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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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草原文化范文

草原文化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弘扬草原文化，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是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内蒙古科学发展、富民强区的重要文化支撑。

弘扬草原文化是提升内蒙古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草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深厚，是内蒙古从民族文化大区向民族文化强区跨越的文化源泉。多年来我们着力弘扬草原文化，促进了内蒙古文化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发展，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有力地提升了内蒙古的软实力，推动了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今后内蒙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必须紧紧围绕进一步弘扬草原文化这个核心，通过建立完善草原文化传承、开发、保护体系，建立完善促进草原文化产业化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快包括有利于弘扬草原文化在内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途径，使草原文化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弘扬草原文化是提升内蒙古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从本地区文化资源实际出发，着力发挥本地区的文化优势，努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和产业优势。内蒙古作为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承载地，草原文化是内蒙古的文化资源、文化优势所在。弘扬草原文化，必将不断为推动内蒙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注入活力，这是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的动力之源。

弘扬草原文化，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是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内蒙古科学发展、富民强区的重要文化条件和文化保障。内蒙古经过十几年的跨越式发展，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这个新起点上，弘扬草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就能够为进一步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强区，贡献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弘扬草原文化，就是要为内蒙古的科学发展、富民强区更好地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文化支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推进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内蒙古。

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弘扬草原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弘扬草原文化核心理念。

近年来，我们提出和倡导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这一理念是草原文化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品质之所在；是贯穿草原文化全部历史和各个层面的灵魂，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全部文化行为所遵守的准则。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包含了草原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下生存、发展、对外交往的思想观念，有着丰富的历史的精神内涵，是草原文化形态特征的集中体现。

第2篇：草原文化范文

关键词：草原文化；内涵；特征

1 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主城部分，它不同于一般学科概念的综合性人文学概念，草原文化是居住在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留下来，并经过岁月长期洗礼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财富的总和。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狩猎为主的广泛流动性的生态型文化。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草原就是保持着草本植被或灌木植被的半干旱地区。”[1]例如蒙古草原，这里地处内陆，季节变化不明显，无霜期短，气候寒冷，每年五六月份长草到七八月份有枯萎。草原文化是一种生存意识很强的斗争性文化。历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有突厥、鞑靼、女真、匈奴、鲜卑、契丹、蒙古族等等，面对严寒和干旱，这些民族为了求得生存，无数次的风餐露宿，不停歇的颠沛奔波，造就了游牧人硬汉的性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几乎是不可能，他们采取猎牧或牧业为主以农耕为辅的复合型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草原文化就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过程中孕育、发展起来。作为草原文化主角的草原民族前仆后继，世代相传。创造了风格粗犷，魅力无穷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一种活性的动态文化，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这句谚语表达了草原游牧民族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物种再生的原理以深刻诠释，道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的万物无常并时刻处于变化、运动之中的道理。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始终以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着，并与尊崇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相结合，成为草原文化典型的审美内涵。”[2]综观草原文化，它不是一时一族所能创造的，这些文化的形成，延续的时代很长，除早期居住在草原上的狩猎部落到后来的游牧部落和农业民族，先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时间。研究者发现，前后不同的民族在传承自己文化的时候是互相打破、穿插、积淀并注入新鲜活力，这就使得草原文化发展成为内涵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

2 草原文化的特征

2.1 草原文化的地域性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不同类型的文化，之所以世界文化呈现多样性就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自古就形成以地域为特色和界线的诸多地域文化。比如海洋文化、极地文化、江河文化、草原文化等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文化区系。草原有着特殊的土质和土层结构，并生长着独特的植被，这种植被对土质环境和气候环境都有限制。我国有着广袤的草原，东北草原区、蒙宁甘草原区、新疆草原区、青藏草原区。在这广大的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草原文化广泛分布的地域性，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团结发展，更加强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和交流。

2.2 草原文化的民族性

从古至今北方草原是我国北方民族共同的发祥地，也是北方民族文化发育、形成的天然沃土和核心区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诸多民族出现在北方草原，尽管他们的历史有长短，人口、地域有不同，但在长期的游牧生涯中用各自鲜明的特色文化为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壮大注入新的活力。虽然各民族在语言、种族方面存在一定区别，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相同生产方式下，产生多元而多源的个性。“民族文化”体现在：牧民们以皮毛为衣，产生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以肉酪为食，产生了以牛羊肉及附属产品为主的饮食文化；以毡庐为住，产生了蒙古包文化；以马、驼为行，形成了马文化；以弓失为战；以敖包为祭，敖包在蒙古族民众心目中，是神圣的化身。每当牧民路上遇到敖包都要进行膜拜，祈愿山川大地之神保佑自己安康顺利；以长调为歌，长调民歌是草原牧歌最富代表性的艺术，根据草原自然界的特点利用仿生学原理而创造了民族特色的草原牧歌；以马刀、筷子、盅碗为舞，产生充满激情的蒙古族舞蹈；以蓝天为盖；以大地为床；一切都是独具的，都是草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草原民族特征。

2.3 草原文化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草原文化的又一特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海为家。草原牧人在延续传承本土文化的同时，从不排斥异族文化和周边文化，他们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地充实、完善自身，使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结构更加浑厚，多源。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汉族杂居和通婚，把自己的血统、语言和文化融入汉人当中形成中国戎狄参半的居住格局。他们积极主动的开辟对外开放的通商大道，早在商朝游牧民族就打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最早开拓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迁徙拓展自己的活动领域，他们与欧洲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同波斯人、罗马人长期文化交往，使得宗教、文化、经济都与西方有了联系，形成了开放的互动的对外交流方式。

2.4 草原文化的多样性

从草原文化的发展历史看，一开始就不存在封闭的状况，而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草原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边疆地区，处于农耕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接和边缘地带，并且和国外相邻，这种地域分布的独特性决定了草原文化必然受其他文化的影响。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以及聚落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这些文化在历史和发展问题上盘根错节，彼此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草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积极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不断自我完善最终使草原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总之，草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五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岁月，在这五千年中，草原文化经过多次的更替、演变，但其内在脉络始终没有中断，草原游牧民族面对着草原、森林、高山这样一种生存环境的挑战和应战过程中形成了以上特点。他维系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显示了游牧民族的活力。凭借着这些特点，草原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草原文化是草原牧人的光环，是中华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第3篇：草原文化范文

关键词：草原文化；历史；现实机遇

一、草原文化的起源

“草原文化是生息在草原上的各民族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它具有浓厚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1]如果说中原地区的“伦理型文化”更注重社会的道德修养，而草原文化则属于更强调崇尚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型文化”。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造就了草原民族的英雄精神、自由精神、顽强精神和开拓精神，也造就了草原文化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核心理念。

我国的草原文化发祥于原始草原，其大致分布区域为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卑斯山，涵盖整个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相通，既地势高又被各大山脉包裹在离海较远的内陆，因此常年雨量奇缺，冬季有漫长的严寒，夏季又短暂而酷热。这样的自然环境只适宜草本植物的生长，因此不适合农耕活动，发展畜牧业又害怕破坏草原，草原民族便形成了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在远古时期就有游牧民族在这片大草原上繁衍生息，历史上的几千年来，有匈奴、鲜卑、回鹘、突厥、契丹、党项、满族、蒙古等二十多个民族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文化足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更是以这里为中心，建立了元朝的辉煌霸业。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历史上的草原文化便是由全体草原民族以一种言传身教的方式完成对子孙后代以及侵略和迁徙中遇到的他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规训。这种由不同民族共同融合和继承衍生而来的草原文化具有“天然性的文化本性，前赴后继性的文化轨迹，流动性的文化行为，尚武性的文化心理，开放性的文化精髓，诚信性的文化内核六大特征，它维系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显示了游牧民族的活力，是中国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2]

二、现代化进程中草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形态变化对草原文化的稀释。自古以来，不同的游牧民族在这片欧亚草原上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也不断继承、丰富和发展着草原文化的内涵，正是这悠久的草原文化包含了无穷的多样性，我们不仅有游牧文化，还有与此相伴随的奶文化、酒文化、马文化、装饰文化、艺术文化、民俗文化和蒙古族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等等具有突出民族特征的文化形态。然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使得草原上的人们纷纷由封闭落后的牧区、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他们的原始生活方式和观念态度都得到极大地改变，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却逐渐对本族文化产生了陌生和疏离感。

“文化是一个不断整合的、渐进的系统，城市化进程中的草原民族群体，受到主流时尚和不被‘另眼相看’社会心理的影响，主动选择去接触、吸收和模仿主流文化范式，再加上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手机微信等传播渠道中主流文化的狂轰乱炸，从而引起草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趋同化，‘民族性’因素不断下滑。在这些趋同化表象之中，语言、服饰、居住方式、饮食文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3]

（二）传播形态变化对草原文化的冷落。当今，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代表的新媒体化传播特征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帝国主义利用经济上的强权占领了世界的主流传播渠道，并将他们的文化也一并塞给被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扭曲和侵蚀。另一方面，以牧区为主的草原地区不免出现人口素质偏低、缺乏高层次人才等文化贫困化特征，从而缺乏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也使得草原民族加速对草原文化的背离。“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用‘文化的精神分裂症’来形容那些在文化上无所归依的民族的精神状态。从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是任何国家、民族的最大悲哀。”[4]

草原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长期受到冷落，其重要价值也一直被低估，使得一直以来传播草原文化的主体稀少，渠道不受关注，受众往往留不住，就在这时，新媒体时代悄然而至，这对草原文化重新被认识被关注，既是威胁也是机遇。

三、草原文化传播的时代机遇

（一）草原文化的历史地位通过考古发现被正名。草原文化在历史上中华版图中的覆盖范围都远远超过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却一直以来被视为蛮夷文化而受到边缘化的待遇。然而2004年“草原文化研究工程”课题组宣布了新的史学观：在内蒙古相继发现的大量史料和考古遗迹都证明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这使得草原文化的历史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也使得草原文化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得到极大彰显。

第4篇：草原文化范文

在古代历史长河的进程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在不同的时间内，互相接触和持久的交往，在带动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推进着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整合，完成了草原社会的一体化，最终由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传承者蒙古族扎根在鄂尔多斯地区世代繁衍生息至今。显然，鄂尔多斯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不同种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大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发祥的原生性

自人类先祖之一“河套人”遗址被发现，揭开了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进化史之后，对环境考古的研究表明，鄂尔多斯地区在全球冰后期气候趋暖的进程，比中原及东北辽河流域大约晚了1000年。因此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遗址，在该地区至今尚未发现，但是对距今约65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阳湾遗址和距今大约5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寨子圪旦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证明鄂尔多斯地区的原始农耕文化的起步，虽然比中原和辽西等古文化发达地区略晚，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其发展水平毫不逊色。然而当占地4000平方米的朱开沟遗址发掘进入人们的视线之后，对鄂尔多斯地区乃至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研究，则有了石破天惊的进展。朱开沟遗址的年代上限属于约距今42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下限约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前后延续约800年。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人类集团其社会经济主要以发达的农业生产为主，与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农耕文化在夏代即具雏形状态基本同步。但是，当夏代兴起之时即距今约4000年之际，中国北方包括鄂尔多斯地区气候已由温湿向干旱转化，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根据对朱开沟遗址所获得有明确层位的植物孢粉考古资料分析：朱开沟遗址的第一阶段仍属森林草原景观，到第三阶段已属灌木草原景观，到第五阶段已接近于典型的草原景观。气候急剧的干冷化促使经济形态由农向半农半牧推进，导致草原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细石器文化”已在朱开沟产生。朱开沟不仅出土了压制、剥制、琢制、磨制相结合使用的细石器，还有以骨为柄、石片为刃的复合式砍削器，以及后来出现的青铜戈、短剑等都证明朱开沟至少在商代已经拥有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和产品。作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原始样本足以证明北方游牧民族的标识物――鄂尔多斯青铜器就诞生于鄂尔多斯地区。迄今为止朱开沟文化不仅是鄂尔多斯草原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多样化的一个新起点，因此可以认为鄂尔多斯地区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时由于考古发现的朱开沟文化分布地域广阔奠定了鄂尔多斯以草原文化历史悠久的原生性。

二、持久的交融性

公元两千多年前，在黄河中游一带建立的夏商经过千年被周朝代替。夏商周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水草丰美，是发展畜牧业的一方宝地。随着游牧部落的不断壮大，鄂尔多斯地区成为北方众多游牧部落的聚居地和根据地，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社会大分工，引发了以牧为主的北方民族与以农为主的中原民族的分野。以畜牧业为社会主导经济的北方民族正式登上历史大舞台，拉开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长达数千年的碰撞、交融和整合。

无论是战国时的胡服骑射，秦国的筑长城、修直道以及现代最具魅力“蒙汉调”（漫翰调），许多的典型事例都无不说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鄂尔多斯地区以跨民族、跨地域的形式，持久交融了数千年，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凝聚使鄂尔多斯草原文化体现出以下特色：

第一，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显现了不同的民族性，但是由于北方游牧各民族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族际传承关系，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经过互相借鉴和融汇，所形成的鄂尔多斯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统一，成为一种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复合性文化。但是由于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在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改变以草原自然生态作为生存的基础和游牧的方式，所以游牧文化主导草原文化的地位没有改变。

第二，以鄂尔多斯地区这个历史平台嬗变推演的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长时期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北方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民族的大融合，对结聚的华夏族向汉民族群体的演变和形成、对古代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统一稳定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鄂尔多斯草原文化以其历史的连续性和多元合一的独特性，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动因，以各民族分进、融合、共荣的发展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最终形成，并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历史生动地显示了鄂尔多斯草原文化以其显著的地位和游牧民族豪迈的气质和刚健的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着生机与活力，促使中华文化不断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从而证明草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它无愧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

三、璀璨的经典性

鄂尔多斯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神奇的大自然和历史悠久的人文积累，孕育出了韵味独特、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的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其中具有唯一性的文化遗存、人文景观、民俗活动，体现出了具有中国草原文化特色的经典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

鄂尔多斯青铜器起源于商代，是以狄――匈奴为代表的我国北方地区早期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于春秋战国、西汉初年达到鼎盛，以具有便于携带的小型实用器、以大量动物纹样作为装饰题材和青铜、金银制品共有的特点而别于其他青铜文化。按用途分，可概括为兵器、生产和生活工具、装饰品、车马器四大类。其上的动物纹饰有鹰、虎、狼、羊、马等草原动物。鄂尔多斯以动物作为纹饰的原始样本，追本溯源，当推在朱开沟考古发现的至少距今约3500年前的一件青铜戈上铸有虎形头像的标记，虽然后来陆续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兼有与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文化代表器物相似的特征。这只能说明，显然是与在战国时代匈奴帝国达到全盛，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威服乌孙，疆域尽扩欧亚草原的东半部，形成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盛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古发现亦证实，鄂尔多斯青铜器遍布在南起阴山山脉，北抵贝加尔湖，东至辽河，西逾葱郁辽阔的区域内。这些区域正是中国古代早期北方民族纵马驰骋，从事游牧生产的驻足之地。

（二）阿尔寨石窟文化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草原上突兀着一块红砂岩的巨石，这就是阿尔寨石窟遗址。中国石窟艺术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向前推进，考察阿尔寨石窟洞窟建筑的形制特征，显示出一个从魏晋南北朝至西夏、元、明的发展过程，所以阿尔寨石窟群开凿的年代要早于公元13~14世纪，约在北魏中期始凿。公元13世纪该地区属西夏管辖，石窟中的壁画有丰富的藏传佛教内容，这与西夏遵藏传佛教为国教显然是一致的。西夏壁画的风格集中中原和藏地传统于一身，这种多元的绘画艺术在中国石窟艺术上，是经五代、宋走向衰微之后，出现了又一个高峰，从而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历史地方。阿尔寨石窟壁画不仅荟萃了藏传佛教多种派系的内容，构成了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地区流传的历史画卷，还有反映西夏及元代世俗平民生活的题材，体现了独特的草原文化个性魅力。壁画上珍贵的回鹘蒙文榜题和蒙古族丧葬祭祀图等，对于研究蒙古语言文字、、民族心理演变、民族祭祀形式、文学和艺术都有重要的价值。其中一幅蒙古贵族受祭图，场面浩繁、人物众多。有学者认为受祭人物属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但学界尚无定论。

（三）成吉思汗祭祀文化

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在攻打西夏时逝世，不久就在蒙古汗廷开始了祭祀活动，“八白室”成为祭祀成吉思汗的圣地，也就是后来称之为“成吉思汗陵”的主体。1649年（顺治六年），成吉思汗“八白室”迁至鄂尔多斯大伊金霍洛后，守护、祭祀“八白室”演变的达尔扈特人也随之居住在其周围，奉守护之责。由“八白室”演变至今形成的成吉思汗陵，作为中国帝王陵之一，是供奉成吉思汗英灵的胜地，成为全体蒙古族崇拜祭祀的“总神o”。从13世纪至今，由鄂尔多斯及达尔扈特人世代相传进行的成吉思汗祭奠是蒙古族古代文化精髓的“活化石”，历经800年的延续一直保留至今，堪称世界奇迹。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涵盖了蒙古族的信仰、历史、文化、风俗、礼仪、语言、文字、文学等各个方面，从而，奠定并推动了以游牧文化、宫廷文化、祭祀文化、民俗文化为一体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不息，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鄂尔多斯婚礼文化

源远流长的鄂尔多斯婚礼民俗经典，继承了蒙古族古老的婚礼传统，较多保存了成吉思汗时代男婚女嫁的遗风，既有严格的礼仪程序，也有欢乐诙谐的生活情趣。整个婚礼仪式用一套婚礼赞词贯穿始终，在起承转合中推动婚仪步步走向，充分体现出蒙古族充满智慧的艺术创造才能和富有美学观念的文化修养。婚仪礼节中不但有献茶、敬酒、赠哈达等游牧民族的生活礼俗习性，也集中了赞美、祝福、祭天、拜灶等具有深刻社会背景和宗教色彩的礼仪形式，形成了一部完整的蒙古族风俗录，并登上了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殿堂。

四、进取的现代性

鄂尔多斯草原文化从远古走来，虽然历经多次更替和演变，但坚守内在的脉络始终没有中断。草原文化注重保护生态“天人和谐”的核心价值观；注重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崇拜英雄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竞争观已深深熔铸在鄂尔多斯地域文化中。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鄂尔多斯地方人民的群体个性，凝结成了敢于创新、敢于争先的群体性格。如发生在1858年，持续71年之久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的蒙古族“独贵龙”运动。而今，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时代召唤与鄂尔多斯草原文化传统精神和鄂尔多斯人的心理需求自然相通，引发了一系列超前认识和创新行为。传统和现代文明在碰撞融合中又形成了新的有机的统一。1979年，率先在实行和畜牧双承包生产责任制；率先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引进日本成套技术设备，建立起内蒙古第一个外向型的伊盟羊绒衫企业。2001年，撤盟建市，全市大力实施“工业立市，依法治市，文化塑市”方略，经济与文化建设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促使鄂尔多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有了跨越式的发展，鄂尔多斯草原传统文化精神和品牌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产生了举世瞩目的“鄂尔多斯经济现象”。而这种现象的文化核心就是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胸襟，积极接受先进文化的传统和勇于创新的文化自觉。事实证明，文化与经济始终是鄂尔多斯腾飞的双翼，一个祥和、富裕、文明的鄂尔多斯正在西部诞生。（注：文章发表时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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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草原文化范文

关键词：草原文化；牧区蒙古族文化；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2-0091-04

一、蒙古民族主体的文化境遇

草原，是蒙古族牧民最为根本的生产资料。蒙古人的祖先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曾面临多种生计选择，最终以游牧畜牧业作为对草原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牧民生产劳动和土地的关系通过牧人与牲畜的关系以及牲畜与土地的关系两个环节来实现，牲畜是介质，而草原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1984年7月，牧区工作会议决定，在牧区全面推行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1996年又继续实施第二轮草畜承包，落实草牧场所有权、使用权和实施草牧场有偿使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简称为“双权一制”。双权一制中牧户拥有草场的使用权和转让权，草场所有权归嘎查集体。该制度实行后牧区很快出现了两种新事物，即有场无畜的雇工和有畜无场的雇主。所谓有场无畜的雇工是指分包了草场，但自己没有牲畜或只有少量的牲畜，因此只能在承包的草场上为其他各类畜牧业投资人代牧或干脆处理掉草场（包括短期流转和长期转让）后替别人当牧工为生的牧民。有畜无场的雇主则是指以投资获利为目的雇用草场和牧工来进行畜牧业生产的非牧业人口的大小投资人，这部分人里包括非法占用草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商人等。前者无畜或少畜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劳动力、家中常年有病人的；二是劳动松散、劳动技能不足等自身原因所致。这部分人是新制度环境下第一批被边缘化的文化主体。因为草畜分包到户后牧户进入全面单干的时代，缺乏劳动力的牧户可获得的来自集体的人力、财力、智力支持大幅缩减，无畜或少畜户获得起始资本的机会变得更少。没有固定资产的牧民基本上没有机会获得贷款，尤其是在将草场长期转让出去后，牧民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了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草场的使用权，也就没有了重整旗鼓的根本基础，因此无畜户一旦出现，东山再起的机会十分渺茫。因为对未来的无望，这部分人的环境资源贴现率①①金融行业中，将持票人以没有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要求兑现，银行将利息先行扣除所使用的利率，或未来支付改变为现值所使用的利率称为贴现率。资源占用者不计资源的未来使用价值而在当前消耗掉未来资源的一部分或全部，其提前消耗的部分即是资源占用者的资源贴现率。变得非常高，牧民不再关心草场，①①蒙古语中对自己使用范围内的草原称为“nutug”，这是个含有所有权意识的词，接近于“家园”的含义。在草场分包到户后可能是因为将汉语中很中性的词“草场”直接翻译使用，牧区官方的文件和用词中更多地开始用“evsen　tlabai”意为“长草的地方”，原来视为家园的nutug变成了毫无感彩的evsen　tlabai，这本身就体现了文化情感上对草原的漠视。现在很多牧民也在使用这个词。不计划也无力计划更远的未来。

公共资源问题专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传统的家族网络里，还是在现代的合作性组织中，若使公共资源的管理遵循着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群体的生产目标类似；（2）群体成员间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明显差异；（3）群体成员资格对个人非同小可；（4）尤其是关于资源使用的管理规则为群体成员共同遵守，或被权威机构有效地贯彻执行[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内蒙古人口激增，大量汉地农业人口进入内蒙古草原。90年代第一次草畜承包时因为规定不能有“黑户”，因此当时从事畜牧业的所有人口都在当地落实户口并成为生产队社员。这是当代牧民第一次遭遇对群体内成员资格毫无控制能力的境地。此后各类原因和名目占用草原的非牧民越来越多，大量的外来投资人挤占了属于牧民合法的生存空间，非牧民占用的草场面积在不同的牧区达到10%30%甚至更高。这些人和牧民一样拥有了使用草原的权力和事实，其成员资格的获得却从来不是由牧民投票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三条规定：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但事实上有关集体草场征用和转让流程的管理非常混乱，很多集体草场和牧民承包的草场征用、流转并不按上述法律规定开牧民会议决定，而各级政府对此的监管也很不力，甚至有政府出面强征强转的现象。

教育是目前全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里蒙古族牧民长期以来积累的生态智慧和知识体系并没有得到承认。1992年6月14日在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联合国《21世纪议程》，我国政府做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1994年3月25日，《中国21世纪议程》经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但与联合国《21世纪议程》多个条款中反复强调土著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价植、作用所不同，《中国21世纪议程》中完全没有相应的内容。因生态移民等政策退出草原后的牧民，连草原防护员的工作机会都无法得到，因为非城市户口、未经汉语教育者没有资格[2]。草原防护员一定要由城市人口来担任，如此荒唐的事绝非单此一例，蒙古族牧民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经验和知识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被承认的。即使在学术界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发表文章称牧民原来“消极和落后”，而从牧区的村庄生态移民到农区的村庄后“受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变得进取了[3]。

尽管在政策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受到鼓励和重视，甚至已经有专门的法律来保障其权利，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汉语言文字是唯一的通用语言文字，虽然学校可以做到蒙汉双语教学，但社会就业面上对双语或纯蒙古语授课学生的水平承认度很低，导致蒙古语授课学生学无所用，致使蒙古语的社会功能萎缩。国家公务员考试近两年才开始有岗位面向“蒙汉兼通”的毕业生，但在全区公务员录用名额当中所占比例很低，且大部分只限于“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一个纯牧区要面向80100%为蒙古族居（牧）民的基层机关工作，蒙古族学生的汉语言文字水平要达到母语为汉语的考生相同水平的前提下才有优先权，这既无必要更欠公平。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虽然规定牧民户口的蒙古族可以生23个子女，但生活压力、观念转变等原因，即使在牧区多数牧户都只有一个子女。孩子是未来的希望，父母供孩子上学，无非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蒙古语授课出来的学生就业前景暗淡，让很多牧民父母选择让孩子上汉校，一代人从母语环境和文化当中生生被剥离出去的现象，对于蒙古文化的未来无异于灾难。21世纪初开始实施的撤乡并镇政策连带出的效应之一，是基层苏木和嘎查学校被大量并入市、镇。牧区的儿童必须从上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开始就要离开父母和家园进城读书。这不仅给牧民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也让出去读书的孩子过早地离开了蒙古文化环境，感情上与上一辈人和草原疏离了。而且一旦他们不能升入大专院校或专业学校，回到牧区后就成了“牧盲”。事实上，真正支撑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不是其成员的民族情感，也不是政策层面对民族教育的鼓励和宣传，而是一个可以让文化扎根生长的土壤，一个足以让文化的载体——成员们运用这一种文化来完成生活、生产的、完整的社会体系。

蒙古族牧民面对的生产融资形式同样严峻。2010年冬天笔者在呼伦贝尔做的一项调查中，年畜牧业总收入21万元的一牧户，其当年总支出是1726万元。支出中各类贷款的利息有16万元，未还的本金尚有11万元。所贷款项中年息最高为60%（即所谓的5分利），其余还有年息为36%的（即3分利）。即便是信用社提供的牧民贷款，年利息也达到了168216%。一个总人口只有257人的嘎查，当年年末贷款余额为12315万元，其中3分到5分利的高利贷有406万。当年应还利息共计2378万。牧区高利贷横行给蒙古族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麦金农（Ronald.Mckinnon1973）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假说与市场分割性假说，阐述具有高利贷特征的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认为高利贷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导致产生的[4]。在中国知网查阅关于农村高利贷问题的研究的学术论文，搜索到的74篇文章中除了10余篇对明代、清代以及民国时期为背景的研究论文之外其余全部是关于近30年以内的农村高利贷问题的。从发表时间上看，可查到的最早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是在1995年，这也恰恰反映了农村高利贷问题卷土重来的时间。

近代，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产权制度、人口政策、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蒙古族牧区的推行，蒙古族牧民对社会资源的拥有量明显缩减，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控制力急剧减弱，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蒙古族牧民作为蒙古文化主体，对自身、下一代以及文化的未来期望度走低。尽管前述种种问题中蒙古牧民自身素质、文化自觉以及自我更新能力等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但客观地看，对牧民“恨铁不成钢”的幽怨和指责未免失之简单和偏颇。对于个体来说，意志或可以决定其成败，但在整个社会层面来说需要靠的不是精神力量，而是要靠制度可以给人带来的发展空间。人活着可以感受得到未来，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比现在好，才会有动力为之努力，小至群体大至全社会，才会有和谐的发展方向。如同先生所说：“人类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逐生乐业，发掘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5]

二、蒙古文化的保护

保护文化，必然需要先了解文化的存在形态、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根基。笔者对蒙古游牧文化的理解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是对草原生态环境适应和管理的综合型经济文化形态。蒙古游牧文化的根本在于保障人和环境的共存。游牧民移动迁徙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游牧移动的高频率，移动的频率与蒙古族文化的正统性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迁徙也不是为了保护文化，更不是出于迈尔斯所说的“一种情节”　[6]，而是为了保护草原、保障生存，是人、牲畜和草原的三个层面生态适应的结果，而这种过程孕育和发展了游牧文化。这样的关系，却常常被本末倒置。以艺术、服饰等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蒙古族文化对草原生态环境适应方式、理念的体现和延伸，游牧民取自其特定自然、资源和畜牧业产品的衣物、用器、使役畜等，是牧民基于生态资源的文化行为在民俗学场景中的体现。

关于蒙古族文化的保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国历届政府每年都花大量的资金用于此项支出，每届的人大、政协会议，少数民族文化是个必谈的题目；中央组织的全国性活动、演出也从来没有少过蒙古歌舞的一席之地，可见党和政府对蒙古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是高的，学术方面来说还有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高规格的学术活动被提议并按期召开每届会议，此外还有各种不同范围和规格的蒙古文化研究主题学术交流活动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在内蒙古各盟市旗县竞相建立蒙古文化主题博物馆、蒙古文化主题街道，看似蒙古民族文化氛围越来越浓的同时，蒙古文化的弱化危机却丝毫没有缓解，文化主体与文化之间的疏离程度依然在加剧。这说明蒙古文化保护的方向和着力点应该被予以反思。

文化的内容往往容易被划定在文学、艺术、工艺以及吃、住、行的习俗等范围。但如果文化保护的努力方向变成保护上述因素，那么这样的文化保护行为只能是舍本逐末。蒙古民俗、艺术只是蒙古文化的浅层表现，蒙古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哲学思想和情感积累才是其根本，而这种深层的文化根基产生于并只能发展于人与草原和谐共处的生活形态中。蒙古文化的意义不在于“传统性”。她来自于古远的时代，但从来不是停留在那个时代的。所谓传统，只是个相对的概念，蒙古文化的珍贵在于她在每一点上的表现总是能够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蒙古族的歌会变、舞会变，牧民的装束、居所都会变，但文化汲取营养的土壤是肥沃的，那她的变化就会保持良性。

如本文前段所述，当下的蒙古族文化的困境来源于其文化主体的生存困境和对未来期望的不明朗。因为不同领域不同目标方向的政策和制度，相互间的衔接不足，导致彼此矛盾甚至冲突。文化政策在大力投入保护的时候，其他政策和制度可能正在撼动这个文化的根基。现代的蒙古文化保护首先应该做的是保护文化的活态，保护文化的发展可能性，而不是在博物馆里堆积蒙古文化用品，为未来的考古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如果将蒙古文化喻作植物，作为文化保护行为的主导方，至少政府的文化保护行为不应该是出于“抢救”和“抢收”的目标，而应该是陪土，至少不挖土。蒙古文化依然是一种保有巨大能量和活力的文化，蒙古文化必须发展，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局也需要蒙古文化的发展。但文化保护也好，促进也好，不是要给文化指引方向，而是保护她的根基不受无端的侵扰，让文化的主体能够有空间、有机会自行修复和雕琢。

参考文献：

[1]　Ostrom　，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　：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史俊宏，赵立娟.草原牧区生态移民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以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收缩转移战略为例[J].经济论坛，2009（11）.

[3]　焦克源，王瑞娟，苏利那.蒙古族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考察[J].前沿，2008（11）.

[4]　丁彦皓，　冯广波.福利效益视角下的农村高利贷[J].经济界，2010（4）.

第6篇：草原文化范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为旅游业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旅游产业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深度发掘旅游文化内涵，构筑旅游业发展新优势，实现旅游产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为例，对草原文化旅游资源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草原旅游业如何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 旅游业；草原文化；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张晓娜，内蒙古财经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城乡规划。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草原旅游已发展成为该地区的特色品牌。但由于内蒙古地区旅游业发展较晚，草原旅游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根据不同的草原条件确立不同的市场定位，加强草原文化资源建设，深度发掘草原文化内涵，开发草原旅游产品，形成独具特色的草原品牌，实现草原旅游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希拉穆仁草原位于包头市达茂联合旗的东南部，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草原。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有着深厚的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族的文化气息。呼和浩特市作为的首府，是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古就为内蒙古草原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旅游资源丰富，文物古迹众多，民族风情独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春秋战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就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和开发、创造草原文化的历史舞台，为今天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旅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的旅游中心和游客集散地，而希拉穆仁草原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旅游避暑胜地。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内蒙古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希拉穆仁草原从软、硬件方面全力打造草原文化品牌，以“天堂草原”为宣传主题，旅游业的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旅游接待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服务体系基本配套，旅游人数和收入持续增长，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产品不断得到开发并已成型，再加上多方位的宣传促销，大大提高了“草原旅游”和“首府旅游”的影响力。但由于内蒙古旅游业发展得比较晚，希拉穆仁草原的旅游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开发不规范，尚属粗放型的开发；二是旅游形式陈旧单一，产品雷同，恶性竞争，旅游产品的开发生产呈弱散状态，尚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旅游拳头产品；三是旅游发展规划、景区建设规划尚不够完善；四是草原文化与旅游融合度较低；五是旅游行业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提高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品牌的知名度，不利于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为实现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度挖掘希拉穆仁草原的文化内涵如少数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历史文化以及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文学艺术等等。应在统一的草原品牌下，根据不同的草原条件确立不同的市场定位，以多种形式进行开发，形成独具特色的草原品牌，实现草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草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开发草原文化资源有难度

内蒙古地区旅游业起步较晚，旅游开发建设的观念意识比较落后。在开发希拉穆仁草原旅游时必须注意旅游资源中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特点。所谓区域性，就是在旅游开发规划中必须重视对本地旅游资源确实有研究的本土专家和真正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专家的意见。而综合性则要求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有旅游、地理、文化、历史、经济、建筑、民俗、艺术、环保等多学科专家的协同工作。开发旅游并不是简单的粗放的开发，不能仅追求眼前的利益。要更新观念，提高意识，重视旅游业所具有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 民族相互融合影响着蒙古族民俗文化的传承

截至2010 年，有2400 多万人口，其中汉族占80%，蒙古族不足20%。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族明显汉化，特别是居住在中心城市周边的蒙古族聚集区尤为明显。在内蒙古地区， 汉文化相当普及，蒙、汉、回、满等民族长期以民族大杂居的形式共同生活在一起，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蒙古族文化已成为弱势文化。以呼和浩特为例，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融合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周边的蒙古族聚集区如希拉穆仁草原的蒙古族群众绝大多数已从游牧经济转变为农耕或农牧的经济生活，并有相当数量的人进入城市生活，仅有一小部分人仍生活在牧区中。正是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很多蒙古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开始发生变化。草原上的牧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传统的风俗习惯，但他们的生活习性已部分汉化。因此，在旅游开发中恢复原有的蒙古族民俗文化有较大的难度。

（三） 无形的精神文化多，有形的实体文化较少

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草原文化本身具有游牧文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草原文化中的物质文明部分必须适应游牧经济方式的要求。目前，草原文化旅游资源中的物质文明部分相对较少，规模也小。而且，有限的有形文化在历史的巨大变迁中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保存至今的已相对较少。在希拉穆仁草原上遗留下来的游牧文化建筑物非常罕见，在旅游业起步阶段，由于粗放型的开发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仅有的文化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文化没有物质的附着，所以开发起来较为困难。

（四） 盲目招商引资，草原文化与旅游融合度较低

在希拉穆仁草原已经开发的旅游景区景点中，很多为招商引资项目，由于外来投资商对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化了解较少，片面追求眼前经济利益，盲目开发建设，忽略了草原文化，使得草原文化与旅游融合度较低，大大冲淡了草原旅游品牌的特色，导致游客数量减少，不利于草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重视旅游文化资源建设，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旅游产业利益的最大化和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开发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建立良性的产业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发展关系，提升产业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 坚持政府主导，全面发挥旅游产业功能

要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主体、企业运作、全民参与”的产业发展态势。在旅游目的地，旅游投资经营者、游客、当地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只有政府才能协调好他们之间的现实矛盾，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的统一。政府管理部门要提高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摒弃短期行为，做先进文化的代表，引导当地旅游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全面发挥旅游产业功能。

（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旅游发展观念

在希拉穆仁草原开发建设上，必须改变外延式扩张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观念，减少其对旅游目的地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造成破坏。旅游产业发展要坚持可持续发展，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和效益型，挖掘旅游文化内涵，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向深度发展。

（三） 分析希拉穆仁草原地区历史文脉，确定开发的方向和主题

利用北方游牧民族核心的草原文化创意，在分析希拉穆仁草原文脉的基础上确定文化的开发方向和主题格调，明确定位，围绕主题进行内容组织，进而通过旅游产品加以体现，不断丰富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的升级改造。其中，对希拉穆仁草原文化主题的感知和把握并经由旅游产品外显是关键，其本质在于对希拉穆仁草原文化资源进行概括、发掘、升华最终凝聚区域特色的个性化精神，然后通过物化、创新实现更深层次的整合，将文化内涵渗透、表现在旅游产品的各个层面，形成特色品牌，强化旅游吸引力。通过不同的文脉从而整合为统一于一体但又各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品牌。不仅要打造品牌，还要提高其内涵，提高其知名度，管理和维护好草原文化品牌，充分提高品牌的附加值和服务的附加值，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 加快旅游业专业人才培养，夯实旅游产业发展基础

要加强对旅游管理、旅游服务等方面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进一步规范旅游人才的管理和培训，提高旅游管理和服务的专业性，促进草原旅游文化的发展，提高希拉穆仁草原文化的品牌知名度，实现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旅游产业是兼有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四大功能的产业，但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文化及其他功能的现象屡见不鲜，旅游资源的适度开发和永续利用要求提升产业素质，整合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品牌运作。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精神文化，开发物质文化，打造制度文化和管理文化，推进教育文化，由政府以及与旅游产业有关各方参与，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积极实践，促使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产业走向成熟和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春山.旅游文化——中国旅游业参与国际竞争成败的关键[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3):29-30.

[2]孙克勤.世界旅游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第7篇：草原文化范文

关键词：经典蒙古族民歌 歌词 草原文化特征

蒙古族人民自古以来生活在一望无际、山清水秀的大草原上，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居，他们在长期的狩猎、游牧生活中以民歌为伴，蒙古族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唱歌，他们常常引吭高歌，赞美草原、赞美家乡，在马背上，在毡房中，你唱我和，创作了一首首充满民族风情的蒙古民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一类情深意长的蒙古族民歌早已传遍草原。

不同的地域产生的蒙古族民歌不仅曲调风格不同，其歌词的情感表达方式，体现的审美心理特征、民风民俗等有所区别，因为民歌本身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体现。但是，无论产生自什么地区的蒙古族民歌，它们都是植根于整个蒙古族草原文化这个共同土壤中的，因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体现了蒙古族草原文化独有的风格。蒙古族民歌不仅曲调高亢悠扬，宏大雄伟，内容也很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英雄人物、父母、山川、河流、草原和马儿的，也有用于迎宾、敬酒的宴歌，还有婚歌、情歌、牧歌、叙事歌、礼仪歌等等，总体看来，蒙古族民歌主要分为两大类：礼仪歌和牧歌。礼仪歌用于婚宴等喜庆场合，以歌唱纯真的爱情、歌唱英雄、歌唱赛马骑手为主要内容，牧歌多在放牧和搬迁时唱，内容以赞美家乡，状物抒情者居多，这些民歌反映了蒙古族的风土人情，具有不同的草原文化特征。

首先，蒙古族民歌的歌词体现了蒙古族的婚俗文化。

传统的蒙古族婚礼仪式的程序较为繁杂，其中的劝嫁、迎亲、讨名问庚、献茶、婚宴、送亲等都有祝颂之歌。这些婚礼歌的语言朴实流畅朗朗上口，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不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表现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这些歌至今有人传唱，尤其那些训谕、教导之歌，每逢婚宴时老人们也频频歌唱。例如在《劝戒歌》中唱道：奶茶哟象哈达似白云，泛起洁白如玉的波纹，又好似那母亲的乳汁，喝吧，莫忘母亲之恩。青青的杨柳棵连棵，婚配的男女心相合，托着他们的福气哟，唱呀唱出满堂的歌。绵绵的榆树根连根，新人如鱼水不能分，借他们新婚的喜气，喝呀喝到半夜时分。

歌词中以鱼和水，树的根比喻对新人表示祝福，以蒙古族人民喜好的方式饮喜酒、喝奶茶、献哈达、唱赞歌来庆祝婚礼，同时又规劝新人结婚后莫忘父母恩情。

《蒙古族婚礼歌》套曲第五十八首《赛马歌》，是迎亲路上的一首进行曲。其中男方祝词的歌词：“七个人一溜烟的，送亲队伍，七种光彩的长袍，裹着俊秀的腰身，四十九匹骏马哟，腾开四蹄，空中的七色彩带，汇成七色的云朵”，“那支凤尾，在晨风里摇曳，那就是我们勇敢的新郎哟，头上戴着那翎羽的红缨帽”，“迎亲的马队，飞快的驰行在草原上”。这首歌体现了蒙古婚俗的一个方面，讲的是在送亲途中，人们唱着《赛马歌》，尽情地催马奔驰，相互追逐嬉戏，在阵阵歌声中完成“抢帽子”、“逗新郎”的游戏。抢帽子嬉戏，是蒙古古代的习俗。在新郎成亲的日子，谁能把新郎的帽子抢到手，谁的好运气就会日夜升腾。同时女方家的亲友为了延长送亲的行程，总要千方百计地将新郎的帽子抢过来扔在地上，迫使男方家的亲友想尽方法将帽子拾起来。在“抢帽子”的过程中，男方家的亲友们都要掩护着新郎，快马加鞭，一路狂奔。这一路，与男方家的亲族们相互传递着新郎的帽子，众人你呼我应，互相追逐，场面十分欢快。

从这首民歌不仅看到蒙古族婚俗的一些特点更能体现出蒙古族人民是马背上的民族，骏马是蒙古族牧人的助手，没有腾飞的骏马，蒙古人就失去了脚足。下面就谈谈蒙古族民歌中体现出的马文化。

其次，蒙古族民歌的歌词体现了蒙古族的马背文化。

自古以来，蒙古族牧民生养繁息于无垠草原之上，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马，以良马比喻良朋，说明牧民对马的深厚感情，善歌的牧民放牧着马群、羊群，置身于辽阔的草原，触景生情，唱出草原上天籁般的歌声，赞美自己与骏马的深厚情感。在蒙古族的民歌中，骏马的形象层出不穷，草原 “那达慕”盛会上经常传唱的传统民歌《马赞》，表达蒙古族人民对马的喜爱之情。蒙古人的骏马享有很多美誉，如成吉思汗的两匹神马、八骏马、千里马、追风马、“腾格里”天赐之马、“毕力格”智慧之马等等，由此可见蒙古人爱马的情愫，以及马文化的发达程度。

蒙古民歌《成吉思汗的两匹小青马》中唱到：两颗珍珠，像两个流星，那是成吉思汗的两匹小青马呀，那是两朵金花。长鬃似火苗，头颅如月牙，美鹿一样矫健的身体哟，彩虹般的尾巴。用“金花”形容骏马的高贵，用“流星”形容骏马的眼睛，用“火苗”，形容骏马的长鬃，用“月牙”形容骏马的头颅，歌中展示给我们的形象：四体格外健美，神马一般的俊俏。这何尝是两匹马，真正是蒙古族人民心中最亲如兄弟的俊男，最有魅力的神明。

再如《骏马赞》：它那飘飘欲舞的美丽长鬃，好像闪闪发光的金伞随风旋转；它那炯炯闪烁的两只眼睛，好像一对金鱼在池塘中游玩；它那宽阔无比的胸膛，好像盛满甘露的宝壶一般；它那精神抖擞的两只耳朵，好像山顶上盛开的两朵莲花瓣；它那震动大地的嘶鸣，好像动听的海螺发出的呼喊；它那宽敞通畅的鼻孔，好像姑娘编织的盘肠一段；它那潇洒飘逸的尾巴，好像绚丽的彩绸一样灿烂；它那硕大的四只圆蹄，好像风驰电掣的车轮在飞旋；它全身汇集了“八宝”的图案，这神奇的骏马呀，是我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伙伴。歌中对马儿的赞美发挥到了极致，用了八个排比和比喻来形容骏马，同时表达出蒙古族人民对骏马的无比喜爱之情。蒙古人民爱马如命，蒙古族男子对于骏马的忠爱，往往胜似友人。在古代远征时，身边没有亲人相伴，就和跨下的坐骑悄悄对语，情同友人。同时马背是蒙古人成长的摇篮，一个孩子自小就学习骑上马背驰骋草原，在马背生涯中，人与马的关系情同父子情深义厚，密不可分。

再次，蒙古族民歌的歌词体现了蒙古族的酒宴文化。

“金杯金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炒米奶茶手抓肉，今天喝个够。朋友朋友，请您尝尝，这酒纯正，这酒绵厚。让我们肝胆相照共度春秋，在这富饶的草原上共度春秋。银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载歌载舞庆佳节，今天喝个够。朋友朋友，请您尝尝，这酒纯正，这酒绵厚。让我们心心相印友谊长久，在这崭新的生活中友谊长久。”这首歌道出了蒙古族人民对酒的喜爱。蒙古族人生活中不能没有酒，也不能没有歌。蒙古族自古就是一个豪放勇敢的民族，他们喜欢饮酒，饮酒、骑马体现了这个民族粗犷豪放的性格。他们认为“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酒给宾和主带来了隆重的气氛和欢乐，表达着蒙古族人对宾客的尊敬和深情厚谊。因此，蒙古族人向客人敬献醇香的马奶酒或白酒，被当作是一种增进友谊的方式。

如果说“金杯”、“银杯”里的奶酒醇香、醉人，哈达象征纯洁友善的感情，那么祝酒歌表达的是美好的心愿，祝酒词则是对亲朋好友工作与生活的祝福。蒙古族人民喜欢用一边唱歌一边敬酒，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远方客人的欢迎，这种以歌敬酒的方式，在宴请宾客时随时可见。他们迎接贵客时要唱歌劝饮“下马酒”，送客人上路时要唱歌劝饮“上马酒”。另外，在蒙古草原上还流行着一种劝酒民歌，有四句的，有两句的，有单人唱的，有男女双方对唱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举起了蒙古族的酒，放开你的歌喉。杯中盛满深深的爱，美酒醉心头。干一杯蒙古族的酒，天南地北是朋友。”“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句不多。”“烧酒本是五谷水，喝到甚时候也喝不醉。”“阳春三月桃花花开，端起酒盅盅迎客来。”“美酒倒进金银杯，酒到面前你莫推，酒虽不好人情浓，远来的朋友饮一杯”这种充满激情的关于“酒宴”民歌，其歌词内容有叙友情道珍重的，有结交天南海北的客人的，有贺喜祝颂的等等，蒙古族人民的每一杯酒里，都饱含着给他们的纯朴与真诚，都饱含着他们一颗颗热爱大草原热爱美好生活的心。

参考文献：

1.李树榕.“文化认同”与“草原歌曲”[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2008，2.

2.赵万梅.试论蒙古族民歌《鸿雁》的人文内涵[J].内蒙古教育，2012，9.

3.欧文静.论内蒙古现当代“草原歌曲”在草原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J].职大学报，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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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草原文化范文

马鞍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不仅是必备之物，而且也是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一般牧民的马鞍具大都用金属、木料和皮革制成。马鞍的制作大都选用桦木或榆木，并要打磨光滑，前舌用粗钢筋做成椭圆形，后舌为圆形，中间垫皮革或褥垫。有些讲究的还在前后舌上镶嵌金属和玛瑙，饰以色彩，看上去富丽堂皇。除此之外还有在前后舌上浮雕或漆有各种本民族的图案。另外，配套的马嚼、马鞍带、马肚带等做工也十分讲究，一般用纳花法或用模具压制成花纹，使其形成具有立体感的浮雕效果。座垫一般都用高级面料如灯心绒或色彩艳丽的锻子做垫面。一副品质优良、精心制作的马鞍，可以用上四五十年，甚至上百年，几乎陪伴骑手的一生。当年华老去，骑手以布满皱纹的手抚摸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马鞍的时候，绚丽依旧的马鞍不免使其回忆起生命中那许多自豪的、艰辛的、难忘的片段。

下面笔者介绍几件有多元文化交融特点的马鞍具。

图2是在蒙古族牧人家里发现的一个景泰蓝马鞍，上面除了有汉族人传统的“暗八仙”图案外，还增加了“吉庆有余”“平升三级”等吉祥图案。“暗八仙”是道家文化纹饰，这副景泰蓝马鞍两边各有一组“暗八仙”图案，但细看有些图案造型不是十分准确，也少了“暗八仙”中葫芦和宝剑的纹样。“吉庆有余”和“平升三级”是中原传统的吉祥图案，“平升三级”传统的图案是一个瓶子上插三支戟，旁边还放有一个笙，寓意瓶（平）笙（升）三戟（级）。但这副景泰蓝马鞍上的“平升三级”没有笙，却在两头各挂一条鱼，把“吉庆有余”和“平升三级”融为一体了。马鞍的下方还有佛教的吉祥八宝图案。这具景泰蓝马鞍上的图案很有可能是蒙古艺人绘制的，他们对中原地区流行的吉祥图案不是很精通，经常把佛教的吉祥八宝图案和道家的“暗八仙”图案组合在一起，有时还把“四艺”图案也加入其中，这也正体现了中原文化和西域草原文化的融合。

图3是雕刻有一对狮首鸟身图案的全木质马鞍，是在巴里坤县鉴宝活动时发现的，属于当地一位哈萨克牧民家传之物。两只狮首鸟身的奇异动物相对而立，雕刻在马鞍的前舌，没有其他色彩，只显木质本色。它不像其他马鞍镶金镀银，品相已显得陈旧，似乎历经沧桑。这件马鞍没有引起在场专家的重视，连海选都没选上。但其奇特的动物雕刻造型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听物主说，这具马鞍在他们家已经传了好几代了，至于从何而来，他也说不清楚。这具保存基本完好的狮首鸟身的木质马鞍，把我们带回了更加悠远的年代。狮首鸟身是古时苏美尔地区神话中的神鸟，它能呼风唤雨，扬善惩恶，保护人类，这个产生于公元前30世纪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元素，何以越过时空出现在东天山草原？足以引起我们的种种遐想。这件狮首鸟身的木质马鞍充分说明了东天山草原文化的多元性。

图4为一具哈萨克牧民的银质马鞍，马鞍前舌左右上方錾刻两条向上盘升的龙纹，相对而出，栩栩如生。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人对龙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此在中原象征正义、吉祥的龙纹处处可见。而哈萨克民族的图腾是天鹅、猫头鹰。这具刻有双龙的银质马鞍出现在东天山草原，充分说明中原文化早已融入西域各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

第9篇：草原文化范文

该刀刀身与刀柄为一体式青铜材料制造，刀柄造型以鹿为主题，简单的青铜线条勾勒出一只活泼生动、向前奔跑的鹿形象。细看之下就会发现，无论是弯弯曲曲往后伸展的鹿角，还是奔跑向前的姿态，都与蒙古鹿石（主要指经过人工雕刻加工而成的一种碑状石刻，因雕刻有鹿的图案而闻名——编者注）上的刻纹极其相似。其不仅在美学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同时也非常符合力学和人体工程学的要求。

我国著名国际级刀剑师陈朝波先生受奔鹿小刀感染，带领他的团队研制出复制品。与青铜制原品不同，该复制品采用不锈钢材质刀柄，再现鹿的造型，刀刃选取高速工具钢锻造。高速工具钢是一种用来制造电动工具如电钻钻头的高硬度钢材，是能够切割其他金属的一种金属。其加工难度大，不用经常打磨，锋利度可长期保待。团队利用高科技手段将这两种硬度不同的钢材焊接在一起，体现了古典美学和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奔鹿小刀的历史渊源

提到青铜器，人们脑海中会立刻出现“商朝”、“殷墟”、“中原地区”等概念。先秦时期中国青铜器发展到鼎盛时期，器型种类繁多，铸造水平与造型艺术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河南省安阳市出土的大批商朝青铜器等文物确立了殷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都城的地位，陕西省宝鸡市出土的晚清四大国宝[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guó）季子白盘于晚清时期出土，合称晚清四大国宝]等青铜器物令宝鸡被誉为“青铜器之乡”。而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草原上，同样有一座闪耀着夺目光芒的“青铜器之乡”——鄂尔多斯地区，那里出土了众多以武器、工具和饰件等小型器物，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或“北方青铜器”。

北方青铜器是先秦时代与中原诸类文化不同风格的一类青铜器，其纹饰主要以动物和几何图案为主。关于北方青铜器的起源在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由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处欧亚草原之中，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便与斯基泰人和西伯利亚人有所关联，东西方文化也在密切的来往中得到交流与贯通，于是有人认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动物主题器物风格来自西方；另一方面，北方青铜器的起源无法回避黄河中下游地区商周文化中的相关因素，所以也有人认为写实动物纹饰是殷商文化的传统，并由绥远、鄂尔多斯、蒙古传到叶尼塞河流域，影响了卡拉苏克文化。除了自西向东和自南向北这两种学说，北方青铜器还存在着当地起源说。学术界的辩论各有其说，但草原文化的迁移性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东西方或南北方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所以无论北方青铜器起源于何方，地域特色以及各方文化的融合渗透，即形成了其别具一格的草原风格。 北方青铜器中的各种刀型

北方青铜器中器物种类多种多样，包括剑、矛、刀、镞、盾、斧及弓等等。其中条形青铜小刀是欧亚草原地带普遍出现的工具，使用时间长，形制多样。这些青铜小刀造型多样，纹饰丰富，根据其刃身与刀柄结合方式的差异分为复合柄刀和连柄刀。

复合柄刀，即铜质部分以刃身为主体，刀柄扁薄短小，必须以木质或其他材料套接、铆接或夹装后方可使用。

连柄刀，即刃身与刀柄一体铸造而成，除有可能在刀柄上缠绳或包裹皮条之外，无需用硬质材料对刀柄进行接长与加粗处理，属单一质地的青铜工具。

连柄刀以其柄首形制的差异可分为蕈首、环首、铃首、鼻钮首、穿首及兽首5个主要类型。

蕈（xùn）首连柄刀，即刀柄端为蘑菇状。环首连柄刀，即刀柄端为环状。铃首连柄刀，即刀柄端置有一铃。鼻钮首连柄刀，刀柄端下缘设有小型半环，似大象内勾形鼻子。穿首连柄刀的刀柄末端有穿孔。兽首连柄刀简称兽首刀，包括兽头首刀和兽形首刀。前者以兽头雕为柄首，后者则以兽之全形设于刀柄端。兽头首刀大致分布在米奴辛斯克盆地、阿尔泰及新疆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和辽西地区，此外，在蒙古西部的鹿石上亦常见兽头首刀的刻纹。兽形首刀出自草原西部的塞伊马及中部天山、米奴辛斯克盆地区。

奔鹿小刀即属兽首刀。 神秘鹿石与奔鹿小刀

兽首刀的动物原型有鹿、野猪、羚羊和猫科猛兽，但数量最多的要属鹿，这与蒙古鹿石上所见的刻纹一致。鹿石是一种以鹿为图腾的文化存在，是拟人的长条形石柱，在东起外贝加尔，西至保加利亚的草原地带共发现600余通，其中500余通集中在蒙古高原西部地区。

蒙古鹿石最初发现于19世纪末，鹿石图案中除鹿以外，还有许多动物、植物、武器乃至太阳，这些都经过幻想加以变形，或加上符咒符号而刻成，今天仍可感到其中渗透的畏惧与膜拜的感情，以及对那种超自然神性的神秘感应。鹿石上较典型的是长有鸟喙、呈飞天状的鹿状图案，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鸟是天上的飞禽，而鹿是地上奔跑很快的动物，古人把这两种具有灵性的动物融为一体，象征天地，加以崇拜，并通过鹿石这个载体呈现出来，其神秘之美始终对人们充满了诱惑。

鹿石刻纹主要分作两类：一类是鹿形抽象、夸张，鹿角及头部昂起，前蹄腾空，动感强烈；第二类，鹿形写实具象，呈矗立状。蒙古西部的鹿石九成以上刻有动感而抽象的雄鹿即属第一类鹿石，奔鹿小刀的刀柄造型与此类鹿石纹刻同源。

奔鹿小刀的刀柄造型以鹿为主题，却并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兽头首刀或是兽形首刀造型标准。其造型该如何解释，至今仍是一个谜团，许多爱好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展开遐想。

遐想一，刀柄造型为一只奔跑的鹿，人们在使用中呈现的动态，就如同一只鹿随着奔跑姿势的改变，鹿头呈现出或上或下或直或弯的一系列力量优美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