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域发展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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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农业区划；区域系统；应用

几乎每一种农作物都有某些特定的对自然条件的选择习性 ，根据作物特有的习性来进行农业生产分区，无疑是最经济、最科学的农业生产区划分的依据。农业资源的自然属性，最客观反映了农业区划的自 然属性。农业资源特征 ，既是作物分区特征与依据 ，也是农业区划的依据。另外 ，农产品的一些生产与销售特征 ，也反映出对农业区划的明显依附关系。首先 ，农产品生产的滞后性 ，使得农产品生产难以与瞬息万变的市场融合。其次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动植物 ，它既受生物规律控 制 ，又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和自然条件的制约 ，预期收益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再次 ，农产品多属于供、求弹 性系数 < 1 的商品 ，其中一些用途又属派生需求 ，产品销售活动范围小。上述农产品的这些生产与销售特性说明 ：农产品生产应该反映依存农业区划的自然和经济属性 ，以减少农业生产风险损失。

一 、面对经济全球化农业区划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贸易全球化 ，随着贸易全球化进展的加速 ，我国未来的农产品市场将主要是国际市 场 ，特别是我国于 2001 年 11 月 10 日加入 W TO 后 ，随着农产品关税的不断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取 消 ，国外低成本、高科技农产品将对我国农产品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威胁 ，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将更 加激烈。面对新的经济形势 ，重新审视农业区划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经济全球化 ，促进了农业资源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 ，进而实现农业资源最优配置。贸易全球化的特 点是 ：（1）农产品销售影响半径扩大 ，跨国经济活动与农产品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得以形成。（2）农产品市场相互依存关系密切 ，受国际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程度加深 ，力度增强。（3）国外农产品对中国农产品市 场冲击的品种及范围扩大 ，风险增大 ，对农产品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基于上述特点 ，我国农业生产必须 依据国家宏观决策和区域特点 ，进行农业区划 ，避免无序竞争 ，减少风险 ，增强竞争能力。运用比较优势理论 ，进行合理区域分工 ，发展优势产品。运用“比较优势”原则 ，获取贸易利益 ，同 样也适于农产品生产原则。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力资源 ，加强合理区域分工 ，增加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 ；增加有竞争优势的作物生产 ，大幅度提高农产品附加产值 ，增强竞争优势。例如减少粮食作物的生产 ，增 加花卉、蔬菜等有竞争优势的作物生产。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减少粮食作物生产 ，进口部分粮食补充缺 口 ，势必引起国际市场粮价波动 ，根据国际市场粮价波动情况 ，再调整国内粮食作物产量 ，以实现新的平 衡 ， 这样才能使我国农产品生产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 ，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要实现这一目标 ，若不在国家宏观现决策指导下 ，进行合理的农业生产区域分工 ，是无法完成的。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 ，农业生产沿用资源导向的生产决策 ，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 ，主要因为 ： （1）市场机制复杂程度大为提高 ；（2）农产品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频度加大 ；（3）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 与数量 （品种与供应量）要求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由资源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科技导向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 ，进行合理的农业区域分工 ，更显得重要 ，否则必然出现无序竞争 ，反而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风险 ，削弱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 、农业区划在农业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应用

农业区域创新 ，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区划是农业区域创新的基础。

（一）农业区划使不同区域农业创新协调发展

由于不同区域之间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及其他因素的差异 ，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创新水平的 差异 ，通过农业区划 ，划分若干水平高低不同的区域 ，进而可以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发达地区成功经验 ， 引进先进技术 ，利用低廉的劳动力 ，生产出优质价廉商品 ，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 ，实现 “跳跃式发展战 略”，避免跟随先进国家或地区之后亦步亦趋的缓慢发展方式 ，以较快的速度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或地区。

（二）农业区划推动区域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农业区划使各创新区 ，根据各区的特点 ，加快创新扩散 ，加速区域农业产业结构整体升级。（1）农业 区划可使各区根据自身的特点 ，调整产业结构 ，增强创新意识 ，推出新兴产业的同时 ，传统产业也可引进 新技术、新工艺 ，促进传统产业更新面貌 ，或创造更新的产品 ，使整个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在新技 术的基础上 ，并赋予农业产业结构新的内涵。（2）农业区划可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社会需求更好的结合 起来 ，创造更适合区域特征与社会需求的产品 ，提高产品竞争优势。（ 3）农业区划是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农产品创新的必然途径。

（三）农业区划有助于建立不同的创新模式

由于区域资源 ，创新能力、创新效率、区域经济基础、区域文化及农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等方 面的差异 ，决定了农业区域创新系统差异 ，决定了不同农业区域 ，构建不同的创新模式 ，不同的创新区 域 ，如新品种培育推广基地 ，出口产品生产基地 ，大、中城市蔬菜果林生产种植基地 ，粮食作物供应基 地 ，油料作物及畜产品、水产品生产基地等。

第2篇：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一、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阶段性探索

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以及作为农业补充的渔猎等方面，而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农业生产工具因属于手工业部门，故此不在再赘述。

粟和黍是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旱作农业的代表性作物，但关于这两种农作物的起源以及发展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据统计，中国史前出土粟和黍的地点已有50多处，单发现炭化粟粒、粟壳及粟的谷灰就有40多处，这些地点又以黄河流域占大多数(2)。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及黍的发现(3)。就黄河流域而言，这些粟及黍的发现多见于陕西地区，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福临堡、元君庙、扶风案板等，而本文研究区域的河南和晋南地区发现较少。

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中期遗存发现有粟粒，同时拣选出数粒炭化的稻米籽实(4)。渑池班村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3037灰坑中发现有大量的粟和黍的炭化籽实(5)。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ⅠH210中出土有黍的籽粒，其龙山文化早期遗存ⅠH187中出土有粟的籽粒(6)。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文化虽未出土明确的粟和黍，但1978――1985年在陶寺遗址采集到的炭化谷物标本，经测定主要是小米，即粟(7)。龙山文化的洛阳王湾遗址和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8)。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四期的一件陶鼎出土有约半斤的炭化粟粒(9)。新砦文化时期的新砦遗址浮选出了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粟、豆类等(10)。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有炭化的粟粒和稻粒，而且在一些陶器上见有麦穗和稻穗的图案，形象逼真(11)。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果实及种子，种类有粟、黍、大豆、小麦、稻、大麦等，其中以粟的出现率最高，占样品总数的40.4%；黍次之，占25.0%；小麦也占有一定比例，比稻的比例还高(12)。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炭化粟粒，甚至还发现有炭化了的粟窖藏H417、H525等(13)。另外，大河村遗址出土有粟和高粱等栽培作物的种子，但其时代不祥(14)；在晋南万荣县荆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有粟和高粱，但是属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因出土层位不详不得而知(15)。

由以上简述可知，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发现是比较少的，各个时期仅有一到二处遗址，最多也就三到四处遗址发现有农作物。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农作物遗存属植物遗存，不易保存，因而难于遗留下来。二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多的目光关注在陶器、墓葬、建筑等明显的遗迹现象上面。我们相信，随着植物考古学的发展，这方面会有较大的改善和突破。第三，其他相关学科介入较少，如农学、遗传学、动植物学等，致使有关农作物的研究比较薄弱。即使如此，中原地区这一时期还是发现有以上多处重要的农作物遗存，而且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各时期均有所发现，且无缺环。可见中原地区属传统认为的旱作农业区，同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有多处稻作遗存。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见表一）。就分布而言，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等都有发现。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在早期小城内的西区房址周围的灰坑中也浮选出了大米粒(16)。从文化年代上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等均有所发现，未见有缺环。就品种而言，除不明品种的以外多是粳稻，已是比较成熟的栽培稻。

随着种植农业的全面发展，作为农业经济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的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发展。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家养动物主要有猪、狗、羊、牛、鸡等家畜和家禽。总体而言，有关考古资料还是比较匮乏的，而且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也仅是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择取几个典型的遗址给予分析统计，以窥一斑。

灵宝西坡遗址的发掘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动物骨骼(17)，从仰韶文化中期的H110、H114和H20出土情况看，主要的家畜仅见有猪和狗，以猪的数量最多。手选的方法三个灰坑收集到的猪的数量分别占各自动物总数的88.2%、80.6%、96.7%，H114中狗占动物总量的1.7%，H110、H20手选未见狗骨骼。用6毫米筛子选的方法收集的猪数量也占动物总数量的70%以上，狗所占比例仍很小。可见，以猪为主的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

淅川下王岗遗址文化层中也发现一定量的动物骨骼，据统计，家畜有猪、狗、水牛。以猪的数量最多，其中仰韶文化时期发现22个个体，屈家岭文化为5个个体，龙山文化15个个体(18)。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猪等家养动物数量较多(19)，家畜是出土动物骨骼的主体。

另外，渑池班村遗址(20)、垣曲古城东关遗址(21)、洛阳皂角树遗址(22)等都发现有一些动物骨骼（表二）。由列表的最小个体统计看，第一，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主要家畜有猪、狗、鸡、牛或黄牛。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马，不应是人工饲养的马(23)。第二，三个遗址中，班村遗址家畜在动物总数中从裴李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都是占大多数，尤其仰韶文化以后，占绝大多数，为80%以上。古城东关遗址家畜，在仰韶文化晚期数量不到动物总数的一半；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家畜与野生动物基本平分秋色；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晚期，家畜基本上是占大多数。皂角树遗址属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家畜也占遗址动物总数的大多数。第三，上述所有遗址及遗址中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间段的任何一个时期内家猪的数量都是最多的，比其他任何一种家畜、家禽、野生动物所占的比例都大。

家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甚至早期国家时期家畜的主流，是当时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史前大量用猪等家畜随葬或埋葬以表明个人财富或用以祭祀(24)，这同时又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业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家畜饲养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肉食来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减少了对狩猎、捕捞经济的依赖，这对促进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业产生以后，渔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类型应是仅次于农业生产的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为人们提供食物尤其肉食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农业的发展，渔猎行为或许会减少，这极可能与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发展未能代替渔猎经济的发展，相反地，促进了渔猎经济的更加繁荣(25)。无论如何，渔猎经济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考古资料中，有关渔猎经济的材料是有限的。笔者以为，渔猎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是通过渔猎工具和所获野生动物骨骼两方面得以体现。

仰韶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已经种类众多且制作比较先进。西坡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石球、骨镞、陶网坠等(26)，庙底沟遗址除以上种类外还有石镞(27)。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出土有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渔猎工具，仰韶文化时期（即东关三、四期）的种类见有陶弹丸、石镞、石弹丸、石球、骨镞、角镞等；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除仰韶文化时期的种类以外，还见有陶及石球、石网坠、石矛头、蚌镞、骨鱼钩等，各种质地的镞的型式多样，镞身与铤界限明显，且多三棱形锋，制作方法更先进。另外，种类也有所增加(28)。龙山文化时期的王湾遗址共发现51件与渔猎有关的工具，包括石镞、骨镞、蚌镞、石矛、石弹丸、石网坠等(29)。同类文化的王城岗遗址镞类多三棱形且起脊，还见有燕尾形镞(30)，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镞形态相近。而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确实发现了不少铜镞，双翼形，两面有脊(31)。二里头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在种类和技术上都有所进步。种类上除史前常见的工具外，还发现骨鱼镖（鱼叉），鱼钩大量出现，有蚌鱼钩、铜鱼钩等；技术上，镞类质地与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兵器，也可用于狩猎，铜质渔猎工具常见(32)。

这一时间段内中原地区各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可能都是渔猎所得。由表二看，捕获的野生动物种类有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兔、鱼类、鸟类、大型食肉兽、马鹿、马、鳖、猪獾等。个别遗址如古城东关在仰韶文化晚期渔猎所得的野生动物数量还超过了家养动物的数量，可见渔猎经济在史前经济中也占相当的比重。

另外，遗址出土器物上所绘或刻划的鱼类及动物类图案，是渔猎经济间接的体现。

以上是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以及渔猎经济发现及发展的状况。深入分析这些材料发现，它们的发展历程至少可以分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各阶段表现出各自一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最好的体现了农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

仰韶文化时期，一是种植业已是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结构，二是开始普遍种植稻谷。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晋南地区等都有种植，几乎遍布整个黄泛区，黄河以北一些地区也种植水稻。需要提及的是，传统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贾湖遗址已是稻作农业经济。最近的研究表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未占主导地位，家畜饲养业也不发达，其经济主体是采集渔猎，而农业只是辅的生产活动(33)。有鉴于此，仰韶文化时期应该开始普遍种植稻谷，农业开始全面发展。家畜饲养，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基本上取代渔猎成为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但个别遗址渔猎经济这一时期还占有较大比重。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的大型窖穴仓储区。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周边是宽20米的空白隔离带。该范围内窖穴密集，多数窖穴带有螺旋形坡道可下至坑底，坑底支垫木板防潮。大窖穴容积约400立方米，小窖穴也约100立方米(34)。其农业经济发达程度可见一斑。龙山文化末期的新砦文化发现有小麦遗存，只是初步观察，还未得到鉴定，若然则意义重大。小麦是高产作物，大规模种植将极大地提高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所以有学者认为小麦代替小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是一场农业革命(35)。当然，目前这一时期小麦只是零星发现。在山东聊城校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堆积层中也发现了小麦遗存(36)。家畜饲养方面，据上文的分析可见，家畜数量占遗址发现动物总数的绝大多数，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居民肉食的最主要来源。在渔猎工具上，东下冯遗址已出现了可能用于渔猎的铜镞。另外，古代食谱碳13测定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陶寺人的食物结构中有70%为C4植物(37)，即粟、黍类食物的比例较仰韶文化时期的50%又有了显著的增加(38)。

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是中原地区粟、黍、稻、麦、大豆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逐步建立，文献中提到的“五谷”已普遍种植。二是小麦传入后得到一定发展。发现小麦的地点增多，二里头遗址和皂角树都发现有小麦，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及在5个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39)。可见，小麦的发现已非一两个地点。而且，在皂角树遗址中小麦的样品出现数比水稻还多，已占到了农作物的一定比例。粟和黍属较低产量的农作物，从发展的角度看，其主导地位迟早要被其它传入或引进的高产谷物品种所取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粟和黍的主导地位或许已开始受到小麦的冲击。

二、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因探索

人类的生活方式总是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人文生态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因此，讨论一个地区的某一时历史阶段的农业经济发展及特点时，就必须重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考察。具体而言，人类本身数量即人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主要是文化经济形态的互动交流）、自然环境变化等三方面是属于生物环境的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背景。

1.环境气候背景

我国距今8500-3000年之间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40)，当然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北亚热带界限向北推移明显，气温较现今高约0.5～3℃，年平均降水量较今高出约100-200毫米。处于高温暖湿环境下的中原地区，既有类似今天长江流域的暖湿气候，又有适于原始农耕的北方黄土母质形成的棕褐色沃土(41)。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时间段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气温波动不大，只是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有一次大的降温事件(42)。

仰韶文化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季风较强，雨量充沛，植被茂盛。北亚热带长绿阔叶混交林北界北移2～3个纬度，西安-郑州一线以南属于亚热带环境。郑州大河村遗址由其发现的植物孢粉和动物骨骼等遗存看(43)，其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并有一定的水域和湿地。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时期的动物种类有24种，其中喜暖的动物就有猕猴、大熊猫、亚洲象、水牛、豪猪、孔雀、苏门犀等7种，占29.17%，其余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较强的动物，占70.83。这是喜暖动物所占比例最多的时代，未见一种喜寒动物(44)，说明下王岗在仰韶文化时期是最温暖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古生物和古人的生活、生产和繁衍生息。南交口遗址在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其气候、水文条件较今天温暖、湿润，湖沼水域分布广泛，自然环境优越(45)。当然，仰韶文化期间环境气候是有所波动的，中原地区虽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此变化不大敏感(46)，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次明显的波动降温大致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之间，而二者之间出现的过渡性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其文化遗存和文化内涵都不繁荣，无法与此前的仰韶文化或此后的龙山文化相比，尤其这一时期的聚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不发达，聚落的这一情况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受到了冲击。但总体而言，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环境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型的植被，充足的降雨，明显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文论及农业经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恰是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一时期的气候、水文条件使中原地区存在较广阔的水域，在低浅水域、湖泊附近完全可以种植水稻，这也是这一时期发现有许多稻作遗存的原因，以致有学者称该区域基本属粟稻混作区(47)。

龙山文化时期，气温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剧烈，整体而言，气候仍比现在湿热。豫西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至龙山文化时期，喜暖动物种类又增到9种，水鹿和轴鹿为新增种类(48)，气温似乎经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波动变冷后有所回暖。总之，当时淅川一带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环境是比较适宜的。豫南驻马店杨庄遗址的孢粉和植硅石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时期该区域的先民生活的气候环境虽有小的波动，但以温暖湿润为主(49)。据陶寺遗址未受外界干扰的N0.2孢粉组合推测，当时的植被应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温暖偏湿，为先民的生活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遗址中发现有今天分布于长江流域的扬子鳄骨板、竹鼠(50)，它们若不是被远距离搬运，那么说明当时陶寺有着较广的水域和温暖湿润的气候。这一时期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之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另外，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靠近江汉流域的地带，即豫南和豫西南地区因比较湿润，水量较多，适合水稻的种植，所以这一区域水稻发现数量较多，杨庄龙山文化层中大量水稻植硅石的存在表明水稻种植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而豫西、豫中，尤其晋南虽一定的水域内可种植水稻，但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否成规模种植更有待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末期或至二里头文化之初，即距今4000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气候异常现象。众多的古环境材料及研究结果、考古发现和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及青铜器铭文都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一段气候异常时期(51)。其集中表现为气温的降低和大规模的洪水，这种环境灾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很明显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严重危害了当时居民的生活，农田被毁，农作物难以收成。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系统发展中出现的明显的“退步”或“断层”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52)。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遭受这次气候异常影响和破坏的程度轻一些，加之粟和黍等旱地作物对气温、降雨量等要求不像水稻那样苛求，抵抗低温、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比水稻强。另外，前文已述这一区域农作物品种较多，农作物的多样化可能也是该地区抵御灾害能力强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大环境背景上，处在我国全新世大暖期后期气候趋于凉干的阶段，二里头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53)。虽有着凉干的大趋势和期间气温的波动，然而较今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皂角树植物硅酸体等古环境资料的分析表明，龙山文化末至二里头文化初的环境恶化事件之后，气温有所回暖，环境好转。年降水和平均气温曲线均上升，年降水可近1000毫米，比现今多出约200毫米；年均气温可达到约16℃，比现今高约1～2℃。遗址出土野生动物信息又证明皂角树遗址有一定范围的水域(54)。这一较好的环境，使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依托洛阳盆地伊、洛两岸二级阶地沃野，创造了粟、黍、小麦、稻与大豆多农作物品种“五谷”兼收的农业经济。

由上所述，自然生态环境及环境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原始农业经济的生产，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是推动原始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人口压力的动因

人口的增加无疑会推动定居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人口数量增加超过某一小区域内的最适人口时，人口与资源之间发生矛盾，人口压力产生。人口压力又造成这一小区域内农业系统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向外移民或对外战争，以此减少原来地区的人口压力。二是内部调整、协同和整合。前者，对外战争可以直接掠夺农业等生活资源。向外移民到新的农业区，这些新分离的人口可以投入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享受新农业区更多的渔猎资源及自然资源以补充生活资料。而且这些携带的农作物引种到新农业区后，往往得到比原产地更好的发展，单位产量会有所增加(55)。同时，人们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在生产实践中利用原有的驯化经验驯化出新的农作物品种或直接引进其他品种。可见，通过此类方式，不但明显地扩展了原农业经济，还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农业技术。后者，主要是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或提高原来社会集团内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或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并加强劳动者协作生产，使劳动集约化。有学者认为这种集体协作生产正是中原地区优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的内在重要原因之一(56)。总之，人口的增加及其带来的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在更广阔的空间扩展，这无疑整体上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据有学者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在942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5.71人/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较前期有了明显的扩大，但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资源可容纳程度的极限，在许多地区仍有大片适合人类居住的空白地区(57)。从聚落形态的分析看，河南仰韶文化中期聚落主要分布于临河黄土台塬和河流两岸的阶地上，较前期聚落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是很明显的。聚落是人口的聚居地，所以聚落形态的变化最能直接反映人口的状况。这一时期新聚落的增加反映的应正是由原聚落新分离出的人口移民到新的农业区的情形。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人口规模大约1073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6.5人/平方公里(58)。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趋势。可见，较仰韶文化中期人口规模又有显著的增加。从聚落分布的情况看，聚落向平原区和河谷低阶地进一步扩展，相对于原聚落而言，同样有向外扩展移民的情况。至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和平均人口密度都在增加，尤其晚期阶段，平均人口密度为12.69人/平方公里(59)。据艾伦估计，用石锄手耕旱地作物的农业经济，每公顷的产量在550公斤左右，其土地载能大约能供养12人/平方公里(60)。若以此为准，说明在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区域内人口的压力已普遍存在。而这一时期基本上也正是中原地区聚落数量最多、聚落规模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原始农业经济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时期，在仰韶文化时期人迹罕至的豫东地区，聚落大为增加，是王湾三期文化扩张的结果(61)。当然，其背后应是王湾三期文化人口外移至豫东地区开发新农业区的结果。总之，人口压力在小区域内（如一个聚落）随着人口的增加随时存在。而大区域的人口压力产生会需要一个过程，河南省整个区域内人口压力的普遍产生可能是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耕地大量开垦，森林及草原遭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小，导致人们狩猎资源的逐渐减少。这就促使当时人们强化家畜饲养活动，以弥补依靠狩猎活动不能满足的肉食来源。同时，更多的人口不得不从狩猎活动中脱离，转而投入到农作物种植业。可见，这种情形也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渑池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尚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0%左右，而到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数量极少，连总数的10%都不到(62)。从考古遗存上看，又表现为渔猎工具的逐渐减少而农耕工具的逐渐增多。郑州大河村遗址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文化堆积丰厚，都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对各个时期渔猎工具和农耕工具的考察最能反映文化历程中二者的变化。笔者以生产工具中最普通也是数量最多的石器为对象作一分析。

由表三可见，大河村遗址从仰韶文化中期到龙山文化晚期，石器中农耕工具的所占比例趋势是基本上逐渐增多，而渔猎工具却逐渐减少。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古城东关遗址（表四）。当然，两个典型遗址不能代表全部，但它们代表的这种趋势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注：表中数字部分，分子表示该期遗址发现石器总数，分母表示该期石器中农耕工具数量或渔猎工具数量。仰韶中期指仰韶文化中期，同样龙山早期指龙山文化早期，庙二早期指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其它依此，不在赘注。

综上所述，人口增加及人口压力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中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采用以及任何一种发展趋势原因的解释，都是古代人类生存能力逐步提高的表现。

3．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

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的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它们间存在的经济交流却少有人论及。实际上，各区域间的交流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或许文化间的交流就包含有经济方面的交流，或许经济领域的交流是以文化为媒介的交流。总之，文化与经济二者间关系密切，所以称之为“经济文化”，而在论述时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无论如何，两个相邻的农耕经济体系除了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途径外，相互之间的密切接触和交流应是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中原地区史前及史初时期的文化经济形态的交流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中原地区内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间的交流，如豫西与豫中，豫中与豫南，豫西与晋南等。二是整个中原文化区作为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区之间的交流。前者，因在经济体系上的共性是主要的，在考古遗存中不易操作和把握。后者，二者间属不同的经济体系，在考古遗存中易于辨识和把握，所以，在此笔者主要是论述后者。

稻作遗存在中原地区的普遍发现，是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最直接的体现。本属于种植粟和黍的旱地农业区中原地区却多处发现属于长江流域主要农作物的水稻。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基本分布于中原地区内大部分区域和史前及史初的各个文化阶段。据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中原地区黄河以南的黄淮地区属于“粟稻作物混作区”(65)。且不论这种称谓是否恰当，中原地区发现有稻作遗存是无可疑问的，中原地区在不适宜种植旱地作物的一些水域周围及低湿地种植水稻以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是可以肯定的。不同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和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其结果是中原地区改变了以种植粟和黍的单一种植结构，形成了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粟作农业区和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结果主要是水稻的北播而非粟或黍的南传。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一是水稻本身的生长习性优势。水稻是一种半水生的热带植物，其产量远远高于粟和黍，同时耐瘠性也很强，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对于长江流域而言没有必要引进产量低的粟和黍，而中原地区凡有水源条件的区域都可以种植水稻，今天亦是如此，这样极大地弥补粟和黍产量不足的问题。二是质量方面的原因。据有学者研究，在人类食用的谷物食物中最缺乏的是8种必要氨基酸中的赖氨酸，而稻米蛋白质中的赖氨酸含量为210mg/g，高达40%，其生物阶高居植物类食品之首。稻作在长江流域广泛栽培后，很快推进黄河流域，与此应有一定关系。史前人当然没有这类现代的科学知识，但是生物阶的客观存在并不因为人们是否得知而必然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也会被古代人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出来(66)。三是自然环境条件。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属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下，中原地区的许多区域都可种植水稻。长江流域或许因过于温暖和湿润而不适宜种植粟和黍。

总之，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交流使水稻等农作物及其生产技术传入中原地区，这同样推动了中原地区原始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兴盛。为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农业与中国文明化进程问题

农业是古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当人类生存因农业及畜牧业的产生得到比较可靠的保证时，人类便开始了其迈向文明的步伐。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化的进程。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首先是性别的分工，当农业成为氏族社会主要经济部门时，即农业经济形成时，男子逐渐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妇女则主要从事采集经济和家务劳动。性别的分工，使男子成为了原始农业的主人，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其社会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社会由相对平等的母系氏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中期墓葬中男性多随葬农业生产工具，而女性多随葬粮食加工工具和纺织工具(67)，这种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要求制造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用具、农业生产及加工工具等手工业产品，这是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仰韶文化中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纺织品等说明手工业中已有了制陶业、制玉业、骨器制作业、纺织业等不同种类之分。这样一来，社会就存在种植业、饲养业、手工业以及渔猎活动等多个生产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显然以农业为主体，不妨称为农业生产体系。这种多部门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维护、运作和发展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的投入，由此必然引起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改变，社会公共权力逐渐产生并开始分化。由农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这种权力虽与军事权和宗教的神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二者，应是世俗权力中重要的部分。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们的生活需要和要求亦日益提高，为满足这些需求又促使各经济部门尤其手工业部门不断的扩大化、细化、专门化。由此社会组织和结构也会随之更加复杂化，同时形势上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协调和全职的管理阶层，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权力分化的同时又更加集中化。当集权大部分强化到一个人身上时，“王权”产生。龙山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在中原地区更加普遍且有一定规模，这既是农业种植品种的增加，又应是农业种植业细化和扩大化的体现。一些遗址小件青铜器的发现，很可能说明当时铜器制造业已经出现(68)，这明显是手工业扩大化的体现。需要提及的是，大约龙山文化时期小麦开始引入中原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普及据目前材料还难以肯定，但依前文二里头、皂角树等遗址的发现看，这一时期应有一定的种植。小麦的规模种植需要一个完善的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就产生了对全职管理阶层的需要。另外，小麦的种植意义重大，它提高了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从而使得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区具有了与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稻作农业区相匹敌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69)。显然，这将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明早期的发展。

原始农业的发展最终促使了阶级和早期国家的出现。原始农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日益增多，财富刺激了私欲，产生了占有社会财富的行为，出现了私人占有和因占有不均导致的贫富分化。随着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阶层分化以至阶级出现。仰韶文化中期，从墓葬材料看，已开始存在明显的随葬品多寡的现象。最近发掘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灵宝西坡墓地已有了大、中、小墓之分，大墓随葬品多，而小墓基本上随葬品就少，但也有个别例外(70)。在房址上，灵宝西坡、郑州大河村、邓州八里岗等遗址，那些类似殿堂式的房子和长排分间式的房子反映了阶层的分化。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开始出现，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更趋明显。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等级分化剧烈，无论墓葬规模，还是随葬品的多少及精致程度，大、中、小墓的差别很明显。陶寺墓地即是典型。城址大量出现，其中陶寺城址已初步具备了都邑的性质，这时的国家形态已初现。以上这些都是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明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她并不仅仅表现为社会的进步，也表现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71)。其中精神文化也是在探讨中所不能忽略的。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原始宗教及与之相关的祭祀的发展和天文历法知识等方面。中原地区的宗教性遗存不如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发达，但该地区此类遗存也是有迹可寻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附近常分布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埋葬坑，应是祭祀地母以祈求农业丰收的祭坑，而对农神的祭祀是祈求祖先神灵对农业生产的总体和各个阶段给与保佑，以达丰收的目的(72)。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两处带有宗教性质的建筑，即Ⅰ号遗迹和Ⅱ号遗迹。有学者认为Ⅰ号遗迹是祭祀太阳的神庙建筑，Ⅱ号遗迹是专祠地母的冢土，目的都是祈求人口、农业的丰收的(73)。天文历法知识是人们在原始农业生产实践中摸索季节变化、物候变化等规律经验总结，其反过来又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即所谓的“观象授时”。中原地区有关此类遗存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陶寺遗址陶寺中期的大型建筑ⅡFJT1，发掘者认为就是一处陶寺文化观象台遗迹(74)。

从仰韶文化中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区随着农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其前进历程是有着阶段特点的。这些阶段性特点与中原文明化的进程有着一定的关系。进入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农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据地区内文化的分化和地理区域上的差异，中原地区内可分出几个不同的次级区域，具体而言指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郑洛区、豫北冀南区、豫西南地区等小区域。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是豫陕晋三省交汇地，也是黄河、汾河、渭河交汇区域，可称之为中原文化的“金三角”区，这一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的中心区。郑洛区以嵩山为中心，主要是伊、洛河流域、颍河上游流域、汝河流域等区域，该区域是秦王寨类型主要分布区。豫西南区主要是南阳盆地，是下王岗类型分布区。豫北冀南区为后岗一期文化中心分布区。以上各个区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规模差别不显著(75)，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差别不明显。故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农业经济是多农业区域并存发展的时期，各区域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发展着自己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和文化，积累着文明的要素。进入龙山时期，其早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但豫北冀南区、郑洛区、豫西南区等区域少见这一时期的聚落，更少见规模较大显示经济发达的聚落。而金三角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心区，尤其晋南地区，已发现襄汾陶寺、曲沃方城、东许、垣曲古城东关等多处大型的聚落遗址。故龙山文化早期金三角区的晋南地区形成了一处经济发达的核心区。至龙山文化中晚期，晋南地区继续形成了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一处核心经济区，其区域内超过5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遗址有11处之多(76)。郑洛区无论聚落分布密度还是聚落规模也开始突现于豫西南区、豫北冀南、豫南、豫东等区域，形成了另一个核心经济区。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农业区域开始分化，出现了核心经济区域，也正是这一时期似乎形成了以陶寺遗址和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两处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至龙山文化末期及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寺文化衰落，其核心经济区地位已不存在。大致与此同时的长江流域经济区也已衰落(77)。而郑洛核心经济区不断扩大，这集中体现在郑洛地区聚落数量和密度的增加上，尤其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二里头文化聚落空前扩张，分布区域空前扩大。所以，笔者以为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时，本文研究的中原地区整体上是一个大的经济核心区，周围其他经济区如长江流域、海岱地区等都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而这一时期也基本上是中原文明作为全国文明中心地位形成的时期。

注释：

(1)本文所言文明化进程是指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演进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言，其时间段基本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2)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第27－43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孔昭宸等：《渑池班村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第四纪研究》第3期第280页。

(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9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8)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该文提及这两个遗址有粟粒出土，但未注出处。李楼遗址发现的粟粒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9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高江涛：《新砦遗址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7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06-113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100、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页和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5)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第55-61页。

(16)何驽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版。

(17)马萧林、魏兴涛：《灵宝西坡遗址动物骨骼的收集与整理》，《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周本雄：《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集刊》第3期，1983年。

(20)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5页及附表。

(21)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3-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15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4)王吉怀：《试析史前遗存中的家畜埋葬》，《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5)王吉怀：《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渔猎经济的考察》，《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第54-6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2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第76-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8-10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4)何驽：《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5)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6)赵志军：《两城镇与校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东方考古》第1集，第210-21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38)蔡莲珍：《碳13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3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该文提到有5处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但未具体指出是那5个遗址以及其具体时代。

(40)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15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4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0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2)夏正楷：《豫西――晋南地区华夏文明形成过程的环境背景研究》，《古代文明》第3卷第102－1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46)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7)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4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9)姜钦华等：《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龙山时代环境考古》，《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50)孔昭宸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2期。

(51)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2)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3)宋豫秦等：《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该文认为龙山文化末期与二里头文化之初气候温暖湿润，这与我们的判断相抵牾，实际上该文已言，这一时期的年代是根据地层关系推测的，所以其所代表的环境信息仅供参考，故这一推测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另外，该文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气候干旱的判断主要是据其稀树的草原植被。导致“稀树”即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二里头遗址及周围聚落空前发展，分布十分密集。聚落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所以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应主要是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所致。

(5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37页和119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55)王建革：《人口压力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56)李友东：《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57)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8)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9)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60)Allen W."Ecology, technique, and settlement pattern". In: Ucko PJ. et al.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pp211-226.

(6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62)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15页及附表。

(6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据各期的石器资料统计而成此表。石器中的农耕工具主要包括石斧、石铲、石锛、石镰、石刀、石耜、石杵等，渔猎工具包括石镞、石球、石弹丸、石网坠、石矛等。古城东关遗址亦是如此，不再赘注。

(64)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65)张居中等：《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该文提出了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的说法。其他有关文章还有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66)牟永抗：《稻作农业与中华文明》，《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268-278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7)参看云翔：《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劳动工具的考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考古求知集》第83-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68)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384-39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70)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第五次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

(71)王巍：《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的几点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6期，2003年。

(72)陈文华：《新石器时代的农事崇拜、祭祀和宗教萌芽》，《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73)李锦山：《农业文明与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考古》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7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第3篇：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观光农业；规划；初探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008-1

观光农业是一种新型旅游产业，在我国经过2O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观光农业的发展历史、基本概念与观光农业规划的相关内容，分析我国观光农业的现状，来探讨我国的观光农业规划。

1 观光农业与观光农业规划

1.1 观光农业

观光农业是以农业为主体、观光为目标、传统农业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型产业。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人们发现农业不仅具有生产，还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们提供观光、休闲、独家的生活。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渴望多样化的旅游，尤其希望能够回归自然，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观光农业就是以“绿色、休闲、参与、体验”为特色，给有课提供可以观赏、垂钓、烧烤、狩猎、采果、制作标本等各项服务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1.2 农业观光规划

农业观光规划要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维护与美化区域农业和农村自然景观风貌为前提，要选取合适的地点，具体设计合适而有特色的项目，从而建立起一系列的观光农业景区。观光农业规划设计的内容基本上是参照旅游规划的内容而定的，并以市场为导向，结合本身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开发方案，按照“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有利于农业额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的保护。

2 对我国观光农业规划的探讨

2.1 发展我国观光农业的前提

回顾我国观光农业的发展，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肆意破坏。在开发观光农业时，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对自然资源大量浪费，忽略乡土文化的挖掘，破坏了原有的宝贵的农业自然资源、特色，甚至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和良性生态循环。由于资源的过度消耗，在旅游开发同时，如何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旅游区建设的首要问题， 以持续发展为前提已成为世界观光农业发展的主流。根据我国观光农业的现状，现阶段我国观光农业在规划上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环境保护，以形成生态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我国观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保护和营造好的生态环境是其成功的根本保障。

2.2 发展我国观光农业的条件

2.2.1 旅游资源 观光农业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观光农业区所在地区的综合自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其开发类型和方向。一般而言，所有农业景观资源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活动都可以作为旅游资源。进行观光旅游农业开发的地区，要根据其自身农业景观资源的构成及所辐射的旅游区域的旅游需求来综合考虑，从而进一步发展其独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和农业景观资源作为该地区观光农业开发的主要旅游资源。

2.2.2 区位交通条件 对于观光农业这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而言，它所依托的是农业景观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这种非稀缺的资源，因此，它所提供的服务所辐射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决定我们在选择观光农业开发区域时要考虑其与周边市区的距离，尽量选在距离市区车程不远的城市近效区以及交通条件良好的地区。只有这样，观光农业才能够吸引足够的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达，并且有足够的时间参与观光、休闲以及娱乐。

2.3 发展我国观光农业的规划设计

针对目前观光农业规划理论方法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需要对观光农业规划理论方法进行科学的研究。

在上图所设计的农业观光规划中，我们可以以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核心、以景观生态学相关原理和物质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复合生态系统分析和观光农业规划程序，并采用复合系统纵横向分析法、景观空间格局分析法、社会经济资料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等来进行复合生态系统分析，同时，采用生态农业景观空间格局设计和生产农业产业网络模式设计来进行观光农业规划。

科学的、客观的生态农业规划与设计方案是低效益的传统农业向高效益的生态农业转化的关键，我们应在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把社会、经济与自然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峰.观光农业规划的理论与实践[D].中国农业大学硕士论文，1999，（12）.

[2] 帅文波.区域生态农业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山东省胶南市为例[D].中国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06）.

[3] 郭春华.可持续观光农业规划探讨—以广州市郊满山农庄为例[D].北京：北京农学院学报，2002，（06）.

第4篇：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配送业现代物流农业生产资料

[论文摘要]配送业在现代物流中处于关键地位，传统农资供应物流存在许多问题。该文应用现代物流新理念，结合当前供应物流业的实际，提出创建农资配送新体系的战略思路。

1农资供应物流业面临新挑战

物流配送业是指从事配送业务的组织，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将供货方的货物，通过各种作业，按照需求，配送到需求的场所。配送是“配”和“送”的有机结合体，是在某一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物流缩影[1]。国外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物流配送研究方面已经起步。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陆续构筑起了不同层次的物流配送体系，配送中心作为现代的流通形式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商品物流。我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关注和重视现代物流的研究。但目前物流配送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90年代以来我国很多城市的物资部门都设立了配送中心，城市配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通过配送新的流通方式，提高了流通的效率，为用户提供了更为快捷的方便的服务，改变了传统的流通模式和方式。虽然我国城市物流配送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物流配送业来说，在运作方面仍有一定的差距，但随着近年来社会各界对物流配送的重视，这个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然而，国内农村物流配送尚处于萌芽状态，与城市物流配送差距还有拉大的趋势。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当前“三农”问题是全国工作的重点、热点和难点。大力发展农村物流配送，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有力保证。特别是农资流通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而目前传统农资供应物流又存在许多问题，难以适应实际的要求。根据加人WTO所作的承诺，我国将全面开放中国农资市场，我国的农资流通业环境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农资供应物流业的经营与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探讨在国际物流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应用现代物流理念创建农资配送新体系问题。

2传统农资供应物流存在的问题

农资物流有农资供应物流、农资生产物流、农资销售物流和废弃物流之分。本文讨论的农资供应物流是以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物流为主要内容。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指种子、肥料、农药、地膜、农机具以及农资生产需要消费的其他原料、材料、燃料、电力和水利资源等。本文着重讨论前四者。传统农资供应物流存在如下几个的问题：

2.1流通环节过多，流通成本过高

传统农资供应物流业大多是通过行政部门逐级调发的形式，基本上没有面向最终客户，特别是省、市一级的供销社所属的农资供应物流业，其销售的产品往往经过若干级经销商最后才到农户手里，这就造成了流通环节多，成本居高不下。我国物流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30％-40％，世界发达国家物流成本一般控制在10％左右[2]。

2.2配送率低，只“送”不“配”的现象十分普遍

配送的核心作用是服务。现阶段的农资供应物流业，基本上是由各专业公司独自进行，经营范围较窄，可提供物流配送服务的内容较少，多只是“送”而不“配”。即使配送只作送货上门，配送率也很低。我国连锁企业配送率一般只有60%-70%，差的仅有30%，甚至更低[3]。

2.3流通的方式陈旧，调度管理难度大

传统农资供应物流业的运作模式基本上是仓储基础上的调拨，由于目前农资仓储容量不足，库点分布不科学、不合理，规模小，且仓型与机械装备水平低，导致资源配备有限，有些农资从采购到终端需要多次储存。加以交通运力不足，交通运输线路短少，农用专用线配备欠缺。据估计，农村机动力运输量约只占总运输量的20％[2]，不能适应农资运输的需要，这些状况造成统一调度管理难度大。

2.4信息化、标准化程度低,降低了物流效益

目前，农资信息网络不健全，配送操作大多仍停留在半人工化状态。农户居住分散，沟通渠道不畅，许多信息难以收集、传递，信息化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信息化手段不能适应需要。农资标准化程度低，不少产品的分类、分级、分等大多凭人工感觉，误差过大。产品包装从材料到包装管理都没有统一标准，难以统一操作，给农资的储存、运输和加工造成一定困难，降低了物流效益。

2.5农资管理主体繁多，市场秩序混乱

农资管理主体分散，多头操作，难以应对，满足不了市场需求。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农资流通市场的逐步放开，国家原在农村建立的农用生产资料服务体系正逐步退出或转变，个体经营户迅速崛起，而管理工作又没有及时跟上，目前其流通状况令人担忧。农村市场常常成为假冒伪劣农资的倾销地和批发地，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等坑农害农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理顺农资管理体系，整顿市场，迫在眉睫。

3创建农资配送新体系的构思

在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构传统农资供应物流业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应用现代物流新理念，结合当前农资供应物流业的实际，提出创建农资配送新体系的思路。

3.1以业务流程为中心，构建区域性农资物流配送中心

传统农资供应物流业，一个完整的工作需要跨越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协调与沟通工作，这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时间。构建农资物流配送中心，可以突出业务流程，把原有农资供应物流涉及的多个部门的职能，统一由配送中心来完成。在特定区域范围内，有效地组织物流活动，实现物流组织由职能化向过程化转变。农资物流配送中心下游与投递站衔接，通过投递站面对终端客户；上游与供货企业相连，形成简捷的供应链。由于不同地域自然条件和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对农资需求的不同。如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对农资需求迥然不同。以福建为例，闽南地区气温高，病虫害发生率高，农药需要量大些；农膜需要量相对少些；该区农业发展水平高，复种指数高，水稻品种要求生产期短些；土壤较瘦，需要化肥多些。而闽北地区气温低，病虫害发生率较低，农药需要量小些；农膜需要量多些；该区农业发展水平低，复种指数低，水稻品种要求生产期长些；土壤相对较肥，需要化肥相对少些。而且闽南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为主，闽北地区发展粮食作物为主，这又引发对农资需求更多的差异。凡此种种，都说明农资供应的时间、品种与数量区域性差异特别明显。因此农资物流配送中心，必须突出区域性特征。根据农业区划原则，考虑自然条件，农业生产特性和农业发展方向的相似性，建立区域性农资物流配送中心。它在组织形式上由垂直化向横向一体化转变，在功能上由漫散型向针对型转变，大大提高了物流效益。

3.2以需求拉动思想为动力，促进农资配送与技术配送迅速黏合

需求拉动思想是以顾客的最终需求为根本动力。农资的使用有明显的技术特征，像化肥、农药的用量不是越多越好，多了不仅造成浪费，还会污染环境。当前盲目施用化肥、农药的现象十分普遍。据报导[4],一些地区使用农药用量是常用药量的几倍甚至是十几倍，常造成药害；化肥的施用量是适用量的几倍，常常造成肥害。又报导[5],我国化肥平均每公顷施用量达400公斤以上，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量达120万吨以上，使7％的土壤受到杀虫剂的污染。这些情况都缘于农民缺乏科学知识，所以技术指导成为农资客户的急迫需求。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对生产资料的供应，不仅仅满足于数量，而是要求多品种搭配。例如化肥供应要按“配方施肥”的方案，多品种按比例搭配，才能获得最佳效果。这些操作过程都必须以技术指导为核心。陈勇认为：我国农业与物流业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共生性。在农业与物流业的“黏合效应”下，重构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既为其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又为自身改革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6]。面对农资客户对技术指导的渴望，为了更好满足这一需求，可将农资销售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挥农资配送与技术配送的“黏合效应”，这应是重构传统农资流通业的最好选择。而且目前许多基层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不务正业”，没有真正在推广农业技术上下功夫[7]，这又是发挥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作用的好作法，“一举两得”。据此，设计把乡镇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作为农资配送的投递站，面对辖区客户，签订农资购销合同，这种合同必定是技术含量很高的订单，可以保证农资供应时间、品种、数量的准确性，体现出农资配送与技术配送的“黏合效应”。这样可以在相似的农业区内，把分散农户对农资的需求转化成一定范围内对农资的统一需求，形成大市场，取得规模效益。这一配送新体系的构思是：供应商区域性配送中心投递站终端客户。

3.3树立快速反应思想，尽快建立配送管理信息系统

快速反应思想就是企业根据深度了解顾客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满足顾客所需的商品或服务的需要。现代信息技术在这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此，要建立起以配送中心为枢纽的配送管理信息系统，才能使配送中心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使现代物流管理成为现实。配送中心通过物流信息管理系统，一方面加强与上游企业即农资生产厂家的联合合作，向供应商实现电子订单，开放业务数据，共享库存信息，更好地开展与上游企业信息沟通；另一方面通过物流信息快速、准确和实时的流动，能动地对市场作出快速的反应，及时地通过投递站将经营触角伸向终端客户，提高客户的满意程度，有利于销售额的提高，从而形成一张高效的配送网，实现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良性循环。如智农通物流配送管理系统v1.0致力于敏捷供应链的建设，强调“以要货订单驱动物流，随时保持动态供需平衡”，使得上游的供货商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配送中心所需货品的数量、时间，从而大大降低了库存。这个系统还可以协助物流配送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物流配送业务流程和资源调度分配计划，从而将客户的需求、物流资源、业务过程和信息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个完整的业务模式中，在保证订货、进货、库存、出货、配送等业务畅通的基础上，实现配送调度、客户服务和订单管理网络化，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物资流通总成本，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8]。

第5篇：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 玉米制种；张掖市；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9-140-2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今世界各国均把加强种子科技研究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把推动种子产业的发展列为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议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既是给我国种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也使我国种业面临来自研发技术领先、资金实力雄厚和经营管理具备优势的国际跨国种业集团的巨大挑战。作为全国最大的市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张掖市的玉米制种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张掖市的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制种玉米产业壮大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使张掖市产业发展面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张掖市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区域内水资源相对丰富，灌溉农业发达；耕地资源集中，土壤肥沃；光能、热能等气候资源充裕，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蛋白质和糖分的积累；病虫害发病率低，单产相对较高，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资源使其成为杂交玉米制种的天然基地。2012年张掖市玉米制种基地的面积达到6.83万公顷，玉米制种基地在政府的引导下向产业化与集群化的方向迈进。近几年来，张掖市玉米制种面积一直在甘肃省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年均产量突破4亿公斤，在全国的杂交玉米制种市场都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玉米制种产业吸纳了广大的农业劳动力，种业公司通过制种基地与农户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大大促进了当地农民纯收入的增加。杂交玉米制种产业发展成为张掖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张掖市杂交玉米制种产业也发展成为最具知名度和最具竞争力的制种基地之一。

二、张掖玉米种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一）张掖玉米种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张掖玉米制种产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但是，在张掖市玉米制种产业快速增长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一系列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寻求良好的发展方案。

第一，制种基地在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四大方面，所取得的发展进步程度尚未达到预期。目前，张掖市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经营，大部分农户自主经营，土地经营流转权的交易也并不非常活跃，因而基地种植相对比较分散。此外，虽然基地的标准化生产方式得到普遍推行，但是标准化的深度与层次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为品牌的统一与产品质量标准的统一奠定基础。

第二，玉米制种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科技研发实力弱小。坐落在张掖市的众多玉米制种企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种企业只有20家左右，代繁与代育的形式仍然是其主要的营业模式。无法掌握农业科学技术的竞争优势，导致绝大部分玉米制种企业处于全球玉米制种产业链的最低端，与居于全球玉米制种产业链高端的生物科技企业巨头相比，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制种企业，只能获取较低的农业价值增值，无法为其自身长远的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第三，生产经营秩序不规范，违法现象屡禁不止。不健康的市场秩序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导致：首先，制种企业为争夺有限的基地资源，产生的盲目、无序竞争，恶意提高合同价格，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其次，多数制种企业种子加工生产线建设滞后，生产能力不足，难以保证合格的种子。再次，制种农户多、杂而分散，时常出现某些农户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使用劣质甚至假种子欺骗收种公司的现象。最后，制种企业的恶性竞争，以高价格引诱农户，盲目虚开“空头支票”，导致其难以及时保证兑付订单合同的金额，容易引发合同纠纷，阻碍市场机制的运行。

第四，农民安于现状的思想意识。伴随张掖市玉米制种基地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带动农民纯收入大幅增长，当地农民表现出取得一定成果之后的安于现状的懒惰思想态度。农民也是玉米制种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这种缺乏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思维，会增强当地农民的依赖思想，滋生盲目自大的满意心理，将会潜移默化地严重制约张掖市杂交玉米制种业取得更大程度的突破。

（二）张掖市玉米种子产业发展的对策

第一，实现对张掖市玉米制种用户的集中管理，改善粗放型制种方式，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实现制种的机械化。加强对农户的培训，提高农户的制种知识和水平改善农户的耕作习惯。对制种的各个环节实行科学管理，对种子实行标准化生产。在基地建设进程中，要遵循区域特色和生态优势的原则，实现玉米制种的集约化、专业化生产。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张掖市各类农业行业协会的纽带维系作用，推进农业科技在教育培训、研发与市场推广体系三方面的协调发展进程，提高玉米制种业的生产率水平。

第二，积极运用现代科学和手段，培育优质，高产，抗虫害的新品种；加大张掖市在商业化玉米育种方面的创新力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大力扶植张掖市制种的龙头企业，打造张掖自己的驰名品牌。改善灌溉系统，提高土壤肥力，有计划的搞好轮播。坚持品种的多样化，大力引进优质品种，形成张掖的特色制种产业。

第三，优化制种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张掖市制种玉米农户的增收带动作用。推进政策支持体系的配套与完善，加强玉米制种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积极招商引资，加强农户与企业的合作，构建科学的玉米种子种植――生产――加工――经营体系，不断提高玉米种子产业的整体效益。同时，要重视市场营销在推进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市场营销体系与配套物流体系的网络建设。此外，还要为张掖市制种玉米进行特色的市场定位，发挥品牌无可比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第四，在发挥市场机制这双“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机能的基础上，加大对玉米制种业的资金投入，依靠农业良种补贴，引导张掖市玉米制种业向循环生态农业的方向实现转变。加强对种子管理体系的建设，借鉴欧盟对种业的监管模式，发挥政府在质量体系认证与市场准入等方面应有的积极作用，逐步推进玉米制种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提升玉米制种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徐.甘肃河西地区制种业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D].兰州：甘肃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6）.

[2]朱新明.酒泉市种子产业化现状分析与发展思路的探索[D].兰州：甘肃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1）.

[3]郝建民.山东省玉米种业发展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0）.

[4]张文波.张掖市玉米制种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甘肃农业，2010，（11）.

[5]李文有.甘肃河西灌溉农业区种业发展的优势和对策[J].种子，2002，（6）.

[6]康东，杨登弟，胡汉民.农业产业化背景下我国种子产业的战略选择[J].中国种业，2010，（1）.

第6篇：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企业 伊朗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 C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韩少卿，1982年生，男，山西阳泉人，昭通学院管理学院教师，西南大学硕士，主要从事地理学的教学和世界经济地理研究。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和伊朗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都把对外开放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遭受着美国的经济制裁，国内资金短缺，也缺乏外资、技术。当前伊朗政府相继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并实行“向东看”的对外政策和复兴丝绸之路的对外经济政策，力求加强与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吸引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等的资金、技术参与伊朗的经济建设和能源开发。中国企业投资伊朗可以缓解伊朗能源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轻工业、机械、交通运输业、农业等资金不足的制约，实践证明，中国的技术、产品符合伊朗当前的生产水准，有很大的投资与合作空间。本文研究新时期伊朗的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对于推动中国企业对伊朗的投资、实现中伊合作双赢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企业对伊朗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企业对伊朗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很多，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企业)因素，根据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为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非制度因素分为经济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源，原材料成本，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等)，基础因素(包括基础设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及其他配套服务等)，地理因素(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及社会文化差异等)；制度因素又分为政治制度(包括政策连续性，政局稳定性等)，经济制度(包括贸易壁垒，对外资态度、外汇制度及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等)，法律制度(法律完善程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信息的可获得性、社会设施、政府清廉程度等)。

因为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国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以上这些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特殊意义，从而具备这些区位因素的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企业有特定的区位比较优势。在选择对伊朗投资的具体区域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决定因素 ：

第一、符合我国境外投资的直接目标。发展境外投资的最终目标通常是为了获得比国内投资更多的利润或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对于具体投资项目，在选择境外投资区位时，应首先明确境外投资活动的直接目标。根据不同的目标确定不同的投资区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区位选择的最根本因素。

第二、能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我国企业的主要优势在于适用技术、中等技术和某些进入成熟期的产品，而这些技术和产品在发达国家不具备竞争力。如果将它们用于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就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是否符合东道国规定的优先发展领域，能否享受优惠待遇；实证研究表明 ：“制度因素比经济因素或硬环境更重要”，“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欢迎外资的政策是决定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最重要的因素”(鲁明乱，1999)。如果有了好的投资政策，不仅可降低投资风险，而且可以增加投资成功的可能性和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第四、考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国内商品出口的程度。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之一就是占领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资源；如果当地具有资源的优势并且对于国内商品的出口具有极大的带动作用，则该国(地区)就是有利的投资区域。

二、我国企业对伊朗投资的具体区位选择战略

我国对伊朗投资的主要领域为石油天然气工业、机械制造业、轻工业，其次还有农业及旅游业。具体的行业要根据其行业的特点选择具体的区位。因此，要对伊朗的经济区划有所了解。

伊朗自然、人文条件地区差异性很大，因此投资领域的区域差异也很大，我国对伊朗的投资要根据其区域特色与差异进行选择。我国在对伊朗进行投资时，要进行伊朗地区产业区划，从而发挥其最佳优势，获得最大的利润。伊朗全国划分为：

核心区的加兹温、德黑兰、中央、库姆省；北部区的马赞德兰、塞姆南省；西北部区的西阿塞拜疆、东阿塞拜疆、阿尔达比勒、吉兰、赞詹省；西部区的库尔德斯坦、哈马丹、伊拉姆、洛雷斯坦省；西南部区的胡泽斯坦、恰哈马哈勒—巴赫蒂亚里、博卫哎哈迈德—科吉卢耶赫、布希尔、法尔斯省；南部区的克尔曼、霍尔木兹甘省；东南部区的克尔曼沙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东部区的呼罗珊省；中部区的伊斯法汗、亚兹德省。[48]

种植业投资区；2.经济作物投资区；3.畜牧业生产加工投资区；4.加工工业投资区

5.油气开发投资区；6.旅游开发投资区

资料来源：由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 整理得出

图6—1中国向伊朗投资产业开发区划设想图

由于伊朗的平原主要集中在北部里海、南部波斯湾、阿曼湾沿岸一带，亚热带草原主要分布在伊朗东南部。地中海式气候区分布于西部地区。主要河流卡伦河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胡泽斯坦省。此外，伊朗的工业基础也集中于以德黑兰为中心的X型铁路骨架周围。主要的油气资源集中分布于北部里海沿岸和西南部波斯湾沿岸。因此我国对伊朗的投资区域大致可以分为农作物区、工业区和油气资源开发区。

农业区：Ⅰ种植业区（北部里海沿岸、西南部波斯湾沿岸、南部及东南部阿曼湾沿岸以及水稻、大麦、小麦等为主的粮食作物）

Ⅱ经济作物（西部为伊朗传统的亚热带经济作物）

Ⅲ畜牧业生产加工区（东部为畜牧业生产加工区）

工业区：以德黑兰为中心的X型铁路骨架周围轴状地带为工业区

油气资源区：以胡泽斯坦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马萨德兰为中心的北部里海南部沿岸。

我国对伊朗的投资主要按上述区域进行专业化的投资。为了更广泛地扩展中国在伊朗的投资，充分发挥中国对于伊朗在产业结构上的横向、纵向技术优势，也为了能发挥产业聚集效应，在伊朗开展农—工—商一体化投资是最好和最现实的选择。

三、结论

在投资区域的选择上，本文将伊朗的产业开发主要分为：种植业投资区、经济作物投资区、畜牧业生产加工投资区；加工工业投资区；油气开发投资区；旅游开发投资区，提出农工商一体化的开发战略，但重点的投资区域还是在波斯湾沿岸的油气开发投资区和北部德黑兰、中央省地区的加工工业投资区。

参考文献：

1、杨兴礼.简论“9.11”事件以来美国的中东战略与美国—伊朗关系[J].世界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8）：12—13

2、王勇. 新时期中国—伊朗跨国投资领域及实施探索[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第15卷第2期

第7篇：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外围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着。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第8篇：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随着“科技兴农战略”的深入实施，农业科技对本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到2015年达到70%，以2010年为基年，2012年本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4.3%，比2010年提高4.3个百分点，达到了规划的进度要求。此外，农业科技创新项目按规划要求正在积极推进；基础性研究得到强化，现代种业体系扎实构建；农技推广应用服务得到提升，科技兴农示范基地建设顺利展开；农业农村信息化取得新进展。

但调研也发现了一些制约和影响“科技兴农战略”实施的问题与不足：在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方面，农业科研体系条块分割，联合攻关能力不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农业科技产学研“一体化”机制还不够健全，农业科技创新的评价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还比较缺失。

农业科技的推广服务还难以满足都市现代农业的实际需求。对技术推广服务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不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服务体系和方式比较传统，部分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仍未形成科学管理体制。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机构职能尚未完全理顺，人员编制与机构不够合理，承担了较多农业行政事务。

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人才匮乏、队伍老化，结构断层问题比较突出，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基层农技队伍整体业务能力还不强，大多学历不高，文化层次偏低，具有农业相关专业技术职称的不多，专业培训较少。基层农技人员待遇低、条件艰苦，人员招聘引进困难，后继乏人，部分镇级机构人员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

此外，本市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方向不够明晰，重点不够突出，资金投入项目分散，长效投入不足，产出率不高，与政府预期还存在一定落差，大部分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农业科技人员的工作保障，真正用于鼓励科技项目创新的不多。

为下一步扎实推进和切实完成上海现代农业“十二五”规划“科技兴农战略”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和重点项目，农业与农村委建议：重视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建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逐步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及推广服务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制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探索具有上海特色、区域特色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本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

强化农业科技的推广服务。要加大对农业基础性、前瞻性、公益性科技项目研究，积极引导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围绕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开展科研和服务，真正做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田间。对立项的科技兴农项目，要认真做好前期调研分析，特别是对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要作分析预测，防止研究与推广应用脱节。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力度，使更多科技成果为都市现代农业服务，全面落实科技兴农战略。

基层农技队伍是为农服务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理顺机构职能，强化编制管理，探索优化技术职称评聘办法，提高基层农技人员收入待遇，改善工作条件。要加大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改变农技队伍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现状。完善激励机制，增强基层农技人员为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不断调动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9篇：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关键词：翻转课堂；高中地理教学；运用对策

【分类号】G633.55；G434

随着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相互融合，传统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更无法关注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以及协作学习能力的培养。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高中地理学科教学基础上，结合翻转课堂这一新型教学模式进行探索，以试图实现地理学科教学信息化，提升地理学科教学有效性。

1、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2007年，美国的两位学者乔纳森・伯尔曼与亚伦・萨姆斯开始研究翻转课堂。他们制作新颖PPT并附上讲解声音，上传至互联网为那些没来得及上课的学生补课，且还尝试进行创新，例如让学生在课下观看视频学习知识为主，而在课堂上以教师和学生就问题交流，解决学生的迷惑为主。之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开始风靡美国。

翻转课堂的过程主要包括课前和课上。在课前，教师首先要从教学目标出发，选择或者录制课程视频，然后引导学生自主看视频，参加网络课程，通过自测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课堂的知识进行认知。在课上，利用小组协作、师生之间的沟通对自主学到的知识进行分析，并把这些新知识运用于新的场景中，完成内化知识。然后，学生可以通过评测、反思、自省等针对自己的学习成果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教师和别的学生的评价完成知识的内化学习。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学校“老师课堂授课，课下学生写作业”的模式，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深入发展大有裨益。翻转课堂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教学程式而言，翻转课堂打破了以往教学的课堂上和课堂下的知识教化过程，其注重n下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学习和吸收，课堂上则主要是师生之间的沟通，教师负责解答学生的难题，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掌握知识。

（2）从教学观念而言，翻转课堂从学生的个性出发，让学生主动学习知识，这和传统授课教师为中心的方式不同。

（3）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而言，以往的授课模式是教师传播知识，学生被动汲取知识。而在翻转课堂中，教师从绝对的主角转到引导者，而学生则从被动接受成为主动者。

（4）从教学资源而言，以往的教材、板书等转到先进的网络视频。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已有的知识储备浏览、复印、重复记忆学习的重点。而这些教学网络视频也使以往授课中学生学习的僵化模式打破，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5）从学习方式而言，翻转课堂趋向于针对问题的探索合作模式，这可以提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沟通感，也可以扩散学生思维，让学生个性充分显现。

2、地理学科运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行性

首先，地理学科文理综合性特征较为明显。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文科部分内容放入到课堂中，提升学生情感因素，将理科部分放入到教学视频中，以完成新知识学习。如此，既大大节省课堂时间，又鼓励学生个性化学习，体现出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其次，地理学科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联系紧密。几乎每节地理课程都与学生社会生活相互联系，所学内容往往是学生日常所见现象，这同样为翻转课堂提供大量的情境探索素材，为地理实验课程开展奠定重要基础。

第三，地理传统教学模式与翻转课堂教学视频本质层面相同。地理学科主要是探索区域性特征以及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学科。地理学科传统教学模式同样必须体现出地域性、空间性等特征，例如直观教学方法、地理逻辑方法以及专题教学方法等。地理学科所采取的诸多教学模式在翻转课堂中都能够得到体现。

地理学习过程中必须与地图相互联系，翻转课堂教学视频能够将地图动态化的呈现给学生，强化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可以说，地理学科方方面面都体现出运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所在。

3、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运用于高中地理教学具体策略

3.1 多渠道获取相关信息

提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运用范围，首先应该扩充一线教师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途径。学校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提升地理学科教师翻转课堂基本素养：首先，学校可以订阅相关权威期刊，例如《中学地理教学参考》、《课程・教材・教法》等，让教师了解翻转课堂的来龙去脉。其次，扩大宣传力度，引入部分教师、专家来校讲授翻转课堂理论知识，强化一线教师运用热情和成果。

3.2 多元化设计教学视频

地理教学视频是学生自学的重要材料，直接影响着学生自学效果。地理教学视频应该坚持“短小精悍”，教学视频内容则严格依据课程标准进行，并利用地理学科中的地图、景观图等进行呈现。根据地理学科教学的基本特点，教学视频可以以主题形成进行呈现出，例如“水循环过程”、“热力环流原理”等。除此之外，地理翻转课堂过程中，应该设计探究式合作学习为主的课堂活动，让学生相互交流，弥补自己不足。

3.3. 选择适宜的教学内容

高中地理学科包含的内容范围非常广阔。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要求同样不同。地理教师在采取翻转课堂过程中切记不能生搬硬套，才针对性的采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例如以农业地理为例，新课标的要求是“分析农业区位因素”，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能力。利用翻转课堂教学视频，学生可以了解农业区位的基本因素，课堂活动则应该给予学生具体案例，让学生根据内容进行分析。

必须承认，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必须依靠信息接收终端，且对地理教师信息技术水平同样要求过高。诸多因素的影响或许制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推广，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不能忽视，对学生自身而言，这直接打破传统被动式的接受模式，对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

2.张美芹.基于信息技术环境下的颠倒课堂的研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