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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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 环境变化;环境意识;环保行为;中国公众
中图分类号 X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5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0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3月3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呈增大趋势,但是环境支持系统在可持续发展各个支持系统中的能力相对较低[1],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的《2006年环境绩效排名》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排名在133个国家中居第94位,环境问题可能是中国崛起中最大的变数[2]。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促进和鼓励公众意识和参与[3],显示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对公众环境意识的研究能较好的反映公众环境意识的水平。以1998年我国首次全国规模的环境意识调查报告《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4]、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5]、2005年首个环保指数《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年度报告》[6]、中国环境意识项目主办的《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7]为代表的全国性环境调查,反映了过去10年来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8-9],调查的社会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这些调查之间呈现出持续性与互补性不足的特征,并且缺少对环境变化现象与深层背景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缺少对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以及趋势预测。为此,本文在已有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以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价值,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2007)》、《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进行分析,其样本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个年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见表1)。
1.2 方法
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 选取报告内容中较为关注的3个方面,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以上述各个年份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
2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分析
2.1 公众的环保意识
对于公众的环保意识,选取环保知识和环保态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对于环保知识,以1998年调查中13个环保知识题目的人均得分和2007年调查中对7个环境科学知识基本概念的认知度进行衡量。
1998年调查中环境知识方面的人均得分2.8分,换作百分制,则人均得分仅为21.54分,表明当时的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尚处于相当低的层次。2007年调查中环境保护的认知方面,81.5%的公众听过至少1项有关环境保护的概念,但是当进一步询问时,仅有10%的公众能够正确阐明其确切含义,表明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总体呈现高知晓率和低正确率的特征,公众对于环境保护认知的实际知晓率偏低。
总体上看,相隔近10年,我国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有所提高,且呈现出随年龄上升而下降、随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上升的趋势。同时,两个时期的调查数据均显示出城市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高于农村公众,且有城乡差距增大的趋势(见图1)。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差距从1998年的9.2台增大到2007年的43.3台,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差距从1998年的339.98元增大到2007年的1022.88元[10],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居民环境知识的获取产生影响。
对于环保态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环境问题责任主体的认识和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衡量。两次调查表明,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政府和企业应对环境问题负有重要责任(见图2),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监督职责和企业社会职责的要求。而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则归咎于公众的环保意识差,显然“谁破坏,谁负责”的环保责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各类社会问题中,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从1998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重视程度略有提高,但是环境问题仍未成为公众最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相隔近10年,公众认为我国环境问题严重的比例升高了20.7%(见图3),公众最关注的具体环境问题也有所变化(1998年:水污染、大气污染、植被破坏。2007年:生活垃圾污染、耕地减少、大气污染)。其中城乡居民对于具体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存在一定差异,1998年城市居民最关注大气污染,农村居民最关注水污染,且城乡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差别不大;2007年城乡居民都把生活垃圾污染放在了首要位置,城市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高于农村居民。
统计资料表明,近10年我国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率逐年增加,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相对较高,2001-2008年均高于80%,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污染问题,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对于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的年产生量约为3.7 亿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年产量约为1.7亿t,并正在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增长[11-12],特大城市的垃圾增长率甚至高达20%[13],而我国每年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最高仅为1.5亿t左右,且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0%左右,低于国际通用标准的无害化处理率,因此导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垃圾问题日益严重,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2.2 公众的环保行为
在环保行为方面,以1998年调查中公众参与5项环保活动的程度(低度参与、高度参与、具体活动)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的环保经历(主要环保经历、主动性环保经历、具体活动)来衡量。
1998年公众低度、高度参与环保活动的比例分别为65.9%和8.3%,以具体活动为例,当工厂噪音影响个人生活时,选择进行交涉的比例为43.9%,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4%。
2007年接收有关环保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82.9%)、报刊(47.3%)等大众传媒信息成为公众最主要的环保经历,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占18.1%)、环保宣传(占4.2%)、成为民间环保组织成员(占2.1%)等主动性环保经历不足,12.9%的人没有任何环保经历。以具体活动为例,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能够予以制止或劝阻比例为37.1%,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1.6%。
相隔近10年,公众的环保参与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主动性环保参与水平有所降低,能获得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是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最直接的动力,也是造成环保行为滞后的重要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之间呈现线形相关关系。
2.3 公众的环保满意度
在环保满意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本地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衡量。
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本地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够,企业忽视环保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而消费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等客观因素被认为是次要原因(见表2),表明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公众认为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相隔近10年,公众对于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环保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上升较快,对于企业环保自觉性的满意程度下降较快。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强化,而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仅为31分,总体水平较低,企业的环境责任在各类社会责任中的水平相对最低[14],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3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特征及原因
3.1 变化特征
以上述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参考2005年和2007年环保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数据的局限性,选取其中代表性的题目组成三级指标,个别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通过专家打分法修改部分权重(见表3),采用综合评估法计算平均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可见,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环保意识呈现N形上升趋势,环保满意度呈现U形上升趋势,环保行为则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以2006年为结点划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6年,环保意识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满意度则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2001年公众对于空气、水环境问题的满意度较低是环保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2006-2007年,环保意识和环保满意度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行为则成为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2 原因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被归纳为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 N形关系[15]。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是由于环境意识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比国内外,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快速觉醒-顶峰-下降-反冲-繁荣的阶段,其中环境意识的上升期基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16]。在奥地利,公民有强烈环保意识的比例从1990-1997年下降了9%,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状况的改善使公众的环保满意度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的日益严峻降低了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在我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1999-2005年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关注度的比例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因为下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改革等问题的日益严峻更为引人关注,尤其是下岗就业问题在上述7年中有6年位居首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2006-2008年,环境保护首次连续3年位列热点问题的前3名,环境保护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是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起步较晚所造成的。美国在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就最早确立了公众参与原则;在中国,首部环保领域中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较美国晚了近40年。起步较晚导致了我国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机会不足[17],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同时由于行为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并随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过去10年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这与消费和能源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生态文明”的提出从国家层面上将环境保护从行为实践提高到理论和伦理的高度。
4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趋势分析
利用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得出最佳的拟合方程为y=2E-16e0.0198x。经方差分析、回归系数的t检验表明回归模型成立(R2 = 0.9791>0.8,显著性检验P=0.0017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环保参与水平和公众对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
(2)环境意识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其中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未来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未来公众环境意识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 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
5.2 建议
(1)加强环境认知教育,明确环境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严峻影响和挑战,中老年、农村和低教育群体是未来环境普及教育的重点。
(2)激发公众的环保责任意识,深入挖掘企业的环保积极性,使他们通过技术创新等有效途径提升企业形象,积极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
(3)加大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重点集中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水平,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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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一、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变革新动向的政策文本梳理
为了系统深入探究农村基础教育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从2003年年中开始，曼德拉基金会对贫困率居高不下、基础教育入学率一直偏低的夸祖鲁—纳塔尔、东开普及林波波3个省份9个农村社区的基础教育状况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从这3个省份中各选取3所学校进行了参与式调查研究。2005年，曼德拉基金会了《新的呼声：南非农村社区教育调查报告》，报告对农村学校的外部环境、课堂教学、师生关系以及农村学校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总体性描绘和阐述，并重点关注农村居民自身的观点和看法。[1]曼德拉基金会开展的上述研究，促使新南非政府开始关注农村基础教育。2004年3月，南非教育部组建了“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MCRE，MinisterialCommitteeonRuralEducation），它的职责是提交具备可操作性建议的农村教育报告，以帮助教育部和省级教育部门提出更为全面、具体的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行动方案。2005年5月，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了名为《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报告———对农村学校的新看法》的农村教育报告。该报告从农村学校资金、规模、类型、管理、课程、教师等八个方面为教育部和省级教育部门提出了82条如何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可操作性建议。[2]根据这一报告中的有关建议，教育部于2007年成立了农村教育局（RuralEducationDirectorate）。该局基于规模较大、资源较充足的学校更利于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在省级教育部门的配合下，参照1996年《南非学校法》等法律中有关公立学校撤并的条文，制定了《撤并规模过小或难以为继学校的国家指导纲要》，以更好地指导和促进农村小学校的撤并，并争取到2012年完成这方面的工作。[3]2008年，农村教育局又起草了《农村教育实施方案》草案，几经磋商，后更名为《农村地区实现高质量教育国家指导框架》草案。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提高农村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质量；保持并提高农村学校的入学率；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对农村学校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农村社区参与农村学校发展的积极性。目前，该草案正在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之中，正式文本尚未出台。[4]上述报告或文件的陆续出台，标志着南非政府开始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正在制定或已经初步实施某些政策来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变革。下文从学校布局调整、课程内容改革和师资力量加强三个侧面来探析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变革新动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南非政府之前很少关注农村教育，所以官方教育统计多是以省为单位的，罕有以城乡为单位的。南非的农村分布相对集中，某些省份农村化（据贫困人口比率来衡量）程度比较高，而另外一些省份农村化程度则比较低。农村化程度的高低可依据不同省份贫困人口比率的巨大差异来衡量，如农村化程度比较高的东开普、林波波两省份的贫困人口比率分别高达70.7%、59.1%，而农村化程度比较低的西开普、豪登两省份的这一比率只有28%和17.3%。[5]鉴于上述情况，本文主要以农村化程度较高省份和农村化程度较低省份的基础教育差距来代表城乡之间的基础教育差距。
二、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动向
一般而言，学校规模可以依据生校比来衡量，生校比越小则学校规模越小，生校比越大则学校规模越大。据2005年南非教育部统计，农村化程度最高的东开普省公立中小学生校比是349∶1，而农村化程度最低的豪登省这一比例是844∶1，这表明南非农村地区存在着较多小规模学校。[6]农村学校规模不论是大还是小，都有各自的利与弊，如何权衡这些利弊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趋势和动向。
（一）布局调整动向之一：采取两种学校模式
南非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于2005年出台的农村教育报告非常注重权衡小规模学校和大规模学校的利弊关系。报告认为，小规模学校有其自身优点，如学校事务更加民主、学校纪律更加有序、师生交往更为频繁等。但小学校也有很多不足，如资金匮乏、学习材料紧缺、过多复式班的存在等。大规模学校虽然可能实现所谓的规模效益，但也有很多潜在弊端，如这种规模效益可能会被学生的交通费和住宿费所抵消，有些大规模学校花费巨额资金建立起来之后由于缺乏持久稳定的生源可能会很快关闭，造成资源浪费等。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在权衡上述利弊关系的基础上，在其报告中提议依据人口疏密程度在不同的农村地区采取“双层学校”和“三层学校”两种不同的学校模式。报告中也提议要对小规模学校进行适当撤并，但没有设计出具体的指导方案。“双层学校”模式适用于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农村地区。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农村地区，某一地域范围内生源相对充足而稳定，能够支撑起一定的学校规模，可以采取“双层学校”模式。“双层学校”模式的第一层包括1年学前教育和1~9年级的普通学校教育，大致相当于把我国的小学和初中合并在一起。第二层是包括10~12年级在内的普通学校或偏重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FurtherEducationandTrainingCollege），大致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第一层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义务教育顺利实施，第二层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第一层学校毕业生可以继续他们的学业，为下一步更好地就业或进入高校做准备。其中，第二层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住宿和交通支持。“三层学校”模式适用于人口分布分散的农村地区。“三层学校”模式的前两层其实就是对“双层学校”模式第一层进行再拆分的结果。具体来说，“三层学校”模式的第一层包括一年学前教育和1~3年级的普通学校教育，大致相当于我国义务教育“五四制”下小学的前四个年级；第二层是包括4~9年级在内的普通学校，大致相当于“五四制”下小学最后一个年级和初中所有年级；第三层和“双层学校”模式的第二层相同。其中，第一层学校类似教学点，遵循“学校办到家门口”的原则，规模较小，一个教师甚至能够胜任整个学校的教学。第二层学校的布局要科学合理，应当确保学生能够通过步行或乘车在一定时间内赶到学校上课，要给家庭距离学校过远的学生提供住宿和交通支持。第三层学校要确保具备一定规模，每所普通学校至少要吸纳600名学生，每所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至少要吸纳1，000名学生，同时还要为需要的学生提供住宿和交通支持。[7]
（二）布局调整动向之二：对小学校进行适当撤并
农村教育局2007年的《撤并规模过小或难以为继学校的国家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对小规模学校进行适当撤并，并设计了具体撤并方案。《纲要》认为，南非农村中小学只有通过适当撤并实现规模办学增加入学人数，才能加快学校融资过程；只有通过适当撤并实现优化配置，才能改善学校硬件设施；只有通过适当撤并增加学校年级，分开学校层级，才能确保学生学业的可延续性，等等。此外，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经济原因，南非农场等私人领地上的公立中小学普遍规模较小，基础设施较差，学生辍学率特别高。《纲要》认为，要彻底改善这些学校的状况，也必须对其进行适当撤并。《纲要》指出，小规模学校撤并前，省级教育部门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来确定这些学校是否真能撤并。概言之，省级教育部门必须明确某个农村地区的人口居住形式及未来变化趋势，必须明确市级教育部门当前及未来的学校发展规划，必须明确合并是否能够确保学生学业的可延续性等。此外，《纲要》还规定了撤并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以及省级和地方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8]
三、南非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内容调整动向
从1997年开始实施的南非《2005国家课程》，坚持“以结果为本位”的原则和1996年《宪法》的基本价值，旨在纠正种族隔离制度下旧课程所宣扬的白人高等、黑人低下的不平等观念，致力于培育全新的公民意识和价值观，倡导社会公平与公正。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新课程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然而，南非国内很多学者认为，《2005国家课程》只适用于课堂规模较小、教学资源较充足、教师质量较高的城市学校，并不适用于课堂规模通常较大、教学资源往往不充足、教师质量标准较低的农村学校。《2005国家课程》对教师有很高的要求，它“把教师看做知识的传播者、学纲和教材的设计者、诠释者、领导者、管理者、学者、研究人员和终身学习者、社区成员、城镇居民和牧师、评审员和学习领域的专家”。[9]在这些扑朔迷离的角色要求之下，农村教师在本身质量就不高的情况下往往会无所适从。据曼德拉基金会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村教师中，对新课程不满意的高达59%，其中林波波省尤甚，有67%的教师不满意新课程内容。这表明，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急需调整。[10]课程内容调整动向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首先，重拾农业教育。在南非种族隔离统治下，农业教育被作为维持此种统治的重要工具，使黑人永远与白领工作无缘。种族隔离统治解除后，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农村，普遍反感所谓的农业教育，很多学者也对此讳莫如深。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2005年报告中指出，农业教育具有重要地位，应该在一些合适的农村地区开展。开展的方式可以是综合性的，比如把纯粹的农业生产教育、为学校提供免费校餐的农业生产园教育、农业创收教育、农业科技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从中掌握科学原则，发展多种能力。其次，加强文体教学。长期以来，南非农村学校对文体教学的重要性缺乏清晰认识，认为文体教学只是供儿童玩乐和浪费时间而已。农村教育部长级委员会2005年报告中指出，上述观点极不正确，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体育教育的文件中曾明确表示，接受文体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且1999年南非在约翰内斯堡参加某项会议时也认可了这一点，所以，南非农村学校急需提高文体教学水平。开展文体教学，需要调动大量资源和进行大量专业培训，国家体育活动理事会、文化艺术部、青年理事会和其他省级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要重点培养农村失业青年来组织和管理文体教学，这一方面可以提升文体教学水平，另一方面还可以带动农村就业。[11]
四、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加强的动向
南非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相比，不管是在量还是质都存在很大差距。据曼德拉基金会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全国的生师比平均为33∶1，而林波波和东开普省的生师比却高达39∶1，夸祖鲁—纳塔尔还要高，为41∶1。[12]
此外，在被调查的农村教师中，绝大多数毕业于质量比较差、层次比较低、目前已被关闭或合并的教育学院，有10%的教师只具备高中毕业证书、没接受过专门的教师教育，还有一些教师连高中毕业证书也没有。[13]南非农村既难吸引足够多，也难吸引足够好的教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农村学校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使很多教师望而却步。据曼德拉基金会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村学校中，只有45%有饮用水、43%有电源、71%有厕所。[14]其次，农村教师绝大多数不在任教的农村社区居住，住所往往距任教学校很远。据曼德拉基金会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农村教师中，东开普省有79%不在任教社区居住，林波波和夸祖鲁—纳塔尔的这一比例也分别高达63%和60%，而且这些教师的住所和学校的距离平均为36公里。[15]之所以造成上述现象，是因为依照现行的农村社区法律，这些外来教师没有在任教社区的居住权，也就得不到政府的住房津贴。农村教师普遍采用的办法，就是在大城市或距离任教学校最近的小城镇居住，长途跋涉于家校之间。另外，师范教育的机构转移和费用骤增导致注册师范教育的农村学生剧减。传统上，南非负责师范教育的机构是前文提及的教育学院，这种学院多位于农村地区，而且学院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多由省级教育部门先行垫付，学生就业后再逐年清还。2002~2005年，南非高校合并时，教育学院多数通过合并升格为大学，师范教育的费用也随之大幅提高。目前一名四年制师范生的学费高达8.4~12万兰特[16]，学生虽然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但名额十分有限，这使得很多农村子女与师范教育无缘。上述状况表明，南非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只有通过采取多种途径才能加强。
第3篇：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城市 互联网 信息差距 治理
[分类号]G203
1 引言
国内研究主要分析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社会影响。而新近的调查发现，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差距超过信息差距的总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而且还呈现出加剧的倾向。需要从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需求与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模式与特征，探讨治理差距的对策职称论文。
本文首先区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具体阐述我国城市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状况与成因，以促进就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明确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具体情境，提出分阶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三个层次
虽然已有文献尚未明确划分其过程的层次性，但可以从中发现，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获益能力差距三个层次。
2.1 第一层次——接入差距
以欧盟的互联网调查和美国商务部的系列调查为代表，许多研究根据创新传播理论分析了互联网接入的发展过程。研究发现一国的不同社会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时刻、饱和率水平都有显著差异，可以用图1所示的分层模型来表述:
群体A属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国最先接入互联网的群体，该群体中的个体接入比例最高;群体C是信息贫弱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起始时刻最晚、群体中仅有较低比例接入互联网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层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能力包括基础性技能、结构性技能两个层面。基础性技能即对网上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取得的;结构性技能是使用互联网收集信息、加工数据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类软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础性技能之上，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培训与学习取得。参与网络游戏、浏览网页与设计图文、开展网上交易之间的技能差别是显著的。基础性技能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结构性技能持续变化。
2.3 第三层次——获益能力差距
互联网使用能力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辅助下，形成获益能力，即运用互联网支持工作、改善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会中生存的一种战略性能力。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力、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获益能力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获益能力差距最难以缩减。由于掌握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条件下，图1中的群体C从互联网使用中获得的收益也低于群体A和B:
3 我国城市互联网领域的信息差距现状
3.1 我国互联网发展模式与信息传播特征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建立在政府推进和外来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务组织一用户”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务体系。自2005年后，我国互联网快速普及，正处在快速扩张初期，开始向农村渗透。2009年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网民3.84亿，成为人口最多的网民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性变化，是产生了多样化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创新。除电脑之外，手机、游戏机、电视机等，都已具备网络接人能力，手机和电脑共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互联网随身化、便携化趋势日益明显。持续更新的互联网媒介，推动了我国信息传播向分众化、个人化方向发展。
3.2 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
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主要包括城市户籍的无业与失业人员、在业低收入人员等以及农民工两类。
3.2.1 城市互联网接入差距
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2008～2010三年中，我国总体互联网接入率在持续增加，网民城乡结构对比基本没有变化;而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率远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农民工的接入率明显低于城市户籍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联网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广州和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联网使用差距。以互联网发展全国领先的北京市为例，包括流动人口、郊区农民在内的各群体的信息化水平可分为高端、中端、低端三个层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9%、37.6%、53.4%。各群体之间在收入水平、电脑拥有率、互联网接入、上网时间长度、网络应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较大。高端群体网络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广泛使用电脑和网络，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30小时，网络应用水平高;中端群体电脑拥有率超过五成，网络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网时间13小时;低端群体电脑拥有率低，几乎不能上网、没有邮箱。占人口半数以上的低端群体包括城郊农民、下岗与无业人员、残疾人、家庭妇女以及农民工，传统媒体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虽然缺乏国家层面的量化数据，北京市的互联网应用结构作为一个参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数量以及该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互联网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联网获益差距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网络应用产生的价值很有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制度环境缺乏稳定性、组织机构快速变迁、个体流动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服务需求主要涉及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务等方面，而利用互联网提供上述服务，在我国仍处于初始阶段。第24次CNNIC互联网调查指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因回避社会现实而上网的倾向，超出主动的互联网应用，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企业管理人员等则与之相反;农民工与办公室职员在网上教育、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等应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联网调查发现，与我国整体网民相比，手机网民中农民工和城市无业、失业人员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机上网中使用率最高的应用是聊天，达到71.5%，信息贫弱群体从互联网应用中获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国城市互联网差距成因与治理
4.1 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个体层面，低教育程度、职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对互联网的有限认知是我国城市互联网接人与使用差距的四个主要成因，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产生互联网获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CNNIC历次调查发现，个人不上网的两个主要原因依次为:缺乏上网所需的技能、不具备上网条件。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从事低收入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几乎没有在岗位上获得信息技术培训，制约着该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我国市场化定价的互联网接入费用每户平均77元/月，网吧上网费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联网调查)，网络接入价格占收入水平较高。城市户籍的信息贫弱群体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农民工，但是也难以支付市场化的信息技术培训和网络接入费用。信息贫弱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先赋性社会关系为主，链合关系短缺，导致其社会支持系统薄弱，难以通过使用网络获得利益。
在社会层面，农村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设施的难以获得性，是造成农民工、城郊农民这两个细分群体低接入率的两大外部主因。信息资源供给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获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贫弱群体对信息服务的类型和定价决策以及信息内容和传播形式没有实质性影响，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对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求的信息资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这一群体的就业、学习、生活事务。
4.2 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政策视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质是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动，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与公共卫生、社区服务等，促进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数量庞大，与其他群体间存在较大的互联网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进程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缺乏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现存差距将会加速扩大，互联网差距会与既有的多种社会分化相互渗透，导致信息贫弱群体难以参与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的社会活动，加剧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劣势。
已有研究发现，仅采用技术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联网基础设施、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提供网络技能培训等技术性措施，不足以缩小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关政策设计开始转向社会性视角，在采用技术性政策措施的同时，从信息贫弱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障碍出发，通过社会政策，向这一群体赋权，使之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业政策与信息化政策等多个领域，需要提高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增加其社会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使这一群体获得更多利益。一个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公私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建立一个社会矫正机制，缩小我国城市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贫弱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1 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战略目标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信息化发展的社会基础还较为薄弱。本文认为，我国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目标应具有阶段性，以提高接入率为基础，设定近期和长期目标，见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对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可获得性。应加强城市公共网络端口建设，将学校、图书馆、社区学习中心等接入互联网，使信息贫弱群体能够接触网络。建议以民政部门的社区信息化建设、各地区的社区学习中心为依托，通过社区、居委会统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向各类信息贫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献电脑、免费或低收费网络服务;各地区应探索将城市公共网络资源向农民工开放的模式，改善他们对网络的获得。应融合网络与传统媒体，整合从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资源和服务，向信息贫弱群体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联网使用技能与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化培训存在多方投入、多头管理、缺乏整体规划等问题，应鼓励信息技术培训机构、用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开展就业支持计划(例如国务院扶贫办的“雨露计划”)的政府部门进行合作，结合就业需求(无论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业)设计教学内容，使信息贫弱群体通过培训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强这一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的灵活性。
5.2.2 长期的治理措施
·强化信息化的社会基础。应推进竞争政策和普遍服务政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根据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把握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为本土产业技术创新形成包容性空间，继续推进信息无障碍标准，增强缩减信息差距的技术基础;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全民信息技术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际传递。
·提高信息服务质量。采取措施促使各类信息服务主体承担社会责任，要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中文网络等媒体对信息内容加强自律管理，创建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要与认知能力的信息内容。重点是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提高公共信息服务的用户导向性，使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能够获得关键性的公共信息服务。
·形成长效信息培训运行机制。信息技术培训需要进行平台建设，吸引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的长期投入，对培训项目进行科学的评估和改进。在实践中，一些跨国公司联合公益性、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社区学习中心，项目设计和管理的规范性高，重视培训师资和当地的骨干力量，产生了规模效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社区学习模式。
·增强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社会参与能力。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中高级蓝领短缺的就业市场状况会延续。城市信息贫弱群体就业以蓝领职业为主，而当前的教育体系和就业选择、社会资源分配不利于蓝领。国家应提高职业教育的成效，创建更为多元的文化环境，使蓝领在社会参与、经济与文化资源分配中获得更为公平的机会，提高收入和职业满意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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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从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各种统计年鉴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正式统计数 字，有关专家也都表示目前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确切数字。
但有一位叫李志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的副研究员，还是从官方的一些统计数字中发现了一些端倪。他在《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忧虑》一书中指出，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称，2002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2元。如果数字确切，中国3.6亿～3.8亿城市人口的1年可支配收入总计就将为2.5万亿～2.7万亿元，但当年全国的工资总额只有1.1万亿～1.2万亿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总量上就超出了"工资总额"约1倍半--难道我国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万亿元？
此前一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76万亿元，如减去工资总额1.1万亿～1.2万亿元，以及农民的劳动收入约1万亿元，差不多刚好也是1.5万亿元。
通过对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分析，李志宁还发现，自改革开放直到1999年，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当报刊宣布国内居民储蓄总额至2002年9月末已高达8.45万亿元时，此前一年内新增居民储蓄却足足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
此外，记者还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发现，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这个比重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里居然是负增长（1978年是15.7％，到1999年降为12.1％）--只要是学过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配所占GDP的比例应是逐年提高，积累的比例逐年降低才对。
李志宁对此的分析是"腐败在加速，而且在急剧加速"。"一个公然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
不可承受之"灰"
同样，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国家也是无法长治久安的。
不久前，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调查完成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一出炉，即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份报告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高"。
调查报告的主持人李实研究员 说， 此次调查之所以得出中国"世界最高"的结论，是因为考虑到非货币因素。李实说的"非货币因素"仅仅是指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单位福利性质的非工资收入，而没有提到单位外收入和非法收入。 因此，可以肯定，中国的城乡实际差别比《调查》所公布的数字还要"耸人听闻"。
《调查》还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即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经济系数已经到了0.454，但这同样没有把"灰色收入"算进去。如果算"灰色收入"，有的学者估计，可能还要再加10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现在 的基尼系数至少在0.50以上，有几位专家的调查显示，可能超过0.60!
"灰色收入"的合理性
但也有专家指出了灰色收入在现阶段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灰色收入"其实不含任何贬义的色彩。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灰色收入"当初的出现应该说是个好征兆，它预示着经济开始活跃，个人有了更多发挥、运用自己长处的机会。薪酬和分配问题专家时堪特别指出，依靠个人知识技能的劳动获得单位外报酬，如教授校外讲学、技术人员业余打工等，也为社会创造了新的财富，这与医生收取病人"红包"等非劳动所得应该有严格区别。
第5篇：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中国收入差距，收入分配 ，税收
一、引言
根据12年5月13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京的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截至11年8月，中国内地家庭收入平均值为52087元/年，其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分别为71546元/年和27606元/年。巨大的收入差距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平等观念出现、贫富分化。同时，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容纳不下巨大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城乡收入差别已经引发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给城市就业、治安等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这使得发掘影响中国收入差距出现的原因和找出具体解决对策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二、收入差距现状
（一）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并呈现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1992年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收入高61.3%，到2010年高出比例为69.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自92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发展，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行业收入差距。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巨大，第一产业中各行业收入微薄，处于收入链最底层，金融业和信息技术类等行业工资远高于其他产业，尤其是在2001年进入WTO以后，收入差距扩大更为明显。在企业薪酬管理改革中，基于职位的薪酬加上为激励员工而支出的货币更加拉大了由于职位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
（三）地区收入差距。统计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区工资差别在不断扩大，最高和最低衡量的差别倍数，由1985年的2.07倍，已经扩大到2008年的2.69倍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发达省市，其工资水平在所有行业均高于以湖北为代表的中部省份和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省份，在金融和信息技术类行业，这种差异尤为明显。东部省市，凭借其悠久的发展历史，经济基础较好，并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独占改革开放先机，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30多年来领跑国家经济发展。而中西部省区，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无法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外向型经济发展受阻，整体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发展速度也落后东部。
三、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国内原因
1、自然条件。自然条件的差异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环境条件如气候、土地、水源、矿产等存在很大的差别：北方干冷，南方湿热；西部多山地高原，东部多平原盆地；由此造成人口规模、农业商业等方面发展不均衡，导致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
2、二元结构。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有二元结构组成，一方面农村经济使用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城镇启用相对先进的工业生产，发展经济，最终导致起步不统一。并且，为了实现工业化目标，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从农业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原始积累，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在城镇内部，依靠公有经济的持续发展、非公有经济的快速腾飞以及国民经济各个产业不均衡的发展支撑经济总体的增长；农村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是体现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业发展和农村其他副业发展的不均衡中，这与政策的落实程度和自然条件的不同也是息息相关的。
3、经济体制变革
（1）行业性垄断经营：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国家对大型垄断企业政策倾斜，逐渐形成行业垄断性经营。例如，像电力、铁路等大型国有企业，长期得到国家财政拨款的投资支持，形成相对很强的获利能力，同时也存在严格的进入障碍，由此形成了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
（2）制度外收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存在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不完善的问题，市场内部出现了欺诈和投机行为。大部分制度外收入与灰色收入由于其集中的作用于高收入人群，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3）三大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经济的迅速崛起对传统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传统行业由于自身经济增长方式多为粗放的劳动密集型，发展速度较慢，行业工资标准相对较低，与其他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差距不断拉大；金融和信息服务业等凭借其高知识量和高附加值在近几十年来迅猛发展，行业发展带动行业工资的高涨。
（3）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尽管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随着城市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飞速进行，城市职工的报酬增加远高于农业收入的增加。就地区之间而言，，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越的地域条件及一定经济基础，而中、西部地区发展则较为滞后。
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分配制度由原来完全的按需分配变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政策，让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充分调动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其中，按生产要素分配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5、税收政策。我国税收政策不够完善，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税种相对单一，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放任”收入差距扩大。
6、其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不足，对低收入者的补助水平有待提高。在城乡方面，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国际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际贸易增多，行业竞争日渐激烈；知识经济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市场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从而增大了科技工作者与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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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要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必须弄清农民人口现状，找到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面对巨量农村人口，单纯的大城市化或单纯的小城镇化，都难以解决问题，“中城市化”道路是可行的选择。
当前中国农民人口结构的几个总量特征
农民人口城乡结构
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亿：根据公安部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数据，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521万人。
全国乡村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6.3亿。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2011年全国乡村人口6565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则乡村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62820刀人。
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6亿、2011年全国农业户籍人口88521万人，减去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62820万人，则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701万人。
乡村人口结构
全国乡村常住人口中农民工为1.3亿，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以及绝大部分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常住乡村，为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而绝大部分在“县外省内”以及“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常住城市，为城市常住农业户籍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乡外县内”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的20.2%，约为3204.3万，本地农民工9415万，总计12619.3万农民工常住乡村。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农民工（全部为16岁及以上，绝大部分在60岁以下）中16-20岁的比重为6.3%。若16-20岁的人口比重按年龄平均分布，则16-18岁的比重约为3.78%，19-59岁的比重约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民工为12142.3万人。
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37836.5万人，减去19岁及以上的乡村常住农民工12142.3万人，则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全职从事农业生产的19-59岁的劳动力）为25 694.2万人。
.全国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为283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乡村人口中的非农业户口人数约为2836万人
城镇农民人口结构
常住城市的农民工为1.3亿人。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县外省内”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79.8%，约12658.7万人。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有30%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在直辖市务工的占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20.5%），有70%在地级市、县级市及建制镇务工。
常住城市的非农民工农业户籍人口为1.3亿人。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 701万人，那么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就为12658.7万人，则常住城市的不属于农民工的农业户籍人口为13042.3万人。
城乡农民素质结构
城市常住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6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10%。
根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为62.9%，小学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比重分别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农民工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79.8%），外出农民工的文化结构从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农民工的文化结构：即近90%城市常住农民工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农村常住劳动力中幸刀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5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30%。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约为52.44%，比外出农民工低约10%；高中程度的比重为12.05%，与外出农民工相当；中专程度的比重为2.93%，比外出农民工低2.87%；大专及以上的比重为2.41%，比外出农民工低4.59%；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30.17%，比外出农民工高18.5%；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的界定，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结构可以近似反映出乡村常住劳动力（即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的文化结构。
城乡农民年龄结构
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1亿。2011年末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约为1.08亿，占全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龄老年人增加更为迅速，到2009年底，乡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了1100万，占乡村老年人总数的11.3%。
乡村15岁及以下儿童约为1.3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11年中国乡村0-15岁的人口比重为20.22%，则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中，0-15岁的人口总量达12702.2万。根据全国妇联课题组测算，乡村留守儿童（0-17岁）达到6102.55万。
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约为4亿。测算方式见本文“乡村人口结构”部分。21-40岁的乡村农业壮劳力约为1.2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全国乡村人口中21-40岁的人口比重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G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18286.9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本地农民工中21-40岁的比重为41.8%，外出农民工21-40岁的比重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乡村的12619.3万农民工中，21-40岁的农民工总量约为6277.8万人。因此，2011年全国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21-40岁的壮年劳动力为12009.1万人。
城市农民T超过80%在40岁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比重达到81.8%，40岁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国12658.7万城市常住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为10354.8万人。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为2303.9万人.
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几个判断
巨量农民亟须市民化
全国8.8亿农业户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国民待遇，但现阶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镇常住的2.6亿农业户籍人口，这些人口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其中，我国现有的12658.7万“县外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特别是3279万“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其子女也已长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乡村，但大部分没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强烈。
另外，若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约60%，城镇常住人口将达8.5亿人，则2012-2020年新增城镇常住人口达1.6亿人（每年新增乡村转移人口约1800万），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乡村的12619.3万农民工，虽然其兼顾农业生产，但已在非农产业就业，文化素质、就业能力较强，市民化条件较好，市民化的要求较为迫切。
农民工文化结构与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虽然农民工比农村居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对城市市民而言，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较低，与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较大。2011年全部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仅为23%，特别是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达20.5%，而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0%，城镇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3.6%；全部农民工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为5.3%，而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24.3%。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就业稳定性差，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业生产力文化素质10年间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乡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乡村智力资源严重外流，导致乡村全职农民整体文化程度长期处在较低水平。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39%，而根据笔者测算，2011年全国35.6%的乡村全职农民的文化素质仍停留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农业生产者文化素质10年来改善微小。
农业生产尚未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
近年来，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地区青年人大量减少，个别地区出现“撂荒”现象，但从全国整体上看，大量农民工的离去目前并没有导致我国农业生产的“空心化”（即大面积乡村无人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农业劳动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我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201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6.79亿亩，而2011年全国19-59岁的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为25694.2万人，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7.89亩、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为6.53亩，另有1-3亿常住乡村的农民T可以兼顾农业生产，乡村现有农业劳动力数量完全能够支撑我国农业生产与粮食生产。在土地面积不增的情况下，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生产也未出现“老龄化”。虽然我国乡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国乡村地区仍有1.2亿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壮年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17亩左右。
乡村老龄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开展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根据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2009年调查，农村老龄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龄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龄人口抚养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较可行的战略抉择
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没有空间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一种倒u形关系，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城市生产就会走向规模不经济。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50万，其规模经济完全消失。而我国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最佳规模，虽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规模效益，但在整体上与理想城市规模相比，已经大量出现规模不经济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经达到或超过土地资源承载极限。据《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的研究与测算，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最大人口承载力可达17080.75万-1901.07万人，最大人口密度可达1023.97-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达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经超出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经达到1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经接近承受的极限。特别是在水资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标准，属于重度缺水。我国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基本没有空间。
大城市中大量农民工长期得不到市民待遇，处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农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状态，也说明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遇到“天花板”。
小城镇化带动农民市民化长期徘徊不前
小城镇由于定位、布局、体制等问题，资源、产业、人口等难以集聚，形不成规模经济和城市功能。长期以来，我国小城镇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结构简单，就业岗位缺乏；重视工业轻视商业，往往“有城无市”，没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和发达的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较为薄弱，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较低。这些问题致使我国小城镇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带动作用不大。2002年我国乡镇企业解决了1.33亿乡村劳动力就业，而到2011年我国在乡村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工还是1.3亿。这说明，近10年来，小城镇化基本没有带动农民的市民化，难以承担城市化的任务。
“中城市化”可能是带动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径
针对我国2.6亿农业户籍人口常住城镇、1.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但常住乡村兼顾农业生产、2.3亿乡村老人与儿童尚需照顾的农民人口结构，在我国大城市化基本没有空间、小城镇化非农就业无法增长的情况下，应该转向以中等城市为主体的“中城市化”战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强县城为基本单元，以建制镇为支点，建设分布式城市网络，淡化县级行政功能，优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统一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利用200个左右中等城市和县城已有的成熟基础设施与发展空间，低成本吸纳中等城市既有和从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农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逐步减缓我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问题。加强建制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地农民工以及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等在市镇落户定居，实现产业聚集、人口聚集、服务聚集。小城镇化是城乡分离的，小城镇仅具半城市功能。与小城镇不同，作为中城市化的支点，建制镇是市镇，即与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体的，二者不是行政联系，而是产业分工协作的统一经济区。
需要说明的是，“中城市化”战略与“市管县”、“省管县”是完全不同的。县域经济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城乡分割的，而且以传统农村为主。“市管县”、“省管县”虽然重视县域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是在城乡分割的框架下强化县级行政能力，因而无论是市还是省，对县域经济社会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战略一开始就打破县域框架，弱化县级行政能力，走市镇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路子。县在“中城市化”战略中只是一个地理或区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适度规模有利于充分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集聚效应，利用已有的良好产业基础、教育科研条件，发展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开展城市建设，低成本解决住房等生活问题，大幅度减低农民市民化与公共服务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据生产生活需要，规划和发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公共交通为主解决市民出行问题；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弊病与规模不经济。
推进“中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把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资源与产业基础，发展各具特色的高度专业化新兴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长性、高增长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缩小中等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业吸引力与就业容纳能力。
大力发展中等城市绿色产业，推广清洁、低碳、高效的生产技术，打造一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宜居宜业的高品质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为主导，市、镇经济社会一体化布局，形成一批工业镇、农业镇、商贸镇、服务镇等。
围绕城市需求发展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购物、休闲、娱乐、旅游、商务等专业市场，大型购物中心以及网上交易平台等现代化商业设施，推动现代商贸服务业的发展，活跃城市消费市场，拉动城市消费，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质量。
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改善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增长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龄化、“124”的家庭结构（即一个孩子两个中年人四个老人）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等带来的养老、家政、医疗陪护等巨大服务需求，引导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与社区服务行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推动农业生产公司化
在培养职业农民与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公司化，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公司性质的现代农场、农庄、农业园区、农业合作社、农工商综合体等，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建设绿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农业转变。在公司化的基础上，农民收入逐步实现工资化。凡是实现收人工资化的农民，无论是务工还是务农，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农民实行超前免费中专教育
针对农民工文化层次较低、难以在城市稳定就业、无法在城市长期生存的状况，实行农民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青壮年农民附加3年免费中等专科职业教育，保障农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与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结构。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跟踪调查”显示，在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有稳定受雇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的平均外出时间为283天，比未接受过的平均外出时间多出16.6天。
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小城市放开落户限制的基础上，以推进基本公共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为突破口，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重点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确保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平等接受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第7篇：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统筹城乡；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1-02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乡文化建设的环境、条件、基础都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虽然这几年来有很大的改观，不过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城乡文化建设发展并不平衡。统筹城乡文化建成发展是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是实现十二五计划的重要条件，是促进我国城乡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国学者对统筹城乡文化、农村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党在十六大以后，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不少学者都纷纷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对今后改善我国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并且从现有的资料整理分析来看，虽然很多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不同、主题不同、研究的成果也各异。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内容都是关于在统筹城乡视域下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目前在统筹城乡视域下农村文化建设的存在问题、统筹城乡文化建设基本的途径这几个方面。
（一）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2011年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强调“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可见加强统筹城乡文化建设的重要，为什么要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研究者从城乡一体化、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加强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提出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明主”的发展战略目标，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内容，这点也得到了唐金培的认同。他认为发展战略目标中的“生产发展”不仅仅只是农业建设的发展，还有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生活宽裕”不仅仅是要农民生活变得好起来，也包括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丰富多彩。“乡风文明”就是通过提高新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拉近城乡距离。“村容整洁”其实就是说要保持整洁干净，这也是一种文化建设。“管理民主”就是利用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缩小城乡差距[1]。
此外，2012年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不少的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王娟把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看成是构建城乡一体化经济建设的有效措施，她认为没有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农村文化的建设发展，是无法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同时，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能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加快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实现[2]。余友斌认为加快新农村文化发展，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3]，徐学庆认为，加强统筹城乡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部分内容，是培养有能力、有智慧、有素养农民的基本手段[4]。
2.是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党的十六大中首次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和农村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学者普遍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建设，统筹城乡文化建设。朱光喜认为农村和谐社会主要是表现在农村的经济、文化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5]。王娟认为加强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会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思想，有利于农村环境的道德建设，促进农民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局面。唐金培则认为，强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可以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可以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能化解各种心理矛盾，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形成一个“家和万事兴”的和谐局面，进一步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3.是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障
加强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其实是农民融入到城镇生活中的一个过程。而我国目前处于城市和乡镇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地涌向城市，农村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市看齐，因此就有不少学者认为，农民在进城后，逐渐从一个农村农民转变为一个城市居民，由于教育方面的原因，文化等方面的反差会给农民带来非常大的落差以及不适应。加强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其实是城市与农村两者之间文化交流沟通的过程，这样会使城市更加了解农村，农村也更加了解城市，而通过这样的方式农民可以对城市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认识，这对全面加快小康社会的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
不少研究学者认为，在统筹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文化建设现状不容乐观普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经费缺乏
刘文俭[6]等人认为由于国家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资金比较少。据权威数据的统计，在1998年到2002年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经费不足教育事业经费的七十分之一，不足科技研究事业的十分之一。虽然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但是依然没办法解决农村文化建设中经费不足的问题，郭国祥[7]等人认为，从国家到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都不够重视，文化建设的经费只占整个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几，远远低于城市文化建设经费投入。王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国家财政有限，加上农村地区较多，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高，因此也一直得不到过多的重视。
2.农村文化建设主体地位缺失
郑风田[8]等人指出，我国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由于受到多种发展因素的影响，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地位慢慢走向缺失，城乡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一直都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同时她认为，在统筹城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以农民群众的需求为指导对象，利用传统文化，采取多种交流方式，把农村文化建设融入到城市文化建设中，此外，刘璐琳还提出加快农村文化建设发展是当前积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非常重要的任务。朱正刚也认为在进行农村文化建设时，要多听取农民的建议，处理好相互友好的关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要积极调动农民参加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早日得以实现。
3.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差
目前，我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成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相差甚远，在很多的农村地方没有图书馆，没有电影院。就连体育运动场也少得可怜。有学者认为，虽然国家一直在强调要统筹城乡文化建设，但是实施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根据朱明燕[9]等人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11.3%的农村没有书馆没有书库，15.1%的农村有书馆没有阅览室，全国21%的文化馆无业务用房，难以开展业务活动。
（三）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对于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各级党政机关要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
刘文俭等人认为，由于我国的人口众多，如果不想方设法改变农村文化建设落后的现状，农村文化生活缺乏，那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就会非常被动，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城乡经济也难以得到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作出指示各级党政机关要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希望通过统筹城乡文化基础建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2.改革统筹城乡文化管理体制
王娟认为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在体制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管理错位，管理也不得力，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实现，也将难以实现统筹城乡文化建设的实现。吕全国[10]认为，要深化基层文化体制改革，以此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整体水平的稳步提高。此外，他还认为，要把之前落后的以农村为主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并且要适当整合各种有利资源，把分散的资源合理利用，同时，还要督促政府发挥其应起到的作用，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农村文化市场，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水平的显著提升。
3.加大经费投资力度，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不少的研究者认为，要加大经费的投资力度，筹借农村文化建设资金，在这点上应该注意让政府发挥作用，利用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改善目前农村文化建设落后的面貌，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采取多种可以实现的模式得到社会和政府的支持，以此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二、研究的不足
很多的学者在研究统筹城乡视域下的农村文化建设时，都能结合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村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但是不足之处在于我国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而且深入地、比较系统化地将融入到研究中，这方面还是不够，有些研究脱离了原本的理论基础，也是不行的。研究的内容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住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此外与国外农村文化建设比较研究的文章也比较少，
三、总结
虽然，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也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成果，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不是依靠一个人或是一个单位就能实现的，它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唐金培.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着力点[J].求实，2008，（6）.
[2]王娟.统筹城乡文化建设基本途径研究——以山东诸城市为例[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3]余友斌.统筹城乡文化建设加快农村文化发展[J].学习月刊，2012，（4）.
[4]徐学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5]汪前元.朱光育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文化困境与对策[J].湖北社会科学，2005，（7）.
[6]刘文俭，张传翔，刘效敬.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战略研究[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8）.
[7]郭国祥，刘建芳.近年来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学术论坛，2009，（7）.
[8]郑风田.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南民族人学学报，2005，（1）.
第8篇：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农村;电子商务市场;CNNIC;需求;潜力
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经达到2.9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2.6%。在城市里,人们上网浏览新闻,搜索信息,在线购物等已渐趋流行,相应的电子商务市场份额也在快速增长,电子商务逐渐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各种类型的电子商务网站也层出不穷,竞争日趋激烈。
而人口更多,地域分布更广,消费需求更为多样的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一度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虽然如此,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也在静悄悄地孕育发展着,尤其是在一些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村。早在2006年,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就启动了全省首家农村“电子超市”,标志着电子商务正式迈入浙江农民的生活。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的星星之火总有一天会成为燎原之势。
一、农村互联网络应用现状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首次在“网民规模与结构特征”部分专门增加了对农村网民的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08年12月31日,网民总数达到8 460万人,较2007年增长60.8%,增速远远超过城镇的35.6%。
另据2009年3月CNNIC的《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农村网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49.4%;农村网民更加趋于年轻化,30岁以下年轻群体所占比例高达76.9%;从职业结构来看,农村网民的构成主体是学生,所占的比例高达38.8%。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在网络应用行为方面,农村网民娱乐化倾向更加明显。在中国农村,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游戏以及网络聊天成为农村网民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目的,其用户的规模均超过了5 000万人。此外,在上网场所方面,由于经济支付能力的限制,家庭和网吧几乎同等重要,网吧网民比例为54.2%,手机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农村网民的青睐,成为农村网民上网设备的有益补充。
互联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最近几年也在逐渐普及,出现了一大批类型各异的涉农网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第三方平台形式出现的农业门户,不仅为农产品的产、供、销提供信息服务,也为供求双方直接架起桥梁。
二、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的潜在需求分析
由于我国农村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现实情况,农村对电子商务的需求在很多方面甚于城市。虽然农村电子商务市场才刚刚起步,但随着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相关条件的成熟,今后几年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一)农业对电子商务的需求
最近几年,类似堆积如山的桔子卖不出去这样的“丰收的烦恼”新闻时有报道。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跟我国农村居住分散,经济和交通相对落后等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农村信息闭塞,与外界信息沟通不畅有直接的关系。电子商务可以很好地解决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对接问题,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符合市场需求。
此外,电子商务还可以很好地解决我国农业“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由于是小农户,生产就形不成规模,自产自销的方式不仅效率底,成本也极其高昂。电子商务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把小农户组织在一起,在销售环节上实现规模化,在降低流通成本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使得小农户也一样有竞争力。这一现实,也为专业的第三方农业电子商务网站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二)农村生活方面对电子商务的需求
在生活方面,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一样也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由于农村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没有超市,商场等成规模的规范的购物场所,使得因为生活需要的购买相比城市显得非常不方便,而电子商务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农村相对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使得人们对商品的价格更为敏感,而在线营销的普遍低价可以很好地满足农村市场的需求。此外,农村在文化娱乐设施方面的缺乏,也为相关方面的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在线教育资源需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地强调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把教育问题放在了实现社会公平的特殊地位。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乡镇学校的发展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城乡教育资源无论是在软件还是硬件上的差距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彻底改变的。城市里的集中了整个社会的优质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在满足城市自身教育需求外,可以通过互联网延伸到广大的农村,让农村的学生通过网络分享最新的教育成果。
(四)农村劳动力市场对电子商务的需求
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原因,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2亿左右,这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需要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而针对农村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完善的信息服务方式。对于地理位置较偏僻,交通相对不便利的农村而言网上招聘求职将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
一些专业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根据市场的用工需求对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互联网开设相关的远程职业培训课程,满足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三、当前制约农村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农村电子商务虽然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目前还有一些重要的制约因素影响其发展,主要有:
(一)互联网设备缺乏
CNNIC的《2007年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农村拥有的家庭电脑数量为2.7台/百户,远低于城镇电脑拥有量47.2台/百户。在不上网的原因中,“没有相应设备”占到农村不上网居民的39.5%,成为最大原因。家庭电脑的缺乏使得农村网吧上网比例超过半数(53.9%)。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薄弱,已成为阻碍农民上网和农村互联网发展的最大瓶颈。
(二)缺乏必要的网络知识
在不上网的原因中,“不懂电脑/网络”是农村居民不上网的又一重要原因,占到农村不上网居民的28.3%。不懂电脑/网络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居民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根据农业部调查,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7.8年,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小学文化程度占25.8%,初中文化程度占49.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
第9篇：城乡教育差距调查报告范文
1农村教育的基本状况
驻马店市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652所，其中，小学2344所（另有教学点558个），在校生100.26万人；初中298所，在校生43.54万人；特殊教育学校10所，在校生982人。义务教育阶段现有教职工67114人，初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97.71%、99.33%。市中心城区现有公办小学28所，在校学生34890人，教学班477个，平均班额73人；公办初中14所，在校学生18845人，教学班280个，平均班额67人；农村小学2316所，在校学生967710人，教学班26881个，平均班额36人；初中284所，在校学生416555人，教学班9257个，平均班额45人。
2调查表明，农村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
2.1乡村小学普遍存在教师生活、住宿问题无法解决
由于乡村小学存在着教师生活环境相对较差，外地教师不愿意来，新增教师一般都是新招教师，因住房、生活问题无法解决，不能安心工作，这个问题如不能解决将很大程度地影响今后农村教育的发展。如：某小学，是一个偏远山区学校，离乡镇还有10公里远，去年新分来两个女大学生教师，因学校没有住房，生活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2.2农村教师整体水平不高，师资短缺和结构性短缺严重
第一，教师年龄结构、文化结构上不合理，全市现有8万多名中小学教师，51岁以上的占23.9％，在职转正民师占教师总数的34.5％，教师年龄偏大，缺乏新鲜血液。年龄偏大问题在该市农村中小学较为普遍，尤其以小学更为突出。在农村教育工作实际中，年龄偏大，并没有显现出教学经验丰富的优势，而更多地表现出对教育教学改革的消极、不愿更新知识，以致知识与实际脱节，学生不愿学，教学质量下滑。这种师资结构状况直接损害着农村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同时，农村教师新生力量又得不到及时更新补充，导致农村学校教师年龄结构出现断层，为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在民师转正的教师中只有极少数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大多起点学历偏低、达标学历是通过后期进修培训取得，因此存在专业素质不高的缺憾。在强力推进课程改革的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越来越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表现为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现代教育技术缺乏，已不能胜任教学工作。可见，目前的“民转公”教师基础差、人数多、年龄偏大、知识老化，已成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第二，教师编制管理不能适应新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现在农村中小学教师整体处于超编状态。但实际情况是：教师总量不足，部分学科教师短缺，大多数农村小学和初中英语教师、音乐教师、美术教师、体育教师紧缺现象比较突出。农村小学按1：25的师生比例，远不能适应素质教育形势。有的学校按“师生比”不缺编，但体、音、美、信息技术等学科无专职教师上课，部分学校出现教师包班现象，很大部分小学都存在这种现象。教师编制管理跟不上教育发展步伐。
第三，现行的教师编制设置欠合理。现行编制标准的师生比不符合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且没有设置寄宿制学校工作人员、专职校医、心理教师、实验员、安全员、图书管理员等工作人员编制。寄宿制学校普遍缺少生活教师，生活教师配备工作已成为寄宿制学校当务之急的一件大事。第四，教师实行区域流动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造成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教师交流困难，优质教育资源配备不合理的现象。现在农村中小学实行的是“人-编-卡”的刚性编制管理制度，阻挡教师正常流动，影响了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村教师管理缺乏淘汰机制，新教师得不到补充，想淘汰的没有办法淘汰，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教师的进取心、紧迫感逐渐淡漠，加上培训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终身学习体系尚不够完善，正常流动渠道又不畅通，队伍必然缺乏生机和活力。
2.3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敬业精神不强
农村任教的老师，没有多少上升的机会，包括职称评审就很难，也没有多少展示才华的机会。一些公开课或比赛课多由条件较好的城镇学校教师来承担，有进取心的农村教师难以得到推荐与展示的机会，农村教师参与培养、深造的机会也相对较少。其次，工作生活条件差也是导致农村教师敬业精神不强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生活条件待遇差、教学设备简陋、职称评定难，加之社会保障措施的缺乏，农村医疗保障差，很多人不愿到农村工作，再加上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地位低、留守儿童多，学生不好教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广大农村教师的爱岗敬业、积极奉献。
3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3.1加大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促进均衡发展
严格执行驻政[2008]91号文件精神，要在全市范围内科学、合理地配置义务教育资源，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不折不扣地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提高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采取强力措施，加大义务教育经费投入。3.2加快薄弱学校治理，缩小义务教育的校际差距各级政府要集中力量加快薄弱学校改造进程，在经费投入上，城市教育费附加要优先用于改造薄弱学校。出台相应的政策，建设农村学校教师安居工程，解决农村教师的住房问题，使农村教师能安心工作。义务教育阶段绩效工资是提高教师积极性的有力抓手，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奖励机制，努力形成薄弱学校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良好局面。要采取以强带弱、联合办校等模式和手段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3.3根据学生人数的变化，教师编制实行动态控编
建议编制管理部门对教师编制实行总量控制，不再核编到校，由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统配，划定一定区域作为核编单位，在每学年开始时，对本学年的教师及各种教辅人员的编制提出编制需求计划，经上报编制管理部门批准后，及时进行调整，有计划、有步骤地增减教师编制，把调整结果报同级编制管理部门备案。要形成中小学校长、教师有序流动的制度，逐渐消除城区学校超编和偏远农村学校缺编的现象，促进县域内、区域内、地区间教师的合理流动，解决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矛盾，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缩小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间的差距，保持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重新核定编制，要充分考虑到许多农村学校地处山区、教学点分散、教学班较多但每班学生较少的实际，以教学班数量、课程设置和寄宿制学校实际为依据，以师生比为参照，科学、合理地核定教师编制，制定农村中小学教师定编办法。
3.4采用定向招录教师的办法
充分考虑结构的合理性，把复合型教师作为今后农村小学阶段招录教师的重点；要多招录一些愿意长期在农村工作的教师，采取定向招录措施，解决当前农村教师队伍存在的学科、年龄、性别上的布局结构不合理问题。建议政府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结合农村教育实际，出台农村学校教师补充办法，形成在每个学年的第一学期前对农村学校补充一次新教师的制度，促进农村教师队伍结构的逐步改善。
3.5建立农村教师的退出机制
要重视当前农村中小学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合格教师突出问题，尽快建立不合格教师离开教育行业的退出机制。如从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经费预算中，安排“农村教师分流安置专项经费”，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及必要的医疗服务，让那些不能适应现代教育要求又不愿提高自身水平的教师退出教师行列，对在职教职工中因身体原因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要实行内退，不占用教师编制。对长期有病不能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病退，形成农村教师的退出机制，为农村教师的补充更新提供编制空间，又激发了农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3.6建立长效支教体制和城乡教师定期交流轮岗制度
要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中小学校长、教师定期交流制度，促进中小学校长、教师在市（乡镇）学校与农村学校、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定期交流，优化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师资力量的均衡配置。要鼓励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建立农村学校教师的良性补充机制，有效推进长效支教体制的建立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