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欺诈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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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知假买假 消费者 惩罚性赔偿 社会道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3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9次会议通过，自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知假买假”请求惩罚性赔偿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一直是社会争议热点，最高院司法解释对此作明确规定，结束了我国司法界在相关案例审判中存在的认知不同现象，令各级法院不再以是否“知假买假”作为判案条件，有利于净化食品药品的市场环境。在此司法解释出台的大背景下，本文拟对“知假买假”行为作具体分析，探究其产生原因，并通过对各方争议点的详述，具体分析其对各方争议做出的解答，并从法理角度探讨“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的合理性。

一、“知假买假”概述

（一）“知假买假”行为定义

在制造商品时，模仿同类产品外部特征或在未获授权情况下复制销售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即称为假冒商品；而生产销售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质量、性能不达标甚至无标生产的商品，称为伪劣商品。上述二者通常合称为假冒伪劣商品，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伴生产物，具有社会危害性，“知假买假”现象中，“假”字是“假货”的简称，“假货”正是“假冒伪劣商品”的通俗说法。

所谓“知假买假”，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就已经对商品的性质有一定清楚的认识，并在主观上判断此商品为假冒伪劣商品，但仍然主动或放任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事实发生的行为。这一行为实际有两种情况：一是消费者认为假冒伪劣商品存在价格优势，虽然知道其侵犯知识产权或存在安全风险，但仍因其价格低廉而购买；二是消费者在认识到商品的假冒伪劣性质后，为获取《消法》、《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高额赔偿金，购买假冒伪劣商品之后主张赔偿。本文讨论的是第二种情况，且因在实际生活中，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的惩罚性赔偿额较高，“知假买假”纠纷也多是这类案件，故与新司法解释配合，在此重点讨论食品药品的知假买假行为。

（二）“知假买假”行为产生的原因

我国消费者“知假买假”之后索赔这一现象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企业家往往追求盈利最大化，希望以最小投入换取尽可能多的回报，这样的重利思想容易诱使部分企业主置道德法律于不顾，生产假冒伪劣商品，尽管我们的国家不断在加强对于产品质量的监管，但是这并不能在短期内根治此现象。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的现状，直接为消费者“知假买假”提供了大量的假货来源，是“知假买假”并索赔这一行为的客观成因。

另外，对消费者而言，国家为了打击假货销售，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惩罚赔偿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修正）》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均规定了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具有辨识假货的能力与知识的消费者认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并索赔来获得经济上盈利的可能性。

二、“知假买假”行为长期争议及其分析

（一）“知假买假”行为长期争议

国内法学界针对“是否支持‘知假买假’行为”这一观点有着长期的争议，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的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学界对于“知假买假”这一行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知假买假”者的事前知情是否影响事件中经营者行为欺诈性的认定，购买者能否成为“消费者”，并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知假买假”行为的投机性是否有违社会主义道德观，进一步而言，“知假买假”者是否应当获得法律规定的经营者惩罚性赔偿。这两方面的争议中，“知假买假”者最终能否获赔，部分上取决于对其前置争议的分析，而前置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主体资格认定，欺诈行为存在的判定，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影响这几点，下文将对其争议双方观点做较为详细的说明。

（二）争议双方观点详述

1.“知假买假”者主体资格的认定

《食品安全法》中虽并未针对消费者做明确定义，但是我国《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反对者认为，消费者必须具有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前提，而在正常理解，以索取高额赔偿为目的的购买并不属于生活消费的范畴，故而“知假买假”者不能够认定为消费者。支持者则认为，“知假买假”者的购买动机认定是道德范畴而非法律，对其审查有违立法精神，也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应当笼统认为，只要购买时并未以再次出卖为目的，就属于《消法》规定的消费者范畴。

2.“知假买假”过程中经营者是否成立欺诈

反对者认为，由于“知假买假”者对商品的性质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因而购买行为是基于其“明知”的主观心态发生的，经营者虽然试图用假冒伪劣商品欺骗顾客，但实质未能成功施行，故而双方行为中不存在欺诈。支持者认为，《消法》设立目的是为了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商品购买者，故而经营者义务的承担与购买者的消费心态无关，只要经营者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并且购买者已经购买，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即成立。

3.“知假买假”行为对社会道德影响

支持者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人虽为自己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其对于整个社会假冒伪劣商品的遏制也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使得广大消费者以及社会全体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利益，“知假买假”行为符合社会道德。反对者认为，“知假买假”的投机行为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主义道德，它是在用“以恶制恶”的方式维护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能够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正确方法，也有违《消法》的立法精神。

三、“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具体分析

（一）新司法解释对争议点的相关规定

新司法解释并未直接针对多年来学界的争议点做出相关规定，而是列明：不支持生产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抗辩。本文认为，这一条文实则已经对上文列出的争议点进行了部分解答。

1.主体资格。“知假买假”行为引起争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国对“消费者”的定义不够明确具体，本次最高法院虽未对这一定义做补充规定，但解释条文已然撇开了凭借购买者主观因素来认定其消费者资格的做法，采用客观方式来界定，即，承认“知假买假”者属于法律规定的“消费者”。

2.欺诈行为认定。欺诈一词出现在《消法》第55条中，对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和提供有缺陷服务行为作了区分，惩罚性赔偿数额也不相同，但在《食品安全法》中，十倍惩罚性赔偿的认定标准与是否欺诈无关，主要在于生产者和销售者是否生产或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故而新司法解释并没有关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者欺诈行为的认定。

3.社会道德问题。我国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已然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具有统一的性质和建设目的，并且二者正处于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故在这一体系的精神指导下出台的最高院新司法解释，明确肯定“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消费者维权，也就是直接肯定“知假买假”行为与社会主义道德的符合性，认定其为人民自主维权的一种积极做法。

（二）新司法解释合理性探讨

1.承认“知假买假”者属于消费者范畴。法律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需要制定具体规范并以此调整公民行为的方式，换而言之，法律条文的设立针对的是具体的行为，而并非人们的思想。以此论点出发，通过查探购买者购买时主观心态的做法是违背现代法制精神的，只要购买者购买物品后并没有再次出卖的行为或明显意图，便无必要详细区分何为生活消费。

2.承认“知假买假”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知假买假”行为是利益驱使的，但是最高法院表明态度，肯定此行为的善意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符合性，这一判断是基于整体社会各方面价值的考量。因为“知假买假”行为对社会以及人体几乎不造成危害，并且这一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营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制假售价，在公权力监督不力的情况下，适当认可消费者“知假买假”的行为，有利于鼓励人民群众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培养其维权意识。

第2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各地方政府在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的突破：适用范围的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特殊经营者的强制性义务；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新型的召回责任制度；消费者的范围涉及到单位；欺诈行为的细化等。

我国已制定了大批包含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食品卫生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但由于上述法律各有自己的调整范围，侧重点也不同，在实施中出现可操作性差等缺点，所以无法真正起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颁布,确立了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律制度。以下将从七个方面阐述地方政府对《消法》适用的突破。

一、 适用范围扩大

《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对消费者反映商品房消费中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存在以下违约行为的，消费者可要求退房，即擅自变更规划、设计，导致商品房质量、面积、结构等与合同约定不符；商品房外部环境以及其他配套设施与经营者的承诺不相符；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为购房者办妥房屋、土地权属手续。《条例》还规定，经营者应当履行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房屋维修义务，在包修责任期内，房屋出现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经营者应当承担修理、更换、赔偿损失等责任，因业主装修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除外。

福建省也于2001年执行《房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把房屋开发者、销售者和拆迁人，统称经营者。商品房消费被纳入了《消法》的保护范围。

二、 精神损害赔偿确立

《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弥补对实际损害赔偿制度不能够充分补偿的部分，惩罚经营者或提供服务者的恶意行为。但是这种简单的“一加一”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 “一加一赔偿”的计算方法使得加倍赔偿的法律责任与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大小无关,而直接与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或接受的服务费用有关,必然就会发生显失公平现象。如经营者销售价值5万元的商品,经营者存在欺诈,但并没有给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失,按照“一加一赔偿”制度的规定,经营者需赔偿消费者10万元,这对经营者是不公平的。又如,经营者销售价值仅为30元的伪劣洗面奶,但造成消费者使用后面部受损,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身伤害没有造成残疾和死亡的,一般得不到精神损失赔偿。按照“一加一赔偿”制度的规定,60元既不能给消费者以充分的抚慰与补偿,又不能给经营者以足够的威慑与惩戒。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第56条规定，对消费者造成精神损害的，经营者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造成严重后果的，经营者除承担上述民事责任以外，还应当赔偿消费者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惩罚不是目的，关键是受到教育”，但是惩罚需要力度，由于对责任人的惩罚力度过轻，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违法者往往可以不痛不痒地拿出些钱来，而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把损失赚回来。

确立惩罚性的精神损害赔偿，对生产商和销售商来说无疑是一种很高的成本，这样会使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中尽到谨慎小心的义务，否则将面临的是高额精神损害赔偿金。

三、 特殊经营者的强制性义务更加具体

《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21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当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符合社会公认的质量、卫生、安全要求。

发现或者有事实证明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经营者应当立即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该项服务；商品已售出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告知消费者，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者销毁，同时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报告。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适用更加具体，具体提出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以及社会公认的要求。这些特殊经营者的强制性义务表明消费者维权更有章可循。

四、 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提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消法〉办法》立法听证会上，消费者代表李新建议，增加对隐私权保护的规定。李新在建议中对个人隐私作了详细说明：个人隐私，包括消费者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学历、住所、联系方式、婚姻状况、收入和财产状况、指纹、血型、病史、健康状况等与消费者个人及其家庭密切相关的信息。由于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引起的精神损害大量存在，李新还建议对侵犯隐私权后果严重的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增加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和标准的规定。

由消费引起的隐私权被侵犯，目前，越来越多地存在于服务性消费之中。许多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或购买商品时，经常会被要求留下个人基本资料。如有消费者不愿按服务商或经营者的要求去做，则有可能失去购买或接受服务的资格。

2003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首次将个人隐私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加以保护。在第29条中作出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经营者未经消费者本人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向第三人披露”。根据这一规定，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一旦遇到个人隐私权受侵害，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五、 召回制度出台

产品召回制度是当前国际上通行的维护企业产品形象，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安全的重要手段。召回制度是一种新型责任制度，在国际立法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

制造者在召回制度中负有产品召回义务。即生产厂商一旦确定产品有缺陷，将根据实际情况，对缺陷产品采取修理、退换或退赔等措施。其目的一方面在于避免因召回义务的违反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将产品所产生的危险或可能产生的危险加以排除以避免给产品用户带来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害。

中国汽车企业的主动召回也只是近两年才开始的事情。召回制度公布三年多来，目前国内汽车累计召回数量已经超过了126万辆。

对于处于成长型的中国企业来说，产品召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什么时候发出正式的召回通知，如何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朝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等等，如果处理不慎，一次产品召回就足以毁掉一个公司，或者至少影响公司的声誉并减少企业未来的收益。

2004年出台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草案）》就是我国在产品召回方面新型责任的尝试。也为日后对于其他产品建立召回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模式。

六、 消费者的范围涉及到单位

关于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还是包括单位的问题，理论界与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收服务的自然人。”持该类见解的主要理由是：单位并非终极消费的主体。其作为自然人的集合体，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单位成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的利益，归根到底自然人仍是终极消费的主体。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的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法》调整，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经济合同法。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浙江的朱先生通过单位的名义向DELL采购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后因主板出现故障，要求DELL免费维修，遭拒。DELL坚持，三包法保护的群体是“消费者”，单位用户并非“消费者”。

我国的法律界定“消费者”即自然人。包括《消法》在内的相关法规条例（包括电脑三包法、手机三包法等）适用的主体都是法学概念上的“消费者”，也即，单位用户不受三包法保护。对于单位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出现的问题，应当区别对待，仅属违反约定的，对方应承担违约责任；造成侵权及财产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造成人身伤害的，由受损人依据《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HP、联想等厂商愿意按三包规定为单位用户提供售服，是他们有能力、有意愿为自己的全部用户多做些事，DELL并没有做错。

七、 欺诈行为的细化

北京实施《消法》办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列明15种）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欺诈行为属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所为的，由销售者先行向消费者赔偿；赔偿后，销售者可以依法向实施欺诈行为的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 欺诈行为由《消法》的九种情形增加到十五种情形，显而易见，地方政府实施的《办法》使欺诈行为更加具体化、细化了。

参考文献

[1]闫玮.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天津大学学报.

第3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网上交易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网络退货 信用机制 法律保护

    近年来,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网上购物日益流行,在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因网上购物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商家通过网络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猖獗。研究网上购物的特殊性,并在分析研究世界各国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我国消费者网络交易中的权益保护。

    一、消费者网上交易中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主要表现

    (一)知情权受侵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与传统购物相比,在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只能通过商家的图片、说明等了解所要购买的商品,而不能接触到实物,消费者只能通过商家的说明和图片做出是否买的决定,很难就此判断展示商品的质量优劣和规格是否合适,这对消费者的知情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由于网络的隐蔽性等特点,有的商家利用知名企业的产品做诱饵,诱骗消费者购买其质量低劣的假冒伪劣产品,或者用知名企业的网站对消费者进行欺诈。

    (二)隐私权受侵害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的消费网站都要求消费者进行网上购物时,必须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比如:通讯方式、联系电话、银行卡号等资料。否则无法完成交易,但是在网络空间里这些资料就存在着被泄露的危险,经营者往往未经消费者同意就利用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进行商业活动。

    (三)网上恶意欺诈盛行正是网络消费的虚拟性,使商家的欺诈在网上更是肆意横行,往往更容易得手。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容易遗漏商家标注在图片上的一些细小文字,如“本商品不参加本店的优惠活动”“特价商品一律不予退换”等。

    (四)损害赔偿请求权难以实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在传统消费模式中,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时可以直接找到经营者请求赔偿,这是消费者权利受到损害后的一种物质救济。但是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后,要获得赔偿却困难重重。网络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难以得到实现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管辖确定难,诉讼成本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在网络消费中,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都难以确认,而且被告住所地往往离消费者很远,消费者如果到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则诉讼成本未免过高,甚至违背了消费者起诉维权的初衷。

    2.消费者调查取证难。网络购物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程序简单,但是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维权调查取证会非常困难。首先,交易中体现出来的证据多是一些电子记录,例如QQ或旺旺聊天记录,消费者往往很少会注意保存这些信息。其次,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经营者实施侵权行为后,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往往难以找到现实中的经营者,侵权证据难以掌握,使消费者的求偿权难以实现。

    二、国外与其他地区法律对网络消费者的保护

    (一)美国美国在保护网络消费者方面制定了很多的规则和制度:

    1.合同的规则和范式以电子手段的形式确定和认可。合同履行的标准、电子书写文件、原始文件都必须按规定的条件和规则制定,并且鼓励政府各部门、厂商、卖方以标准的合同进行交易。通过对合同的规范,可以从很大程度上避免网络商家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合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电子签名的可接受程度应该由法律法规进行规制,并且使制定的规则可以同时适用于国内和国外,另外,还应当允许电子签名和其他身份认证得到规则的认可。

    3.建立电子注册处。经营者要在互联网上开设商店,必须先通过电子注册,其在电子注册处所填的信息同经营者开设实体商店时提交工商登记机关的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注册的信息必须真实,且可供消费者查询。

    4.其他高效专业的国际商业交易纠纷解决机制也应当采纳,计算机证据作为网络交易中的关键证据,应当得到法庭和仲裁庭的认可。目前,在我国,消费者要提交网络交易过程中的电子证据非常困难。电子记录,例如QQ或旺旺聊天记录常被消费者删除,还有的消费者在进行网络交易时并不经常与商家交谈询问,无谈话记录,或者有谈话记录但不注意保存,仅凭消费者的计算机技术很难再恢复已删除的电子记录。此时,消费者在提供证据时显然处于劣势地位。

    (二)欧盟“远距离规则”是欧盟在保护网络购物者方面的经典法宝,该规则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在远距离销售中必须为消费者提供清晰的确定的信息,这些信息应当使消费者了解解除合同的条件、程序,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归还原物给供应商,如何得到退换货费用等。在例外情形下,如果属于消费者自身的原因或商品本身的特性二无法解除合同,则消费者一般不能申请退货或解除合同,从合同缔结之日起7日内(被称为codingoffperiod,即“冷却期”),无条件解除合同是消费者的权利,如果供应商没有做到以上规定,则消费者可获得3个月的冷却期。由此可见,欧盟的远距离规则赋予消费者在经营者未尽其必须的注意义务时有无条件解除合同的权利。这一规定可以有效的督促经营者履行其告知义务,维护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

    (三)日本日本《消费者保护法》对经营者缔约前的公示义务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该法第3条规定:经营者在交易前必须明确提供姓名、企业名称、商品或服务的种类,在消费者申请购买所推销的商品时,经营者必须交付有关书面文件。消费者在两种情况下不能解除合同:(1)消费者在接到相关书面告知信息后8日内没有行使权利的。(2)特定商品的全部或一部分在使用或消费时其价值有显着减少的,以及消费者已使用或消费了政令规定一经使用或消费则不得解除合同的商品。在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供应商必须返还消费者支付的款项并有权扣除因返还原物所导致的直接费用。也就是说,消费者只承担因返还商品而产生的直接费用,其他一切费用由经营者承担。

    三、对我国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虽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这些法律在制定时着重考虑的是保护实体交易的消费者。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之间有联系,但更存在区别,在保护网络消费者时更应当注意到他们之间有些地方难以共通,保护网络消费者比保护普通消费者需要技术性更强的法律。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在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少之甚少,仅《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少量法律法规对保护网络消费者的权益进行了规定,保护的范围和程度都难以适应当前网络交易的需要。通过分析网络交易的特点、借鉴国外的经验制度,对我国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网上交易的监督和管理完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的重点是要规制网络售货方,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对网络商店设立的监督管理。对网络商店设立的审查应当甚至比对实体商店设立的审查要更加严格。从立法上强化开设网络商店的审核和监管,从源头上确保网络消费者的购物安全。(1)商家的资格认证及其准入规则应当由法规明确规定。网络商店应当具备安全保障系统、付款机制、便捷的物流服务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2)构建和完善网络商店的监管体制和赔付责任制度。要确保消费者与具有真实、合法身份的网络商店进行网上购物交易,必须建立对网络商店身份认证的监管机构。

    2.完善对网络售货方的法律规范,加强电子商务立法。(1)严格禁止网络商家变相要求消费者同意其订立的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排除其主要责任的格式合同。(2)禁止商家各种形式的欺诈和虚假广告,加大对网络售货方信息披露的要求,网络售货方对商品的说明应当详细具体,所展示的图片应当真实完整。(3)加强对网络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应立法禁止网络商家滥用、泄露网络消费者的私人信息,不得将消费者的私人资料作其他商业用途。

    (二)建立与完善信用机制法律的执行成本较高,而且法律规制是事后解决问题,相反信用体系却往往能达到事前预防的效果,所以,在电子商务中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极其重要。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要建立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覆盖全社会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可以查询到全国任何企业、任何个人的信用记录。

    (三)建立与完善网上交易争议解决机制1.建立官方网上投诉平台。在线投诉网站应当拥有各地的便民服务中心,当消费者在网站投诉时,被投诉电子商务经营者所在地的服务中心就会收到投诉资料,服务中心可以得到消费者的授权代表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解决纠纷。此种纠纷解决方式使消费者不必再费力查找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所在地,而只需要在网站上进行投诉即可。

第4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保护 纠纷解决机制 消费者教育

一、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以深刻教训。短短时间内，这个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的波及全球，给全球金融行业乃至实体经济的发展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大量金融行业巨头的破产倒闭引起了金融恐慌；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的疲软牵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开始审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缺失，着手对现有金融体系监管进行改革。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就提出了“双峰”理论（Twin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双峰理论”明确的提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一样，都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系统的稳定，依赖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良好维护。长期以来，各国均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最终导致了实践中对消费者的资产受到侵吞、滥用和欺诈。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平衡，引发了金融危机。

二、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趋势介绍

（一）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于2010年7月21日由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正式公布实施，法案共有1279页，突出了金融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两大目标。法案提出新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并赋予该机构规章制定权和监管权。

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公布了《2009银行法案》，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局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的职权；在《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阐述了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和加强消费者保护的全球合作。其他国家如加拿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日本的《消费者合同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和《金融商品销售法》都体现了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

（二）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

英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就设有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监管各个领域的消费者保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首先通过《2010金融服务法》增强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监管职能，并提出赋予FSA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权；到2010年7月26日，英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新举措》，撤消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分别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设在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宏观经济动态的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负责对具体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管；消费者保护局（CPMA），负责具体的消费者投诉和教育；经济犯罪局，负责对经济犯罪进行监控。通过将FSA的职能分割为四个具体的机构来执行，加强了具体的监管力度。

美国2010年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行政长官直接对总统负责，其作出的运作和决议不受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干涉，其运作资金来自美联邦体系的转移支付。消费者保护局被授予广泛的职权来制止一切在金融消费者领域内的不公平、欺诈和滥用。这些领域包括存款贷款、信用卡报告、抵押经纪和服务及其他领域。以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职权和人员将转移到该机构。

除了专门独立的监管机构，美国、欧盟和英国都提出要设立跨部门委员会。美国成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SOC），成员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等，欧盟成立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C），由欧洲央行行长以及各成员国央行行长等组成，英国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CFS），由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人员组成。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监控，风险预警提示等。

（三）投诉处理和投诉信息披露机制

美国在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立消费者投诉部门，开设免费800投诉电话，设立统一的服务网站，建立数据库以完成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收集和跟踪，协调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联邦机构进行投诉的处理。在一定情况下，投诉处理部门可将投诉情况向各州传达。局长每年要向国会做关于消费者信息处理的汇报作为监督。日本金融监管厅专门设立银行、保险证券行业协会的“投资咨询窗口”，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对于投诉要提交处理报告。

（四）独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选择成立专门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FOS），负责处理金融消费者的纠纷。这是一种独立于金融服务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当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机构发生纠纷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FOS投诉，由FOS组织金融机构和消费者进行调解，并作出裁判。FOS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不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也省去了消费者去司法机关诉讼的时间和精力，维护了金融机构的良好信誉。

四、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启示及建议

（一）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

首先，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混为一体。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了生活需要，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申请购买信用卡、购买个人理财产品的消费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上述的消费行为已经是当代人必不可少的金融生活需求，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不同，在资本市场的个人投资者，由于不具备专业的信息分析能力，在金融产品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实质上处于信息获取的弱势地位，因此也应当将其划入金融消费者的行列。

其次，目前我国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只有《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而这两部法律的设立均为保护实体领域的消费者，由于金融产品的特殊性，金融消费的概念和权利尚未明确，在保护效果上更是收效甚微了。而金融领域的《保险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对涉及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多是一些概念和原则性的条文，例如银行领域只有“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仅仅限于对存款人的保护；在保险领域的“保护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限于规定保险机构的从信息披露角度保护消费者利益。法律保护手段严重不足。

鉴于此种情形，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层级相对较高的法律，并将在法律条文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做到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二）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职权机构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无论实施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的国家，均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权分散于消费者协会，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在保监会设立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职能表述为具有规章制定权，接受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项，但自2003年以来，并未见保险领域内关于消费者保护的规章出台，投诉和处理机制不明确。在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局的职能表述为“督导促进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以及市场各经营主体在风险揭示、教育服务、咨询建议、投诉举报等方面，提高服务投资者的水平；推动投资者受侵害权益的依法救济”投资者保护局并不直接接受和处理消费者的投诉。消费者保护职权不明确，缺乏专业性，容易造成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空白区。在改革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等领域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并赋予该机构一定的规章制定权和处罚权，建立完善的工作和监督流程，保证消费者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三）设置便利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各个金融机构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纠纷通过金融机构内部的调节机制无法解决时，只能选择向监管机构投诉或者采取仲裁、诉讼解决。大多数监管机构在接受投诉建议时采取通知或者责令金融机构二次处理，并不能真正的起到解决纠纷的作用。

第5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关键词：欺诈金额；惜赔金额；投保方特征；保险公司类型；机会欺诈；保险理赔；新《保险法》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115-06

保险欺诈（Insurance Fraud）是国际保险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全国保险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保险欺诈界定如下“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在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者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以伪造、编造的有关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来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或给付请求的行为”。保险欺诈分为硬欺诈（Hard Fraud）和软欺诈（Soft Fraud）两种，前者指投保方在保单承保的范围内，故意编造或制造保险事故，后者指投保方夸大合法的索赔，有时称为机会欺诈（Opportunistic Fraud）。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保险理赔诉讼大幅度增加，典型案件有2003—2004年信诚人寿300万保险合同纠纷、2005年深圳友邦重疾险纠纷、2006年中国保险报连续刊登“保险费自动垫缴”案等。保险公司败诉消息经媒体披露后，保险公司因识别欺诈错误背负惜赔（Underpayment）恶名。媒体关于保险公司惜赔报道是否属实，到底是投保方欺诈还是保险公司惜赔？有必要针对部分保险理赔诉讼案例作出定量分析。

一、文献回顾

理论方面，保险欺诈的成因主要集中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Caudill等（2005）认为理赔时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夸大或制造保险事故难以鉴别。Moreno等（2006）认为，索赔审计并非总能有效抑制保险欺诈。实证方面，国外学者探讨索赔人、经济损失、人身伤害等索赔特征对汽车保险欺诈影响，建立回归模型，找出欺诈识别的关键指标。Artis等（1999）发现，交警出具的责任划分报告可有效抑制保险欺诈，索赔人历史行为对索赔金额有明显影响。Derrig等（1994）发现，索赔人软组织伤害（Soft Tissue Injury ）若有律师或医师帮助更易欺诈，索要一般损害赔偿金（General Damages）。Harrington等（1998）了保险理赔存在种族歧视的误解。Loughran（2005）发现保险公司宽容一般损害理赔额（General Damages Awards），但严格限制特殊损害理赔额（Specific Damages Awards）。Doerpinghaus等（2003）发现女性、年轻（年龄65岁）司机承担更大过错责任。Richard（2000），Crocker等（2002）发现交通事故中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索赔人获得较少赔付金额，与Doerpinghaus等（2008）研究结论一致，女性索赔人得到的赔付金额比男性低10%，年轻索赔人（年龄

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所在地等特征影响风险厌恶程度。Dohmen等（2005）指出，生物酶导致不同性别风险厌恶程度差异。孙毓泽、丁小浩（2007）发现，男生冒险意愿显著强于女生。Haleck等（2001）发现，无论纯粹风险还是投机风险，女性风险厌恶程度高于男性，与Sorrentino等（1992）研究结论一致，女性倾向于低额但确实性收入。Jianakoplos和Bernasek（1998）、Levin等（1988）以及Powell等（1997）用实证数据证明女性比男性风险厌恶程度更高。但Nowakowska（1979）认为，性别的风险偏好差异依赖于风险决策的环境以及具体的风险内容。Bajtelsmit等（1996）指出，性别导致不同的风险倾向，可能是生理条件差异，也可能是社会对不同性别存在不同期望。陈蒂（2005）发现年轻、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具规避疾病以及意外伤害等风险意识。Haleck等（2001）发现，随着年龄增加人们风险厌恶程度降低，但65岁以上比其他年龄段呈现更强的风险偏好。孙悦、李纾（2005）发现，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研究生或以上）平均赌博总次数最低。孙毓泽、丁小浩（2007）发现，家庭所在地同个体的冒险意愿负相关，来自县城、乡镇和农村的学生冒险意愿显著高于来自大中城市的学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项目（2006）测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压力值，发现经理压力（76）最大，其次是公务员（74）、职员（73）、无业人员（68），农民（60）、工人（59）；年龄21-30岁压力（71）最大，其次是年龄50-51（68）、年龄31-40（67）、年龄41-50（66）三个年龄段，但这三个年龄段差别不大，年龄61-80（60）最小。

本文借鉴伤害类型（外伤、软组织损伤）、年龄、性别等索赔特征对保险欺诈影响，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所在地等特征对风险厌恶程度影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压力值差异，探讨投保方欺诈、保险公司惜赔行为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假设、样本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假设

保险理赔诉讼涉及投保方、保险公司、法院三方。无论投保方索赔，还是保险公司愿赔，均受保险单信息、投保方特征、保险公司类型、案件情况等因素影响。假设法院居中公正裁判，投保方欺诈金额=（索赔金额-判决金额），保险公司惜赔金额=（判决金额-愿赔金额）。

1. 保险单信息。保险金额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险补偿，对索赔人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保险费是投保人直接支出的货币成本，索赔额大小决定投保方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收回成本。理性索赔人，既要弥补保险费，又要尽可能获取较高的保险赔偿金。保险公司理赔时，也不会忽视保险金额、保险费因素。

2. 投保方特征。投保方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等。理赔诉讼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能否获得法院支持也存在不确定性。若索赔人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可能更偏好诉讼。业余时间长短以及工作外精力与面对的压力直接相关，若索赔人压力较小，可能更乐于诉讼。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索赔人，业余时间以及工作外精力差异很大，面对压力不同，必然影响索赔金额的提出。不同性别风险厌恶程度存在差异，对索赔金额提出也会产生影响。保险公司理赔时，会认真考虑索赔人性别、年龄、职业等特征，估测其面对压力、风险偏好等因素，提出愿赔金额。

3. 保险公司类型。保险公司根据属性有多种划分方法。根据出资者国籍分为中资公司和外资公司，中资进一步分为国有控股公司和股份制公司。根据管辖级别，分为地市分公司和区县支公司。不同保险公司，经营理念、价值观存在差异，面对投保方索赔金额可能采取不同应对措施，进而影响愿赔金额的提出。

4. 案件情况。案件情况，包括保险事故、诉讼参与人、法律适用等。投保方索赔诉求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认可，关键在于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若系免责范围，可能面临拒赔。投保方是否遭受直接的身体伤害，对索赔金额也会产生影响。若投保方遭受直接的身体伤害，可能为急于获得赔付而接受保险公司较低的赔偿金额；也可能提出更高的索赔金额，以弥补自身伤害。投保方索赔有时非独立完成，亲戚、朋友、同事等非律师参与或律师参与对案情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2009年10月1日新《保险法》实施，强调保护投保方利益，索赔金额可能会提高，也可能因为法律对其加强保护而减少不诚信行为。保险公司理赔时，会认真考虑保险事故、诉讼参与人、法律适用等情形。

（二）样本和数据

本文样本来源于课题组对国内10多家法院的实证调研，共获取2000—2011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诉讼案件175例，剔除5个信息不全的案件，最终形成有效样本170例。本文不存在投保方故意编造或制造保险事故的硬欺诈情形，所有事故真实发生，争议点在于是否在保险责任范围以及应获多少赔偿。

从保险单信息、保险公司类型、投保方特征、案件情况4个维度设置变量（见表1）。

（三）模型设计

本文对调研所得数据，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及回归分析，以探讨投保方欺诈金额、保险公司惜赔金额的影响因素。其中，回归分析涉及的基本模型如下：

Y=？茁0+？茁1X+？茁2D+？着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矩阵，即投保方欺诈金额、保险公司惜赔金额；X为解释变量矩阵，即投保方索赔金额或保险公司愿赔金额；D为变量矩阵，即保险金额、保险费、保险事故类型、保险事故程度类别、诉讼参与人类型、是否适用2009年新保险法、保险公司类型、投保方特征等；？茁0、？茁1、？茁2是回归系数矩阵，？着表示随机误差。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全部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投保方索赔金额（54 259.80元）远大于保险公司愿赔金额（6 254.99元），前者是后者的8.67倍。法院判决金额（32 994.64元），介于索赔金额和愿赔金额之间，欺诈金额（36 150.77元）低于惜赔金额（39 187.42元）。

高保险金额、高保险费对应高欺诈金额、高惜赔金额，低保险金额、低保险费对应低欺诈金额、低惜赔金额。国有控股公司欺诈金额（38 732.08元）大于股份制公司，但股份制公司惜赔金额（40 891.75元）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地市分公司欺诈金额（44 289.95元）大于区县支公司，但区县支公司惜赔金额（47 428.49元）高于地市分公司。

从投保方特征看，男性欺诈金额（34 284.5元）、惜赔金额（35 190.3元）均低于女性；年龄51～60岁欺诈金额（95 534.42元）、惜赔金额（87 128.91元）均高于其它年龄组，年龄61～70岁欺诈金额（19 333.33元）最低，年龄21～30岁惜赔金额（15 075.75元）最低；农民欺诈金额（40 119.02元）最高，工人惜赔金额（48 362.27元）最高，职员欺诈金额（15 757.93元）、惜赔金额（11 558.26元）均最低；未婚欺诈金额（25 440.74元）、惜赔金额（7 666.67元）均最低，离丧欺诈金额（50 836.77元）、惜赔金额（70 530.25元）均最高。

从案件情况看，北京欺诈金额（60 956.34元）远甚于外地，但外地惜赔金额（42 588.97元）远甚于北京，省会城市欺诈金额（53 038.41元）远甚于中小城市，但中小城市惜赔金额（40 882.17元）甚于省会城市，东部地区欺诈金额（55 762.31元）、惜赔金额（53 410.63元）均甚于中西部地区；工伤欺诈金额（60 956.34元）最高、惜赔金额（19 378.38元）最低，交通事故非机动车伤害惜赔金额（53 410.63元）最高；残疾欺诈金额（53 038.41元）最高，伤害惜赔金额（42 588.97元）最高；非律师参与欺诈金额（39 525.09元）甚于律师参与，但律师参与惜赔金额（48 552.94元）甚于非律师参与；新法实施后欺诈金额（43 313.03元）、惜赔金额（43 112.37元）均高于实施前。

四、回归分析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以对因变量贡献最大的自变量所对应的回归方程为基础，按自变量重要性大小为顺序逐个引入其余的自变量。

（一）投保方欺诈金额的影响因素

以欺诈金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模型存在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修正，修正结果见表3。从R2可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与多重共线性，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在整体上是显著的。从单个变量的P值看，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不为0。索赔金额回归系数为0.257 055，欺诈金额与索赔金额正相关，符合经验预期，索赔金额越高，欺诈金额越大。保险费回归系数是1.921 283，欺诈金额与保险费正相关，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越高，欺诈金额越大，可能是索赔人试图通过欺诈捞回缴纳的保险费成本，同时获取较高的保险赔偿金额。北京回归系数为30 037.73，北京欺诈金额比外地平均高30 037.73元，可能是北京经济更发达，高房价、高工作强度、高消费等压力较大，在这样环境中的索赔人欺诈思路更加发散，欺诈手段更加隐蔽，例如相当数量的北京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住院后，连带检查、治疗疾病或使用一些不必要的、昂贵的药物，将医疗、医药费用合在一起向保险公司索赔，但这种夸大索赔额的软欺诈在外地较为少见。年龄61～70岁回归系数为-25 205.32，年龄61～70岁欺诈金额比其他年龄段平均低25 205.32元，可能是年龄61～70岁多属退休群体，较稳定的养老金收入以及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得他们心态更为平和，经济压力较小。残疾回归系数为10 850.19，残疾欺诈金额比其他伤害平均高10 850.19元，由于残疾后续治疗及康复费用较高，根据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仅对7级以上伤残支付保险金，索赔人为获得伤残保险金往往夸大伤残程度。新法实施后回归系数为-10 179.72，新保险法实施后欺诈金额较实施前平均低10 179.72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保险法突出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规定，法院判决金额提高，进而索赔与判决差额变小。

（二）保险公司惜赔金额的影响因素

以惜赔金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为模型存在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修正，修正结果见表4。从R2可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与多重共线性，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在整体上是显著的。从单个变量的P值看，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不为0。愿赔金额回归系数为-0.816 210，惜赔金额与愿赔金额负相关，符合经验预期，保险公司愿赔金额越高，惜赔金额越小。保险金额回归系数为0.228 215，惜赔金额与保险金额正相关，保险金额越高，惜赔金额越大，可能是高保额保单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将面临高额赔付压力。北京回归系数为-30 137.50，北京惜赔金额比外地平均低30 137.50元。地市分公司回归系数为-15 538.49，地市分公司惜赔金额比区县支公司平均低15 538.49元，可能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历史、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北京保险公司、地市分公司理赔人员业务素质明显强于外地保险公司、区县支公司，对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告知、免责等规定理解得更加全面、透切。死亡回归系数为12 451.09，保险公司对死亡惜赔金额比其他伤害平均高12 451.09元，因为死亡保险赔偿金远高于一般伤害、伤残，保险公司为减少高额赔付压力而惜赔。中毒、溺水回归系数为103 535.3，保险公司对中毒、溺水事故惜赔金额较其他事故平均高103 535.3元。年龄51～60岁回归系数为32 857.77，保险公司对年龄51～60岁惜赔金额较其他年龄段平均高32 857.77元，可能是年龄51～60岁临近退休，索赔心态较为平和；仍需继续工作，无暇与保险公司讨价还价，弱化其谈判能力，保险公司愿赔金额较低，进而惜赔金额大于其他年龄组。新法实施后回归系数为14 150.82，新保险法实施后保险公司惜赔金额比实施前平均高14 150.82元，这源于新保险法增加保险公司义务的规定，法院判决金额提高，进而判决与愿赔差额变大。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2000—2011年实证调研的170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诉讼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1. 投保方索赔金额远大于保险公司愿赔金额，法院判决金额介于索赔金额与愿赔金额之间，惜赔金额大于欺诈金额。媒体关于保险公司理赔败诉报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保险惜赔的客观事实，建议保险公司谨慎对待投保方索赔行为，仔细甄别欺诈和诚实索赔，避免因欺诈识别错误而背负惜赔恶名。

2. 投保方欺诈金额与索赔金额、保险费正相关，北京甚于外地，年龄61-70岁弱于其他年龄段，残疾甚于其他伤害，新法实施后弱于新法实施前。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对欺诈金额影响最显著，建议索赔人调整心态，诚信、理性索赔，保险公司深入研究并总结索赔欺诈规律，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3. 保险公司惜赔金额与愿赔金额、保险金额正相关，北京弱于外地，地市分公司弱于区县支公司，死亡甚于其他伤害，中毒、溺水甚于其他事故，年龄51-60岁甚于其他年龄段，新法实施后甚于新法实施前。保险金额对惜赔金额影响最为显著，建议保险公司正确对待承保保单的保险金额，外地保险公司、区县支公司努力提高理赔人员业务素质，不再片面、机械地理解保险法律关于被保险人告知、免责等规定，代之以全面、整体、诚信理解。渠道主要有二：一是引进高素质理赔业务人才；二是借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市公司集中理赔”的做法，地市分公司统一处理下辖区县支公司理赔业务。

4. 新法实施后欺诈金额比新法实施前平均低10179.72元，新法实施后惜赔金额比新法实施前平均高14 150.82元，说明新保险法实施后投保方欺诈金额下降、保险公司惜赔金额增加，这是由于法院判决时充分考虑了新保险法突出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增加保险公司义务之规定，法院判决金额提高，新《保险法》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效果初步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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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保险诚信读本》的出台，我国保险业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确保保险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保险诚信建设。本文对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现状及建设提出了建议。

日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保险学会正在为《保险诚信读本》做最后的审编工作。据了解，此举是为落实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提出的“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确保保险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加强保险诚信建设”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

一、诚信对保险业的重要意义

诚信是保险业存在的基础，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保险活动中，诚实守信是对保险交易对方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尊重，诚信的缺失最终也会使失信者的利益遭到损失。可以说，不诚信就没有信誉，就没有保险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1.诚信是保险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保险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保险产品是一种典型的无形产品，是以保险公司的信用向客户所做出的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承诺。因而，保险公司是否诚实、守信用，在保险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消费者只会向其认为有信用的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只有诚信，才能为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增强竞争实力，为更广泛地进入市场、扩大交易创造条件。

2.诚信是保险市场活力的信心指数。保险市场上失信行为的扩大化以及诚信制度的缺位，会增加保险交易的风险，使保险行为主体对保险市场缺乏信心，阻碍保险交易向纵深发展，甚至使保险市场在较长时期处于低迷状态。可以说，保险市场疲软的原因在于诚信不足。一方面，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的不诚信，影响到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市场的信心;另一方面，被保险人及其关系人、保险人的违信行为，也损害了保险公司从事保险交易行为的信心。

3.保险经营活动的特殊性要求保险双方最大诚信。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相对于被保险方，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信息是不充分的;相对于保险人，被保险方对保险条款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增大，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并直接损害保险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只有最大限度地诚实守信，才能降低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保证保险业的发展。

二、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缺失情况的主要表现

近十几年，是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十几年，也是问题不断暴露的十几年，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保险市场诚信缺失现象严重。诚信问题，也由一元性转变为二元性。

1.保险供给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供给者即保险市场上提供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过去十几年，我国保险业一直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由于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及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强，使保险消费者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难以了解保险公司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保险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公司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另外一些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欺骗，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赔付义务，违规经营，恶性竞争等都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声誉。此外，从宏观层面来讲，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积累风险过大，寿险公司的“利差损”问题，也是不诚信的重要表现。

2.保险消费者的诚信缺失。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投保时和索赔时，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其主要表现。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有些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或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增大了保险标的及社会财富的损害，增加了保险人理赔的成本。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保险骗赔案件平均比英美等保险发达国家要高出一倍。

3.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保险中介者包括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等。其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其业务中欺骗、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等。我国则较多地表现为保险人的诚信缺失。不少保险人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动下，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甚至误导投保人，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引起保险消费者的普遍不满，更导致了整个保险业失信于社会，严重损害保险业的声誉。

4.保险人之间的诚信缺失。保险业的整体形象和竞争优势有赖于所有保险公司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维护。但在现实经营中，以邻为壑的情形却时有发生。有的保险人为了争揽业务，不惜违背监管机构的规定和行业自律协议，变相降低费率、提高手续费。有的保险人在分保过程中，有意隐瞒和原保险标的有关的某些风险。有的保险业务员在展业时，常常视同行为冤家，标榜自己，贬损他人。这样的相互排挤损害更不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

三、构建中国保险业诚信制度的思路

当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升级为诚信危机时，就会使保险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缩小保险交易的范围，使保险市场的行为主体难以正常地沟通和交往，使保险市场缺乏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应该从多方面来构建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环境。

1.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健全保险监管机制，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健全的诚信法律制度。保险市场主体在从事保险活动时，往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丧失理性而违背诚信原则，因而必须借助于制度的外在强制力——明晰的产权制度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从而引导人们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保险交易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关键就是行为结果的置信性。如果有法律提供的硬约束，交易主体就会确信一旦做出不诚信行为，将遭到法律的制裁，其后果是确定的，这种法律产生的威慑力迫使交易主体理性地放弃欺骗行为。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市场的监管主体，应通过监管加大执行力度，鼓励、引导诚信行为，并与司法机关配合，依法惩治失信行为，促进保险诚信制度的建立。

2.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进保险行业内部规范化建设，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在一个粗放经营、恶性竞争的保险市场，产险公司靠高手续费、低费率抢夺市场，寿险公司夸大产品的投资而忽视保障功能，这两种行为都没有有效满足客户的风险需求。因此要建立起保险行业的自律制度，通过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协调和平衡市场主体利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要加强行业间的沟通与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建立反保险欺诈和调查机构，有效地打击了保险犯罪，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市场，有效地避免诚信缺失行为。

3.重视核保核赔环节，推动保险公司技术进步，形成立体调查网络。核保是对保险标的风险的前期筛选，做好核保工作对控制好道德风险问题和逆选择有重要的意义。理赔处理环节是保险公司防范保险欺诈的最后关口，理赔专业技术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风险防范的质量，理赔员要严把每一个关口，提高防欺诈、反欺诈的能力。我们应该重视核保核赔环节，促进核保核赔技术进步，改善理赔调查的内外部环境，形成立体调查的网络，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保险欺诈所造成的风险，推动保险市场的诚信。

4.建立社会个人信用账户，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通过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及信息披露，促使保险市场主体始终诚实守信用，认真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并要注意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实行的评级标准、技术等方面的对接，吸收国外先进的评级办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形成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制度。要把分散的反映保险机构和个人的诚信状况的资料和数据进行联网管理或整合，实现诚信信息的资源共享。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极大地提高交易的效率，促进资源合理分配。

5.将保险市场诚信建设的规范对象扩展到第三方，培育诚信理念，构建保险业的诚信文化。这里所说的第三方，是广义上的第三方，包括保险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和法院、仲裁机构等等。在一个完善的保险市场，第三方扮演的角色就是降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全社会(特别是保险公司)应高度重视诚信问题的教育与宣传，培育诚信理念，使诚实守信的伦理精神渗透到保险各方的意识中，为诚信行为创立思想基础。在保险公司的形象宣传中应当从立足长远，做好与新闻媒体的解释沟通工作，打造保险行业百年诚信老店。

第7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关键词：诚信；网络诚信；商业诚信

中图分类号：D690.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2

一、诚信的本质

诚信就是一个诚实，一个信任。是一根线两边连，商家和买家相互信任就是实质。诚信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有利于人们相互利益的重要基石，着实来说，必须要有一定的道德条件为基础。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为了使诚信以一种朴实而易见的形态融入到社会中去，必须将诚信这种道德意识，逐渐让人们让社会群众知道它是这个社会所共有的支持的品质和心理规范。诚信完成了对个人角色的认识，就算不了解不认识只有拥有诚信，彼此之间就不再拥有隔阂，因为诚信它能帮助相互双方在这个虚拟的社会中不再顾忌伤害的存在。它是一种比意识道德更为具体，更为系统的规范。当诚信一旦在商客之间流转，客体关系的互动中形成了有利于自己和他人和社会的大好局面时，就是说明诚信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认可的，作用于人的行为规范。在当今网络社会中，诚信的存在无非就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空气，没有空气人们就容易生病，容易发生不能正常生活的力气，网络中没有了诚信，网络的存在就是对社会的唯一的危害。所以，诚信是人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唯一动力。

二、诚信的意义

（一）诚信是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诚信是市场进行交易的唯一依据。只有相互之间拥有诚实信任，才可以建立完美的和谐的法制社会。然而市场是进行交易的场所，它遵循法制制度的管束，再混乱的市场也拥有着自己的制度。它不仅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同时还需要诚信的维护，只有制度没有诚信的市场将是一片混乱的菜市场，人们不再信任任何人任何商品，同时也是一个冠名堂皇的欺骗场所。市场秩序就会陷入混乱之中。

（二）诚信是建立和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

一个社会想要正常的运转是需要很多东西的，诚信就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还是网络的虚拟生活之中。社会中拥有诚信，生活中人们之间才会拥有信任，才能建立起相互的友谊。要维系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就需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不同的群体，阶层和个人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她们之间的诚信是否同时也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严惩当前社会中依然严重的各类失信行为，化解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冲突，我们仍然要加快社会诚信建设，充分发挥诚信的整合作用。建立一个安全的，信任的生活环境。

（三）诚信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和确保政府行政的重要支柱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商务活动的心模式，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通过互联网进行商务活动。自然而然诚信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国家政权是建立在民众支持的基础上的。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要让大众拥有一个自己满意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维护自己的国家，自己国家的政权。这就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诚信对于国家政权的稳定和政府行政起到的重要作用。

三、网络上产生诚信问题的原因

当今网络虚拟的社会中，网络诈骗、商品到货后质量不好、假冒商品、盗版商品等一系列问题屡屡出现。预防网络诈骗、提高消费者收益、提高网络诚信。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网络生存的虚拟性为诚信缺失行为提供了场所。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不必以自己的真实面目出现，这样容易使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出现偏差，使他们做出在现实生活中不敢也不可能做的事情。人们可以扮演各种角色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真实面目被揭穿。因此，虚拟的网络生活让各个社会的人士充分展示自我的舞台，而真实的人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就或多或少地显示了人性的阴暗面。道德底线也就不复存在了。网络变成一个大字典的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的垃圾场，各种不良信息与欺骗手段充斥其中。

四、网络社会中的诚信

网络的越来越普及，其安全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便捷的网络生活环境，对信息提供足够的保护，已经成为商家和客户之间都十分关心的话题。在当前网络社会中存在的诚信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网络社会中的个人信息安全的隐私保护

关于互联网曾有过这样一句有趣味的话：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句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通过网络进行交易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而网络正好是利用互联网来进行不见面的交易。网络上的生意交易给用户无穷商机的同时也会给用户带来风险。

其次，在当前的网络社会交往中，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中的隐私侵权问题不断出现，个人隐私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对他人无害的信息，而成为各种媒体，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具有了“价值”的特点，使一部分人通过利用别人的隐私牟取利益，从而出现的网络安全的的诚信法则。

（二）信息欺诈与信用危机

网上交易罪容易出现的买家与商家的假报信息，信息的欺骗就是不诚信的表现。网上交易就靠一个真字，相互之间的不真诚就是犯罪的起源。信息欺诈是网络欺诈行为中，网络诚信缺失最为严重的表现。假信息的出现自然引起相互之间的信用危机，在传统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是面对面的，因此很容易建立相互的信任关系，并能够保证交易的过程的安全。但是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的交易有可能是远隔千山万水的，因而建立交易参与各方的安全性和信任关系相当困难。一旦遭遇黑客的袭击就可能给消费者，商家中的任何一方带来损失。

五、网络社会下的商业诚信

信息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发展，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就在这时，不断涌现的企业也逐渐步入网络交易的社会之中。企业如果不恪守诚信，就会萌发以次充好。价格欺诈、商业犯罪、售后服务一纸空文等机会主义动机。一个以次充好、大搞价格欺诈的企业是不可能有可信竞争力可言的。

（一）诚信是树立企业品牌的基础

品牌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它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恪守商业诚信。诚信使企业行为就会一切从消费者利益出发。从大众利用出发，是建立企业品牌的基础。

（二）诚信是提升顾客忠诚度的基本手段

现代商业社会的广告无处不在，不断推陈出新的广告设计和广告词席卷了世界的所有角落，在商品的选择上，消费者所面临的诱惑与日俱增。如果企业不以诚信为基础，培养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消费忠诚度，培养消费者忠诚度的根本措施就是恪守商业诚信。诚信经营才是长期获益的基础和核心。

（三）企业失信行为信息的传播日益加剧

信息网络的扩大，企业诚信行为影响的群体范围，商业失信行为影响的群体范围可能不会很大。但是商业失信的信息就将会不断扩大，利益不会涉及的人群都将会知道企业的失信，商业失信行为影响的潜在群体范围并不大。信息手段的落使得商业失信行为的信息在群体间的传递不会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

六、网络诚信问题的对策

加大网络道德教育力度，培养网民自律精神。加强网络信息制度建设，为治理网络失信行为提供制度保障。大力发展网络安全技术，为治理网络失信行为提供技术支撑。积极营造诚信社会氛围，为治理网络失信行为创造有利环境。

七、结论

预防网络诈骗、提高消费者收益、提高网络诚信。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加强信用立法、建立完善的信用发展体系，保护网上的知识产权。需加强互联网站对信息的管理，严厉打击网络制造和传播不良的信息、虚假信息的行为。

加强网络建设，提高网络诚信。商家和有关部门及个人的努力，一起建设网络诚信。

网络生活相对于传统生活更需要人们遵守诚信，良好的诚信意识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够培养出来，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诚信支持，为网络生活诚信健康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刘建秋.会计诚信解读：基于契约理论的分析[J].2005.

[2]探索教育.大学生诚信问题研究及教育论文[M].2009.

[3]王陶靖.网络购物诚信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2013.

[4]晁婧.网络社会中诚信问题研究[J].2012.

第8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商业侵权行为　商事侵权行为　商事侵权责任

2009年《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关于“商业侵权”的争论颇多。虽然《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商业侵权”，但是鉴于商业诽谤、商业欺诈、盗用商业信息交易等行为的普遍化，商业侵权依然为实务界豍高度关注，理论研究亦常见诸报端，商业侵权之概念存在研究的必要。

一、术语使用中的问题

商业侵权行为目前存在一些问题，这也导致了《侵权责任法》无法将之纳入法案。

第一，术语不统一。固然学术概念的使用是形式问题，学者可因个人偏好而选择不同的术语。但是选择不同的术语也反映了学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趋向、文化背景等深层次的东西。由于大陆法系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的一元论定义，除了商业侵权行为之外，我国学者常以“商事侵权责任”替代之，另外有少数人使用“商事侵权行为”这个概念。

第二，界定概念的方式。有的采用类型化的方式，有的采用一般化的方式，有的是两者兼用。

第三，概念定位不明确。有的学者把商业侵权行为作为理论概念加以提倡，有的作为司法概念运用，有的则倡导把它纳入立法领域中去。

第四，界定概念的目的不明确。概念界定作为学术活动的一部分，具有主观能动性。价值多元化及客观历史条件容易导致分歧。而弄清楚概念的客观性及其界定的目的很重要。如果界定概念的目的是一致的，达成共识就有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是许多学者在界定概念的时候往往没有明确、科学的目的，这也导致了界定的混乱。

第五，商业侵权行为的内涵见仁见智。关于商业侵权行为的内涵，主要观点包括：一是“损害经营利益说”，即“在商业领域中，以故意或过失的违法行为妨害他人正常经营活动，造成经营者经营利益损害的行为”。二是“商事主体侵权和经营利益侵害合并说”。“既包括商事领域中所发生的商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也应当包括行为人或受害人的一方是商事主体但侵害的客体是特别的‘经营利益’的侵权行为”。三是“商事经营主体对消费者权益侵害说”，商业侵权系指商业公司因其产品对消费者造成的侵害。四是“商主体侵权说”。该说认为只要是商事主体所为之侵权行为即商事侵权行为。

第六，关于商业侵权行为的外延差异纷呈。有些学者主张侵权责任法应当规定商业诽谤、违反竞业禁止、商业欺诈、盗用商业信息交易、强制交易、妨害经营、诱使违约、阻止债务履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八种商业侵权类型。《＜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下称草案建议稿）第三章“侵权的类型”之第十三节“商业侵权”也列举了诱使违约、阻止债务履行、商业诽谤、不正当竞争行为、竞业禁止、盗用商业信息进行交易、商业欺诈、妨害经营八种具体类型。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大大扩张了商业侵权行为的范围，认为应该包括产品责任、环境责任、不正当竞争责任、商业服务侵权责任、商业欺诈责任、妨碍经营责任、强制交易侵权责任、盗用商业信息交易责任、劳动关系中的侵权责任等种类。显然，商业侵权行为外延不同会导致其内涵发生改变，且制度设计价值亦不同。

二、相关概念的辨析

术语的选择只有与所属国法律文化传统相契合，反应该术语的渊源流变，符合学科发展趋向，才是科学的。相较于商事侵权行为、商事侵权责任这两个提法，商业侵权行为的用语更为科学。

第一，不宜运用商事侵权行为术语。大陆法系的侵权法没有区分“民事侵权”与“商事侵权”，运用“商事侵权行为”这一术语，容易让人误解为侵权行为可分为商事侵权行为与民事侵权行为。豗虽然可以在研究商事侵权行为的外延时予以类型化、限缩性解释，但是有些学者在界说内涵时常会把商事侵权行为与民事侵权行为并列，造成默认二者构成了私法领域中侵权行为的二元化，这是对商事侵权行为的泛化理解或者是误读。

第二，不宜应用商事侵权责任概念。侵权责任并不区分民事责任和商事责任；商事活动中的侵权法律责任仍属于传统民法调整的民事责任范畴。豙国内商法学者坚持商法存在独立法律责任的属极少数派。即使个别学者坚持商法的独立责任，也仅是从形式上标明商事责任的独立性，并未从实质上割裂与传统民事责任形态的内在联系，也没有提炼出适应商事调整机制的创新理论，其内容仍系传统民事责任的照搬。豜所以，在商法尚未创造独立法律责任的条件下，利用商事侵权责任概念可能使人误以为侵权责任分为民事侵权责任与商事侵权责任，商事侵权责任就是违法商事法律规范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三，提倡“商业侵权行为”的说法。这种称谓符合“行为”与“责任”相区别的汉语习惯。并且容易促使人去了解这个概念产生的历史渊源。应该看到，商业侵权行为不是大陆法系中严谨的一般化概念，只是判例法系类型化的产物。商业侵权的纠纷本来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界域，是由“民事”性质的法律规范予以规制的。只是伴随着商业活动在市民生活中的扩大化、日常化，为了高效地处理某些种类的纠纷，或者需要倾斜保护某群体利益，不像成文法国家那样法院可以根据法条进行演绎推理或者扩大解释，英美国家便在判例法上创造出“商业侵权行为”类型，使这些案件的处理统一化、效率化。因此，商业侵权行为仅是商事活动中几种常发侵权行为的概括化、类型化，它无法亦无必要涵盖商事领域中的所有侵权行为，更不是与民事侵权行为并驾齐驱的并列概念。商业侵权行为概念的使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外延。例如在商业活动中窃取他人的商业秘密，侵犯他人的商标专用权，在中国属于知识产权法部门，很难归属于传统的商法领域；而在英美法系则可能定性为“商业侵权行为”。

第四，受大陆法系影响，在中国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内涵相同。但是有学者已经主张“讨论侵权行为的概念时，可以区分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也就是说，侵权行为主要是行为人基于过错而实施的行为，而侵权责任主要是指行为人基于过错或者法律上的规定而承担的一种责任”，无疑这对中国民法理论的自我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因此，运用商业侵权行为概念更符合这一趋势。

三、商业侵权行为概念之界定

由于侵权环境、主体、侵害利益、侵权方式等发生变化，英美判例法新近认定了商业侵权行为这一特殊类型。未来我国修订《侵权责任法》界定这一概念时应该以类型化为主，以一般化为辅。之所以规定商业侵权行为，并不是遭受这种行为侵害的当事人无法获得救济，而是这种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且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的某些特征。若用一般化定义，法官需要进行解释后再进行演绎推理，而类型化方式，法官可以据此直接判案，比较经济。此外，规定商业侵权行为的一般化定义也容易引起无谓的争论。

第9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购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不足；完善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2012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为2.42亿，网民使用网络购物的比例提升至42.9%。2012年，我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金额达到12594亿元，较2011年增长66.5%。2012年网络零售市场交易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1%。由此可见，人们逐渐开始接受网购这种新的购物方式，电子商务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网购给消费者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的烦恼。

一、网购消费者面临诸多问题

（一）虚假宣传、销售假货

虚假宣传和销售假货是网购中常见问题。由于网购的虚拟性，消费者一般只能根据经营者提供的图片、文字说明及买家的评价来判断商品的好坏。有的商家为了谋取暴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虚假宣传，夸大自己商品的优点，或采用技术手段使其网站上商品的图片与实际不符，从而诱导消费者作出错误的选择。更有甚者，一些不良商家借此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向消费者销售劣质产品或假货，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经营者信息不明确，追究责任难

由于当前的电子商务环境缺乏统一的监管，商家只要向门户网站如淘宝网定期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自主营业，如果不想继续营业直接从网站上撤下即可，根本不存在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而一旦出现了网购纠纷，消费者要想追究销售者的责任时，根本无法查询到销售者的真实信息，消费者维权无路可循，只能硬吃哑巴亏。

（三）退换货难、举证难

退换货难、举证难一度是网购维权中消费者面临的一大难题。消费者退换货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买到的商品大小不合适、收到的货物与商家的描述不符等，商家对于消费者的退换货物要求采取消极的态度，要么否认责任不予退还，要么要求消费者提供证据证明是商家的责任，抑或是要求消费者自行承担邮费。对此，消费者往往因为没能及时获取证据或退换货成本太高而无法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四）网购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是网购消费者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比较常见的现象是网络消费平台将自己的注册客户信息出卖给他人或消费者在在线支付时因银行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网购是在信息网络的空间进行的，是以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如果不加以防范，任何信息都有可能被他人窃取，从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对网购的规制

在网购中，消费者相较于经营者来说处于弱势地位，但当自己的权益被侵犯时，消费者只能求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对于新型的购物方式，这部法律存在诸多空白，不难想象，这样的维权方式只能收效甚微。

面对这一形式，社会各界纷纷呼吁相关的网络立法，最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这部颁布近20年未曾修改的法律于2013年10月首次做出了与时俱进的修改，这次修改的内容主要消费者隐私权的保障、网购“后悔权”的设立，网络欺诈赔偿金等方面的规定，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大都跟网络购物有关。

（一）与网购有关的修改内容

1.个人信息保障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第十四条明确赋予消费者个人信息得到保障的权利。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相应的保障义务，该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合理、必要的搜集适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不得出售、泄露和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也不得未经消费者的同意向其发送商业信息。此外，在第五十条中，还规定了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时，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责任。

2.对消费者知情权进一步保障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八条分别强化了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的责任，目的是为了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等的形势，从而防止欺诈行为的产生。并在五十五条第一款中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此条加强了对欺诈行为的惩罚力度，促使经营者履行义务，从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3.后悔权的设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四类商品和其他不宜退货的除外。

此条可以看做我国消法中“后悔权“设立的法律依据，也是无条件退货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对网购消费者选择权的最大保障。

4.部分商品举证责任倒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此条的商品为大件家用商品，往往价格较高，商家的利润大，也容易产生巨大的违法所得，法律赋予销售者较高的义务也是符合公平原则的。

5.赔偿责任主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第四十四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相关信息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此外，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此条赋予网络交易平台较多的义务，一方面是为了利于消费者维权，同时也促使网络交易平台履行相应的监管义务。

（二）意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一重大修改是我国关于网络购物立法的初步尝试。此次有关网络购物的内容是针对我国当前网购环境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所进行的规制，显示了国家政府对网络环境安全、消费者权益的重视。这一规定的出台，能有效警示网络经营者履行自己的义务，促使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履行相应的监管责任，赋予消费者选择的权利和救济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具有与时俱进的重要影响和意义，但是针对现实的网购环境问题，光靠现有的几条立法是远远不够的。网络交易需要多个主体参加，由多个行为过程构成，在任意一个过程中的任何一方的行为不当都可能导致消费者权益遭受损害，因此，在网购时代，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需要从多方面同时入手。

三、网购中消费者的权利保障

（一）加快推进相关网络立法

现有的关于网络交易的立法仅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中的几条规定，这是远远不够的：首先，现有的规定不能有效解决网络购物中消费者可能面临的诸多问题；其次，现有的立法对经营者、网络销售平台经营者、乃至政府部门的义务规定较少，只是单线条的立法模式；再次，现有立法简单而且分散，缺少逻辑性和体系性，不利于法律的实施。

鉴于目前不乐观的网络交易环境和广大消费者的殷切需求，笔者认为当前的网络立法过于简单，应当进行专门的系统性的网络交易立法，或是制定专门的电子商务法，抑或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列出专章规定网络购物相关的内容。这样既能对网络购物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规定，也能使相关的规定呈现逻辑连贯性，内容的自洽性，使得网购立法能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利益，肃清网络购物的健康环境。

（二）加强网络监管

法律和政策的执行得益于各个主体严格依照法律行事和执法部门的监督检查及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的监督披露。由于网购环境的虚拟性和立法的滞后性，使得网络违法行为成本低，并呈现多发性、隐蔽性等特征，因此，必须加强网络监管。

1.工商等部门加强网络交易行为的监管

以工商部门为主的各大网络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建立切实可行的网络监管机制，对不法的商家予以处罚，对不法行为予以制裁。可以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对网络经营者的信誉进行评估，促使网络经营者诚信经营，让消费者可以放心的与信用等级高的商家进行交易。

2.网络销售平台经营者加强对销售者的监管

网络销售平台不仅给经营者提供一个销售的平台，也肩负着管理所有进入其平台销售产品的经营者的能力与义务，也对进入其平台购物的消费者的安全负有责任。由此，网络销售平台必须对进入其内部进行销售的商家进行实名认证，收集相关的信息，并对销售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为消费者提供维权途径，甚至要对经营者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3.新闻媒体的监督披露

新闻媒体充当着监督者的角色，对一切非道德、不合法的现象进行披露，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改变现状。可以说，新闻媒体也就是网络空间的卫士，帮助消费者识别网络交易环境中的不良现象，个别商家不良的商业行为，从而避免遭受损失。同时，也使得政府监管部门及时了解不法行为的存在，加以制止。 4.社会公众的投诉揭发

社会公众也就是受网络交易影响最直接的一个主题，也是直接接触不良网络交易行为的，他们在网购中权权益受到侵害又无法协商解决时，应当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或负责机构揭发投诉，以获得公正的对待。 --！>

（三）加大惩罚力度

网络侵权的成本是很低的，侵权行为也具有隐蔽性，这样就导致网络销售中，商家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在不断加强对网络交易行为的监管时，也要对不法行为人加以制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中加大了对商业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但是，不法行为远不止这些，例如商家恶意攻击消费者，出售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不诚信行为都要予以处罚。

（四）加强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是任何一个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互联网商业作为区别于线下实体商业的一个新领域，也必须加强自身的纪律建设。可以建立统一的电商组织对网络上的商家进行管理，协商各方的意见制定行业规则，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也可以保障作为其成员的商家的合法权利，这也是符合各方利益要求的。

（五）网络经营者、消费者加强自身诚信意识

一方面，加强网络经营者的诚信经营的意识，可以从主观上认识到要尊重消费者的权利，从客观上认识到不应当任意侵犯到消费者的和法权利；另一方面，消费者加强诚信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应当选择信誉高的商家进行交易，并且诚信的进行履行自己的义务，不恶意刁难、污蔑、敲诈经营者，使买卖双方能愉快的进行交易。

结语

网购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但网购也存在诸如信息不实、商业欺诈、退货难、维权难等风险。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但现有的规定过于简单，必须从立法方面，网络监管方面，惩罚力度方面，行业自律方面以及诚信意识方面多方位着手，加强网络交易环境的建设，真正的为消费者的合法正当的权益保驾护航。（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① 崔红，网上购物消费者权利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② 梅绍祖，电子商务法律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