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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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村教育论文范文

中国的城镇化之所以能够引起世界瞩目并对人类进程产生影响，根本原因有两条:即速度快、规模大。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0.6%微升到17.9%，30年间城镇化率增长7.3%，年增长率不足0.24%;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7.92%迅速提升到51.27%，年增长率超过1%，城镇总人口由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25年，大约有10亿中国人将入居城市，届时中国将会出现大约221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其中包括23座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而在目前，类似规模的城市在欧洲也只有35座。专家预测，我国已进入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黄金期。到2030年，大概有3亿多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同时，农村人口将减少1/3以上，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将“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城镇化自此将步入新的发展期、调整期。假使对过去几十年我国城镇化的状况做一客观剖析研判，不难发现，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快则快矣，好则不好。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半城市化”。

早在2006年，社会学者王春光先生即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他认为，“半城市化”是一个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与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后来，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补充发挥和完善，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人们一般认为，“半城市化”这个概念，最能够准确描述和概括当下中国城镇化的真实状貌。大部分的历史时间中，“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就是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系统中”。纯市场的独立存在，势必会对社会系统乃至文化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损害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以博兰尼的理论反观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以及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一直被视为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只能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非正规就业，有限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而很难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也难以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有效对接并融入其中。王春光先生具体解释了“半城市化”概念的三层含义:一是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的不整合不衔接，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的不整合;二是社会不整合，表现为不同城市人群在生活、行动等实践层面之间的相互不融恰、隔绝与排斥等;三是心理上的排斥、歧视与不认同。这个见解，等于是对博兰尼的理论做了注解。美国学者P•H•廖塔、詹姆斯•米斯克尔也曾讨论过“半城市化”现象，含义大致包括三层:一是流入城市的是那些难民，他们根本没有生活机会和希望;二是他们会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下去;三是他们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那里成了社会动荡的沃土和类国家(即暴力滥用)。他们分析道:“半城市化的各种背井离乡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其他一些黑暗地带。现在有数千万的难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苏丹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永久性的营地里。这些人口密集的名副其实的贫民窟(那里的生活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会自行演变成类国家，成为动荡的沃土”。显而易见，这两位美国学者的“半城市化”概念，内涵所指有着特定对象，与王春光的“半城市化”概念大为不同。王春光先生主要是基于博兰尼的社会整合理论、剖析中国城镇化的不彻底性，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后的分离、排斥和不融合状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进一步把“半城市化”分析外延框定在市民权、日常交往和社会认同这三个层面。其缘由就是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缺乏完整的市民权(而不是“公民权”，因为，中国的公民权往往被市民权所取代);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经常性互动和交往障碍，与城市社会处于事实上的隔离状态;和城市人口之间存在相互之间的不认同。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判断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半城市化”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的城镇化状态，它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入城农民工人户分离，身份模糊，基本的公民权难有保障，市民权无从分享;农民工子女上学受到太多身份地域歧视及制度性阻障。仅此而言，这种不彻底的城镇化，会从整体上拖滞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并大大降低它的质量。

2.“碎城市化”。

主要指的是要素转移的零碎化。从人口的流动与迁转角度看，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依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姑且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三步曲”:首先是土地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个数由1978年的193座增加到2012年的658座。全国各类建设用地数量持续增长，高峰期每年多达几百万亩，占用的都是优质耕地。比如北京市，本世纪以来，每年城市用地要消耗掉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澳门的面积。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圈地运动”永无休止，大饼越摊越大。但全国各地存在一个十分普遍而又怪异的现象，就是把土地“摊”走，把人给留下，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地分离情况。用低价“摊”走的土地修造的房子叫“商品房”，可以名正言顺地高价出售;农民用自有的集体土地上修造的房子叫“小产权房”，不能上市交易。规模庞大的“城中村”景观，十分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城镇化特定阶段“只要土地不要人”的事实。其次是劳动力城镇化。数以亿计由乡入城的“农民工”，由这一独特的称呼即可判定，他们的构成十之八九是青壮年男女劳动力。农民工举家迁移，或称“复数迁移”所占比重较小。根据李强先生对重庆、四川地区外出农民工年龄状况的调查，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他的结论是，“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而这种没有家庭全体成员参与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口迁移，恰恰是农村“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主因，也是农村教育城镇化的一个动因。三是家庭城镇化。由于“只要土地不要人”，“不要妇孺要壮丁”这两个阶段持续时间过长，累积的矛盾过多，以举家全迁亲情团聚为特点的“人口城镇化”阶段会加速到来。作为其伴随物，农村教育城镇化自然会相伴而来，“民工流”之后必将是“学生流”。当然，要素的零散转移或许是基于“国情”，迫于无奈，未必一定是政府当局有意为之。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伤害。它与“半城镇化”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因为要素转移的不同步、不衔接、不连贯、不彻底，因而出现了不真实的城镇化(亦即“伪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因为“半城镇化”，这个半化不化的过程即对农民的整体利益构成肢解，构成城乡两头的双重盘剥。“半城镇化”的农民总为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等基本生计问题所困扰、所纠结，但最为伤神的恐怕还是子女的正常教育问题。因为，唯有孩子的教育最最耽误不起。

3.“被城镇化”。

前两条反映的是城镇化的不彻底、不连贯性;这一条体现的则是城镇化的非自愿性、被动性。总体上说，城镇化并未违逆农民的根本利益，迫使他们做出情非所愿的抉择。事实上，大多数农民能够看到城镇化的趋势及其潜在好处，因而对其持欣喜、合作、支持的态度。也有一部分人是在缺乏思想准备的前提下，稀里糊涂被卷入城镇化浪潮中来的，他们一般持有半推半就、亦喜亦忧、谨慎参与、留条后路的怀疑观望态度。顺则外出打工赚钱，不顺则回家种田养家。在没有可靠经济来源生活保障之前，不肯主动割断与乡下土地的牵连。再有一部分是城市近郊的农民，他们大概是最不情愿“被城镇化”的农民。因为他们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城乡好处两头沾，是农民阶级中最滋润、最悠闲、最有机会先富的一个阶层。但恰恰是他们成为城市扩张过程中首当其冲“被城镇化”的对象。“被城镇化”所反映的是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一方主动、一方被动的矛盾关系。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基本上是前者获胜后者妥协。也有不妥协的时候，则会出现强征、强拆、强迫就范的纠纷案件，甚至引发。也许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一个无法使矛盾根本化解的二律背反。从“被城镇化”的农民群体的角度看，失去土地，得到补偿，却并未转变身份，并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失地无异于失业。便有身份贱卖和权益盘剥的感觉，心理很不情愿。从政府的角度看，“圈地”属于不得不圈。城市人口在增加，城市规模在扩大。满足新老市民日益增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需求，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城市外延的扩展，是现实的需求，而非政府的主观臆断。问题似乎又还原到“半城市化”状态上来。政策不配套，只取不予或多取少予，不能对失地农民长久的、可持续的生计作出安排，把他们悬在城市的半空，“被城镇化”的农民就会生出“被欺骗”、“被拐卖”的感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对有效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李强先生据此提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的见解，颇具说服力。“被动城镇化”往往非民所愿。政府有动力，农民没动力，肯定是不行的。怎样实现从被动城镇化为主向主动城镇化为主的转变，乃是政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大致包含三部分内容，针对的是不同的教育对象:一是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转岗就业再就业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类劳动技能培训和城市文明礼仪行为规范等教育;三是农村学生的基础教育。先生曾讲，农村和城市的区别不仅只体现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从根本上说，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其实是一个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差别。”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消除城乡隔阂。所谓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次从文化价值观念上消除城乡隔阂的革命”。“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将农村纳入现代化进程中，而不是让城市文明被农村文化所吞没。”那么城镇化对农村基础教育到底带来哪些影响?怎样估价它的利弊得失呢?

(一)“乡土化”与“城镇化”之争。

城镇化为教育公平提供了契机。我国教育不公，突出表现为城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而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则主要表现为硬件教学设施、教学环境和师资质量的差别上。专家学者对此已经有了相当充分地研判论证。但对如何消除教育不公，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却见仁见智，看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乡土化”和“城镇化”两种模式之争。“乡土化模式”主张，农村教育当以服务农村建设为本，课程设置以及所有教学过程，都应紧紧围绕农村实际，基于当地生产、生活需求，培养学用一致的实用型人才。从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到，再到现今的教育理论界，这种教育理念一脉相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革命家、政治家和教育理论家，农村学校首先培养农村建设人才，天经地义。因此，他们大多持有立足乡村办好农村教育的理想，不情愿、不希望城市风气熏染乡村生活，正如不希望农村孩子因为读书而逃离乡村以至厌恶和排斥乡村一样。早在1926年，大教育家陶行知即撰文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成穷的，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成弱的，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必把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无独有偶，与中国国情十分相似的近邻印度，也有过类似的对乡村教育可能被城市化的不满和声讨。甘地总理曾经对现代学校教育有过言辞激烈地批判:现代教育不能使年轻人学会任何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东西。……“当年轻人从学校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以后，对农业却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心底蔑视自己父辈的职业。现代学校的一切事情，从教科书到毕业典礼，从来不会使一个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感到自豪。他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远离自己的故乡。教育的整个目的就是使他和他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不断疏远这种环境。对于故乡的生活，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有诗意。村庄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样的陌生。他自己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无用处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与他的传统文化决裂。”近年关于振兴农村教育的理论著述中，有一批成果的思想内涵目标设计与上述观点相吻合。面对城镇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他们主张要脚跟牢把，意志坚定，排除万难，重振农村教育秩序。硬件上力争达到“同城待遇”，但农村教育一定要姓“农”，教学内容上应与“农”字关联，办学场地上一定要在乡不在城，近农而非离农。“城镇化”模式主张，基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原则，农村教育应该让农村学生接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教育，接受先进的城市文化，体现城乡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无差别性。在城镇化背景下，则要强调“离农教育”而主要不是本土教育，以帮助学生适应未来的城市生活。有人则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村教育模式本来就是单一的城市化模式，表现为城乡学校课程、教材、高考试卷等等的完全相同，且都以应试教育为目的，并未反映教学内容及培养目标到底为城为乡。但近年的研究则给予城镇化新的内涵，认为，迅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把农村教育既有的秩序打乱了，农村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化，就是生源大量流失，学校没学生可教。突出的矛盾不是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而是给谁教、有无学生可教的问题。“人走不中留”，学生大多是流向县城及以上城市的学校，农村校变成了“空壳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局，他们主张，要实现农村教育城镇化，使农村教育的主阵地由偏远落后的乡村，逐步转移到中心镇或县城镇。这种性质的“城镇化”，首先就是指农村学生进城。因为它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流的总体路径及流向相一致，对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及教育公平有好处。

(二)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模式的偏移。

“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代表人物，法国的布迪厄和英国的伯恩斯坦、迈克尔.扬，通过对教育如何以语言、价值、知识、习俗、性情倾向等来确保文化的再生产，进而实现经济的社会等级结构的再生产过程的研究得出结论，以学校为主要代表的教育文化传递结构并不是文化公平和中立的传递者，它们在传递、再生产文化的同时，也再生产了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并因此维持和再生产了社会不平等。布迪厄曾提出了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后来又补充了符号资本，作为对前三种资本的认同)构成的著名的三种形式的资本理论。他对文化资本作了如下定义: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通过教育证书的形式予以制度化。不同的阶级或阶级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因而，这些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在学术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即学业成就)也是不平等的。“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有更高的学术成就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出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文化资本对后代影响的基本路线，是从父母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存量开始，然后步入一个良性循环过程，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凝聚着社会不平等，但比较而言，前者的传递作用更具隐蔽性。布迪厄不仅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显性的和隐含的关系，指明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存在巨大差异，并认为这种不平等传递的被人们都视为理所当然、心甘情愿接受、却大大“误识”的隐蔽方式，乃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且指出，由于“惯习”的存在，处于劣势资本背景的学生会出现对全然外在的、陌生的符号的适应困难。詹姆斯•科尔曼关于教育不平等的论述，特别关注代际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他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既有成果予以综合与扩展，提出了一个多维度解释代际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他把家庭环境或家庭资本区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物质资本是由物质领域的变革所创造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人力资本是由人的变革所创造并给人们带来能够以新的方式行动的技术和能力;而社会资本是由人际关系中的变动所带来并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便利。他特别强调社会资本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与人力资本所指涉的个人特征不同，社会资本所指涉的是人际间的交往和联系的特征。科尔曼还把社会资本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以阐释这种形式的资本对教育成就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总体来看，“文化再生产理论”和代际资本传递理论，都是在探讨导致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的关联因素。如果把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自身的或外在的、先赋的或后致的关联因素统统称之谓不同样态的“资本”，那么，谁拥有的这些“资本”越多，谁获得的教育机会及学业成就也就越多。这些“资本”又可以称之谓学生的“教育背景”。《科尔曼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诧异的:影响美国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学业成绩巨大差异的因素中，最不重要的是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设备和课程上的差异，其次是教师素质上的差异，最重要的乃是学生的教育背景(即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等结构因素)上的差异。如果今天我们去做类似的城乡学校对比调查，也许能够得出近似的结论。对大多数农村学生来说，真正影响他们学业成就和发展机会的，往往是他们的“教育背景”。“教育背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本”的多寡。笔者以为，教育城镇化的意义正在这里:它改变不了过去，可以改变未来;改变不了家庭背景，可以改变教育环境。学生由乡向城的流动，意味着由边缘地带向城市主流文化、主流社会、主流教育阵地流动，其结果将是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模式发生革命性偏移:由农民向市民、由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总之，是由传统向现代偏移。它的可能的消极面，是农民子弟的离乡离土导致来自父辈的农业劳动技能、经验、价值观等涉农教育内容在代际传递中的流失;但它最大的好处是，在社会变迁中，在文化再生产中，农民子女未来的职业身份、社会层属等不依“农”字号“家庭背景”而完全复制、世代复制。教育的区位流动，有望导致社会职业与阶层的流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农民对于乡校衰落城校兴隆学生向城大量流动现象所持的默认、赞成态度的多，而持抱怨、抵制态度的少的原因。一种可能的逻辑假设是:社会流动可以增加农民子弟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存量、进而改变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境况。

(三)城镇化为实现城乡教育均衡提供了契机。

第2篇：农村教育论文范文

1.1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

近年来，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非常大，尤其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制定了很多旨在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推出了一系列的教师培训来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个人素养及专业化技能。但培训效果与预期目标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主要问题是培训针对性不强。首先，农村课堂几乎很少存在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其次，农村学校的教育理念和环境与城市学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对农村教师的培训应与城市教师的培训有所区别。目前，各级教育机构为了提升教师的素质推出了很多培训课程，但并不都适用于农村教师。由于农村教师所在教育环境不同，他们需要一套针对性强的、符合其教育实际状况的培训课程来进行学习。培训的内容一定要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收到理想效果。

1.2培训管理制度不完善

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的主要场所通常是县级的进修学校，然而我们发现很多县级进修学校对教师培训的管理十分松散，没有完善的考核机制。教师在培训期间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约束，对培训教师的奖惩力度都偏弱，不能很好地调动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这就使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时，教师所在的学校对培训同样重视不够，缺少相应的管理与考核机制。

1.3教师自身原因

首先，农村教师工作量大，尤其是很多偏远山村，一名教师身兼数职，不仅要负责日常教学，还要负责学生安全、校园管理等多项事务，根本无暇进行教师培训。其次，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差，教师培训与个人职业发展、教学质量的关系，乃至对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所以，很多农村中小学教师对教师培训都存有倦怠及侥幸过关的心理，这些都导致教师培训质量不理想。

2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对策

2.1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

以往进行的农村教师培训，大多的培训课程都没有针对农村教师的特殊教学环境以及教学角色来设置，应从培训内容、课程设置方面进行相应调整。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实证的方法对农村教师的培训需求加以研究，设置适合农村教师的培训课程。其次，我们还可以鼓励农村中小学教师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对培训的内容、课程进行选择和安排，使培训更具实际意义，提升培训效果。

2.2设立完善的培训制度

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在进行教师培训时都应制定实施完善的培训制度，使培训有章可循。同时，教师所在的学校也应当加大管理力度，对教师培训进行必要的监管和考核。将教师培训的表现纳入年终考核内容，促进教师积极参与培训。

2.3坚持以人为本

教师是培训过程中的主体，因此，整个培训应当以教师为本。由于农村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因此在培训课程的设立过程中，要注意课程的实践性、培训时间的灵活性。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培训前的教师思想工作，使其充分认识培训的重要性，设立相应的奖惩制度，在教师范围内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确保教师培训的效果。

3结语

第3篇：农村教育论文范文

一、农村语文教育的现状分析

1.新教学理念接受迟缓，对学生缺乏心理上的正确引导

农村地处偏僻，信息流通缓慢。而农村教师大都受到过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影响，他们曾经也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学习并成长起来的，所以，教师要在短时间内接受教育新理念会比较困难。而正是这种相对比较迟缓的改变使语文教学效率无法提高。旧的传统教育观念下，教师在整堂课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充当着主要角色，而学生更多时候都是一个个在观看或聆听的观众一样，没有真正参与到学习中去，教师也没有认识到学生在学习中所发挥的主体作用。作为教师，帮助学生学习文化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需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但教师也有必要认识到育人不仅是从文化上、知识上对学生进行武装，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2.教学方法陈旧单一，信息技术设备缺乏

农村语文教学单一落后的原因主要还有现代化信息设备缺乏，电脑网络没普及、无图书室、无教育杂志的学校比比皆是。就是学校偶有几本图书，也是“古色古味”且被封于书柜中。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语文课堂仍是一人、一书、一粉笔，至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只是听说过而已，没有真正用过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所以，语文教师只能靠陈旧的教学方式去讲，学生也只有依然陈旧下去。

3.分数仍是评判教师和学生的唯一标准

对于教师和学生，分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种对他们进行评判的标准，但对学生或教师学习工作上的认可单一用分数来衡量是很不科学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单纯追求成绩，一味要求学生学习、学习、再学习，分数、分数、高分数的做法只会从很大程度上激起学生对学习的厌恶。

4.语文教师整体素质不高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一些教师却缺乏主动学习的热情，不懂得通过不断学习来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致使自己的教学业务能力一直得不到提高和改善，教学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是不能满足现有教育教学的需要，使教学水平与学生的实际需求不符，严重影响了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的实现和完成，从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广大农村师生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转变观念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唯分数论英雄显然已过时了，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不一定都是考试门门得高分的人。学习分数高固然好，但我们不能把分数当作学习的唯一目标和乐趣，我们要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让学生感受到学习语文的乐趣。

2.鼓励自主学习，感受学习乐趣

学生通过自己积极主动获取的知识一定比通过教师强制性学习获得的知识要牢固、长久。教师要想办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手段，为学生创造更多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发表自我见解，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体验学习的乐趣。

3.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通过读书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提高自身素养

在农村，大多数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都比较差，也很少买书，即使是条件好一些的家底，也没有花钱为孩子买书读的思想意识。而学校里因办学资金短缺，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室，为学生提供的能看的图书也少。有的是学生本身就不喜欢读书，对看书没兴趣。多方面原因使学生读书的积极性不高。而阅读是提高学生语文学习水平很好的一种途径，教师要引导学生多读书，只有多读，学生的想象力才能丰富，思维能力才能迅速提高。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要指导学生读通、读懂、读熟、读好，在“读好”中有读的情感上的指导和读的技巧上的指导，特别是要求学生用心灵去诵读、去倾听、去倾诉、去感悟，真正理解读书的意义。

三、农村语文教育的进步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支持和配合

1.建立新的评价体系

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平等教育，教师应当积极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应使评价、考试成为培养学生正确认识自我的一种教育方式，而不是制造等级的方式。

2.改进农村办学条件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突出强调要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课程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推进。可是由于农村经济条件有限，教育教学资源严重匮乏，社会各界必须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努力改善农村落后的办学条件。

3.鼓励开发农村有利的教育资源

语文作为基础学科，课程资源丰富多彩。学校要大力提倡并鼓励广大农村语文教师有针对性地研究农村这个大舞台，努力将语文教学走出课堂，面向自然，把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实践密切联系起来，拓宽语文教学的天地，提高开发和利用语文学习资源的能力，引导学生增强对家乡山水的热爱，进而培养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进而理解课文。

第4篇：农村教育论文范文

自两年前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

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56.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收费”的，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第5篇：农村教育论文范文

加大“顶岗实习”工作的数量和工作力度，解决师资匮乏的难题。把需要接受锻炼的大学生送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岗位上，是我们高校学生工作管理者及教学管理者迫在眉睫的问题，有的学生分到实习单位去就是“流于形式”，报道后并不安排实际工作量，真正需要人才的学校师生们眼巴巴的等候。呼吁相关部门把此项工作放在解决国家民生问题的高度上来，并且当作其为考核在校大学生是否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标纳入其是否具有可以获得学位证的资格。

二、建议政策调控的对策导向调整

1.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足够支持和重视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国家制定的教师资格标准，组织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艺术教师资格认定。在职务评聘、奖励、进修、培训等方面，要保证艺术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艺术教师承担学校安排的课外艺术活动辅导工作要计入工作量。

2.艺术师资的涵盖内容

传统意义上讲，艺术教育课涉及美术、音乐、舞蹈，书法、朗诵和手抄报板报等尚未包含在内。农村学校缺乏的不仅是艺术师资。语文课程内的诵读，课本剧编导，硬笔书写艺术性，手抄报等平面设计等包含艺术成分的教学同样也是很难实施。

三、在职学习，提高专职艺术教师的素质

艺术教师师资培养应具有针对性。对在职教师和后备师资力量这两个群体的培养各有体系，针对在职教师培养应重在课堂施教，课外活动组织法、不同形式的艺术课程施教经验交流等。从艺术教育实践结合紧密的角度与范畴，有以下实施方法：集中培训、城乡学校送课交流、示范课、引路课、公开课等，网络研修也是与时俱进的培养方式之一。缩小差距的方法还有城乡师资交流、轮岗从教。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城乡交通发展，使城乡师资及时交流成为可能。对后备师资的培养则应该注重教学理论、技术、技能的综合培养。这对后备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像基层医院更需要全科大夫一样，农村学校对艺术师资的需求更多成分是需要综合能力强的文艺师资。从民生的角度来探究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师资的培养，还应该拓展到农村学校各科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的艺术素养培养。当然这更是需要过程及各级教育机构的足够认识。教师参与教改仅凭直觉与热情是不够的，必须在科学研究上下功夫。教师只有增强科研意识、掌握一定的教育理论知识，才能敏锐地发现教育教学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并科学地总结出经验。为此，学校应多为艺术教师提供学习的机会，如加强教师学习的书库和阅览室建设，增加藏书量；选派教师外出学习；聘请教育专家来校讲学；鼓励教师进行高学历进修等。

四、运用各种方法培训兼职艺术教师

农村教师缺编，特别是艺术教育师资严重短缺，所以农村学校就必须采用专、兼职教师相结合的形式，让具有一定艺术基础或艺术特长的其他学科教师兼任艺术教师，同时要对兼职艺术教师进行培训。组织专职艺术教师对兼职的艺术教师进行培训，注重发挥专职艺术教师或艺术素质教育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作用，让教师通过“自学提高，同伴互助，专家引领”，促进自身专业化成长与发展。要在全体教师中强化艺术教育的目的、意义、功能等的教育，帮助他们了解艺术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在校园中营造一种重视艺术教育的浓浓氛围。培养出一批跨学科、能胜任小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学科教学的综合型教师及能在其他学科教学中较好地结合进行艺术教育的教师。

五、建立“城乡学校友好互助站”

帮助解决农村学校艺术教育的实际问题要合理建立激励机制，制定相关政策，支持、鼓励城镇学校艺术教师、中青年艺术教师和骨干艺术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可采取“走教”“支教”“巡回教学”“流动授课”“定点联系”“对口辅导”等多种形式，解决农村学校艺术教师短缺、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的环境、师资、设备、教学方法、学生的家庭教育等都逊色于城市小学，起点不是很高，但只要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多途径提高我们艺术教师自身的素质，我们的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在培养学生良好审美情趣，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方面发挥特有的优势，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六、结语

第6篇：农村教育论文范文

现阶段如何加强农村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工作,笔者结合工作实际作了一些探索和思考。

一、提高认识是前提

加强农村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工作是推进农村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需要。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中小学的实验课就是通过学生动手做实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和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现代语文教学要求扩大学生的阅读量,如果学校不建图书室,不配备相关图书资料,语文教学的要求就不可能达到目的;现代社会要求每个成员熟悉并掌握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如果学校不配备相应的设备,不学习相关的信息知识,同样达不到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加强农村中小学装备工作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条件和保障。其次,加强农村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工作是教育发展的需要。时代在发展,教育也在发展。特别是落后农村中小学和城区或发达地区学校相比,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差,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青少年享有同等的教育,我们必须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开展好教育技术装备工作。对于教育技术装备工作的重要意义,要广泛宣传,逐步达到领导重视、群众理解、师生配合,形成认识一致、齐抓共管的格局。2000年,我镇6所中小学通过借、贷等办法自筹资金70万元建起了微机室,2003年,5所小学自筹资金购置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到目前为止,全镇11所中小学均实行了电脑办公。

二、整合资源是基础

由于农村中小学实行布局调整,一部分村小或教学点被撤并,一部分村小实行联村办学或高年级集中到中心完小,原有的实验仪器闲置或发挥效益不够。对此,我们确定被撤销的学校的装备原则上调配到中心完小,已经没有高年级的村小的装备除保留简易教具箱外,原则上调配到中心完小。通过调配、重组,中心完小的实验仪器、图书、电教设备等都得到了较好的充实和完善,这样既便于管理,又便于集中发挥装备的使用效益。根据学校布局调整的论文格式需要,我们对相关装备进行再调配。2002年又筹资3万多元为三所初中添置了仪器、药品,同时对全镇17个校点的地面卫星接收站进行全面维护,并锁定中国教育电视台等教育频道,充分发挥其电化教学的作用。

三、保证师资是关键

要提高师资水平,必须狠抓培训学习。培训教育技术装备师资应包括两类人员,一类是管理人员,一类是操作人员。培训形式多样化:如外出参观学习;参加相应培训班;组织优质实验课、优质电教室评选活动;组织教师撰写相关论文;征订相关学习资料,如订阅《中小学实验与装备》期刊;开展相关教学研究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培训培养教育技术装备人员,从师资上保障了教育技术装备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教育技术装备工作的开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师资水平的提高。如加强实验教学,促进了教师实验能力的提高;建立了微机室,培养了一大批懂电脑、会用多媒体教学的教师。

四、管理常规是保障

一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将装备工作纳入综合考评或专题督导内容,并形成制度。实行定期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对教育装备的“建”、“配”、“管”、“用”等方面进行督导检查,以检查督导工作,以检查促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中考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制度。这对于加强农村初中理科实验教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三是建立健全各类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制度:仪器、图书、电教设备的使用管理制度;实验员、图书管理员、微机教学人员职责制度;各种安全制度等。在实践中完善这些制度,并坚持执行,形成各类装备管理与使用常规,促使各项装备长期、有效地发挥作用,为教育教学服务,为素质教育服务。四是建立奖励机制。在建立健全各类装备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奖勤罚懒,对工作认真,有突出贡献者予以肯定、表扬和奖励;对那些工作失职,造成不利影响的给予批评教育和责任追究。这是促进装备工作正常有序开展的必要手段。

第7篇：农村教育论文范文

（一）启蒙性。

初中美术教育是美育的初始阶段，对学生美感的培养起着诱发和启蒙的作用。美术教育归根结底还是艺术的教育，艺术的教育没有边际，学生不可能通过几年的美术课的学习，就达到至高点。初中美术教育对整个美的教育来说，只是一个起点。初中美术教师应准确定位自己，通过几年的美术教育，拓宽学生的想象空间，提高学生辨别美与丑的能力，提升学生创造美的能力。

（二）创造性。

美术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培养学生欣赏美的能力，还要培养其创造美的能力，初中美术教育虽然是美育的初始阶段，但也应时刻牢记这一使命。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当前初中美术教育存在的困境分析

（一）对新课标认识不足，忽视美术的重要性。

新课标在课程的内容、教学理念等方面比原有课程有了更大的改进，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美术教师很难意识到这一点，或已经意识到这一改变，却囿于各种因素，无法真正实施。他们或在课堂上放任学生自流，没有起到很好的引导和组织作用，或只草草讲述几句，连简单的示范也忽略不做，或因循守旧，仍以自我为中心，不管学生是否理解。除此之外，初中教育阶段学生疲于应付升学考试，往往把美术作为副科对待，师生缺乏对美术重要性的认识，一周一节的美术课还经常被其它所谓主课挤掉，导致美术教育在初中教育阶段名存实亡的现状。

（二）教学投入匮乏，教学资源开发利用不够。

基于上述师生对美术的定位，美术课除了简单的一本书、一支粉笔、几个石膏像以外，再无其它教学设备可以利用。另一方面，美术教师对教学努力钻研不够，也是导致教学资源的匮乏原因之一。如，对农村学校而言，其具有浓厚乡土文化气息的剪纸、泥塑、编织等工艺，都可以作为美术教学的资源，都可纳入美术教学课堂加以利用，而我们在农村学校美术课堂上很少看到这些令人振奋又闪光的点。

（三）教学内容安排单调，教师素质有待提高。

农村初中阶段的美术教学内容，教师具有绝对的主动权，他们想上什么就上什么，随意安排教学内容。甚至部分教师想当然地认为美术教育就是绘画，他们注重学生绘画技能的训练，而缺乏理论和欣赏水平的培养，久而久之，将美术教育与绘画等同起来，越来越远离美术教育的目的。此外，大多农村初中学校，都没有很好地给美术教师提供一个进修、交流的机会，导致部分教师固步自封，原地踏步，很难接近美术教育的前沿阵地，很难圆满地完成美术学科交予他们的任务。

三、加强初中美术教学水平的策略

（一）高度重视美术教育。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对美术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尽力克服一切困难，为初中学校配足配齐美术教师，实在存在困难的，可以通过进修、培训等方法培养一批合格的美术老师，承担美术教学。另外，严禁其它科目占用美术课的现象，确保一周一节的美术课上得保质保量。同时，出台必要的政策，督促学校及科任教师上好美术课，以避免美术教育随遇而安的现象再次上演。

（二）加大美术教学设备投入。

各学校应切实负起美术教育的责任，加大美术教学设施设备的投入，尽量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设备，适时邀请美术大家走进课堂，让学生亲身体验美术的魅力，争取让美术课成为学生美育培养的基地。

（三）深入挖掘乡村素材。

学校和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亲自动手，挖掘身边的素材，为我所用，通过民间剪纸、刺绣、编织等技术的学习，让学生感受到艺术无处不在，并逐渐学会自己去感悟美、认识美，进而自己去创造美。

（四）强化学生审美教育。

第8篇：农村教育论文范文

说起农村牧区幼儿教育，与城镇幼儿园相比，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房屋教室等基础设施、设备的差距。因为这是最直观，最显而易见的。拿我所在的幼儿园为例，全村人口6000多人，适龄入园儿童300多人。而幼儿园实际教学建筑面积却不足240平方米，远远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生均用地面积13～15平方米的标准。房屋大多趋向老化，接近危房标准。更不用说活动室、消毒室等标准配备了。此外，整个幼儿园除了一个滑梯和几个球类玩具，电子设备等较先进的教学设备几乎是一无所有。在上级组织的一次外出观摩学习活动中，看到城镇幼儿园宽敞明亮的教室、木质地板的活动室、塑胶跑道等豪华设施，想一想自己所在幼儿园的教学条件，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禁发出“同在一片蓝天下”的感慨！农村牧区幼儿园教学设施的简陋与落后是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具体表现，即注重高等教育，而忽视基础教育；侧重城镇教育，而轻视农村牧区教育。这种现象虽然逐渐有所改变，但其进度却是缓慢的。

二、师资力量薄弱，教师队伍严重老龄化，个别地区以“临时工”为教师队伍主力军

在农村牧区幼儿园的教师队伍中出现了一种以“临时工”为主要力量的奇怪现状。农村牧区幼儿园的正式教师大多是从小学调来等待退休的“奶奶”老师。以我所在的幼儿园为例，最年轻的在编教师也有五十岁！在这些“奶奶”老师中，无论是从专业技能还是体能方面，大多数已力不从心，基本上已经不适合幼儿教学工作。而在个别地区，日常教学的中坚力量大多是那些通过“三支一扶”等政策或者是为实习而来的幼教专业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以这种“临时工”为主，以“奶奶”教师为“辅”的教师队伍，不仅对幼儿园的管理带来了诸多困难，也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而使“提高幼儿教学质量”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口号！拿我所在地区的几个农牧地区的幼儿园为例，因缺少专业的教师，除语言、数学、社会和健康课程以外，音乐、美术和体育活动等课程的开展都存在困难，或者根本不能开课。此外，在多数正式教师身上存在职业倦怠现象。他们因为难以达到职称考评标准而失去通过学习提高专业素养的信心，也对教育孩子失去了耐心，体罚幼儿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使人们对农村牧区幼儿教育的印象越发恶劣，进而失去了信心。

三、思想的落后，缺乏责任心

教育思想严重落后已成为中国幼儿教育的通病，农村牧区幼儿教育尤为严重，如幼儿教育小学化、缺乏良好习惯的培养、忽略人性的教育、不负责任的“放羊式”教学等等。这种不尊重幼儿自然本性，违反幼儿成长规律，急功近利，毫无责任心的现象在农村牧区幼儿园是普遍存在的。在一次与一个幼教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的交流中，她指出我所在幼儿园教学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如给小朋友们复印同样的简笔画，再让他们上色。这样虽然教师在教学时操作简单，展示出来也感觉很整齐，但实际上是在抹杀孩子们的想象力。她还举了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个母亲因为幼儿园老师教给她女儿认读英文字母“O”，而向幼儿园索赔一百万美元并成功的例子。因为这样抹杀幼儿想象力的教育，后果如同剪掉天鹅的翅膀。正是这种抹杀幼儿想象力的教学行为，在我们这里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应付上级检查和供家长参观的“重头戏”。在强烈反差之下，农村牧区适龄入园儿童纷纷到城镇幼儿园就读，致使农村牧区幼儿园生源锐减。同时，有能力的幼儿教师也相继选择去条件较好的城镇幼儿园工作。以我所在的幼儿园为例，本应有300多适龄入园儿童的自然村，实际入园只有50来人！农村牧区幼儿教育的这种恶性循环造成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其衍生出的诸多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如去城镇幼儿园后，全托幼儿与父母情感淡薄的问题，单亲陪读影响家庭和睦的问题，爷爷奶奶陪读隔代教育的问题等等。

第9篇：农村教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创建与之适应的新农村教育，就难以回避新农村教育改革的三大问题。功能“定位”。是新农村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结构“调整”问题，是新农村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个性“演化”，是新农村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

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的基础工程，是关系作为“后发展”的农村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步人现代化历程的根基所在：而要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新农村教育，就必须解决好以下三大问题。

一、功能“定位”是首要问题

直面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探讨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学理依据，使区域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回归到引领并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轨道上来，这是新农村教育建设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

(一)“姓城不姓农”的传统格局

传统农村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其功能定位“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由于国家一统性的传统定位机制的影响，使得农村教育的功能“异化”为向城市教育输送“半成品”的教育“材料”。农村教育的最大目标变成了让自己最优秀的子弟离开农村，为城市服务；农民的最大愿望是一家人省吃俭用，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社会。这样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被，使得农村社会难以获得发展壮大自己所必需的教育营养。

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农民已经习惯了教育远离自己的生活实际。在如此历史传承中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教育逐渐丧失了与当地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对话、互动的功能，农村教育的本体地位日渐消融，独立自主能力不断萎缩。形成的最大障碍是：其历史惯性在现实中仍有巨大张力，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至今仍未彻底改变。农村教育培养出不为农村社会服务的人，对农村教育而言这是最大的浪费。

(二)“应然定位”的学理依据

“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的论题，整体而言应该具有公理特性即不证自明性，具体而言则主要具有以下学理依据：

“区域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要尽力避免传统区域开发过分城市中心化倾向，确立农村社会独立自主的本体地位；要尽力避免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倾向，确立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应然功能定位。农村教育在农村社会这个系统的发展序列上应该姓“农”。

“后发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早发式的地区(如城市)，在发展中占据了先手之利，使后发者(如农村)无法重复其先走过的路。这就使得农村教育既要跟踪社会——教育发展的潮流、主流(不能闭门造车)：更要研究他们所以如此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特别是在本地区特有条件、状况下，如何达标的特有机制与具体条件(不能照抄照搬)。农村教育在自我发展形式上必须姓“农”。“可持续性”发展理论要求我们，不要厚此薄彼，要走共同富裕、发展的道路，以求得区域间发展的公平性。作为体现社会整体意志的国家和上级政府，必须加大调控力度，加大向落后地区扶持和政策倾斜力度，以缩小区域性差异；地方政府更要加大力度，以缩小城乡、工农差异，从而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农村教育受道德与政策的扶助而可持续姓“农”。

“互动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农村社会要确立农村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仅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农村教育在“社会——教育”互动层面上被规定姓“农”。

(三)“回归本位”的现实态势

作为革命老区的临沂农村社会，具有典型的“后发展式”特点，要想跨越式地步人现代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没有高经济价值的物质资源去开发且人均量太低，无法选择类似“石油输出、西气东运”以带动经济腾飞的模式；又因缺乏工业化的雄厚基础和小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有力拉动，缺乏组织管理农业面向大市场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管理资源，也无法靠贷款和大量引进外资以高投入赢得高速度，所以只有走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以弥补以上不足的道路。然人力资源的现状是人口多而素质差。如此，历史留给区域农村社会惟一可行的发展之路，就是农村社会必须依靠农村教育、教育必须优先发展，建立起主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农村教育体系。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农民大国。自八十年代农民从农村旧体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便开始走向自我解放、发展的道路。他们强烈呼唤能够重塑现代意义上的新型农民，解除套在自己头上的素质低的精神枷锁：能够以自身的高素质赢得农业的高效益，以自我的现代化达成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以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渴望改变不成体系、弱小而又相互隔离的农村“职教”和“成教”，以及于己无益却要给予巨大投入的农村“基教”。

农村儿童是农村教育的主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是未来农村社会的新型农民。所以，农村儿童接受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希望自己既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又是现代农村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为城镇发展服务，更为农村发展服务；最后，以自身未来新型农民的现代化素质，去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这大概是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教”)最根本的教育目的和办学方向，更是农村儿童扎根农村、建功立业的必然要求。

二、结构“调整”是核心问题

有什么样的应然功能定位，就需要相适应的内在结构来实现这种功能。农村教育回归到了“主动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功能定位，必然需要我们在反思批判既有农村教育结构的基础上，创建农村教育和谐融通的新“三元结构”，这是关系新农村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一)反思失衡封闭的传统结构

我国农村教育是由“基教、职成、成教”三要素构成的“三元”结构，而传统的农村“三教”结构要素本身存在着不平衡性，要素之间存在着封闭性。

“基教”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基础要素，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它得到了超常规的、甚至是畸形的发展，历史地成为农村教育中的主体、主角和主导方面。“职教”承担着打造和提升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主体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特别是产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劳动力人才市场还在发育之中，它现实地成为农村教育中发展水平最低的要素。“成教”肩负着培养农民新素质与打造农民新形象的现实职责，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关键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基教”与“职教”的整体水平不高，更缺乏一个建立在“立足农村人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终身幸福”范畴之上的规范有效的发展机制，它只能成为农村教育结构中的薄弱要素。如此，我国区域农村教育的三要素存在明显的发育不良，造成其“三元”结构的失衡倾向，难以形成“三足鼎立”的整合优势。

从横向结构联系看，三要素相互封闭，缺乏开放沟通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人为界限，影响了农村教育结构的优化与整体效能的发挥。由于“基教”的基本功能定位是跳出农村而非为了农村，所以现实农村教育中占绝对优势的“基教”呈现相对封闭的大一统趋势，与“职教、成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职教、成教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互动，多属于“定位”不当、历史欠帐、相互补偿等因素造成的无序行为，不是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基础上的自觉的合作、互助、共享、共建。如此，农村“三教”三驾马车各行其道，不能在共同定位于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目标的前提下分工合作。

从纵向序列角度看，三要素在立足人的终身教育，服务于发展变化的农村社会，打通在时间上的界限，构建前后衔接过渡、传承接力的纵向教育系统上。存在相互割离的间断性现象。对农村教育而言，“基教”是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即初中毕业后)，相当部分需要回农村就业、创业的农村学生，因缺乏连续的初中后职业教育，他们只能在没有岗前培训、职前教育的情况下，直接上岗就业；升入高中的那部分学生毕业后，除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以外，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于缺乏连续的高中后职业教育，而在缺乏应有职业技能和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到农村就业、创业。在这里。“基教”和“职教”出现脱节与间断现象。与“基教”连接的“职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成教”的基础，然而因为缺乏这个环节，使得农村“成教”成为“职教”的补偿教育，成了位置后移了的职教，而不能实施自身意义的继续教育，更不能行使自己终身教育的应然功能。同时由于成教的“成人性”特点。也难以真正落实作为职前教育的职教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难”、“双误”现象。

(二)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型结构

事物的发展是质变基础上的“扬弃”，它必须具有自我发展的新形态与容纳旧我的新格局。农村教育的新发展，同样需要创造出自己的新结构形态，并在新格局里“推陈出新”。

在“区域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的应然性本体功能定位的规定下，我们确立的农村“三教”各自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是：其一，农村基础教育，它应是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又为当地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是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主、职业性资格准备为辅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既要把农家子弟培养成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人才，又要把他们培养成作为新农村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农民。其二，农村职业教育，它应是直接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的职业资格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是以职业资格准备、专业技术训练为主，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辅的TVET。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民(特别是未来的农民)培养成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具有开发创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三，农村成人教育，它应是直接服务于农村工作者的实际需要的继续性、回归性的教育。是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岗位适应、致富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实用性教育，也是促进其自我完善与生活幸福为目的的终身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村工作者(特别是农民)培养成有文化、能致富、会生活的发展型人才。

实施农村“三教”综合改革。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农村教育“三元”结构，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其一，在社会实控层面上，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必然通过一整套社会保障体制来实施对教育改革的有效控制。譬如，通过“教育立法”体制，改变“三教”综合改革中“无法可依、施控不力”的现象；通过“教育督导”制度，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其二，在教育回应层面上，建立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通过教育督导室的“督政”功能，体现教育的权利和意志：通过建立专业性的社会中介组织。为改革提供科学公正的有效信息：通过建立高效灵敏的反馈机制，及时获得教育产品是否适应社会需求的信息。其三，在教育结构层面上，建立系统的内部整改机制。通过“教育规划”，使农村教育要享有和区域城市教育对等的地位、平等的发展权：通过“教育结构”改革，建立起不是“脱离、偏离、被动、滞后”，而是“融通、对话、主动适应、自觉服务”的新农村教育体系。其四，在教育配套改革层面上。建立相应体制系统。通过改革“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办学和个人办学，使教育投入主体多元化，并建立“联办、共建、交流、合作”的统筹机制：通过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引进竞争机制，讲求产出效益，提高办学效益。通过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可试行校长选举制和教师招聘制，并形成双向制约机制等。

三、个性“演化”是根本问题

在区域农村社会系统中发展着的农村教育，在与区域农村社会协调互动中发展着自己的主体力量，张扬着自我的创造个性；并以此自觉主动而又超前性地顺应和改造社会，书写自己的“性情”人生。这是农村教育“合规律性与合目性”的自然显现，也是涉及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和谐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

(一)，‘双层级”协调互动

区域农村教育与区域农村社会的“协调互动”，包括宏观的“社会与教育”和微观的“功能与结构”双层级互动形式。

社会本身是个发展着的系统，教育是这个系统中的基础性、先导性的要素，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上，教育与社会结成不同的结构关系，教育首先被社会历史性所规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决定教育的应然“定位”，教育功能定位又决定自身要具备的相应结构；丰十会发展变化了，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定位也要发生变化与之适应，教育结构也要相应调整而与功能变化适应。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越来越“依靠”教育来发展自己，教育由社会的边缘逐步变成核心，由跟在后面被动适应，转为走在前面主动适应。两者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教育功能定位的立足点，不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且更应该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是被动进行结构性调整，而是主动变革以发挥其功能。同时社会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仪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如此，教育与社会结成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

由教育与社会协调互动所规定的是教育应然性的功能定位和应然性的结构调整，它与教育现实的结构和由之决定的现实的教育功能之间存在差距，有时差距很大。这便要求我们进入教育系统内部，考察其现实的教育结构如何，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水平怎样；又要跳出圈外，分析应然定位如何引起已有功能定位变化，以此带来旧有教育结构的调整，逐步建立起与应然功能定位相适应的新的教育结构，从而又引起教育功能的改变。如此，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应然定位，通过已有功能定位、已有教育结构的中介变化，便与应然结构定位、应然教育功能之间，成功实现了协调互动。

(二)“两特性”自我表现

“协调互动”关系中教育的自主性问题，则涉及“教育存在的自主规定性”与“教育发展的主动适应性”两大教育特性。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虽然农村教育的“生成”来自其“上位”系统的需要，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脱离“条块”网络系统和自身生态系统的制约和帮助，但它一经存在就具有了天然的本体性地位，它要重新自我规定其应在的位置，主动承担其应负的职责，并有效地作用于所属系统。它体现为教育克服了依附性而“不等、不靠、不要”，具有了独立意志和自主能力。它自我规定自己姓“农”。为区域农村社会服务，而不再笼统的姓“围”、无奈的姓“城”，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

所谓主动适应性是说具有独立自主能力的教育，不但具有以“教育市场”为中介自动纠偏的反馈机制，而且具有根据变化了的社会需求去有效适应的能动纠偏的“前馈”回路，以保证在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教育作为培养人的过程，周期长而滞后特点明显，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相应的社会需求便处于不断变化中，这就使得普通的反馈机制纠偏的作用和时效大受影响。因此我们引入“前馈”(feedforward)的概念，为了保证前馈效果，需要在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和应然定位之间加上“外前馈”机制。以不断检与矫正功能定位因需要变化而产生的滞后性偏差；在应然定位和应然教育结构之间设置“内前馈”机制，以保证结构主动适应功能定位的变化。进一步，还需将前馈职能“实体化”，以充分发挥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主体能动性。:

(三)“五维度”个性演化

社会教育“协调互动”历史进程中的教育个性的演化，蕴涵着“本体、主体、中介、意识、实践”五个层面的合和融通，它是双边互动中教育个性的具体张扬。

1、本体层面。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互动契合的程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状态和进化水平的层面，也是考察教育生态状况的本真视角。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诸因子互动的契合度，决定教育系统生态的和谐性，而和谐性的教育生态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主体层面。政府、社会、个人强化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发展的力度，与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力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由自在状态转为自为状态的层面。“力度”表明社会主体具有的自主发展的程度。具体而言，指政府、社会、个人加强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的发展，这说明社会进化到(人们也意识到)开始依靠教育发展自身，社会教育化亦即“学习化社会”将要降临的阶段：而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则说明教育已发展到超前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教育中心化的时代即将来临。两趋势的融通、两力度的融合将重塑本体层面新型的“教育——社会”结构。

3、中介层面。作为教育与社会协调互动中介的农村教育市场发育的程度。这是标志作为教育生态系统进化限制因子的市场调控机制形成的层面。只有农村教育市场充分而健全的发育，才能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教育对社会的供给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中介机制，而使之在对立统一中进入协同进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