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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煜词思想艺术特征
南唐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是一个失败的君王，同时又是一个成功的词人，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王国，同时又成功地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赫赫之名。在其42年短暂的一生中，虽留下的词作为数不多，但逾千年以来却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有词中南面王、词中之帝等美誉。李煜的至情至性和所经历的人生沧桑巨变，使得其词作尤其是后期词作多追怀往事，充满了痛入骨髓的家愁国恨，亡国之痛哀哀欲绝，滴滴血泪，正是“亡国之音哀以思”极为贴切的体现。
一、李煜词作是“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极佳注解
（一）历代“有才”亡国之君的文学创作
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如果从艺术才华上划分，可分为无才的与有才的两种，前者如亡国后乐不思蜀的扶不起的刘阿斗，听到有人饿死就惊诧“何不食肉糜”的皇帝司马衷，荒胡作非为的齐东昏侯萧宝卷等；后者如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等。若按诗才排队，陈后主陈叔宝在皇帝中大概算得上名列前茅，就其艺术技巧而言，其诗文的确语言流畅清丽，描写生动传神，还是相当不错，对于诗歌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但就其内容而言，则多为艳冶轻薄之作，格调不高。隋炀帝杨广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他们在文学上的造诣均无法与李煜相比，因为他们缺少一颗真正诗人的心灵。正是这颗真正诗人的赤子之心，使亡国的悲剧终于成就了词人李煜，让他在痛苦的煎熬中提炼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千古名句，让他“欢乐时有欢乐的歌唱，悲痛时词句中带着丝丝血痕”。
（二）历代学者对李煜“亡国之音哀以思”品评
作为人君的李煜和作为词人的李煜，其帝王生涯的得失成败和艺术生命的历程也一直成为人们颇有争议的话题。历代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眼光对李煜其人及其作品进行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审视和研究，对后主词都有较高的评价。周之琦在《词评》中称赞李煜词为“天籁”，清沈谦《填词杂说》将李煜与李白、李清照并称“词家三李”，谭献《复堂词话》称李煜词“足当太白诗篇”……这些，都可以看出古今词学家对后主词的评价，其中不乏溢美赞赏之辞。
《礼记•乐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意思是国家将亡，人民困苦，因此音乐也多表现为哀思的曲调。李清照引《礼记•乐记》语评论李璟、李煜词说：“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笔者认为，这的确不无道理。孱弱衰微的南唐国，面临周、宋的强势威胁，一直有着深刻的亡国之患、亡国之忧，亡国的悲声一直笼罩着李璟、李煜两代帝王，使得李璟李煜词弥漫着的浓浓的“亡国之音”，加之李煜独特的至性和率真，使得他情不自禁地以血泪悲慨凝成的真挚情感，来抒写他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因如此，词学大家王国维先生才会对后主词发出这样的感叹：“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可见，就后代学者对李煜词作思想内容的品评，李清照和王国维最为贴切地道出了李煜词作哀思的特点。
二、李煜词作“哀以思”的原因
（一）国君使命与诗人天性的尖锐矛盾
南唐作为江南弱国，李煜作为南唐国主，若按“有道君王”的使命行事，本应摒弃孱弱多愁的性格，攻于政事和军事，方能兴国。然而李煜天生性格多愁善感，儿女情长，加之自幼便生活在一个艺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之中，使得他酷爱诗词。父亲李璟“多才艺，好读书，善骑射”，两个弟弟（韩王从善与吉王从谦）富于文艺修养，两位夫人（大小周后）精于音律歌舞。在这样的艺术氛围里，李煜更是工书、善画、知音律、精鉴赏，博通众艺，造诣甚高。艺术才华与诗人气质相结合，他不断思索着人生的困惑和解脱的途径，更使他的词具有超出一般歌词之上的诗的特质。李煜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弱国君王的使命要求他勤于政事、崇尚武功，然而天生的性格和成长的经历却使其耽于歌舞、酷爱诗词，这样的矛盾，最终便使他成为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天才词人。
（二）亡国前后人生境遇的巨大变化
亡国前，李煜过的是醉生梦死的小皇帝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于他前期的作品有很大的影响。公元975年，南唐为宋所灭，李煜肉袒出降，沦为阶下囚；976年又不得不白衣纱帽待罪于明德楼下，被封为违命侯；在汴京过了两年多的俘虏生活，处境非常凄苦，精神备受煎熬，发之于词，表现出家国之痛和伤今忆昔之情，这在宋朝统治者的眼里，觉得是一种叛逆，因此就遭了宋太宗的毒手。他后期的生活环境，较之前期的宫廷生活自然是天壤之别。由一个享乐的一国之君沦落为求生不得的阶下囚的巨大变化，使李煜对政治、对人生有了深一层的体会与领悟，将家国身世、亡国之痛都融入了词作里，亡国之恨油然而生。
（三）佛教思想的深刻熏陶和浸润
江南自古就有信佛之风，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唐自中主始，就与佛教结缘，流风所及，李煜也未能免，他不仅是一个忠实的佛教信徒，甚而至于佞佛到狂惑程度，不仅耗费财力，而且荒逸国政。作为一名“笃信浮屠”、“事佛甚谨”的虔诚佛教信徒，李煜不自觉中将佛教教义贯彻到其创作中去，无论是前期萦绕于色空虚妄意念下那风花雪月，还是后期笼罩在悲苦忏悔思想下那孤寂苟存，悲天悯人情节里的倾情词作都悟透禅机，于法眼宗风吹拂下，形成了贯穿词作中独特的人生感悟。
三、李煜词作“哀以思”的表现
如上文所述，李煜因其独特的个性、身世和所遭逢的人生经历以及所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润，使其具有艺术家特质的敏感心灵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感伤色彩，其文人独特的悲苦情态、忧患意识、自我否定意识被激活，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便体现为“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具体而言，又表现在悲苦与忧患和忏悔与痛悼两个方面。
（一）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
后主词中所体现的悲苦与忧患的主题，让千百年来的人们为之动容。然而众多学者在研究李词时，总是断然以南唐亡国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评述。大多认为李煜前期词主要写其宫廷生活的奢侈糜烂，后期词则主要表现了对国破家亡的忧伤与无奈，艺术价值也有了较大提升。但仔细研读，李煜词中，无论是前期词还是后期词都贯穿了一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特的悲苦和忧患意识。
亡国前，李煜为贵为一国之主，词作中描写富丽的宫廷生活和浪漫的男女情事的的确相对较多，这一类词仍未脱柔靡之风，呈现出花间词人的气息。但衰微的国势却为李煜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寻欢作乐之余，自然会隐隐感到自己前途的不测，形之于词，便有一些伤感之作。如：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这首词是李煜忆念他弟弟从善入宋不归所作。词中即景生情，先写落花纷纷，人立其中，写出断肠的原因。下片写别来无信无梦，后又通过一生动比喻，说出无限离恨。从题材看，还是属于传统的伤离念别，但从“拂了一身还满”的落花，却可感到李煜心情之沉重，其实“恰似春草”的离恨昭示的，又岂只是离愁别绪呢，李煜分明看到的是眼前这种美好的生活也正在更行更远了，而这种生活的消逝，也就预示了他必然的没落命运。
因此，纵观李煜亡国前的作品，无论是即位前的强求解脱，还是即位后的故作享乐，他心中的那种愁苦却是一以贯之的。很多词作中表现了对人生的忧患，对时光流逝的感伤，只不过限于生活圈子的狭小及思想的局限，相比亡国后，这个时期的作品表达“哀以思”还不是境界特别深刻。
亡国后，由于生活的巨变，李煜感伤情调词作数量明显增多，表达方式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并相对直观外显，不再隐讳。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这是他入宋后所作。“春花秋月何时了”，怕见春花秋月，因为怕想起过去的美好生活。表面上不想再想起以往的生活，但其实暗地里反映出李煜对旧时生活的无限眷恋。“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雕栏玉砌”是指南唐精美的宫苑建筑、玉宇琼楼。南唐虽然灭亡，但宫殿应还在，只是人的朱颜已改，引起了作者无限的感慨，真可谓是美景还在，故人已改。由此可见作者对当日美好的生活的眷恋和深深的怀旧情绪，这首词也是李煜“哀思”词的杰出代表。
仔细研读后主前后期词作，并非如原有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南唐灭亡以前，他过着无忧无虑奢侈豪华的生活，南唐灭亡后，其思想品位才得到升华，写出了大量较有思想性的诗篇。其实，在其短短的四十二载人生生涯中，悲苦，忧患始终伴随着他，在他心中满是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惆怅，他即便是在安稳的宫廷生活中，也时时在其词作中表现出了他惯有的空寥和寂寞。
（二）李煜词中的忏悔与痛悼
忏悔与痛悼主要体现在李煜后期词作中。从词作题材看，李煜前期词作涉及题材较为狭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亡国后，李煜由小皇帝沦为囚徒，亡国的深痛和往事的追忆，“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屈辱生活，使其在词作中处处表现出对国破家亡深深的忏悔和痛悼思想。如上文提过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首词，后主感怀故国，追忆往事，发出了“不堪回首”的嗟叹，都体现了对于故国亡灭的忏悔与痛悼。再如：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这首词以非常沉郁、凄婉的笔调抒写了词人在一个暮春时节五更天梦醒时悲哀凄楚的心情。雨声惊梦，晓寒袭人，梦里片时的欢聚，醒后更觉身寄异乡的冷落，想到家山万里，如同流水落花，一去不复返，今昔相比，已是天上人间成永诀了，词意极是悲苦、惨然。
南唐在其手中转眼灰飞湮灭，南唐百姓也随之惨遭践踏蹂躏。于是，对国灭家破的痛悼，对南唐百姓背负的罪恶感以及曾枉杀大臣的悔恨再次渗透到他的内心世界，他悔恨交加又无回天之力，自然在词作中流露出无恨的忏悔和痛悼。李煜用他的词，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深层的苦难，然而在这深层的苦难之中，饱含了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和忏悔意识。他用自己的血泪之作，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深深的忏悔。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是很少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亡国后苦痛生活的深刻体验成就了李煜词的艺术，李煜以极其高超的技巧深刻的表现出那最普通又是最抽象的离愁别恨，写尽了难以说清的家国之痛，人生变幻莫测给人带来的深沉哀愁，引起后代人强烈的共鸣，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浓浓的亡国之忧、亡国之痛，如泣如诉的哀与思，也使得他的许多词作成为了传诵千古的经典绝唱。
参考文献：
[1]杜鹃.佛教与李煜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01).
[2]颜莉莉.薄命君王绝代词──李煜词“情境”之浅论.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01).
[3]黄云峰.冲破藩篱.词象更新——论李煜后期词作.时代文学.2008.(11).
关键词：《道德经》 廉政 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以民为本 崇俭抑奢
一、《道德经》与廉政
《道德经》从问世之初便具有神秘色彩。春秋时期，老子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学识相当渊博，智慧超群，名著当时，但他述而不作，所以老子“见周之衰”西去，骑青牛至函关，被关令尹喜慕名留下。老子盛情难却，作《道德经》后而出函谷关，后人便不知所踪。从老子的职业身份来看，能跟老子经常打交道的人是当时的社会精英，比如帝王、侯王，官员。因此有些学者就认为，在当时信息匮乏的背景下，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拥有着无人能比的优势资源，这些精英人物就治国理政、领导艺术等方面话题应该与老子进行对谈和探讨，《道德经》五千言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总结和概括。历朝历代也把《道德经》看做是一部治国经典著作。历史上有八位皇帝给《道德经》做注，但只流传下来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位皇帝的注本。《道德经》谈话对象涉及当时的统治者（帝王）、圣人、侯王，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特别是在廉政建设方面，这些思想具有跨越时代性。吸取《道德经》中的廉政智慧，对当今的反腐倡廉教育具有现实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廉”本义指堂屋的侧面，而房屋的侧面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此廉又被引申为正直、方正、有棱角的意思，后引申为一种道德品行与活动，一种为政文化意识。老子《道德经》唯一一处直接提出“廉”的地方。《道德经》第58章提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廉而不刿”与前面的“方而不割”同义相释，意思就是有道之人方廉而不割刿（伤）他人的高尚品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老子倡导“廉”的高尚人格，又提醒了人们注意“廉”伤人的一面。老子就认为有道的为政者其作为不会对人民构成逼迫。如何做到“廉而不刿”是廉作为一种为政文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道德经》中的廉政智慧
“道”作为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这个字在《道德经》书中出现了七十三次，老子认为“道”是不仅无形而不可见的，而且它作用于万物时却表现了某种规律和特性。自然无为，致虚守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柔弱，不争，居下，取后，慈，俭，朴等观念都是“道”所表现的基本特性。比如说《道德经》第32章提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因此，这些规律和特性可以作为政府行为的准则。《道德经》的廉政思想涉及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无为而治的施政观念、善等百姓的慈爱之心、清心寡欲的人生追求、知足不辱的行为原则、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等诸多方面。
（一）无为而治
第5章 提到天地是不偏私的，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圣人”是不偏私的，任凭百姓自己发展。这是“自然无为”思想的阐述。天地的运行状态是“自然”的；人的活动状况也应该是“无为”的。“无为而治"就是要通过“无为”去达到“治”的目的（“为无为，则无不治。”）。第17章“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一章提到了无为而治的效果。高明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顺乎自然、顺乎规律，百姓各得其所、各尽本分，百姓丝毫感觉不到有领导的压力，甚至感觉不到领导过程的存在，感觉不到领导者的存在。就是说无为而治最好的效果就是“天下大治而百姓不知”。类似还有“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43章）“治大国如烹小鲜”（第60章）。老子认为政府要实现“无为而治”，在社会管理中就要简政放权、清净少事，领导大国决不能政令繁苛，无事生事，应该让百姓自我化育、自我发展、自我完成，这样社会才会完善，才会和谐发展。
（二）以百姓心为心
在老子看来，为政者“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多次用“水”这样一个意象做譬喻，第7章以水作为比喻为政者应具有的品性。老子认为为政者和水一样，都本居于高位，而柔弱的水具有处下、不争、利物的特性。为政者也应该有不与百姓争利、善为百姓谋利、能处下的品行。因此，《道德经》第67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在这里，老子提倡一种功成身退的品行，对百姓要有慈爱之心的官德。第66章：“圣上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在老子看来，为政者要百姓甘心受其领导，就要谨言慎行，在言语上弱小自己比如“自称孤、寡、不毂”，尊重百姓，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摆好自己“自爱不自贵”的公仆位置，不自高自大、盛气凌人，低调做官，居功不自傲，才能让老百姓放心，甘心接受其的领导，这样领导者的领导百姓的心愿也就达成了。
（三）清心寡欲、知足不辱
《道德经》第12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从色、声、味以及打猎、藏宝的角度说明过分的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为物质所奴役，必然会丧失人之本性，沉迷于声色犬马，红灯酒绿，必然放松自我修养，长此以往，内心世界一片荒芜，为人为官原则一概抛弃，也就迷失了本性的根源，淡忘了身份和约束，做出身败名裂，误国误民的事情来。《道德经》第9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老子讲述了这样“金玉满堂，无法守藏”“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这样一个道理，物质条件不可缺少，但是过度追求，却是有害。可见，一件事情已经到了合适的程度，就应该含藏收敛，若是恣意妄为，放纵贪欲，必定印发腐败，正如“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物极必反，过盛必衰，为欲望所牵制，必定失之更多，引来大祸。老子反对享乐主义、膨胀的物质欲望，提出为政者要知足知止，少私寡欲。《道德经》第19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见素抱朴即认识世界最单纯自然的东西，保持人类最原始真实的品行。如此这样，便能做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在各种荣誉、权力、职位、金钱等诱惑面前才不会迷失自我。
而真正做到无欲无求，实属难得，在此基础上，老子又提出“知足之足，常足矣。”他认为真正的富足是易满足得平实，是精神心灵的充盈。《道德经》第29章告诫官者：“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希望人们凡事要去除极端，去除奢侈，去除过度，老子的大道从简，就是简行、简居、简食、简衣，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不过分追求物质生活，崇尚淳朴自然，讲求内心的祥和安宁，由简及俭，由俭到清，从而达到廉的境界。奢侈浮华，一则心浮气躁，不能一心为公，二则铺排张扬，引起众人之怨，三则强取牟利，成为国之蛀虫。从而，为官者失信孤立，执政者必然根基不稳。简，不为繁复奢靡所累，心境必然超然脱俗，可见，从简则强， 因此无欲则刚。反观当今，不少阶下囚皆因浮华张扬引来怨声祸事，讲求奢华却囊中羞涩之时，就是滋生腐败之日，正如司马光所说：“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念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廉政，应该从大道从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