结构，如图4所示：

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使得国家政令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而另一方面科层制结构的等级化、封闭性、逆向负责制使得基层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往往存在着迟缓、被动、前瞻性匮乏，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出现梗阻，问题由萌芽生成危机之后才会着手治理，正如参与集体行动的x社区业主所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同时，这种命令——控制型的治理结构也使得不少决策难以反映公众的真实诉求。例如，Q区政府房产局决定对F社区整治出新，施工队进场对居民楼粉刷出新，可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停工了，原来区政府拆迁办通知房产局这里将拆迁，结果居民楼的外墙黑黄相间夹杂在一个立面上，再加上原先还夹杂着一些白色和紫色的涂料，社区居民说：“整幢楼看上去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大花脸，比以前还难看”。基层政府10多万元的花费并未带来群众的满意。

国家的逻辑体现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一条主线，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中国）城市在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产物，城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国家逻辑的基本预设是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出正确而理性的决断，通过政府的深度干预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但实际情况是在纷繁复杂的当下社会，指令的者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正如约翰·密尔所言：“政府一到不去发挥个人和团体的活动与力量却以它自己的活动去代替他们的活动的时候；一到不是对他们进行指教、劝导并有时指摘而是叫他们在束缚之下工作，或是叫他们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们工作的时候，害处就开始发生了。”

本文并不否认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在治理方面的优点，但是当这两种逻辑在基层治理实践变得绝对化后，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并非简单地二元对立。正如“车位门”冲突的平息所揭示：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构建，可以为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的实现提供安全保障，破解治理的困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逻辑与路径：社会管理的创新

“车位门”事件平息后，x社区所在的仙林街道进行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改革，将群众自主参与社会管理与政府公共服务下沉相互集合，形塑多元治理的网格化平台，具体做法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楼栋为基本单元，街道23.17万平方米具体分为6个一级网格，40个二级网格，1144个三级网格（驻街单位），覆盖辖区8个广场、11所高校、14个商业网点、1个经济适用房小区、24个商品房小区、25条道路、908家五小行业、1341个楼栋，如图5所示：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社会管理方法，结果是减轻了一个症状，又导致或引发了多个症状的出现，难以标本兼治。与此不同，仙林街道社会管理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公众需求有机结合，其基本模式为：网格连心、服务为先、多元联动、协同发展的复合治理（如图6所示）：

“网格连心”：以公众为关注焦点，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管理网格化体系，使社会管理服务覆盖到街道每一个区域、各类人群以及所有社会组织，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减少中间环节，缩短管理过程，实施“贴心、安心、暖心、知心、凝心”等“五心计划”，架起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服务为先”：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通过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态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众、前移关口，把握群众意愿需求，及时发现社会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强化风险应对、过程控制，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应急转向源头治理。

“多元联动”：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民主选举产生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优化街道内部干部的岗位责任体系，打破机关干部与社区干部的条块分割，建立街道、社区、网格、驻街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之间的联动机制，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协同发展”：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才、精神文明等工作统筹兼顾、整体推进，促进社区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网格化管理打破了科层制，一方面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引导作用，主动发现问题，解决在民众投诉之前，从源头上解决因决策不慎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重视多元主体的自主、自治与协议作用，构建互惠、合作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力图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保持三者之间的中道，从而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实现互惠互利的合作，弥补政府失败、市场失灵与社会局限。

仙林网格化管理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评中由过去的20多位一跃成为前列，2011年全年月度综合排名获得10个月第1名，2个月第2名，街道综合工作全年在全区月度排名10个月第1名，2个月第2名，先后与驻街高校联合成立了5个科技园、引进项目24个，没有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由于及时解决民众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明显改善，民调满意度达到95%以上，并且实现了“零上访”。那么，仙林网格化管理为什么能成功呢？下面从治理的结构、主体、机制与技术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其运行特点。

治理结构：由金字塔形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街道干部下沉到具体网格，“办公室”设在各自负责的网格中，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依据社会管理对象的特点成立网格服务中心、高校服务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集中解决独立网格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形成网格与中心相结合，提高了行政效率。

治理主体：由单一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政府、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企业、学校、物业公司成为网格治理的节点，通过定期召开的网格联席会议，改变了科层制政府垄断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政府、社会、企业协同参与，多元共治、相互制约的管理格局。

治理机制：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由条块分割向网格集成与综合治理转变，实施“全方位、无缝隙、精细化”管理，力图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治理技术：植入了计算机领域的“云管理”模式，街道建立的中枢架构及高位协调处理、信息服务，形成松散耦合而统一的云处理共享模式，三级网络相互支撑的储存器单位元将社区管理、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民众全部纳入网格化平台，及时采集、存储、分析、反馈与决策，实现信息交换与共享。

由上述对仙林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可知，网格化治理是一个上下关切、左右协调、紧密相连的有机体。从知识谱系上溯源，网格化治理可以归结到苏格拉底。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比如像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在手指部分有痛苦了。”

四、结论与讨论

早期的组织管理在公平与效率两个层面都比较欠缺。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需要依照理性原则建立起科层制组织，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有助于整体性公共产品提供，政府有形之手对于实现社会公平亦有积极意义，但庞大而臃肿的官僚结构压制了个人自由与活力，阻碍了效率的提升。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激发了个人的活力与创造力，有助于组织效率的优化，但政府的缺位无助于整体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机制难以实现社会公平。卡尔-波兰尼认为，现代文明发展的历程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运动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交织共生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市场经济只有在一个全面信任的氛围下才能运转”。

第7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关键词： 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机制创新；法治进路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5-0032-04

针对当前基层纠纷现状，如何更好地构建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以及如何寻求在法治化路径下进行纠纷解决，是改善基层治理机制、维护基层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回应社会转型期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现社会治理和体制创新的主要任务。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即在对当前基层纠纷现状进行介绍、说明的前提下，对当前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具体适用进行评述，提出通过优化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寻求以法治化手段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解决纠纷的路径。

一、当前基层纠纷总体情况概述

（一）基层纠纷的基本内容

所谓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对抗、矛盾冲突存续的一种持续的状态。当前发生在基层地区的纠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传统型纠纷，如婚姻纠纷、继承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宅基地纠纷；另一类是非传统型纠纷，也叫新型纠纷，是指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基层地区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调整等因素冲击下产生的矛盾、冲突，如村民自治纠纷、村干部特定行为产生的纠纷、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土地征用征收纠纷、农房拆迁纠纷、环境污染纠纷、消费者侵权纠纷、农民工劳务报酬及用工损伤损害纠纷等。总体来说，纠纷主体日趋多元化，涉及群众生存、发展权利的纠纷持续增加，纠纷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展，纠纷造成的破坏力更加持久。

（二）基层纠纷的基本特征

目前发生在基层地区的纠纷呈现的基本特点主要是：传统型纠纷的数量持续上升，利益纠缠与纠纷缘由更加复杂，由纠纷引起的矛盾、冲突程度高，如关于赡养父母的问题、夫妻离婚问题及遗产继承问题等，一旦不能及时、妥当地处理，往往极易演化成恶性的刑事案件；非传统型纠纷的类型明显增多，利益诉求表达多元化，诉求渠道相对不够畅通，权利表达与利益救济机制相对缺失，纠纷烈度明显增强，纠纷解决方式多样化并趋向寻求法治化方式解决，对息事宁人的认识基于利益导向不同而趋向复杂化。

（三）对当前基层纠纷的理性判断

基层纠纷产生后，矛盾得不到化解，诉求得不到回应，很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即使微小的纠纷也极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最终引发恶性刑事案件或。虽然纠纷的产生有消极作用，但是也有其积极意义，必须客观、全面地看待纠纷的发生：其一，在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纠纷的产生不可避免，纠纷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利益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一般纠纷是“高压锅”的安全阀，典型纠纷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契机和动力。其二，纠纷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进行纠纷解决时，必须要对纠纷有着理性的认识，要掌握正确处理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的主动权，必须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分析纠纷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化解纠纷并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此类纠纷的再次发生。其三，减少、解决和预防纠纷是政府的基本任务与职责所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主体，必须负起责任，在送法下乡、提供纠纷解决多元机制和途径等方面发挥优势，[1]44-45注重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提供和完善，增强制度建构与机制创新的积极性。

二、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适用的实证分析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共识，也是当前走出纠纷解决困境的基本出路。目前在基层中存在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和非国家纠纷解决机制两类。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层面上可以划分为两大体系、四类机制。两大体系是指司法体系与调解体系，四类机制在基层的具体表现即以司法所为中心的人民调解机制、以公安派出所为中心的治安纠纷解决机制、以人民法院和各类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为中心的调解机制。此外，在基层中还存在各类具有协调性质的调解机制，如乡镇和县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综合治理办公室、县区以上各类协调委员会和协调机构。对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适用的评述主要是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法庭这四类国家纠纷解决机制。

（一）以公安派出所为中心的治安纠纷解决机制

基层治安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的纠纷类型多为治安纠纷及纠纷主体间存在不同程度暴力冲突的纠纷。基于基层群众对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这一认知的高度契合以及基层派出所设置的网络化布局，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纠纷化解的免费性、快速性、主动性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等特点满足了基层群众对纠纷解决的基本要求，基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在未来相对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仅会有越来越多的纠纷流向公安机关，而且排查与解决民间纠纷也将成为基层警务工作的重点。对于以基层派出所为中心的治安纠纷解决机制，应当从快速化解社会冲突、保障人民群众权益和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角度统筹谋划。[2]34-39一方面，作为一种化解矛盾冲突的应急反应机制，治安纠纷解决机制对预防与减少因纠纷而转化为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一纠纷解决机制还需要从加强队伍建设、优化内部管理、完善绩效考核、增加技能培训等方面对现有机制进行完善。

（二）人民调解组织纠纷解决机制

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将基层调解组织的机制建构和制度完善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高度重视基层调解组织机构的规范化建设：以司法所为中心，形成了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村调解小组三级调解组织；以乡镇党委为中心成立综合治理办公室或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进行行政调解；此外，还设立大量行业调解组织、特殊部门调解组织等。另一方面，在调解组织运行机制上予以完善，不仅建立了具有一定职能分工的办公场所，经费投入有所增加，调解队伍不断壮大，调解人员业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且建立了调解档案制度，制作了格式化的调解书，规范了调解的工作流程。

然而，由于调解组织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确定性不强、权威性不够、调解组织专业性不强等因素，也致使其在化解新型纠纷方面能力较弱。同时，适用人民调解处理纠纷的案件数量逐年下降，调解的运行规则被国家机制层面的司法“侵入”，基层群众自愿选择适用人民调解化解纠纷的意识也比较弱化。但是也应该意识到，以和为贵、重视和解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文化传统，作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的存在仍具有现实需要。基于纠纷主体的多元化及尊重主体选择的多元化，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最为及时，修复社会关系的成本最为低廉，在防范社会冲突、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具有天然优势，是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在很长时期内都无法完全替代的。保障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其功能应该从重塑调解理念、强化调解功能、创新调解组织机制、量化评价指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加大扶持投入力度等方面进行。

（三）诉诸的纠纷解决机制

当前，通过解决的纠纷以政策性纠纷为主，主要包括历史遗留问题、法律问题和特殊问题的案件等。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作为利益诉求渠道和具体的权利救济机制，与其他解纷机制相比较，可以综合调配使用多种行政资源，促使案件得到快速解决。

不过，通过解决纠纷问题也存在不足。例如中各部门之间的“踢皮球”现象，上访群众“讨价还价”的缠访、反复上访、越级上访现象等屡禁不止，不仅纠纷得不到较好解决，而且导致基层群众满意度较低。除此之外，通过，上级政府部门把案件特案特办，在某些情况下，不仅容易增加纠纷解决的成本，而且易导致与基层组织、上级组织、社会和谐稳定之间形成紧张关系。以政府为中心，以为手段，通过行政权力和资源集中来化解纠纷的方式，对日益增多的基层纠纷往往应接不暇甚至无力应接。[3]25-27

在目前社会转型期，尽管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制度作为人民群众进行权利表达与利益诉求的渠道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前，在国家层面，已经对机制在制度与运行机制上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如完善约谈制度，取消排名通报制度，实行网上受理制度，中央与地方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创新涉法涉诉上访和越级上访处理机制等。基层政府也在积极通过畅通常规性、法治化案件解决渠道，探索设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等措施实现其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

（四）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司法纠纷解决机制

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而与此同时，由于基层群众追求纠纷解决结果一致性的现实需要以及法律消除纠纷解决差异具有优越性等特征，加之转型期社会的高风险性需要发挥司法在风险控制、纠纷化解、秩序重建等方面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对人民法院进行了重建，让人民法院成为基层社会中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基层地区获取司法服务的便捷性增强，法律的上传下达使法律的实践性、法律定纷止争的功能得到了更好的展现。从现在来看，基层地区的人民法院越来越成为基层社会中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重要部门。

当然，人民法院解决纠纷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一是人民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设立还是按照人口数量兼顾行政区划设立的标准问题；二是基层纠纷寻求司法解决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面对不断增多的案件、愈加复杂的案情，如何提高法官审判水平、保证审判质量的问题；三是人民法院在纠纷解决过程过度强调调解可能导致与人民调解组织功能上的重合问题；最后，如何解决基层地区人民法院存在的场所建设滞后、专业司法人员缺少、经费保障不到位等现实问题。

三、基层纠纷法治化解决进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析

（一）法治化解决纠纷是必然要求

首先，法治化解决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在遵循依法治理与加强法治保障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化解矛盾与纠纷，这就意味着法治建设的核心是要建立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和促进法律秩序的生长。[4]3法治化是解决基层纠纷的最佳方案，强调法治化解决并不排斥依法治理前提下寻求其他解决方式。其次，法治化解决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运用的具体体现，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处理社会纠纷时，基本内容就是由政法思维转换为法治思维，由激烈程度较高、破坏力较强的革命方式转变为相对温和的、社会易于接受的法治方式。再者，依法解决纠纷才能彻底化解矛盾冲突。依法解决纠纷具有较大的明确性和强制性，它通过提供常规化手段和制度化路径，以规则为导向，遵循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通过法定程序化解矛盾冲突。法治化解决的根本即在于修复秩序或者重建秩序。

（二）法治化解决纠纷的基本内容

首先，基层纠纷的解决必须以维护基层群众的权利为根本出发点与立足点，借助多种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运用法律解决复杂的社会纠纷矛盾，实现纠纷解决法律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协调统一，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基层地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依法防止纠纷发生是首要环节。必须具备足够的预防意识，通过搭建权利表达平台、基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畅通权利表达渠道，优化社会管理。再者，充分重视基层组织、家族因素、亲友配合等要素在纠纷解决中的积极作用，善于借助社会力量与运用调解手段等多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最后，法制化解决纠纷要将抓工作重点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一方面要以依法治理、及时公正、切实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为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将公正解决民事争议、打击坑农违法犯罪、清除黑恶势力等工作作为重点，实现依法维权与维护稳定的协调统一。

（三）法治化背景下纠纷解决机制的定位

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构的根本宗旨，是建立多样化发展的具有不同功能又相互配合的纠纷解决体系，既强调中立、公正地解决纠纷，又要求不同机构之间呈现高度的协同性与联动性，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体系结构，相互配合、有效化解矛盾冲突。寻求法治化解决纠纷过程中，必须注重纠纷解决机制是系统、公正和科学的，纠纷解决体系要以能够形成良性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人民调解组织必须坚持运作机制上的非国家性、纠纷解决过程与形式中的非司法性；司法机关必须坚持运作机制上的国家性、纠纷化解过程中法律的权威性；治安调解应该坚持严格法治主义，即“严格的依法而为”特征。[5]153-155

（四）政府主导优化基层治理

当前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公权力引导之下建构的。其中，党委、政府在基层社会纠纷治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如何构建长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基层治理的优化是一项重要工作。一是完善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鼓励和支持社会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是注重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此外，要加强基层地区纠纷排查调处网络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信息网络系统工程建设，把大量矛盾化解在尚未激化、酿成冲突和激烈对抗之前。三是加强自身治理。通过积极转变职能加快法治型政府建设，严格依法行政，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还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及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不断加强纠纷解决机制的“产品”供给。

参考文献：

[1]李浩.论农村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J].清华法学，2007（3）.

[2]左卫民.中国基层纠纷解决研究――以S县为个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张林海.转型期非制度化的突出问题及矫正路径探析[J].理论导刊，2010（6）.

第8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关键词：数字化学习；整合资源；强化队伍；输送营养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玉山镇充分利用远程教育这一平台，开展基层社区居民素质提升工程。镇远程教育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全方位链接，并及时注入新鲜“血液”，全面提升各基层站点操作员素质，同时建立健全了“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居民长期得实惠”的长效机制，远程教育这一基层助力器有效地推动了玉山镇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党委、政府提出的“和谐玉山”建设。

一、整合资源，“建”平台

1.设备投入着重“早”

玉山镇按照“建、管、学、用”建设远程教育平台的要求，2006年1月，全镇26个社区（村）远程教育基层站点全部投入使用，建成覆盖全镇社区（村）的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通过链接省、市级教学服务平台，借助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进行教学资源和教育信息的传输，苏州市首批镇网上党校和社区教育网站投入使用，供社区（村）基层接收站点的社区干部和群众选择学习。在基层建立能实现“点播、互动、现场直播式”功能的用户终端接收点，村级建点率达到100%。

2.教学资源着重“广”

玉山镇依托有线电视网“村村通”以及社区教育中心、农村党员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或其他现有的电教播放点，合理利用原有电教设备建成现代化远程教育接收站点。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需求，从党的政治理论解读、政策法规、实用专业技术等专题，及时搜索、筛选、下载，有目的地储备教育资源，精心创作课程，以便于基层查找。自远程教育教学服务平台开通起，建立终端接收站点的社区（村）全面开展教学活动，各人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和从业特点自主安排学习。基层站点每月至少开展两次远程教育学习活动，即“党员干部教学活动日”及“群众学习开放日”，在玉山镇学习型社区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3.课件储备着重“精”

玉山镇在创建成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乡镇的基础上，围绕“和谐玉山”建设，实施“333”工程，即充分利用“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江苏先锋网”、“昆山市民学习在线”三个政府确定的网站，镇社区教育中心专人有目的地下载课件并指导终端站点开展示范教学；重点建设玉山镇社区教育网站、玉山镇网上党校、玉山镇远程教育网站，三个网站各配备一名专业管理人员，精选适合本地特色的教学资源；教学资源注重“三性”，集思想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让基层了解最新的政策法规，浏览最新的时事报道，最适合的实用信息及市场销售信息等。信息技术的进村入户，满足了社区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需求，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技能的具有创业致富本领的新型社区群众。

二、强化队伍，“管”平台

远程教育作为信息时代基层学习的主要载体和工具，其作用日趋显现，教育的实施作用如何，队伍建设是核心。那么如何提升站点管理员、教学辅导员、技术服务员“三位一体”骨干队伍的素质，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网络平台的优势，玉山镇在组建队伍，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1.创新录用机制，注入站点管理员队伍新鲜血液

完善规章制度，用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工作机制的正常运行。远程教育是一种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势必要求站点管理员具备一定的电脑基础知识、因此我们对各站点的管理员进行严格选拔，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实施“人才反哺”工程，择优选取大学生，将工作踏实、乐于奉献、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的年轻技术人员吸纳进来，作为各站点的技术骨干重点培养。

2.强化学用实效，突出教学辅导员服务作用

熟练掌握现代远程教育的相关知识和终端接收站点设备的基本操作，了解终端系统的基本性能。根据现代远程教育节目播出安排和本地实际，合理确定教学辅导时间；按照教学要求，及时辅导，并进行必要的现场操作演示和答疑。及时了解市民在学习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注意收集市民的意见或建议，并及时进行整理和汇报。强化服务意识，及时解答市民提出的问题。

3.创新培训机制，提升技术服务员队伍素质

为提高人员素质，玉山镇形成定期组织技术服务员集中培训机制。要求技术服务员培训熟练掌握学习终端接收站点设备的连接、卫星数据的接收、专用频道接收软件的使用、计算机软硬件等知识。定期组织技术服务员进行设备运行、日常维护、软件更新、故障排除等方面对技术的培训。每年社区中心组织培训不少于4次。培训班采取集中授课、实际操作、交流问答等多种形式。及时传达中央关于现代远程教育相关精神的文件、上级领导的工作部署，并邀请专业人员讲解节目播放、信息上传、设备保养维护等知识，重点向技术服务员传授与远程教育相关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远程教育程序软件的操作和使用等理论知识，同时安排技术服务员上机操作练习，教师进行专门辅导，及时让操作员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全方位，多维度、多层次反复探索实践。培训结束后，让技术服务员进行交流总结，对培训中出现的问题及一些重点难点汇总分析，进行培训效果的抽查，并对操作不合格的技术服务员进行了再培训。截至目前，95%以上的技术服务员都能够熟练掌握相关操作。

4.创新激励保障机制，激发“三位一体”队伍创新活力

坚持以人为本，鼓励干部到基层建功立业。对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实行“三个优先”的激励政策，即招录乡镇公务员时优先考虑，招聘事编人员时优先照顾，选任副乡镇级领导干部时优先关注。分年度表彰一批优秀的站点管理员，带动其工作的积极性，部分特别优秀的管理员，还可以破格提高政治待遇，延长基层干部的“政治生命”，稳定基层干部队伍，形成“留得住人、拴得住心、干得好事”的良好格局。

5.创新考核机制，提高“三位一体”队伍主动性

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工作奖惩，将远程教育工作列入年底考核体系中。远程教育2008年开始纳入社区（村）年终百分考核（占3分），与年终社区（村）分配挂钩。根据考核结果分为好、中、差三种类型，对表现特别突出的管理人员，再给予适当的奖励；对工作不到位的站点，给予批评教育，凡是工作懈怠、责任心不强，不适应工作的操作员，坚决调整。对于不规范的站点，进行整改，从而推进远程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激励站点操作员对远程教育工作开展的主动性，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的“三位一体”队伍。玉山镇姜巷村今年力争创建江苏省示范远程教育站点。

三、输送营养，“用”平台

1.输送“生命”必需营养，构筑思想教育阵地

利用远程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性，中央和省级下达的文件精神、提供的教学内容能够直接传达到基层，成为社区群众学习领会党的政策的直通车，为基层组织创先争优提供“生命”的必需营养。发挥远程教育“柔顺剂”作用，尽善尽美地发挥远程教育的传播功能扩大教育的覆盖面。有效地提高基层社区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进一步增强其服务于民的意识和本领，引导帮助基层组织明确工作目标，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水平，夯实党在基层社区（村）的人才基础，巩固党在基层社区（村）的执政之基。丰富的教学内容，通过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理论，结合生动的案例，突破了传统的做报告、念文件等呆板的方式，更具有亲和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有助于基层群众及时了解和领会上级最新的政策方针，提升思想觉悟。远程教育这一直通车，输送了基层群众“生命”的必需营养，构筑了基层思想教育阵地。

2.架设致富桥梁，激发内在动力

发挥远程教育“金钥匙”的作用，用先进文化武装社区（村）干部，以此提高社区（村）干部的业务水平，更好地发挥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作用。社区（村）群众享受到信息化发展的成果，视野开阔了，观念更新了，知识水平提高了，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第9篇：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一、创新“一套体制”

在顶层设计和基层改革上，对区、镇街社会治理工作架构进行系统研究、整体部署，初步搭建起区社会治理中心统筹调度、部门镇街分级负责、管区网格基础支撑的体制架构。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制，突出区委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强化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任组长的区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以及一名副区长分管社会治理工作。设立区社会治理中心，统筹指导考核全区社会治理工作。

配套开展镇街体制改革，调整了镇街内部机构设置，专门设立社会治理办公室；剥离城市街道招商引资等经济发展职能，交由所在经济功能区负责，从体制上推动镇街工作重心向抓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变。

深入推进网格体系建设，将每个镇街划分为5-7个管区，每个管区又因地制宜划分若干类型网格，全区共划分为161个管区、1333个网格，形成了“镇街一张网、管区一大格、社区几小格”覆盖全区的网格化、扁平化管理体系。

二、构建“三大体系”

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和谐、解决民生诉求、推动社会服务作为工作重点，全面整合全区各级各部门行政服务资源，统筹推进三大运行体系，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开展治理服务。

网格管理服务工作体系。依托网格化组织管理架构，把全区各级各部门工作全面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对镇街网格化工作，突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以网格化体系服务党建“三基工程”建设，将支部建在网格上，基层组织得到强化、镇街基础得到夯实、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对部门网格化工作，尤其是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稳定、纠纷调解、民生服务等六大领域部门，以社会治理网格化为基础，建立起相应的监管服务机制，将部门执法力量和服务资源全部落实到网格中，确保安全隐患在网格中发现并化解，让服务不出管区、社区，实现了“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网中”的全天候、无缝隙管理服务。

公众投诉受理处置指挥体系。成立区公众投诉受理处置指挥中心，将政府各部门涉及公众投诉的相关职能，如民生在线、政务热线、行风在线、数字化城管等，进行重新资源整合，并设立“一号通67712345”服务热线，24小时受理处置群众咨询、投诉、建议。以指挥中心为核心中枢，指挥调度全区各职能部门协调处置群众投诉各类问题，并对部门办理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建立起完备的非应急联动处置体系，保障群众诉求得到妥善解决。

社会化公共服务工作体系。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全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突出推动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通过建立社会化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将全区涉及家政、中介、咨询和消费服务等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和企业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依托公众投诉“一号通67712345”服务热线，无偿为全社会提供全方位的需求信息服务。这一举措，不仅帮助市民解决了各种生活难题，还通过群众需求信息的整合共享，培育了一批群众满意、政府放心的服务性企业和社会组织，带动了新区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

三、实施“六化治理”

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法治化理念和手段引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实现了社会治理各要素精确、高效、协同、持续运行。

网格化巡查。构建起覆盖新区全域的人工巡查“地网”和智能巡查“天网”，全区近5000名网格员，手持智能终端24小时不间断巡查，全面开展网格内基本信息搜集，矛盾纠纷、安全隐患排查，问题处置核实和群众服务等工作；整合全区视频监控资源，对隐患风险易发区域进行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利用网格化巡查这一有效措施，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在新区“蓝色海湾整治”“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大项目服务保障”等多项重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信息化支撑。顺应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工作模式。按照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服务架构，建设区、镇街和部门、管区三级社会治理信息支撑平台。全面整合公共事业、民生服务、劳动保障、医疗教育、环境资源等多部门、多领域数据资源，建立起500多万条信息的区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打破了政府各部门、社会和市场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了与部门业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和稻葑试吹幕ネü蚕怼Mü对这些数据信息资源的综合分析，实现了对应急、非应急事件统筹调度，做到事故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理；同时，也催生了“大数据”相关产业的集聚。

多元化参与。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政府各部门、群团组织等治理主体，尤其是引导驻区高校、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引导社区群众参与社区自治，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出台《关于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奖励办法》，设立了300万社会组织发展基金和50万元的专项奖励基金，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创意园、公益园，大力培育、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全区共有1500余家社会组织、10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基层社会治理平台上。

社会化服务。坚持寓服务于治理之中，变“管控为主”为“服务为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完善城乡一体化社区服务体系，推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救助、文化娱乐、社会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务事项逐步向社区覆盖，为居民提供“一站式”“零距离”服务，社区干部、网格信息员成为民生服务员、流动的“服务站”。新区被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精细化管理。制定出台《关于率先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施意见》，提出“三个精细化”：即责任精细化、处置精细化、监督精细化，通过压实各级各部门网格工作责任，建立完善社会治理事项处置工作机制，强化对镇街部门社会治理工作的考核、监督、问责等一系列制度措施，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规范高效运转。

法治化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深化部门和行业依法治理工作，在综合行政执法、矛盾纠纷调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法治化改革。推进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组建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统一行使城市管理、国土资源、文化市场、海洋渔业、交通运输、旅游等六大I域42类1402项行政执法权，解决了部门多头执法、推诿扯皮问题。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管区推行“1+X”法律服务模式，即设立1个综合调解室，整合律师、调解员、志愿者等多种力量，推动法治宣传、综合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法律服务“五进”网格，免费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法治体系建设，创新组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局，建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区法院、检察院分别设立安全生产审判庭、检察室，专门受理、查办和审判安全生产案件，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得到依法落实。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改革，成立全国首家食品药品案件巡回法庭，构建食品药品安全行政监管、刑事执法、司法审判三位一体的食药监管新模式，为强力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新机制和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