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习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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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实习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第2篇：社会实习论文范文

(一)社保财会制度未跟得上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

首先是无法在财务报表中真实反映和核算部分社保财务活动的内容。在传统的社保财务管理中看来，因为这部分内容不是财会核算应该反映的内容，但这部分社保基金运行影响社保经办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社保基金的收益情况，甚至还对巨大基金的风险详有不测。其次，即使反映了财务管理报表的内容，这种反应也不能说的上可靠，真实。比如，根据历史成本原则，本金部分在财务报表所反映的信息与基金保值增值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样的财务管理信息会误导社保基金使用和决策者合理地利用社会保险基金。

(二)监督不力导致信息失真

按照现行的社保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工作部门的主管单位是各级财政行政部门。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制定当地社保经办机构财务监督实施及管理制度。根据《财务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依照有关社保行政法规对有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财务管理资料实施监督检查。在一些地方、一些社保经办机构监督乏力、监管手段缺乏的现象依然存在。因为对于社保财务管理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税务、审计、财政等部门都有权监管，导致各个监管部门存在着缺乏配合的现象，对各家齐抓共管的监管方式没有进行配合。要对社保财务信息失真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必须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综合治理，完善社保经办机构财务管理治理结构;对内部稽核审计作用充分发挥;积极研究，将社保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化;运用法律手段，将社保基金的监管予以加强。

二、关于社保财务管理信息真实性的思考

从以上论述可知，社保财务管理信息本质属性的重要质量特征社就是保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目前，一些社保经办机构社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状况令人担忧。正如社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包含有反映准确性、反映完整性和真实性一样，社保财务管理信息的失真也包括有不完整、不准确和不真实三个方面,财务管理信息在真实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社保财务管理信息反映真实性受制度的局限作用

社保财务管理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其与财务惯例的差距，对于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是不利的。各项基金的核算在社保财务制度下只作了原则上的规定，由各自省份根据情况确定基金的比例确定以及核算的与否，这在客观上为某些经办机构社保基金保值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由于同一社保财务事项，社保财务管理人员对选择的方法可能很多种，作出不同的处理，使得不能完全保证社保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

(二)社保财务管理信息不准确

主要是由于社保经办机构某些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对社保财务制度所规定的核算方法、程序不熟悉，对于账表之间、账实之间以及账账之间的数据往往会造成不符，社保财务管理诚信缺失在社保财务管理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差异下提供了推动力，在社保财务核算中尽管社保财务管理人员力求准确，为社保经办机构决策的信息能够提供有用性，但由于本身经验、专业知识不同的社保财务管理人员，参差不齐的自身素质，存在职业判断水平的差异，对社保财务政策就出现同样性质的，对于不同的结果是由于理解的不同。

(三)社保财务管理信息不完整

第3篇：社会实习论文范文

（一）信息资源基础管理不到位

1、计算机财务软件应用水平亟待提升。

部分财务人员计算机财务软件应用水平不足，计算机操作能力较差，数据输入输出等错误频出，或者不按照规范操作执行，没有做好会计档案备份等，造成许多因人为操作导致的数据丢失以及系统损坏等问题。

2、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需要健全。

尽管我国很早就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意见》、《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和《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等规章制度，然而许多财务人员并不了解掌握，并且发生违法违规行为也没有专门的监管部门进行有效监管，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并不健全。例如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时，不同的科室应用的会计信息语言不一样，导致无法对汇总数据进行有效对比分析。此外在会计信息运用上无法达到自动化和标准化，不能及时、有效、全面地获取会计信息，导致事业单位财务状况评价困难，给其计划决策与控制带来不利影响。

3、会计内部控制流程有待完善。

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要求实现集中统一的系统化运行，要能够实现对整个事业单位从组织机构、人员设置到工作流程等的科学有效运行，然而许多事业单位仍然是传统的职能结构和工作流程，无法达到会计内部控制流程的要求。

（二）信息资源网络化程度不高

许多事业单位各个部门之间无法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而事业单位与财政和银行等相关管理部门也没能实现联网，信息资源的共享程度不高。因此需要建立一套覆盖整个领域的财务信息传输网络，从而实现数据的及时和信息资源共享功能，提高会计信息化水平。

（三）高素质专业会计人才不足

会计信息化建设要求财务人员要具备良好的会计业务知识和财务管理能力，同时还要求其掌握计算机网格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然而许多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只会使用固定的财务软件处理会计信息，却无法灵活应用计算机对财务信息进行处理分析，至于财务软件的维护开发等更无从谈起。工作中出现的计算机问题也无法及时解决。

二、加强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高度重视会计信息化建设

事业单位的领导首先要认识到会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大力支持和参与会计信息化建设，相关职能部门要理解和掌握会计信息化的作用及其管理方法，学会应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现代财务管理，同时进行推广普及，为会计信息化建设奠定发展基础。

（二）加强信息资源管理工作

1、保证会计基础工作信息化。

要结合事业单位实际，按照国家规定，逐步规范事业单位的会计科目体系。建立岗位人员责任制，做好责任分工，每个岗位通过授权密码进行控制，避免非法操作行为。同时各岗位人员要能够彼此制约，帮助发现错误问题，监督违法行为。加强会计信息化档案管理，会计档案要进行双重备份，并由专人进行分别保管，避免因意外造成单位整体资料丢失或者损坏等。针对基础信息要确保及时、准确、真实，从而为会计信息化提供有效的原始资料。

2、健全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

相关部门应针对我国事业单位制定出科学完善的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从而促进会计信息化建设发展。实现会计准则制度和信息系统的融合，从而能够自动生成单位财务报告，并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制度，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且在会计信息化实施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XBRL分类标准要求等，并据此得到标准化财务报告以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等，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效的数据资料信息。

3、完善会计内部控制流程。

事业单位要加强会计内部控制流程，针对不同岗位、不同业务流程要严格按照会计信息系统要求进行控制管理。要根据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制度的要求，在会计信息系统中实现内部控制流程和关键控制点等的固化，从而使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制度的设计与运行能够科学有效，得到完整的自我评价报告。

4、实现会计业务一体化发展。

部分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完成之后，相关管理工作并未跟上，与之相关的业务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并未开展，或者缺乏总体规划，信息化理念不足，造成会计信息化独立于事业单位信息化系统而存在，无法有效实现会计信息的资源共享。针对这种情况要全面推行会计业务一体化发展，真正实现会计业务与事业单位整体发展的有机结合。

三、结语

第4篇：社会实习论文范文

（一）指导思想是高校师德建设的思想基础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综观当今世界，各种理论思潮、流派纷呈林立，但不容否认，仍然处于人类社会思想史的高峰，仍然是指引人类前进的一盏明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高校师德建设中，必须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教育和武装高校教师，在师德建设中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神。用指导思想来指导高校师德建设，其思想基础是正确的，那么这条路就不会偏、不会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高校师德建设的目标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动员、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它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愿望和普遍追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当成建设高校师德的目标旗帜，可以让高校师德建设不偏离目标导向，不偏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总体利益。在高校师德建设中，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增强教师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教师能够自觉把个人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同国家、民族命运和教育事业发展结合起来，肩负起教师应当肩负的历史重任，积极地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是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应是师德建设的主旋律，教师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是培育、建设伟大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先行者。在师德建设中，首先要加强教师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教师树立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才能教育学生，树立坚定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其自觉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其次，要大力倡导和培养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教师只有以自身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引导、示范、感染和带动学生，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高素质人才。

（四）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高校师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道德规范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内涵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新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新时期师德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任务。我们要以“八荣八耻”为基本要求建立社会主义新时期新的师德观，将高校师德建设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相结合，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教师考核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指标，促进高校教师注重品德修养，追求学术创新，讲究学术道德和节操，坚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培养高素质人才、传承文明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高校师德建设的目标和内容

高校师德建设作为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在遵循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要求下进行，又应该体现高校教师的职业特征。充分认识高校师德的内涵和现状，把握高校教师的职业特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贯彻指导。明确新时期高校师德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将高校建设更好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培养高校教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热情高校师德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不断增强教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热情。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崇高品质，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最高体现。教师职业特点，“还要求教师要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去熏陶和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报国之志,并将之付诸行动。这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赋予的责任。”要特别注意高校教师的政治意识，只有教师自身具有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仰。

（二）培养高校教师敬业奉献精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基础要求。高校教师应热爱教育，热爱学校，关心学生，尽善尽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要认真负责地对待和教育每一位学生。高校教师的个人自由空间较大，在授课方式和内容上具有较大的支配权和很强的灵活性。这就要求有科学的教学管理制度来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更需要高校教师的自觉行动来奉献自己。

（三）培养高校教师为人师表的能力教师职业具有很强的示范性。高校教师面对的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大学生，大学时期，正是他们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生活中持什么样的态度、表现出什么样的品行，直接影响到大学生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的形成。所以，应充分发挥教师在道德行为上的示范性作用，以他们高尚的人格和品质去感染和影响学生，培养出品学兼优、德才兼备求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

三、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途径

（一）强调高校党建与师德建设的结合高校师德建设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先进性中突出师德建设是高校党建的着力点。高校教师中党员的比例较高，党员教师作为学科带头人，在高校的教学科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会直接影响全校范围内的师德建设状况，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校的建立和形成。要把高校党的建设与师德建设有机结合，以党的建设带动师德建设，以师德建设促进党的建设。

（二）完善学生评教及信息反馈制度建设学生评教、教学信息反馈是高校教学质量、师德建设自我监督的重要环节，很多高校都将学生评教、评师作为考察教师业务能力、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通过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对教师的教学信息进行及时反馈,能够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起到激励的作用,能够增强教师的责任心,使教师在教学中投入更多的精力,能够使教师更加关注学生,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保证教学效果。”

（三）发挥奖惩机制对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作用奖惩机制的建立是加强师德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在高校师德建设中，应该对表现出高尚师德行为的教师，从课时酬金、岗位津贴、职称晋升、住房分配等方面给予倾斜，让其获利获惠，增强成就感和荣誉感，从而增加前进向上的动力;对师德失范的教师，一经发现，坚决给予处罚，以起到警示作用。高校应定期评选师德标兵、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予以表彰奖励。要逐步改革高校用人制度，取消教师职业终身制，主动淘汰道德水准都不高的教师，通过不断地清理与纳新，打造一支思想道德素质过硬的高校教师队伍。

（四）建立和完善师德建设的保障机制高校师德建设能否取得成效，高校的领导保障是关键。高校要把师德建设列入学校党政工作的议事日程，制定和完善师德建设管理制度，优化师德建设工作机制，要把学校各基层单位开展师德建设的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工作之中，实行师德建设工作领导问责制，把开展师德建设工作作为领导干部年终述职、业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要加强物质保障。在高校中，教师科研项目、学习培训、购置学习资料设备以及师德模范评选表彰等，都离不开经费和物质的支持。高校要设立师德建设专项经费，“努力使恪守师德的教师切身利益得到保障，时刻关注教师的需求和冷暖，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

第5篇：社会实习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第6篇：社会实习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41-02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与固态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法律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 2 条第1款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定义突出了“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及其在族群文化认同、族群间相互理解尊重、促进人类创造力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

作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概念的确立受到公约的直接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年 3月26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第3条还具体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通知》对“非遗”的定义强调了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只有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要件的民俗文化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学领域的差异。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鲜明现代人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法律概念,它应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标准,并能促进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依据法定的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项评审标准。

二、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背景及概况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成果,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由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法律规范构成。人类从对有形文化遗产保护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0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最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而我国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仍未涵盖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部地区的现代转型导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民间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如何协调“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成为西部开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如何防止“非遗”的过度开发,如何摆脱“非遗”自然传承中的困境与危机,如何协调保护与开发中私权与公权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急需专门法律的规制与调整。西部政府必须通过地方性立法,建立相应的保护制度与机制,规制“非遗”的商业开发,挽救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的“非遗”保护立法走在全国的前列,截止2008年,部分西部省区已经通过了“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宁夏、新疆都已经公布了各自的“非遗”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的“非遗”保护法规,是西部地区推进法治进程、构建西部开发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将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三、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社会价值

(一)平衡西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我国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于西部,西部开发中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如果缺乏协调二者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规范,经济开发很可能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危及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为前提。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社区、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结晶,是民族与群体认同的载体,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创造力、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根基。在法律规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助于发展旅游业及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促成“非遗”的活态传承模式。

(二)平衡传承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应把平衡持有人、传承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重要的目标,即一方面承认传承人的私权,同时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需要,对其私权加以必要的限制。《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22条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由国家确立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并给予财政支持和明确其职责的传承人制度是“非遗”保护法规的重要内容,传承人享受一系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传承非遗技艺的义务。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持有者,同时也必须是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章对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代表作中成就突出、技艺精湛的代表人物,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第29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权利是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可以依法向他人提供其掌握的知识、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取得相应的报酬。第30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履行的义务是“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的传承人;依法展示、传播、宣传、弘扬和振兴传承技艺”。该条例对于社会公众的考察、参观行为也做了原则规定,既维护了非遗持有人、传承人的权利,也保证了社会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权利。

(三)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与本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规应确立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贯彻“合理利用”的方针,协调非遗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非遗的商业开发应该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决定了对于一部分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必须实施动态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在保持本真特点的前提下,不断赋予传统的遗产形态以合理适当的现代内涵,通过发掘其在当代人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直接服务于当代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需求。本真性,即要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保护其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②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理念,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③ 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当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如属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 “非遗”不可能人为地生产出来。

总之,西部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将在西部法治社会的构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权益维护及促进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齐爱民主编:《知识产权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第7篇：社会实习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性别性别偏好生育行为人口发展

性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自然性别，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生理性别；一类称为社会性别，它是社会基于生理性别的差异，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男女两性的行为、角色进行不同标准的规范和塑造的产物，是后天注入的，是家庭、社会长期教育和影响的结果。在生育行为研究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可以使我们认真审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两性关系的规范和对人们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的控制，从而揭示社会性别意识在人们生育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形成的背景

性别偏好是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行为中的直接反映。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根深蒂固，影响着成千上万个家庭。如何通过倡导社会性别公平消除人们性别偏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形成的背景。

从经济地位来看，男性在经济上的主导是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形成的经济基础。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主导，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发展生产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由于两性生理差异而自发形成的社会分工，使农业劳动主要落在男性身上，男性承担着生产功能。

从家庭养老模式来看，男性在家庭养老中具有特殊地位。传统社会，赡养老人是一项家庭基本职能，由于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继承家业，这就决定了每个儿子都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养儿子越多，提供养老的资源就越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系数也就越大。

从教育方面来看，传统社会存在着一种畸形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由于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继承祖业，家庭和家族以生男孩为荣。因此，人们特别注意对男孩的教育，期望其“入仕”、做官、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而女性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教育中形成明显的性别分化，导致传统女性的整体素质很低。

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正是在经济、教育、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两性差异中逐步形成的。意识的形成具有影响的长期性和改变的滞后性，虽然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但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仍然通过性别偏好在影响着现代人们的生育行为。

2性别偏好分析

2．1性别偏好的概念

生育的性别偏好是生育主体对生育过程产生人口性别的主观期望，是性别文化在生育行为中的反映。它可以分为生育主体的个人偏好和家庭制度决定的社会偏好。造成生育行为中性别偏好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父母对生育偏好有很大差距，经济越发达，性别偏好倾向越弱。二是受教育水平。受教育层次越高，生育的性别偏好表现越不明显。

2．2性别偏好的理论解释

根据美国人口经济学家H·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父母对新生儿的取舍是通过对孩子的生产成本一效用分析的计算来决定的。即由一个新生儿所带来的满足或者“效用”，同抚养一个新生儿所需负担的包括货币与心理上的“成本”两者之间的平衡。同样的道理，当父母在对性别选择的时候，也会遵循以上的分析，他们会对比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成本收益，最终会做出成本低收益大的或相同成本下收益大的选择对于孩子的成本，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从怀孕到该孩子生活自立时为止，他们所消耗费用基本相差不大，也就是成本相当。而对于孩子的效用，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孩子的效用可分为消费效用(即作为父母一种快乐的源泉)、老年保障效用(即作为未来老年和其他方面的保障潜在源)以及维持家庭地位作贡献的效用和扩展家庭作贡献的效用等。消费效用方面，生男生女基本一样，而在其他效用方面，相比较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下，生男孩所得的效用要远大于生女孩。

2．3性别偏好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社会性别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性别偏好的形成和变化。生育行为经过生育意愿到生育过程再到后来对子女的抚养及教育，因此社会性别通过性别偏好左右着人们的生育意愿，乃至对整个生育行为产生影响。

(1)性别偏好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偏好男孩的生育目的的支配下，农村传统生育意愿突出表现在追求早育、多育和偏男的特征，其中早育是基础，多育是目的，偏男是关键。早育就是为了尽可能多的生育，尤其是多生男孩，以满足传宗接代的心理需求，并且实现增加家庭劳动力和养老保障的目的。在农村妇女社会地位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不少农村妇女依然以生男孩为最大的荣耀和最大的资本。因此，期望早生男孩的观念比较强烈。

(2)性别偏好对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

偏好男孩的生育目的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抉择起着重要作用。对男孩的强烈偏好，会使那些没有男孩的家庭期求依靠早育和多育保证男孩的出生，直到最少生了一个男孩为止。在人们的生育目的中，传宗接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在传统性别意识中，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所以，生育一个男孩是必需的。在至少一个男孩的生育需求推动下，必然增加生育子女数量。

(3)性别偏好对生育人口质量的影响。

男孩偏好会导致非意愿妊娠的发生，增加生育胎次和人工流产次数，毫无疑问，这会对妇女的产后恢复和生殖健康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也会给妇女带来生理上的负担。而且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由于男孩偏好，父母首先考虑的是保障儿子的需求，从而把大多数精力、物力和财力用于男孩的抚养和教育，其次才考虑女儿，致使女孩受教育水平偏低，教育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化问题。

(4)性别偏好对生育性别结构的影响。

在不能通过增加生育数量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以及具有选择生育性别技术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生育行为中的性别选择。事实上，在我国不发达的地区，这甚至成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最主要原因。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村45岁及以上被调查者中，至少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所占比例为89．88，比城市高28．17个百分点。

农村子女性别比偏高的情况是性别选择的结果，其深层原因在于生育目的中男尊女卑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作用。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任其畸形发展，必将带来男性择偶拥挤问题，从而引发婚姻、犯罪、单身男性身体和心理不健康及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3结论和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存在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反映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中，形成生育的性别偏好；性别偏好一旦形成就会对生育行为产生种种不利影响，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对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因此，针对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偏好现象，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尝试。

首先，倡导社会性别公正，充分认识社会性别对人口发展的重要作用。倡导社会性别公正，是降低出生性别比、控制我国人口发展规模的基础。只有从思想观念上消除人们的性别偏好，才能为降低性别比和总和生育率提供前提。

其次，要尽快落实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目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离开了社会保障制度来谈生育偏好的转变无疑是纸上谈兵。只有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有规范的制度作为保证，农村家庭才没有后顾之忧。

第8篇：社会实习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系统；非物质性社会事实；行动系统理论；启蒙现代性；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145-006

当把“文化”与“系统”结合起来认知的时候，人们发现，文化系统理论一面成为“文化”事业的国王，一面成为“系统”科学的臣民。文化的自足属性，被文化对系统科学、系统方法的依赖所消解。那么，在社会学视域下，“文化系统”范畴是否有效，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文化系统”是否真实存在，一直被人拷问着。比如，文化人类学奠基人泰勒认为：“同一种族的人使用同一语言，信奉同一宗教，遵守同一习俗，以及在艺术和知识上处于同一总水平。”[1]7他把文化或文明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蕴含的单线发展观点，含有文化达尔文主义的倾向，不能认识和发现“文化整体”的层次、结构和演进动力，缺乏系统研究的特质。历史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则认为：“像文化这样复杂的现象是不可能有绝对体系的。”[2]216泰勒的线性思考，博厄斯的否定性见解都说明，主观评价性地研究文化理论，是以对边缘性或地方性的忽视，对不可评价之物的过滤为代价，文化因此会成为程序化的拼盘，文化多样性不再有，有的只是“我们的文化”。这恰如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文化研究标准的差异，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是社会存在差异的体现，“因此，各种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3]46由此导出的结论就是，文化难于形成系统。

可以看到，怀疑论者的见解还是相当有深度的。从早期到后现代，文化研究领域对体系性的忽略、怀疑和有意排斥，一直伴随着研究史的始终。的确，系统研究的内容过于空泛，对系统结构、功能的过分强调，让文化系统理论被认为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翻版；一边使用还原主义的态度，一边反对还原主义的立场，又让该理论的研究方法自相矛盾；对现实世界存在着系统的先行假定，实际上只是实证主义的方案优化，只是沿着几条路径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得出最优方案，通达既定目标。人们看到了文化体系理论建设的困境：坚持文化具有体系性主张的人，如果无法找到理论得以成立的客观公正立场，这种笛卡尔式的文化理性主义预设，隐含着文化优越论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潜台词，必然会导致怀疑立场的存在。

二

但是，也有人坚持有文化系统的真实存在。稍后于泰勒的法国人杜尔克姆（又名杜尔克海姆、涂尔干），亲历普法战争失败阴霾，生活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的第三共和国，看到了社会秩序的失范。他因此主张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建立“道德式的个人主义”。在杜尔克姆时代，“文化研究”主要表现为道德研究，因为，“现在社会学家所谓的标准、价值观，或更通常称之为文化的，是杜尔克姆所谓的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的很好例证。”[4]79在杜尔克姆看来，社会学应该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而其中的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包括四项内容：（1）道德；（2）集体意识；（3）集体表象；（4）社会潮流。[4]80-84

首先，让我们分析道德。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杜尔克姆可以被称作道德论的社会学家。这是因为，其一，道德是社会事实。这即是说，在杜尔克姆那里，道德是拿来实践的。在《社会分工论》中，杜尔克姆把社会团结看成是整体上的道德现象，无论是机械团结还是有机团结，都打上了“整体”道德的烙印。与研究道德问题相联系，他对古方文明中的律法精神、对该精神背后的道德观念做了系统的解读。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其他著作中，杜尔克姆一直精耕不辍的主题，就是社会事实及其背后的道德体系问题。其二，杜尔克姆一直关注社会的道德健康。基于建立“道德式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分工要求，杜尔克姆认为：“道德意识的强制性在今天应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即各为其用，各尽所能。”[5]6在社会需要分工的时代，做一个完美的人，已经成为不切实际的构想，把最完美的文明集于一身的念头，拥有普遍文化的想法，仿佛是痴人说梦。人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社会必须道德健康，这与道德体系必须日益健全遥相呼应。

第9篇：社会实习论文范文

价值观是人类在各种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价值意义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区分是非、善恶、美丑、好坏、荣辱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对事物趋、避、亲、逆的主导因素，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质和核心。就其构成来讲，主要由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组成。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引导人们树立价值意识，增强把握社会生活中价值关系的自觉性，增强生活中的自为性意识、建设性意识和创造性意识。价值观教育带有明确的思想性，它从方向上引导人们处理好现实社会价值观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做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基本一致，个人与社会关系基本协调，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狭义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更强调的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合格公民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社会关系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可见，学生良好的价值行为直接导源于公民的素质，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则可以使学生的公民教育有所指向，使其公民行为有所皈依。因此，对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只有和公民教育融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一、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需要以公民教育为基础

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特征比较鲜明。一般来说，有一定的专业特长，思维灵活，思想开放，想象力丰富，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富有创意性和自我表现性；他们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意识，崇尚自强进取、公平正义；政治选择上求真务实，不盲目崇拜个人权威、追随大众。但也必须看到，部分艺术类大学生也有缺失公民精神的一面：

第一，权利意识模糊，主张褊狭。认为搞艺术的应该自由散漫，限制多了会抑制个性思维发展，影响创作灵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从而把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个性发展与学校制度和社会规范对立起来，对自己权利过度重视，对群体权利相对漠视，对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任。第二，责任意识淡薄，功利化倾向明显。艺术类大学生大多家境不错，父母宠爱，自我中心意识较强，把思想和情感交流往往都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上，相对缺乏与外界和同学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缺乏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的责任意识；因为学费高，演出、设计、写生等接触社会的机会又较多，很多人有过赚钱的经历，所以，造成其热衷经济活动，注重个人眼前蝇头小利，做事具有一定的功利化倾向。第三，公德意识缺乏，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对公共道德、社会的规范制度等有一定掌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知识”与行为的分离和脱节现象，对善良高尚行为不去效仿，对身边的负面现象缺乏鞭挞，不遵守公德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基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性，在实施价值观教育时应当将公民素质教育结合起来，首先提升其公民道德素质，才能形成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公民道德都不具备的话，他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优良的公民教育可以使法治理念、社会规则制度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信念和准则，养成以身作则、敬业爱岗、关爱他人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感。只有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和中介，才能进一步实施价值观教育；只有先当好合格公民，才谈得上树立崇高的价值理想和目标、拥有高尚的价值取向。

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社会主流价值观渗透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不断审查自己的动机、欲望、需要，形成个人为人处世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使之符合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价值目标。但是，一般情况下，价值观教育大量的是说理、灌输教育，方法上存在教条主义、简单生硬的现象，往往会存在两个瓶颈：一是价值观教育内容通常是灌输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原则和不容置疑的观点，突出政治信仰层面上的内容，强调远大理想和超然目标，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结果是教育出来的学生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甚至产生逆反心理。那么，价值观认知如何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二是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通常是单调、枯燥、填鸭式的政治说教，学生不能面对事实作出判断，只面对一个先验的结论，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都必须作为标准答案记住它，结果是你敦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服从社会价值观要求的“他律”行为如何转化为个体“自律”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约翰，帕特里克教授通过研究归纳出世界公民教育的趋势之一便是内容趋同，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教育集中于三个方面：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德。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使矛盾化解，就应当使价值观教育通过公民教育提供的公民知识的传授、公民道德的养成和公民技能训练的中介来实现。

二、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艺术类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艺术工作者，艺术工作要求从业者必须自身就站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但他们具有的一定精神高度的价值追求更直接导源于公民素质，导源于主体自身内心的接受和自愿的实践。而这种接受和自愿的实践又导源于公民素质的培养。

1 公民知识的传播帮助实现价值认知

价值观教育引导艺术类大学生懂得其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以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取向和标准，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等。而公民知识的传播包含基本的诉求，即希望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使其成为忠诚于国家、服务于国家、适应本国主流文化的“合格公民”、“好公民”。例如，公民意识关涉的是纯粹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其本质含义可概括为两个层次：一是每个公民首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必须讲国格、讲民族尊严，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超越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阶级、个人与党派等的关系，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个人无论是何家族、阶级、党派，都是人人平等的，这就会产生平等意识。因此，大学生公民知识的传播既能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意识，也能培养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可见，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取得公民行为能力，达到公民要求，却又把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溶解内化在个体感性认识和要求中，化为行为趋向，引发价值行为。克服了以往价值观教育中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等不足，从而使价值观的内容通过公民知识的传播教育渗透和内化在学生心里，实现价值认知。

2 公民道德的养成推动价值行为由“他律”转化为个体“自律”

事实证明，具有公德意识的公民能够在一定限度内节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追求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道德的养成可以为其价值观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艺术类大学生，如果淡薄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把躲避崇高奉为时尚，利己主义观念、急功近利意识膨胀，以个人的利益需求作为标准进行价值评判和取舍，对知识带来经济效益的关注大大超越对知识本身价值的追求，忽视知识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对心灵的熏陶，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艺术类大学生只有首先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拥有最起码的社会公德，“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才能追求崇高和圣洁的价值理想，从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其自身的价值行为才能由“他律”转化为“自律”，才能自觉地将其崇高的价值理想体现到作品上来，才能使其创作的作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 公民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促进价值认知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

价值观教育除了培养价值理性，就是价值引导，即通过向学生灌输和传授特定的价值观(一般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学生对这种价值观产生认同，并内化为自己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未来能够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种价值引导通常是重视对学生的外部强制。具有较强自我中心意识的艺术类大学生对此反感。只有通过实践性、现实性极强的公民技能培养和训练实践使学生具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习惯使其在生活中和实践中通过切身体验来感知相关的价值观，例如，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利用假期或外出写生、演出等机会开展服务学习旅行活动：学生深入社区服务，以可持续发展、农村教育、环境保护、如何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等主题对所服务的社区和周边单位的活动进行调查了解。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直观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情感震撼，使其关注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既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又培养其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动价值思考和判断能力，克服以往价值观教育单调、枯燥、填鸭式政治说教的方法的不足，通过对艺术类大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使学生价值观内化在心理，养成内在意志，使价值认知转化为价值行为。

总之，在理论层面上，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的融合，为建设和谐社会既提供了价值方向、标准，又提供了现实行为规范。

三、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融合存在的误区

当然，在将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时候，需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因为过去价值观教育在内容、方法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就将公民教育与价值观教育混为一谈或以公民教育取代价值观教育。公民道德，属于基本的社会公德而不是个体价值信奉，他作为公民，又必须受到基本的价值规范的制约，使公民按照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行为选择。事实上，公民在面临相反或相冲突的观念和行为时，如何调节、调整自己的公民活动能力，权衡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价值观教育中获得，一定社会价值体系中价值观与公民教育衔接得怎样，体现了什么样的原则，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 价值观教育能够提升艺术类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的层次

公民教育的首要环节是教育标准的确立，价值观告诉人们行为活动的最终目的，解决的是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直接规定和指导着人们的活动，为人们提供基奉的是非、善恶、美丑、对错的标准，为公民素质教育规定了价值目标。个体在发生公民活动时，往往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去选取一个或几个标准，用来指导自己在行为的合理性上作出正确判断；积极的价值观会使人的言行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特征。艺术类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使人受到感召、启示和引领，使大学生在精神上获得升华，才能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尚的精神作品来。那种迷失政治方向、没有社会责任感、人格低下的艺术作品，是不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欢迎的。

2 价值观教育影响着艺术类大学生个体公民教育的性质

价值标准区分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最好的，价值标准影响着公民素质的形成。价值观教育是否合理得当，势必影响个体公民素质教育是否得到正确的方向指引，否则，如果价值观教育搞不好，就会导致人们形成对公民行为的不合理的判断。艺术类大学生因其从事的工作具有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核心价值体系，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艺术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对他们的公民素质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引导，才能把他们的公民教育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形成对公民行为的合理判断，进而使其作品鼓舞和引导大众，使人们的行为朝向有意义的事物，推动人们去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3 价值观教育规定了艺术类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