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制定权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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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宪法制定权论文范文

“在我看来,法学不只是文科,而是和医学一样非常实用的东西,我经常拿它和医学类比,一个是解决人的病痛,一个是解决社会的病痛。要解决某一个社会问题,最终要来为社会服务的学科,所以我把法学定性为一门科学,而不是文学。”

记者(下文简称“记”):您曾经选择了物理专业,并读到了博士后这样一个阶段,后来却转行学法学,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理科,而后来又是基于什么原因转向了法学呢?

张千帆(下文简称“张”):我1980年高考考到南京大学,学的物理专业。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李政道、杨振宁等第一批留美学者回国介绍国外的情况,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因此物理的基础理论这一方面比较热,而且社会上崇尚理科,当时有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时国内的理科教学确实相当不错,虽然“”耽误了一阵子,但总体上还是很好的。

我想法改变是将近博士毕业的时候,当时在国外接触到各种信息,看到国内的发展情况以及法制不健全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发现以前的很多看法是片面的。理科固然重要,但从对社会的贡献来说,其实不如某些法学等文科专业重要,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转行学法学。

记:您是理工科出身,之前那么多年理工科的学习,思维方式对于法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张:也许潜移默化有一些影响,往好处说是思维变得比较严谨,往坏处说也许是比较刻板僵化。学习文科,尤其是受到传统训练后,人的思维具有发散性;而学习理工科,思维多少具有单向性,比较注重逻辑推理,强调一个结论的依据。我想这个对于法学研究来说应该也是有好处的,法学在中国属于文科,其实在国外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科,就是一种职业训练,和医学都是同一类的。法学在国内划归文科,比较容易产生文学化的倾向,大家过分注重用词、文采以及和学术不是严格相关的事情。就我来说,我在写文章,尤其写短篇的时候,还是比较注重生动的,但是这对法学研究来说是比较次要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一种误导。在我看来,法学不只是文科,而是和医学一样非常实用的东西,我经常拿它和医学类比,一个是解决人的病痛,一个是解决社会的病痛。要解决某一个社会问题,最终要来为社会服务的学科,所以我把法学定性为一门科学,而不是文学。这跟我以前的背景多少有些关系,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在这一方面多少会更注重严谨一些。

“从公民意识来说,千禧年之前公民也不关注宪法,宪法和我有什么关系呀?孙志刚等事件不仅使宪法学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数据、例子,还使中国的宪法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记:您最主要的关注学术方向是什么?

张: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宪法和行政法,我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宪法。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积累了一些素材,渐渐形成了西方体系的书稿。一回国就有幸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遇到了丁小宣编辑,他很支持,于是《西方体系》比较顺利地出版了,分上下两卷。

我刚回国时,国内宪法学的气氛比现在保守。到1999年,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虽然有一些研究外国宪法学的著述,但对于中国宪法的研究来说还是局限于以前的那种套路,条条框框比较多,也不太关注现实问题,主要是对条文进行解释。我觉得转折点还是2001年的“齐玉苓案”和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从学术角度来说,在此之前宪法学的研究大多是从条文到条文,从书本到书本,讲不出什么究竟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翻译,通过自己写书介绍外国宪法和的情况。

从公民意识来说,千禧年之前公民也不关注宪法,宪法和我有什么关系呀?孙志刚等事件不仅使宪法学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数据、例子,还使中国的宪法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此以后,社会对于一些影响公民权利的事件反应特别强烈,尤其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更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直接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公民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提高。而且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让很多公民看到原来政府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受到挑战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可以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虽然现在宪法不能在法院诉讼,不能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但公民对于宪法越来越重视,宪法意识越来越强。比如拆迁问题,有些是违法征地,公民拿着宪法来阻挡拆迁的进程。虽然这个过程中很多制度问题解决不了,但是至少我们的权利意识比以前大有进步。这也为2004年的人权入宪等事件提供了一个铺垫。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宪法研究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我们虽然只经过了30年不到,或者从1949年算起的话60年,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实际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宪法,不能拿过去老的东西生搬硬套,这样最后必然会阻碍中国社会进步。”

记: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出现过大的争论吗?您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张:争论是有的,比如宪法适用方面的“齐玉苓受教育权案”。2001年最高法院做出批复之后,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虽然司法解释有瑕疵,但总体上是对其肯定的。但是到了2008年末2009年初的时候,我们不进反退,把这个批复的效力给终止了,后来又引发了一场争论。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退步。虽然当时的判决有问题,但方向是正确的。现在有些学者找了一些鸡毛蒜皮、细枝末节的东西挑刺,为现在终止批复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但我不觉得这能改变我们的整体判断。华政的《法学》出过两期关于这个问题的争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争论的,需要澄清一些基本的原则。

此外在2007年物权法通过的时候,也发生过争议。物权法对私权的保护是不是违反宪法?如何看待宪法对于公有制、社会主义的规定?这些争议一方面是对宪法具体条文的理解,另一个方面是对宪法学方法论的一些不同观点和立场。

我个人总的来讲是站在功能主义立场上,和狭隘的规范主义相对。规范主义要求认真对待宪法条文,怎么规定就怎么做。我也是非常强调要认真对待宪法的,但我觉得要认真对待宪法,首先要建立宪法审查制度,否则宪法得不到实施,怎么认真对待?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前提。但我觉得认真对待宪法和认真对待宪法条文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时候,认真对待宪法可能还必须通过一种变通的方式。我们1982年制定宪法的时候,改革开放没几年,当时的思维还比较传统、保守,尤其是很多地方都借用了1954年宪法的规定,1982年和1954年宪法是很接近。1954年与我们今天间隔了半个多世纪,其差距是何其之大?但1954年的有些东西还在宪法当中,而我们的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不断向前发展,宪法本身也经过了四次修改。在这个过程当中,新的情况可能跟原来的规定不那么符合,所以新旧条文本身的侧重面就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究竟应该认真对待哪一个条文呢?认真对待社会主义,还是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保护,或者是对私有权利的保护?你选择的条文不一样,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分机械地、教条地、静态地看待中国宪法,因为中国宪法从一开始就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一开始制定宪法的总体精神在以后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像美国宪法制定200多年了,虽然也变化过,通过成文的不成文的修改,最高法院的判例也改变了不少,但总体精神还是原来的。我们虽然只经过了30年不到,或者从1949年算起的话60年,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实际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宪法,不能拿过去老的东西生搬硬套,这样最后必然会阻碍中国社会进步。

这是关于方法论的功能主义和规范主义的争论,我觉得这个争论对于中国社会也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并不是绝对否定规范主义,因为要认真对待宪法就必须认真对待它的具体条文,但问题是对待哪个条文,我们必须在方法论上对它有一个梳理,那个时候才能谈得上认真对待宪法条文。但这件事情目前我们还没有做,所以我们必须要采用变通的方式来看待这种现象。如果采用过分教条僵化的方式,首先会阻碍社会发展,其次会让人们疏远宪法。如果一部宪法对社会发展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不再推动发展,反而束缚发展,最后必然会让公民对宪法产生反感。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记:我国的宪法有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规定,国外宪法中很少规定义务,我国是否有必要调整,使宪法更多地保护公民而非约束公民?

张: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讨论,但在学界不是非常热烈,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也没有实施宪法义务。所有的宪法义务都是由一般立法来规定的,宪法只不过是提到了这个义务而已,比如纳税的义务是通过税法来具体规定,参军的义务通过征兵方面的法律规定等等。所以说,宪法规定的义务至多只是发挥一种宣示的作用,不可能发挥实质的法律的作用。这也是宪法不够完善的一个地方,我想今后是应该修改的,但是因为没有实施,所以危害还不是那么明显。

“法学研究最重要的素材就是司法判例,但我们现在司法判决的质量普遍很低。虽然司法改革的一个内容就是希望提高判决书的质量,目前也有所提高,但各地水平参差不齐,总体质量还是很低,八股文风非常严重。”

记:我国宪法学的研究现状如何?

张:总体上我觉得宪法学的研究,跟其他国家尤其是跟美国相比落后很多。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学者学术水平的局限,因为以前大部分学者都是在国内接受训练,而以前的法学教育水平就这么高,这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中国目前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法学研究的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立法比以前大大增多,法治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提高得不多,尤其体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以给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惑。有些学科相对好一些,比如民法、经济法、商法,包括刑法,因为他们有一些实际的素材,尽管这些素材也是有问题的。

法学研究最重要的素材就是司法判例,但我们现在司法判决的质量普遍很低。虽然司法改革的一个内容就是希望提高判决书的质量,目前也有所提高,但各地水平参差不齐,总体质量还是很低,八股文风非常严重。这样一来,就给法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像美国的法学论文基本上是以某一个判例为起点,对它加以评判阐述。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就会造成从条文到条文,实质性的研究较少,而且局限在比较浅层次的水平上,简单重复研究、热点问题一窝蜂的现象很普遍。这就是总体上法学研究的状况。

宪法学更是如此。别的学科问题是判例水平高低,而宪法学根本就没有。原先一例绝无仅有的“齐玉苓案”,后来还被废止了,所以现在就是零,完全没有。当然我们还可以讨论外国宪法学,但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必然就会受限制。我们目前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以外国宪法为参照系,讨论同样的问题。比如土地征收,国外怎么处理这类问题,然后我们来考察中国的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两相对比探讨中国今后该怎么做。但这样的方式也可能存在问题,别的学者会说你不能把外国的东西直接用到中国来,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但中国宪法学现在有什么可以拿来研究呢?中国宪法只有事件、事例,从来没有判例,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理性,根据人们普遍的行为规律来探讨如何解决宪法当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别人吃面包,我们吃米饭,但是都得吃东西,这是共同的,对不对?在很多地方,人们的行为都是遵循一种共性,所以说西方宪法当中的一些制度还是可以参照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这种讨论一般不可能非常深入,但还是有价值的,我觉得比那些单纯的生搬硬套中国宪法条文有价值的多,当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说,一方面是法学研究的低层次导致我们法治的低水平;反过来,法制的低水平又局限了法学的研究。怎么样打破这种局限呢?我想两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合作。比如我们作为法学的学者应当推进法学教育和法治发展,从而提高判决书的质量;反过来,判决书说理更加充分,质量更高,也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素材。这样我们的法治和法学才能进入良性的循环。■

第2篇：宪法制定权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宪法强制性义福利性义务公民权利国家权利

有学者认为:“似乎除了造成误解之外，宪法的公民义务条款发挥不了任何法律作用。目前绝大多数教科书也都侧重于阐述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是如何重要，而疏于从规范科学的角度分析其法律上的功用。本文站在尊重实定宪法的立场上，强调法解释学的研究进路，力图挖掘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条款所能具有的一些合乎立宪主义精神的法律作用。

一、宪法中公民义务的两类典型

近现代宪法规定的种种公民义务，有两类义务较为普遍:古典的强制性义务与现代的福利性义务。

1、古典的强制性义务

所谓强制性义务，是指在近代自由主义之消极国家观的理念下，公民对国家承担的具有浓烈的强制色彩的义务。到了现代，这类义务依然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具体而言，强制性义务一般即指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强制性义务的特征在于它是公民对国家的纯粹性付出。诚然，从根本上说，公民纳税或服兵役的目的在于让国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但纳税或服兵役义务与享受秩序安宁等权利在内容上是不同的;在时间上，义务的履行与权利的享受也是分开的。从实际履行义务的主体来看，强制性义务可由某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单独履行完成，而无需他人、社会或者国家的协助。

2、现代的福利性义务

所谓福利性义务，是指在现代社会福利主义之积极国家观的理念下，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些新的义务。具体而言，福利性义务主要包括受教育、劳动(工作)的义务等。20世纪前，没有宪法规定受教育义务或者劳动义务。与强制性义务相比，福利性义务的特征在于它是公民对国家的受益性付出，因为它是公民在接受福利国家提供的、在夜警国家看来是额外好处的同时所承担的责任。而且，受教育、劳动同时又是公民的权利，所以履行义务与享受权利在内容上具有同一性，在时间上具有共时性。从义务得以实际履行的主体来看，福利性义务事实上很难靠某一个公民单独履行完成，而是需要他人、社会以及国家提供必要的条件才能实现。

二、强制性义务的法律作用

1、限制公民权利与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作用

宪法在强调私有财产保障的同时又规定纳税义务，这构成一种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规定服兵役义务，构成对公民人身自由乃至信仰自由的限制。因此有学者提出，宪法规定公民义务，“为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宪法支持”。公民的基本义务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国家，基本义务是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克减的正当性要求。……基本权利的行使需要有一定的界限，而基本义务只不过是给基本权利划了一道不能逾越的边界。然而，限制公民权利，并非宪法规定强制性义务的唯一目的。

纵观各国宪法不难发现，宪法对于强制性义务的规定，大多带有限定语。最普遍的情形是在义务前面加上“依法律”这一定语—公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有“依法律”服兵役的义务。据笔者统计，当今世界有52部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其中带有“依法律”这一定语的有37部，占71%;有71部宪法规定了服兵役义务，其中带有“依法律”这一定语的有52部，占73%。于纳税义务而言，少数宪法还加有其他定语，例如墨西哥宪法(1917)第31条第4项、西班牙宪法(1978)第31条第1款规定了“公平纳税”的义务。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宪法对强制性义务的规定，绝不仅仅在于宣告公民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它还表达了一些别的意思。下文以纳税义务为例细述。

“依法律纳税”即“不依法律，不纳税”、“法律无明文规定不征税”，从理论上讲，就是税收法律主义。该原则滥筋于1215年英国自由大第12条，可谓税收法律主义奠定基础。青柳幸一指出:“在历史上，纳税义务与税收法律主义原则的成立，构成一体的两面。“依法律纳税”中的“法律”是“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位原则意义之‘法律”，0税收法律主义要求纳税义务的设定，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予以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为之。具体而言，有关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纳税期间、免税范围等事项均得由代议机关制定税法予以明确，行政机关只能根据税法制定普遍性的实施细则，否则即是违宪，公民可以拒绝服从。申言之，公民依据宪法有“不依法律，不必纳税”的权利。有些宪法对于纳税义务还规定了税收公平原则，即要求法律在设定纳税义务时，要贯彻公平原则:一方面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承担纳税义务，不应有特权的存在，这是形式公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每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有所不同，各人承担的具体税额不应一刀切，而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例，这是实质公平的要求。同理，服兵役义务也同时带有法律保留原则，不依法律，不得征兵。

总之，纳税义务不仅限制公民私有财权，还要防止国家权力任意侵犯私有财产;服兵役义务不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也要防止国家权力任意侵犯人身自由。因此笔者认为，宪法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具有双重法律作用:一方面固然限制了公民权利，确立了公民责任，另一方面也同时控制了国家权力(法律保留规定主要控制的是行政权)。

2、控制国家权力应是主要作用

但仅有以上的“两点论”认识还不够，两点之中还有个重点的问题。

施米特指出，只有当宪法中的基本义务受到限制时，它们才能成为实在法意义上的义务，原则上不受限制的义务是与法治国的理念背道而驰的，因此，每项基本义务都只能“依照法律”予以确定，法律限定了义务的前提和内容。问墨西哥宪法(1917)第5条第2款规定，服兵役等公共服务属于义务性质，但须依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为之。巴西宪法(1969)第153条第2款更是作出一项概括性的规定:非依法律，不得赋予任何人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从人权保障的立场来看，强制性义务宣告公民义务、限制公民权力的作用不是主要的，主要作用在于规定义务的法律保留原则—这是对国家课以义务(对于纳税义务而言，还规定了税收公平原则—这也是对国家课以义务)。黄俊杰教授说，宪法规定公民依法纳税的义务，此“纳税之性质，是对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故非依合宪法律不得为之，用以表明维护基本权利是制定宪法之最重要目的。’，切李念祖教授甚至认为，“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这一条“规定的是人民的权利而非人民的义务”，人民可援用该条作为保障权利的依据，“对于违反税收法律主义的租税行政命令或租税行政处分，主张其为违法或违宪以谋救济。’，阁这种“义务否定论”过于偏激了。我们不否定宪法规定了公民义务，但应从立宪主义立场来解读。宪法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强制性的公民义务，是出于维持国家这一公民生活共同体的安全和运转之必要。这些义务本身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保证公民权利得以更好地实现。在规定公民义务的同时又防范政府借实施这些义务之机侵犯人权，这进一步体现出人权保障乃宪法的基本精神和根本价值。所以，宪法中强制性义务规定更重要的法律作用应当定位于控制国家权力—这就是强制性义务法律作用问题上的“重点论”。

以上认识还使我们看到，宪法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不仅在于授权性规范，也不仅在于基本权利规范;宪法作为控权的根本法、人权保障的根本法，即使是在规定公民义务之时，也履行着控权的使命。宪法作为“高级法”，其基本含义就是控制普通法律的法律—“法律的法律”;那么，宪法中的公民义务也应该具备“高级法”的作用，是一种“高级义务”、“义务的义务”—控制普通法律义务的义务，强制性义务实际上赋予了公民“不依法律，则无义务”的权利。

三、福利性义务的法律作用

1、控权功能相对弱化

与强制性义务相比，宪法对福利性义务的规定，很少加有“依法律”的定语，当今世界有41部宪法规定了“依法律”受教育(以及父母教育子女)的义务。，其中带有法律保留规定的只有12部，占29%，如墨西哥宪法(1917)第31条第1项、日本宪法(1946)第26条第2款、韩国宪法(1987)第31条第2,6款，以及索马里宪法(1960)第31条第2款、尼加拉瓜宪法(1986)第73条第2款，等。对劳动义务附加法律保留规定的宪法就更少:在35部规定有劳动义务的宪法中，只有5部宪法带有“依法律”的定语，占14%，典型如韩国宪法(1987)第32条第2款:“全体国民均有劳动的义务。国家按民主原则，用法律规定劳动义务的内容和条件。”

笔者认为，福利性义务带有法律保留规定的情况大大少于强制性义务这一现象的规范意义在于，福利性义务没有强制性义务那样强烈的控权作用。因为福利性义务同时也是权利，是一种受益性付出，这种性质决定其不需要像纯粹性付出(强制性义务)那样予以严格限制。但就受教育义务与劳动义务相比而言，前者带有的控权功能又大于后者，因为一般来说，受教育义务的强制性大于劳动义务。对受教育义务而言，学龄儿童接受教育是必须要执行的义务内容，这是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但对劳动义务而言，参加劳动绝非必须执行的内容，相反，现代社会反对强制劳动，作为福利性义务的劳动义务的意义在于如果国家提供了劳动就业机会，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却拒绝以劳动谋生，国家就没有保障其生存权的责任。可见，劳动义务的强制性不是直接的，因而是很弱的。

第3篇：宪法制定权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初次分配

卡尔．施米特在其《宪法学说》中将宪法划分为绝对的宪法概念与相对的宪法概念进行研究，本文在承认上述观点的前提下，将对宪法概念的理解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与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并存的基础上。

一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卡尔．施米特的《宪法学况》中认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首先是可以只具体的、与每现存政治统一体一‘道给定的具体生存方式”，”第一层含义：宪法一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统一陛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的整体状态”，”第二层含义：宪法一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第三层含义：宪法=政治统一体的动态生成原则”。在本文理解，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是超越了一切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局限性的，对于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正如刘茂林教授对于宪法的理解与界定”宪法乃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刘茂林教授认为，宪法应该是从人类诞生的那天就随之诞生的，并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国家消灭的那天也不会消火，同时宪法应是跳脱出”国家”的历史局限性，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法。因此，本文认为，刘茂林教授的观点正是从经济、政治形态和文化的历史范畴中解放出来的，不因各种因素的改变和改变的、稳定的、绝对意义上宪法概念。

二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

本文对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理解为，它是绝对意义上的宪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对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界定也会因不同历史阶段、地域文化的影响以及各学者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而呈现出多样性。

本文之所以主张对宪法概念的研究应建立在绝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与相对意义七的宪法概念并存的基础之上，是因为仅仪对绝对意义上的宪法进行界定存在其缺陷：绝埘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使得它无限扩张了以宪法概念为实际指导的宪法条文所应规定的范畴，我们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从整体上看问题的同时，又要注重对阶段上的、具体的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相对意义上对于宪法概念做出界定，而这里的相对意义是指在现代社会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尤其又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地域、文化上的局限范围为基础。

(一)我国宪法发展的实际状况

在宪法的内涵演变上，不管是古代宪法、近代宪法、现代宪法或政治概念阶段，法律性概念阶段和立宽体制代名的划分，宪法的内涵发展到今天，已经由专制社会里的政治概念发展到如今的要求体现民主、自由以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时代精神。任何法律都是时代的主流精神、观念的反映，这点足我们无呵辩驳的。

但具体分析我国的历史、文化情况：当然，在我围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自由、权利意识的却是日益增强，不过对于经历过的中国，也许是深受文化火革命之苦，人们对于当年在政治口号煽动下做出的疯狂行为感到荒唐或不可思议，而留下的后遗症是，人们对政治口号的反感与不屑，同时，任何东西旦与政治口弓挂上勾，便不再受到人们该有的重。我国的宪法发展到今天，仍被许多人冠以“政治口号”的又衔，这不得不值得找们深思，而在界定宪法概念时也应对此加以重视：现如今的情况是，法律的权威性，只有当所制定出的法律能够切实的以强制力加以保障实施时，才能得到大众的承认，宪法也不例外。而如何使宪法制定后能够很好的得以贯彻实施，本文认为，应该对宪法应该规定调整的范围做出个清晰的界定，以通过限制宪法的适用范围确保其法律效力，而这就要求指导其规定的宪法概念在宪法的调整对象上有着进一步清晰的表述。

(二)宪法调整对象的进一步清晰化

基于上述宪法内涵的演变，宪法所要调整与规范的对象也口趋摆脱传统概念阶级性的束缚，而走向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或以二者为统一体的社会权利、立政关系上来，有许多学者已经将宪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如”宪法是分配社会权利并规范其运用行为的根本法”的观点，这里的社会权利实际上是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统一于一个整体，强调了二者的统一性。

但是，对于这样的界定，本文认为它并没看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分配过程中的重复性，也即分配中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宪法中规定国家的性质及政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经济文化制度及各种国家机关的设置及权限，而通过这些内容使国家权力在社会中得到最初的配置，初次分配只是从宏观上把握权力这种资源，并作总体上的配置，而不涉及该权力在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具体运作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就可以看成是权利的初次分配，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是保障基本人权实现最主要的途径，而公民具体权利的享有、实现以及救济措施，只能南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律加以规定。

(三)宪法概念的界定及宪法属性的进一步探讨

对于宪法是否为根本法的认识上，由于宪法调整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初次分配，其他法律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分配，因此其他法律必须以宪法的初次分配为基础，没有初次分配的授权，再分配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们晓的，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母法”，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任何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也就有了依据，这就是宪法根本法属性的体现。

但是同时，有些学者对于宪法是部门法的观点本文也存一定程度上赞同，这里学者认为宪法是部门法，是法的组成部分，并不与宪法是根本法相矛盾，他认为，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才是根本法，嫌犯具仃和其他部门法相同的共性，即都有作为法所享有的特征：由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国家意志性的，规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社会规范。

第4篇：宪法制定权论文范文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能否谈谈求学的经历，包括上大学之前当兵的经历？

齐树洁（以下简称“齐”）：我高中就读于泉州一中。读高中期间，1972年11月征兵时报名参军，应征入伍，自称“投笔从戎”。那时从厦门出发，坐了10天9夜的军用列车到乌鲁木齐，分配在新疆军区某部队服役。1978年4月退伍，退伍后三个月，便参加当年的高考。当时报考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结果却被法律系录取。后来才得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是人民大学在期间合并过来的。“”结束后，人民大学要复办。我如果被新闻专业录取，那么就应该到人民大学读书。由于法律专业当时属于绝密专业，北大招生的老师认为我政治条件好，于是便把我调剂到法律系。

记：部队的生活对您影响也很大吧？

齐：在部队的五年是十分艰苦的，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当初在部队的艰苦锻炼，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部队里强调的是对意志力的训练，不论什么样的天气，每天早上起来进行体能训练。冬天里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在野外爬冰卧雪一整天是常有的事，很多人嘴巴都冻歪了。有时连续一个月不洗澡，一两个月没有青菜吃。现在想想当时的艰苦生活，能够在戈壁滩上坚持五年多，完全依靠坚强意志和青春热血。

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您是如何坚持学习的？

齐：我一直坚持写日记，坚持学英语。当时我担任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每天熄灯以后，以编黑板报的名义坚持学习一小时。主要是背一本英文字典，虽然那本字典里面就只有5000个单词，但我反复背诵，直到滚瓜烂熟的地步。我一个人苦读英语，战友们觉得很好笑。但是我还是坚持学，认为以后一定有机会用得上。因为在部队期间坚持自学，当兵五年，我觉得知识量扩大了很多。

记：您那届那么多出色的老师和同学，谁对您影响比较大，或者印象比较深刻？

齐： 当年北京大学有很多传统是很好的。比如各系教师会到宿舍和学生谈话，了解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与烦恼。梁西教授曾到我宿舍和我谈话，我告诉他说我喜欢中文，对法律不感兴趣。他鼓励我说，你喜欢中文读法律也是大有作为的，法律是综合性学科，文学能够对你学习法律有很大的助益。他当年的那番话使我非常感动，很受鼓舞。还有件事情，我由于部队锻炼的因素，冬天床上就只铺了一张草席。学校的后勤部门来巡视，发现这个同学很异常，这么冷的天怎么只铺一层草席呢？我当时不在宿舍。同学就开玩笑说这个同学家里很穷，买不起褥子。于是后勤部门就给我做了一床草垫铺在上面。我得知后很感动。一些很小的细节能够体现一个大学最内在的精髓。我工作以后，有了自己的学生以后，北大的很多传统我都继承发扬了下来。比如，我坚持给自己的学生送贺卡，鼓励他们努力学习，送了二十多年，始终没有间断。

记：您到厦门大学就开始从事民事诉讼法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了吗？

齐：我来厦门大学时，法律系还没有开设民事诉讼法课，我是第一个讲这门课的教师。但我将民事诉讼法作为教学和研究方向完全是出于偶然的。1983年2月，我到司法部办的全国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进修了一个学期，回来后上课，教当时厦门大学法律系复办后的第一届学生（1980级）。现在我成为厦大法学院资历最老的在职教师了。

“我觉得研究民事诉讼法不能拘束于诉讼制度本身，要跳出诉讼法来研究，就像那句古诗说的――功夫在诗外。如果研究什么就关注什么容易导致视野不开阔，领域很狭窄。”

记：您觉得在您的专业领域内有什么样的基本观点？

齐：我觉得研究民事诉讼法不能局限于诉讼制度本身，要跳出诉讼法研究诉讼法，就像有句古诗说的――功夫在诗外。视野要开阔，如果研究什么就只关注什么，就很容易导致视野不开阔，领域很狭窄。我这几年的研究覆盖了大量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制度，如调解、仲裁、执行等。我的研究特点是注重实践，组织学生每年至少进行两次调研，调研后组织学生写书。这些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2002年出版的《英国证据法》。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大使馆还专门发来贺信庆祝该书的出版。

按照高校的学术评估机制，学校看中的是写文章，。虽然我出了很多书，但是由于个人发表的论文比较少，影响到了我现在的教授级别。组织学生写书虽然并不迎合当今的学术评估机制，但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记：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您如何评价中国当下司法制度的改革？

齐：现在很多学者对西方了解多，对中国国情了解得少。包括高层的决策人士，他们很少在基层生活过，不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也不了解百姓的想法。总结前段的司法改革，我认为确实有些措施脱离国情、脱离民众、脱离法律。比如，最典型的是证据制度改革，举证时限、对抗制、证据交换等，这些制度在西方社会可以运作，在中国运作却没有土壤。

我认为，司法改革应该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外国经验，并且要节约司法资源，发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几年来，我做了很多工作是关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2004年-2005年，我作为厦门市立法顾问，参与制定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第一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地方立法。这是一种地方性立法开创性的表现，为全国很多地区提供了样本。

记：当下，我国很多法院将调解作为一种指标，强调调解优先，您对此有何看法？

齐：在社会转型期间，各种纠纷数量激增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将调解优先作为一种法院的司法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你可以到东莞看看，这个小地方一年七八万个案件，只有几百个法官，有的法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年要审理1000多个案件。在法官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若不采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强调调解，不强调依靠诉讼外机制和社会力量来协助解决纠纷，法院就无法承受案件压力，纠纷就无法及时得到解决。不仅是在中国，在英国与美国也强调尽可能地避免诉讼。1995年英国的司法改革提出，在纠纷发生后，应尽可能避免诉讼。

记：诉讼对法治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成熟的法治国家，已经经历过了一个法治成熟的过程。而在中国强调尽量减少诉讼是否不大合适？

齐：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但从现阶段中国的情况来看，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基层社会，西方的这套制度在中国无法适应，无法正常运作。任何一个制度的引进都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不能机械地移植。中国受很多现实情况的制约，不具备推行现代司法制度的条件。我们没有“三权分立”，也没有“司法独立”，怎么能推行西方式的现代司法制度呢？尽管法律规定要法官独立审判，但我们现在法院有审委会制度，有党政的领导，有政法委的协调，法官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审判。

“现代司法制度是否就是西方引进的那一套制度，而中国一些传统的制度就一定要抛弃呢？现在看来则不是这样的，很多风俗习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也要尊重，不能简单非此即彼地评价其就是落后的、违法的。”

记：您认为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齐：我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我比较强调全局性、整体性，并且还要注重配套措施建设。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司法改革法，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司法改革机构。国家应该授权一个统一的机关来进行全国的司法改革，应该建立一个全国司法改革委员会，公布统一的司法改革纲领。目前的司法改革缺乏民众的参与与支持，司法改革方案总是脱离群众。我认为所有的改革方案应当在网上，鼓励民众参与讨论并征求民众的意见。在研究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民众的意见。

记：如果一些建议违背了法治的基本理念并且呼声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司法改革应该要怎样做呢？

齐：以香港为例，2000年开始实行民事司法改革，成立领导小组，并在网上各种资讯文件。在它改革之前，英国已经改革了，如果香港模仿英国进行改革那不是更简便？可是香港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断坚持听取民众意见，充分了解民情，民众反对的就不做。从2000年一直到2009年4月才正式推行新的司法改革方案，那么长时间有条不紊地推行，让民众能够慢慢接受、认同。我们习惯于在很小范围内开几个座谈会就代替民情民意，民众无法看到司法改革的纲要，不知道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各个阶段目标是什么。司法改革一定要跳出诉讼制度的局限，宏观地考虑，周密地部署，否则没法解决如此众多复杂的问题。

记：河南省高院走进农村很大原因是案件量不大，如果换成厦门的思明区法院，法官走向基层，案件就有可能办不过来，这样会不会造成司法体制的二元化？

齐：比如，外国的很多简易法院或初级法院相当于我们农村的派出法庭，他们的法官不需大学本科毕业，不需要通过司法考试，法官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风俗习惯。通过这几年调查发现，很多基层法官告诉我，去民间调解纠纷，用当地方言讲情理，讲风俗习惯，当事人可以接受，效果比较好。相反地，如果用普通话讲法律，他们会抵触。用方言讲情理与风俗习惯的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法官，他们不是院校毕业的，他们用情理解决纠纷却处理得更好，这就是现在基层司法的现状。农村的司法应与城市的有所不同，对农村司法队伍的建设应该从实际出发。

记：当前，我国法院设立了一些上访部门，很多当事人在判决后通过上访途径来解决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

齐：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现象，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这一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民众比较相信党政机关，他们去党政机关申诉，要求法院改判处理，这样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当前可看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环节，它也可以解决一部分纠纷，但它对司法权威产生了损害。目前法院待解决的很多纠纷，是法院没能力解决，又被迫通过审判的形式去解决的问题。比如征地拆迁问题，这是政府行为，法院受制于政府，老百姓不能接受法院的判决就通过的途径大量上访。

我这几年做了大量调研，这期间有些观念也在转变。以2001年为例，当时一直在强调建立现代司法制度。那么，现代司法制度是否就是西方引进的那一套制度，而中国一些传统的制度就一定要抛弃呢？现在看来则不是这样的，很多风俗习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也要尊重，不能简单非此即彼地评价其就是落后的、违法的。

“如果大家都只考虑个人利益，国家很难发展，国家要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愿意为她做出牺牲，不计较个人得失。”

记：您认为现在学术界是否存在浮躁的情况？

齐：总体上来说，1990年代末大学扩招以后，学生整体素质在下降。另外，大学新校区的建设也阻塞了学生与老师的交流，学习完全靠学生的自觉，缺乏老师的引导。这两个因素是导致整个高校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学术总体上是浮躁的，很少有学者能够真正走入社会去调查问题、研究问题，现在的学术研究现状要求我们要有牺牲与奉献精神。如果大家都只考虑个人利益，国家很难发展，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批人愿意为国家的事业做出牺牲，不去计较个人得失。

记：在您看来，学术界当前的情况是否由于评估体系造成的？

齐：是的，很多评估体系是行政性的评估体系而非学术性的评估。每年的高校评估要花许多时间，很多学者为了拿到课题就去造假，就去“找关系”，为了课题而研究，而非为了问题而研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那么多评估体制；抗战时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反而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培养出来了那么多的大师。

记：您觉得当今中国学术研究的自由程度如何？

齐：总的来看，我认为还是自由的。我组织编写《美国司法制度》，对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进行评价，研究都还是很自由的，只是有些底线不可触动。比如维护宪法和党的领导，这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外国的律师、法官也有自己的底线。他们的法官、律师职业道德的第一条就是要拥护宪法。法官、律师都必须宣誓捍卫宪法和法律，不能反对宪法，不能批判宪法。

记：您对现在的青年学子有哪些建议？

齐：青年学子要立志为国家做贡献，要树立奉献精神，要做出大成就一定要有牺牲精神。法学院的学生要有开阔的视野，广泛阅读，不能只看法律的书，要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经济、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书籍。同时，不能只满足于理论的学习，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齐树洁：

河北武安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民事诉讼法、外国民商法、证据法、仲裁法、司法改革的教学及研究。曾被评为厦门大学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厦门大学教学名师，厦门市劳动模范，厦门市优秀律师，全国优秀仲裁员。现为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司法评论》主编，《司法改革论评》主编，《仲裁研究》学术顾问。

主要著作及论文：

第5篇：宪法制定权论文范文

关键词：宪法学，研究方法，中国宪法问题，实践

近期以来，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成了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i]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学科成长的体现，研究方法的成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反之，研究方法的滞后也会对学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宪法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是目前中国宪法学界的研究方法还远远没有真正成熟。基于此，本文在对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主张以中国宪法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模式。以期对宪法学界同仁的研究有些微助益。[ii]

一、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

（一）第一代宪法学教材对研究方法的探讨[iii]

1982年宪法的修改通过迎来了宪法学研究的春天，一些宪法学教材和普法性质的宪法读物相继出现，[iv]1985年10月份在贵阳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标志着宪法学人开始有一个正式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自己编写的教材、专著或者论文中所提及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阶级分析方法；[v]2、历史分析方法；3、比较分析方法；[vi]4、系统分析方法；5、理论联系实际方法。[vii]

从学者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方法的自觉意识开始萌芽，不同的教材都提及了研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如学者们自己所言，其所论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是当时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宪法学研究方法还没有与法理学及一般部门法有根本区别；方法与教材内容联系不大，相互脱节，方法与内容是两张皮；对宪法进行注释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等。

（二）第二代教材及论文对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探讨[viii]

如果说第一代宪法学者开启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伟大航程，第二代宪法学人则开辟了不同的航线，其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方法论自觉性也大大增强。[ix]宪法学人所运用的方法举其要，有以下几种：

1、用法权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x]2、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的经济分析和经济宪法学。[xi]3、规范宪法学的方法。[xii]4、宪法哲学的方法。[xiii]5、宪法解释学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xiv]6、宪法社会学方法。[xv]7、宪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xvi]8、宪法学研究的逻辑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xvii]

方法的多元与流派化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宪法学研究开始进步的体现。宪法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忌讳的是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方法、一种立场。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有少许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认为宪法学者在确立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至少要考虑如下因素：什么是研究方法？何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注意那些问题等？以下分述之。

二，什么是研究方法

所谓研究方法是指在探讨问题或社会现象时所持的立场基础和方式方法手段的总和。方法是有层次的，一般而言，方法有方法论和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xviii]方法论基础是本，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是末。方法论基础决定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的运用，而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又为一定的方法论立场服务。学者在论及方法时要意识到自己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探讨方法的，否则讨论就会失去共同的话语平台。

本文认为法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个层次：

（1）方法论：哲学基础、逻辑、范式、价值、客观性；

（2）普通方法：历史分析、比较研究、规范分析、阶级（本质）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法等；

（3）具体方法：方法手段如：问卷、访问法、观察法、计算机技术、统计分析、利益衡量、价值补充、漏洞补充、文献研究等具体方法

宪法学是法学学科分支之一，宪法学研究方法要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上述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在一般意义上也适用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宪法学包括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前者主要运用方法论进行研究，[xix]后者主要用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具体方法的运用。一般而言，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与政治哲学、逻辑、价值取向连在一起。作为普通方法的传统注释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宪法的政治哲学基础，其实宪法学研究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即你的立场是什么？一定的政治哲学观念、立场又指导对宪法本质、基本价值、范畴等的看法。因此，规范分析等具体方法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宪法学方法不太注重规范分析等普通方法的运用，而过多关注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而规范分析又是宪法学研究之特色的体现，这样离开规范分析，只注重政治哲学基础的研究方法就很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中。因此，方法的融合才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偏见”。

三、什么是宪法学研究方法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宪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宪法学研究方法有一般研究方法的共性，更有宪法学学科特性，其特性是由宪法现象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宪法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于其他学科所要面对的问题决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上，在比较中体现其方法特性。

（一）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主要从法的一般规律出发来研究法这一社会现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围绕法的产生、运行、变更、存废等而展开，宪法是法的一种，也有一般法的特性，但宪法是高级法，其特性也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与一般法的研究方法有区别。因此，把法特别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宪法学中是不可取，因为这种做法只是看到宪法的法的维度，而没有看到宪法“宪”的维度，而“宪”的维度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在。

宪法学研究方法是以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方法具体运用的不同方式，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学者总结宪法现象主要有以下四大要素：1、宪法规范；2、宪法意识；3、宪法制度；4、宪法关系。[xx]这种总结当然非常有道理，但是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上述四大要素其本质是围绕个人自由、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力“三位一体”而展开的，宪法就是在上述三者之间划定界限，达到“定分止争”之目的。法的一般研究方法只有用来分析如何控制、规范、保障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时，这时法的一般研究方法运用到宪法学中才有意义，如果法理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用来研究宪法现象及其本质规律，只是简单的“嫁接”，则对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就不大，而这个“转化”要多年的功力，特别要在对宪法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完成，否则一般的法理学研究方法对于解释宪法现象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宪法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宪法学是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中国传统上，这两个学科没有明显的界限，研究方法也没有分野，[xxi]近些年，学术界又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认为一个学科的成熟是它与相关学科越来越远，因此，宪法学研究要远离政治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因为事实上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一个学科与相关学科既远又近，说远，是指一个学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学科话语系统，说近，是指一个学科会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不断完善自己，在交叉中获得发展。宪法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不是平行线，他们之间有“交集”。

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要直面政治问题，[xxii]宪法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离开政治问题就没有宪法存在的价值，关键是宪法学者主动或者被动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如果像“”时期中国情景那样，学者对政治声音只能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这种宪法学术完全依附于政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今天宪法学的部分学者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以为宪法学研究方法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宪法学研究与政治、政治学的分野，我们以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宪法政治现象，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共同的对象是国家，是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规范、保障等的研究，宪法学的研究离不开政治和政治学，这是宪法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只是要以宪法学的方法和立场研究政治问题罢了，而不是说宪法学研究可以回避政治问题。

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类似，特别是政治哲学与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有极大的一致性，因此，宪法学研究方法离不开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但是，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毕竟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又要反对宪法学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混同。

（三）宪法学研究方法与宪法解释方法

一般学者在论及宪法研究方法时可能会混淆二者的界限，我们认为宪法解释方法与宪法学研究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是在解释宪法时所用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解决宪法适用中的问题，属于实用宪法学的范畴。宪法解释方法其实是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进行解释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与宪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宪法解释方法限于对宪法及相关宪法性文本进行解释，而宪法学具体方法所涉及的有宪法文本，也有其他宪法现象。当然，由于宪法解释在司宪国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占去了宪法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因而部分学者把宪法解释学方法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民法学者在谈及方法时，其本质是民法解释学，甚至民法解释学就等同于法学方法论。[xxiii]因此，把宪法解释学看作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精粹，甚至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抽象的宪法和静态的宪法只有经过解释才可以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宪法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是宪法的生命所在，适用具体案件的宪法解释方法也是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生命所在。

但是，宪法解释方法毕竟不等同于宪法学研究方法，宪法学研究方法除了宪法解释方法外，还有方法论、其他普通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方法论是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这明显有别于作为实用宪法学方法的宪法解释方法。

四、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

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是指对中国宪法进行研究的方式方法总和。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当然要遵循法学及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及共通的方面，但是其研究对象毕竟是“中国”，而且是“当代中国”。因此，研究方法注定会有一些特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要坚持一般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要注意个性，本文不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方法类型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探讨在确立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的几个维度。

（一）要有问题意识，注意到宪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面向。[xxiv]研究方法其实只是说明或者研究具体问题的手段，中国宪法学所面对的是中国问题。目前宪法学界研究方法与内容、问题脱节的情况依然存在，问题意识还不够强。[xxv]学界纯粹谈方法，开了研讨会，也写作了不少研究宪法学方法的论文，但是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还是不够，少有运用自己所主张的方法写作、针对具体问题论述的专门著作。方法与自己的学术著作及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两张皮。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对宪法学界而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自己的专著或者论文中使用了方法来探讨问题，方法多元的格局自然会到来，如果硬要创造一些所谓的方法来，实在是不可取的。宪法学学术流派和学术良性争鸣的局面要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形成，对一个问题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论从历史、比较、逻辑、价值、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方法存在的地方和意义所在，而这种局面现今还远远没有形成。

方法要以问题为中心，问题是本，方法是末，在问题中体现方法、运用方法。笔者甚至设想，什么时候不谈方法了，在宪法学教材中也不论述方法了，[xxvi]而只是在教材论述中或者研究宪法具体问题时运用方法，这时宪法学研究才会真正成熟。

（二）要对中国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在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对中国宪法文本主要有两种大致相反的看法，一种研究者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宪法文本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基础，对宪法文本指责成分大于辩护，这种研究者本文称为宪法悲观主义者，宪法悲观主义者研究宪法主要以西方理念，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为理论基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侧重对宪法的原则、价值、民主、法治等宪法理念的研究，这种研究者在宪法学研究会中人数相对较少。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宪法本身是良好的、有其正当性基础，认为建设主要是一个现行宪法的实施问题，在贯彻实施中国宪法后所达致的就是状况，这种研究者是宪法乐观主义者，宪法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运用宪法解释方法对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坚持现行宪法，就能够逐步实现。

应该说，持上述两种宪法观的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中国宪法问题意识，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既不能建立在对中国现行宪法“妖魔化”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的基础上。既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的优点，也要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研究者要保持的适度理论张力。当然，正如斯密特所持的看法一样，宪法分为与宪律，宪法文本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的决定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决断的结果，研究者从自律的角度看，只能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宪法问题，这是学者所要注意的面向。

当然，理论上对中国宪法文本进行各种研究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研究也许是从批评或者建设的角度出发，也许是从合理性论证角度出发。本文主张要对宪法文本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不事先预设价值判断，只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进行客观评价，这是研究者确立中国宪法研究方法时所应持的态度。

（三）在研究方法运用时处理好宪法学研究中的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的关系，即世情与国情的关系。纠缠在宪法学研究者心中的“结”之一是宪法有没有普世性价值，如果有，则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性是什么关系？怎样理解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如果宪法没有普世性价值，则中国宪法价值观与西方宪法价值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否则会影响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使用。[xxvii]

主张宪法普世性价值者认为：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纵向范围是没有例外的。一般而言，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部分学者主张民主、个人自由、在民、权力的相互制约、法治、违宪审查等具有普世性价值，这些普世性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所谓的途径差异。而主张亚洲价值观的学者更愿意看到宪法价值的地区特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经验是不可以照搬的，主张中国宪法研究者要看到中国宪法所坚持的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宪法价值观的道路，他们更加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者的潜意识中，这种所谓西方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前述对中国宪法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其研究的前提预设是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的普世性价值有悖，其所持的是宪法的普世性价值观。而对中国宪法文本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可能更愿意看到中国宪法文本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对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和中国特色所持的理论倾向可能会影响到宪法学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持普世性价值观的学者在对中国宪法文本解释时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批判”，甚至不屑于所谓文本分析，这种学者的潜意识里是中国有宪法文本，但只是“名义”宪法，不是“实质”宪法。这种学者的知识背景主要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宪法价值观，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是更加注重对西方宪法的研究，并且相信西方宪法价值观可以在中国得到适用的。持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学者不承认宪法的“名义”与“实质”之分，认为中国现行宪法既是“名义”宪法，也是“实质”宪法，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区分的概念，认为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中国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注意中国宪法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侧重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性、正当性的诠释和理解运用，认为建设法治国家，只有在坚持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任何偏离现行宪法的改革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反对任何急剧变革宪法的思路。

其实，人的两面性决定了宪法价值观的两面性，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决定了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价值观的普世性。人在不同社会和历史状况的不同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宪法保护方式的特殊性。过分强调宪法的普世性价值会使问题简单化，看不到人的社会性差异的一面。过分强调宪法的中国特色则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中的共通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规制方式的一致性。因此，既要看到宪法的普世性价值，又要看到普世性价值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途径的不同。因此，我们不可以照搬西方的制度，也不可以拒斥其成熟的经验，既要看到中国的特色，也要看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他国法律趋同化趋势。[xxviii]把普世性价值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既注意到宪法的普遍性原则，又看到宪法原则的具体实现途径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方法，否则在研究方法的取舍上就会迷失方向。

（四）正确处理“时差”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也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中国宪法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也存在“时差”，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法治观念、民主实践、宪法观念、宪法原则、宪法文本、宪法的司法适用等。西方国家近代宪法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是要认真考量的。由于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存在“时差”，当代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实践，主义的背景和前提更是应当研究的重点，即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如何达致等难题。当然中国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种“时差”，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宪法诸如控制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司法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语境是把中国看作成熟的国家，把中国宪法文本无限美化，其研究的中国宪法问题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宪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证明和论证，这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对宪法问题的看法势必会“水土不服”。同时，在对宪法所研究的问题取舍方面，比较注重“前沿”问题，其实有些宪法问题即使在当代西方也存在重大的观点分歧，这种“前沿”问题对中国宪法研究的实践意义不大，我们主张当代中国宪法研究的重心还是宪法基础理论和主义的背景，这是确立当代中国宪法研究方法的务实态度。

在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时，对当下中国宪法所处的世界革局中的“位置”是要牢记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注意到研究问题的“语境”，才不会照搬西方宪法学话语，其实西方理论有自己的言说语境，离开具体的语境而论述宪法问题是很难对解决中国宪法问题有所帮助的。只有认识到“时差”，才会意识并且发现当代中国宪法学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其研究才会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就会超越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其所研究的就不是“中国宪法问题”。

当然，在看到“时差”的同时，研究中国宪法时也要考虑到目前中国宪法与世界他国宪法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即除了历时性的差异外，也有一些“接轨”的共时性问题，这也是确立研究方法时要认真考虑的，我们反对走极端的偏见。

（五）要注意到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难题在于实践的亏缺。宪法与法律一样，其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或者很少有违宪审查实践，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违宪审查的案件，只有少数宪法“事例”。因此，学者研究的“题材”少，年轻学者或者海外归国人员只好在研究中引用大量外国宪法案例，这种研究对于了解外国宪法的运用和理解其宪法原则、精神、价值、制度等方面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其研究不“发现”外国宪法与中国宪法的“对接”点所在，则实用价值也不大，毕竟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论述外国宪法时引经据典，鸿篇巨制，而中国宪法教材或论文在论述中国宪法问题时则显得相对较“空”。这样，宪法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就到了瓶颈阶段，这是目前所谓方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研究西方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要从西方宪法中提炼对中国宪法发展有价值的原则和经验。另一方面，学者在价值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同时，应当用更多和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以宪法理念为指导去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和一切事，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唯一源泉。

注释：

[i]比如在2004年度，中国宪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杭州联合举办了“宪法学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研讨会”。另外也有就宪法研究方法进行探讨的专业论文，部分论文在下文会提及。

[ii]中国研究宪法的学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以宪法学研究会为标准，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在本文被当作一个群体对待。另外一部分学者也研究宪法及宪法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宪法学研究会，这一部分学者主要以自由主义学说或者其他学说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对宪法问题进行更加宽泛的研究。当然，对研究宪法的学者进行的这种界分是不精确的、粗线条的，宪法学研究会中的宪法学者也有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理论基础进行宪法学研究的，而宪法学会外的研究者包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有观点上的分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规范研究。本文所探讨的方法及其反思主要是针对参加宪法学研究会的学者而言。

[iii]这里所举主要是第一届宪法学研究会干事会及其领导机构成员所编写的教材及专著、论文的观点。

[iv]1982年到2002年宪法学教材索引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7——959页。

[v]参见张光博主编：《宪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光博著：《法辩》，2002年征求意见稿等。

[vi]参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吴教授较早提出了阶级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对照与联系实际四种方法。

[vii]参见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许教授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本质分析方法的一种。

[viii]本文所谓第二代宪法学人的著作主要是指第一代学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第子们所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等。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当时在读或者后来毕业的博士和硕士。当然在中国参加宪法学研究会并且对宪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者绝不仅仅限于上述高校的老师与学生，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外留学回来的宪法学者也对宪法学研究方法有贡献，因此，本文的划分是粗线条的。

[ix]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二代学者所编的宪法教材都有关于宪法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少数没有介绍研究方法的，比如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潘伟杰著：《宪法的理念与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

[x]参见童之伟：《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改造》，载《法学》1994年第9期。童之伟：《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xi]参见邹平学：《的经济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经济分析方法对研究的导入刍议》，《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赵世义：《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经济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世义：《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赵世义：《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等。

[xii]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以下。

[xiii]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郑贤君教授认为自己主张宪法哲学研究方法，并且有高度的自觉。也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学及其学科体系科学性的理论依据》，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江国华博士也对宪法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其博士学位论文就与宪法哲学有关，参见江国华：《宪法哲学批判》，载《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xiv]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该书导论部分，作者介绍了韩大元教授主张宪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同时韩教授还对宪法文本研究有很有兴趣，写过相关论文，参见“中国网”所载韩教授及其与学生合作的论文。

[xv]参见韩大元：《试论宪法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与方法》，《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xvi]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5页。

[xvii]莫纪宏教授所编教材提出了历史、逻辑、实证、价值、比较、哲学研究方法。参见莫纪宏主编：《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xviii]有学者认为方法有基本方法与具体方法之分，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著：《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也有学者认为方法有根本方法、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认为方法有方法论与普通方法、具体方法之分，宪法学者一般谈及的方法事实上都是具体方法，而很少从方法论角度谈及方法，方法论关涉到宪法的政治哲学或者其他理论基础，他决定学者的“立场”。有关方法论的书籍主要是政治哲学或者法理学、法解释学方面的，本文不一一提及。

[xix]一般而言，政治哲学是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当今宪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政治哲学基础，其中自由主义又因具体观点不同可分为形形的各种派别，除了上述三大派别外，其他如功利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等也是政治哲学的派别分支。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xx]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xxi]最先的政治学研究会和宪法学研究会没有分开，宪法学研究从属于政治学研究，第一界宪法学研究会成立后，宪法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开始在体制上分开。

[xxii]斯密特把宪法分为与宪律，前者主要是掌握制定宪法权力者，对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形式及属性，所作的政治决定。参见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7—18页。

[xxiii]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本书都以“法学方法论”命名，但是谈及的都是民法解释学的内容。

[xxiv]所谓注意中国问题面向的研究者主张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宪法学研究的根本，宪法学研究要注意不同的利益问题，人的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权力要尊重不同的利益，宪法的精神在于规范、控制、保障国家权力，以达致尊重人的利益和人权保障的最终目的，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用宪法来规制国家权力以达保障个人自由之目的是宪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其中违宪审查机制是制度性保障，因而是宪法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这种研究范式被称为“利益——权力”模式。其研究特点是把研究方法融入到所探讨的问题中，不具体讨论研究方法，但是运用了研究方法。探讨相关问题的论著参见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宪法的精神》，载王锴著：《公法论衡》（代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胡锦光著：《尊重利益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等。

[xxv]至于宪法学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和“范畴”、如何获得“问题”等，不是本文的主要探讨内容。

[xxvi]国外学者除日本外很少有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比如德国阿列克西是方法论大师，其名著《法律论证理论》探讨了方法，但是在其《宪法权利理论》（ATheoryofConstitutionalRights）一书中也没有专门探讨方法的章节，只是其研究过程中方法自觉性很强，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宪法学著作也很少有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在宪法学研究比大陆发达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探讨宪法学研究方法，参见台湾学者的宪法学论著如陈慈阳著：《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法治斌、董保城著：《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吴庚著：《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等。

第6篇：宪法制定权论文范文

一、依法治校的含义

我国的教育法学，大致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纵观这一段发展历史，很多的教育理论研究者，都对依法治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发表了诸多相关的论述，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和论文。那么，究竟何为“依法治校”呢？

1.依照宪法和法律

新华网在2014年4月6日发表的文章《十报告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新高度》中提出：“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从法源角度上分析，“依法治校”中的所依的“法”，首先必须与“依法治国”所依之法一样，必须是合宪之法，合法之法。

2.依照政策和规章制度

宪法和法律具有稳定的特点，而现实社会的情况却是瞬息万变的，因此，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的政策用于指导中学的办学，而依据宪法、法律的规定而制定的政策也是依法治校所要遵守的。同时，学校在宪法、法律的基础上，会根据本校的现实情况以及发展需要，制定一些属于本校的规章制度，而这些自治性的规范也是“依法治校”所要遵循的。

综上所述，依法治校就是学校的教职工在学校党政部门的领导下，依据宪法、法律、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校各类事务，对内确保各项办学活动的有序开展，对外维护全体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使学校的发展能够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二、中学依法治校存在的问题

依法治校是对封闭式的集权管理方式的变革，它改变了中学以往单纯依靠行政指令开展工作的状况，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部分学校的依法治校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法律法规系统不够健全，校内规章制度不够完善

截至目前，我国制定的包括《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在内的法律法规总共不到20部，而与中学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就更少了。其次，虽然所有中学都已经制定了关于本校的一些自治性规范章程，但是这些规章制度仍然不够完善，甚至有些规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缺乏法律依据。例如，近年来，因教师严重不负责而导致的中学生受侵害的案例日渐增多，但是学校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追究制度依然不够完善，因此，学校在这一类事件的处理上随意性较大；甚至有一些学校将学生的一些失当行为与开除相挂钩，学校凭借着本校的一纸规定就直接废除了宪法赋予学生的受教育的权利，由此可见，中学在依法治校的实践上仍存在较多细节上的漏洞。

2.中学管理人治痕迹较重，权力和权利冲突失衡

现实中，一些学校对依法治校、依法管校相关理论的研究不够重视，致使学校的治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随意，内部管理上人治倾向严重，师生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尤其是学生，他们作为学校管理中的弱势群体，其权利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由于中学生普遍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致使部分意志力比较薄弱的中学生在受到侵犯的时候“有冤无处寻”，而出现一些过激行为。而权力和权利的冲突则表现在，如一些中学从自身的管理需要出发，会定期进入学生的寝室检查违禁品，有些学生就会认为这一行为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如一些中学在制定本校的一些自治性的规章制度时，会根据学生的某一些失当行为制定相应的罚款规定，有些学生则认为这一类规定侵犯了他们的财产权等，由此可见，真正落实依法治校，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教师法律素养较为薄弱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未来发展，但是有些学校过于重视对教师这些的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教师的“师德”建设，由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相关的法律知识，部分中学教师受“唯领导是从”的观念影响，忽视了自己的法律权力和权利。而部分教师对法律法规的忽视也是导致中学生权益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中学依法治校的实施路径

中学管理要在新常态下把握住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要加快中学管理的法治化进程，使依法治校成为中学的常态化管理方式，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有法可依，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体系

宪法、法律以及建立在国家法律法规体系上的学校规章制度是中学依法治校的重要依据。中学要实行依法治校，首先要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体系，使中学在日常管理活动中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学应从本校的实际出发，结合宪法法律的规定，以及政府出台的各类相关的法律政策，制定本校的一系列自治性规章制度体系，进而有效地解决学校的制度与法律相冲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减少中学管理人员依据自身经验、权力治校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体系，才能从源头上保障学校广大师生的合法权益，才能推动中学依法治校的可持续发展。

2.有法必依，健全民主监督机制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就中学内部而言，国家的宪法、法律、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都是“依法治校”的“法”，都是中学管理人员在中学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有法必依是实施依法治校的关键环节，中学要扩大民主监督的范围，发挥纪检部门在依法治校进程中的监督作用，多渠道、多途径地调动全体师生在依法治校过程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民主监督机制中，学校要改变以往凭经验、凭权力的管理模式，在行使管理权力、做出管理决策时都要以法律法规、政策及规章制度为首要准绳，依法管理，依法公开，主动接受师生的监督，才能真正实现中学依法治校的管理目标。

3.德法结合，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

第7篇：宪法制定权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主动参与”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2-0161-02

一、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重要性

首先，从城市规划编制的角度看，城市规划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工作、学习等各个方面，规划师或其他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市民利益有完整、精确的认识，而对自己生活环境最熟悉的也莫过于居住在其中的居民，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提出改进方案。只有在规划初期就让市民们参与到规划中来，才能充分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其次，从城市规划的实施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各个利益群体的一致赞同，规划就很难实施，通过公众参与可以使城市规划更好的实施，满足市民自治的要求，进而促进民主的思想；鼓励市民去支持政府，以维持社会安定；确保政府维护“公共利益”，不受“特别利益”的影响，可以避免精英的绝对统治；再次，公众参与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重要途径，公众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城市拆迁中出现的“钉子户”和暴力拆迁问题，没有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必然导致大量的上访和暴力抗争，强拆是造成城市居民与政府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有事先的公众参与，就不容易有事后的暴力抗争。最后，公众通过参与涉及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的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全过程，也可以对行政权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增加规划编制的透明度和合法性，减少矛盾的发生，防止矛盾的激化。

二、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

根据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通过对宪法这一条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公民具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而且在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下，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具体工作中来。《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通过这一条款我们可以得出，国家工作人员应该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人民也有权对规划及政府的工作具有监督的权利。

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城乡规划法》第26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此条更加明确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方式、程序和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也标志着在中国公众参与被纳入了正常的法制轨道。

《城乡规划法》同时也规定了社会公众对城乡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供公众查阅和监督，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责任将城乡规划实施管理的各个环节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单位和个人有权监督、检举和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和随意侵犯其基本权利的行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制定具体办法，保障公民的监督权。

三、中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开始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历时十余年的发展，规划工作过程中已有一定程度上的公众参与，在规划编制、规划审批和规划实施阶段的工作中都提倡公众参与，但在具体工作中少有公众参与的实质性作用，大都仍停留在形式化的表象运作阶段，如采用一些规划展览会、一般的问卷式民意调查或听证会等形式上，远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具体的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公众参与的方式太过形式化，多数公众参与仅仅是规划方案到了最后评审阶段，有的甚至在批准后才公示一下，搜集到的公众意见很难反映到成果中，似乎只是让公众了解到“以后城市会建成什么样子”，而不是让公众参与到其中，公众参与成了一种宣传方式，规划的制定、决策和实施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第二，公众的主观意识和积极性不高，缺乏对公众规划意识、规划知识的教育，全凭公众的兴趣去参与而不是凭责任感去参与；第三，公众的范围界定不清，相关专家或非政府研究机构专家的参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他们只是表达了自己或自己代表的一类人的意见，而且他们提供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支持，而不是社会各方利益的代表；第四，法律的强制性保障欠缺，中国的《城乡规划法》虽然规定了一些城市规划编制中所要进行的公众参与。

四、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

第一，要加强宣传和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要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认识到个人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一项义务。为更好的贯彻《城乡规划法》，使城市规划更加合理，就需要使公众了解到自身在城市规划中的权利和义务，加强法制宣传，使公众了解到城市的建设是每个市民的事，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应积极的投入到工作中。

第二，平时要做足功课。《城市规划法》已经规定规划草案必须要有公开展示，但实际上一些地方目前最多是在规划大厅搞一个公告、展示。公众看不到也看不懂那些规划图纸，没有动员、激发和用公众可达性的方法，做公众参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众参与，而是“公众听证”。笔者认为，应该在日常的生活中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诸如借助广播、电视、网络及社区宣传栏普及城市规划的相关知识，使市民对这一行业不再很“陌生”，不再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这样在遇到具体的城市规划工作时不会有“临时抱佛脚”的感觉，在具体的工作中再开展听证会、展览、收集意见等形式时，公众不会有想参与，但很难参与的感觉。而是一种积极维权的意识，这样一些具体的参与形式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第三，公众参与的意见采纳情况应该公开，使公众了解到他们的参与有什么作用，适当的对一些采纳了意见的公众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这样会更加激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只有公众参与的热情高了，才能做到广泛的公众参与，才能使公众参与的作用有实质性的突破，才能由“量变”达到“质变” 。维护私权的公众参与活动是“自下而上”发展的，对城市规划具体行政行为的参与是各利益相对人自发产生的，是“自下而上”自发地发展的，中国目前出现的“钉子户”、“暴力拆迁”等一系列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情绪化的“公众参与”浪潮，这是市民“不满现状”、“忽视市民利益”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下放规划权利，满足市民自治的要求，以增加市民的信任，去对抗市民的离心倾向，公众参与也被用作解决这些不满的一种手段。

第四，公众参与不是政府部门的施舍，而应当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城市规划中的征地拆迁问题将促使公众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因此，对于涉及到征用农村土地、城市旧城改建的规划项目，应建立利害关系人参与听证制度，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对有关城市规划举行听证会的要求。这样，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农民和市民的公众参与积极性肯定大大提高。这点在《城乡规划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第五十条规定“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五、结语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许多论文中研究者都试图在寻求一种让公众参与更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也指出了实践中的具体做法，诸如在规划编制阶段的听证会、规划志愿者、问卷调查等，在规划编制结束的公布、公告、展览、网络媒体手段的借助等，在规划实施阶段的公众举报监督等手段。但要想这些途径和办法有效的实施，其决定权还是在“公众”，公众参与的热情是否高涨，积极性是否大，都决定着参与的成败和效果。当然，“公众参与问题并非是规划工作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和实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制度，并不是规划师一相情愿就能实现的，需要社会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背景为基础，随着社会政治的进步，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我们相信公众参与不会是规划师找着公众去参与，而是公众主动的反应自己的意见，使参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动参与”。

参考文献：

[1]梁鹤年.公众参与：北美的经验与教训[J].城市规划，1999，(5).

[2]吴培琦，赵民.从理念到现实：上海友谊路街道社区发展规划中的公众参与[J].国际城市规划，2007，(6).

[3]孙施文.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J].国外城市规划，2002，(2).

[4]孙施文，殷悦.西方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及其发展[J].国外城市规划，2004，(1).

[5]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Z]，2008.

[6]张京祥，罗小龙.管治理念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J].城市规划汇刊，2001，(2).

[7]陈志诚，曹荣林，朱兴平.国外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及借鉴[J].城市问题，2003，(5).

第8篇：宪法制定权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环境立法体系 权利义务 可操作性

一、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转型，我国由传统的粗放型增长社会向着和谐、健康、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国环境相关立法的发展与完善，对于从国家强制力以及法律层面对环境生态保护作出科学且具有强制力的引导、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更加有效的制止与制裁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完善且科学的环境立法体系是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保障与引导，也是生态环境得到根本转变的决定性措施，从这一层面来看，环境立法体系的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发展现状

（一）环境立法体系不断发展完善

环境立法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比较滞后产生的部门法，于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才标志着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实质意义上的开端，但是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和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发展十分迅速，大量的部门法、单行条例、规章制度相继出台，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环境保护法》为核心，各项单行条例、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标准等为补充的环境立法体系。

（二）权利义务体系得到逐步完善

立法体系是以明确的权利义务体系为支撑的，在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发展中，以宪法赋予的环境权为基础，形成了包含公民、法人、国家、组织等形式多样的权利义务体系，极大地丰富了环境立法体系的法律内涵与外延。

（三）与市场、企业有了一定的结合

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需要各类企业的大力配合方能实现，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在这一方面已实现了法制与市场、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将环境保护市场化、企业化，重新界定了政府、企业、个人这三大主体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为环境保护责任与费用的社会化，将环境保护植入和落实到企业的日常生产管理之中，同时保证环境保护实现途径的多样化。

三、存在的缺陷

（一）立法体系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脱节

最初的环境保护法其立法背景与目前已有极大的差异，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发展方针和计划经济时期有本质性的差异，既有的《环境保护法》越来越难以适应目前的社会环境，而同时期的许多资源保护条例也是与计划经济背景相适应的，针对这一情况，《环境保护法》却至今没有进行重新修订，单纯地通过颁布司法解释和补充条例已无法解决这一本质上的差异，这成为了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立法体系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存在一定的漏洞与空白区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许多新技术和生产模式的出现，环境问题不断发生着变化，但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在这一方面的跟进还有所不足，导致出现了许多立法上的漏洞与空白区域，一方面针对生物技术、遗传安全、臭氧层保护、放射性物质危害、环境损害的评估与赔偿等领域还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况，同时海洋资源、湿地资源、循环经济等概念还没有深入地体现到目前的立法体系中。除此之外，在环境保护的相关技术操作层面上，以放射性污染、核安全监测控制为代表的许多新兴技术尚没有出台标准与行业规范，这使得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在处理上述新兴但越发普遍的环境问题时显得十分被动，尤其在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纠纷中长期处于不利的竞争层面。

（三）可操作性有所不足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而言，诸多领域的规定还是过于原则化，缺少配套的条例、办法、司法解释以及部门规章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同时部门法之间打架的情况也比较突出，这使得部分条款被模糊化，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环境立法体系中，法制与机制、经济、体制等方面的结合度还存在不足，例如，虽然在法制上规定了环保中的三同时制度，但又没有相应的三同时保证金，执法的体制与机构、经费也没有得到落实，这直接导致了相关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流于形式，去实际操作性大打折扣。

四、未来发展展望

（一）加快《环境保护法》的全面修订

作为环境保护立法体系的核心，《环境保护法》必须针对立法环境的变化进行大规模的修订，一方面通过对《宪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将可持续发展这一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基本原则列入国家根本大法；同时对现行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进行审核，对当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痕迹做进一步的调整；除此之外，目前的《环境保护法》包含了大量实施法内容，但对自然生态和新兴环境相关问题的规定有较少，“以致于该法呈现出浓厚的污染防治法的色彩”，范围比较局限，这在其修订过程中也是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

（二）提升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可操作性

在这一方面，应该加强立法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配套，以大量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其他条例指导性文件作为环境保护立法的支撑，加强其可操作性，以风险抵押金、环境保护保证金等配套制度加强环境立法的实际操作意义，以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为杠杆，对法律制定进行配合。另一方面，对于越发频繁的放射性污染、核安全、光污染等新兴环境保护问题，应该加快纳入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制定其监督管理的部分，落实检查与处罚手段，使相关环境保护问题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避免法律空白现象，增强法律体系的包容性和可执行度。

（三）加强环境保护立法体系的统一协调性

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比较零散，一定程度上缺乏逻辑性，大量的专业性条款分散在各单行法律之中，各部门法打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应该通过梳理和新部门法的编纂来加强环境保护立法体系的统一协调性。以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环境保护法》作为核心的指导性法律，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行业标准等作为具体的执行层法律条款，而不能混淆，使各级的法律体系出现交叉甚至冲突。例如，对于《环境保护法》中的资源保护条例，应该进行清理和汇总，出台专门的《资源保护法》，针对核污染、放射性污染和企业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等，则应制定出台针对性更强的条例和规章。通过这样的调整，才能保证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各个层面法律效力的纯粹，使整个立法体系具有更加清晰的条理和严密的法律逻辑，因而加强环境保护立法体系的统一协调性也是未来环境保护立法体系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9篇：宪法制定权论文范文

(一)分析情况，确定目标阶段

第一步，根据教学大纲。分析教材，制定总目标。

我们课题组根据把学生培养成“四有”公民这个中学阶段的教育总目标，根据总课题组提出的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的初中阶段教育目标，认真学习教学大纲，研究分析了教材的内容，考虑到学科的特点制定了总目标。我们认为思想政治课不但要教给学生一定的知识。而且要通过知识传授，激发学生的情感，并贯彻落实到行为上。因此，我们从认识、情感、行为三方面制定了总目标。

认识方面：学生能理解“法律”一词的含义，知道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及其作用、法律规范对青少年成长的密切关系：知道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政治生活都离不开法律：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情感方面：学生在遵守国家的法律，惩治违法犯罪方面能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情感。行为方面：学生能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正确行使公民的权利，自觉履行公民的义务，勇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第二步。分析情况，进行学生分层。

对学生进行分层，不能仅仅根据分数而定，因为理论知识的掌握，并不代表他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我们根据这届学生进入中学后的表现，听取任课老师和班主任老师的意见，根据学生的法制观念、意识以及在遵守法律、法规方面的表现，确定了由低到高的四个分层类型。

第一层：不知法、不懂法，并有违法甚至轻微犯罪行为，沾染了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气。

第二层：有一定法律常识，但是非不分，看到同学违法犯罪行为不检举、不揭发，甚至包庇、间接违法。

第三层：有一定法律常识，能分清是非，自己基本守法，但对违法犯罪现象不闻不问，明哲保身。

第四层：有较强法制观念，不但个人自觉守法。而且对于犯罪现象，敢于揭发甚至斗争。

第三步，根据每一层学生情况，确定每一层所要达到的分层目标。

第一层目标：初步了解书本上讲授的一些基本法律常识，能分清是非，基本上知法守法。

第二层目标：了解我国的基本法律知识，尤其是和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有关法制内容。是非分明，并能与违法犯罪现象划清界限。

第三层目标：能知法懂法守法，在遵守国家法律，惩治违法犯罪方面能爱憎分明，勇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养成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良好习惯，能运用法律武器进行自我保护。

第四层目标：有较强法制观念。对法律知识有浓厚的兴趣，不但自己学法守法，而且还能积极宣传法律，教育他人知法懂法守法，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一些法律知识帮助他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第四步，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分层目标

将课题总目标、分层目标印发给学生，教师详细解释，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分层目标，同时对学生强调：所选的目标要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应该是经自己努力能够达到的目标。另外学生在选择目标时，可以适度修改，甚至可以自订目标。

第五步，学生选定目标、教师调整，最后学生明确目标。

学生选定目标后，有的过高或过低。教师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学生情况，帮助学生调整目标。经过师生共同调整目标后，要求每一位同学都能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为之而努力，同时教师也明确了学生的层次类型。

(二)根据目标，进行分层教学、教育阶段

1、课堂内分层教学。

备课教师在制定一节课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时。必须考虑对各类学生的不同要求，要把一节课中的各个环节上。高中低三个层次学生的学习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形式写在教案上。

讲授在课堂教学的讲授方法上，我们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采用搭台阶的方法教师搭一层，学生登一层，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打开思路，在知识不断深化的同时觉得自己听懂了、学会了，激发学生继续登台阶的愿望，最后达到课堂教学目的。教师不要求每个同学都达到最高台阶，不同层次同学达到相应的台阶就算基本达到要求，并继续鼓励学生向高层次台阶迈进。(参见页底所示的在讲授权利义务时所搭四层台阶的示意图。)

第一层要求第二层要求第三层要求第四层要求

提问教师在课堂教学时，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存在的问题。精心设计一些带有启发性和复习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问，做到有的放矢。

讨论课堂讨论采取三种形式：

同质组讨论：把同一层次分在一组内，不同层次的组讨论不同程度的问题。讨论有针对性，效果理想。

异质组讨论：混合编组，讨论同一问题，有利于不同层次学生的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同质组讨论，异质组交流：将同一层次的同学分在同桌，一起讨论属于本层次范围内的问题，然而请不同层次的小组互相交流各自讨论的结果。

作业作业分层有两种形式：

(1)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布置不同数量，不同内容，不同难易程度的作业，对层次低的学生布置较少，较容易的作业。而层次较高的学生布置较难、较多的作业。

(2)全班同学作业相同，但降低对低层次学生的作业要求，提高对高层次学生的要求，并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给予不同程度的帮助。

2、课堂外分层教育。

课堂外的教育应做到“二结合，一落实”，即：结合分层目标，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落实重点，做到重点学生重点帮教，每位政治课任课教师在所教班级重点落实一、二帮教对象(第一层学生)。一方面帮助他补缺补差，另一方面经常向班主任了解情况，找学生谈心，了解目标达到情况，鼓励和帮助他实现目标。

对于层次较高的同学特别注重培养他们在课外学法的兴趣，诸如搞了法律知识专题剪报小组，组织法律知识竞赛。从而激发了高层次学生的学习热情。另外，在语文组配合下，参加了区政治小论文的评比活动，并获得了此项比赛中的一半奖项。

(三)形成性评价阶段根据学生知识考核成绩，根据学生目标达到的程度，进行师生共同评价。学期结束后，先进行知识考核，命题兼顾各个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水平。基础知识的题占60％，灵活运用基础知识的题占30％，有一定难度的必做题占10％，同时增加10％可以让高层次同学发挥的选做题，使试卷能反映各层次学生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程度。教师要求第一层同学只要达到50分。第二层同学达到65分，第三层同学达到80分。第四层达到90分，学生只要达到这些要求就算合格。然后，让每个同学根据一学期的各方面表现，如出勤、早自习、课堂纪律、作业情况，特别是行为习惯和校内外各方面表现，加上知识考核目标达到的情况，自己考核目标达到的程度，并报出成绩，教师根据所了解的该生情况进得调整，并向学生说明调整的理由，最后在学生认同后，得出考核成绩。不论哪一层次的学生只要达到自己订出的目标，就能得到好的成绩和评价。

二、实验背景

我们太保庄初中是一所普通初级中学，学习困难的学生较多，学生思想品德差异也较大，特别是双差生比较多，以往我们很少研究日常教学活动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备课和执教时往往过多考虑教材内容如何讲清，教学资料如何充实、齐备，很少从目标上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对一些层次低的学生，教学效果不很理想。据此，我们在市教科所的直接指导下，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进行思品科分层递进教学方法实验，希望通过这个实验能探索出提高各层次学生思想品德和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的方法，获得在思想品德学科实施分层递进教学的经验。

三、实验结论

法制教育分层递进教学法在我校实验了近两年。我们初步归纳了以下五点结论。

(一)在初中思想政治课法制教育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分层递进教学，使学生在教学过程的各项活动中紧紧围绕自己选择的分层目标进行有效有目的的努力。实验结果表明。通过教学，学生对法律知识掌握程度明显高于非实验年级，提高了政治课的教学质量。

(二)思想政治课实施分层递进教学，学生不仅知识掌握达到目标要求，而且在情感和行为上也达到了目标要求，进而提高了思想觉悟。分层递进教学，克服了以往造成的思想教育目标高不可攀、学生由于达不到要求而自暴自弃的弊病。现在学生可以通过一层层攀登，慢慢达到目标，学生思想觉悟提高的效果明显。

(三)分层递进教学法，可以解决高层次学生“吃不饱”，低层次学生“咽不下”的矛盾，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随着分层递进教学法目标层层达到。给差生以足够的学习和思想提高的机会，从而提高学习困难学生的自信心，促进学习困难学生转变。

(四)进行分层递进教学。要求教师全面深刻地分析大纲，领会教学目标。探讨与达到教学目标相适应的分层递进教学法，设计周密的分层递进教学计划，并随时根据学生反馈信息，帮助学生补缺补差，调整教学目标，这样就必然促进和激发教师进行教改和科研的积极性，从而使课题组教师科研素质与教学能力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