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司法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司法论文范文

（一）法律推理的司法性

法律推理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实现司法公正，法律推理的特征不仅仅体现在对具体法律案件的适用过程中，作为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一种合乎逻辑规则的思维形式，应该是在从立法的过程到对法律的执行、监督过程上一系列的推理活动。从如何保证立法的公正、合理到实现司法适用的公平、公正，其作用应当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司法的公正当然这里司法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内的一系列司法活动。

（二）司法裁判活动中运用法律推理现状分析

法律推理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逻辑方法,是司法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标志。然而,就当前而言,法律推理对于中国多数法官来说还是陌生的事物。法律推理只是学界研究的问题,与审判实务距离甚远,法官在法律适用时也很少注意适用方法与适用技术、技巧方面的问题。虽然学界当前对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正处于勃兴,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等法律适用方法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法律推理在司法审判中的功能和价值

法律推理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而司法公正是司法审判的根本价值要求。法律推理作为确保法律判决结果公正性的重要方法，其最终落脚点与司法公正是重合的。随着司法审判制度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法律推理的地位将越发重要，逐步成为这一重大制度变革的有力助推，法律职业者应该从内心树立起对法律推理方法的高度重视，并使之成为自身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进而扩展到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正确运用法律推理方法看待法律案件的审判，这样就会有效避免司法腐败，实现公正司法。法律推理的独特功能和价值，在司法审判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预防司法腐败的有力手段

“司法腐败”是阻碍司法审判公正执行的“毒瘤”，是当前审判制度改革亟待解决的“顽疾”。对于司法腐败的问题，西方的大陆法系国家有很多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的先进做法可供我们参考和学习，比方说，在这些国家的司法审判实践中，都十分重视在司法裁判文书中强行规定使用演绎三段论模式对判决理由进行详细说明，使推理的过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标注，使法官做出裁判结果的思维过程“阳光化”，从而限制法官的主观臆断和枉法断案，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一方面要从司法制度的改革创新上想办法，另一方面要从强化司法活动的合法性、程序性规范上动脑筋。合法性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研讨，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不仅仅是理论性范畴的，更应该是实践性的。法律推理的过程是一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活动，体现了形式正义的基本要求，法律推理的严密性、科学性和直观性有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

2.预测案件裁判结果的有效工具

法律推理的预测功能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法律推理具有一般推理的预测功能。法律推理活动的参与者、法律适用者之外的第三人可以通过对各种可能结果的分析判断，预测法院在该种情况下可能会得出何种判决结果。其二，法律推理的结果可以改变当初的预测结论，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和理解，使司法判决有利于诉讼另一方。法律推理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审判制度的改革需要法律推理来推动。

3.解决争端和化解矛盾的应有方式

在现代社会，人们依照法律来处理纠纷，具有和平、理性与公正的特点。法院是供人们“说理”的地方，但是，法官的裁决不是任意的、怀有偏见的，他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公正裁断，如果法律规定得不明确，他就要探求法律背后深层次的价值标准。因此伯顿指出，“法律推理的根本特征是，它是被用来预言或化解社会纠纷的过程。法律和法律推理令法官能够得到终局性的、准确无误的和可论证为正义的矛盾解决办法。”

二、结语

第2篇：司法论文范文

在20__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王胜俊院长强调了能动司法的重要性,能动司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概念与司法理念被提了出来。文中，作者以一个简单的撤诉案件为例，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为什么要能动司法及如何能动司法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律是事先制定的，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很难预料，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规定得具体明白、万无一失。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无论在什么朝代、在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总有某方面的漏洞与缺陷。正如美神维纳斯，美中不足的就是断了手臂，它不可能完美无缺。法律的缺陷与空白是法律的断臂。同样的道理，不能能动、灵活、创新的处理案件，死搬硬套法律条款的缺陷，则是法官的断臂。

如何能动司法，填补法律空白，接上维纳斯的断臂，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法律缺陷与空白，正如维纳斯的断臂一样，如果不加以完善和解决，将直接影响着其应有功能的实现，影响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效果。但这只断臂如何接上，接上后的效果和美感又如何，则取决于选材的好坏和工艺水平的高低，这是司法能动的关键所在。

一个案件从一定的侧面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法制，从一个断手的人，笔者想起断臂的女神，奇妙的联想将维纳斯女神与能动司法联系在了一起。世事无完美，但世人追求完美。拥有双臂的“维纳斯”才会拥有不可超越的美。(共9365字)

一、一个简单而特别的撤诉案件

作为一个法官，也许你办过各种各样的案件，但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也许你办理过成百上千的民商事案件，其中不乏有很多撤诉案件，但这种情况你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撤诉的民事案件，真的太简单，一瞟而过，没有什么值得谈的。但这个简单的撤诉案件又很特别，这个案件的办理，认真分析起来，考验着办案法官的司法能动。

原告鲁某，男，曾在一次事故中受伤，致双手掌缺失。原告鲁某与被告庹某原本关系较好，二0__年农历正月十四日，被告杨某在庹某的担保下从原告处借得现金人民币7000元，约定在二0__年农历六月底还清。到期后经原告鲁某多次追收，但均遭到二被告的无理拒绝。原告鲁某遂向人民法院提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杨某、庹某负连带责任偿还借款7000元及利息。

本案在审理中，原告鲁某书面向法院申请撤回。法院审查认为，原告鲁某自愿申请撤回，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遂作出裁定：准许原告鲁某撤回。

也许你还没有明白该案件的特别之处：原告双手掌缺失，不能亲自书写，没有手指，也不能捺手印。故，其提交的状及撤诉申请书不是其本人书写的，其本人也没有捺手印。办案人员何以认定是其真实意愿?在案卷中如何反映?准予撤诉的裁定书如何送达，如何留下痕迹?这些事项在案卷中是要有痕迹反映的，否则，存在着很大的案件风险——事后原告否认怎么办?因而只有创新工作方法，能动司法，灵活处理，才能解决后顾之忧和保证案件质量。

二、能动司法的概念及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

近年来，关于能动司法或者说是司法能动性的说法，成了热门话题，但具体怎么定义，似乎尚未有个确切的说法，理论界也未达成共识。有权威人仕认为，能动司法是指司法活动主要围绕司法审查与宪法的关系而展开，其基本内涵是在何种程度上司法审查被恰当地认为是在执行宪法的意志，而没有掺入任何法官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倾向。 显然，这种观点仅是把能动司法同与相关的司法审查联系在一起，是失之偏颇的。我们认为，司法能动性是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秉承一定的法律价值，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则，并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从而理性地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作出判断。 能动司法就是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审判案件而不回避案件，广泛地利用自己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 要在深刻理解和把握法的精神原则和立法目的的前提下，积极裁判案件,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运用法律的精神原则，填补法律的空白，弥补法律的漏洞与滞后性。

司法能动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先出现在美国，并作为一种司法方法逐渐成熟。在我国，司法能动主义出现和充分体现在20__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在该规定中，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非法证据的排除、证明标准、存疑证据的采信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从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司法能动的特征与要求，但未明确提出能动司法概念。 在20__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王胜俊院长提出和强调了能动司法的重要性，强调要立足于保民生、保稳定大局，坚持司法的适时主动，适度弹性，适度干预，适度参与，有效解决涉诉矛盾纠纷。能动司法概念的提出，开创了法院工作新思路，有效延伸了司法职能。

三、能动司法并不排斥司法被动性

能动司法并不是主动司法，司法的中立性决定了司法工作是不能主动的。能动司法虽具有主动的成分，但这种“主动”是很有讲究的，它发挥的是引导、指导、教育的作用。而主动司法所发挥的是主导作用，使法院成为诉讼推手，以致违背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这样的主动是违反诉讼原则的。笔者所在法院的一位法官，曾在基层法庭工作。一次乡镇领导在会议上当众指责法庭工作过于被动，没有主动寻找案源，开辟案源，仅在当事人后才会过问案件。当然这位领导的说法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会后，这位法官就提上公文包，带上相关材料，直接到了这位领导家里，直言是上门服务，开辟案源，主动 出击，问这位领导是否要离婚，可现场立案，现场办理。弄得这位领导两眼发红，满脸发青，无言以对。当然这位法官的做法有些过激，不过对有的没有法律常识的人来说，是一堂生动的法制课。只有这样，才能让其明白，人民法院是不能主动找案的，当事人没有要求解决就不关你的事。

能动司法不排斥司法的被动性，被动性是司法工作的固有特征。司法权的启动、开始的整个过程，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行为和请求内容范围进行裁决，而不能主动启动司法程序和擅自变更、增加当事人的请求内容。 它要求当事人要主动把纠纷呈于法官面前时，法官才能依据法律对当事人的诉求进行裁判。在民、商事领域，司法被动性一直被奉为基本原则。不可否认，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被动性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司法的被动性主要针对诉讼程序的启动而言，而司法的能动性主要针对实体运用和操作过程。

就拿前面的撤诉案件来说，在原告之前，法官不能主动要求原告二被告，也不能介入两者间的经济关系与纠纷。因为两者虽有经济往来，但未必产生纠纷，就算有了纠纷，当事人可自行协商解决，可到其它部门调解解决，权利人还可放弃权利，不一定需要法官来介入。所以法官不能主动过问，不能主动启动诉讼程序。这是司法的被动性原理。但原告一旦将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就要立案处理，启动诉讼。根据本案中原告不能书写、不能捺印的特殊情况，如何确认并受理原告的及撤诉，如何裁决、如何送达法律文书，在案卷中留下相关办案痕迹和证据，确保案件质量，排除案件风险，则是要法官动脑筋、想办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新工作方法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能动司法的内容。

四、能动司法的具体要求

文中的案件让笔者想起了断臂的人，想起了女神维纳斯。从对维纳斯的想象中，又回到本案，从而想到了法制的缺陷与空白。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无论在什么朝代、在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漏洞和缺陷。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规定得具体明白、万无一失。毕竟法律是事先制定的，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很难预料，它具有滞后的固有特点。也许世事都不会完美，十全十美的东西是没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缺陷本身就是一种美。正如维纳斯的断臂，也许这就是她成为美神的原因。接上维纳斯的断臂，也许她还是世人心中的美神，甚至更美。也许，接上了她的断臂，她就再也不会是美神，再也不会是世人心中的维纳斯。但断了手臂的维纳斯作为一个艺术的化身，是基于艺术的眼光和艺术家的思维，是从艺术的、美学的角度看问题，并非功能的角度。法官不是艺术家，司法工作不是欣赏与绘画，作为法律职业者，注重的是法制的功能，注重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定争止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与技巧。而非简单从理论上去评论法制的完美与否及人间的是非。基于法官的思维模式，接上维纳斯的断臂，能让她具有从事更多社会活动、完成更多工作的能力。手是人的重要器官，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劳动工具，有手总比没有手好，双臂齐全的维纳斯才是完美的、健全的。同样，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动司法、灵活办案、能能动体现法律的精神、创新工作方法、填补法律空白与缺陷的法官，才是人民满意和需要的好法官，才能使普遍的公平正义在具体的个案中得以充分实现。但这只“断臂”如何接上，接上后的效果和美感又如何，则取决于选材的好坏和工艺水平的高低。要实现能动司法，接上“维纳斯”的断臂，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能主动、提前介入纠纷。

能动司法不是主动司法，能动与主动是有区别的。司法中的主动行为常具有不依当事人意愿，带有强制约束作用。 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排斥司法机关、司法工作人员主动司法，主动引发诉讼，主动解决尚未介入诉讼的纠纷，象生意人样在街上叫卖。当事人没有主张的权利，也不能主动审查裁判。只能围绕当事人的、围绕当事人的主张进行审理。必须奉行“你不请，我不为，你不主张，我不裁判”的原则。而我们针对社会群体，主动宣传法制，引导人们以正当方式维权，引导和指导当事人进行诉讼，让人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如何进行诉讼、如何举证、如何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则是允许的，也是应当的。但这种主动并不是主动司法，而是将社会群体、公民由无知变有知、由不知法到知法懂法用法，从而让当事人主动起来用法律维权，实现人民法院变主动为被动的过程。这个化主动为被动、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就是司法能动的一方面。因为我们是让当事人来主动，是在当事人将纠纷主动呈于法院时才启动诉讼程序的，是被动的，是应当事人的请示而为之，而不是请当事人来别人，不是请当事人到法院来打官司。

而司法能动强调的是在法院被动启动诉讼程序后，为使被启动了的诉讼能顺利终结，实现个案公平正义，同时给找上门来的当事人一个合理合法的交待，我们必须开动脑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好途径、好办法，实现法的目的，体现法的精神，实现法的功能，彰显法的正义，这是司法能动的主要方面。

比如在本文所述的撤诉案件中，在当事人之前，法官不能提前介入纠纷，不能主动要求原告鲁某提讼，不能要求他将相关纠纷交由人民法院来解决。否则，当事人完全可以对你说不关你的事，靠一边去吧，别制造矛盾好吗?因为你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但是，法官在事前可以告诉他，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你可以找对方协调解决，可到基层部门要求调解处理，也可以直接到人民法院提讼。只要你对自己的主张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法律是会保护你的。这样对他进行引导、指导是可以的。这是司法功能之一，是司法能动的体现，因为我们没有要求他到法院打官司，没有要求他要将纠纷交由法院处理，而是告知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和解决争议的途径。路怎么走，怎么选择是他自己的事，原告的是他自己的意愿，法院受理案件和启动诉讼程序是被动的，没有违背司法被动原则和中立原则，但却很好的体现了司法能动。在诉讼中，我们只能针对鲁某的诉讼请求予以审查，不能扩大审查范围。当然，在其它的某些纠纷中，对当事人可主张而未主张的权利，法官应当释明，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然后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主张或放弃该项权利。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原告对部分共同施害者未的;离婚案件中可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而未提出的。在办案中，我们要分析案件的成因、找到矛盾的根源和问题的关键、主动出击，努力实现当事人案结事了，定争止纷。

(二)不拒绝受理，不拒绝裁判。

在民商事领域，只要是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只要符合受理条件，就没有人民法院不能处理的纠纷。不管案件中有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和困难，法院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受理、拒绝裁判。除非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如土地权属争议。 民商事纠 纷法院都不能解决，那谁能解决?社会公平正义何以实现?当然有的当事人的表面看符合立案条件，但其诉讼请求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笔者认为当然不必受理。比如，某甲到法院要求解除与其父亲的父子关系，这明显违法。除此类案件外，法院是应当积极受理、妥善裁判的，不能以法律没有相关规定、规定不明确、法律规定冲突或案件复杂、事实难予认定、是非难予评判等为由拒绝裁判。因为这些都属于法院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否解决得好是法官的能力问题。法院处理案件的过程，就是一个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要解决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认定事实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证据、审查证据的过程，是一个去伪存真，发现真实的过程，不发挥司法能动和法官主观能动，必定为真真假假的证据所迷惑，必定为虚假证据所欺骗，怎么实现司法公正。

查清事实后就是法律适用，适用法律的前提是找法。而找法的结果可能有四种：有规定、无规定、有规定但不明确、有多个冲突的规定。对于无规定、规定不明确、规定冲突的情况怎么办?这就要求司法能动，能动地司法。法官不能当木头人，不能当自动售货机，我们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裁判而驳回或驳回诉讼请求，不能拒绝处理纠纷。法官必须发挥司法能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对规定明确的，要根据法律解释的方法和规则予以解释，让其在个案的适用上明确具体;对有冲突的规定，要根据冲突解决原则予以选择适用; 对于没有规定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空白或漏洞，要根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予以填补。

以文中所述撤诉案件而言,当事人因身体缺陷不能书写、不能捺印,显然诉状不是他自己写的，他本人也不能捺印表示认可。但法官不能因此而否认原告的真实意愿而不受理。同样，也不能因此而不接受其撤诉申请，也不能因为其不能签收法律文书而不送达，或就这样让其收到裁定书了事。更不能因为这个因素而拒绝办理此案。否则法官是无法给原告一个合理交待的。

根据我国民诉法的精神原则，民事诉讼中的原告都是在诉讼中主张相关权利的人而非义务主张者。在司法实践中原告也都是受害者、权利主张者。但在20__年后，笔者所在法院就提出应支持义务人的司法主张，积极受理义务人针对权利人提起的诉讼，通过审理，具体确定双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这是能动司法的典型。

前不久，某法官在办理一民事案件中，向当事人解释说：“这个案件复杂，理不清，不管怎样裁决，判决书都不好写。”其意在劝说原告撤诉。次日，原告将自己拟好的“判决书”交给这位承办法官说：“你们认为不好判，不好写判决，我已经替你们写好了，你们加盖印章就行了。”这恐怕是当事人为法官写判决的天下第一案，是拒绝裁判闹出的笑话，与能动司法要求相背，成就了一个能动司法的反面典型。

(三)不机械处理。

法律的缺陷与空白是法律的断臂。同样的道理，不能能动、灵活、创新地处理案件，死搬硬套法律条款的缺陷，则是法官的断臂。不机械处理，就是指司法灵活、司法能动，是能动司法的根本所在。包括不机械理解法律、不机械适用法律、不机械认定事实及证据、能灵活创新工作方法。如果法官不能对法律予以合理、合正义性的解释，而是机械传达立法者意志，自身并无独立的价值判断，则与自动售货机并无区别。 同样的，法官若是只能机械采信证据，不能用智慧的双眼去伪存真，不能用主观能动性去揭示真实而机械认定，则无异于木偶。“以事实为依据”并非“以依据为事实”，机械主义实现不了社会公正。

还是拿文中所述的撤诉案件来说事，如果办案人员对原告的书和撤诉申请坚持要求原告亲笔签名或捺印才能接受或认可，则是原告不可能做到的，是对当事人的为难，不但显得机械，同时也有对当事人的歧视之嫌。容易引起当事人的对抗情绪，不利于司法和谐，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变通处理。至于送达，对直接送达的，法律规定要求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表示收到，这是送达的证据。对拒收的，则可以留置送达。对因各种原因不能直接送达的，法律规定了公告送达、邮寄送达、委托达达等方式。 送达是办理案件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案件办理终结的标志。如果人民法院在送达准许撤诉的裁定书时没有留下送达的证据，事后如果当事人不认账，承办案件的法官将会面临着案件风险。但法律并没有针对案件中的这种特殊情况规定特殊的送达方式，除直接送达外，其它送达方式都不适合于本案。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直接送达，并在送达回证上注明当事人不能签字和捺印的情况。但这种方式不能避免事后当事人不认账收到裁定书甚至不承认自己撤诉的事实之风险。如果不能办得稳稳当当，一个有责任心、有风险意识、有经验的法官是不会草草了事的。针对案件的特殊情况，绝对不能机械套用法律相关送达的规定，必须创新工作方法，能动、灵活地进行处理。

能动、灵活、变通的目的，就是要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所以，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送达时，邀请相关基层组织人员在场见证，并制作笔录，询问当事人和撤诉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告知其法院裁定准予撤诉，现在相关人员的见证下向其送达裁定书，其收到后本案即终结，不再审理。询问其对此有何意见。等等。在笔录上由在场见证的人员签字。并将当事人在见证人在场时收到法律文书的情景拍下照片来，入卷保存，确保万无一失。

(四)填补法律的空白。

任何朝代、任何国家的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情况规定得一清二楚，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制定一部无所不包无所不尽的法典也是不可能的，德国民法典制定前的《普鲁士一般邦法典》就是一个以失败告终的典型。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无限复杂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法律是先行制定的，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将来会发生的所有情况。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在个案的办理中，法律存在诸多缺陷和空白。而这些法律缺陷与空白，正如维纳斯的断臂一样，如果不加以完善和解决，将直接影响着其应有功能的实现，影响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效果。如何填补法律漏洞，接上法律断臂，是司法能动的关键所在。

法律空白也叫法律漏洞。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很多，根据不同的案情、不同的争议、不同的争议标的、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风土人情而各有不同。常用的有依照交易习惯、行业习惯、地方习惯填补法，比如对遗体、坟墓、坟地的处理问题。但违反法律及公序良俗的习惯不可采用。有类推适用法，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参照相关类似法律规定处理，比如死亡赔偿款项所包括的内容与具体金额不明确，参照法定继承判决由权利人平均分割。 还有目的性扩充解释填补法、目的性紧缩解释填补法、反对解释法、直接运用诚信原则填补法等。对法律空白的填补，是法官能动司法的结果，也是法律的精神、法官的智慧及社会公平正义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和社会经济、人文价值观的不断发展，随司法工作的不断创新，还会出现很多填补法律空白的方法和表现形式。具体的个案中，适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填补法律空白，彰显个案公平正义，须结合案情的全部全面分析。

刚发生在通许县法院的《闪婚族离婚要求分割QQ农场资产案》给现代司法留下了遗憾。案中王某和李某因迷恋“QQ农场”走在一起，从网恋到结婚只有一周时间。婚后，两人为了提高游戏级别，共同申请了一个账号进行把玩，不久便在游戏中创造了数百万虚拟财产。但由于两人生活习惯差异太大，彼此无法容忍，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QQ农场”里的数百万“资产”。通许县法院受理该案后审理发现，王某与李某缺乏感情基础，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应当判决解除王某与李某的婚姻关系。对于两人诉求分割网络虚拟财产——“QQ农场资 产”的问题，因法律无相关规定，法院予以驳回。

根据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和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网络虚拟财产已成为部分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针对该《闪婚族离婚要求分割QQ农场资产案》中QQ农场资产的处理问题，对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财产”，应作目的性的扩充解释，以适应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需要。毕竟《民法通则》是1986年颁布实施的，经过20余年大发展的今天，与往常已大不一样。网络虚拟财产应当成为个人财产的部分，应当拥有物权。本案中，QQ农场资产作为夫妻共有物，离婚时一方或双方要求分割并无不当，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判决驳回，实为不妥。

填补法律空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确定的价值补充。笔者认为这种价值补充包括法官直接创设法律规则和利益平衡两个方面,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体现。法官创设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很为普遍,但并非英美法系所独创和独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是常见的。如在判决中表述“正当的舆论监督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等等。对于这些，法律真还没有具体规定，但根据相关法律的精神、原则和价值取向，应当这样处理，这是司法能动和法官创设规则的体现。

对于撤诉案件，法律规定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但对什么情况准许、什么情况不准许是没有具体规定的，全由法官来裁决。一般情况，如果撤诉不损害国家、集体及案外人利益的，准予撤诉。在本文所述的撤诉案件中，也是如此，裁定书载明：“原告鲁某自愿申请撤回，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这就是法官创设规则的结果，法律并没有这样规定。

利益平衡就是利益衡量，当受法律保护的两个或多个利益发生冲突诉诸法院时，法官就要对相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平衡，以缓和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性。如法院对相邻权纠纷的处理就是这样。在对冲突利益的协调与平衡中，需要妥协与让步，正如两个面对面行走的人要同时过独木桥，总有一个要让步才行，否则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但谁来让步、谁来妥协?也许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就需要法官来裁决。法官要根据各方当事人如果作出让步将产生的利益损失大小及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来综合考虑优先保护谁、牺牲谁的利益及对作出牺牲的一方如何弥补，这就是平衡利益的过程。

利益平衡或称利益衡量，其实质是价值判断，对所探求的结论不是唯一正确的。而是承认其它结论可能同时成立并存在时，通过解释法律条文，从而使自己的结论更加妥当，更有说服力，这是利益平衡追求的目的。 平衡社会利益是法的目的和功能之一,当然，利益平衡所强调的价值标准有较强的主观性，容易造成法官权力的滥用。法的精神在于公正与良知，作为法官，应着力于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培育牢固的司法良知，努力提高司法能力，学会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确保司法公正。对于人民，高于一切的是法律，对于个人，高于一切的应当是良知。

第3篇：司法论文范文

自愿原则是司法调解的一项基本原则。学者们认为该原则应当包括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为他们做调解工作解决纠纷”；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16]然而自愿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存在严重问题。《规定》虽然加强了合意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17]但是关于合意对法官的约束力存在欠缺。《规定》第12条对调解协议无效的条件予以界定：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案外人利益；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但是，如何判断违反当事人“真实意思”，自愿原则很难提供具体的衡量标准，实践中也就无法避免法官可能滥用自由裁量权过宽地涉入调解协议的审查。自愿原则的具体化落实，应当体现在调解程序的始终，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和形式。自愿原则的实现不是孤立的，必须依赖于配套的一系列原则。因此，关于司法调解的原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金字塔结构式的体系：自愿原则处于金字塔之首，统治着下属的次要原则——保密、对等、诚信原则；而这些次要原则的共同实施保障着自愿原则的真正贯彻落实。总而言之，自愿的调解既是保密的调解，也是对等的调解。

（一）调解的保密性

《规定》第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该条款被视为确立调解保密原则的标志。然而，比较国际调解规则[18]和外国法律中关于调解保密原则的规定，[19]《规定》的阐释就显得非常狭窄。照搬“诉讼不公开”制度，司法调解的保密限于“程序的封闭形式”，即调解程序不公开进行，禁止与诉讼无关的第三人的参与和旁听。这种狭隘的诠释缺失调解保密原则的核心内容，即“调解信息保密”。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这项条款对调解信息的保护，仅限于当事人作出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并且，保护的手段也仅限于“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在调解程序结束后，法官和当事人依然享有很大的空间将自己在调解中知悉的信息使用到之后的诉讼程序中。在2007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虽然强调“办案法官和参与调解的有关组织以及其他个人，应当严格保守调解信息，当事人要求不公开调解协议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但是对于调解信息是否允许在之后的程序中使用，仍然未给出答案。另外，即使就调解程序的“不公开进行”而言，它的启动也需要当事人提出申请。在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调解似乎应该是公开进行的。如此，司法调解适用的是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司法调解的改革逐渐实现调解和审判程序的相对分离，法官“一身兼两职”的角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然而，即使在“调审分离”的状态下，由于缺失调解信息的保密义务，调解信息仍然有可能跨越调解和审判程序的隔阂，进入审判程序；审判法官即使没有介入调解程序，仍然可能受到调解信息的影响，或者进而依据这些信息做出判决。如此，我们试图通过“调审分离”实现当事人合意“纯化”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同时，调审的相对分离仍然保留着部分“调审合一”的状态。在“调审合一”的结构中，审判法官同时也是调解法官，调解信息保密义务的缺失使得当事人“合意”随时有被法官“恣意”取代的危险。调解保密原则的确立因此被视为维护调解中当事人意愿自由的首要手段。然而，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护调解程序的安定性，而且在于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因为缺失保密原则的保护，当事人将会害怕自己的“坦诚相对”成为之后诉讼中针对自己的不利证据。于是，他们不敢随意披露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拥有的证据，做出任何承认和承诺，对待对方提出的方案也会慎之又慎。在缺失当事人真实自由意愿的情形下，调解程序的进展举步维艰。同时，允许调解信息的泄露，可能使部分真实性带有折扣的证据材料进入审判程序，从而成为不公正判决的基础。

调解信息的保密范畴采取分级制，划分为初级保密范畴和高级保密范畴。一般而言，所有“与调解有关的信息”都属于初级保密的范畴，它们被禁止随意披露。关于“与调解有关的信息”的定义，我们借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调解示范法》颁布指南中的定义，即包括调解程序中披露的信息，调解程序的进展和结果，在调解协议达成前所有有关调解的信息。例如，关于调解可能性的讨论、调解条款、调解员的选择、关于调解的邀请和接受或拒绝等。不过，在司法调解中，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将被允许在任何情形下被披露，例如，关于调解的存在和结果的信息。因为司法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比诉讼外调解协议更强的法律效力，即强制执行的效力，这可能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并且调解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中成为“司法调解”，就会受到诉讼的司法属性的影响，自然也包括有限制地遵守公开原则。在案件以调解协议结案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种结果行为应让公众知道，然而，关于调解协议的内容，则不予披露。不过，在调解协议的执行中，如果涉及第三人的利益，第三人将有权利知悉调解协议的内容中有关其利益的部分。

在调解以失败结束后，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中，这些不予披露的“与调解有关的信息”将实行再次的分类：一部分调解信息将从“初级保密”范畴划分出来纳入“高级保密”范畴；高级保密范畴内的信息将继续被禁止在诉讼程序中予以披露，而剩余的初级保密信息将被允许披露。调解信息的保密分级旨在调和调解程序安定性和诉讼程序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禁止披露所有的调解信息，调解程序将有可能被某些的当事人利用。例如，对方出于对调解程序的信任出示了很多其拥有的证据，调解失败进入诉讼程序，这些证据如果依据保密原则全部被禁止出示于诉讼程序中，显然，“诚实”的一方将会失去其证据优势，“狡猾”的一方就会理所当然地获得证据优势。因此，为了避免“陷阱”的设置，调解信息的保密级别划分就成为关键。

那么，哪些信息属于“高级保密”范畴呢？我们试图对调解信息在借鉴于“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的区分上予以划分。法律事实是指与意愿无关的事件或者自然人、法人的不以追求某种法律效果为意愿的行为；[20]法律行为则是人们以其意愿追求形成某种法律效果的行为。[21]借用“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的概念区分，我们对调解中的信息予以划分。首先申明，这种划分必须限定在调解程序这个框架内，因为我们界定的调解中的“事实”信息其实在调解程序之外也是人的意愿行为追求的结果，只是意愿发生在调解程序之外。因此，我们对调解信息中的“事实”和“行为”的区分以调解程序中人们是否以意愿追求法律效果的标准为基础。

调解“事实”信息形成于调解程序之外，它的形成不归因于调解程序；也就是说，在没有启动调解程序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就自然地在正常的诉讼程序中或通过证据展示或提供证据予以披露。相反，调解“行为”信息的形成归因于调解程序，主要基于人们对调解的信任，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意愿追求某种法律效果，如果在没有启动调解程序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将不会产生，也就不可能在诉讼中被提出。因此，禁止调解“行为”信息的披露实质上就是给予调解安定性的保障；当调解程序以失败而告终时，我们应当试图将纠纷处理回复到调解程序启动前的状态。这些调解“行为”信息已经在国际调解规则中得到列举。结合司法调解的特征，我们认为其中属于高级保密范畴的调解“行为”信息包括：当事人提交的关于纠纷解决的观点和建议；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做出的承认和陈述；调解员提出的方案或陈述的观点；当事人对调解员或对方提出方案的接受或者拒绝的行为；专门为调解产生的文件。

调解保密原则将被所有参与调解的人员遵守，包括法官、调解员、当事人及其人、鉴定人员、其他参与调解的人员。在调解程序的开始或者邀请其他人员参与调解的开始，法官或调解员都应当告知参与人员遵守保密的义务。或者，为了强调遵守保密义务，我们建议借鉴国际调解经验，所有参与人都被要求签署一项保密声明或协议，声明和协议中详细记载有关保密的权利和义务，甚至违反的后果。例如，有关人员将受到行业纪律的制裁；泄密者因为其行为造成损失，将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官对调解信息的保密义务。一方面，在调审分离状态下调解程序向审判程序的过渡中，调解员提交的材料以不涉及调解程序的实质内容为原则，调解“行为”信息一律不得传递给审判法官；而审判法官也无权要求调解员提交这些材料。另一方面，在调审合一状态下，法官不得依据其在调解程序中知悉的“行为”信息作为判决的依据，否则，当事人将有权提出再审之诉，要求撤销判决。

自愿原则决定保密原则的适用。当事人可以在保密声明或协议中协商约定保密原则适用的范围：他们可以对于应当属于“保密”范畴的信息授予披露的权利，或将不属于保密范畴的信息纳入保密范畴（当然，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或对程序中的信息的保存方式予以约定（例如，提出返还提交的文件，要求法院不得留副本或销毁有关的文件），或约定免除调解员遵守保密义务的相关限制等。

（二）调解的对等性

调解中的对等原则是对审原则（或辩论原则）在诉讼外领域的延伸。对审或辩论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来民事诉讼改革力图矫正此项原则的“伪者”地位：[22]对于对审或辩论原则的阐述不仅仅限于“辩论”这个行为；关于审前准备程序中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23]保障当事人充分的辩论准备时间和信息掌握的对等性，以避免由于信息的不对等性而造成的辩论的空虚化。2007年10月28日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于再审事由的详细界定，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这无疑是对审或辩论原则进一步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24]我国关于对审或辩论原则的构建，主要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论述的启发。而在今天的大陆法系国家中，这一原则已经不再局限于民事诉讼领域，而渗透刑事诉讼、行政诉讼领域、甚至诉讼以外的领域，如仲裁、合同、商事、行政程序，自然也包括调解。[25]适用范围的扩张也改变了对审或辩论原则在诉讼中的严格意义。在非诉讼领域中，由于裁判第三人的缺失．两方的行为是实现信息的互动沟通，在平等了解的基础上充分讨论以达成一个明智而清楚的结果。扩展之后的对审或辩论原则，我们建议归纳为“对等”原则；此原则包含两个基本点，即保障信息知悉权和对等讨论权的充分实现。

对等原则的实现依赖于另一个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最先出现于民法领域。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意味着当事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不仅不应当欺骗对方，而且应当保持一种诚意合作的态度，及时提供有关信息和帮助，尽量协助对方共同完成合同行为。[26]近年来诚信原则适用范围得到扩张，例如，我们讨论其是否应当确立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在西方国家民事诉讼中的出现契合诉讼模式的转换，法官在诉讼中权力的扩张依赖于诚信原则的引导。国内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的引入意味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此举正与当前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的逻辑相冲突。[27]实际上，诚信原则的约束不仅仅针对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而且针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使用。诉讼是自由平等竞技的过程，而不能投机取巧。程序的设置是为了保障双方自由而平等的交流和讨论的机会，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正是监督这个目的的实现。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法官的能动地位，诚信原则的引入也是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力行使的“新向导”。诚信原则是道德标准成功向法律领域渗透的一个体现。以往调解注重道德理念的劝说，调解员权威的形成依赖于与当事人对当地道德风俗的认同；现代调解早已脱离原有的道德圈子，缺失了调解员的道德权威和当事人之间道德观念的认同，调解的成功需要寻求新的基点。调解是双方合意的结果，这种合意必须是真实的，否则“伪合意”的结果不是消除矛盾，而是激化矛盾。同时，调解程序的灵活性使得控制调解中的交流行为难以严格，因此期盼诚信原则的运用提供一个向导，鼓励当事人真诚、自愿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

“对等”的调解是结合对等原则和诚信原则，诚实实现当事人的信息知悉权和对等讨论权。对等调解的实现一方面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诚实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期待于法官和调解员对当事人相互行为的监督以及本身对对等原则的诚实遵守。调解中虽然没有证据展示制度，但是当事人仍然可能被要求提供某些资料和声明。比如，调解刚开始，当事人可能被要求提交一份简单的关于争议的基本内容和争点的陈述；或者，可能需要提交更详细的关于理由、事实和法律根据，有关的优势证据的资料；之后，可能随时被要求提供相关的补充材料。这些材料提交之后将转发给另一方当事人一份副本；不过，如果材料提供方提出对对方当事人保密的特殊要求，则应当准许。这些材料的交换可能被确定在一个固定的场所当面进行，称之为“调解前会议”。在会议上，调解员主持下列工作：整理调解中需待解决的争点，信息的披露内容，资料的交换，专家报告的交换，调解日程的安排。

调解日程的确立不是完全固定调解程序，使之灵活性消失，日程是随时可能被调整和修改的，调解日程只是提供当事人对话和信息交流的一个指导。当然，因为日程的确立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所以在之后的程序中，当事人应当遵守，而日程的修改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再次合意进行。如果一方不遵守日程，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承担约定的责任。依靠调解日程，调解信息交流的对等性和时间的控制将得到保障。一览调解日程中的事项，当事人对自己和对方应当实现的行为将获得清晰了解，如果发现不对等的处理，可及时提出异议。同时，调解日程详细确立有关义务履行的具体时间。当一方没有按时完成，另一方可以拒绝随后义务的履行，甚至立即终止调解程序，如此可以有效防止某些意图拖延程序的不诚信行为。不过，不遵守调解日程不会带来严重的制裁后果，例如行为的无效性，只能导致调解程序的终止。

仲裁程序中对于仲裁员的申请回避权在实践中经常被当事人滥用，以达到拖延仲裁程序的结果。[28]这种现象在调解程序中同样难以避免。相比仲裁程序的处理，调解程序的处理将比较宽松。首先，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接受当事人的回避申请，撤换调解员，因为调解员的权威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他的行为能否成功同样寄托于当事人的信任。一旦一方当事人对调解员的资格和权威存在怀疑，那么调解员不再胜任调解的使命。不过，为了惩罚相关的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我们可以对回避申请提出的情形分别处理。在挑选调解员时，当事人可提出无理由的回避申请，然而，在调解员选定后，当事人的回避申请须附加理由。如果理由被证明是正当的，那么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对诚信原则的违背；相反，如果理由没有得到证实，当事人的回避申请虽然会被接受，但是其行为因为违背诚信原则，将承担有关的后果，比如单独承担调解费用。

因为调解对等原则和诚信原则的不遵守难以带来严重的制裁后果，所以控制手段主要局限在行为的预防阶段。而在这阶段，调解员的作用对于对等调解的实现非常关键。调解员必须履行其监督职能。一旦发现违反行为的萌芽，调解员立即对行为一方提出警告，提醒其马上停止这些行为。如果行为一方不听劝阻、执意进行，调解员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可以做出选择：或者忽略行为一方的违反行为，继续进行调解；或者终止调解程序。然而，如果继续调解可能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调解员应当主动终止调解程序，将纠纷转入审判程序。

二、法官在司法调解中的角色重整

我国的民事程序构造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原有的“调审合一”模式逐渐被“调审相对分离”的模式代替。[29]司法调解原有的主持人结构发生变化：在以往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或调解型审判方式中，审判法官即司法调解的唯一主持人，而今，审判法官不再是唯一的，司法调解主持人的类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司法调解的新主持人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法院内部除审判法官以外的人员，比如设置专门的庭前调解法官或由法官助理承担；[30]第二种是法院系统外部的人员，即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中提出的调解组织适度社会化[31]——“请进来”和“托出去”的体现。“请进来”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传统的方式，是“依靠群众”路线贯彻的体现。[32]这些被邀请的人群通常为当事人亲属、所在单位、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信教地区的宗教界人士、社会名流、社区贤达人士、家族长辈等。这种邀请协助调解的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教谕式调解”特征息息相关，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由第三人按照法官的意图，运用情感、权威等力量向当事人施加影响，改变其态度，调解效果可能更佳”。[33]我们不排斥这种传统方式的继续采用。但是，考虑到“请进来”方式与保密原则构成抵触，我们建议，在法院决定采取这种方式之前应当获得当事人的同意，而不再是依职权单方面决定即可。在当事人同意之后，法院应当告知有关被邀请协助的人员保密的义务，不得泄露所知悉的调解信息，否则可能承担泄密的责任。“托出去”是一种全新的方式，是指在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委托有法律知识、相关工作经验或者与案件所涉问题有专门知识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与法官主持调解产生相同的效果。这种新方式的推行尚停留于法院改革实践的个别经验，例如，北京市朝阳区法院2005年5月底颁布的《特邀调解员工作规定（试行）》。[34]从特邀调解员的组成上，大多是法庭辖区内街、乡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干部，司法所所长及司法助理员、乡级领导。朝阳区法院的实践表明，特邀调解员在承担调解的工作中体现出对法官的强烈的依赖性。根据《特邀调解员工作规定（试行）》（第8条），特邀调解员应自觉遵守人民法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配合案件承办法官审查诉讼资料，明确争议焦点，确定调解方案；协助案件承办法官进行庭前调解及诉中调解；接受法院委托独立进行庭外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经法院确认；就调解中发现或发生的事实或情况，及时与案件承办法官沟通，确定新的]二作方案。事实上，在大调解格局的组建下，人民调解网络的改善、法律服务所和司法所的改革可以提供给司法调解中受托主持庭外调解的新主持人充足的候选人：人民调解员、两所的法律T作者、司法助理。同时，依赖人民调解网络，我们还可以吸纳更多的候选人。因此，建立法院和人民调解组织之间的联系是完善“托出去”方式的最佳途径。

司法调解主体多元化的呈现引起法官在司法调解中角色的重塑。特别是当调解使命托付给法院之外的主持人承担时，法官脱离于调解员的角色；但是，法官并不因此完全脱离于调解程序之外，他将承担新的角色——调解的促使者、监督者和审核者。

首先，在调解程序启动之前，法官将评断“调解可能性”的存在。只有具有调解可能的案件，法官才决定是否启动调解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调解程序的启动得到一定程度的规制。民事案件被划分为三类案件：必须调解的、有调解可能的、不应当调解的。对于下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除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之外，法官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而对于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法官不应启动调解程序。只有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应当调解。关于“调解可能性”，有学者归纳其为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共同意愿，利益冲突并非激烈的客观基础、较为明确的法律关系和基本清楚的案件事实，以及不为法律、法规所强制性禁止的合意处分之可能性。[35]不过，调解可能性的判断更多地属于一个经验问题，需要法官积累经验之后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来予以判断。[36]即使法官确认了调解可能性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调解程序的必然启动，因为有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即当事人的同意。只有在征得当事人同意之后，案件才能进入调解程序。

其次，在调解程序进程中，法官应当留予庭外调解员单独的空间。在当事人合意选择托付给庭外调解员主持调解时，自愿原则的约束使得法官应当尊重调解员的工作。法官不得任意干涉调解的实质性工作。同时，保密原则的约束使得调解员不得任意向法官披露其知悉的调解信息。可以预见的是，调解员可能因为自己法律知识的欠缺，期望获得法官的某些法律意见。在这种情形下，调解员应当事先询问当事人的意见是否同意向法官提出法律咨询。在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调解员制作一份文件，在避免透露有关保密信息的条件下，书面询问法官的法律意见。当事人有权查阅这份文件，对其中涉及的披露保密信息的行为，及时提出质疑和异议。最后，在调解程序结束之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形下，法官将负责对调解协议内容的审核。法官在审核过程中，应当避免控制标准的严苛性而重现以往调解合法和真实原则作用下以恣意改变当事人合意的现象。《规定》第12条对调解协议无效事由的规定明确界定了法官审核的标准。因此，只有当调解协议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外人利益，或者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时，调解协议才被确定为无效。而其中“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即调解中当事人合意的瑕疵，我们认为，在调解原则重构的基础上，借助调解契约本质决定的与合同无效事由的接近性，[37]法官的审核将有据可循，有准可依。

当事人如果主张调解合意存在瑕疵，应当证明三个因素的共同存在：对方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非法行为；这些行为与自己意愿瑕疵之间具有直接且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意愿的瑕疵给自己造成损害。损害因素的存在是因为调解程序通常具备第三人，即主持人的引导，避免了单纯合同领域两方盲目角逐的场面。在考虑非法行为与合意瑕疵的因果联系时，当事人双方的条件将被纳入判断的范围。如果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等，即一方有律师，而另一方没有，法官审核的标准将比较宽泛；也就是说，这些非法行为即使显示不是很严重，但也可能被断定与合意瑕疵的产生具有直接且决定的联系。相反，如果双方力量平等，都有律师的，那么法官审核的标准将比较严格，只有当行为的违反程度非常严重的情形下，才可能判定行为与合意瑕疵之间的因果关系。

当事人可能主张调解合意的瑕疵源于调解程序中的瑕疵，即对保密、对等或诚信原则之下某些程序的违背。我们认为，简单的违反程序的行为不会导致调解协议的无效；只有程序瑕疵与合意瑕疵存在直接且决定的联系的情形下，调解协议才能被认定为无效。例如，调解程序不同于诉讼程序，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对面辩论；有时，针对双方敌对情绪强烈，调解员可能采取缓冲的手段，即“背靠背”的方法，单独与当事人会面。先通过单独见面的机会了解当事人心里的症结和对纠纷处理的真实想法；此后调解员来往于当事人之间，穿针引线，实现当事人之间的沟通。“背靠背”方法的使用必须注意不得抵触对等原则。调解员应当给予双方当事人对等的单独见面的机会。调解员应当在每次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前，告知另一方当事人关于会见的事实和相关的权利，即可以要求与调解员单独会见的对等机会；对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要求，调解员不得拒绝。可能在告知和询问之后，另一方当事人当时并不要求对等的会见机会。为了避免事后当事人以单独见面机会的不对等提出调解协议无效的事由抗辩，建议调解员应当在告知和询问当事人时书面记载询问当事人和回复的事实。这样，书面记载在之后可能的调解协议无效抗议程序中作为相反证据被提出。而如果在缺乏书面记载的情形下，则由法官来具体判断程序上的瑕疵是否导致了调解合意的实质性瑕疵。而对于当事人证明法官或调解员存在贪污受贿等非法行为的情形下，只要这些行为被证明确实存在，调解协议一律归为无效。

三、结语

司法调解契约化的发展取决于司法独立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因为在调解等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最根本的保障机制是当事人随时可终止和进人审判程序的权利。当事人发现在替代纠纷解决途径中的妥协超出自己的底线和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以随时终止参与的行为而将纠纷转入审判程序，等待法官的公正判决。而司法的不独立和审判程序的不公正将使得人们对调解等替代途径的求助和其中的妥协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这表面看来是一种自愿的体现，但事实上是无奈之下的“伪自愿”，这正是非正义的体现。因此，司法改革、诉讼改革和调解改革必须同时进行，而前两者的成功显然决定着后者的成功。

【注释】

[1]参见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314页。

[2]同上，第296页。

[3]同上，第298页。

[4]张卫平先生在其著作中论述到了应当以“诉讼和解”置换“诉讼调解”制度（同上，第313页）。这种替代的方案得到了学者们的赞同。例如，蔡虹：“大陆法院调解与香港诉讼和解之比较——关于完善合意解决纠纷诉讼机制的思考”，《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449页；李浩：“关于建立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探讨”，《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覃兆平：“诉讼和解——法院调解制度完善之对策”，《法学》1998年第8期；张晋红：“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探究”，《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章武生：《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字词上的更替会与长期以来关于“调解”和“和解”的区别使用相冲突。实际上，学者们主张的“诉讼和解”的内容与其他学者主张的改革调解的内容是相同的，即强化当事人的合意。因此，我们主张更多的是对于调解制度内容上的革新。

[5]参见L．Cadiet，Lesjeuxducontratetduproces：esquisse，inPhilosophiedudroitetdroiteconomique．MélangesoffertaGerardFARJET，Frison—Roche，1999，p．26ets，spec．p．31。

[6]参见L．Cadiet，L’économiedesconventionsrelativesalasolutiondeslitiges，inB．DEFFAINS（dir．）．L’analyseeconomiquedudroitdanslepaysdedroitcivil，ed．Cujas，2000，p．313ets．，spec．p．313；G．CORNUetJ．FOYER，Procedurecivile，PUF，3eed，1996，p．41。

[7]L．Cadiet，Unejusticecontractuelle，l’autre，inMelangeJacquesGHESTIN，LGDJ，Montehrestion，2001，p．177ets．

[8]范愉：“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种民事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命运”，《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9]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10]参见李浩：“论法院调解中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兼析民事诉讼中偏重调解与严肃执法的矛盾”，《法学评论》1996年第4期。

[11]参见《民事诉讼法》第9条、第85条。

[12]参见黄宗智：“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清华法学》（第1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13]参见范愉：“法院调解制度的实证性分析”，载王亚新等著：《法律程序运作的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页。

[14]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条。

[15]参见杨润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司法解释的司法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16]王怀安：《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17]《规定》第13条针对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前的滥用反悔权的现象，将调解协议生效的时间提前，定义在“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之后，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但是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18]SeeWIPO（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MediationRules，2002：UNCITRAL（UnitedNationsCommissionofInternationalTradeLaw）ConciliationRules，1980：UNCITRALModelLawon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nciliation，2002；CMAP（CenterMediationandArbitrationinParis）MediationRules，2006；MediationRulesofBritishColumbiaMediatorRosterSociety，2000；MediationandConciliationRulesoflAMA（InstituteofArbitrators＆MediatorsAustralia），2001；CAMCA（CommercialArbitrationandMediationCenterfortheAmericas）MediationRules．1996：ConciliationRulesofCCPIT/CCOIC（ChinaCouncilforthePromotionofInternationalTrade/ChinaChamberofinternationalCommerce），2005；RulesofProcedureforConciliationProceedings（ConciliationRules）ofICSID（theInternationalCentrefortheSettlementofInvestmentDisputes）；RulesofMediationProcedureofDIA（DanishInstituteofArbitration）．2006：NationalArbitrationForumMediationRules（USA），2006；MediationRulesofCAS（theInternationalCouncilofArbitrationforSport），1999；MediationRulesofHKIAC（HongKongInternationalArbitrationCentre），1999：MediationRulesofCNIAM（theChambernationalandinternationalarbitrationofMilan），2005；MediationRulesofSCCInstituteftheInstituteoftheStockholmChamberofCommerce，1999；NationalMediationRules，ADRInstituteofCanada．Inc．/L’Institutd’ArbitrageetdeMediationduCanadaIn，2005；ModelCodeofConductForMediators，ADRInstituteofCanada．Inc．2005．

[19]例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31—14、832—9条。相关判例：TGIParis，18janv．1999（SNECMAc/Ségui，esqual．etautre），D．1999．inf．rap，p．102；A．LACABARATS，notedeI’ordonnance1epresidentdelacourd’appeldeParis，24sept．1999，Gaz．Pal，janv．—fev，2000，p．121；cA．Paris（4ech，sect．A），20mars2002，Gaz．Pal，mars—avril，2003，juris，p．1263．obs．LETARNEC。

[20]例如，由于地震使房屋倒塌并由此导致租赁合同的解除；出生形成父母与婴儿之间的法律关系；死亡导致死者遗产的转移。

[21]法律行为可以是单方面的，比如遗嘱；也可是双方面的，比如合同。

[22]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3]这应当归功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4]当然，真实意义上的对审或辩论原则，即“约束性辩论原则”（参见前注[22]，张卫平书，第9～13页）的确立，仍需要很多改革。

[25]以法国为例。2001年第516号法律，将对审原则插入《刑事诉讼法》的第1条。刑事法官只能根据辩论中经过对等讨论的证据作出裁判（《刑事诉讼法》第427条第2款、第512条、第536条）。在预审中，自由与羁押法官在决定对某人实行羁押的情形下，他必须告知可能被羁押的对象有权申请给予准备陈述的时间：羁押的决定必须是在对等辩论之后的结果（《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4款）。此原则在刑罚执行中也应当得到遵守（《刑事诉讼法》第712—1条及以下条款）。对审原则在行政诉讼领域的确立更多归功于最高行政法院（leConseild’Etat）的判例确立，因为在立法中虽然确立预审程序或审前准备程序的对审原则，但预留太多的空间以适应紧急状态的处理。在仲裁中，由于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460条规定民诉中的有关原则适用于国内仲裁程序，其中包括对审原则；对于这些原则的适用，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来排除。对于涉外仲裁，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1502条也能推定对审原则的适用。对审这个词出现在诉讼之外的更广泛的领域，比如社会法、民法、商法领域。在这些领域，由于缺失第三人的裁判地位，对等讨论的行为只出现在两方之间，所以中文“对审”的翻译不太适合，我们改用“对等”的词语来代替。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同样必须给予行政相对人一个对等讨论的机会，这是行政裁定形成程序的必要环节。

[26]参见《合同法》第60、92、119、125条。

[27]参见黄娟：“对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冷思考”，《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

[28]为了遏制这种恶意轻率的行为，法国有关的仲裁判例中认定当事人的迟延异议为一种对申请回避权的默认放弃，从而仲裁员已经获得正当的仲裁资格。我国立法中并没有对此行为做出相关的规定。不过，《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21条第7项规定：“当事人在获知仲裁庭组成情况后聘请的人与仲裁员形成应予回避情形的，视为该当事人放弃就此申请回避的权利，但另一方当事人就此申请回避的权利不受影响。因此导致仲裁程序拖延的，造成回避情形的当事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29]参见前注[15]，杨润时书，第21～24页。

[30]同上，第257—279页。

[31]参见前注[15]，杨润时书，第13页。

[32]参见《民事诉讼法（试行）》第99条，《民事诉讼法》第87条。

[33]何鸣：《人民法院调解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34]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庭外和解促和谐，机制创新谋发展”，《人民司法》2006年第4期。

[35]参见赵钢、王杏飞：“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新发展——对《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初步解读”，《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

第4篇：司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官释明权程序控制司法中立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是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提高民事诉讼效率的必要条件。当前，作为法院职权行为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正在逐步完善或重新引起重视，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这项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健全和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又是立法思路和司法实践的核心。

一、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官释明权及其法律属性

释明权又称为释明权、阐释权，源于德语“Aufklarungsreckt”。释明权是法官专有的一项职权，是指在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见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误认为自己证据足够充分时，由法官行使的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或启发，引导当事人澄清问题、补充完整、排除与法律意义上的争议无关的事实或证据的职权。法官释明权的基础是法院专有的对民事诉讼的程序控制和指挥职权，价值在于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法官释明权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模式紧密联系，最早出现于德国的民事诉讼法；近几年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法官释明制度。尽管各国法官释明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均与法官必须在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前提下，严格掌握诉讼程序指挥控制权的适度性密切联系。

法官释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用语。在19世纪的德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民事诉讼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事务，在交给法院裁判后也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法官有责任保证当事人主导原则的充分发挥，以推动程序展开.当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即1999年修改后）第139条第1项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事实作充分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发问。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42条还规定了法官阐明的内容。自50年代后期起，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明确规定法官在必要时应当行使释明权.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也规定了法官释明权规则。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是法官对当事人举证的阐明，第8条第2款是法院对当事人自认的阐明，第35条是法院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阐明。这部司法解释虽未提出法官释明权概念，但初步构建了法官释明的基本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如法院告知当事人另行的条款等。

法官行使释明权是为了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依职权所采取的一项程序管理和控制措施。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扮演的是“指挥官”角色，具有对诉讼程序的一定控制权力，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法官释明权制度体现了这种诉讼模式的特点，即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尤其在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在不推行律师强行制的条件下，当事人往往是自己在法庭上维护权利，这就产生了当事人之间诉讼能力差异和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地位、身份、职业及专业知识背景的差异，可能影响到他们诉讼权利的发挥，进而决定诉讼的胜败。当事人可能会将自己了解的案情及与之相关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并提供相应资料，而法院所审查的只是具有法律意义上并且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与证据，两者之间可能发生错位。因而由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律背景的悬殊，使得法官释明权的存在有一定必要。为避免当事人因弱势地位而不利于维权和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释明权，以促使当事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陈述事实和提供证据，减少不必要的“滥诉”。这就是法官释明权产生的原因。可见，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侧重于维护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的平等性。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进了法官释明权制度。在采取当事人主义、法官必须严格被动地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原本是不应当出现法官干预当事人诉讼现象的。但长期的审判实践使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和学者都认识到，绝对的、不掺任何干预的当事人主义会带来“诉讼冗长和浪费司法资源”、“过分注重形式而忽略实体正义”等问题。由于诉讼程序的不断改革，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诉讼过程中强化了法官的程序管理和控制职能。这些国家的法官释明权主要体现在审前程序。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第16条第3款规定：在审前会议中，法院可以采取相应的行为商议下列问题：（1）争点的明确和简化，包括无根据的请求或答辩的排除；（2）补正诉答书状的必要性与妥当性等，即在审前程序中，法官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控制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的一种例外，也可以说是对其的恰当补充，目的在于减少当事人辩论主义之弊端，发挥法官主持审判之作用。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侧重于提高司法效率。

围绕法官释明权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诸多观点：一是权利论。在德国早期，法官释明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因此出现了“释明权”术语，现在也有学者认为释明权是法官的诉讼指挥权.二是义务论。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法官释明权使用了“应当”一词，即法官“必须”为说明和告知行为。因而从实质意义上说，释明是法官的义务.三是权利兼义务论。这是目前最广泛的观点。大多数学者都赞成释明既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即从法院职权的角度来看，释明是法官干预诉讼的权利；从保护当事人诉讼法利益的角度来看，释明又是法官的义务。四是转化论。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法官释明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之上就转化为权利，而再超过一定限度，将变成违法（违反辩论原则）。五是权力兼权利、义务论。有学者认为，法官的阐明既是权力、又是职责，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法官不能也无权随意放弃，违反职责或不作为都可能导致上诉时的审查和校正.当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逐渐偏重法官义务，强调法官应当为适度的释明行为，以保护当事人诉讼利益和提高司法效率。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释明权即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但准确来说，应当是法官的职权。因为权利一般具有私权性质，而法官释明权属于国家司法公权且由国家法律赋予，它与国家行政职权类似。法官自己是没有权力放弃、变更和处分释明权的，否则就是失职或渎职且应当承担发回重审、再审改判、错案追究等相应的法律后果。从不同角度分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范围包括审前阶段、庭审阶段、二审阶段和再审阶段等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不同环节，审前阶段要求围绕举证及法律后果进行释明、或就争议焦点进行举证等问题释明；庭审阶段要求围绕提出或变更诉讼请求、质证或辩论中主张观点等问题进行释明；二审阶段要求围绕上诉请求、新证据的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再审阶段要求围绕申诉请求、新证据的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释明方式包括书面或口头方式的发问、告知、说明和提醒等；释明内容包括对当事人举证的释明、对法律概念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释明、除去不当行为的释明等，这些均属于法官在审判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履行、而不能过度履行、怠于履行或放弃履行的职责。可见，释明权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的对诉讼程序的指挥和控制权，它即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审判权，也是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法定义务。与国家利益密切联系的是提高司法效率，与当事人利益密切联系的是促进诉讼权利平等，两种利益平衡所体现的是司法活动的社会效益，为法官从事审判活动的一项法定职责。

二、现行民事诉讼结构下法官释明权的适度行使

法官释明权制度与保持法官审判活动的中立地位密切联系。司法中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内容，保持司法中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法官释明制度的价值在于维护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为在当前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有效实行程序控制和指挥、以保证诉讼活动高效顺利进行之必需，但法官过度或滥用释明权将扭曲司法中立，进而危害司法公正。因此，必须严格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度。

我国近十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以往的超职权主义做法。如果对当前的民事诉讼结构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相对关系作出评估的话，它是在整体上属于职权主义色彩的、但已具有了当事人主义的若干特性的结构式样.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观念和基本原理，审判方式改革正朝着适当弱化法官职权、理顺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在二者之间构筑具有分权制约的诉讼机制和程序结构的目标迈进.然而，在削弱法官职权和强化当事人权利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1）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盲目性。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民事案件都是由当事人自己出庭、应诉和举证的。当事人法律知识相对欠缺，往往以自己认为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告诉和答辩，在法庭上不能围绕争议焦点开展辩论，造成诉讼拖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直接影响司法效率。（2）当事人实现权利的依赖性。尤其在一些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许多人文化水平低，这些弱势诉讼群体不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不知道也很难理解法律规定。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律师数量较少、当事人聘请律师的经济能力相对较低的社会现状，使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实现律师强制制。当事人只能依赖法官的适度干预才能实现自己程序意义上的平等诉讼权利。（3）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失衡性。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当事人的经济实力直接制约着其诉讼能力。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实质上从一开始就不平等，尤其是个人与单位之间的诉讼。无力聘请律师的个人一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而单位一般由法律顾问诉讼和参加开庭，双方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诉讼能力悬殊。若法官完全放任当事人自由举证、质证和辩论，弱势一方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使双方当事人处于事实上的诉讼不平等地位。

可见，在我国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仍不具备完全实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条件下，现行司法体制中的当事人仍然要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法官和执法者。如果法官完全放开对诉讼程序的控制和干预，那么当事人将无所适从，盲目诉讼和对判决的疑惑只会导致当事人上诉、上访案件的增多和公民对人民法院的不信任，造成诉讼重复和不公。因此，规范法官释明权的适度行使，把法官的更多工作职权引向诉讼指挥上来是改革的应有之意，以法官释明权对诉讼程序的控制和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干预也就成为必需。

同时，法官释明制度直接引导司法效率的良性提升。经济学对效率的经典定义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当任何偏离该状态的方案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损.”司法效率以诉讼经济为价值取向，充分体现诉讼程序的及时性和终结性。程序控制除了具有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趋于平等状态的功能以外，它还可以“防止程序被不合理地持续或过分急速，进而使相关利益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或无法达到理性要求.”法官可以通过对实体上某些问题的依法阐释，使当事人明白自己的何种权益受到侵犯、需要提出什么诉讼请求、举出何种证据才能证明等，从而避免当事人漫无边际地纠缠是非，有效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北京市一中院规范法官适度行使释明权就取得了明显效果。当事人说：“我不懂法律知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主动给我讲解法律规定……，我心服口服，关键是这场官司我打得清楚明白。”自建立法官释明制度后，该院民事案件的撤诉率和调解率不断上升，大大提高了司法效率.也使司法效率与当事人平等诉讼等综合因素产生了源于程序的适度控制并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功能的社会效益。

但是，法官释明权并不能无限制地滥用，过度行使的法官释明权将扭曲其在审判活动中的中立性。司法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关键要素之一，司法中立具体体现为法官中立。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实现司法公正；其实质是要求法官以公平之心对待诉讼案件，即从事审判活动的法官必须是与各方当事人都无牵连关系的第三人且法官在对当事人之间必须保持超然的态度；其内容体现为回避制度，即法官不能私自会见当事人、不得对当事人发表案件的看法、不得向当事人透露司法秘密、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送礼等等。在指挥、控制诉讼程序过程中，如果法官对某一方当事人的指导实施过度的释明，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一方当事人，造成帮助或偏袒一方当事人的现象，从而影响司法者的中立形象。如果法官是无意的，可能使另一方当事人觉得不公正；如果法官是有意的，就涉及到他的廉洁问题了。因此，法官释明权的适用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超过即构成违法。

因此，健全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关键在于实现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程序控制的最终目的侧重于提高司法效率，司法中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公正与效率都是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且两者是对立统一体，不可偏废。片面追求效率会丧失司法意义，片面追求公正不符合社会现实，只有兼顾公正和效率才是最佳的选择，其中公正又占有更重要地位。法官释明权的本质在于程序控制，以促进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地位趋于平等。具体来说：一是法官要使当事人明确自己的诉讼请求并恰当地提供证据，保证当事人对诉讼过程的参与权利不会因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丧失；二是使双方当事人围绕案件争议焦点举证、质证和辩论，使庭审具有法律意义且节约诉讼时间。同时，适当的法官释明有助于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正，而过度的法官释明不仅违反程序意义上的司法中立原则，也违反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原则。因此，法官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禁止过度行使释明权。释明权的适用必须在程序控制和司法中立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使释明权既达到程序控制的目的，又实现司法中立的目标即司法公正。

可见，法官释明权的适度性是保证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平衡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点，也即对法官释明权“适度行使”的标准应当定位于“保持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在处于事实上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展开诉讼，那么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平衡的基本限度标准就是“保证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因为“保证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符合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立法精神，也符合司法中立的内涵，与司法中立原则保持了内在统一。因此，在“保证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目标下，对法官适度释明的具体要求：一是并非对所有民事诉讼案件都必须由法官行使释明权，而是只有在当事人诉讼地位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时，法官才可通过行使释明权进行调整。二是即使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而必须行使释明权，法官也应当时刻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且恪守中立准则，不能通过释明权使一方胜诉几率偏高，也不能强行推动诉讼程序快速进行。三是法官释明权的适用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是平等的，不得对应当适用释明权的当事人而怠于适用，也不得对不应适用释明权的当事人而积极适用。

三、对健全完善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想和建议

我国应当继续义无反顾地朝着建立具有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诉讼的方向深化改革，理顺当事人和法官之间的分权和制约关系，建立起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以陈述的方法来确定争执的事实、以明确当事人证明的对象和法官认定事实范围、由当事人决定和左右诉讼后果的诉讼机理.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在于实现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提高司法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官释明权与司法中立在实质上是统一的，为在我国目前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下健全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所必需。对于享有相当自由裁量权的法官而言，释明权的正确适用不仅要靠其本人的良心、道德和专业素质，而且应当从立法和司法解释上进行规范。笔者认为，为实现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之平衡，进而达到提高司法效率和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对法官释明权制度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

（一）行使释明权应当遵守的原则：一是保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法官必须在保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行使释明权。法官对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举证的阐明都是为使当事人更好地参与诉讼和行使诉讼权利，对双方当事人都可以适用。二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利原则。法官释明权的适用只是程序控制的需要，并不是通过干预诉讼而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在阐明有关事项后，只能由当事人在了解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当事人拥有充分、完全的对自己实体和诉讼权利的处分自由。三是释明法定原则。法官行使释明权应有法律依据，行使释明权的阶段、范围、方式都必须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将法官释明的权利义务及其行为规则纳入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规范中来。四是司法效率原则。法官行使释明权也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拖延诉讼，将法庭辩论定位于法律意义上的对争议焦点的辩论。

第5篇：司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司法考试司法改革意见阶段累进公务员考试

一、国家司法考试的渊源及现状

本世纪初之前，我国法律职业化呈多元化发展，法检系统及律师行业各有独立的职业资格考试，且互不认同，若要从事跨行业法律职业必须“从头再来”，此种状况不利于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及统一司法理念的形成。2001年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经人大常委会修订颁行，最重要一条修订即是初任法官、检察官必须从通过司法考试，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中选拔。2002年初《国家司法考试施行办法（试行）》正式生效，并于同年举行首届统一司法考试。从此标志我国司法系统人才准入制度的规范化和选拔标准的公平、公正化，更有利于我国法律职业思维和理念的形成和升华，对司法机关及律师行业的人员素养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平台。

（一）司法考试制度对高校法学教育及教师职业的影响

1、我国政法院校及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是从建国初废除国民政法《六法全书》，摒弃民国法统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法学教育几乎照搬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形态色彩浓厚，缺乏法理性和法系比较性，法学毕业生毕业直接分派到法检系统从事实务工作，由此致使法律工作者大多成为政策的执行者而职业的法律人。期间，司法机关权威遭到践踏，使本来步履维艰的法制道路更是雪上加霜。后，部分法学院校开始恢复，但因为前期发展的迷茫和眼前的法制环境的严峻，导致法学教育及法律人才的培养出现浮躁的趋向，甚至出现很多速成型的培养模式，功利色彩浓厚，这在当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确实起到积极作用，但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在此后20多年，法学高等教育不断规范，法检系统准入制度也不断提高并逐渐注重较高的法学素养，逐渐形成了西政、中政几个大的法学阵营格局。但21世纪初实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却使高等法学教育逐渐偏离主线，，因为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若要在法律职业舞台上有所作为，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因此很多院校开始注重功利性和应试性，而忽略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法律人格的培养，使得大学法学教育成为应试工具，特别是2008年考试政策规定：在校本科生大三阶段即可参加司法考试，这无疑导致大学阶段就是为了司考教材而学习，至于司考背后是什么似乎已无意义。其因缺乏独立的法理思维，大学四年的系统学习似乎只为司法考试，从而造就很多会考试而不会学习的“高素质人才”，这对今后司法精英化的发展是一个桎枯，也和司法考试设立的初衷相违背。

2、教师行业因其职业特点，交际面狭窄，个人的独立面不容易表现，所以教师职业虽然是个稳定的职业，但教师心态并不稳，又因现在司法考试及公务员考试条件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年轻的老师多数抱着“跳跃”的心态在工作，因此很多老师相当多的精力不是放在学生身上和教学、课题研究上，而是把大量精力花费在司法考试上和公务员考试上，导致教师队伍不稳，阶层脱节，难以培养骨干力量。教师出身的占了每年公考和司考相当大的比例，在国家机关越来越要求社会在职经历的情况下这个现状不失为一个丰厚的资源备选。但是实践中一些不足也逐渐凸显出来。尤其在司法机关，这种缺陷比较明显。因为教师行业的特殊性，在应试上要比应届毕业生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每年的司法考试“状元”几乎全是教师出身，动辄430分、430分。然后再从事律师行业或者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司法机关，但在司法实务中，这些高分状元们却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司法考试的单纯应试性让他们掌握了答对题的规律，但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哪怕一个理工科出身背了三个月辅导资料竟也高分通过，这不能不说是现行司法考试注重应试性和表现出工具性的一个弊端。

（二）司法考试对法检系统的影响

自新的《法官法》及《检察官法》颁行，法检独立的资格考试被取消，法官、检察官资格晋级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在中国法治建设是个质的飞跃。但也遗留下来一些问题，即改革之前已在法检系统工作尚未任命的干警不得不面对和新进干警同一起点的问题，有些工作多年的干警，实务经验非常丰富，但因精力和应试能力较弱，始终跨不过司法考试的门槛，给很多法检机关造成“能用的人不合格”的尴尬局面，而年轻的法官、检察官又缺乏实务经验，造成“业务断层”。这是特殊阶段的局部特写，但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在实务中即可感觉到，年轻检察官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和敏锐的逻辑思维，但缺乏实务经验，在实务中难免会现一些失误，但很多没有法律资格的老干警有非常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务经验，如果有老干警的帮教，送上一段路，会少走一些弯路。对年轻干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二、对大学教育模式与司法考试制度的关系的初步探讨

司法考试主要是从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人才中选拔应用型法律人才，而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法学本科教育来完成。因此，司法考试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要求法学本科教育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加快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步伐，实现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正效应。

1、更新法学本科教育的观念法学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观念的更新，由于司法考试对法律职业提供的准入标准，我国的法学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法律本科教育。法学本科教育主要对应法律应用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精英教育理念，着力塑造“高级专门人才”，注重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导致传统的法学本科教育普遍存在的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脱节，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脱离，法学专业本科生缺乏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法学教育应当采用精英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素质教育理念，在注重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培养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为应对司法考试的需要，要实现师生原有角色的转变，并革新教学的方式、方法。教师角色应从知识的权威向知识的组织者转换、从知识的灌输者向学习的促进者转变；学生角色从知识的被动学习者向知识的主动探索者转变。据此，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是知识交往的主体性的伙伴关系。知识教学从“知识传授”转换为“知识对话”，既可激活教师的教育智慧，又可催声学生的学习热情。必须注重启发式、探讨式等有益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方式，采用“问题研讨”、“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模拟法庭”等教学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分析和评价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熟悉法律条文的内容，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掌握适用法律的技巧，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对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2、因法律职业需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生，法学本科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要紧密结合联系司法实践和社会实际，因此，还必须改变我国目前高校教师队伍较为封闭，与系统外部交流过少的状况，在学校和法律实务部门之间建立灵活的人员交流机制，使法学教师定期有机会参加司法实务工作，并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或专职教师，努力造就一支既有高超的法学理论水平，又深谙法律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以为法学教学内容的优化提供师资队伍保障。

司法考试影响着法学本科教育，法学本科教育要应对司法考试，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不是要把法学本科教育变成“应试教育”，而是要以司法考试为契机，推动法学本科教育理念、模式、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不仅使学生具备法律从业者所应有的综合素质，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从事法律职业所必备的智识和能力。

三、司法考试与高校毕业生及社会在职人员的关系

司法考试从一定层面上为大家公平竞争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平台，其体现兼容并包的准入门槛也为我国法律职业增添了不少色彩。但是在目前毕业生就业环境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应当有意识的倾斜于此。社会在职人员的在工作上首先是有保障的，他们参加司考和公考为了是更有所作为，而在此情况下高校毕业生与其竞争并不占优势，在公务员考试中此种情况表现的比较突出。从近几年司考报名统计来看，全国近六百所高校有法学专业，法学毕业生在逐年增加，就业也日益困难。限定考试主体资格，要求报名者须具有法学本科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法学教育备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可以限定行业稳定，避免行业间频繁“迁徙”，比如教师队伍可以要求其工作满三年才可参加司法考试，五年才可参加公务员考试。针对招考进法检系统通过司法考试的非法本专业人员司法实务层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以要求非法本专业通过司法考试后，须到律师事务所见习满两年才有资格报考法检系统。针对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律法职业人才严重匮乏的现象，中央也实行了特殊的照顾政策，中西部地区报考条件降为法律专科学历，同时分数上也有所降低。但根据中央2008年底的《司法改革意见》精神：适当放宽西部司考报名条件并相应降低合格线，在新疆、等地单独组织在职法律职业考试试点，完善司考通过制度，完善从普通高校毕业生中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合并进行。我们应该深刻领会中央《司法改革意见》，针对中西部的法检断层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立法上细化，改变西部法检系统僵化的人事布局，提高整体执法素养。

四、完善司法考试改革的探索

1、目前司法考试是有最高法、最高检及司法部共同组织的，以司法部为主。不同部门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每年的试题及答案也都引发了大量争议，诟病颇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考的权威性。因此司法考试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平，不能只有“一家之言”，应当成立专门的司考组织机构，吸纳学理性研究人士及司法实务人士参与其中，应当尽量选用通说，避免争议问题的出现，并完善答案复议程序的透明化，最大限度的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鉴于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相脱节，原则上法官、检察官应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优秀人才中选任，而实践中若要成为法检机关工作人员还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而律师行业却只需“一卷永逸”，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否定司法考试的权威性，而更多带有工具性。因此应当改善这种状况，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精神，完善从高校法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生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合并。因此可以从法规角度细化，针对法检系统，可以分类别招考。对业务类司法人员，比如法官、检察官可以通过合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择优选拔，作为法官、检察官预备人员，并经过两年审判或检察工作以后，通过竞争考核任命为法官、检察官。而非业务类人才招录应当并入统一公务员考试中，按行政机关标准录用。

2、改革司法考试模式，分阶段累进通过

近年来，关于司考取消一次性考试的消息很多，但都未得到官方证实，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目前“一卷定终身”的考试模式确实存在很多弊端，考试次数越少，结果的偶然性越大，一次性考试增大了非法律出身者侥幸过关的可能性。而在实务中这种弊端也较突出，有些所谓高分通过的非法律出身者竟然不会写状，问其原因，答曰，我只知道按答案去套，别的就什么不知道了，在法检业务中这种不足也有表现。有学者建议引用日韩等国的累进考试制度，避免一次通过的侥幸心理。因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能照搬套用，但日韩等国多年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践和理念确实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司法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考试主要是针对不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者，采用单一选择和论文的方法进行。第二次考试是针对通过第一次考试和可以免除参加第一次考试者。第二次考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和刑法三个科目，合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二阶段考试,第二阶段考试以论文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合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三阶段考试,第三阶段以口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五个科目。最后一个阶段的考试成绩未合格的,其第二次考试前两个阶段的成绩不予保留。

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考试(其称为法官、检察官、律师考试)分为三试,第一试和第二试为笔试,第三试为口试。第一试未录取者,不得应第二试;第二试未录取者,不得应第三试。第一试和第二试的录取资格均不予保留。第一试结束后,择优录取实考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参加第二试。第二试结束后,择优录取参加第二试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确定具体人数时还应当考虑法院、检察院当年需要增加的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参加第三试。第三试为口试,主要是考察应试者的专业知识和表达能力。考试的总成绩以第二试和第三试的成绩计算,其中第二试成绩占百分之九十,第三试成绩占百分之十,依总成绩之高低,择优录取。但第三试成绩未满六十分者,仍不予录取。

鉴于我国大陆具体国情组织三次以上累进考试不符合实际，但经过7年的司考实践探索，在我国逐步建立起两次累进考试制度。第一次为笔试，以基本法为主，注重“通说”，回避争议问题，主要考察基础法学理论，适当减少政论性试题，并适当设置每卷及格线；第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为笔试加面试，笔试内容以非基本法及实务案例为主；考试合格者有资格进入面试，面试主要考察法律思维能力及个人素养。面试合格者，按比例折合笔试总分和面试总分，然后从高到底划出及格分数线。针对我国通过司法考试并不能直接从事司法工作的情况，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精神，完善从高校法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生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合并，因此法检系统的公务员考试可以放在第二次司法考试之后，将司考成绩（合格线以上）与公务员成绩按比例折合，从高到低择优录用。这样要成为法官、检察官预备人选就比从事律师行业多了一次法检公务员招录考试，但其又不同于现行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互不交叉的状况。

五、结语

纵观我国法治道路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从建国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就道路曲折，但总体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法治氛围也愈加浓厚。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出人权概念，这是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化，因此对政法机关的执法理念和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司法职业准入制度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通过合理的制度和规范保证司法机关理性执法、文明执法。

参考文献：

[1]石勇冒朋举.对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思考[J].当代学术论坛.2009.(5):82

[2]两会特别报道.司法考试如何‘慧眼识英才’[N].检察日报.2008-3-11.(1)

第6篇：司法论文范文

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人民法院仲裁司法监督不仅包括仲裁程序上的监督，而且还包括有关仲裁裁决法律实体上的监督，如仲裁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恰当、仲裁证据是否充分真实等。可见，我国现行《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对仲裁实行的是全面监督，不但肯定了仲裁司法监督制度，而且将该制度在充分认可的基础上予以详细规定。这对于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与仲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有利的。但是，现行的全面监督体制也并非毫无缺点。我国仲裁法发展相对于英美国家还很滞后，所以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得到我们的重视，并尽快予以解决。下文将以我国有关仲裁司法监督的法律规定为依据，仔细加以分析，阐明当前我国仲裁司法监督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我国对于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实行区别对待的“双轨制”

我国现行《仲裁法》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实行内外有别的双轨监督制度。[4]在国内仲裁的司法监督上，我国法院不仅要对仲裁程序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而且对仲裁裁决中的实体内容也要进行监督。在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上，我国法院只对涉外终局裁决中程序上的错误或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而对实体上的错误和违法行为则不进行监督和干涉。所以说，我国现行《仲裁法》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实行分别立法，而且涉外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要远远小于国内仲裁。这显然不是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而是一种不为现行国际法所支持的“歧视待遇”。仲裁司法监督的“双轨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也不符合国际上各国仲裁立法的惯例。

（二）我国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范围过于宽泛

通过上文对现行《仲裁法》规定的列举可以看出，我国法院现在对仲裁监督实行的是从实体到程序的“全面监督”。[5]这种监督方式往往使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性，法院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对已经作出的仲裁裁决进行撤销或不予执行。这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仲裁的权威性都是极大的威胁。而且一旦法院对仲裁裁决作出撤销或不予执行的裁定后，根据我国现行《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即使当事人对判决结果存有异议，也不得提出上诉或申请法院再审，而只能服从法院的判决结果。这样一来，所谓的仲裁司法监督实际上成为了阻碍当事人寻求合法救济途径的绊脚石，不利于仲裁机构和法院权威的树立。

（三）在对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的法院判决程序上存在不合理规定

一方面，根据我国现行《仲裁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对仲裁裁决作出撤销或不予执行的判决之前是不需要听取仲裁员任何意见的，完全可以在审查和听取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证言以及出示相关证据的基础上作出最终判决。这样往往使原本一些公正合理的仲裁裁决被法院错误撤销或宣布不予执行，从而影响了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形象，造成仲裁数量的萎缩。另一方面，根据《仲裁法》第9条第2款，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撤销仲裁裁决或驳回当事人申请的裁定，当事人无权上诉。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这条规定使当事人在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后，即使对判决结果有异议也无法再上诉，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判决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一裁终局”。这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意味着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权是绝对的。仲裁案件当事人对法院的不当撤销判决无法获得适当的救济，这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四）临时仲裁机构在我国不被承认

根据我国现行《仲裁法》的规定，我国只承认机构仲裁的方式，现在还并不承认临时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6]如此规定使得当事人在我国境内无法通过临时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和获取法律保护，临时仲裁裁决也无法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但是我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而《纽约公约》是承认临时仲裁的效力的，这导致外国的临时仲裁裁决可以在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而我国国内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却因为《仲裁法》不承认临时仲裁的方式而得不到承认与执行。

对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统一对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标准，变“双轨制”为“单轨制”

“双轨制”是指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的监督不仅包括程序上的审查，还包括实体上的审查，而对于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仅仅局限于程序方面。纵观当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仲裁法或诉讼法，如《美国联邦仲裁法》、《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等都与我国《仲裁法》一样规定了仲裁裁决撤销制度，但不同的是，这些国家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大都只是基于仲裁裁决程序上存在缺陷，并不考虑实体性上的问题。我国《仲裁法》对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分别看待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惯例，没有做到在对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进行审查时一视同仁。所以我国《仲裁法》在仲裁司法监督上应当变“双轨制”为“单轨制”，与国际接轨，无论是国内仲裁裁决还是涉外仲裁裁决，都只进行程序审查，即统一以程序监督为主。这个转变应当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绝不可简单地一蹴而就。这不仅需要一步步完善我国仲裁制度的自身建设，还需要我国人民法院在对仲裁监督的实践中不断吸取国外的先进做法，从而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合并之路。

（二）缩小法院对仲裁的监督范围

在现代社会，法律制度既要维护社会安定，还应尊重市场经济效率，在解决社会争议的同时，避免同一纠纷反复诉诸司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作出相互矛盾的判断。基于市场经济性与社会稳定性的考虑，不应将法院对仲裁的监督范围规定得过宽。

（三）加强仲裁机构自身体制的完善

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往往源于仲裁裁决自身的程序缺陷或实体法律应用的错误，而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的问题，其实都源于仲裁机构自身体制的不完善。所以，加强仲裁机构自身体制的完善也是我国当前仲裁司法监督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1.加强仲裁委员会的独立性建设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0条，“仲裁委员会由有关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所以说，我国的仲裁委员会与相关国家机关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仲裁自身的民间性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都要求仲裁应当是完全独立的，所以《仲裁法》应当尊重仲裁制度的天生独立性，通过规范的完善来减少仲裁委员会与相关国家机关的联系。[7]2.加强仲裁队伍的建设与管理虽然我国现行《仲裁法》第13条规定了严格的仲裁员任职条件，但是仅仅依靠外在的素质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仲裁裁决的公正合理，因为仲裁裁决的结果不仅仅与仲裁员的外在素质相关，还与仲裁员自身的道德品质和工作态度相关。所以，当前应当加强仲裁员的岗位培训，不应继续实行仲裁员身份终身制，对于一些不能够胜任仲裁工作或不再适合做仲裁工作的仲裁员，应当及时从仲裁员花名册中清除。[8]3.进一步完善仲裁员的责任制度虽然我国现行《仲裁法》第38条规定了仲裁员责任的追究制度，但是该规定过于概括，缺乏可操作性。应当在仲裁委员会内部细化仲裁员的行为责任，包括违纪责任、民事责任及追究责任的主体等。

（四）建立仲裁司法监督裁定的上诉机制

这显然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首先，在我国，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控制是通过上诉程序来实现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错误裁定不能上诉，其实就意味着人民法院对仲裁行使司法监督权时，不受当事人和人民检察院的任何制约，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定。这与我国司法监督和两审终审的立法主旨是背道而驰的。其次，如果法院以某种理由撤销已发生效力的仲裁裁决，则意味着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在仲裁的程序事项或实体事项上存在根本分歧。两个权威机构之间分歧的孰是孰非应当由更高的权威机构加以判断，至少在情理上理应如此。最后，从我国目前仲裁司法监督的实践来看，法院滥用监督权或司法监督裁定确有错误的情形不在少数。司法监督裁定“两审终审”能够使得司法监督更慎重，并减少法院的错误，同时，允许上诉也是我国司法制度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必然要求。综上所述，应当及时完善我国现行《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改变国内仲裁裁决的一审终局制，尽快建立起完善的仲裁司法监督裁定的上诉机制。

（五）取消对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规定

虽然我国现行《仲裁法》规定当事人有权利选择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但是依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法院无论是撤销仲裁裁决还是宣布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其理由是基本一致的，关于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法律后果的规定也是一致的。那么，若是法院对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予以否认，当事人能否以相同事由再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呢？或是法院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当事人能否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呢？一项仲裁裁决可能会受到两次挑战，从而使生效的仲裁裁决迟迟得不到实现，影响了仲裁效率。并且，我国《仲裁法》规定撤销仲裁裁决的管辖权归属于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管辖权则归属于被执行人所在地或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这就意味着即使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基层人民法院还可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这种规定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密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

第7篇：司法论文范文

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此司法解释以设立单位的目的是否进行违法犯罪，或者以单位的主要活动是否实施违法犯罪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标准。但是对“以犯罪为主要活动”的认定标准又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做法。单位是民法上所拟制的权利义务主体，其社会活动是由作为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实施的，其自身不可能实施所谓单位犯罪行为。但是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一方面是单位组成人员，受制于单位意志；另一方面又是具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个人，他可以影响单位意志并作为独立于单位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身份出现，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业务行为既可能是单位行为，也可能是他个人行为。因此，以设立单位的目的是否进行违法犯罪，或者以单位的主要活动是否实施违法犯罪作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

二、“情节严重”的认定

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批复》对单位盗窃只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至于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情节严重究竟应对应盗窃罪哪一个量刑档次，《批复》未予明确。

对“情节严重”问题的认定，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上述《批复》可以看作为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按照个人盗窃处理的成立条件，而不是现行《刑法》第264条中的第二个量刑幅度的条件意义上的量刑情节。其具体内容，一般来说，应当是指实施盗窃犯罪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社会危害严重等情形。”另一种观点认为：“《批复》规定单位盗窃情节严重才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那么，情节严重应当是单位盗窃的起刑点，应当适用刑法第264条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至于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盗窃罪应当是一个主要参考标准。单位盗窃追究刑事责任，毕竟是《批复》作扩张解释的产物，因而，在刑罚适用上应当严格控制，不能完全对应个人盗窃犯罪的量刑档次。否则，明显是违反了罪行相当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可考虑设两个量刑档次，即情节严重，在三年有期徒刑量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

依据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的处罚，采取了相当宽大的政策。上述“情节严重”可以看做为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按照个人盗窃处理的成立条件。然而，对此做法的合理性，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位与自然人应适用相同的定罪与量刑标准。另一种认为，单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标准应高于自然人犯罪。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64条的规定，自然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数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的严重情节是对自然人量刑的加重情节。然而，《批复》中却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在这儿，情节严重却是单位犯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前提。那么，单位实施盗窃行为，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中的情节严重应当对应自然人盗窃中的哪一个量刑幅度呢？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从而既引起了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议，也使得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不一。

参考文献：

[1]叶良芳.论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J].中国法学，2008，(6):96.

[2]黎宏.单位犯罪若干问题新探[J].法商研究，2003，(4):51.

[3]龚培华.单位犯罪司法解释研究[J].犯罪研究，2003，(4).

第8篇：司法论文范文

摘要：言论分层理论，公司法人言论，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

导言

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言论自由的案件时存在着依其内容的不同将言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并对不同类别的言论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做法。其中政治言论被认为是高价值言论而受到了最高的保护，商业言论则被认为是低价值言论，一度甚至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分层理论”。然而，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这种言论类型的划分标准却并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作出言论的主体。这种挑战传统言论分类标准的言论类型一俟出现就引起了探究第一条修正案的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最近更是凭借Nikev.Kasky一案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为其贡献其学术聪明。这就是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speech）。公司法人言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一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新课题作一系统介绍并对相关新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

一、美国言论自由分层理论

言论自由自6、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一直得到了极高程度的保护。根据最高法院历经多年的探索所总结出的一套审判第一条修正案案件的原则，其对言论自由一般仅答应“内容中立”的限制，除非根据利益平衡的检验原则政府能够证实它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促进了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并且这一利益和压制言论自由无关、对言论自由所实施的附带限制和促进政府利益相比不那么重要。据此，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于基本权利的地位，甚至是憎恨言论（hatespeech）也能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学者米克尔约翰就曾明确提出过应对言论自由给予绝对的保护。那么言论自由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程度的保护呢？这和言论自由在美国学者眼中所具有的价值具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Tushnet等学者的统计，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形成的有关言论自由哲学基础的学说主要有三种摘要：追求真理说（闻名的“思想市场”理论即属于此类）、自治说和自我实现说。追求真理说以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为代表，主张“吾人所欲求的至高之善唯有经由思想的自由交换，才比较轻易获得，——亦即要想测试某种思想是否为真理的最佳方法，就是将之置于思想竞争的市场上，看它有无能力获得认可”，因此不到最后关头，政府绝对不应插手这一进程。自治说的主要代表则是绝对主义者米克尔约翰。米克尔约翰主张，言论自由实际上所保障的是人们参和自治（self-government）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确切的说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是保证投票者获取足够的智识以及情报（information）以便在投票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的途径之一。因此，正如选举权不应受到限制一样，言论自由也不应受到限制。自我实现说则以Emerson、Redish等人为代表。其中，埃默森教授认为言论自由通过不受拘束的表达和交换信念及观点来发展个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MartinRedish则认为言论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它培育了民主政治所追求的价值——个人对影响生活的决定的控制及个人的“人的才能”的发展。其中很难说哪一种在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可以说这三种学说共同对美国法院有关第一条修正案的判决发挥着指导性的功能，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具体说来，自治说在早期影响较大，自我实现说在较为晚近的时候则发挥着比较重要的功能。值得注重的是，这三种学说虽然着眼点不同，但强调的都是对言者（thespeaker）利益的保护。

那么根据上述理论，是否所有的言论都应该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的保护呢？首先，根据米克尔约翰的自治理论，对这个新问题的回答就是否定的。由于米克尔约翰论证言论自由价值的立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因此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只有和公共事务有关的“公言论”（publicspeech）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除此之外的其他言论都不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只能受到第五条修正案的保护。而根据追求真理说和自我实现说，也只有对获致真理和实现自我价值，非凡是和实现民主相关的价值有促进功能的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据此，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言论的内容将言论划分为高价值言论——政治言论（或公共言论）和低价值言论——商业言论。只有能够促进言论自由价值实现的高价值言论——政治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美国宪法学界可以说对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摘要：制定第一条修正案的目的即使不是完全的也是绝大部分的是为了保护和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以此为基础，最高法院总结出了言论自由分层理论，即摘要：言论应根据其内容划分为政治言论（或称非商业言论、公共言论）和商业言论，政治言论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对商业言论则采取和政治言论完全不同的保护原则。

至于对商业言论具体采用什么样保护原则，不同的时代做法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可以以1976年的VirginiaBoardofPharmacyv.VirginiaCitizensConsumerCouncil，Inc.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来熟悉商业言论的保护原则。1976年以前，商业言论基本上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外，其中最高法院更是在1942年的Valentinev.Chrestensen一案中明确公布联邦宪法没有限制政府调整纯粹的商业广告，从而以判例的形式将商业言论从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内排除出去。而在1976年的VirginiaBoardofPharmacy案中，最高法院宣称，即使商业广告注重的是纯粹的经济利益，也不排除其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从而第一次将商业言论纳入了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最高法院作出这一判定的根据在于摘要：就具体消费者而言，他从商业信息自由流通中所获得的利益即使不大于，至少也不少于他在日常的最迫切的政治讨论中所获得的利益。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商业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具有重大的公共利益。由此，最高法院就将商业言论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联系起来了。而1980年的CentralHudsonGasElectricCorp.v.PublicServiceCommissionofNewYork案则标志着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新的保护原则的成型。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形成了四步分析法来审判商业言论案件摘要：第一，必须确定表达是否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而商业言论要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至少必须涉及合法活动，并且不能误导公众；第二，所主张的政府利益是否重大；假如以上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第三，确定调整是否直接促进了政府主张的利益；最后，确定政府这一调整是否大于促进这一利益之必需。由此，商业言论被正式纳入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但是相比于政治言论，商业言论仍然被认为是仅仅具有“低价值”的言论，它只能得到法院较低程度的保护，一旦商业言论被证实是虚假的、误导的或者是鼓励非法活动的，法院仍将准许政府对其进行限制。

值得注重的是，在这一明确了商业言论的“次等”地位的分层理论中存在着一个较为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最高法院至今未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司法实践中仅仅形成了一个对商业言论的模糊的熟悉，那就是所谓商业言论是“纯粹意在商业事务”的言论。正是由于缺乏对商业言论的准确定义，因此虽然最高法院并未将商业言论定义为公司法人作出的言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将商业言论等同于公司法人所作出的言论的倾向。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公司法人实际上在言论自由领域中成为了受到歧视的主体。二、一种新的言论类型摘要：公司法人言论

近年来，由于公司法人不仅仅在推销产品上发表自己的言论，还在劳工政策等公共事务甚至是竞选事务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speech）。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主要和三个案例有关摘要：FirstNationalBankofBostonv.Bellotti，PacificGasElectricCo.v.PublicUtilitiesCommissionofCalifornia以及Nike，Inc.v.Kasky案。在Bellotti案中，法院指出在民主社会中言论对为公众提供情报的功能并不因其来源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PacificGas案中法院则指出，公司法人所作出的和选举无关的政治言论不得仅仅因其公司法人的主体性质而受到限制，并且主张公司法人也应该和公民一样拥有“说和不说”的自由。也就是说，从这两个案件开始，法院开始在裁决言论自由案件时对公司法人这一主体性质进行考虑，公司法人言论由此开始进入法院的视野。当然，仅凭这两个案件还不能说最高法院已经形成了对待公司法人言论的成熟的原则。正如后面将要指出的，近年来最高法院在对待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上日趋严厉，这和Bellotti案和PacificGas案的思路很难说是相一致的。而公司法人言论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可以说还是始自于2003年的Nike，Inc.v.Kasky案。

耐克案虽然发生于2003年，但案由却可以一直追溯至1996年。在1996－1997年间，多种媒体广泛报道了耐克公司在东南亚的分公司虐待劳工的新闻。作为回应，耐克公司通过向各大学校长及体育运动管理当局邮寄信件、宣传品以及在各家报纸上刊登公开信等形式对上述报道进行了反驳。1998年，MarcKasky向旧金山高等法院对耐克公司及其5名管理人员提起了诉讼，指其上述行为违反了该州消费者保护法有关禁止虚假广告和不正当竞争的规定。针对Kasky的指控，耐克以言论自由为由提出了抗辩。基于言论分层理论，本案的焦点就集中在了耐克有关言论的性质判定上。假如法院判定其为政治言论，则耐克的言论将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Kasky的指控也就将被驳回；相反，假如法院判定其为商业言论，那么根据虚假的商业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原则，耐克就将在本案中败诉。法院在第一审和上诉审中都作出了对耐克公司有利的判决，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明确裁定耐克的言论为“非商业言论”。但是，在案件被Kasky提交到州最高法院之后，加州的最高法院却以4－3的比例了前面的判决，裁定耐克的言论为商业言论。在这种情况下，耐克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这就是引发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新问题争论的Nike，Inc.V.Kasky案。

几乎自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该案之日起，耐克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该案之所以受到高度的关注，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本案所涉及的耐克言论性质模糊不清，如何定性非常困难。通常在认定商业言论时的依据有三摘要：出于经济动机；以广告的形式；针对某一产品。耐克公司的言论却不同于以往的商业言论而具有某种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的外表——耐克在媒体上所宣传的或表达的是耐克公司在海外的劳工政策，而这一言论的内容可以说是和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存在密切的关系的。因此，耐克案可以说是为最高法院解决精确划分商业言论和非商业言论以及形成一个针对公司法人言论的初步原则的新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最高法院在耐克案上也就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却是令人失望的摘要：它不仅回避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新问题，而且回避了对商业言论进行定义的新问题。最高法院以本案所涉及的新新问题尚不成熟为由，拒绝对耐克言论的性质作出判定，从而在事实上支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值得注重的是，虽然最高法院维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最高法院在声明由于这一新新问题尚未成熟而拒绝对其作出判定的时候所给出的理由正是这个案件涉及的是由商业言论、非商业言论和和公共新问题有关的言论组成的混合言论，这也就相当于承认了耐克案中涉及的言论在性质上和传统商业言论案件是存在差别的。

那么，公司法人言论何以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商业言论定义不明确以及混合言论的出现。正如上文中所论及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法人（大资本）日益参加到社会活动中来，其表现形态就是公司法人日益倾向于在社会事务乃至政治事务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其主体因素又决定了这样的言论通常混合着商业言论（广告）的因素，从而最终导致了混合言论的出现。实际上，早在Valentinev.Chrestensen案中就已经出现了混合言论，只是这种简单形式的混合言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并未引起法院和学者的重视。耐克案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混合言论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何对其进行调整已经成为了法院和学者无可回避的新问题。

仔细考究之下，公司法人的言论可以分为三种摘要：商业言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和普通的政治言论。其中，商业言论实际上是一种和言论主体性质无关的言论类型，但实际上通常和公司法人这一主体相联系。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保护原则，并且在近年来表现出了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趋向。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和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则和言论主体的性质具有直接联系，其中法院对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采取了严厉的限制原则，而对其他政治言论在原则上则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由于上面提到的混合言论就是因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之间界限不明而产生的，因此，实际上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也难以真正得到和其他主体相同的保护。由此可以说，公司法人的言论在整体上都是受到“歧视”的。这就使得公司法人的言论具有了非凡性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类别。

如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美国言论自由传统理论中只存在根据言论内容对言论进行的分类，而公司法人言论却是依据言论主体的性质进行的分类，因此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和传统理论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公司法人言论自出现之日起就对言论自由探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三、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主要新问题

总结美国学者探究公司法人言论的主要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新问题摘要：将言论划分为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是否应该受到严厉的限制？公司法人是否同个人一样享有言论自由？最后，公司法人言论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类别？或者说，公司法人言论在性质上和个人的言论相比是否存在非凡之处？

如同上文中所分析的，导致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产生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最高法院没有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从而致使法院对于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进行合理的调整。针对这一症结，有学者呼吁最高法院应以耐克案为契机明确商业言论的含义。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对最高法院对言论进行分层、对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给予不同保护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从美国近年来的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高法院对于商业言论的态度越来越趋向于缓和，商业言论在最高法院得到了越来越高的保护。近年来商业言论案件在最高法院保持着令人惊异的胜诉率摘要：在24件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仅仅对其中的5件作出了答应政府对商业言论进行限制的裁决。我们知道，美国法院调整商业言论的原则成型于CentralHudson案，然而在最近的判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抛弃CentralHudson原则的倾向。在1993年的CityofCincinnativ.DiscoveryNetworkInc.案中，最高法院就首次正式拒绝了商业言论只具有低价值的说法；而在1996年的44Liquormart，Inc.v.RhodeIsland案中，法院更是拒绝了政府对商业言论所作的“家长式”的监控，肯定了商业言论对于听者的价值，并且非凡强调真实的和非误导的商业言论应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充分的保护。44Liquormart案之后就有学者指出商业言论从此再没有理由被当作另类的言论看待，而应该和政治言论一样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

商业言论之所以受到法院越来越高的保护和学理上对言论自由和商业言论熟悉的变化有关。首先，法院改变了商业广告对于公共利益毫无价值的看法，认为在当今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个人的经济决策决定的，因此这些决策是否明智、是否获得了充分的根据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样，商品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就对于言论自由具有了独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其次，最高法院之所以在答应政府限制商业言论上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也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法院担心假如给予商业言论以充分的第一条修正案保护会损害消费者和政府两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将无法摆脱不实、误导或欺骗性的商业广告，而政府也将无法惩治这些商业欺诈。然而，近年来，法官和学者都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有意见指出，即使是对商业信息也应该同其他信息一样相信消费者甄别对错的能力，而不应该答应政府对商业言论进行“家长式”的管制。最后，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也和由保护消费者利益转向保护言者的利益的动向有关。由于因商业言论而受到限制的主体多为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在经济上又具有优势地位，因此法院认为公司法人因言论受到限制而可能遭受的不利影响较小。这样，在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往往强调作为弱势的一方的消费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公司法人作为言者的利益。进入90年代之后，法院将更多的注重力放在了商业言论的言者的权利保护上，从而提高了对商业言论的保护力度。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自然对法院的言论分层理论提出了质疑，并且主张既然商业言论对促进言论自由的价值同样发挥着功能，商业言论同样事关公共利益，那么最高法院就应该对商业言论给予同政治言论相同的保护。

而和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的保护相对应的，是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日趋严厉的态度。根据1978年的Bellotti案，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是摘要：不得因其言论主体性质的非凡性而对其予以限制。但是自80年代末开始，法院出于防治政治腐败的原因转向答应政府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一限制的范围被最高法院限定为含有明显的鼓吹内容的言论。进入21世纪之后，最高法院更是在2003年的McConnellv.FEC案中支持了一个全面禁止公司法人运用公司财产对竞选发表观点（实际上就是竞选广告）的法令，这一法令和传统限制不同的是，它并不考虑被限制的言论是否意影响竞选，只要提到了候选人的名字，言论即可被禁止，这样就使得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受到了政府高度的限制。

法院之所以答应政府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进行高度限制，其主要理由就在于摘要：公司法人在竞选中运用巨额的公司财产的行为并不是对公司法人有关公共事务的观点的表达；对其进行限制之后，公司法人还可以通过专门的组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防治腐败这一重大的政府利益同样也构成了法院答应政府对这一言论进行限制的理由。

针对最高法院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学者们同样也提出了质疑。根据ConsolidatedEdisonCo.v.PublicServiceCommission案和PacificGasElectricCo.v.PublicUtilitiesCommission案所形成的原则，法院对公司法人除和竞选有关外的普通政治言论给予了同个人同样的保护。那么防治竞选腐败的政府利益同样存在于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案件中，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对这一类言论也进行高度的限制呢？同样地，认为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不是公司法人观点的表达这一理由也可能存在于公司法人普通政治言论案件中。至于公司法人在言论遭受禁止后还可以通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公司法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表达意见的权利，同时也是将责任推到了PAC身上。

虽然最高法院针对商业言论和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截然相反，学者们对这两个新问题的思索却可以说是指向了同一个新问题摘要：是否应该赋予公司法人以和个人同样的言论自由。然而，针对这一新问题又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质疑摘要：言论自由是一项“人”权，公司法人有资格成为言论自由的主体吗？

反对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不论是采取上述三种言论自由哲学基础学说中的哪一种，最后都可以归结至这两点上。显然，公司法人既然不是“人”，那么自然也就谈不上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的维护和实现了。其次，我们之所以保护言论自由，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在社会中占少数地位的观点不受多数观点的压制。由于公司法人，非凡是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大公司往往拥有强大的力量，因此公司法人在言论自由的新问题上不仅仅不存在表达意见的障碍，相反，它的意见还经常是影响性的。从这一点来说，也不应给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保护。第三，从历史上有关言论自由的判例来看，言论自由和个人声誉的保护和欺侮、诽谤案件是密切相关的。而公司法人，就如同其不具有人格尊严一样，也很难说具有主张保护基于人格尊严的声誉的立场。

支持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则从反对“基于言者身份的歧视”（Speaker-BasedDiscriminatio）的传统立场出发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虽然公司法人发表和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的动机受到了质疑而被认为是受到利益驱动的，也就是和产品的推销具有隐蔽的联系的，但是从言论的内容来看却和个人所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么对于相同的言论，仅仅是因为公司法人这一身份的非凡性就予以限制，这是否公平合理？以耐克案为例，假如耐克的言论是由普通公众作出的，那么法院会要求政府证实言者具有明显的恶意；而对于耐克则不必要求证实其具有恶意，只要是虚假的或误导的言论政府就可以对其进行限制，这显然是有欠公平的。

无论学者讨论的最终结果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公司法人的确越来越多的对社会事务甚至是政治事务发表看法，这已经超出了传统言论自由理论所能调整的范围，拒绝赋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立场更是和这一事实相违反的。公司法人成为了言论自由的一个非凡主体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和其否认公司法人作为言论自由主体的资格，还不如探究如何调整这一非凡主体的言论自由。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新问题摘要：是应该将公司法人的言论作为一类独立的言论给予非凡的调整，还是应该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

迄今为止，有关公司法人言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乎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究竟应该把探究的注重力放在言者的性质或者说身份上还是应该放在言论的内容上。值得注重的是，许多非盈利的法人和团体的言论自由都得到了第一条修正案的完全保护。实际上，第一条修正案的许多核心言论的主体都是非盈利法人和团体，如政党、公众利益团体、学校等。那么是否是对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公司法人主体非凡性的原因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因为言论自由的发展历史已经证实了利益并不构成排除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理由。此外，个人也同样广告，如一人公司及律师。实际上，商业言论保护的发展历史和律师广告的密切联系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言论却并没有被法院“另眼看待”。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若因其主体的非凡性而进行非凡的限制，其合理性也就值得商榷了。

四、对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思索

以上谈到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领域中的几个主要新问题，也介绍了美国学者对于这些新问题的一些思索。需要提请注重的是，由于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新问题产生不久，相关的探究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其中有些新问题的探索尚欠深入，而对于公司法人的言论如何保护就更难说是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形成了成熟的意见。但是可以看出，学者们比较倾向于加强对公司法人言论的保护力度。针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以及上述这种倾向，笔者进行了些许宪法学思索，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

从涉及的具体新问题来看，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从表面上看起来主要是在于商业言论新问题，一是商业言论如何定义的新问题，二是提高商业言论保护的新问题。因此，对商业言论进行严格而明确的定义是解决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新问题的前提。此外，虽然现在最高法院表现出了加强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趋向，但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对商业言论给予同非商业言论同样的保护。而以言论自由的宏观视野来考察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其主要的新问题就在于公司法人言论是否应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公司法人能否成为言论自由的主体，假如能，那么它在享有言论自由的程度和范围上和个人是否存在区别。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传统的对言论进行分类的方法所依据的标准都是言论的内容而不是言论的主体性质，假如答应政府仅仅以言论主体性质为由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我们认为是存在不妥之处的。因为，正如最高法院在Bellotti案中所指出的，某一言论所蕴涵的价值并不会因其来源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需要解决的就是，公司法人言论在言论的性质上是否和其他言论存在区别。

第9篇：司法论文范文

公司重整(corporatereorgani-zation)制度，是指陷入经营、财务困境，出现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出现危险的公司企业，若有重整之可能及有经营价值的，利害关系人可向法院申请，对该公司实施强制整顿，使之摆脱经营和财务困境，重新复兴的法律制度。

重整制度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迅猛的发展。公司重整制度，首创于英国。美国1934年公布的公司重整制度对英国的公司重整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吸收了和解制度的一些内容，标志着公司重整制度的基本成熟。日本1952年制定的《会社更生法》，也就是日本的公司重整法，其立法目的在于挽救陷入困境而又有重建可能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一方面强调继续维持公司的事业，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国家权力的干预，促使公司的利害关系人（公司、股东、债权人）之间共同合作保证公司事业的维护与重建，避免公司陷入破产倒闭的状态。企业重整是一种主动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使其得以再生的同时，又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使债权得到更大的满足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一种保护股东、债权人和职工利益，从而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法律措施。公司重整制度是继破产和解之后，为弥补破产造成的社会利益的损害及和解制度的消极方面而建立的积极重建制度。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如果对达到警戒线的上市公司全部实施破产，不仅目前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承受引种经济上的压力，还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

公司重整不同于和解、重组，具有自己独特的效能。1、重整制度采取社会本位的立常与重组中往往，只考虑重组双方的利益，尤其是重组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不同的是，重整制度的实施考虑到公司、债权人、股东、职工等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以社会为本位。2、公司重整起因仅限于有破产原因出现，侵害到债权人利益。3、重整参与人更为广泛。重整提起人不仅包括公司董事，还包括债权人，公司的股东（比如占股权10%的股东），而且他们作为利害关系人均有权参与表决。4、重整措施更为多样。具体涉及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妥协、让步，公司的转让、合并、分立，追加投资、特殊的债权处置等。与重组相比较，重整的最大特色在于导入了司法程序，确立了法院在重整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使整个过程程序化，而且在兼顾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避免了不合规的行政干预，有利于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常而全体股东以及债权人的介入有利于防止重组被大股东任意操纵、损害小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重组是一组普通的交易行为而非特殊制度框架下的整体行为，其经济目的是为了达到公司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重整则是一种特殊制度框架下的行为，它是围绕着公司、债权人、股东三方利益进行协调的过程，是为了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它与重组的意义、重组的对象都不一样。鉴于大量的PT、ST公司的存在，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有必要引入重整制度，振兴陷于困境的上市公司。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设计的建议

借鉴国外有关重整制度的规定，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公司重整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将我国上市公司重整的法律制度设计如下。

上市公司重整的法律条件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基本状况和法律环境，上市公司的重整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已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出现重大异常或业务遭受重大损失；由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处，非通过重整不足以解决的；公司出现破产原因或者临近破产边缘。另外，可以进入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具有重整挽救的希望，二是债务人仍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法人，对于已作出破产宣告或者在清算中的公司，不应该再开始重整程序。

上市伞司重整申请

上市公司重整始于重整申请。因各种前述法定原因而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债权人或股东均可向法院提出开始重整程序的申请。法院一般不得依职权主动作出公司重整的裁定。重整申请人应包括上市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达10%以上的公司股东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债权人。

法院对重整申请的受理、审查与批准

法院对重整申请受理后应当进行审查：即审查法院有无管辖权、申请人是否合格、申请书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审查被申请人是否合格、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的原因、债务人是否具有挽救的希望。法院在审整申请时，可依职权进行对有无重整的可能进行必要的调查。法院认为被申请的上市公司具备重整条件的，应裁定予以受理并批准该申请。

重整保护期的效力

法院裁定准许重整后，即正式启动重整程序。上市公司重整程序开始后，必须给予上市公司一定期限的重整保护期，重整保护期一般不超过六个月。重整保护期的法律效力包括：债权暂时被冻结、债权被停止计息；执行中止、防止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公司股票暂停交易；公司经营权与财产管理处分权移交重整机构、禁止清偿债权；股东在重整保护期内的股份转让权受到限制；中止对上市公司的其它强制执行程序；成立关系人会议，作为利害关系人表达其意思的机关；符合条件的债权人应在法定期间内向法定的机关申报债权等。

重整机构的产生与功能

公司重整的具体实施主体是重整机构。各国一般都在重整期间设置重整人、重整监督人和关系人会议取代原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重整机构由重整人、重整监督人和关系人会议组成。其中，重整人是公司原董事会职权停止后为实际执行重整工作而设立的执行机构，负责重整期间公司事务的经营管理；重整监督人负责监督重整人的职务行为厂以保证重整程序

的公正进行，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人会议是由债权人和公司股东组成的行使其自治权利的意思表示机关，是公司重整期间的最高意思机关，关系人会议的职权集中体现在讨论与接受重整计划上。

上市重整计划的提出、通过与执行

重整计划，是指由重整人或上市公司其他利害关系人（包括债权人、股东等）拟定的，以清理债务、复兴公司为内容并经关系人会议通过和法院认可的法律文书。重整计划对上市公司及关系人产生约束力。重整计划的内容一般应包括：债务重整方案、资产与业务重整方案、经营管理重整方案、股权重整方案、融资方案，包括公司增资的规模、公司增资的方式、债务融资、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等。重新计划由法院指定的重整人执行。重整人在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接受监督人的监督，违反此义务而给债务人或关系人造成损害时，应负赔偿责任。

上市公司重整的完成与终止

1、重整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法院可以依职权裁定终止重整：重整计划未获关系人会议通过。重整计划在关系人会议上未获依法通过的；关系人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法院认可；重整计划因情势变迁或有由不正当理由致使不能或无须执行时。重整终止之后，因重整程序开始而终止的破产程序、和解程序或一般民事执行程序及因财产关系所产生的诉讼程序，均应恢复继续进行；因没有申报而在重整期间内不能行使的债权或股权，在重整终止后均应忧复其效力；因裁定重整而停止的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职权，均予以恢复。

2、重整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