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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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关键词]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

当前，在军队院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作为一门重要的政治理论课程，有其明确的教学目的：“引导学生深入分析主要国际力量在经济、政治、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方面的地位、作用、影响、发展变化及其原因,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辨别是非。”因此本门课程对于青年学员来说具有特殊的教育功能和意义。现如今，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新的理论不断涌现，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青年学员的需要，在新形势下，如何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如何更好地发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教育功能，如何真正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本文从如下两个方面试做探讨。

一、重新整合教学内容，突出课程的主要特点

教学内容是否充实，体系结构是否合理、课程特点是否突出，直接关系到课程的教学效果，同时《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现实性和综合性这样的特点，这就要求教员不能只拘泥于教材的形势与内容，要根据课程特点和学员的认知需要适时的整合教学内容，调整授课方式。

目前，军队院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按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当今多极化过程中出现的五极来安排内容的。其中一些内容学员在高中阶段已经学到，并且相当熟悉。例如：当今时代主题、苏联解体及教训等，针对这一类知识可以少讲或者不讲，把有限的课堂时间用在更加实用、学员更加感兴趣的内容上。在讲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以适当添加我国金融安全及监管的问题、中国经济稳定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一系列学员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样就可以有机地将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与学员的兴趣结合起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针对性。

在充实调整课程内容的同时，还要注意突出课程自身的特点。因为只有把课程特点和课程内容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较好的实现教学目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时效性、综合性和现实性。

1. 时效性。所谓时效性是指该课程所涉及的知识内容新，离现实生活近。《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是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政治、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关系，并且从中去探索总结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启示等，它们最早是几十年前发生的，最晚有可能是几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的，这些崭新的内容，突发的国内国际重大事件我们都要在教学中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教员选好、用好、讲好这些内容。另外也可以在教学形式上调动学员积极性、主动性来营造一个关心时政、关注焦点的学习氛围，从学员自身的角度来强化课程的时效性。

2. 综合性。《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涉及的内容广泛，不但包括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各主要行为体及其关系，同时也涉及到社会、人文、宗教等方面的知识作为铺垫。例如向学员介绍中东问题的时候就需要从历史、宗教、资源、地缘政治、大国关系等诸多方面去诠释。这就要求教员既讲史实，也要总结理论，还要分析洞察国际热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所以本课程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3. 现实性。现实性指的是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实际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研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基本趋势，剖析世界主要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掌握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的最终目的目的是要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得出的理论、规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中国外交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例如在探讨发展工国家的成败得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同时避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与此同时，对学生本身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也有现实意义。可以通过对朝核问题的讲解与讨论使学员明确核武器的战略意义，以及我国周边的安全态势。因此说，现实性也是本门课程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二、创新教学模式，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

对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具有较强时效性、综合性、现实性的学科而言，选择丰富且恰当的教学模式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没有丝毫兴趣地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愿望。”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传统灌输式”、“封闭陈旧式”、“平面板书式”等落后的教学模式还在使用。学员们对于这样的教学往往是感觉枯燥乏味，分心走神，课堂气氛可想而知，教学目标也难以实现。所以教员在备课时不但要准备丰富的教学内容，更要研究恰当有效的教学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调动学员的积极性，使之带着兴趣学习，达到教学目的。

目前，应用于大学政治课上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有很多，例如：比较常用的理论讲授法、课堂讨论法；能够很好调动学员积极性的自主探究法、合作学习法；能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案例教学法；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多媒体教学法等。针对《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我们仍旧需要从它的自身特点出发，以突出其时效性、综合性、现实性为主要目的，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其中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不失为一项好的举措。实践性教学模式的实施方式有很多，以下着重介绍几类较为可行的方法。

1.开展“问题式”教学，让学员成为课堂主角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涉及内容较多，课时有限（40课时），在较短的授课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就必须有的放矢，突出重点问题。实行“问题式”教学不失为一项好的办法。问题式教学，就是以教材体系为依托，归纳出若干时代性强，学员关注度高的重点问题来讲解，遵循“紧扣热点、兼顾重点、关注难点、解决疑点”的原则来实施教学。

在开展“问题式”教学的同时，要进一步突出学员的主体地位，教员要以多种方式调动学员积极性使之成为课堂的主角。教员可以拿出一两个问题作为学员自讲内容。在课前为学员提供学习资料，对学员进行分组分工。课上由每个小组推选出的代表进行主讲，最后由教员进行补充讲评。笔者曾在自己的授课期班进行了实践，选择了日本战后右翼势力抬头及其影响这一问题。课上学员反响强烈，极大地激发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组织课上新闻播报，培养学员关心时事的习惯

《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与其让教员提供新闻线索不如让学员自己动手筛选时事素材。笔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实践。在所教期班中，四人为一组，对一周来重大的国内、国际要闻，进行筛选和整理后，在课堂上向学生播报并进行简单的评论。这样一来不但能够增加课堂信息容量，同时也锻炼学员的归纳总结能力，养成了他们关心国内外重大时事的好习惯，有助于学员形成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3.充分利用网络，实现教学资源网络化

在多媒体交互式教学模式正逐步取代传统板书平面的教学模式的同时，大部分军队院校校园网也已成为教员和学员学习与交流的新平台。在课堂讲授不能满足学员信息量要求时，作为一种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先进的教学辅助手段，网络平台的优势便显现出来。就本学科而言，学生希望第一时间得到国际经济、政治发展动态。同时也想看到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录像、资料等。教员及时的更新充实这些内容，利用网络这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就可以充实教学内容，避免空洞的说教，进而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另外，网络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交互性，借助网络交流不但能够满足学习者沟通的要求，同时也可以把学习变成群体行为，借助BBS、聊天室、电子邮件、群等网络交流工具，使学员可以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结成有针对性的学习团队来完成学习任务。

当然，任何一门课程的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模式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方面，在理论上要认真提炼总结，另一方面在实践上要勇于尝试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开辟出一条新型的，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科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第2篇：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表现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先天缺陷国际组织的功能应围绕其宗旨展开,就这一点来说,WTO在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功能体现得非常充分,但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时出现了扭曲。从WTO的历史看,GATT的宗旨是要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通过各国相互削减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以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扩大商品的生产和贸易。〔2〕因此,在GATT存续的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其一直致力于推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消除货物贸易中的差别待遇和各种贸易障碍。作为GATT的继承者,WTO的宗旨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根基仍然在于推进贸易的公平健康发展。WTO的宗旨是通过建立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效而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改善生活质量、扩大就业、确保实际收益和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同时遵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不同成员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保护环境并提高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手段。〔3〕可见WTO的功能不再限于对货物贸易的调整,而且肩负起了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职责,而其宗旨中没有关于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规定。因此,就WTO的宗旨来看,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存在先天缺陷。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人为扭曲从WTO的宗旨中,寻找不到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只言片语,但在WTO的法律文件和机构设置上,均对知识产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WTO明确规定了其机构设置,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与“货物贸易理事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地位相等。该机构负责执行TRIPS协议。“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虽然没有在WTO的宗旨中得到体现,但这没有影响到WTO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调整,这也进一步例证了WTO功能扭曲化现象。这种扭曲从基本文件延伸到TRIPS协议。

    1.WTO基本文件的后置性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是其产生、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人们常称之为国际组织的“宪法”。国际组织所有其他有关内部管理和对外关系的法规,都受基本文件的制约,都不得违背基本文件的宗旨和原则。〔4〕在WTO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具有基本文件的性质。所以,从时间上讲,基本文件应该是最先确定的,否则其指导功能和统领功能怎样发挥。但从WTO法律体系的产生和历史发展看,《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基本上是最后产生的,该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而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早在1991年年底,就已基本上获得通过。〔5〕因此,《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作为基本协定在对WTO其他具体协定的指导功能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颠倒的。事实上,面对着已经存在的TRIPS协议,WTO基本文件采取的做法是:在宗旨中回避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在机构安排上设置了TRIPS协议的执行机构。这也许是WTO在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得已而为之吧。

    2.TRIPS协议的避实就虚WTO调整技术贸易应该是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的。如果其真能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话,其功能并不会发生错位或扭曲。但目前的情况是WTO的功能并没有按照常态发展,其避开技术贸易,直指知识产权。虽然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法律调整的视角看,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技术贸易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动态交易行为,而知识产权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静态无形财产。两类规则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产权强调的是权利保护,技术贸易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和贸易平等。所以,WTO调整知识产权名不正,言不顺,其人为化扭曲也正表现于此:其一,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与贸易有关”。WTO为了给其调整知识产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十分牵强地在协议名称上加上了“与贸易有关”的字样。也就是说,在名字中加入“与贸易有关”字样,主要是为了更能名正言顺地纳入WTO多边贸易体系。〔6〕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有两点足以说明之:一是该协议没有解释什么是“与贸易有关”,更没有解释此处的“贸易”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等问题。之所以这样质疑,是因为在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一个与其名称相似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但该协议明确界定了“贸易的含义”,也是说立法者应该明白“贸易”是有多种解读的,并其应该对此进行解释和说明,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产权协议”中却没有了解释,。二是如果我们通览TRIPS协议,就会发现,“与贸易有关”的字样实为没有必要,因为在其内容中,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产权与贸易有关,也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与贸易无关,即名称不能概括内容、体现内容。这就难怪在实践中,很多学者直呼WTO的知识产权协议,〔7〕而完全忽略了“与贸易有关”。其二,在内容上的连接设计———“技术贸易”。WTO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除了借用了“与贸易有关”的名称外,还在内容上设计了“技术贸易”的连接因素,因为WTO调整技术贸易顺理成章。虽然在TRIPS协议的73个条文中,只有5个条文是关于技术贸易的。〔8〕但这5个条文在TRIPS协议中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正是这5个条文架起了知识产权与WTO之间的另一个桥梁。WTO也是借此桥梁直接规定成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之所以规定“技术贸易”,就是要通过技术贸易的连接点,去调整知识产权产权。这也是WTO功能错位的主要表现。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不断异化WTO在后TRIPS协议时代,取得的最大进展是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据该宣言,WTO就公共健康问题开始谈判,计划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解决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公共健康危机达成一致意见。另外,根据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成为坎昆会议首要的、也是最为显见的成果。从上述WTO的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态度看,其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可以说在调整功能的异化方面渐行渐远。首先,无论是《多哈宣言》还是《执行决议》,均涉及的是专利制度框架下的强制实施许可问题,WTO调整功能仍在知识产权方面。其次,从WTO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上看,其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不断细化和深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进一步忽视和冷淡。最后,在WTO功能不断向知识产权调整方面倾斜的过程中,WTO成员似乎已经习惯和认可了这种异化。其结果是,技术贸易在WTO的调整功能中有可能消失。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弊害(一)WTO调整知识产权有悖其贸易管理法的性质TRIPS协议在其开篇就强调,各国应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一般认为私权是与公权相对应的概念,前者强调权利者的意思自治,后者强调国家的管理。〔9〕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所以知识产权法应属私法勿容置疑;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权是公权,该权利应由公法加以确认,因此各国管理贸易的法律属于公法。从WTO肩负的历史责任看,其主要是限制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国政府的行为,从而使政府行为不至于严重妨碍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至于严重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本国政府自身的存在。而WTO法律从产生到现在,确实是以从各方面限制各国政府与经济有关的政策管理行为———包括市场准入、外汇管制、海关手续、关税税率等———作为自己的当前任务和奋斗目标的。〔10〕所以,WTO规则应该具有贸易管理法的性质,属于公法。〔11〕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12〕由此推断,WTO作为贸易管理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不宜对私权进行干预,WTO不应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就像其不应对各国的物权进行干涉是一个道理。虽然贸易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法可以对产权制度指手画脚。作为强调私权保护的协议,放到了以协调各国贸易政策的WTO法律中显然是极为不合适的,其有悖于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法的性质。

    (二)WTO调整知识产权与WIPO的功能冲突在WTO产生之前,早已存在着致力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该组织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必要时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作,促进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该组织主要职能是负责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对全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建立在多边条约基础上的关于专利、商标和版权方面的23个联盟的行政工作,并办理知识产权法律与行政事宜。WIPO的主要活动包括鼓励缔结新的知识产权条约,协调各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收集、传播有关知识产权的信息,从事和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法律和技术上的援助,也为成员国的其他要求提供服务。WIPO认为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的专门机构。〔13〕所以,在TRIPS协议谈判之初,

第3篇：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二.在市政府和廊坊市经贸委的指导下，对全市生猪定点屠宰厂进行了规范整顿，一是加强了屠宰人员的业务培训；二是联合畜牧部门加大检疫力度；三是加强硬件建设，投资10多万元建立了机械化屠宰厂。

三.加大酒类市场的整顿力度，今年夏天，我们根据夏季是啤酒消费旺季的特点，对我市20多家啤酒经销商进行了拉网式检查，帮助厂家及经销商理顺流通渠道，加大了B型瓶的投放量，同时也提高了经销商B型瓶的回收率。另外，去年12月1日《河北省酒类商品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我们以此为依据，加大执法力度，确保酒类市场无假酒。

四.规范煤炭和废旧金属回收市场，年初，我们在对煤炭和废旧金属回收市场进行全面清点、管理的基础上，为12家煤炭经营企业办理了“煤炭经营许可证”，为一家回收企业办理了《废旧电力设施收购资格证》，摸清了两个专项市场的底数，也为今后对两个专项市场的清理整顿打下了基础。

通过上述工作，净化了我市的市场秩序，为保证人民群众的消费权益和身体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4篇：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一、财政支出数量及影响

财政支出是政府为了执行其经济职能所引起的支出。由于市场在信息问题、垄断、正负外部性等问题上的失灵，政府就有介入经济活动的必要。同时，在特定经济背景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可能达到增加就业、提高产出的目的。因此，一定数量的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增长有正面影响。但是，公共支出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财政投资支出存在挤出效应，导致私人部门的投资减少；转移支付来源于税收，过高的转移支付意味着更高的税收，而高税收、高转移支付扭曲了人们的行为，影响经济效率。因此，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观察广西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81年～1997年财政支出增长较缓，部分年度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但自1997年以后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以平均17.8%的年增长率上涨，截止2005年底达到了611.5亿元人民币的规模；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也不断提高，年增幅约为10%，至2005年已达到4，075.75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确定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计量方法进行估计。这里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同时以1980年为基期，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指数化处理，选用对数函数进行回归估计。

设Y＝AG?琢（Y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为财政支出）。回归结果为：

lnY=2.922448+0.983725lnG

T＝（5.122777）（28.718359）

从T值可以看出，该模型的结果高度显著。公共支出的系数为正，说明对于广西而言，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为0.98，接近于1，说明公共支出对人均产出的贡献很大。

根据瓦格纳的理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大于1。马斯格雷夫也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改良投入等具有较高正外部效应的物品，需要由政府提供，公共支出往往较多。这与广西经济发展的状况是符合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相比发达省份，仍相对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公共支出对产出促进的潜在空间还很大；另一方面起步阶段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政府因此需要加大公共支出，通过不断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完善教育、卫生体系，推动企业改造，挖掘企业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下面将重点分析广西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结构及影响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它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财政支出结构体现了财政支出的内部比例关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因而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是财政支出政策的一项重要职能。

为了研究广西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国家财政支出报表编制的分类法和政府职能的不同类型，将财政支出分为五大类，即财政投资性支出（除农业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简易建筑费、地质勘探费、科技三项费用、城市维护费、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财政农业支出（财政支农生产支出和农村综合开发支出）、文教科卫支出（主要包括文体广播、教育、科学和卫生等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用（主要包括武装警察部队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公检法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外交支出）、国防经费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支出价格补贴、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其他支出（包括各种利息支出、专项支出和其他支出）。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了广西1994年～2005年的预算内财政支出数据作为结构分析的样本。从数据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性支出、财政农业支出、文教科卫支出、行政管理费用、国防经费支出、财政转移支出和其他支出分别从1994年19.4309万元人民币、13.1340万元人民币、34.8976万元人民币、28.4877万元人民币、0.1560万元人民币、9.5730万元人民币、19.2491万元人民币上升至2005年的113.0135万元人民币、58.6690万元人民币、153.0991万元人民币、148.3185万元人民币、1.1756万元人民币、45.7249万元人民币、91.4994万元人民币，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就各项支出所占份额而言，文教科卫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比例较高，财政转移支出与国防经费支出比例较低。

运用对数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到回归结果为：

ln（AGDP）=3.19149+0.145465lnG1

（5.205301）

+0.13784lnG2+0.09645lnG3+0.185902lnG4

（3.303306）（0.831064）（1.253492）

－0.138201lnG5＋0.247888lnG6＋0.270078lnG7

（-0.584181）（2.925968）（3.012513）

其中，Adjusted Rsquared为0.999724，F-statistic为2，074.067121。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很好。

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投资性支出（除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呈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财政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呈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科教文卫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且呈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国防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财政转移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其他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且呈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

财政投资性支出（除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弹性为0.15，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明显。马斯格雷夫认为，道路的建设、交通设施的改进，对发展初期的经济有积极作用。由于广西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缺乏社会投资来源，因此财政性投资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比较明显的补充作用和带动作用。所以，广西政府应该继续保持财政投资性支出规模的稳定增长，同时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地域差异的协调，积极调整基础建设的支出结构，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

财政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弹性为0.14。在我国面前的情况下，政府从事农业投资十分必要，某些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如大型水库和灌溉工程，因为投资大、投资期限长，农业部门自身难以独自承担此类固定资产的建设。因此，政府通过对农业的投资，促进农业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科教文卫支出与经济增长成负相关关系，科教文卫的滞后效应往往比较明显，在较短时期内无法显示出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也有正面影响，产出弹性为0.19。行政管理支出作为一种消费性支出，在就业不足、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公检法支出的增加更有利于完善地区法律体系，通过法治维护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体现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行政支出作为一种消费性支出，终究对生产潜力的挖掘和技术进步没有影响，因此无法促进经济持久的增长。公共支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更应该配置在能够提高生产力的生产性支出上。政府应该克服机构不断膨胀的倾向，提高运行效率，控制行政支出的规模。

财政转移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转移支出虽然不能直接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但其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公平原则，缩小了贫富差距。罗尔斯认为，社会福利水平应该仅仅取决于处境最差成员的效用水平，增加最差成员的收入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平均主义者也认为，缩小贫富可以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出，缩小贫富差距，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福利，有利于经济增长。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广西1980年～2005年财政支出数量、结构，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认为，在广西，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产出弹性较高。同时，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表明，财政投资性支出、财政农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文教科卫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和其他支出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产出弹性分别为0.145465、0.137840、0.185902、0.096450、0.247888、0.270078。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产出弹性为-0.138201。财政投资性支出、行政管理支出、财政转移支出、其他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明显，财政农业支出、文教科卫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较短时间内不明显。

以上结果说明，自1980年以来，广西政府较好的履行了经济职能，实现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公共支出的结构安排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文教科卫支出、国防支出成效不显著，国防支出甚至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效应；行政管理支出偏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广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处于马斯格雷夫所认为的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居民对财政支出的需求量较大，需要政府加强财政支出，满足居民需要；同时，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很大，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应该保持财政支出数量的稳定增长，不断促进经济发展。

第5篇：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街景综合整治规划及实施措施

摘要：街景整治对于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品位非常重要，在城市更新中占有重要地位，新时期街景整治对街景综合整治规划的内容和规划成果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城市更新街道街景整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市建设有了很大进步，城市规模在不断发展扩大，同时城市中的一些地区已不在适应现代化城市生活，生活环境不良的地区不但影响居民的生活，也损害了城市形象，以至于导致城市或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对人的吸引力减弱。同时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出行、购物、娱乐及其他生活活动有各种不同的期望和不满，对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修理改造，对于街道、公园、绿地和不良住宅区等环境的改善有要求及早施行，以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报有很大的希望，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及保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课题。

街道是城市的经脉，没有街道，就没有城市，街道使巨大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有机体，一个具有活力和生命的有机体。同时街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巨型建筑物，是一个没有封闭点和终结点的开放场所。城市在街道上表达它清晰的世俗生活，也表达它暖昧的时尚生活。街道承受了城市的噪音和形象；承受了商品和消费；承受了历史和未来；也承受了时代的气质和生活的风格。所有这些构成了街道的景观——街景。街景是城市面貌的重要反映，城市的街景犹如人的面容，是展示城市特有风采的风景线。街景整治是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目前，街景整治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下就是街景整治结合规划工作谈几点体会：

1、街景综合整治中的规划构思

1.1整体定位：按总体规划要求分析该街道在市区交通中的地位、作用、街道两侧用地以及单位发展要求等，确定街道功能定位。

1.2确定整治规划内容及深度：规划从街道交通和平面整治、沿街建筑立面整治、公共空间环境整治三个层面设计。

1.3强调公众参与：两侧建筑及单位是街道构成内容的基本元素，调动公众执行规划的积极性，以保证成果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规划的顺利实施。

1.4规划范围的“双重”性：规划范围是街道长度及两侧进深的范围。分析论证时必须扩大沿街进深，保证每个单位用地和规划空间的完整。

2、主要规划内容

2.1街道交通及平面整治规划

用地功能调整。根据现状条件确定切实可行的整治对策和方法。针对不同类型地块采用多种改造整治方式，优化土地功能结构，确定科学的容量指标和土地使用强度，使规划更具可操作性。

建筑性质调整。

道路规划：主要包括路面交通组织；机动车、非机动车数量统计、预测；停车场需求分析（公共、单位、临时）；公交线路规划；公交站点设置等。

绿化设计：行道树、花坛、垂直绿化、小花园建设、草皮种植。

配套设施布置。

2.2沿街建筑立面整治规划

根据现状建筑质量、外观条件，立面整治分为三个级别：

保留：目前质量尚好，门窗墙面均未破损的予以保留。采取清洗、粉刷、去污除垢的整治措施，使立面整洁一新。

整治：对立面有一定破损、受其它构筑物遮挡、使用不当、以及由于建筑性质改变的建筑立面进行整治改造。除采取清洗、粉刷等措施外，对临街晒衣架、遮阳（雨）蓬、花架、空调架、钢（木）窗统一改造、设计、翻新。

更新：临街违章建筑、有碍于景观的临时建筑及构筑物的拆除；随用地调整需重建、改建的建筑，按整治规划相关要求委托有关单位进行建筑设计。重建内容要有完整的申报文件。2.3公共空间环境整治规划

市政设施：包括电力、电信、通讯杆线、街灯、路灯、装饰灯、环卫设施等的改建和增加。

交通设施：设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规划单位内部停车场，新增公交线路，设候车亭，铺设盲道等。

广告牌匾及灯箱：根据广告性质，决定设置位置、尺寸、材质、色彩等。

统一设计各类围墙。

商业店面设计。根据店面性质、建筑形式及街道色调设计橱窗、门匾。

城市小品：主要包括路灯、垃圾分类收集箱、邮筒、公用电话亭、街牌、信息标识牌等。

公共空间设计。主要包括绿化、广场等

2.4整修标准

可以根据各地情况具体制定，结合我市情况建议以下标准。

店名招牌、灯箱、广告牌：制定本地市《店名招牌管理办法》，进行统一改建；

防盗窗：

①临街建筑物正、左、右三面原有防盗窗凡不符合整治要求的一律拆除；

②临街建筑物正、左、右三面的一、二层重新设置的防盗窗由区政府有关部门统一设计，防盗窗安装时不得超过窗台外沿，如住户不需要装可以不装；

③临街建筑物正、左、右三面的三层及其以上，原则上不安装防盗窗，如住户坚持要装，必须将防盗窗装于窗内侧；

④如原有防盗窗规格符合整治要求，但颜色不一致的，必须与整治后颜色统一；

花架、晒衣架、遮阳（雨）蓬：临街建筑物正面一律不允许设置；左、右两侧面允许设置，但必须统一规格、统一颜色、统一位置；

空调架：按街景要求适当调整位置并对支架油漆，同时统一安装排水管道排放冷凝水。

钢（木）窗调换：以白色塑钢窗为主，对白色铝合金窗原则上不予更换；

沿街市政、绿化、环卫设施：根据市容标准，进行统一改建；

防盗窗拆迁后的墙面必须进行修补和局部粉刷；

整治范围内临街违章建筑和有碍于景观的临时建筑及构筑物必须拆除。

2.5完成规划内容同时要考虑规划创新和特色

2.5.1“母题”设计构思：准确把握每条街道的功能、等级、定性、定位，从街道的人文、自然背景条件出发，确定其蕴含的风貌特色，以确定特色营造的方法和手段；通过“母题”的多次重复、再现、提示、强化视觉效果。争取每条道路整治出来都要有自己的特点。

2.5.2夜景设计：以建筑轮廓灯、街道照明灯、草地灯、商业建筑灯光等为主，其它建筑照明为辅，对有条件的商业店面鼓励霓虹光的使用。对照明形式、色彩、位置、数量等进行设计，并按平时与节假日分强度控制。

3、规划成果

第6篇：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 治理结构 经营绩效

一、绪论

在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为妥善安排公司监督机制与控制权，对经营者实施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公司经营目标为价值最大化，并为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公司理论的核心内容。为此看来，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无论对于公司还是国家很有必要并有着非凡的意义。

二、相关理论概述

本文将治理结构定义为狭义的治理结构是基于便于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公司制结构作为职责和权利的制度安排包括了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也可说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管人员职责以及功能的机构组织。经营绩效则包括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这两个方面。公司的经营效益水平由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等这些方面来表现。公司的经营者业绩由经营者在公司治理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和所作出的贡献来体现。

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经营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在利益的驱使下，大股东就会竭力经营公司，增加公司的收入并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从而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所获得的现金收益也会相应的较低，所有权意识和责任自然淡薄，此时的公司就像是一盘散沙，无人能真正的领导公司，长此下去，公司的经营绩效定会迅速下降。

（二）股权制衡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大时，就会出现一股独大和一方绝对话语权的局面，这时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就难以避免，公司的经营就变成了谋取某些大股东利益的工具，而不会去考虑全体股东利益如何实现最大化。但是当其他制衡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相上下时，就能有效监督与制衡第一大股东，从而确保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当所有的马车都齐头并进的时候，公司的经营绩效势必会提高。

（三）独立董事比例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公司中独立董事作为最公司日常事务独立判断的董事，其具有的性质是不在公司内部任职、和公司重要的业务和专业没有联系的性质。独立董事的确立，改变了董事会成员的利益结构，弥补了完全由董事单位推荐或委派懂事的差距，同时也有利于董事会正确抉择，真正的发挥经营监督职能，从事使得工资治理结构得到完善，可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可维护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也能够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

（四）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长对外担任公司法人代表。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管理活动的复杂，董事长无力掌管公司的各项事宜，此时需要聘请专业的具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企业外部人员作为企业的经理层来负责管理公司经营业务，董事们则监督并约束经理人员的行为。相反，如果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监督的意义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会导致内部人员控制董事会，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形同虚设，公司经理为了自身利益会采取不利于公司价值实现最大化的手段，从而导致了其他股东的利益严重受损，公司经营绩效必然严重下降。

（五）监事会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都会设置监事会，来负责监督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以及对董事和经理人员违反行为批评指正。董事和经理人员的行为被监督，职工们自身的利益就将得到维护。职工代表担任监事会职位越多，监督的效果越有效，公司的经营绩效越会提高。

（六）高管人员激励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高额的薪酬激励、奖金激励和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三种主要方式。在长期激励方式的选择上，股权激励是最佳的方式。在股权激励的方式下，高管人员将产生“所有权”意识，会把如何实现自身的利益与公司长期经营绩效的好坏紧紧地联系起来，更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同时也会更加专注如何完善公司的治理，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

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江苏省沪市主板A股2013至2015年这三年的59家上市公司177个样本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二）研究假设

本节提出的以下实证研究假设，建立在上述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经营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假设一：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正相关。假设二：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正相关。假设三：能正确判断公司经营状况的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经营绩效正相关。假设四：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经营绩效负相关。假设五：监事会规模与经营绩效正相关。假设六：保证大股东主人翁地位的前提下，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正相关。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是本文笔者研究的重点，所以被解释对象为经营绩效。根据杜邦分析法认为净资产收益率是由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以及权益乘数这三者的乘积计算而来的。它从所有者权益的角度来考核企业获利能力和投资回报能力，是一个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指标，且能够较全面的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所以本文将采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

2.解释变量的选取。由于本文是研究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那么解释对象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最佳的选择。本文共设计了以下六个解释变量，其中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为虚拟变量，如果董事长没有兼任总经理那么就是为“0”，反之则为“1”：

（1）股权集中度（CR1）（2）股权制衡度（Z）（3）独立董事比例（BL）（4）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A2）（5）监事会规模（SN）（6）高管人员持股比例（GCP）

3.控制变量的选取。除了上述因素以外，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因素还有很多，为了真实而准确的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有必要适当的引入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设为企业规模（SET）与资产负债率（DEBT）。

（四）模型构建

综上所述，构建模型如下：ROE=α+α1CR1+α2Z+α3BL+ α4A2+α5SN+α6GCP+α7SET+α8DEBT+ε

其中，α是回归模型的截距，α1、α2、α3、α4、α5、α6、α7、α8为多元回归系数，ε为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相关性分析。初步描述和判断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简单相关性，在进行多元分析时需要用到简单相关性。下表（表1）就是简单相关系数表，表中列举了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简单相关性。

根据上表，分析得出下列的结论：

（1）江苏省沪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2013至201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与股权制衡度和监事会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175和0.262。即表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随着公司股权制衡度与监事会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2）江苏省沪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2013至201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64。即表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不利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提高。

（3）江苏省沪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公司规模成弱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为0.055和0.074。但是显著性程度很低，需要进一步使用回归分析来探讨。

（4）江苏省沪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在收益率中净资产与股权集中程度，单独董事和资产负债率都显示呈现出负弱相关的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024、-0.036、-0.112。

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经营绩效影响，本部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多元线性分析就是分析上市经营绩效受公司管理结构有哪些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依据统计学原理可得出，只要容差小于0.1或者是VIF（方差膨胀因子）大于5时，各个变量之间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大一些。依照多重共线性判断数据可看出，方差膨胀率均小于5且容差均大于0.1，可见该多元回归模型不受多重共线性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变量间没有多重共线性关系。

由回归方差分析与总体回归效果数据分析表可知，一旦调整R方呈现13.2%数据时，即隐含的含义是：文本可以选择解释变量变化中的13.2%用于解释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可得方程的中的拟合程度趋小。但是符合线性回归的条件回归方程的F统计计量值为4.343，对应的Sig值为0.000

五、研究结论

第一，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不显著相关。这是因为股权集中度是一把双刃剑，要合理的控制第一大股东的股权，让大股东发挥对管理经营者的积极监督作用，这样做对于提高营业绩效有很大作用。于是，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第二，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假设一致。由此可见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存在既能对第一大控股大股东起到制衡的作用，又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可对前五位大股东的股份适当提高，让他们对第一大股东发挥制衡作用。

第三，独立董事比例与经营绩效不显著相关。这是因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过于形式化、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独立董事自身责任心不强、身兼多个职位和不能自主想到解决方式，致使在对上市公司里独立董事并没与发挥实际的作用，微薄的力量并不能影响公司经营。因此，我国需要完善独立董事的制度，让独立董事发挥她们的监督管理作用。

第四，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与假设一致。由此可见董事长与总经理单独设置能够是董事会的监督能力得到增强，增强了董事长对总经理权力制衡作用，显著抑制总经理牺牲公司利益而谋取自身福利的行为，这样总经理能更专心的经营和管理公司，对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起着积极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上市公司就必须将董事长与总经理单独设置，这样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独立监督性。

第五，监事会的规模和经营绩效呈现正相关，这个与假设不矛盾。因此可得出监事会能够对公司进行有效监督，能够维护公司和众多股东的合法利益，对公司的经济状况进行理性分析和监督。因此，我国上市公司要扩大监事会的规模，使得监事会充分发挥它们的监督作用。

第六，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不显著相关。这是因为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有激励的作用，对提高公司经营绩效有促进作用。为了公司更长远的发展，调动高管人员治理公司的积极性，公司应适当的将股份分发给高管人员作为他们提高经营绩效的奖励，以此来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

参考文献

第7篇：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在国际贸易中,一国谈判筹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市场大小,发展中国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简称DSM)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多边贸易体制“皇冠上的明珠”,WTO的首位总干事Renato Ruggiero曾把它视为是“对发展中国家平等贸易地位的重要保证”。这样的期待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传统思维,即是引入一个有法律效力的、采取第三方仲裁模式的机制,会使较小、实力较弱的国家获益。

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实际作用的是WTO的上诉机构(The Appellate Body),它在争端裁定中扮演着仲裁角色。由于它对争端解决过程中所有程序性问题具有决定权,又是机制的“改革发动机”。WTO上诉机构推出了三项主要措施: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引入“法庭之友”机制、允许律师代诉。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确获得了一系列的维护,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它们实际上的处境依然是弱势。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几项主要措施进行解剖分析入手,探寻发展中国家在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上处于弱势的根源。

一、 “上诉机构”:发展中国家可以获益但障碍依然多多

在继承关贸总协定(GATT)下的专家组程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其最重要的创新即是“上诉机构”的设立。上诉机构扮演着WTO“最高法院”的角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性”的权威机构。上诉机构的决策实行反向协商一致的方法,即只有在全体成员都反对的情况下,裁决结果才不予通过,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上诉机构的裁决是自动通过的。

上诉机构主要行使两方面的权力。首先,上诉机构被授权可以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则。其次,当处于争端中的一国政府对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事项提出质疑并上诉时,上诉机构拥有最终解释权,并且这一解释会马上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某些程序性规定存在缺陷或模糊的情况下,上诉机构的这一权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理论上分析,发展中国家应当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受益者。国际关系学认为,公正的国际组织是限制与平衡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不均的有效工具。一般来说,即便是实力最雄厚的大国也不敢冒着两败俱伤的危险而公然对抗WTO上诉机构的裁决结果。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WTO裁决的公信力在争端解决中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确实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有的学者运用统计学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考察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案件数量是否较乌拉圭回合之前有所增加。统计的结果是:1994年前的争端案件总共278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为28起,占10%;而1995至2007年间,争端解决机构共受理争端306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起的为120起,占39.2%。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要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还面临着诸多障碍。

首先,国际贸易体系本身的结构性不平等,客观上限制着发展中国家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利益的积极性。发达国家可以轻易地通过诸如撤销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单边取消贸易优惠政策等手段威胁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能不考虑提讼的机会成本。一旦实际贸易损失超过了到WTO的潜在收益,就不会有国家再愿意选择后者。

其次,在WTO提讼所需要的成本较高,这对于那些缺乏经济实力的国家非常不利。完成“提讼专家组调查听证程序最后裁决”这一程序,需要高度专业的法律人才、法律机构以及高效率的国内行政系统。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第三,即便发展中国家愿意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它们对于最终裁决的承受能力也有可能使它们陷入困局。由于WTO对于贸易争端的最终裁决多数采取经济制裁的形式,这就必然导致了拥有越大的市场准入价值的国家拥有越高的承受能力。厄瓜多尔和欧盟在香蕉案上讨价还价的困境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原因。

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种种障碍,WTO的上诉机构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是,WTO的上诉机构的所有改进行动,根本目的却是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事实上,WTO上诉机构本身的合法性也不断面临挑战。成员国的行为都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偏好,因此它们对上诉机构制定的规则永远存在“试图不服从”的可能。因此,上诉机构通常十分关注争端参与国的态度和其国内政治的动向,为此试图尽可能多地获取有关信息。上诉机构关注的来自政治环境的威胁,包括某一成员国对特定规则的不服从、来自环境、劳工、消费者组织的抗议、特定国家集团的激进行为等。上诉机构尽力收集的信息,包括争端参与国的偏好、国内利益相关者,甚至其它相关WTO成员的信息等等。

由此可见,上诉机构的根本目的是要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需求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两者之间如果不能兼顾,被牺牲掉的肯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潜在威胁最大的不是WTO上诉机构制定程序条款的权力,而是其对于实体条款问题的裁决权。一旦上诉机构在信息上更多地受到发达国家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就更难实现。

二、第三方参与制度:发展中国家并非受益者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WTO成员国享有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双边争端解决过程的权利,这被称为“第三方参与” 制度。它只需要该成员国提交一份“实质贸易利益”(Substantial Trade Interest)报告即可,可以说门槛很低。

按照上诉机构的规定,在争端解决的初级阶段,即初步磋商阶段和专家小组调查阶段,第三方所能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但是,当整个程序进入到受理阶段后,第三方的权利全面等同于争端双方。这体现在第三方国家可以出席任何听证会,可以通过口头、书面的一切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接收一切相关的会议文件并进行补充与驳斥。

在受理阶段,最为重要的磋商机制是听证会。由于在听证会上争端各方进行正面交锋,上诉机构欢迎第三方国家在听证会中积极参与辩论,主要是因为一旦议题涉及WTO规则由于缺陷或模糊而难以解释的结构性问题,第三方针对该问题的意见就会具有相当的利用价值。

第三方参与权限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却很难从这一机制中受益。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扮演第三方的角色。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日内瓦的代表团规模很小,并且专业化水平较低,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各类事项。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上诉机构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其所设立的“消极观察员”(passive observer)制度,就允许没有提交书面报告的国家参与到听证会中,只是不能发言。此举旨在降低听证会的参与门槛。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距,带来的是天差地别的参与程度。

从这份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争端解决机制的频数是非常不平衡的。仅仅9个发达国家就65次以第三方国家的身份参与到争端解决中,特别是四国集团(Quad)仅4个国家就参加了49次,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总和。此外,这些数据还并未将直接成为争端方的次数计算进去。如果按照“参与机会比例”这一标准来计算的话,美国的比例高达94%,欧盟为64%,而发展中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印度也只达到了18%。

对于能够真正作为第三方参与到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国家,不仅可以就具体的贸易利益问题争取自己的权益,更能够对WTO的结构性问题发表看法,甚至可能达成在多边磋商中难以达成的政策性目标。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能够在利益相关的案件中扮演第三方角色,必然会失去追求本国利益的宝贵机会。

理性地看,上诉机构扩大第三方参与权限,本质上是为了避免WTO规则中的结构性问题,从而避免受到由于成员国在总理事会中采取质疑或不服从行为。然而,这个制度实际上扩大了具有资源条件和技术能力的发达国家参与的权利,对发展中国家反而是极为不利的。

三、“法庭之友”机制: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意愿

随着WTO的贸易规则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试图通过游说WTO成员国政府的方式,参与到多边贸易体系之中。拥有这种诉求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一些劳工、消费者、安全、环境的利益团体,也包括一些行业协会和公司。WTO上诉机构把这些团体被统称为“法庭之友”, 确定它们的主要提案即“法庭之友意见书”可以做为争端解决过程中的正式文件。

“法庭之友意见书”这种东西,始作俑者是美国,极力促使成为一种机制的也是美国。最初,在美国进口虾一案中,世界自然基金会单方面向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发送了一份相关问题的法律声明,因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强烈反对,最终美国驻WTO代表妥协了。随后,美国驻WTO代表又接收了两个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递送了“法庭之友意见书”,并作为自己提案的附录提交给了专家小组。在随后的上诉受理阶段,上诉机构力排众议,授权由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决定是否需要接受来自私人团体的相关意见。

上诉机构的这一决定,当时受到很多成员国代表的指责,甚至有个别国家因此质疑上诉机构的权威。但是上诉机构并未让步,强调这是其“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程序性规则”的权力,而且在之后的欧盟―美国钢铁进口案中,继续允许两个美国国内的行业组织向美国代表团提供意见书,并接受了该组织随后直接提交的意见书。

对于上诉机构的这一项新措施,很多成员国感到困惑不解。例如巴基斯坦、埃及、马来西亚、印度四国曾在WTO总理事会上要求撤销“法庭之友”机制。WTO总干事也致函上诉机构,希望今后在类似问题上要“极为谨慎”。

发展中国家如此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主要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很多非政府组织、国内政治行为体统统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它们进行政治渗透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当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程度还只能够达到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这个层面的时候,其究竟能给整个争端解决过程带来多大的影响是未知的。发展中国家的担忧也许仅仅存在于这些行为体的构成与来源上,但是上诉机构持续地推进这一项改革的行为,肯定会使发展中国家继续担忧下去。

四、 律师代诉制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WTO实际上就是一个规则体系。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一个复杂的程序系统和规则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受经济资源、专业化人才和国内政治资源的限制,在提出申诉的时候往往力不从心。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在涉及争端解决的时候,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人律师来进行书面材料的准备以及对WTO规则的解读。

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难题,WTO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知识的帮助。比如,对那些没有常驻代表团的国家,WTO秘书处提供工作人员的培训并协助建立他们的工作场所。WTO总秘书处长期设置了两名兼职律师,向处于争端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法律咨询业务。

私人律师代诉的情况最初出现于欧盟香蕉进口一案中。该案中最小的第三方国家圣卢西亚在听证会中指派了两名私人律师进行代诉,它援引了WTO规则中没有规定一国必须指派其政府官员为代表的事实,向上诉机构提出诉讼申请批准这一代诉机制。

圣卢西亚的行为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但是上诉机构在权衡考虑后依然将这一行为合法化为一个新的程序性规则。主要依据在于,首先,确实没有明文禁止一国自由选择其代表的构成。其次,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也依赖私人法律顾问的咨询业务,将其作为一种“延伸的协助”。最后,出于对公平的考虑,上诉机构还认为推行私人代诉制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争端解决机制中来。

推行私人法律顾问代诉制度,对于缺乏专业法律人员,特别是熟悉WTO规则体系方面人才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在WTO上诉机构批准这一制度后,一些国际律师事务所也表示有兴趣帮助涉及贸易争端的发展中国家。此外,9个发达国家(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加拿大)决定共同出资在日内瓦建立WTO法律咨询中心,向处于争端中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法律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四国集团并没有在这一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其担心由私人律师中央政府行使在WTO的权利容易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导致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然而,律师代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受益,是值得考量的。首先,雇用私人律师代诉――即便是在9国的资助下可以获得“打折价”――对于很多欠发达国家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很多此类国家可能还是不能够或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其次,凭借它们麾下的律师,目前某些利益集团已经从幕后的提供“延伸的协助”发展到了可以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层次。显然,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势必对中央政府在国际层面的权威构成一定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国内政治发展的滞后,将会更为被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WTO上诉机构及其推进的三项主要措施,有利也有弊,实际效果也是好坏不一。扩大第三方参与权限,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丧失更多的自我维权的机会;引入“法庭之友”机制,引入的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伙伴;至于律师代诉制度,看起来像是及时雨,但是它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依然要打一个问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确实是它们争取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一个平台。作为WTO司法核心的上诉机构,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努力。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关系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仍旧处于不利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WTO规则的结构性缺陷,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世界贸易体系本身的结构性不平等。

参考文献:

[1]王淳:《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策略与效益》 [J]. Commercial Research. Vol 378, 2008.10.

[2]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 [M].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6.

[3]沈大勇,张蔚蔚:《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导向抑或权力导向》[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 Vol 1, 2008.

[4]谭瑛:《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J]. 经贸观察. Vol 11, 2008.

第8篇：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经济发展适度性；上海市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5）08-0140-04

引言

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具有相关性，研究两者的关系，对于优化财政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市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高，研究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为我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也可以促进上海市的发展。

关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学者们已做了较多研究。19世纪末，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Wagner）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即瓦格纳法则。20世纪初，英国的皮考克（Peacock）和魏斯曼（Wiseman）用“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论”、美国的马斯格雷夫（Musgrave）和罗斯托（Rostow）用“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国内大量研究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具有相关关系。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许多学者是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外溢效应，其中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外溢效应，转移支付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负外溢效应（林峰，2013）；通过对两者的研究，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各项目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马永伟，20lO）。当然，也有学者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个组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同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对于研究方法，许多学者通过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数，然后运用VAR模型、聚类分析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了2005-2011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结构数据以及经济发展数据，构建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群，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两个指标群的评价指数，然后运用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计算出两个指标群之间的静态和动态协调度。

一、指标选取

为了能够更好地表现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发展，综合参考其他学者的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的指标如表l。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5-2011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有一项为“其他支出”，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类别多样，不可能一一单列出来，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我们用总财政

注：其他支出=总财政支出一各项支出之和。支出减去各项支出之和，得到其他支出项。在选取的数据当中，缺失2005-2006两年的科教文卫具体支出值，本文依据2007-2011年的数据，求出历年平均增长率，近似地预测出2005和2006年的数据。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构建了财政支出结构（X）和经济发展水平（Y）两个系统，用向量表示为：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财政支出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数。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运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以及成分矩阵，再运用得出的主成分值和成分矩阵算出两个系统的特征值，最后算出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数。

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水平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可以采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函数概念，构建系统间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是构建各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的相对协调度模型，并通过对两系统间的静态协调度的计算来反映在某一时期系统间的协调状况。两系统间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为：

其中Cs（i，j）为系统i与系统j的静态协调度，u（i/j ）=exp{-（-X-X ）2/S2}，u（j/i）为系统i与系统i的适应度，x为系统j的实际值，S2为均方差， 为系统i对系统i的协调值，即系统j对系统i的最佳协调系数，协调值可利用VAR模型回归拟合求得。Cs（i，j）的取值范围为0-1，值越小表明两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

在考虑静态协调度的同时也要考虑动态协调度，动态协调度加入时间变动因素，反映了系统间的连续性和协调发展趋势，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间的动态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Cd（t）代表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在t时期的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Cs（t-k）为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在（t-T+I）～t各时刻的静态协调度。设t1>t2（t1、t2为任意两个不同时刻），若Cd（t1）≥Cd（t1），则表明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的轨迹上。借鉴已济发展Y指标群之间的评价指数。从两者的评价指数可以看出，2005-2011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两者的具有较大的协调性。接下来，本文通过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探究其协调性大小。

2.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测度

在用隶属函数协调度进行分析之前，需要运用VAR模型计算出在有滞后阶情况下的回归系数。在进行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本文运用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数为l。接着运用evlews软件进行VAR模型分析，计算出回归系数。依据测算结果得到每年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数的估计值。最后运用公式（3）、（4）得出两者的静态协调度和动态协调度如表4。

表4展示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静态协调度与动态协调度。从静态协调度可以看出，除了2006年低于0.7，处于初级协调之外，之后5年均处于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适度状态；动态协调度在2008年略有下降，总体上保持逐渐增长的态势，且逐渐趋于平稳。

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11年，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静态协调度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这说明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的关系存在着越来越高的协调性。从动态协调度可以看出，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且上升的趋势逐渐变缓慢。

五、结论与讨论

第9篇：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关键词：FDI；中国；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2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吸收利用外资的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特别是近15年来，已经逐渐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资改变了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轨迹，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关于FDI对我国GDP总值的贡献究竟有大，其直接作用又是否明显，国内外学者却尚未给出一个清晰统一的答案。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研究FDI对GDP的影响也就具有更加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　、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变量序列LGDP、LFDI的ADF检验统计量都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在5%的置信区间下接受了原假设，即LGDP和LFDI存在单位根，数据不平稳，为了让数据平稳，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差分处理。通过分别对LGDP和LFDI进行差分处理，对LGDP和LFDI进行ADF检验，其检验统计量均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一阶差分的情况下LGDP与LFDI为平稳序列，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　、结论及建议

依据前面的计量模型运算的结果，我们得出了一下几个结论：（1）LGDP与LFDI同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两者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这意味着FDI的增长与其GDP的增长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2）通过格兰杰检验，我们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GDP是LFDI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而LFDI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力度还很有限，还需要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3）采用了Engle-Granger两步法对LGDP和L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协整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有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生产总值将会增加2.138207%。针对模型的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积极吸引FDI，必须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把利用外资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服务。加强法制，改善投资环境，高效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是法制，法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起到规范和保障作用。为此要增加政府制定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让全社会给予监督。同时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1）调整修改现行外商投资法规，改善法制环境。（2）简化政府审批程序完善行政环境。（3）优化物质环境。（4）营造文化环境。

2.合理调整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使外商投资结构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相一致，针对目前利用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较少、农业更少的状况结合起来，使其优化。第一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第二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相应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第三，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