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发展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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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第2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教育传播学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学界，是一门融合教育学与传播学的共生学科，它的价值首先在于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和阐释教育，注重媒传教育研究。我国教育传播学起步晚，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随着我国教育传播学越来越受关注，表现为研究数量增多，发表文章增加，这些成果揭示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状况，为我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仍然有一些突出的问题和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迸一步发展，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体发展不稳定

目前，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虽总体上处于上升势态，但十年来教育传播的研究发展很不稳定。据统计显示，1998年发展呈上升趋势，但随后又趋于平缓；2002年发表的文章是2003年开始上升，后面几年又有回落；同时研究的人员少，直到2006年到2007年间才出现了一个研究的。这期间，我国的电教工作者发表了大量教育传播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一些重要的教育传播学教材。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这一时期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热点是围绕着教育技术的定义和定位问题展开的，人们热衷于对教育技术定义的讨论和研究，而无暇顾及教育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便没有大的进展。

由于美国AECT94教育技术定义的引入和我国学者对建构主义研究的关注，以及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本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猛速发展，使得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无暇去研究作为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的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从而导致我国的教育传播学出现了研究的缺失。

2对教育传播学理论研究相对重视，缺乏系统性、深入性的研究

纵观整个教育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严重滞后，理论研究的持续性不强是主要问题之一。我国理论研究的持续性不足，理论指导教与学的研究就显得薄弱，这说明理论体系建构相对滞后，因此不能形成学科强有力的基础。与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编著的繁荣景象对比，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理论编著基本上属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教育传播学的理论编著来看，目前拥有的教材指导书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如宣伟伯、余也鲁著的《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高蕴琦、林克诚等编著的《教育传播学》，魏奇、钟志贤著的《教育传播学》，邵培仁编著的《教育传播学》以及南国农、李运林编著的《教育传播学》等。这些著作中即便近年来有的进行了修订，但内容更新仍然比较少，新的理论著作就更少。

2003年金振坤主编的《远程教育传播学基础》一书，从某种层度上讲也只是教育传播学的一个子系列研究———远程教育传播研究，但已经是新世纪以来少有的与教育传播学相关的论著了。

还有，教育传播学理论指导教与学的深度、广度也明显不足。这些都必然导致学科研究的推广度不够大，从而无法使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工作者有效应用的工具与方法。

3研究作者所属机构集中在高等学校

由于基础教育一线的教师未对教育传播的研究足够重视，研究作者所属机构几乎集中在高等学校。资料显示，教育传播学研究论文的作者85％来自高等院校，小学教师却只有5％。这说明在我国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及实践应用相对重视，其他部分则相对疏忽。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教育传播理论的研究，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并且鲜活的教学实践也孕育着新的传播模式和理论。不仅高校的研究者需要走向教学实践，一线教师也需要通过研究教育传播的理论以改进自己的教学。

4教育学界专门就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较少，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作为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教育传播学，在有些论文中只是做很少的描述。此外，专门供教育传播研究的文献也较少。而教育技术专业作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受研究领域界定的困扰，尤其是AECT94定义的出现，使得教育传播学这一基础理论的研究时兴时弱，还曾出现过研究断层现象。

从发表的文献类型看，我国理论探讨类文章较多，占45％，因而教学实践类较少；从发表的刊物级别看，一般刊物居占54％，国家核心刊物仅占45％，说明论文总体发表层次较低，总体质量有待提高；从期刊论文分布情况来看，教育界的一些研究较为关注大众传播领域，有跟着市场打转之嫌，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偏少。就算是教育技术界，目前专门研究教育传播学的学者也很少。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教育技术界主要的任务是开发技术，再加上网络技术的挑战，教育技术界顾及不到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这也造成对教育传播学的忽视。而目前，研究也大都专注于技术、认知、技术哲学等领域，水平有待提高。

5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两个学科的互动和合作偏少

从上面提到的专著编著者的学科背景来看，国内学者中以传播学作为学科背景的较少，大多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学科背景。纵观传播学的刊物，传播学界对教育传播的研究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而且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两个学科的学者的合作很少。

在期刊论文方面，教育传播理论的研究者中，大多数研究者来自于教育技术学，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介入的较少，即便有也多是一时的关注，缺乏持续性，成果偏少。另外，从的期刊分布来看，教育传播学方面的论文大多发表在电化教育、信息技术与远程教育、科技教育类期刊以及高等院校的学报上，在传播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较少。

6过多专注于学科的界定划分，对教育传播学的地位不够重视

就目前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现状来看，很多学者过多专注学科界定划分。基于某种教学媒体的单一教育传播现象研究有所重视，而理论层面研究太少。而且缺乏研究的持久性、深人性和系统性，未能形成良好的氛围，致使我国的教育传播学研究多停留在表面，没有体现其作为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的地位。在广大从事教育传播活动的一线人员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较少，地位凸显不够。再加上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教育传播史学研究的缺失，使得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大而空，显得枝叶不全、纵深度小，指导教育传播活动的效力不足。

7缺乏传统与现代的建构和融合

第3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音乐传播作为信息社会一个新的行业与专业，涵盖广泛，牵涉音乐与传播相关所有专业与从业人员，汇集着按传统职业和学科分类习惯难以划分的人群。音乐传播学科与专业的形成，是因为中国传媒事业的急速发展，产生出对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是应需而生的新学科和新专业，带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可以说既无现成的西方模式可照搬，也无中国传统模式可承袭。所以，没有人能预料这架在新世纪强行起飞的“专业客机”的航向与前程，但可以明确的只是乘客们从事的是朝阳产业，乘客们想去的地方想干的事情，就是音乐传播的目的。

由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主办，中国音协音乐传播学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承办的“2007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于10月27-28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音乐传播领域专家学者、师生与新闻出版单位文化传播人士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大会论文60余篇。

音乐传播教育之现状

在26日上午举办的新闻会上，音乐传播学会会长曾遂今介绍了前两届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情况，及其教学与科研在各地院校的发展，指出从本科到博士的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平台在中国传媒大学已经形成，目前已有5届学生毕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王建元在介绍本院音乐传播专业本科毕业生分配与就业情况时指出，音乐传播专业本科就业率高达97%，以广播电视和文化传播公司为主，在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举步维艰的局面下，已成为本院音乐类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记者从会议了解到，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的高等院校相继开办了音乐传播专业，一个音乐传播专业教育平台蔚然形成。

音乐传播理论之思考

音乐传播（Music Communication） 究竟为何物？是学科、是专业、是研究方向、论文题目，还是职业方向，或者公司运营项目？从第一届音乐传播研讨会开始，这就是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这个争论也延续到本届研讨会。与会代表除开对音乐传播学的音乐学归属、传播学归属等学科性质地位的讨论继续深入而外，许多研究者跳出各执己见的争论，直接进入学科主体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曾遂今教授《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与薛艺兵教授《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论文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前者提出音乐传播“零信道、信道、盲信道、网络信道”四种模式，探讨其时空规律，解释音乐生命力形成的时空原因；后者以论文为基础进一步提出音乐传播“狭域、广域、泛域、异域”和“即时、共时、历时、待时”时空传播各自四种不同的模式。王建元教授则根据音乐传播专业在本院建立10周年的教学经验提出学科建设“音乐编导策划、音乐商务、音乐传播研究、音乐治疗”四个发展方向；庄元教授“试论数字化传播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论文集中讨论了数字化传播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冯光钰先生“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和伍国栋教授“江南丝竹的传播”等论文则集中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与流变情况。

音乐传播实践之研究

音乐传播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科，必然介入新闻出版、传媒工作的实践活动中去，会议一大批论文集中于各种不同的音乐传播实践活动研究。音乐传播，自然是传播音乐，从理论上讲不是一个问题，而面对实践却成为问题。

人音社杜晓十副总编发言以音乐出版现状介绍为主，指出全球化大潮来势汹汹，文化大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已被美国、欧洲、日本瓜分，中国文化产业的落后需要迎头赶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音乐》赵志扬副主编的即席发言根据信息时代音乐文化传播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局面，提出一个传播节制和有理性的理念。高级编辑黄大岗论文“音乐编辑学提纲”则分16个章节详细介绍了音乐出版行业工作的编辑应该具备的知识。《音乐研究》陈荃有副主编以“实践：音乐传播学永恒话题”为题作了发言，强调音乐传播的实践品格，人才培养基本功基本素养的重要性。《音乐与表演》冯效刚副主编发言探讨音乐家与传媒革命的关系，指出严肃音乐从业者面对大众流行音乐的挑战，要争取话语权，不要自说自话，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边缘地位。曾田力教授近年来身体力行于古琴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面对大河奔流的大众音乐传播主体，介绍了自己反其道而行之，传播传统文化“高雅音乐”的经验，提出音乐“高文化”传播的理念与实践方向，强调“小众传播”、“自然传播”的重要性。

第4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传播;效果研究;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G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092-02

一、研究设计

本文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为研究对象,以2009年末为限,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了网络传播论文579篇,其中158篇网络效果论文构成内容分析的对象。由于选取的期刊种类有限,样本筛选及归类过程均为人工操作,因而在信度和效度上难免有一定损耗。

1.研究者情况。包括姓名、身份、所在院系和合作研究情况。研究者身份分为正、副教授、讲师、助教、博、硕士、本科生、研究员、业界人士、其他人员等。所在院系分新闻传播、中文、信息管理等。按CSSCI的惯例,每篇文献的分值被限定为1,多人合作时按一定权重来分配。两人合作时第一、二作者比例为0.6U0.4;三人合作为0.6U0.25U0.15;四人合作为0.6U0.2U0.1U0.1。合作研究情况分独立研究、学科内合作、跨学科合作、其他四类。

2.研究主题。分为传统效果理论、网络形态、政治效果、经济效果、文化效果、新闻传播效果(网络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和效果)、综合效果、个人效果、其他九大类。

3.研究方法。对研究方法的归类一直存在实证、批判、诠释及思辨、定性和定量分类法的分歧。思辨研究属于人文方法典范,源于哲学思辨传统,以操作概念为主;定性和定量研究均属于实证方法典范,源自社会科学传统,以操作事实为主。卜卫认为,批判典范更像一种类似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而不像用于某种研究的工具。但在某项具体研究的过程中,批判典范研究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所以仍属实证范围。诠释典范强调对文本意义的理解,直接操作的对象也是事实(文本),因此亦为实证方法典范[1]。本文认为第一种分类法更多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对研究范式所做的分类,第二种分类法更为具体可行。其中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等,定量研究包含调查研究、控制实验、文献研究(内容分析和二手资料为主)等。由于实证尤其是定量研究历来被认为是效果研究的最佳方法,故对其做了进一步细化,将研究方法分为思辨、定性、调查、实验、内容分析、二手资料、定性和定量综合、思辨与实证综合。

4.理论使用情况。据布莱恩特等统计,1956～2000年国际传播学核心期刊上“议程设置”与“使用与满足”在所有理论中使用频率并列第一,“涵化”理论紧随其后。2001～2004年对六本知名国际新闻传播学刊物的内容分析发现,排名前六位的理论分别为架构、议程设置、涵化、中介模式⁄理论、第三人效果、使用与满足。中国网络效果研究在理论使用上是否具有类似特征?是否发展出自己独有的效果理论?本文将“理论使用与否”分为无理论、单一理论、多种理论综合三类,然后在“主要理论”这一变量下,划分为框架、议程设置、涵化、第三人效果、沉默的螺旋、知沟、使用与满足等多种理论类型。

5.课题资助情况。分有资助和无资助两类。

两位编码员独立完成了编码,信度检验Scott指数=0.85。

二、研究结果与发现

1.论文数量。效果研究占网络传播论文总量的27.3%,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00～2002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03年开始下降,2005年以后又逐年上升,2009年呈井喷式爆发,这与《国际新闻界》及《新闻与传播研究》近几年的改版扩容有关,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快速上升更是重要原因。

2.研究者情况。研究者73.1%来自高校和研究所,业界人士仅6.6%。论文的独立和第一作者以正、副教授居多。对研究者姓名做频次分析并根据合作研究的不同分值比例处理后发现,出现一次以上的研究者14位,二次以上仅4位。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占绝大多数,其他学科参与度很低。独立研究居多,合作主要存在于本学科内,可见此领域与其他学科之间应有的良好互动并未形成。

3.研究主题。“新闻传播效果”在日渐丰富的研究主题中成果最多且发展最稳定,其次是“个人效果”、“文化效果”及“传统效果理论”,致力于探讨个人在网络环境下认知、态度和行为变化的“个人效果”和以验证传统效果理论在网络中适用情况的“传统效果研究”从2001年起发展较稳定。“政治效果”成为近两年最受重视的领域。尽管研究日益深入细致,但对宏观“综合效果”的讨论仍占一席之地。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博客、播客、SNS、网络恶搞、网络游戏、网络语言等网络应用和网络形态风生水起、影响深广,2004年以后的论文充分体现出紧跟热点,关注现实的特点。

4.研究方法。单一思辨法使用最多,2000年前几乎一统天下。新世纪以来,传播学在方法上向社会学借鉴之风日盛,实证方法越来越多被引入网络传播效果领域,定性研究占总数的14.6%,思辨与实证、定性与定量方法并用的比例分别为2.5%和4.4%。调查法在定量研究中最常用,占8.3%;其次是文献研究,内容分析因资料搜集的易控性和成本较低受到青睐,占5.7%,也有少数研究者采用百度指数或国外权威机构的免费调查数据进行二手资料研究;在西方广为使用的实验法并未出现,可能因其对网络传播研究操作性较差。

主题与方法的交互分析显示,少数领域以实证为主。网络兴起后,许多学者对传统效果在网络环境下的应用和变革产生浓厚兴趣,纷纷依循传统效果研究的路径,采用实证方法进行探讨。问卷调查作为一种典型的自我报告法,非常适宜于评价个体感受和外显行为,因而在对个人效果的研究中受到了重视。

5.理论使用情况。未使用、使用一种及综合运用多种理论的研究分别占60.8%、25.9%、13.3%。在理论使用中,议程设置理论居首,使用与满足及第三人效果理论位居前列,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布莱恩特等人的研究。以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知识分化为研究旨趣的知沟理论和以新事物推广为着眼点的创新扩散理论因与互联网的天然契合受到重视。网络的推广普及程度与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互联网在农村的推广与地区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网络去中心、自由匿名的特性,传统的把关人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受到一定冲击,成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再次流行。随着网络应用日益向纵深发展,作为工具与作为媒体的互联网交相辉映,从“人与机器”的时代迈向“人与人”的时代,六度分离、社会网络理论的价值被重新开掘。但除了2004年由《连线》杂志主编Chris Anderson提出的长尾理论外,并无专属于互联网的理论。

6.课题资助情况。受资助论文为13.3%,总体比例偏低。但从02年起情况有很大改善,最近两年更是呈明显的快速上升趋势。

三、主要结论

1.网络传播效果研究呈现出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4～1999年,研究从无到有,缓慢上升。介绍解释性的宏观思辩研究居多且不够深入。2000～2002年,多年酝酿后迎来第一个期。数量明显增多,主题有所扩展,方法更为多样。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网络对个体的微观影响,有意识地将传统效果理论引入网络研究,加之实证方法的运用,使研究更显严密、学术色彩更浓,受资助的研究开始出现,效果研究作为网络传播领域中的一个独立方向初具雏形。2003～2005年,研究热潮降温。论文数量锐减,但主题分布较均匀,内容分析受到重视。2006～2009年,进入快速发展的第二个期。论文总数及受资助研究剧增,主题全面开花,某一具体网络形态以及个人效果成为研究热点,研究不断深入。近两年互联网在重大事件中频频发力,“政治效果”研究急剧升温,网络作为改变当前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影响已不容小觑。实证与思辨研究呈分庭抗礼之势,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

2.研究者整体水平较高,但以单打独斗为主,长期致力于网络效果研究的人员不足。副高职称以上教师构成了研究主力,包括闵大洪、彭兰等知名网络学者,但长期以网络效果为主要方向的学者不多,影响了研究的连续性和深度。此外,合作研究尤其是跨学科合作明显不足。事实上难度较大的研究常常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加之传播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需要来自其他学科的滋养,但它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又长期缺乏和其他主流学科对话的资本,因而网络效果研究需要和其他学科进行合作以开拓思路,吸取新鲜血液,进而为提高传播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贡献一份力量。长远看来目前的状况对提升本领域研究水平极为不利。

3.满足于对已有理论的运用和测试,理论使用集中且缺乏创新。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发展到今天,似乎进入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阶段,效果研究领域更多地呈现以几篇经典论文为基础的“倒金字塔现象”――大量论文都直接或非直接地与处于塔顶的几篇论文发生联系,不断重复验证和发展着已有的少数经典理论或假设,只是将之应用于新的媒介、新的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或增加新的变量,影响了原创性理论的产生[2]。158篇论文共使用21种理论,其中6种理论被使用了5次以上,4成理论使用集中于议程设置、知沟、把关人三大经典效果理论。自1980年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效果原创理论仅“第三人效果”一种(长尾理论最早被用于描述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模式,严格说来应归入网络营销,算不上真正的效果理论),无怪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作者德弗勒1998年曾发出“里程碑消失”的感慨,看来在网络领域问题同样十分突出。

16年来中国网络传播效果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受学术训练、研究方法和经费等制约,相对西方而言实证研究数量仍然偏少,实证方法运用不够熟练,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参考文献:

第5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我们在这里聚会，为的是反思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到欣慰，因为， 以短短三十年的时光，传播学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而且以图书出版量、院系或专 业设置数目、招生总数等所谓“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

但我们聚会于此，应当并非是为自我恭贺，而是为反思。我们可以自问，经过三十年的耕 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 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答案未必会令我们自豪。

我无意罗列问题，它们已为大家所熟知，而且，看到这些表象的问题，为此而感到汗颜，只 是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即反思的开始。我们更要做的，是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批 判现行的学术体制，包括学生招生和考核制度、教学评估制度、学位与职称评定制度，以及学术 刊物的级别定位制度等等，这方面的批判固然非常必要，[1]但是，当我们这些以学术研究为自己 职业生涯的人聚在一起时，更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即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外化自己的思维路径 和研究活动，使之成为我们分析和批判的对象。[2]

这里的“自己”，当然指的是被称为“传播学界”的同仁通过各自和共同的学术活动所呈现 出的学术主体。反思这个“自己”，就不难看到，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 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这不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没有思考，也不是说我们的研究缺乏 思想，而是说我们的思考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结果，我们不自觉地在反刍别人的思想和 盲目追随话语权力的拥有者。简单来说，过去学界――以新闻与传播学界为甚――动辄以政治思 维的逻辑，并遵此逻辑而设立研究问题并罗列论断的习性仍在延续，研究变成了贴时髦的政治标 签。雪上加霜的是，在尚未摆脱将学术等同于政治诠释的枷锁之时，又多了些在部分人那里被认 为更加华丽和时髦的其它语汇，那些来自我们未曾谋面、未必读懂（甚至未必系统读过）的西方 学者的语汇。

我当然不是在反对理论，也不是反对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更不是反对理论和取向的多元； 我反对的是将理论――或者将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作教条，认定它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学性，将自己的研究降格为教条的脚注，将这些权威 的论断或宣称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或事实。这么做的结果，必然要么堆砌已被当作既定真理的概 念，以此编制一片无从着地的五彩祥云，要么以别人的理论概念肢解现实观察，将现实的观察削 足适履式地塞进概念的牢笼。在不少人那里，似乎学术论述不需要论证、阐释，不需要分析经验 的观察，只需要摘引权威，宣布真理；似乎论文写作等于权威的表演，动辄宣布“要如何”、 “应当如何”、“必须如何”的指令，以为是在展示《十戒》。

如此形成的论文和论著当中也许有思想，但那是别人的，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独立思考后发展 并阐述出来的。更可怕的是，很可能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进行独立思考，没有意识到 自己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 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 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是一种自设牢笼、自我奴化的倾 向，即是在思维路径层面的缺乏自主与独立。

这个层面自主与独立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学者、我们这个学界缺乏学术研究者的主 体性，即：建立学术共同体所必需的灵魂。换句话说，我们未能达到或者不知如何实践陈寅恪先 生所坚持的那个作为学者应有的境界，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若不能以此种境界作为 自己学术生涯的常态，我们何以面对“学者”这个称号？缺失了这个灵魂，多写何益？陈寅恪先 生说得好，“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 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3]

我这不是在老生常谈。不错，李慎之先生在上世纪末就已乐观地宣称，陈所提倡的“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4]其实不然！ 至少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个群体还不知道如何作此追求，甚至并没有在 追求！如果同行们不同意我这个判断，那么请问，各高校在学科建设中的核心议程是什么？采用 的标准是什么？花费最大人力、物力的活动是哪些？

缺失“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这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条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传 播研究脱离现实，缺乏对现实中真问题的批判分析。我在这里不去纠缠批判、文化、行政研究等 取向之间的异同，我们的同行们在这样的问题上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笔墨。我要讲的是，无 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 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 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 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

所有的研究都以提出问题为启动，以回答问题而暂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缺乏“自由思想 和独立精神”，我们就无法独立地抓住并提出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就只能要么在一些与现实无法 关联的“伪问题”上耗费时光，要么在“真问题”的圈外徘徊，要么伸手向上（即政治权力科层 体系的核心）或向业界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乞求问题。这就造成我们传播研究学界目前非常尴尬的 处境：一方面大量专著或论文涌现，但多在喃喃自语，既没有系统描述现象，也没有系统分析现 实问题，只是造就了很多博士学位、教授头衔和“专家”的光环；另一方面沉浸于为业界答疑解 难，以为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沿这两条路子生产的“学 术成果”所共同缺失的是从两个方面衡量的学术贡献：一是对社会，包括业界人士和政策制定 者，有开拓思路、增强人文和公共利益关怀的思想启蒙；二是为科学和人文知识增添储备，并因 此而充实传播研究的专业课程。

我这里讲的并非是不该从事纯理论的研究，也不是不该从事应用（包括针对各不同社会机构 的对策）研究。这样的研究都应该得到大力展开。有些人轻易地将提倡学者的自主或自觉、与权 力和市场保持一定距离等同于反对应用研究。如此简单对等，本身就已经丢失了学者应有的超越 性，也即反思的基本准备。需要反思的核心是，作为学者，我们是否以一个独立于政治和市场、 外在于官方意识形态、超越于某家或某个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提出、探讨并解答研究问题。这样的问题所产生的基础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现实，所遵循的逻辑是我们独立批判的理论思考， 所带有的价值取向是普适人文精神的呼唤，所期待的功效是思想的光亮，所包含的是作为学者对 自己的角色、立场、预设等的自觉反思。这些元素的结合，即构成――套用美国社会学家 C. 赖 特米尔斯的用语――“传播学的想象”。

换句话说，业界的问题我们要研究，官方需要的对策问题我们也要研究。但是，首先，这 些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的问题，而不是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所自生的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同 时，我们需要提出并考察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体在这特定的场景下遇到并需要解答 这些问题？这本身反映了哪些社会的张力和变迁？不同社会主体如何解答这些问题？为什么？这 些解答又在形成或将形成意识形态与历史现实的何种形态的勾连（articulation）？其次，我们 探讨问题时，使用的是学术论述的话语，也就是说，它不由业界和／或官方的话语元素及需求逻 辑所构成，也不由某一家的学说所圈定，它由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所形成的独立思想所构成。 这种独立，体现于对于论述的逻辑、证据的质量、结果的效力（如是否有用、是否有指导性等）等各方面的学术评判标准都来自学界的认同和／或对知识发展的推动，而非官方或业界开出的处 方，或者对某一学说的忠诚。

具体地说，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是官定的“核心”或“权威”期刊的刊载，不应是在行政管 理的申报表格上的填充，不应是从国家机构或企业得到的“研究”经费，不应是在CSSI或SSCI包 括的期刊上的发表，当然也不应是在现有学术考核体制下挣得的“工分”。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 的指标，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学术的评判标准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是否系统地考 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 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提高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 判思考能力。一言以蔽之，学术的评判标准是能否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升华。这样的标准，应当 适用于所有取向、所有类型的真研究。以行政管理的指标代替学术评判的标准，必然扼杀学术， 奴役学界；以满足行政管理的标准来设计自己的学术活动，就意味着对学者的主体性的自残。

缺乏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我们就很难抓住并研究真问题；不研究真问题，我们很难获得 思维路径的自主与独立。这两方面的缺失，是我们与国际传播学界最根本的差距（并不是说“国 际”传播学界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思维和话语路径的自主，但比我们强！），其它如方法训练的 欠缺、学术操作的不规范、研究生教育的流于放养等，要么由此衍生而来，要么与此有密不可分 的亲缘关系。对学术研究的行政控制模式之所以能如此畅行无阻，除了权力和利益因素外，还在 于它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只能来自强大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坚持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研究真问题，这两者必须齐头并进，相互促进，并以此为依 托，改造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内容和培养方式，展开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发展多元的学术取向 和流派。 为此目标，我提出以下几点具体的建议：

1. 抓住机会，改造现有的学院派期刊，至少在上面辟出专栏，（1）发表具有独立思考内涵 的经验研究论文，包括人文和社科取向的论文，摒弃不关照中国现实的他者理论的反刍，摒弃承 接官方和／或业界话语的奴性文字；（2）展开学术批评和研究点评，倡扬符合“思想之自由和 精神之独立”准则的研究，针砭奴性的和应景的文字。

2. 改造考研、带研究生的模式，以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为考核指标，对自己所带的研究 生，摒弃导师命题、学生作文的模式，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分析现实（包括与现实相关的理论或 历史）问题，写作解答这样的问题的论文，不能达此要求的，坚决不予答辩。

3. 组织、编辑反映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包括各种取向和方法）以及其它近邻人文和社会 科学学科研究传播现象的优秀论著／论文集系列。我们现在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已经在展开一些 有学术价值的经验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论著或论文还不能充分体现其中的学术价 值，未能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组成编委会，发现各地有潜力的论著和论文，阅读筛选后， 对有可能提高、有愿望努力的作者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修改达标后包括到系列内出版，以期形 成传播研究实绩的展示，并为整个传播学界设置学术的标杆。

4. 定期召开小型的学术研讨、论文写作的工作坊，一次一个主题，参与者根据与这主题有 关的研究积累为标准来选择，事先写论文。在工作坊期间，参与者各自陈述自己的论文，并就每 篇论文展开深入讨论，由工作坊组织者综合讨论中的提出的意见，对每篇论文整理出修改要求， 交给作者，作者修改后的论文由工作坊组织者编辑出版论文集。

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建立并彰显不同于行政管理模式的学术评判模式，以此建设独立于国家权 力和市场利益的学术社区，最终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注 释：

[1]对此，不少学者都有论述如许纪霖，《回归公共空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朱学勤对此也有专文论述。这种对体制的批判也体现在少数著名学者拒绝体制参与（如拒绝按制度规定招收研究生）的行动中。但是，相比较于国家权力通过学术考核、国家项目、职称评定、经济奖励等手段对学术的控制和学者的诱惑，这些批判之声零散而微弱。对体制的批判，必须在学者共同体的集体抵抗下才可有效。

[2]Pierre Bourdieu (2004).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Trans. by Richard N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第6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例如外国有个“media ecology”(媒介生态学)的概念，我国有的研究者把它的所指想象为“媒介是条鱼”，于是研究起媒介周围的“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如何影响媒介，写了论文，出了书，还带出一群学生。其实，人家外国人说的是各种媒介构成了一种信息环境，人们生活在这种媒介造成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几位研究者生造出传播学中的一个“学”，面对这种“学问”，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不得已，这本书只得将“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环境学”，以示区别。

看来，对我们似乎熟悉了的传播学基本概念，需要正本清源，看看本学科的代表人物的最初论证是怎样的。眼前的这本书《传播学关键词》(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迈出的便是这样一步。

这本书从传播学体系中选出基础性的，常出现的，也是最重要的25个概念，追溯每一个概念的起源、背景，以及概念的内涵后来延伸的情况，提供概念运用的实际情境和范例。

为了防止再发生误读，这本书直接面对经典和第一手材料，大部分内容翻译自经典著作，除主流的英语材料外，还兼顾了法语、德语等语种的材料；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本书的编著过程，也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教学与交流过程。

读《传播学关键词》，也就是对传播学基础理论做一次拓展训练，为以后进一步阅读经典论著，提供知识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直面－手材料

我们阅读传播学的时候，最有效、也最有意义的方法就是直接阅读专业著作和经典文本，但有的时候又会感觉阅读起来很困难，因为知识储备不足、缺乏适合的参考书目等。

《传播学关键词》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直接面对经典、面对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梳理基本词汇，而没有在外延上扩展――诸如提出，“××传播学”、“传播××学”一类的概念，而只是关注传播学的核心部分，比如“符号”、“文本”等等，从学理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提供背景、情境的介绍。

目前的新闻传播研究，没有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典型的特征就是对一手资料的忽视，极端的做法就是“望文生义”，生造出一些错误的理解，并且繁衍开来，让人贻笑大方。

翻阅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的传播学论文，轻视一手材料的情况相当普遍，引证的多数是教材。以引证教材为主的学术论文，不可能有学术创新，倒是被误读的可能性很大。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用教材写论文是不正常的现象。在历史学、文艺学等领域中，除非极特殊的情况，都是不允许引用教材的。

正常情况下，学术性著作中的材料必须是一手的，所谓第一手资料，就是非转引的、原初的材料。确实找不到一条资料的最初来源，才能用第二手的材料。教材中的内容是第几手的呢?恐怕就难说了，起码是三四手材料。

比如，一本教材提到“沉默的螺旋”的时候，他采用的内容完全可能来自于另一本教材，而另一本教材的参考资料或许来自《传播学的进路》等译文集，由于懂德语的人不太多，译文可能翻译自英语文本，而不是直接由德文翻译过来。

这样一来，德语翻译成英语，再由英语翻译成汉语，然后被某一本教材引用，而其他教材还可能继续引用这本教材，一个理论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文本旅行”，即使不出差错，也很难避免隔暖的产生。

《传播学关键词》努力靠近最初的文本，因此大部分内容都直接翻译自英文、德文和法文原著，部分材料尽管已经有了中译本，但还是做了重新翻译。面对一手材料，说起来简单，行动起来却不容易。

找寻一手材料本身，意味着庞大的工作量，往往花费一两天却只能找到一两条材料。但一个关键词的所有材料齐全之后，就非常有意义：通过每一个词条之后的文献出处，起码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继续参考和查询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经过选择和翻译的材料，已经不再是“第一手”了，却依然具有第一手的意义，能够指导读者顺藤摸瓜，找到第一手材料――这或许就是“关键词”这一体例书籍的特殊优势，能够从纵向解释一个关键词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在横向上无限扩展，提供若干人对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与解释、它的原初位置，作为进一步阅读的指引。

人们想说的，总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有两个非学术的取向：一是意识形态的取向，用政治话语组织传播学的学术体系；一是业务取向，从传播的具体操作和实践来界定传播学。这两个取向之外，对传播学学理层面的关注是有限的。读懂传播学，需要理解传播学各种理论或关键词在学理层面的诞生背景、随后的发展，以及后续的修正等环节。

在《传播学关键词》中，恰好可以找到每一个关键词的意义流变过程，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和学理背景的分析。

一个概念的意义不是常量，在社会现象学学者的眼里，人类所进行的所有互动，比如对概念的理解，都带有“索引性”的特征。索引性即指在互动行为中，互动者与其背景和情境的关联。人们所要说的，总是比实际言说的意义要多。在理解任何一个概念的时候，存在着索引性的问题。各种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在不同的学者口中，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和特征――概念取决于他们在其中产生的背景。

传播学的不少重要概念，都具有索引性特征。所以，一方面，各概念之具有紧密的关联，比如“大众”与“受众”等。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映衬下，有不同的意义。最典型的就是“符号”这个概念，它在结构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等视角下，就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由于不同的环境形成不同的理解，所以在《传播学关键词》中，特意为每一个关键词提供了十多条定义，以及具体的运用实例(书中的“关键视点”)，以及参考书目(书中的“关键论著”)。

重视关键词的“索引性”，展现它们原初内涵，以及在适合的情境下对其进行解释，正本清源，这是学习传播学必要的阅读步骤。以前少了这一步，现在得补上。

教与学：一种新型传播

上个世纪30-4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设立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史源学。顾名思义，就是要追寻史料的源头。他的课程是一门实习课，陈垣让学生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尽办法搜寻资料，解决具体问题。通过这种实习的过程，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积极的实践者。

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也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言：“对每个概念的来源和本学科名家的相关论述进行搜集和陈述，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历经几届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不懈努力。不同外文文种的翻译，每一条论证看起来只有数百字，可能前后经历了多位参与者的工作”。

传播过程不仅是信息的传递，也是一个构建共同体、形成共享价值观的文化建构过程。这种通过对经典研读、分析而促进教学的实践，是一种成功的师生互动。直接面对经典的学习，往往比看系统化的教材更有效率。梳理的过程，也是和先贤交流、融入一个已然建立或成型的学术共同体、习得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的过程。

第7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传播媒介的再审视

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颇为关注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学者们试图从科学技术的宏观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类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它的功能不仅是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传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种媒介形态往往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态所代表的科学技术，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体发展、媒介形态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获得了超越单一媒介形态的研究视野。

因而，201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讨论了一个新话题，即“媒介即控制”。媒介的控制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控制，形成无所不在的意识操纵。讨论中所要揭示的问题是：理性的控制是如何嵌入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环境之中的？体现为怎样的历史过程？如何成就了尼尔・波兹曼所说的“技术垄断”？人对媒介的控制与技术垄断的内在关联表现了怎样的权力运作方式？我们在何种层面上可以消解这种理性的控制，进而消解媒介的控制，形成平衡的、自由的媒介环境？无论如何，媒介即控制蕴涵的是技术理性的统治，这是一种反人性的统治。对此，真实的人文问题应当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放给人类自由精神一条生路，能展现人与人的沟通与理解，能铺开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

就具体的对于新媒体的使用而言，这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发表上海市民使用传播新技术的六项调查报告，显示了四方面的发现。第一，网络和手机的使用虽然相当普及,但采纳和利用的程度在市民当中分布不均,呈现出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组之间的“数字鸿沟”。第二，把新媒体作为一种交往中介或理财、娱乐的形态，显现与之相应的社会关联、社会活动的较多。第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认同和对社会整合机制的看法，以及对社会阶层归属的感知；第四，上海市民的意见表达并不踊跃，但关注公共议题、具有表达意向的人，表达意见相对频繁，网民比非网民意见表达频繁，网络的使用强化了人们已有意见表达的倾向。

这些结果给学界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思路。它们包括：第一，媒体作为资源或“资本”具有与社会分层相对应的结构分布；第二，媒体在这个结构场景中，通过人们对其的使用，成为感知人的社会向心和离心力、感知自己所属社会阶层归属的重要手段；第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其共同构成的传播生态中，通过使用者的行为，相互补充但也相互抵触，渗入人们使用―满足的心理和社会需求的活动中。中介化成为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社会形塑过程的核心特征。因此，对于媒体公共性的衡量，最终得落实在媒体资源分布和媒体使用的结构上，是否实际体现公正、开放，以及个人和群体利益得到清晰认知和充分表达。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挑战

不仅过去的“新闻实务”得转变为“新闻与传播实务”（包含各种非新闻类信息的传播实务），而且以往以报纸实务为背景的采、写、编、评等，必须得适应新媒体的环境，整合为能够适用于各种媒介形态的新闻与非新闻类信息传播的实务。

在传播科技五光十色的变化面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视野。互联网和web2.0兴盛之际，已经把眼光投向未来的“物联网”和web3.0甚至N.0了。物联网即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Web3.0的技术特征是：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联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问：

当客观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达能力，而公众能够更为直接地感知客观世界的情态展现的时候，以新闻记者个人观察及新闻机构观察构成的公共传播的信息单元，是否将显露出巨大局限？当信息获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为强大的个人信息终端更加普及的时候，人们对于大众媒体的依赖会发生什么变化？公众还会像今天这样局限于对孤立事件有限形态的了解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处的被动位置吗？”

曾经让新闻学拥有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在今天也面临着信息通讯技术应用带来的震荡。经典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各个学派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着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经典传播学研究本身已经直接面对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战：首先，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仅仅是与人类相关的浩瀚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无疑是深刻影响人类命运的更为丰富的信息传播活动。其次，即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其形态、结构、渠道、手段、目标各个方面也都受到物质世界、客观环境的深刻影响与制约。

我国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正在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为典型的是传播真实问题。在新媒体及数字化的条件下，原来的真实与虚拟的理解与界说，已经缺乏解释力了。这种情形要求新闻传播学者思考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现在的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与虚拟两种世界之中。然而网络等新媒体颠覆了这种认识，虚拟≠0，网上的聊天和信息传递，虽然不是物理符号的在场，但就信息与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现实生活缺少实在与真实。虚拟与现实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已经构成了互为因果的真实关系。它改变着传统的真实理念，而且改变着对真实的理解。

于是，“虚拟真实”的概念得以挑战传统的现实真实。在虚拟真实中人们可以与储存数据和消息的环境互动，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实”地呈现。在虚拟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创造全新的信息环境，并在其中获得新的体验与能力。在这种情形下，网络传播时代的信息、信息环境真实问题，需要得到理论上的重新阐发。

也正是新媒体的环境，带来了新的问题，促使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得以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综合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权力学派的观点，以人文的思路来质疑这个新环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庆55周年的研讨会上，有学者借用尼尔・波兹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个问题：

“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 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人类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其中波兹曼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执着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机器，结果，我们被淹没在信息的大海里，新媒体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信息垃圾堆放场。”①

一些新闻传播学界人士已经认识到，在讨论新媒体的众声喧哗中，需要批判的视野。对于媒体融合等媒介科技的变革，学术研究关注点不宜仅仅集中于媒介内部以及技术本身，而要将这种变化放在一个宽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阐发。“技术垄断文化，文化向技术投降”，这种可能的结果需要学界向社会发出警告。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亦敌亦友，如果仅仅从技术，从传媒业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闻传播学从分化到整合过程中，我国学者获得了这种较为清醒的认识。

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当前中国媒介技术的迅猛变革，以及由此激发出的民众、社会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国家罕见的；关于媒介技术、媒体融合，我国从来不缺乏中国经验，在新媒体实践和研究方面，我国的学界与世界同行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丰富的中国经验可能催生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创新能力。

2010年内，一些传统的新闻学研究话题与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得出了较新的论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触时间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构逻辑》，便是典型。该文深化了“媒介接触时间”这个新闻学的话题，作者们同时着眼于量和质两个层面，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分析路线，并在全媒体生态的大背景下，以时钟时间和社会时间相结合的方式来描摹受众的媒介接触图景，通过日记法来同步展现人在时间序列上的行为空间、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在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媒介素养、媒介印象四个维度上对受众特征进行深度把握。

传媒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微观的认知神经传播的研究（使用眼动仪来观察测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间的变化）。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传播与认知科学实验室完成的论文《媒介即信息：一项基于MMN的实证研究》，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该文通过眼动仪，证实纸质报纸和电纸书报纸在脑认知机制上的差异及不同特点。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采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这项实验表明，纸质报纸需要调动更多的人脑机制参与；而电纸书报纸调动人脑的程度相对小些。实验同时证实，人们利用纸质报纸和利用电纸书报纸阅读内容时存在认知方式上的明显差异，电纸书报纸的认知发生更加全面均衡。

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对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技术挑战。换一种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动能这样被机械地研究吗？唯一会思想的高级动物，在自己创造的技术设备下变成了可以被精确测量的物，但人不是无机的物。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科学方法论兴趣盎然，这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好现象。时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单纯使用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历史―哲学的理性思维。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学―历史思维的传统，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化浸润之后，很快转入传播学“科学方法论”的窠臼，相对原来的政治化思维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维对人文―社科（包括新闻传播学）形成了压倒性的强大影响，已经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机械和无深度。因而要具备这样的基本认识：无论“科学方法论”名下的各种方法如何新颖并在实证方面显得有效，人文―历史―哲学的逻辑分析比单纯的量化分析更显示人的思维特性。

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内已有一些论文指出了这类问题。一位作者写道：“多数研究者考虑得更多地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支付手段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社会地位、学术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学术责任―理论创新。……不管有没有必要，几乎所有的课题论证都要写上那么一点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拿出来的大量课题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调查加对策报告，这些在方法论上有严重缺陷的报告不但对于理论没有贡献，而且对于实践也没有指导作用。”“随着科学理性压倒性的胜利，在与传播学术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数据成了社会稀缺资源，似乎谁都需要数据，似乎只有数据才能代表科学……我们的学术期刊也需要实证研究，因为它不仅能够看上去符合学科发展的主流，也意味着期刊的影响因子会得到保障等等。这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实证研究的交换功能日渐显著，在中国迅速完成了货币化的历史进程。”②

鉴于此，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适当回归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释

第8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动员 作用机制 自媒体

当前自媒体规模庞大发展速度极快，社会影响力日益剧增，舆论的聚合效应凸显，其在舆论场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现阶段国情所限，社会化的自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远高于一般的沟通工具与信息途径，它承载着包括内容传播、法律审判、国际博弈、商业营销等各种功能。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敏感话题、民生等问题时，自媒体中各种言论会纷纷出现，正确的与错误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情绪化的与理论的观点相互交织，使得统一认识的难度加大，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频繁发生的网络动员活动，正在对我国社会和媒介生态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点和政府管理难点。

一、当前我国自媒体网络动员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通过对相关期刊、文献整理分析后发现目前学术界对网络动员该课题有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动员的管理。这一方面典型的研究如南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徐祖迎博士其毕业论文就是研究《网络动员及其管理》，在这篇研究论文中，他分析了网络动员如何成功发起以及网络动员对传播双方的不同影响，论述了网络动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评价的二元对立、侵犯公民权利、对公正审判的干扰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尊重和保障民众网络表达权的基础上，对民众的网络表达权进行合理的限制。

2、网络动员机制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文章不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涂光晋教授2013年01月发表于《新闻界》的《基于新浪微博平台的网络动员机制研究》。这篇论文研究根据参与者卷入程度的不同,将微博动员分为线上动员和线下动员两个层次,并试图从社会心理和人际传播两个角度分析微博动员区别于以往网络动员的新机制。

3、网络动员的应用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网络动员的具体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网络公益的共意动员》、《网络动员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免费午餐’为例》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倪宁教授2012年9月发表于《国际新闻界》的论文《全球性网络动员如何可能?――基于《KONY 2012》的案例考察》，通过分析网络动员的资源优势与动员机制，提出全球性的网络动员情感建构，可以从两个层面：1、道义感的情感唤起；2、草根化的身份认同。该论文认为网络动员是构建全球公共领域的有益尝试。

通过对上述关于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研究文献整理分析后发现，目前我国对自媒体网络动员有一定的研究，但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有些分散、零碎，综合性的研究也一般基于行政管理或社会学的视角。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研究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自媒体网络动员成因、类别等基本问题尚无具体统一的界定；二、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研究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如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社会心理机制、人际传播机制、资源动员机制的等研究都只存在于个别论文的零碎片段中，缺乏整合。三、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政府控制与调节缺乏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对策。

二、当前我国自媒体网络动员研究中的难点

1 海量的资料与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

“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及管理对策”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选题，它会涉及到众多的自媒体网络动员事件。自媒体网络动员事件参与的人物大多匿名、分散、去中心化，@些网络动员事件的相关信息庞大，时常属于亿计，对如此巨大且分散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有着较大的难度，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与技术分析能力。

2 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

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尚无整体论述，需要做出理论性的解释框架。这些研究涉及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对研究者的基础理论积累要求较高。本课题研究者学科理论背景为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等虽然有所接触，但目前未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积累。因此，如何把握与整合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成为该选题涵待解决的问题。

3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自媒体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自媒体网络动员虽然存在着如成员相对匿名、波及范围广、随热点的转移快速爆发和消退、去中心化、组织性差、难以控制等特点，但是现阶段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产生、扩散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支撑对相关IP及数据的整理分析。如基于互联网IP、cookies、网络机器人等技术：在用户层面可以明确的分析是谁、他的喜好、传播了什么事件、传播地点、传播内容、传播使用媒介；在内容层面，可以明确展现话题关键词、内容热点、话题讨论的集中区域、内容转载频次；在自媒体网络传播媒介方面，可以明确呈现不同媒介的话题量、介入方式、扩散方式。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管理应该着手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自媒体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网络事件都有着特定的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内容等，技术方面可以针对相关关键词作监控，如4月3日晚“朝阳区798艺术区的和颐酒店遭遇陌生男子袭击”这一网络动员事件，如果有将朝阳、袭击等作为关键词监控，并设定一定的警戒级别，及时推送到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在网络事件发起的初始阶段及时涉入，增加应对主动性。同时也应该建立自媒体网络动员管理的责任清单制度，及时处理与反馈。

立足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除了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全景、作用机制、政府管理方式与经验有全局的研究外，它还需要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研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的研究要能够导出一套衡量内容、传播、事态的变量，变量的导出需要大量数据、资料、案例的整合分析，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统计学相关的知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工程量大且复杂。

参考文献：

[1]刘琼.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与管理对策[J].学术论坛,2010（08）.

[2]聂智.论虚拟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D].中南大学，2013

第9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专业;教学体系;实践;构建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207-02

目前,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形式大致有实验课教学、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等。看似周密的实践教学体系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弊端,实验课教学基本上属于印证性实践,其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理论难点,这种远离社会完全在封闭的设定环境中完成的工作对于特别需要创新能力的传媒专业的学生而言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及社会实践等一般为分散实习,不利于学校对毕业生教学指导和管理,无法根据专业和教学的具体要求去进行实践。

为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围绕新时期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一套与现代新闻传播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的、结构和功能最优化的教学内容体系。

一、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教学目标

(一)新闻传播基本业务能力的培养目标

新闻传播的基本业务能力是实践能力构成要素中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

1.采编能力。要求学生能掌握采访的一般规律和技巧,学会撰写各类新闻稿件并进行编辑处理。

2.写作能力的目标要求。要求学生能写一手规范的汉字,能够规范地写出各种体裁文章,尤其是各类新闻作品。

3.策划能力。要求学生熟悉策划运作规律、掌握策划的基本方法,形成综合的各项策划技能,能做出采访的具体策划方案。

4.评论能力。要求学生能够掌握新闻评论的特性和写作要求,可以撰写出有深度的评论作品。

5.社会调查能力。要求学生能结合实际工作中的某一课题来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写出有一定质量的专题调查报告。

(二)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

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及基本业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包括:

1.分析判断能力。要求学生在观察和采访人和事物、事件的时候能够分析有关的新闻素材,能够辨别真假、好坏、善恶,所做作品立场倾向正确且具有深度和广度。

2.人际交往能力。要求学生能够与形形的人打交道,能跟不熟悉的人做深入交谈,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

3.团队协作能力。这种协作能力主要包括团队协作能力和与被采访者的协作能力。新闻采访或写作往往需要多名记者集体作战,在采访中遇到要打交道的人时,要能充分与人交流协调,在讨论中发现问题,在协商中取得共识,善于接纳和尊重他人,在工作中相互合作,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求得自身发展。

4.语言表达能力。普通话能力测试成绩应达到二级甲等以上,并且能够准确地把握日常人际交往中的交谈技巧,掌握各类采访表达的技巧。

5.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掌握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基本操作和方法,熟练运用办公自动化软件,掌握网页制作和网站开发技术,能熟练运用网络获取和处理相关信息。

6.外语应用能力。能阅读一般性的英文新闻,可以在对外交流、采访中使用外语进行表达。

(三)发展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创新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能力之一,只有创新才能创作出好的新闻作品。培养创新能力需要一个过程,要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要具有敏捷的思维。在进行新闻实践的过程中要多动脑筋,力求有所创新。

二、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

(一)专业基本能力训练平台

1.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方面应以厚基础、宽口径、应变性强的培养模式来提高传媒人才对飞速变化的社会的适应性。新闻传播学科要根据媒介形势发展的新态势来设置新的专业方向。另一方面,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也相应增加新的课程,如媒介经济、媒介管理、网络传播、新闻伦理、新闻法规、媒介素养教育等,供学生自由选择。

2.在教学方法上应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新闻实景采写、版面编辑创新评价等新方法,这也是高校新闻教学方式创新的重要内容。

3.开设综合性实训课程。构建“模拟媒介环境”,通过对采、写、编、评以及摄、录、播等各单个实验项目进行整合和调整,设置既满足新闻业务理论教学要求又训练学生综合能力的“采写编评一体化”课程。

4.给学生提供多元的、分阶段的专业实践机会。新闻院系应该创造条件、广搭桥梁, 与媒介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多渠道、多层面的实践机会。新闻实践所解决的不仅仅是新闻操作方式和方法的熟练问题, 更是对新闻意识的挖掘与培养。学生参与新闻实践的目的在于及早地熟悉媒介环境, 以期将来更快更好地适应传媒职业生活。

(二)综合实践能力训练平台

1.打破专业界限,加强对学生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着眼于培养传播通才,以适应复杂环境中不同媒介的需求及学生更广阔的从业趋向。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安排上,要把反映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的相关课程列入其中,以扩展学生宽厚的理论基础。要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性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2.有计划的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引导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参与专业实习之外的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他们亲身体验生活,在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的基础上制作出有深度、有实际意义的新闻产品;同时,学生可以在各种综合社会实践中直接和社会各阶层、各部门的人员打交道,有利于增强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综合性社会实践活动一般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下,面对着不断变化的对象,学生自行组织活动,要独立面对和解决各种问题。这样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意识。

(三)创新能力训练平台

1.开设研究型实践教学。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本科教学过程中,研究型实践教学相对薄弱。各新闻院系可以尝试搞“项目制实习”,让学生们参与到专业教师的某个研究项目中去,在某个子课题上独挡一面,将探索和发现新闻传播学中的理论热点及提高独立思考能力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研究型实践教学的教学目标之一。

2.有针对性的组织学科竞赛活动,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和自主性创造,以真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以竞赛的方法,激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这无疑是一条培养高素质和创新能力新闻传播人才的重要途径。

3.发挥毕业论文对学生创新能力综合训练的作用。毕业论文是大学生在校接受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对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非常丰富,可以涵盖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经营管理学等专业的学科前沿问题、学科经典问题、学科交叉问题以及新闻传播专业的应用热点问题等。要通过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培养学生对新闻传播学科知识的敏锐性和新闻传播实践的创新能力。

三、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保障

(一)制订科学合理的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教学培养计划

教学计划是学校人才培养思想的具体体现。注重实践教学,加强能力培养,也是新形势下制定新闻传播学科教学计划的一个指导思想。在新闻传播专业理论课程教学课时压缩的情况下,应认真规划专业课程的实验环节,以收精讲多练,讲练结合之效。同时,对专业实习、毕业论文的学时学分也要有所增加,以提高实习和论文的要求。

(二)加强实践教学环境建设

1.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新闻传播实验室建设。完善摄影实验室、报刊编辑实验室,电视编辑实验室、演播实验室等各类实验室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在组织设备配套更新的同时,组织教师编制相应的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教学指导教材,以保证学生尽早受益。

2、加强实习基地建设。首先要重视校内实习基地的建设,将校内报纸、刊物、电视台、广播台、校园网等媒体资源整合起来,做大做强校内实习基地,为更多学生提供短期见习机会。其次要建立一系列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逐步形成和完善学校和媒体双向推动、双向管理运行机制,为创新实践教育的实施提供良好支撑。

3.加快实践教学队伍建设。一方面要保证新闻专业课教师有一定时间参与新闻实践;另一方面, 可引进媒体资深从业人员直接参与课堂教学,造就一支“双师型”的新闻教育师资队伍。媒体从业人员参与高校新闻教育,能使封闭的新闻教育出现开放和活泼的局面,使单纯的从书本到书本,变成从书本到走向实践,从沉闷的课堂走向丰富多彩的社会和事件现场,由理论到实际进行采访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