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纷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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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

教学目标

知识结构

春秋

战国

政治

诸侯争霸：齐桓公称霸，晋楚争霸，吴越争霸

七雄争霸；

公元前4世纪中期，齐魏强盛；

公元前3世纪以后，秦国称雄

战争

晋楚的城濮之战

齐魏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秦赵的长平之战

民族

周边民族：北有匈奴、东胡，西有戎，南有越

各民族逐步融合

教学建议

复习课设计

第五节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

一、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

让学生回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即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度确立的过程。这一时期，争霸兼并战争不断。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统一与各民族的融合。

二、春秋时期诸侯争霸

1、讲清诸侯争霸战争的实质

2、齐桓公称霸

由学生回忆齐桓公是如何实现霸业的。

3、晋楚争霸

让学生记住晋楚先后称霸中原的时间，以及晋楚争霸中的重要战役城濮之战。

4、吴越争霸

让学生记住吴越两国先后在南方称霸。阖闾与勾践是春秋后期的霸主。

三、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1、战国七雄争霸格局的形成

要求学生记住七雄争霸格局形成的重要历史事件。明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表明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上升，并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2、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要求学生记住公元前4世纪中期和公元前3世纪以后，战国局势的特点以及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长平之战。

重点——齐桓公争霸

春秋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战争频繁，诸侯争霸。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公元前7世纪前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使齐国成为强国。又以“尊王攘夷”为口号，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获得外交优势。终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确立了中原霸主地位，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重点——战国七雄争霸

春秋末年，晋国和齐国卿大夫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逐渐取代国君，掌握了政权，被周王正式承认为诸侯。即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经过春秋长期的战争，到战国初年，只剩下二十多个诸侯国，其中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形成了“战国七雄”的格局。七国之间战争不断，此时，战争开始具有封建兼并战的性质，以后逐渐转化为封建统一战争。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统一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与西周时期相比，表面上看是诸侯割据纷争、统一局面破坏，但实际上却孕育着统一的必然趋势。其原因如下：第一，西周末年，周天子权威已受到破坏。东周初，周天子实际上已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统一局面已不存在。第二，从经济上来说，由于春秋以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社会经济联系加强，各诸侯国经济交往频繁，这就为统一创造了经济基础。第三，从形式上来说，逐步实现着局部统一。春秋战国时期比西周时的“八百诸侯”相比，显然是大大进步了，更大范围的局部统一和区域统一已经出现。第四，从人们的要求来看，统一成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同愿望和人心所向。第五，从民族关系上来说，民族凝聚力增强，“华夷之辩”观念相对淡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这些因素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统一趋势明显加强了。同时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基础。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争霸战争的评价问题

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大地盘，掠夺人口和财富，相互争战，故有“春秋无义战”之说。争霸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人民怨恨战争，渴望统一。争霸战争的客观后果是大国拓展了疆域，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加强了集权的趋势，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同时又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奴隶主集团的势力，便利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战争又客观上促使华夏族同其他各族加强接触，促进了民族融合。应兼顾动机与效果，辩证统一地观察分析争霸战争。

典型例题

例题1999年全国高考试题右图中，战国时期韩、赵、魏都城的相应标号依次是（）

A．①②③B．①③②C．②③①D．③②①

答案：B。

例题分析：这是一道填图型单项选择题，本题考查了学生的识图能力和图文结合、历史地理综合能力。赵国在北方，曾修长城以防匈奴，魏国在中间，韩国在南方，最为弱小，最先为秦所灭。故选B。

例21999年全国高考试题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主要原因是（）。

A．实行商鞅变法B．更多使用铁制农具

C．牛耕得到推广D．重视水利工程建设

答案：A。

例题分析：这是一道分析型单项选择题，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发生原因的分析能力。秦国能称雄于七国主要原因不在BCD三项，它们只是秦称雄的一个方面，秦的强大不仅指经济发展，还包括军事强大，政治稳定等诸多因素，这就需要一次较为彻底的变法，即商鞅变法。故选A。

例3从西周初期分封至秦统一前，一直作为诸侯国而存在者是图中的

A．②③B．①④C．③④D．①②④

答案：B。

例题分析：此题为识图选择题，是历史和地理综合能力题，主要考查地理学科的识图能力、历史事实的再认再现能力、历史思维的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西周初年分封的主要诸侯国有鲁、齐、燕、卫、宋、晋，秦统一前的主要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显然，秦统一前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只剩下齐、燕。图中①给了都城临淄，正是齐，①可以确认。图中④给了都城蓟，正是燕，④可以确认。图中②给了都城郢，应是楚，它不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而是后来自封的。图中③给了都城邯郸，应是赵，是战国初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因此，符合题意要求的是①④。

例4春秋时期最典型的政治特点是()

A．周王室不被诸侯重视B．社会制度大变革

C．井田制瓦解D．诸侯争霸，分封制崩溃

答案：D

例题向析：此题为最佳选择题，是历史学科能力综合题，主要考查历史阶段特征的再认再现能力、历史思维的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四个选项都是春秋时期的历史特征，B项是根本特征，C项是经济特征，都不符合本题“政治特点”的要求。A、D两项都是政治特征，但是最典型的是D项，因为分封制的崩溃就是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崩溃。

例5“战国七雄”局面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是

A．诸侯割据混战更加扩大B．人民遭受灾难更加严重

C．历史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D．封建制度逐渐确立

第2篇：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

关键词：SOA；信息孤岛；服务；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TP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273-02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的时代，在我们的身边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信息以及和这些信息相关的技术和产品，我们在改变信息也同时被信息所改变着。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信息化仍处于发展的进程中，信息化在给我们带来日新月异的惊喜时，也同样被无形壁垒（如：制度、技术和标准等等）给分据了，这就产生了信息化“诸侯纷争”的局面。

如果了解一下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七国割据造成了极大的贸易壁垒，利用市场经济的知识我们能够理解缺少贸易就会导致缺少信息的沟通，从而造成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滞缓。而造成当时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可能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缺乏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如今我们虽然进入了一个信息的时代，但是同样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缺乏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信息结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信息化建设的屏障，信息化建设应该考虑从以前“快”字当头的初级阶段转向“好”字当头的发展阶段。

那么如何来应对和解决当前信息化所遇到的“春秋战国”的问题呢？我想历史的经验应该是可以借鉴的。我们基于不同结构和标准所建立的一个个信息化“孤岛”就如当年的群雄纷争的七国，最终秦始皇脱颖而出一统天下，而他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统一了社会结构和度量衡。当然通过纯粹的暴力手段来建立框架（国家）是不稳定的（秦国很快的灭亡就是范例）。所以信息化严重缺乏对成、共享和集成的今天，资源整合势在必行，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更应该是通过识别共同目标来建立一个可行的技术结构，各方在这个结构框架下逐步达成共识并形成规范，并在未来相互协作的过程中更多的遵循这一规范（将自己特殊的部分隐含起来），而大家都通过服务的方式进行交互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也就是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出现的原因。

首先来了解SOA的含义。本质上SOA是一种方法，它将已有的个性化的业务需求以及这些业务的具体实现（如：软件）包装成为服务，服务可以进行排列组合以实现新的业务，并且能够进行方便快速的部署，从而加强了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之间的联系。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把SOA理解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帮助一方能够方便的提出需求，而另一方能够快速的满足这个需求。生活当中，我们吃面包可能就是一个需求，而卖面包给你就是一个服务；在人事系统中，查询一个人的档案可能是一个需求，而提供查询结果就是一个服务。我们不需要知道面包是如何做出来的，只要觉得好吃就可以了；同样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档案是怎么收集和存放的，只要觉得信息完整和可信就可以了。这就是SOA，它是由不同的参与角色在不同的层面来实现的。

那么，在信息化的“春秋战国”，SOA将如何来实现统一大业的呢？

1 松散耦合

春秋战国时期，七国在统一之前都是各自为政，各自搞一套度量体制，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的不便，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后秦灭六国统一了度量衡，实行了帝王制，虽然诸侯在各自的领土范围内保持者一定的权力，但是相互之间的交流却变得更为流畅了（要知道之前仅一个“剑”字就有很多种写法）。用SOA的概念来解释就是从原来的“信息孤岛”变成了松散耦合。SOA就是将原来分布在不同系统（七国）中的功能（政权）从其组织结构（各国政府）中抽取出来，封装成为一定粒度的服务，每种服务都能够清晰地表示其业务价值（帝王诸侯制），Web Service技术则保障了这些服务将以松散耦合的形式关联（贸易往来），服务内部的变化不会对其它服务产生影响（度量衡保证了交易的一致性）。

2 建立标准

秦始皇做得最大的贡献就是统一度量衡，这为贸易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SOA也是基于标准的，与其它的标准不同的是SOA的标准是基于分布式的、松耦合的，具有良好的夸平台性，这与先前我们所了解的CORBA和DCOM有所不同。SOA要求参与各方都遵循事先约定的规范来创建、注册和使用服务，所以标准其实也是相对的，参与者多了才会形成标准，但是如果要吸引更多的组织加入，SOA完全具备了这样的潜力。不过与秦始皇靠暴利手段建立标准不同，SOA靠的是其可发展性和广泛的认同性，这将注定SOA的发展过程是漫长（相对暴利创建的速度而言）的但是稳定的（通过暴利创建的总是难以维持）。

3 需求驱动

SOA是一种企业架构，因此，它是从企业的需求开始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已经充分向我们展示了“有需求就有服务”，这正说明了服务都是以需求驱动的，不管是正需求还是负需求。从本质上说，在抽象层次上，服务位于业务和技术中间，所以面向服务的架构设计师一方面必须理解业务需求和可以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动态关系，另一方面，同样要理解服务与提供这些服务的底层技术之间的关系。秦始皇的统一霸业也是需求驱动的，只不过是基于领土争夺的需求，也可能是一己私欲，但是无论如何这与SOA的需求驱动是孑然不同的，SOA更多的考虑的是如果提供基于需求的服务，而不是霸占和掠夺。在SOA的需求驱动中，共享和集成是主角，服务只是手段。

4 关注变化

既然SOA是基于需求驱动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需求实在变化的，所以必须提供响应变化需求的能力是新的“元需求”，而不是处理一些业务上的固定不变的需求。从硬件系统而上的整个架构都必须满足业务敏捷的需求，因为，在SOA中任何的瓶颈都会影响到整个IT环境的灵活性。SOA工作的场景，更像是一个活的生物体，而不是像传统所说的“盖一栋房子”。IT环境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因此面向服务架构设计师的工作永远不会结束。对于习惯于盖房子的设计师来说，要转向设计一个活的生物体要求崭新的思维方式。秦最终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统一六国后需求已经发生变化，没有及时根据新的需求（民生需求）做出调整，从而才有火烧阿房宫的惨剧。但是SOA从出现的那天起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所以SOA天生就是基于模型驱动架构（MDA）和敏捷方法（AM），技术专家可以根据变化的需求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应变。

其实SOA并非什么新的概念，当我们开始逐步了解它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很多的概念和技术我们早已在使用，所以更重要的改变可能来自于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认识，而采取更为开放的合作将是未来的趋势。

正如秦灭六国所带来的意义远非政治和疆土上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打通了全中国领域内的流通贸易，为后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相对于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地域整合，SOA则肩负着资源整合的重任，其所带来的也将不仅仅只是IT技术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企业提高组织战略意义上的核心价值提供IT的帮助，为今后基于信息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IBM，IBMs SOA Foundation An Architectural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Version 1.0,2007.

第3篇：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

关键词：先秦；形式；多元；人文；理性

在西方，形式观念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理念形式”、亚理士多德的“与质料相对应的形式”，贺拉斯的既“合理”又“合式”的形式，从而奠定了后来西方的“形式主义美学”、“社会历史批评”、“技术美学”、“审美心理学”的研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被赵先生称为，“形式”是西方美学的“元概念”。西方是“形式的美学”。而在中国，“形”往往是“道”的传达手段，统摄美学的元概念是“道”，中国是“道”的美学哪。然而，依然可以提出的问题是。以“道”为中国美学的“元概念”，在建设现代文论中可能遮蔽了什么资源?如果我们换一种关照方式，不是从“字形”上理解。而是从人类观念出发，那么，与西方“形式”观念更为接近的是“文”。而不是“形”。

一、上古时期的“形式”观念

上古时期，人类就有了“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类“形式”观念。由于那时人类生活还没有具体分化，因此“形式”观念突出体现为“文化”特点。

(一)“两类”形式与文明初蒙

考古学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将工具如刮削器、石镞等消磨成各种有规律的形状，到了旧石器晚期山顶洞人那里，不但石器已很均匀、规整、而且还有磨制光滑、钻孔、刻纹的骨器。有的物品染成红色。用来作为“装饰品”。这不仅是从功用上。认识到不同的形状器物发挥着不同的使用效果，而且是从单纯形式上。对对称：均衡等物理形式的注意。旧石器晚期“墓葬”的出现。说明“山顶洞人”有了灵魂的观念。那时原始宗教已经形成，他们认为，对于死后肉体的安息处理和灵魂不朽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也是原始人观念里的“历史的意识”。这时，形式的“形而下”和“形而上”内涵已经萌芽。

“彩陶”的出现呈显出形式观念的“社会文化内涵”，是原始人形式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彩陶”的形式意义在于说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改造，不再仅仅限于个人萌发的功能目的和装饰的价值，而是按照群体的共同审美规则加以创造。这种创造的结果显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精神气候和原始的意识形态”。

最有意味的是“图腾”形式，它表征了人与世界的存在方式和人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图腾对象可以是自然世界的任何事物，既可以是禽兽。也可以是植物、山川、河流。还可以是根据事实想象出来的组合体。如龙、凤。图腾形式不再是一种简约化了的人类制作符号，而是与“神”同一的。具有终极性意义的象征符号。“图腾保护人们”，人们怀着这种普遍的敬畏心理。生活在神所光顾和照看的一切领域。人们把自身交给了神。也就认同了神所赐予的一切际遇。

是特定的“形式”将人与神和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时期呈现出“生动、活泼、纯朴和天真”的时代风格。李泽厚赞美。这是“一派生气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

(二)狞历、庄严形式与王权统治

商周时代。形式的“形而上”内涵落身到政治王权的统治层面。殷商呈现出的是“狞厉”、“恐怖”的时代风格。西周呈现出的是“庄严”、“肃穆”的时代风格。

殷代晚期，纹绘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植物、山川、河流纹样已经很少见。占主宰地位的是饕餮纹、夔龙纹和云雷纹。这些图案渲染的是一种威吓、神秘、恐怖的氛围。依照李泽厚的观点。这种纹络风格的使用，反映了的是统治者对王权地位的“肯定与幻想”，这样的纹络，与其看成是神所代表的世界的形象，不如说是强权贵族创造出来的森严的政权形象。人对这种纹络形式产生的不再是过去的神圣的皈依感，而是恐惧、恫吓的服从感。

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世袭制度，改造了商人的“亲亲”原则为“尊尊”原则，实行“嫡长继承”的宗法制，通过分封制和血缘关系加强了统治的牢固性，“制礼作乐”为西周社会等级制度合理化的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但实际上对人民的严酷剥削统治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西周采用的“九贡”“九赋”的剥削条例。把社会财富集中在贵族手里，“立七十一国，姬姓五十三”(《荀子·儒效篇>)。来加强更严密的统治；为显示统治阶级的尊贵，把人民分成很难改动的“十二个等级”(《左传·昭公七年》)，精细别出贵贱，规定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越贵。社会弥漫的氛围正如同朝堂上布置得“庄严、肃穆”一样。所渲染的是统治阶级的尊贵和威严。

商周时期，形式的“形而上”内涵不再是整个世界的形象表征，而是为“一个中心”即王权统治服务的“世间形象”。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形式”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了理性时代，“形式”不仅体现在文化上各家各派对社会存在方式的理性见解上。而且贯穿到了他们对审美以及文学艺术形式具体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实践。散发出夺目的“人性”光芒。

(一)百家争鸣与多元理性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纷纷建立，各家各派为乱世开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对于人的理性的追求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因为对社会理性的理解不同。导致他们对形式的文化和艺术见解也不一样，就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儒道两家来说，“多元”特点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

儒家形式观念：孔子解决纷争的良方是“贵仁”，认为西周以来的纷争不在礼制本身，而是统治者的过于残暴，“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公下》)所以需要改良；而对于被统治者来讲。就是“泛爱众，以亲仁”(《论语·学而》)。正是因为孔子把善归为主体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服从，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才在他的文论思想中体现出来明显的礼乐教化意味。孔子之所以重视“诗”，是因为它是“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雍也》)，以至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的基础。以此为根本，孔子的“文类形式功能”就得到突显出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孔子看重语言的表达，“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最后的诗歌形态该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即“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但是，孔子对于语言也有“单向”理解的误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就使他的形成“形式”的观念，陷入了从社会到个人。从“理念”到“实践”的逻辑错误。

孟子主张“仁政”思想，认为人人均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从“性善”的人性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与百姓同乐，王矣”(《孟子·梁惠王》)，在文论上。孟子认为文学形式的创造成功与否，在于“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养成，并提出对待作家作品要采取“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的批评态度。孟子的形式思想明显体现为两点：一、他不把文学形式的形成简单看成是外在社会理性逻辑的推导，而是更加看重作家心性的养成；二、体现出初步的文本意识，即不是把文本的内容与社会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而是要顺着文本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把握作家的思想。

荀子从现实私有财产占而有引起纷争战乱角度看问题，把人性归结为“性恶说”。主张通过变“伪”的途径，达到“全粹”的人格，“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从“性恶”思想出发，荀子的形式思想不单注重美的形式外观。“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荀子·天论》)；而且注重美的形式层次。“形不胜心，心不胜术”(《荀子·非相》)。此外，荀子还认为。艺术形式的形成，“情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

道家形式观念：老子在乱世当中开出的良方是。自然无为、“持虚守弱”。主张回到原始社会“乐土”中去。其形式思想体现为多个方面：其一。自然形式观。“人法地，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其二，主张“恍惚”的风格形式美。老子认为天地形成于“道”，但“道常无名”(《老子》第三十二章)“天”有大美而不言，人们无法凭借有限的经验去体验“道”的无限的美，他对恍惚的解释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老子》第十四章)。其三，形式美的相对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普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其四，辩证形式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其五，重视形式的“虚空”呈现特点。“万物复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冲”，即是虚。“冲气”，即是虚气。“虚”是无有之有，很符合艺术形式的呈现方式。

庄子同老子一样，认为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常常成了争权夺利者的遮羞布，甚至是制造混乱的根源，他主张“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天下篇》)，比老子“小国寡民”更为原始一步。其形式思想有许多和老子一致的地方，如以自然为美，相对的美。以“虚”为美等。此外，庄子的形式思想还突出表现为：其一，盲是意的过程和手段。“签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传》)认为庄子轻言理由并不充分，虽然庄子否定了圣人所留下的经卷，认为是那是糟粕。但应当结合社会时代背景来看，庄子没有否定圣人本人及其思想，他认为圣人之育是“不言之言”(《庄子》杂篇《徐无鬼>)。他否定的是后人的“本本主义”，歪曲利用，没有真正理解圣人的意思。其二、由“技”可以达“道”。“臣之所好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内篇《养生主》)，看上去庖丁精湛的解牛技术，是依赖于道。可是如果没有十九年的解牛数千头的经历，要想达到“道”的化境是不可能的。而这又是与有意识去接近“道”为前提的。

(二)人性解放与人文艺术形式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时期，这时人的意识开始觉醒，对鬼神崇拜发生怀疑。“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是对神民主次位置做的颠倒，“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左传》定公元年)，是弃鬼神占卜用于人事筹算的恒量。伴随着对鬼神的废弃。是人性的解放，文学艺术领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人性光芒。

在雕塑和绘画领域，春秋战国时代，一除恐怖、森严的原始宗教题材，代之的是从真实的自然界取材。注重“写实显意”的形式创造。尤其表现在帛面上。帛画因其脱离了建筑装饰而走上独立发展道路，1949年在长沙近郊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图》，面上一女子，头上偏左有一凤鸟，凤鸟与前方一羹龙对持，女子侧面、细腰、曳群、广袖，发髻后挽，两臂前伸弯曲做合掌祈祷状。画面以女子为重心，风展翅长鸣，姿态矫健有力。传说中神秘恐怖象征的羹龙却形象局促。神情颓丧。画面呈现出一曲善灵定能战胜恶灵。生命定能战胜灾难而赢得和平的颂歌。

在音乐方面，出现了与宗教祭祀和宫廷礼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不同音乐形式，如，“把音乐与人的生理需要联系起来的医和的音乐理论；以抒感，‘移风易俗’的荀子的《乐论》；反复强调·养生’、‘贵生’的《吕氏春秋》的音乐理论；以及表现男女爱情的所谓‘郑卫之音’”，它们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人觉醒后的要满足自身合理需要的时代意识，而且在形式上增加了艺术的治疗功能、宣泄功能、陶冶功能，情感传达功能等等。

文学领域突出成就是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类。《诗经》和《离骚》是两个时期突出的代表作品。《诗经》中出现大量表现世俗情感和现实生活的题材作品，如《诗经》中的《蒹葭》、《氓》、《君子于役)等，传达着的是真挚、热烈、深沉的世俗情感。《诗经》广泛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体现出生动优美而又清新朴质的美学风格。《离骚》中的诗，情感炽烈深沉，想象丰富浪漫，辞句华美飘逸，奠定了后来文学浪漫主义的品格。而且。文学的语言形式由四言转变到多言，扩大了表现的能力。《诗经》中的诗句还是主要以四育为主。这种形式在取到了涵永、蕴藉。而又动人、优美的艺术效果的同时，也表现出不易制造波澜起伏和铺陈叙事的局限。屈原打破了四言体的形式局限，在《离骚》中活用了三四言以致七八言的参差不齐的句式，这种句式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为表达个体内心的千回百转的情感创立了独特的骚体形式。“诸子散文的意味隽永，笔墨跌宕。历史散文的叙事精练。描写精当。”都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形式的建立在人性解放基础上的人文特征。

第4篇：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

读《东周列国志》有感

新世纪学校五三班 何康俊

《东周列国志》，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这是我寒假里读的一本书，讲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列国纷争的伟大时代，无数国家和人在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动荡不安中沉浮。它忠实而精彩地记录了这段宝贵的历史，他从西周末年写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内容宏富，头绪纷繁。人物、情节，错综复杂。它故事性强，读起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里面许多故事告诉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讲的是周幽王宠信他的爱妃褒姒，为获得褒姒的一笑，点燃了用于报警救援的烽火。临近的诸侯看到后，马上过来救援。结局则是周幽王的确让褒姒眉开眼笑，但却让诸侯寒心，最终亡国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大道理：做人要讲究诚信，等到危险真正来的时候，别人就不会帮助于你。而你再反悔就来不及了。还有一个故事，虽然不是《东周列国志》里面的故事，但道理确是一样的。《狼来了》这个故事大家一定都听过吧！故事中的孩子用“狼来了”骗山下种田的人以获得快乐，几次以后，当狼真的来时，别人已经不相信，不去救他，让他差点命丧黄泉！

这两个故事异曲同工，都告诉我们做人应该诚实，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欺骗别人。

第5篇：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

原来，赵国与魏国开战时，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彼此将他国的百姓视为人质，竟然不择手段，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受苦受难的，是手无寸铁贫苦无告的百姓。

可曾想，仅仅过了3年，赵国灭亡。又过了4年，魏国灭亡。他们的苦主是同一个主角――秦国。短短10年时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多米诺骨牌般悉数走向灭亡，大秦一统天下。

可以说，春秋战国末期，是水患和饥馑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秦帝国。那时，割据的诸侯都彼此像贼一样地提防着，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灾年禁止谷米流通等等。拼杀绝不止在战场上，秦始皇能统一天下，或许可以从这些细节窥豹一斑。当六国都在各自打着小算盘，用百姓的生命以邻为壑的时候，秦始皇却宣告“隳坏城郭”和“夷去险阻”，即国内不再设防，粮食全部流通。

01

公元前221年，齐国的战旗最后倒下的时候，坐在高高战车上的嬴政大笑不止，秦一统天下的时代到来了――没错，此刻中华历史已经翻到了“秦”的那一页。

曾经弱小的秦国一步步成长壮大的历程，告诉历史上所有的帝王――没有什么不可能。正如秦代农民陈胜所发出的天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确，秦人并不是天生的“贵种”。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的时候，是在周王朝时代的公元前770年。此间，周王朝的老根据地岐山以西和丰水一带被西戎占领，秦襄公看到了机会，得到周平王的许可后，秦襄公将岐山以西的沦陷区收了回来。皇恩浩荡的周天子做了个顺水人情，把此地封为秦的领地。

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秦人便励精图治，以此为“基点”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到秦宁公那一代时，秦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阳平镇）。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又迁都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因为地位卑微，数百年间周王朝一直没把秦当回事儿。

“七雄”称霸之初，齐、楚、赵、魏、燕、韩都有狼子野心，唯独人们不怀疑还没有被“完全开化”的秦人。

正是这样的蛰伏，给了大秦的崛起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机会。就这样，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东扩张，直到逼近咸阳时，秦已经发展壮大成“战国七雄”了。此时，秦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即西方霸主）。

事实上，秦的崛起，秦孝公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地处西陲，秦原本是关中地区的一个小国。春秋时期时比起中原地区各诸侯国，还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兄弟，在各诸侯国眼里，“刁蛮落后”是掩护他们最好的标签――各诸侯国基本上没看上这地广人稀之地。春秋各国称霸中原盟会争雄时，秦国也仅仅是“跑龙套”“打酱油”的看客，常常被忽略而摈斥于外。

当时光隧道进入至“秦孝公时间”时，秦国的战车开始提速。对内，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废除旧奴隶主贵族特权和世卿世禄制度，实行“奖军功、教耕战”；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外，利用“连横而战诸侯”之策，司马错又南并汉中、巴蜀，北灭义渠、陇西，巴蜀广大地区先后为秦所有；白起率军攻拔楚都郢，又击溃赵魏联军于华阳，歼灭赵军于长平。

一时间，各国才不得不为轻视秦人而付出灭顶之灾的代价――中原地区的大片河山，尽在秦国的掌握之中。

02

六国日渐没落、秦国蒸蒸日上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在李斯、尉缭等人的协助下，秦王政制定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策略。

经过春秋和战国长期的兼并战乱，中国社会逐渐向全国统一的趋势发展。这样的发展趋势给了秦以千载难逢的良机――笼络燕齐，稳住魏楚，消灭韩赵，远交近攻，逐个击破。这正是大秦第二个关键角色李斯的计谋，“先攻韩赵，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

一句话，只要找准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了。韩国很不幸地成为秦人推倒的“第一张牌”。

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起，到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10年时间便大功告成――先后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国家由是建立。

如果把大秦当成一个庞大的企业来看待，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是，他们既有顶层设计，又有超强的执行力，这样的团队不要说放在遥远的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就是今天，也未必不是最佳最优的团队。

第6篇：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

论文关键词：封建法律思想,儒家,神权政治,宗法等级,百家诸子,德主刑辅

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以法家、道家及阴阳五行家的法律思想，经过上千年的演变至西汉时形成的，又经过从西汉至封建社会末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为主体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下面，就以时间顺序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演变过程作以下解析。

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信奉神明的传统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就普遍虔诚信仰神明，以“任德而不任刑”为主要理论观点的神权法思想就成为适应奴隶制统治的神明、天道观念的主流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不断，宗法制渐渐失去主体地位，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政权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掌控。因为刚刚经过混乱的诸侯纷争，他们在立法过程中便以“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强化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司马迁曾经在讲述战国时期的立法时说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统一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受到钳制。

直至汉初，经过连年的战乱法家的思想主张已经不再适用，汉武帝便启用黄老之学的思想，缓和战乱留下的阴影与民休憩。但是安稳的表面下暗流涌动，势力逐渐强大的各诸侯王同中央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法律制度方面出现了“上无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混乱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便成为最高统治集团迫切要求。西汉中期，著名儒士董仲舒所倡导的“推明孔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好适应统治者进行集权大一统的要求，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将儒家思想奉为正统。儒家思想经过他的完善，借鉴了《中庸》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墨家的“君主法天”、道家的“阴阳结合”等思想，提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大其德而小其刑”。在立法中实行德刑结合：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于是“德主刑辅”的思想便成为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至此，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最终形成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二、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西汉时期——形成阶段

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了新儒学，它是有别于先秦儒学的一种新思想。一方面它把先秦儒学的内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加工和改造，另一方面又吸取其他各家、特别是法家和黄老学说中有利于当时统治的内容作为补充，使之成了具有很强适应性的精神武器和统治工具。董仲舒新儒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神权政治思想、宗法等级制度、阴阳五行说和百家诸子学。

综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主要倡导者的新儒学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源于先儒又高于先儒，他把先前的法律思想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概述，毕业论文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行为准则。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至此出现在中国历史之上。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硝烟四起，处于异常混乱的局面，长期呈现出分裂割据的状况，因此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礼入律，以经立法。《春秋繁露.精华》中有语：“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体现出了引经注释，春秋决狱的内容。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建设继往开来的性质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是传统法律制度发展至成熟完备期过渡的重要阶段。

（三）隋唐时期——走向成熟和完备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客观上也对法律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隋唐法律达到中国封建法律的高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开皇律》是一部在中国法制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隋文帝时期所编纂的。唐朝时期中国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应运而生——《唐律疏议》，至此，达到了中国立法史上的巅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及“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都很好的体现出了唐朝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稳定及严明。

以儒家思想为宗旨的的全面体现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法典《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发展至完备成熟的里程碑。

（四）宋朝至清末——延伸及消亡

宋朝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一步步加强达到顶峰。与此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一步步走向严明精致。“元时断狱，亦每引唐律为据”，明律则“篇目一准于唐”，可见唐朝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延伸。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封建法制历经近两千年的发展，辗转相承，相当完备。清朝法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法律的完备性，因此可以说清朝的法制建设不仅承上，而且启下，不仅是传统封建法制的最后形态，而且开了近代法制历史的先河。

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覆败、封建社会的瓦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法律制度进行变革，近代法律制度呼之欲出，逐渐发展。

三、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历史作用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自西汉确立、经过各个朝代的总结发展而形成的、位居我国封建社会重要地位的思想体制。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给予它们发展的指导性与前瞻性，顺应并推动的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但是同时，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行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民主政治法律文化的萌芽。它是把双刃剑，我们要学会辩证的看待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现代社会所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各个发展因素在法律领域内“反射”的结果。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随之寿终正寝，但研究其形成及发展的历程对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与总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汉书.匈奴传.

[2]战国，魏国，李悝.法经.

[3]汉书.

第7篇：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

一、合理收集史料，让学生有效参与综合实践

史料是人们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的前提，所谓史料教学即注重对史料甄别、选择、判断、分析、运用，而学生在历史教师的引导下探讨历史问题，并形成一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开展史料教学的前提为让学生明白史料是什么，学会对史料的价值的真伪进行辨别。相关史学家明确指出，史料是人类在社会发展历程中遗留下的痕迹。

如果从价值角度分析，可将史料分为第一手和第二手史料。其中第一手史料和历史发生过程十分接近或准确记录，主要包括实地考察、考古挖掘、口述历史等。而第二手史料则为经后人研究和诠释的如专著、专论、学术论文等史料。由此可见，第一手史料有更高的价值，但目前很少初中生很少有机会获得第一手史料，解读史料能力也较为欠缺，所以历史教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为第二手史料。对于历史教师来说，主要通过网络或文献等方式搜集史料，或者借助历史教材中附带的相关材料。史料有着广泛的选择范围，尤其在历史文献中存在真伪之分，因此在选择史料时应注意其真实性。以《春秋战国的纷争》一课为例，教师就在教学中引入一则史料，即春秋战国期间，某国国王对手下将领说……”。通过分析史料能让学生直观理解春秋时期各个国家的纷争，提高学习效率。

二、运用合作教学，让学生有效参与综合实践

合作学习的引入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好奇心，同时对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和主动探究精神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合理划分合作学习小组是成功开展合作学习的前提，一般合作学习小组成员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一方面能增加小组合作成员的多样性，也能增加合作小组学习的竞争性。

小组分工是合作学习最常见的组织形式，即学生是任务的主体，教师要按照课文教学后再安排所有小组根据教师课堂讲述总结学习难点和重点并一起记忆，最后教师进行随堂检测，通过将每位学生的检测结果作为其所在小组的最终成绩。通过这种方式能激发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学生在这种强烈的集体荣誉归属感带动能竭尽全力为自己小组赢得荣誉，提高学习效率。一般影响合作学习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为什么样的问题适合合作学习以及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对此教师在设计问题可从以下几点着手：首先以母题带子题；这个问题可以教师精心设计的，也可以由学生提出，既能围绕课文内容情节，也能围绕课文篇章结构。问题设计和取舍要能体现教材的难点和重点，更要具有讨论价值。围绕这个问题再设计子问题带动合作学习进展，使不同层次学生都能感受到成功的乐趣。例如初中历史教材中提到黄金和丝绸，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运用大豆或玉米之类的东西代替，然而其中的治金和绘画都要运用实体展现。教师要求学生利用周末时间准备相关学习要用的物品，部分学生家里没有电脑就可选择去有电脑的同学家中查阅资料，每位学生在合作小组中都会参与其中，并从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三、挖掘德育因素，让学生有效参与综合实践

历史是一门以史实为基础的学科，以史育德能体现历史教学中强调的史论统一，也能实现全面发展教育中德育与智育的统一。新课改要求历史课堂传授给学生知识和培养能力外，还要塑造学生思想品质，激发学生爱国情感，成为德智全面发展的现代中国人。

第8篇：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

城池防守的悠久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次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有“兵圣”之称的孙子认为攻城是万不得以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一点，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几乎涵盖了冷兵器时代所有的城池防守之术。

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也因此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今，历代统治者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都足已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的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安乐和富足的定居生活，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搔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文明。

古代城池的建筑构造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修筑的城池都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升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修建的统万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统万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和在一起夯筑而成，虽为土城，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传说负责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将要求非常严格，他命人以铁锥检验修建好的城墙，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工匠杀死，填尸于墙内。在这种疯狂的高压政策下，历时6年修建而成的统万城，建筑质量奇好，“其坚可以砺刀斧”。

当然，这只是特别的个例，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实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厚度的城墙，其抗击打能力足已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其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较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濠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左右。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嘹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常登高嘹望，战时主将坐阵指挥，城楼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平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符合宋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斗能力，在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敌楼，既可以屯兵和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强。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和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交叉三面的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这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

城墙四角的角台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加大对城门的保护力度，强化正阳门箭楼其防御能力。规模小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诗经・郑风-出其东门》载：“出其(+西+土)(门+者)，有女如荼。”(+西+土)(门+者)指的便是瓮城，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城池的城防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已成熟定型，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代。

今天，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正阳门是老北京“京师九门”之一，它集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与正阳门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也是此时建成。正阳门城楼通高43.65米，正阳门箭楼通高35.37米，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均为拱券式门洞。

城址的选择

一座城池的防御体系强大与否，除去城池的本身建设因素外，也与城址的选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中国古代城池的选址历来讲究风水，抛开迷信的说辞不谈，借天时地利之便、靠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说的“城有不可攻”的优越守势，自然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以宋元时期发生的两座城市保卫战役为例，颇能说明问题。

一个是钓鱼城。南宋晚期，宋蒙(元)战争爆发，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为抵御蒙古军队的进犯，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冉璞兄弟“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的建议，于淳三年(1243年)在钓鱼山筑城，徙合州及石照县冶其上，屯兵积粮，控扼三江，以为重庆屏障。钓鱼城依山为垒，山便是城，城就是山。它不但有构筑在陡峭山岩上的内外两道防线，而且还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在城中的两级台地上，还有良田千亩。粮草充足、水源无忧，加上指挥得法、抵抗有力，使得蒙古大军纵是骁勇无比，可也只能望城兴叹，束手无策。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蒙哥汗，也在攻打钓鱼城的战斗中被飞丸击中，命丧黄泉。蒙哥汗战死之后，进军鄂帅I(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和进攻漳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以及占领了大马士革、正在与古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军队作战的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回师，蒙古贵族集团开始了长期的内部争战。钓鱼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赫然树立了“延续宋祚、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当时，钓鱼城就以“东方的麦加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震惊了中外。正是得益于钓鱼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以此为基础的山城防御体系，宋军才能在这座小城里坚持抵抗蒙元达36年之久。

第9篇：春秋战国的纷争范文

公元184年至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即三国时期。在此期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在卧龙沟的草庐中，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虽然身在世外桃源，却时刻牵挂着天下的兴亡盛衰。于是，便有了三顾茅庐的机缘，三国的历史也因此变得波澜起伏……

他，就是诸葛亮。作为刘备的第一谋士，他身肩重任，正如出师表中描述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出山之时，刘备正寄人篱下，虽然已经拥有了一块不大的领地以及少许兵权，但是和袁绍、曹操、孙权比还是相距甚远。诸葛亮凭着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才能，通过赤壁之战的胜利，给了曹操当头一棒，随后的三气周瑜、智取汉中、水淹七军……终于辅佐刘备建立了一个可以和魏、吴相鼎立的国家??蜀，实现了隆中对三分天下的目标。可惜的是，隆中对中所言的“兴复汉室”，却因诸葛亮的英年早逝而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不客气地说，《三国演义》把诸葛亮近乎神化了。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有通天彻地之能，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之力，呼风唤雨。无论到哪里都能所向披靡，一生少有不得志之时。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空城计，无一不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正如“演义”的定义??根据历史传纪铺叙引申，并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而成。正是这一“加工”，便把诸葛亮神话了，变得人不像人，妖不像妖。

《三国志》里的诸葛亮，褪去了草船借箭的光环，少了借东风的际遇，原因在于，前者是根据历史事件移花接木而成，后者却是根据民间传言加工而成。“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确实，《三国志》中体描述的那个真实的诸葛亮实际上更善于治国，他治国的能力可以和汉代的萧何、陈平相比，也能与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齐平。但他的军事才能却无法达到姜子牙、张子房的水平。如果说到用人看人的本事，就更平庸了。街亭一战，他错任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为街亭守将，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街亭失守，就是因为这一战，使兴复汉室的愿望成为了泡影，致使诸葛亮终其一生也没有越过这个门槛。虽然诸葛亮不善用兵，但却通晓萧何的治国之道、孙武的治军之道。在街亭失守后，他挥泪斩马谡，然后自贬三级。正是诸葛亮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使蜀国的政治风貌走上了正轨，也为历史留下了绚烂的一笔。

这是我从《三国志》中读出的一点心得体会。常言道“一百个人的眼睛里就有一百个林黛玉”，诸葛亮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他有什么样的性格，又有哪些功过，历史的长河总有一天会向我们一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