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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在我的家乡,特别是琵琶台。以前的琵琶台垃圾遍地,尘土飞扬,在哪里都可以见到蚊子和苍蝇。如果在旁边停留一会儿,就会被道路中间来来往往的车溅得一身水。而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环保了,地上要是有垃圾的话,人们就会自觉地捡起来,放进垃圾桶里。还有的人直接用家里的木板做一个环保板放在道路两旁。还有一次,我在琵琶台上玩,看见一个大人把香蕉皮随手扔在地上了,我急忙上去制止了他,他惭愧地把香蕉皮捡起来放进垃圾箱里。
还有我们以前的学校是破烂不堪的,有的是三条腿的,有的是两条腿的,有的甚至是一条腿的。而现在的学校是鸟语花香,教室是水泥砌的,而且我们的教室楼是六层,还有电梯移动。
我希望家乡的明天会越来越美丽。
快乐作文平桥分校 平西 四(1)班 曾祥伦
关键词:大学精神;文化自觉;高校政治辅导员;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39-03
一、文化自觉与政治辅导员职业冲突
大学精神文化自觉,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文化呈现,大学精神文化有其内在的自觉与自信,知识的合法性和文明灵魂的连续性是其自觉与自信的生存基石和安全性存在方式。人类思想知识与文明灵魂的持续性筑就了大学精神文化的人文价值意义,人只有在思想与文明的文化自觉传递中,才能说一种精神的在世存在。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模式承载着的政治定向,这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精神文化的特有景观。当一代又一代政治家、教育家把西方的大学制度、大学精神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培育成为现代大学之际,此时中国的大学精神文化就表现为一个具有政治向标浓厚的人文精神家园。
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设立与实践正是其社会主义大学精神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时代澄明。这正好毫无表白地说明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关键在于改变世界”[1]的深刻文化自觉内涵。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醒与觉悟取决于对所处时代实践状况的深刻认识与改造,文化自觉是一种精神力量,更是对文明方式的不懈的实践追求。文化自觉的本质在于改变世界,只有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呈现一个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
政治辅导员制度是目前大学普遍采取的一种学生管理制度,中国高校政治辅导员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专职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行为管理工作,是教师队伍的组成部分,高校辅导员肩负着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的重任。因此可以体认到责任重大任务光荣而艰巨,具有政治的定向性。《普通高等教育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指出;“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多重规定与多重角色的存在,构成了政治辅导员职业角色冲突的主要因子,但是从哲学的价值思考基点来看,多重规定与多重角色并不是政治辅导员职业冲突本身,而是一个前提性的因素设定。多重规定、多重角色是一个辅导员乃至一个人的基本存在形态。
角色是常用来指称演员在戏剧中的任务,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米德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2]。高校政治辅导员的角色是指辅导员在高校里拥有的身份和地位,承担的任务和责任,高等教育体制与文化精神的发展与转变,使得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学校对政治辅导员角色无形地赋予了更多的期待,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进而政治辅导员面临着职业角色冲突的多重实践路径的压力。政治辅导员职业角色冲突主要指:辅导员“个人在生活中扮演同一角色,由角色的不同要求而引起角色内的矛盾冲突,或者同时扮演多个角色而引起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现象”[3]。之所以会出现高校政治辅导员的职业角色冲突本身在于大学的文化精神自觉不高,没有形成现代大学制度应有的文化自觉。世界的全球化、价值的多元化所布展与呈现的世界是一个多种差异共存、多元的文化观念整体,在文化观念上角色本身是多元的,职业角色的冲突根源在于差异文化共生中找寻共同视点的困难和阻滞力的不断强化,迫使文化的自觉正态扩散与公共转换受到阻隔,所以高校政治辅导员本身的角色定位就存在文化自觉方面的缺位现象,这是现代大学文化制度建设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我国高等院校中,政治辅导员的角色是比较多元的,他们在高校学生工作中处于第一线,在日常教育、生活和学习等方面中具有重大作用……但辅导员本身的角色定位却存在缺少现象[4]。主要表现为:(1)专业性不强,辅导员的来源较多,专业背景复杂,缺少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辅导员队伍,虽有短期的培训,但缺乏系统的政治理论的学习和专业素养,导致高校政治辅导员群体整体的政治教育素质偏低。(2)科学化、职业化、事业化不高,“辅导员工作是一门科学”[4],其本质在于政治辅导员工作要具有科学研究的特质和精神风貌。“辅导员工作是一种事业”[4],事业的真谛在于奉献,这就要求辅导员把自己的事业追求和辅导员工作本身的事业诉求统一起来。(3)成就感、安全感缺失,成就感和安全感是一个人存在的直接价值,辅导员工作的政治性和日常化的张力促使高校对辅导员的定位、待遇、晋升力度缺位,政治辅导员职业没有一个自我实现价值的安全感、归属然。
二、高校政治辅导员职业冲突在文化价值上的表现及困境
高校辅导员职业任务其实是属于现代大学的人文思想教育,人文思想教育主要是致力于传递或根植一种独立、自由、批判的观念,进而使人塑造完善的德性人格。高校辅导员肩负的价值是其如何存在的意义,其职业冲突在文化价值上主要表现为角色合作性价值的缺失导致的辅导员职业存在的意义空场与关系失衡。“人的思想活动最重要的任务是正确地认知事实,高远地阐释意义,主动地领略气韵,使心灵达到真、善、美的境界”[5]。这种境界的养成就是要深切地关注当下人存在的真实状况,高校辅导员被属于存在的多重价值与意义,但是真实的状况是众多价值排序与生成。也就是说政治辅导员职业的价值与意义和辅导员作为一个人本身的生存价值之间存在差异和不均衡,不均衡和差异的状况的生成逻辑遵循的是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我实现,高校辅导员职业角色的多重存在映现了一个多样的职业价值世界,真实现实社会境遇的不断出场一次次打破这个职业价值世界。因为高校政治辅导员的真实存在逻辑生成的自己的文化价值和职业价值相差太远,以至于辅导员本身存在就有一个价值镜像与自我价值的冲突。
“人对存在状况的看法也会间接影响对存在境遇的认识”[5],对经验世界的批判是人获得独立与自由的根本。高校政治辅导员真切存在的地位的低微导致了价值实现生成的受阻。价值实现的阻隔使得高校辅导员的人生价值排序和职业角色合作成为一个混乱状态。合作的进化始终不能达成。“利益”和“追求”在意义上存在的不同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辅导员职业角色的合作与职业价值追求的差异在社会生活的存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职业冲突。因为职业价值的回报和市场经济的张力牢牢地困扰着高校辅导员职业角色之间的合作价值实现。“一个采用基于回报的策略的社会确实能够自我控制。由于确保了对试图不合作的惩罚,这些不合作的策略就得不到好处。因而这些策略就发展不起来。也就是提供不了一个供他人模仿的有吸引力的模式”[6],公益性合作价值在职业价值中的回报是其价值实现的本质,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在于公益性合作价值在职业价值中的回报。得不到职业回报的价值将处于一个疯癫与文明交织的意义世界场域中,“这个意义世界的一个基本变化是,一个多重意义所具有的张力使这个世界从形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意象表面背后确立了如此繁杂的意义,以至于意象完全表现为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面孔”[7]。“诱惑”多彩的职业角色面临对镜求索的艰难,一旦辅导员的职业面对着一面镜将会出现映像的失真。因为现实人的生活世界是以资本逻辑深刻演绎的人文价值场景,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物性观念模塑的文化,高校政治辅导员职业冲突已经深植于整个大学的文化精神内涵之中,要想真正地解决这种职业角色的冲突,关键在于大学文化精神价值的再造和革新。就是伦理性的调适大学文化,使高校辅导员真正成为大学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主体,担负起时代履予的神圣使命。
三、在大学精神文化自觉的场域中塑造政治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化解机制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通过创制的大学文化式样和观念形态来呈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文化世界是由人的思想活动的成果经过世代积累形成的世界”,“文化世界是有多种以符号形式固定下来的知识、观念和意象”[5]。大学的文化世界是大学精神的直接和真实的载体,合理、优良、自觉的大学文化的生成、培育、化解是政治辅导员职业角色冲突的现实途径。
政治辅导员的职业角色冲突在文化与价值视域其实是大学文化与价值的冲突,其特征主要有:一是这种冲突本身具有隐性特质,不是人们常理解的表面的多个角色的叠加或多个责任主体的担当,而是有效地转换角色的通道受阻,坦率地讲,在现实工作实践中政治辅导员的存在价值与价值实现始终走的是两条平行的路。政治辅导员的人生之途总是被眼界之内的东西所困扰,眼界之外的崇高的政治价值定向与理想信念似乎离政治辅导员千里之外。二是政治辅导员的职业冲突夹杂着人的价值困境,尤为显得人的教育的支离破碎,“教育要有助于促进个人及其人格的充分发展[8]。但是当下的教育状况却使政治辅导员经受着内在生命力价值体验的冲击与困境。对于学生人生基点上的导引和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真正地结合起来。政治辅导员的专业化、科学化总是游离于实质之外。
大学文化自觉对于现代大学具有导向作用。政治辅导员必然是处于一定的大学文化氛围之中,文化自觉可以推进政治辅导员创造性、主动性地开展工作,文化自觉包含着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和文化的开放与包容。独立、自由、批判、奉献是大学文化自觉的精神实质,政治辅导员只有在这样的现代大学文化公共性价值诉求中才能实现一个生存价值与职业价值的意义统一。
政治辅导员的理论能力决定着自我化解职业角色冲突的方式,掌握理论是充分认识问题本质的思想方式的必经途径。“每一种教育都不能在单一措施中充分实现”[9]。政治辅导员更加要重视理论学习和合作人格的养成,合作精神、合作人格、合作文化可以从根本上化解人本身的心灵困境。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社会,更是一个再现人类合作性生存的社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人脉借助电子传播媒介,从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多方面开始广泛合作;以应对世界和人类的危机问题,合作精神与合作文化实现优势互补,发挥积极协同效应是通过公益、共给性价值理想实现的,政治辅导员走向思想政治教育的合作性寻求是化解自身、自卑冲突的现有途径,“进步的敌人是独立存在着的、群众的自卑自贱的产物,但这种产物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外在的”[10]。当今社会政治辅导员的职业冲突角色已经深植在工作实践之中。站在理论的价值高度,寻求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以人类生存发展为原点的合作教育是“生命――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回归与突破,合作精神是把人类教育现象在生命实践维度独立展现的新视界,为中国教育人的培养架构一个生命实践的精神家园和平台,进而彰显了教育的本质,合作性方式对政治辅导员职业冲突实践性的化解,是一个以生命实践基础上的人文思想教育的突破性构境与人性回归。《礼记・学记》中早有“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之说,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时代,寻求内在性真切的合作是互为发展的必需。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面向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四大支柱之一为“学会共同生活,培养合作精神”,并且强调将其作为整个教育的基础。
政治辅导员的职业冲突在人的哲学的深层构境中表现为人面对世界的有限性限度的体认,只有体认到生存有限性的限度,进而才能追寻一种持续性生存的可能性的连续性。所以合作性生存的冲突化解机制和治理的配置成为人之连续性存在的本质特征。对此在生存场景中怎样生存的最初追问是马克思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出发点。有限性的生存对于人而言就是一个历史情境。站在生命个体的历史性有限生存场景,发展合作是基于文化自觉基础上的一种共同生存有限性的面对,而实现的人的私性追求的超越,就是对自然性、求生性的私性和历史性的私性的合理界分,进而生成的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言的一种教育性指向和澄明。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群体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运用个人理性而达致某种形式的合作,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础,合作的生发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冲突的化解机制。合作性精神是文化呈现世界和人性本真的通途。《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的本质在于成己与成物价值实践性的化育。合作性生存样态的生成是在内基上改变人的风险生存而言的,离开人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将使人走向漂动的价值存在。
教育的本质在于“使人成其为人”,其根本目标则是人获得社会公共性的文化品格。“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只有单一的文化,则意味着没有文化,它的内涵是要被强调的”[11]。大学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公共文化认同是大学文化散布的价值基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关键问题在于人在价值与文化的自觉上认可一种公共教育价值的实践逻辑。政治辅导员的职业角色冲突直接地表现为没有从大学文化自觉体验中的改变其自身的状况。
大学文化的自觉的化育必然要高校政治辅导员应具有精神性的价值信念,人的精神性的信念从内在心性结构的深处化解着我们的内心冲突。健全社会中职业的倦怠与职业角色的冲突本质上是人的内在心性结构秩序的混乱,人生存更需要一种精神,一种观念与追求,一种动力和导向,这乃是人的生存能力的核心与灵魂,政治辅导员从生命存在的现行方式中真正认可一种人文教育的公共精神,只有在这样的教育实践叙事中不断地创制合宜性的大学文化,才能真实地到达文化自性的高度。政治辅导员生命沉沦的真正元凶是自己本身教育性精神诉求的丧失,每一代人都会遭遇上一代人留下的生产力的物质条件并在观念上被这种物质条件先行把握着,人只是在这一经验现象改变着自己本身。
大学精神文化的自觉的政治定向是政治辅导员获得职业价值的根本,生命价值的实践就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与文化自觉认同中实现的合作性角色转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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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电影 文化价值 价值取向 软实力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虽然1981年才建成,但中国儿童电影生产从《顽童》开始。已经历近九十年的磨砺,可目前。中国儿童电影的前景却实在令人担忧。如何振兴中国儿童电影事业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课题,本文试从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来探讨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图对中国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近来不少专家教授畅谈文化软实力对中国电影的作用,我认为,这股软实力对中国儿童电影也尤为重要。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其性本能理论中提出。成人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其6岁前已基本形成。因此儿童的早年环境、早期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成人的变态心理、心理冲突都可追溯到他早年创伤性经历和压抑情结。阿尔都塞在其意识形态理论中提出,由于电影的形象直观性和大众性,使得它能够在广泛程度上左右观众的意识。我认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起到投射、抵消、转化、补偿、升华等等作用。儿童在虚幻的银幕世界中可以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他们可以在确认自身安全的条件下来经历危险紧张的安全性事件。能够满足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的种种无意识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心理难关,防止出现精神崩溃、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症状。所以,我认为,在儿童电影创作中应尤其注重文化价值的取向。让儿童通过影片的吸引、感召、同化等获得一种认同感、亲近感和归属感。具体而言,我认为,在儿童电影中应浸润对真、善、美的文化价值追求。
一、真
真,即真实。我认为。这并不是幼稚烂漫的代名词,而是我们心中的一杆标尺!在成长过程中。儿童纯真的心灵无时不与残酷的现实相互碰撞,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邪恶的?是按皮尔斯实用主义的人对现实的解释完成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来区分是非对错。还是用人类所共有道德规范来约束我们的言行?王一川教授在谈及电影的软实力时,将电影软实力在观众中的效果程度分为4个层次:影讯的诱惑力、影像的感染力、影尚的吸附力和影德的风化力,而影像的感染力和影德的风化力更为重要。其中。影德的风化力是指电影传达的特定民族生活方式、道德状况、价值系统等对观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克拉考尔也曾表示,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它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该国家的精神面貌。我认为。电影作为一扇向外界展示国风的窗口理应注重国家形象,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本身就应传播人类共同拥有的普遍价值观。我认为。在儿童电影中,真,具体表现为是非标准的衡量,善恶标准的确定。美丑标准的宣扬。
面对一些两难问题,孰是孰非,我们很难做出抉择。玛贾・莎特拉皮和文森特・巴罗纳导演的《我在伊朗长大》。玛简无意中以牺牲一名无辜男子的性命来逃脱自己因涂抹口红而将受到惩罚时,面对玛简不以为然的说笑,奶奶严厉地斥责。并告诫她,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而这种选择一定要做到表里如一。在玛简震惊的同时。我想,每一位观众也都受到一场心灵的洗礼,一个年轻人该如何表里如一的做人做事。马丁・布莱斯特导演的《闻香识女人》中,查理无意间目睹几个同学准备戏弄校长的过程,受到校长威逼,不说出恶作剧的主谋。就将遭到处罚。在学校礼堂上。受查理照料的斯莱德中校为他进行精彩的辩护,使查理免于处罚。其中,斯莱德中校提出一个人不应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出卖任何人的观点无疑给儿童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是非价值观。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形形的挫折。如何分化挫折所带来的痛苦,如何瓦解不幸所蕴含的酸楚,从而充分展现自己人生意义,对每一位儿童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克里斯提诺・波顿导演的《听见天堂》中,米可虽然视力不好,但仍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蓝色像是骑脚踏车时,风吹过脸的颜色:棕色像是树干摸起来的颜色:红色像火燃烧的颜色,像晚霞时的天空……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感触这个世界。同时以自己独特的听觉来表现这个世界。生命无常,但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就如同人有五官,为什么一定只用其中一官去感受自然呢,人生中的打击在不经意中。在唐老师的反问下变得如此简单。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比如他也提出知识可以改变现状。但若我们为人做事都以外界对自己个人的利益价值为标准,整个人类社会将变得自私恐怖,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种人类所共有的价值标准,它符合我们整个人类的利益标准,而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真,也是我认为应该在儿童电影中所展现的真。
二、善
善,即善良、善解人意,对社会、对人类的宽容豁达。弗洛伊德在其人格结构理论中提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但在马斯洛所提出的基本需要层次理论中,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需求,因而他不可能为所欲为,本我将必然受到自我及超我的约束。在这种压抑下。儿童可以通过电影进行转移升华,可以通过电影进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来宣泄内心的欲望。在这种宣泄中,儿童在得到满足的同时释放了紧张情绪,同时达到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陶冶。作为儿童电影,不同的影片对善有着不同的解释,如《十七岁的单车》的暴力,《死亡诗社》的希冀,《二手狮王》的温情,《我的爸爸是个贼》的惆怅。我认为,儿童电影理应承担起升华人的品格,净化人的心灵,拭去覆盖在善上的尘埃的重责。
马基德・马基迪导演的《天堂的孩子》中。妹妹唯一的鞋子被弄丢后,小阿里和妹妹为减轻父母的负担,决定每天两人轮流穿一双鞋子去上学。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早安》中,两个孩子在让失业的父亲给他们买电视机的要求不能满足时,而坚持不理父母,并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邻里矛盾。这两部影片,一个是善解人意,一个是固执无理,哪种能更好的起到引导作用呢,这答案不言自明。但问题是,我认为,在《天堂的孩子》中,马基迪导演所创作出的小孩更具有感染力,更能打动观众。因为很多时候正是我们成人自己自认为小孩不能体谅自己的辛劳,但其实或许小孩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体贴父母,只是这之间无论怎样仍有着某种隔阂。而且影片这样设计,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愉悦,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工作中,都有很多的烦心事情,然而我们经常会 发现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得上一点忙,每个人似乎都那么没有时间,每个人似乎都那么自立自强,而这个时候,我们居然发现原来小孩也在替我们分忧,我们该会多么幸福呀。如果说现实真的不是这样。而电影不正是要承担起我们精神宣泄的出口吗?就像杨德昌导演在《一一》中所言,如果电影和现实生活一样,那还要看电影干吗?
另外,在《天堂的孩子》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妹妹居然发现同校一个小女孩穿着自己的鞋子,她跟随小女孩,知道她家后。立即叫来哥哥阿里。他们会怎么办?像《十七岁的单车》采用群殴的方式,夺回鞋子?阿里和妹妹再次用善良净化我们。当他们一前一后,理直气壮地来到小女孩家门前时。发现小女孩的家境一贫如洗,而且她爸爸还是盲人,小阿里和妹妹对视一望,一切尽在不言中,清澈的眼睛中所蕴藏的质朴,所饱含的善良怎能不让我们感动于生活在这种贫困中的孩子们心中仍坚守着人类最美丽的善良。这多少让我们不自觉的去反思王小帅导演在《十七岁的单车》中所进行的纯粹的情绪宣泄,在血淋淋的震惊之余,在心有余悸的恐慌中。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人文关怀。
阿巴斯曾说。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实可信。尽管我们可能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我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无论这是不是真理,善良却始终是我们所向往的,也是最能打动隐藏在我们坚硬外表下的柔弱心灵。
三、美
美,即心灵美,对人性,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我认为,美,不单纯指形式上的美,外表上的美。而是指向每个事物的内在核心,指向每个人的内在灵魂。心灵的美。可以超脱时间光阴,可以超越国界种族。在电影中。美通过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以情感人的方式。引起儿童思想、感情、理想和追求等发生深刻变化,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熏陶感染。并且。我认为,通过这种美的传递,儿童在观影时,将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和审美愉悦。科林伍德曾提出,艺术就是创造一种虚拟情境。使情感在这种虚拟情境中释放出来,感受娱乐的体验不是为了追求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在艺术欣赏者身上唤起某种情感,并在一种虚拟情境的范围之内释放这种情感。中国儿童电影向来注意教育,通过电影来说教,美其名曰“寓教于乐”,然而,实质却是板起脸在说教,这种方式必然不能得到小观众的喜爱,也达不到教育的效果。我始终认为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渲染,唤起儿童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定会比直接的教导要更好,也更容易被儿童所接受。
张艺谋导演曾表示。我们有时候回忆一部电影,永远记住的可能只是几秒钟的一个画面,而这个故事你却有可能完全忘掉了。不知他是否是因为摄影出身才作如此判断,至少,对他的这一席话,我是完全持批评态度的。画面美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更能吸引观众的绝不是空洞无物的竹叶飘飘,红叶飞飞。而是影片故事本身所蕴含的人生哲理,所传递的文化启迪。丹麦导演拉尔斯的《黑暗中的舞者》。采用手提摄影。大幅度的晃动,让观众几乎晕旋,但其中所展现的即使在黑暗的生活中也不放弃自己理想的人生观感动多少观众,好莱坞著名影评人詹姆斯・霍克说《黑暗中的舞者》带给人们无法言传的力量――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在纷乱的世界里跌跌撞撞。但却坚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去――这类主题始终具有高度风格化的凌空翱翔的意味。此片也获得第5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及第13届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奖。
马克・福斯特导演的《追风筝的孩子》,讲述两个小孩之间的友谊,一个是富家少爷阿米尔,性格懦弱,一个是仆人家小孩哈桑,性情纯朴。小时候,阿米尔为独占父爱,设计将哈桑赶走。但成年后,儿时的所作所为让他始终充满负罪感,他终于回到故乡,并在满目苍夷和被统治的残酷现实中,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赎罪般地努力,在恶势力面前终于战胜内心的怯懦,将已过世的哈桑的儿子带回美国。期间他尤如蝴蝶脱蛹般的美与哈桑小时候的憨厚美永久地感染着我们。
在克里斯托弗・巴哈提亚导演的《放牛班的春天》中,学监克莱门特面对一群让人心灰意冷的问题儿童,采用合唱的方式。利用艺术的美将孩子们内心深处的美挖掘出来,甚至还最终成就了世界著名指挥家皮埃尔・莫安琦。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然而,每一个人是不是更应成为自己的伯乐呢?我认为,导演所传递的思想,永远比一句“每个人都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来得更为震撼。
1.加强水电工程造价管理,必须完善工程造价管理系统
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强化工程造价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健全工程造价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加快法规建设,规范建筑市场,掩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二要理顺各种工程造价管理主管部门的关系,建立各部门定期的和谐接洽制度,使工程造价管理的标准和指标能够更好地连接、配套。从政府组织管理逐渐过渡到行业协会管理,勉励设立专业的工程造价咨询中介机构,国家部门对政府和非政府投资离开管理。
2.加强水电工程造价管理,必须建立统一的工程造价信息网
目前国内许多地区建立了当地的工程造价信息网站,一般都是按照当地的习惯来划分工程分类、材料分类、材料编码以及指标和价格等,对全国的应用者来说存在众多不便。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根据工程类别划分,统一信息采集标准,统一信息编码,统一口径内容,统一数据库解决方案,建立全国统一的工程造价信息网是信息技巧在工程造价管理领域利用的必定产物,也是造价工作者们所期待的。该网站应供给全国各地的工程造价信息,包含建材价格信息、造价指标、行业动态以及文件法规等等。它不但有利于应用者查询、分析和决策,更有利于国家主管部门履行统一的管理和和谐,使得工程造价管理统一化、规模化、有序化。
3.加强水电工程造价管理,必须打造工程造价网络市场操作平台
利用信息技巧建立工程造价网络市场操作平台,在网上建立虚拟的建材市场,网络管理,开辟网上定购等电子商务利用。从世界领域来看,推动建筑业管理网络化、主动化、电子化和全而信息共享已是大势所趋,建立在现代通信网络基础上的视频会议网络将成为建筑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得到各单位的器重,因而实现网络招投标工作也成为一种必定趋向。在这个操作平台上,可按照这样的程序实行摘要:招标公告、投标单位网上报名、对投标单位的资格预审、随机抽取专家评委、网上递交标书、网上开标、评标、定标,合同管理。这样不但做好了招投标工作,而且加大了管理的公平性、公平性、透明性,更利于工程造价管理领域的健康发展。
4.加强水电工程造价管理,必须完善工程造价管理网络系统
工程造价管理网络系统的功效,不能仅限于运用造价软件、套定额、做预算,还应开发后台对各类信包进行统计、分析和初步处理的功效;管理终端数据库应具有全而收拾、综合处理的功效;前台应利用wed服务器、路由器连接到互联网上,能够分门别类地各类信息。即工程造价信息网络系统是以实现建筑产品从方案设计、施工管理到运营全过程主动化为目标的,而工程造价管理是作为贯穿建筑产品过程各层面的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工程造价管理网络系统的建立,应遵守统一原则、标准化原则、网络化原则、智能化原则。由于专业性、政策性强,工程造价管理网络系统应由国家成立专门组织,由其牵头,和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开发。统一对系统进行开发、掩护、信息更新,制定网络章程,要打破部门和处所界限,互相支撑,科学分工,减少重复,施展整体优势,建立健全网络服务机构。
【关键词】传统文化青少年德育教育价值取向 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也是民族文明之魂,是民族素质的精髓。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传统文化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吸取借鉴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民族精神,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心和价值观的优秀思想,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2]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是德育资源的一部分,德育资源是德育价值取向实施的条件和保障,有效的德育价值取向需要丰富多彩的德育资源作为支撑。德育价值取向内容包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下为公,先义后利等。它既是我们进行青少年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进行青少年德育教育的载体。
1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华各族儿女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它不仅外显地表现在民俗风情、经典文献中,而且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民族的心理和性格,成为制约人们的重要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为本位,将道德作为文化体系的核心,因而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资源,其中有许多德育资源,经过积淀、筛选和发展,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价值,与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和青少年的培养目标相契合。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强调为民族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精神;(二)倡导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三)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际和谐。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所蕴涵的青少年德育资源举不胜举,以上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诸如艰苦朴素、尊师敬贤等。 在青少年德育中,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并结合新的时代要求,赋予新的内容,使其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学生学会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3]
2我国青少年德育教育的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文化的交流在不断加深。目前,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在交流中还处于劣势地位,外来文化的渗透,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热衷于外来文化,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同时,在外出务工大潮的冲击下,农村留守学生的家庭教育处于真空、半真空地带,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处于空白状态。在升学的压力下,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不够。
目前德育教育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学生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合格人才、促进学校改革方面,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我国当前正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革的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冲击。青少年的德育教育也受到挑战,青少年德育价值呈现出多元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德育教育内容缺失、形式教条,人文素质弱化。其次,价值选择单一,基础知识不牢。最后,道德认知与行为的不和谐。
3传统文化对青少年德育价值的导向作用
德育资源是德育实施的条件和保障,有效的德育需要丰富多彩的德育资源作为支撑。传统文化既是我们进行青少年德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进行青少年德育的载体,对我们拓展德育内容和途径,改进德育方法,实现德育目标有重要作用。
(一)可以增强青少年德育的人文底蕴,提高青少年德育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以往我们在青少年德育中,对德育内容理解太狭隘,太过于政治化了,讲条条,背条条,考条条,德育内容空洞,形式单调。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德育资源可以有效改变这一状况。在青少年德育中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传统文化德育资源,可以开拓学生的文化视野,完善文化品格,增强人文底蕴,提高德育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二)可以有效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削弱市场经济的负效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使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青少年适应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勤于思索,勇于挑战,容易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也受到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负效应的冲击和影响。如何克服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负效应的冲击和影响是青少年德育面临的时代课题。(三)可以增强青少年的道德修养,提高青少年德育的艺术。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传统文化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形成了道德教育的系统理论体系,提出了有关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原则、内容、途径和方法。内省、自讼、慎独、知耻、笃行等道德修养的方法对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传统文化提倡“修身为本”,激发了德育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注重道德践履,对我们改进德育方法,提高青少年德育的艺术重要的启迪。
我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青少年德育价值取向中,青少年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善于利用传统文化中德育价值取向资源的途径和方法,获得民族文化的精神支柱,健康地成长,担当起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参考文献】
[1]高乐.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完善与社会责任感培育[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11):15―16.
社会价值观是社会共同体对价值客体的共同看法,它是社会群体实践的产物。社会价值观是特定社会群体确立价值取向、确定价值目标、作出价值判断和实施价值选择的依据。社会价值观被群体成员所接受与认同,存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观念之中,属于一种社会意识。
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形态制度化形态、知识化形态和生活化形态。其中制度化形态是指官方提倡的主导性社会价值观形态。知识化形态是指某种社会价值观已达到系统化程度。它通过思想文化传承的某种或多种载体和方式而存在。生活化形态是社会价值观的原生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习俗与行为方式等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具有“草根性”特点,但当生活化形态的社会价值观达到自成系统的理论程度时,就可以成为知识化形态而存在。
大学生文化认同就是学校群体成员对各种观念、制度与行为方式的认同,是对本民族在长期的共同语言、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积极的肯定性认知。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
大学生是一个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力、思维活跃、富于创新性的高智力群体,其社会价值观及文化认同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大学生具有极高的可塑性,对社会上的新鲜事物以及新奇的思想观念都很容易接受、消化并吸收,从面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以来,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便具备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和新生元素,相应地大学生的自主自立精神、社会竞争、民主法制观念及主观能动性等各方面因素也会应运而生。大学生价值观念在各方面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在各视域不断延展,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的重要问题域是在传统上还未进入价值观话题的生态、网络等问题。在不同文化领域的影响下,大学生对新的社会情境、文化领域及相应的价值取向等问题很难有效地消化、吸收、创新,每个人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社会阅历不同,因而也决定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极具多元化。但承认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并不代表全盘地不加考量的接受他们的任意观念,而是对他们的具体的价值观进行科学地、系统的分析,批判他们的有损他人利益、阻碍社会进步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对其正确的价值观念给予肯定和支持,引导其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2 社会价值观对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撒切尔夫人说过:“我们掌握现代科学发展的全部巨大资源可供使用。这使我们有力量与地球另一边的人取得联系从而发挥影响,就像我们一度能够容易地同临村里的人取得联系一样,我们必须使用这股力量来宣传我们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媒体等传播媒介单方面对其他国家灌输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通过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进一步宣传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此来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生活形态及价值观念。因此,受到西文化中某些潮流观念的影响并乐意接受这种观念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这就造成大学生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困顿及不能认同。
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大学生在思想认知、情感认识、心理稳定性等方面都不成熟,在西方文化传播蔚然成风以及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的强烈影响下,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并且(下转第109页)(上接第77页)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同不同程度不程度的缺失,使得大学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状况堪忧。大学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否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繁衍生息,也影响到其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用的发挥。
更为严重的是,西方文化凭借着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我们国家宣传和灌输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这使我们在应对其挑战时显得有些被动,不利我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继承和传播。敌对势力更是伺机加强对我国人民的思想文化渗透。值得我们国民警觉的是,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理念方面,美国专门针对中国人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就是要致力于瓦解我中华民族人民的意志。它的重点在于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治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当代,正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时期,在中华民族文化面临被同质化挑战的同时,当代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认知状态和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各不同阶层、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其思想价值取向可以稍有不同,各有偏好,但是在根本上必须要有对中华民族文化认知的一致性,也可以说是对最根本问题、最根本利益方向要有相同的准则和目标。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构建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精神家园,就必须要重新认识认识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主多元特性及其所体现的和合精神。
[摘要]:当前城乡规划可操作性不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规划编制缺乏对实施路径、建设时序的考虑,缺乏对实施机制研究,规划中没有充分反映民意,缺少与大部分实施主体的沟通等原因造成。要加强城乡规划编制中的可操作性,本文提出了改进规划编制方法,强化多视角的切入,多目标的统筹,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引入公众参与,加强配套政策的研究等对策来提高规划编制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城乡规划可操作性对策
1.引言:
城乡规划的可操作性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话题,编制出可操作性强,实施性强的规划,是每一位规划师极力追求的目标。但规划的实施往往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规划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从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创造促进其实施的环境条件。从规划师自身角度而言,如何从改进规划编制的方法出发,制定出科学性强、透明度高,广泛反映社会意愿的规划,来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是每一位规划从业人员所认真思考的问题。
2.当前城乡规划可操作性不强的缘由
“城市规划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说,城市规划并不是为了“纸上画画”去编制文本,而主要的是付诸实施,它是一个从编制到管理、再到实施和反馈的连续过程”。[1](马武定)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规划的本质,也揭示了规划编制与实施之间的关系。
规划与实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规划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建设实施,规划只有实施才能体现价值。不能实施的规划不能算是合格的规划。同时,实施可以反馈规划中的一些问题,以便于更好的编制规划。然而,由于存在规划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目前很多情况下规划与实施的脱节,规划成果成为“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摆设。规划的可操作性成为规划工作者的软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2.1偏重对空间形态等“硬”规划的研究,缺乏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
规划的实施分析需要实施机制的强力支撑,而实施机制往往涉及到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由于受传统“技术工具型”规划编制技术路线的影响,规划设计人员往往偏重对空间布局、空间形态等“硬”规划技术的研究,而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不够。而一个规划的实施与政府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实施机制关系密切,如果规划编制不能与现行的实施机制有效衔接,规划的可操作性就无从谈起。
2.2缺乏对实施路径、建设时序的考虑,使规划缺乏弹性。
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要求规划方案有一定的弹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然而,目前“静态蓝图式”的规划模式,使规划人员往往忽视对实施路径和建设时序的考虑,不能帮助实施者对规划实施的路径、时序做出较为明确和清晰的把握。现实情况稍微有点变化,规划就无法应对,导致规划应变性差,操作性不强。
2.3规划方案的唯一性,使规划缺乏科学性
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然而,目前规划过程中往往是强调规划方案唯一性,把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方向,最终规划成一种发展可能,对规划的实施发展诉求存在的更多的可能条件分析不足,这使规划缺乏一定科学性。也就降低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2.4、规划设计过程中没有充分反映民意,闭门造车,缺乏民意基础。
我国规划师往往存在一种观念,认为规划是一项需要复杂技术的职业,甚至受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观念的影响,视为技术官僚和技术精英。在内容上往往偏重在建设形态,空间形态的研究,缺乏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平衡的考虑。对规划受外部各种变化的力量所作用的连续进程这一点,漠不关心。对民意诉求和社会各界其他的意见吸纳不够。使规划不能体现多元主体利益的要求和充分反映民意,缺少可操作性的基础。
2.5对实施主体认识的缺位,缺少与大部分实施主体的沟通
目前,规划阶段对实施问题研究的偏少,跟广大的实施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也是导致可操作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规划人员往往偏重与规划编制组织主体的沟通联系,在城乡规划领域内规划编制组织主体一般是规划建设部门,但是在现行的体制背景下,建设规划部门不是一个综合、全局的部门,她仅仅被赋予了一个专业部门的职权,只承担了规划实施一部分职能。这种工作方法导致规划与相当多的实施主体的沟通不足,在规划编制阶段没有充分暴露矛盾,揭示问题,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的可操作性也大打折扣。
3、提高城乡规划可操作性的对策与思路
3.1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多目标的统筹,加强规划“广度”。
规划中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可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多元的考虑因素,注重多学科与多价值观的合作与交叉,可增强了规划的“广度”,使规划的思路更加宽厚,为规划更具有科学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城乡规划牵扯到经济、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空间布局等方方面面,若规划论规划,未免视线过于狭隘。因此规划强调多视角的切入,按照目标与问题双重导向的思路,强化多目标的统筹。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较为全面的视角考虑。
3.2以人为本,强调公众参与的实践规划。
公众参与是多元主体思想和观念的交流、碰撞和整合过程,为不同利益主体对话,协调乃至最终走向合作构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2]。。公众参与可以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从而有效减少规划过程中的失误。城乡规划涉及政府、公众、开发商等多方主体,各方主体在目标导向和主体利益上会有所不同,在主体的的观念和思想上,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城乡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多路径推进规划的公众参与。通过公众参与能保证规划成果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不同主体的要求和意见,通过公众参与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分歧的协调,减少实施中矛盾的激化。
3.3多方统筹,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调动各部门参与规划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城乡规划制度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规划部门本身,城乡规划获得的权限也是建立在特定的行政组织结构基础之上的。导致城乡规划编制的侧重点也往往偏重在建设规划部门归口,对其他部门职能利益考虑不全,规划的实施也往往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应有的支持。城乡规划的综合性要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加深对其他职能部门职权与城乡规划之间关系的研究,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突出各部门价值的导向,主动引导、明确职责,以期能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为规划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府基础,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和综合调控作用。
3.4重视规划的政策属性,加强“配套政策”的研究和支撑
规划编制具有技术与政策的双重特性,规划成果既是蓝图,也是规划管理的依据。规划编制既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也是建立目标,指导实践的公共政策过程。为了体现规划“公共政策”的属性,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该加大了配套政策和实践保障措施方面的研究,进行体制创新。配套政策是城乡规划发挥效用的制度基础,也是规划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主要体现。从政策层面来研究规划实施中的管理制度、标准、政策等问题,可以大大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3.5、强调成果表达方式易读性和规划管理的便利性
规划成果的表达更具有易读性,提供方便性,可增强规划的公众参与性,加强规划管理的便利性,也是提高规划可操作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规划成果表达上从不同层次公众能看懂、读懂的角度,把规划的主要过程和规划设想表现在成果体系上,使规划从现状得出结论的过程,以及规划的措施和方法一目了然。另外,也要强化规划与实施的互动,从实施过程中反馈问题,给规划编制提供经验借鉴,形成规划与实施的良性互动,增强规划编制的可操作性。。
4、结语
规划实施是规划编制最终结果,而规划可操作性是推动实施的根本动力。随着城乡规划实践的深入,规划编制的类型越来越多,规划编制工作充满了更多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做为一个城乡规划设计人员,责任感促使我们要从规划实施的角度来更多探讨规划的可操作性。把规划的可操作性作为主线贯彻规划编制的始终,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把握规律,寻找共性,服务社会,体现城乡规划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论文摘要: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中对人的价值追求的不同观点影响着高校校园文化的理念选择。认识论哲学家认为人的价值和幸福的最高体现是理性知识和真理,求知和知识是人存在的最高形式。政治论哲学家认为人的价值侧重体现在社会价值方面。在这两种不同的哲学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也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之间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高校校园文化在引领、塑造高校物质形态、观念形态方面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它既有着文化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个性。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高校校园文化如何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
1.1 文化的本质
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用文化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并指出文化是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智”。也有人认为文化就是教育,教育就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人本身的发展。①
1.2 高校校园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1.2.1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普遍表现形式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和管理者经过长期的培育而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和校园群体的智慧与意志。”②从文化在高校的表现形式来说,高校教育的基本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资料三个部分,教育者是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受传者,作为文化化了的人对文化进行传播;受教者接受一定的文化,又将这种文化进行新的创造,最终也是被文化化了的人;教学资料实质上是文化通过教材、辅导书、工具书等形式表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着文化的共性。通过校园环境进行的文化选择,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校风(包括教风、学风等)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等)的确立、校园活动的组织、学校规章制度的订立和各种设施的建立等方面。③高校校园文化是各个高校中都有的一种文化,只是依据高校层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2.2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特殊表现形式
高校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校校园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体现了高校不同的办学理念或办学理想。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来说,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是有着高知识、高学问的教师和处于青年时期、激情洋溢、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群体。作为高校主体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思想更具先进性、开放性与深度性。高校校园文化主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文化体现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复杂性、针对性与多元性。从不同层次、类别的高等院校来说,各个高校的校训的不同正是高校校园文化不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如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理工大学的校训是“ 厚德博学,追求卓越”。
1.3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作为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在于作为高校主体的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的认识不足。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丰富高校师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树高楼、搞绿化、开办讲座等;以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只是学校特定部门如团委、学工处等部门的工作。没有认识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各项工作的基石,没有认识到到校园文化的深层本质是学校的元气,各项工作都应是这种元气的流布,广大师生都应能够受到它的滋养。④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动态性。但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不变的,它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引导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高校校园文化一般选择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非主流社会文化的冲击。在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高校校园文化表现为高校主体的自主与自觉选择的特性。有人说,校园文化的变迁本质上是大学生正确的社会感知、成熟的文化自觉和整合的群体互动。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大学生群体在文化的变化过程中不断适应、调整的自我发展。
2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基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视角
布鲁贝克指出,研究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哲学基础: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高等教育的哲学指导思想支配着高校各个方面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影响。
2.1 认识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认识论哲学的指导思想在西方有着传统而悠久的历史,它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强调高校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为了学术而存在的。这种哲学思想提倡的是能够训练人的思维、发展人的理智,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理性知识”。但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这种以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求取知识和真理的活动并不单纯为获取系统化的理性知识。在这个直接目的的背后还有更为高远的目标,这就是人的存在、价值和幸福。⑤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以人为本,客观上要求大学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大学里,更加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构建形成科学人文的理念以适应大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校园文化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呈现出开放、公平、民主的文化气息,表现在不同的学术观念的共存、对个性的包容、对个体的尊重等。高校教师和学生作为高校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存在是为探索知识、传播真理而存在的。教师不仅传授知识、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创新能力的学生,而且通过科研对知识进行探究。教师和学生都带有自身独特的个人文化,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个性特征、思想观念。高校校园文化正是学习、工作、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所共同营造的共性文化。它通过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来约束人们对知识探索的态度和行为。
2.2 政治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政治论哲学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社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高校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高校只有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高校必须依靠培养的人才以及知识、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高校的存在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提倡的不仅仅是“学理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应用性知识”。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创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样,应用性知识更能为社会的发展服务。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在高校校园文化中体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直接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3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
3.1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
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高校校园文化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两难选择。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⑥选择了认识论的人认为,高深学问的坚实基础是严格的客观性,如果不能避免高校的政治化,将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研究的客观性,从而导致学术贬值。选择了政治论的人,更多的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存在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高校校园文化认识论和政治论价值取向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对高深学问、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大学功能的不同态度上。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认识论认为高校应该完全自治。应该让高校里的学者、教师独立自主的解决知识领域的问题。因为高深学问是高于普通知识的专门学问,那么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而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该如何讲授,应该决定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如招生、考试、学生的毕业要求、评聘教师等。政治论认为高校的自治不完全由教师们决定,学术上的自由也是有限定的。应该依据社会事务的要求决定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标准、质量要求等。由于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持认识论的人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研。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持政治论的人认为大学的职能是为社会服务。
3.2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融合
高校的职能发展由单一的教学功能到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再到弗莱克斯纳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高校功能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既要通过教学来传递知识、保存文化、培养人才,又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创新发展知识,还需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间接地提供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高等学校都摆脱不了政治论的根据,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或是在专制的国家里,总是要特别强调政治论的根据。⑦长期以来政治论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认识论哲学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大学是探索知识、传播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机构。对知识的保存、选择、传承,对真理的探寻都需要大学具有自治和自由的权利,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应该是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统一。高校校园文化需要营造出追求学术、追求真理、以人为本的氛围,从而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大学发展的过程表明,大学内部需要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来参与大学管理。但是,目前在高校中存在行政管理权过度的倾向,行政级别化、干扰学术、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需要在教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得大学能和谐有序地运行。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他们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现代大学功能强大,它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正越来越成为政府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⑧市场力量也成为干预大学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更加需要坚持自治,倡导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新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我们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绝不是要求大学脱离社会,而是在自治、自由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责、为社会服务。认识论者洪堡就曾这样指出: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社会和国家的目标。⑨
注释:
①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②③⑧潘懋元.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J].高等教育研究,1995(1) .
④程祥国等.大学精神的奠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营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⑤刘志洪.认识论哲学观及其超越[J].攀登(双月刊),2010.4(29) .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文化冲突;扎根理论
一、导论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地外籍专家致力于加快中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经济、学术等方面的建设,在诸如甘肃、宁夏及青海等内陆欠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看到外籍专家的身影,但由于欠发达地区自身封闭传统的特性,外籍专家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遇到了更加难以解决的跨文化冲突难题。本文以甘肃省外籍专家为样本,通过对访谈记录进行逐级编码分析了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文化冲突表现和原因,并提出了欠发达地区文化复休克的特有现象。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简介
(一)扎根理论介绍
扎根理论是由美国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一种探索现象的归纳性研究,其目的是帮助研究者“由资料中发现理论” [1]。Strauss和Corbin指出扎根理论基于所搜集的现实资料,需要保持资料与分析之间的持续互动和逐渐补充[2]。
扎根理论分为三个主要的流派: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和建构型扎根理论,其中经典扎根和程序化扎根是常用的两种方法,前者的编码过程分为实质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而后者分为开放性、主轴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在理论形成的过程,程序化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过于程序化,不利于发现更为丰富的理论形态[3],因此本文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编码方式。
(二)样本简介
欠发达地区,是指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潜力但与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如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甘肃省是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之一,本文选取甘肃省高校外籍专家学者为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是理想的研究样本。
(三)技术路线创新
本研究对经典扎根理论步骤做了相应的调整。由于研究问题已经事先确定,故在研究过程中相应的简化了问题涌现的过程;而对核心范畴的提取扎根于更加原始的访谈资料基础之上,故在第一步开放性编码过程中提取出了核心范畴。且在研究过程中对于编码的整理采用思维导图软件Mindjet Mindmanager Pro7.0进行,极大提高了本文研究的效率。
三、研究过程及发现
(一)确定编码单元
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本部分总共对40余名甘肃省外籍专家进行了访谈,并在征得被访谈者同意后采用录音笔进行记录,同时所获得的访谈资料都视为有效进行了整理。
(二)开放性编码
根据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40个访谈文本进行开放性编码,将可以编码成概念的内容给予一个标签,再将这些数据不断地进行分析和比较,抽象成为独立的范畴[3]。
首先,外籍专家选择欠发达地区动因这一方面获得了3级共10个编码支持而判定为核心范畴。在访谈中发现,由于甘肃省欠发达地区闭塞特性,访谈样本的40人中29人属于志愿者性质,占据样本人数2/3。而欠发达地区吸引人才条件被动正是被访谈人员在访谈过程中多次提到的特征描述。但正是这样的闭塞保留了更为传统正宗的中国特色文化,“欠发达地区也许设施不那么完全,但这里有更正宗更完整的中国文化,如果你去上海,如同你在纽约,但兰州是真正的中国”。
其次,外籍专家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表现这一方面获得了5级共49个编码支持而判定为核心范畴,如图3.1所示。对于文化冲突表现,经过逐级编码整理从五个角度体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方言使用率较高对外籍专家的语言交流造成了困扰;而中国传统 “面子”文化的渗透常常使外籍专家感到不适,访谈者谈到:“我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一些事情上总要求我‘留点面子’”等。在工作绩效方面,层层审批的较为繁复的行政效率是访谈中最常被提及的方面:“在中国其实是很难像美国那样拥有很大的权限空间的”、“中国有很多的程序,你必须向不同的领导请示,确保各方都同意”;而中国组织结构中的集体意识也造成了外籍专家文化距离难以消除的问题。在心理方面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my social status is not very high”、“living in an different culture is very hard”等。
在访谈过程中将以上不同方面的文化冲突总结为“文化休克”这一概念。文化休克是指“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4]。从上述现象中将文化休克这一概念引入,并且获得了3级共13个编码或范畴的支持。在文化休克这一核心范畴下,初次编码得出六方面的表现,分别是工作效率下降、无助感、生理反应、抵御接受中国文化、母国文化保护和沮丧焦虑情绪的产生。
最后,外籍专家及员工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能否消除这一方面获得了4级共12个编码的支持而判定为核心范畴。“不管我在这里1年还是10年,人们总是叫我老外”、“中国文化很注重“根”,很难融入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我总是感觉自己不能入乡随俗”。反而由于欠发达地区较低的文化接纳性和较大的文化距离,可能引发文化冲突的再次发生。
(三)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出现了核心范畴之后,由研究者确定的,只对那些可以和核心范畴产生足够重要关联的数据所进行的编码。
首先,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外籍专家选择欠发达地区动因这一核心范畴又获得了4级共8个范畴与编码的支持。经过选择关联,将外籍专家及员工选择欠发达地区动因进而分为指派和自我主动要求两大动因。其中由于欠发达地区的特性,导致了在欠发达地区工作的外籍专家大多数是被指派,这与访谈中样本情况符合。
其次,外籍专家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表现这一核心范畴又获得了6级共38个范畴与编码的支持,如图3.2所示。经过选择性编码,将外籍专家及员工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表现分为三个层级进行分析:文化冲突成因、文化冲突产生影响以及文化冲突的应对。在文化冲突成因范畴内,经过选择性编码研究发现,相对发达地区更加传统的社会文化、相对发达地区更加保守的行政政策和相对发达地区更加疏离的心理距离三个范畴时造成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且难以消除文化冲突的三大原因;在文化冲突产生的影响范畴内,进一步归纳为生理反应、工作效率和文化距离三个范畴;在文化冲突的应对范畴,经过选择性编码,归纳为自我调节和组织调节两种方式。
最后,外籍专家欠发达地区文化冲突能否消除这一核心范畴又获得了3级共8个范畴与编码的支持。
(四)理论性编码
理论性编码阶段进行的是理论构建的工作,将在实质性编码中形成的概念或范畴组织起来以构建理论。本文在初步得出了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跨文化冲突表现的一个相对成熟的概念――文化休克,在这一成熟的理论概念基础之上,把握欠发达地区的特性,又提出了“文化复休克”的概念,即由于欠发达文化接纳性较弱,外籍专家及员工文化距离难以消除,从而在经过文化休克调整期和适应期后发生的一种再次文化休克的现象。
复文化休克的消除较之初次发生文化休克的人员来说更加困难,由于初次文化休克发生时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存在与外籍人员意识中较为容易消除的差异已经消除,剩余部分根深蒂固,是外籍人员在母国文化中长期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潜意识上的价值观念,欠发达地区保守的文化与这部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产生了根本上的冲突,故而文化复休克较之初次文化休克具有更鲜明的冲突性,造成的影响也更大,在消除的过程中也更为困难和不易。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的视角对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跨文化现象进行分析。通过40名甘肃省外籍专家的访谈,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的系统方法,对访谈资料分别进行了开放性编码、程序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得出了外籍专家选择欠发达地区为目标地区的动因、欠发达地区加剧外籍专家跨文化冲突的表现和欠发达地区难以消除跨文化冲突的三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性编码对访谈资料高度概括,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了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 “文化休克”现象,并针对欠发达地区特性提取出了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文化复休克”概念,以期对今后关于欠发达地区外籍专家管理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
参考文献
[1]Woods Peter. SymbolicInteractionism: Theory and Metho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M] .Academic Press.1992
[2]Anselm Strauss.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M].Cambridge Univercity Press.1987
[3]杨阳.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顾客价值动态性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3(04)
[4]安然. “文化休克”译释探源[J].学术研究,2010(03)
[5]贾旭东,谭新辉.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J].管理学报,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