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科学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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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国科学家范文
据了解。作为我国拥有多年丰富血管病治疗经验的三大医疗中心的总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上海中山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一直以培养血管疾病专科人才和提升学科整体水平为己任，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血管外科的发展。为解决血管外科领域相关技术的学习与研讨缺乏系统化、权威化的问题，从2008年开始，三大中心共同牵头举办了血管外科领域最高水平的中国血管论坛(cEC)，建立了一个血管病专科医生临床继续教育培训的专业品牌。三年来，CEC为数千名血管外科和相关科室的医生提供了学习与交流的平台，推动了我国血管腔内治疗技术的迅速普及。
针对血管疾病诊疗医师的专业培训尚不成体系、并已成为制约学科进一步发展瓶颈的现状，为进一步解决临床实践中的诊疗规范化问题，此次CEC系列规范化培训班将在前几届CEC会议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以“提升中国血管外科整体水平，共同步人世界先进行列”为宗旨，通过手术观摩、术式讲解等培训方式，重点强调规范化诊治，普及和规范腔内血管和开放手术技术，力求全面提升周围血管疾病诊断、治疗和手术规范化水平。
对此，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郭伟教授表示：“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是血管外科发展的必经之路。三大中心将整合最优资源，严格确保课程质量和效果，将系列规范化培训班打造成技术规范和医生执业规范培训I的行业标杆，最终造福于广大周围血管疾病患者。”
另据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教授介绍，周围血管疾病是严重危及人类生存质量与生命的疾病，随着社会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发病率逐年上升，血管外科将不容置疑地在医学领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目前，血管疾病的腔内治疗技术在我国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和普及，但患者对疾病的重视程度、医生的专业化程度和社会的关注程度仍远远不够。其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血管疾病的危害性，不少医院还没有将周围血管从外科中划分出来；另一方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限，容易造成漏诊、误诊，延误治疗。因此，我国血管外科创立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国际一流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并不能满足现阶段患者不断增长的就医需求。
上海中山医院血管外科主任符伟国教授表示，周围血管疾病领域缺少规范，从业医生缺少专业系统培训是阻碍学科整体发展的掣肘之一。尽管不少医疗机构已先后开展血管病专业诊治工作，但就学科整体而言还是非常年轻；大多数中国血管外科医生是由普外科医生转型而来，因而缺少对血管疾病诊疗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培训。总体而言，血管外科医生专业化程度仍然参差不齐，区域的发展仍不均衡。因此，在技术不断普及和提升的基础上。加强以诊疗规范化为重点的培训，是提高我国周围血管疾病诊疗质量的当务之急。
第2篇：外国科学家范文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社交媒体，以及以开放、共享为理念的开发教育资源运动的蓬勃发展，“微”教学模式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在国外，以可汗学院与TEDEd为代表的微型网络教学视频的出现进一步触发了教育研究者对微视频等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可行性探索o-z};在国外，微课最早出现于60年代，是一种以移动在线学习为目标，以建构主义为指导思想，基于某个简要明确的关键概念或主题词为教学内容，以音频或视频的形式呈现而成的微课程。自2011年起，我国以广东省佛山市“中小学优秀微课作品展播平台”与“微课网”为代表掀起微课热潮，国内逐步开始了微课实践层面上[8-1，国内学者对微课有着不同的理解，定义为以课程要求及目标为依据，教师针对某个知识点将知识与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教学载体有机结合，而呈现的可在线观看的教学微视频。本研究对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问我院外科实习护理学员采用微课教学模式，旨在探讨微课教学质量效果，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择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问在河源市人民医院外科实习的护士224例，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的112名护理学员为对照组，其中男性66例，女性46名，年龄1822岁，平均年龄（20.2士0.3）岁。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的112名护理学员为观察组，其中男性67例，女性45名，年龄1822岁，平均年龄（20.3士0.2）岁。两组学员均为中专实习生，两组学员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一般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两组患者均有同一教师授课，选用教材相同，理论与实践学生数相同。
1.2.1对照组教学方法。
对照组学员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老师根据教学大纲，讲解外科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实践、基本护理项目、流程等护理规范及主要病症的临床表现、护理方法，带教时问为8周。
1.2.2观察组教学方法。
观察组学员采用微课教学方法，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①建立微课学习平台:带教老师事先请实习小组长收集本组学员对于外科护理的关注热点，结合病区病例特点及自身特长，确定授课主题，例如如何评估术后患者病情、术后患者护理要点、换药、使用药物的方法、注意事项，心肺复苏、除颤等急救抢救技术，呼吸机、血压监测仪、心电监测仪、雾化吸入器等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将以上授课内容的实际操作技能制作成时长为10分钟左右的微视频。并发给护理学员。
②提前预习:带教老师与学员之问建立微信群或qq群，并提前一周将所讲主题相关知识、操作视频、注意事项、问题等发给学员，并告知学员事先应特别注意的知识点，学员可以将视频下载至手机或移动学习设备，抽零碎时问进行学习，并查阅相关文献深入了解知识。
③分解教学:带教对微课中所讲内容进行详细的讲解，并集合病区案例从护理诊断、评估、目的、治疗各个方面进行授课，并解决学员问题，提出自身的见解、经验，最后总结。
1.3评价方法。
①学员对带教老师教学质量评价，参照中职护理卫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拟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包括教学效果、教学氛围、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态度等5个大项目，共10个问题，每个问题分4分、6分、8分、10分四个等级。
②学习兴趣量表，共20个问题，每个问题采用1, 2, 3, 4, 5分5个等级，分别代表非常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一般、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③学员成绩:包括技能考核、理论考核，满分各为100分。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按照P<0.05判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护理学员对带教老师教学质量评价及学员成绩比较。观察组学员的技能考核成绩、理论考核成绩分别为（88.5士4.2）分、（91.5士3.2）分，对照组学员的技能考核成绩、理论考核成绩分别为（81.9士1.4）分、（84.5士2.9）分;观察组教学质量为（ 90.9士0.7）分，较对照组（83.4士4.7）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1。
3讨论
外科护理教学中多采用情景模拟、案例式及启发式教学方法，但是其内容、形式相对简单，外科疾病案例不够生动，缺乏外科护理的感官认识。微课是以短小精悍的在线视频为表现形式，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而设计开发的一种科学性、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新网络课程资源川;突出学习的灵活性，以其便捷、快速、微量的特征满足了学习者随时随地的学习需求，同时微课的微型化、碎片化增加了学习者的学习机会[n，为自主学习者提供个性化需求，使其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主要以教师讲授知识，学生机械接受模式开展教学活动，然而学生未主动积极参与学习知识，并未养成预习的习惯。
微课的制作过程需要老师对相关知识进行梳理，分析，归类，有助于提高教师在设计微课视频时的针对性。微课的结构化程度越高，越适合学生的个别化学习。所以微课的实施要求带教老师对自己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掌握水平日。
微课以视频为载体，在讲解知识的基础上启发学生在课前思考，预习导学，在上课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典型难点讲解，示范演示，学生观看微课，完成预设任务，展开问题讨论，在课后，学生可以自由观看微课视频，进行拓展性学习，以达到学习新知，难点处理，巩固拓展的目标，完成独立学习，协作学习，集体学习相结合的目标。
微课是以互联网、移动终端设备为依托的课堂形式，所以对移动终端设备及网络环境均有一定要求，现在随着网络的普及，可以满足微课教学的需要。
本研究中的微课教学模式在教学大纲指导下，同时征集外科护理学员建议，既符合学校教学要求、结合学员所关注的外科护理热点及教师特长，将外科护理实际操作制作成微视频，并提前发送给学员，令其利用零碎时问事先预习，并自行查阅文献解决基本问题。结果显示通过微课教学模式可以使外科实习护士的成绩、学习兴趣得到提高，并且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这可能与护理学员在课前抽零碎时问观看微课，提前学习相关内容，寻找教学重点，难点，减少了传统教学的枯燥及乏味，同时可以在不断重复观看微课过程中巩固知识，使专业技能及理论水平得以提高。微课教学模式结合传统讲授与数字化视频两种优势，更易达到教学效果，护理学员对教学设计满意度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得以提升。此外，微课要求护理学员对视频内容进行学习，提高了学员的学习主动性。
第3篇：外国科学家范文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课堂；课程；芝加哥大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116-04
近年来，汉语热在全球持续升温，在美国，在政府倡导与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地位得以进一步强化，汉语已被列入美国最急需语言人才的关键外语（critical languages）之一，汉语学习者的数量得到稳步增长，汉语教学亦在美国大学、中学与社区蓬勃开展起来。
众所周知，对外汉语教学包括语言要素教学和语言技能训练，语言要素教学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汉字教学；语言技能训练则包括听力技能、会话技能、阅读技能、书面表达等技能训练。而对外汉语教学目的也经历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是以培养汉语的听说读写语言技能为教学目的，到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现在确立的培养汉语交际能力为教学目的的转变 [1 ]。因此，汉语教学的重要目标和意义乃在于以汉语为中介，帮助外国学生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实现跨文化交际。
如何实现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的互动、结合和协调发展？如何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实现跨文化交际？这是目前我国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在国内教学的经验和在美国高校从事汉语教学的体验，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考察对象，对此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芝加哥大学开展汉语教学的历史考察
芝加哥大学创立于1891年，其中文课程则滥觞于1936年。最初，开设中文课和中国研究的Herrlee Creel先生出版了一套教科书“Literary Chines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共三册，即《孝经》、《论语》和《孟子》。Herrlee Creel先生将《孝经》1 799个字中的388个不同的汉字作为教学的起点，要求学生充分理解每个字的起源和意义，要点是学会字义和语法，从而掌握整个语言。芝加哥大学最初即建有商学院（1898年）、法学院（1902年）和东方研究所，芝加哥大学编写的最早的中文课本是关于文言文的，显然也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研究而聚焦于古代中国 [2 ]。
几十年来，芝加哥大学的中文教学历经了“为学术研究而学中文”、“为战争而学中文”、“为经济而学中文”三个历史阶段，也走过了“归纳法”、“经验法”等教学法的探索和实践历程 [2 ]。
2000年以降，随着中国经济和全球化的急速增长，芝加哥大学选修中文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多，越来越多主修经济的学生开始选择过去往往只是主修历史、人类学、语言学的学生才选修的中文课。而汉语教学的内容也不断得以拓展，更加着眼于文化的交流与接受；汉语教学的课程设计、教学模式选择、教学法的运用，也呈现出芝加哥大学独特的气派。基于汉语教学70多年的深厚积淀和丰富经验，秉持“益智厚生”的校训，随着芝加哥大学办学实力的不断增强，汉语教学的理念、条件、模式亦日益明晰而成熟，这主要表现为：
1. 优越的师资及学习条件
芝加哥大学拥有一个设施先进完善，可以教授50多种语言的语言中心，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教授外语。中文组的教师们也大多毕业于中国国内的北大、北师大等著名大学，并在美国获得了与语言教育有关的学位。语言中心有着语言教学及学习的现代化设备，为学生们课内课外的活动提供了物资的保障。在那里学生可以和母语为中文的助教练习会话，拥有独立的视听间学习语言，还可以使用录音录像设备完成短剧拍摄等活动。
2. 课型设计合理完备
中文教学设5个年级，包括零起点班、双语班（教授华裔子女中文）、中级班、高级班，以及为中文水平很高的本科生、研究亚洲及中国文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的高级汉语班等。分班调配、课程结构、教材使用、教学模式选择、教学进程安排、实践及语言测试等各个环节无不设计精当。
3. 课时量有保证
选修中文的学生们每天都有1小时的中文课，这一课时量在美国的中文教学中也是相当充足的。课时量的保证，让学生们的中文学习能够快速进步。
二、“第二课堂”是芝加哥大学汉语言文化教学的显著特色
与上述基于课内教学的优势比较，异彩纷呈的“第二课堂”乃是芝加哥大学汉语言文化教学的显著特色，也是芝加哥大学中文教育的最大亮点。
众所周知，第二课堂是相对课堂教学而言的。如果说依据教材及教学大纲，在规定的教学时间里进行的课堂教学活动称之为第一课堂的话，那么第二课堂就是指在第一课堂外的时间进行的与第一课堂相关的教学活动。在芝加哥大学的汉语教学中，课堂教学是学生们学习中文的主要阵地，丰富的第二课堂和活跃的校园文化却是汉语学习极其有益的重要方面，是构建起汉语言文化教学大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1. 第二课堂展开的具体形式
在芝加哥大学，已经形成了惯例，每周四中午都有一个小时的“中文桌子”（CHINESE TABLE），学生和老师一边用餐，一边用中文自由交流。参加者除了学习中文的学生，有时还有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也为今后选修中文奠定了基础。
一年级设有“中文短剧”（VIDEO PROJECT）等特色活动，学生自己创作中文小剧本，拍中文短剧，然后向大家展示。这种中文电影小品制作每年都评奖（被大家称为中文课的奥斯卡，奖杯的样式也与奥斯卡的“小金人”一样）。一年级中文助教课的设立也是很有特色的，它让每位同学在课外每周都有40分钟时间与中文母语者对话，及时练习课堂所学内容。
其他年级也都有中文短剧表演、演讲、研究报告会等丰富的活动。老师们设计了学生的一系列“小项目”，如采访中国人，用中文开模拟学术讨论会等等，帮助学生在听说读写多项技能之间搭建桥梁，获得在中文语言技能方面的全面提高。
至于校园网站上的“CHALK”，很多美国大学叫“blackboard”，更是丰富多彩、意趣横生。这是新的科技条件给中文教学带来的重要变化，以利用电脑和网络实施中文教学。在课程的网页上有新型的阅读材料，还有一些视听练习也放在各门课的网页上，供学生使用，并与老师互动学习。美国学生对写汉字感到很困难，但是对拼音和使用键盘掌握较好，近几年来学生在写作上进步很快，即与用电脑打字有一定关系。
中国始终是学习中文的最好课堂，“芝加哥在北京”暑期班的开设，使很多学生有了到中国学中文的机会。“芝加哥在北京”运用了全新的教学方法，一方面在教室里通过教科书学习词汇和语法，另一方面在完全的中文环境中向中国人直接学习中文。其中设计了一个特别的项目叫做“采访北京人”。这是在课外完成的一个综合性的语言习作，包括准备中文问题，提问和记录得到的回答，以及最后用中文写成文章并在课堂上报告。学生采访的人，有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也有摆摊修自行车的人，有年轻的商店售货员，也有80岁的退休人员。听了课堂报告的北京的老师们说，报告不但反映了学生们在语言能力上的很大进步，而且在内容方面也很有思想，充分体现了文化关注和文化理解。
到北京参加暑期班的学生们还到北京五道口服装市场购物、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以及到中国家庭参观、与中国人面对面地交流；观看少林功夫表演、皮影戏、中国杂技等中国文化表演项目也是常见的项目。经过暑期班学习的学生，在中国的语言学习提高特别快，回到芝加哥大学他们都能跳级进入更高的年级，这跟丰富的课外活动以及融入中国的文化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课堂活动的形式可以说多种多样，不胜枚举。而且学生的参与也是主动积极、态度认真，师生配合默契，实际成效显著。
2. 着力发挥第二课堂“文化引导”平台功能
课外语言实践活动是学生运用汉语的重要机会。要更好地使用汉语，没有中国文化做底蕴是不行的。特别是欧美，与很多亚洲国家不同，学生选修外语没有强制性观念，主要根据个人兴趣，这就更加凸显了“文化引导”的重要性。现在芝加哥大学每年都有约200人在选修汉语，这在芝加哥大学的外语选修课中是名列前茅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日益提升，中国文化也日益成为学生关注的兴趣所在，发挥“文化引导”功能，即可在中文教育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第二课堂则是一个发挥“文化引导”功能的最佳平台。
芝加哥大学设有一个东亚语言文明系，有一个研究资料丰富的“东亚中心”，还有2010年6月刚刚成立的孔子学院，聚集了一大批研究亚洲及中国艺术的优秀学者及相应的研究机构。层出不穷的中国文化艺术活动也不断在芝加哥大学上演，形成了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例如，很多节日里都会有中国艺术团体来大学演出，中文班的同学们更是积极参加汉语桥的比赛活动，热衷于中文演讲、演奏中国乐曲、表演中国舞蹈、唱中文歌、表演中文小品、相声等等。
这里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每个新年，芝加哥大学剧院都要上演一场长达数小时的多幕剧，这是由华人学生组织发起的，由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到2011年，已经连续举办了15届，每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9年演出的剧目是改编自吴宇森导演的同名电影《天堂口》，中国的场景、服饰、人文环境，让人仿佛置身于旧中国的上海，只是他们的台词是英文的（这样方便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了解和接触中国文化）；2010年的主题更让人震撼，名为《翔》，讲述的是奥运飞人刘翔的传奇经历。2011年的剧目则是《花木兰》。这么多中国化的主题在芝加哥大学的舞台上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集中展示，剧目主题深刻，演员表演到位，整个演出极具文化感染力，深深吸引了芝加哥大学的莘莘学子，他们被中华文化所深深地打动。这项活动已成为芝加哥大学校园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第二课堂运用的目的
芝加哥大学在汉语教学中着力发挥第二课堂的重要作用，与其整体教学课程体系设计、教学目标实现是密切相关的，第二课堂的运用合乎其目的性，即帮助学生在“接受性技能”（听和读）和“生产性技能”（说和写）之间搭建起桥梁，获得中文语言技能的全面提高，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实践层面的语言交际能力。
芝加哥大学汉语教学第二课堂活动是在汉语课堂教学之外，由学校组织指导的，用以补充课堂教学、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活动，活动的内容、方式与活动的组织、过程控制等，无不与提高学生的美中跨文化交际能力息息相关。事实上，丰富多彩、富于创新、注重内涵的第二课堂正是芝加哥大学汉语言文化教学的鲜明特色，第二课堂与汉语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以跨文化交际为目标的芝加哥汉语教学的整个体系。
三、基于跨文化交际目标的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课堂
沃尔夫冈·布列钦卡将“教育”概念定义为：所谓教育，就是人们尝试持续在任何一方面改善他人心理素质结构，或者保留其心理素质结构中有价值的部分，或者避免不良心理素质形成的行动 [3 ]。如果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教育现象，教育实践主要以“目的—手段”的结构所呈现，即它总是要不断地以教育为手段达到所追求的教育目的 [4 ]。教育目的即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研究教育实践问题，主要应针对的也就是教育目的和教育手段。在规范概念的意义上，教育目的意指一种规范，它描述了一种设想的有关一个（或多个）受教育者的人格状态或人格特征，它（或它们）不仅应该成为现实，而且教育者还应该通过教育而有助于他（或它们）的实现 [4 ]。
长期以来，汉语国际教育的目的，一直是对外汉语教育界探讨的主要问题，而所设置的教育目的不同，也直接制约或影响着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路径选择。过去，我们也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语音、词汇、语法、汉字，近年来又加之篇章，这只是就语言本身而言。现在看来，似应在功能和话题的导引下，更加关注学习者的情感态度，即兴趣、动机、自信、意志和合作精神等影响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的相关因素 [5 ]。这种转变一是基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培养这一教育目的的重新界定，二是在此目的观照下教学手段的必然转变。
在上述“目的—手段”的结构中，如果把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在内的语言知识的传授，视为第一课堂必须关注的重点运用手段，那么，第二课堂恰恰是关注包括兴趣、动机、自信、意志和合作精神等学习者的情感态度的有效手段，亦即有效提高影响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相关因素的必需手段。在这里，如果说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必要补充，毋宁说第二课堂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必需组成部分，是与第一课堂拥有相等地位、功能的必需环节。
从跨文化交际出发，无论从语言教育理论，抑或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处理好结构、功能、文化三者间的关系，使整个教学交际化，是构建新的汉语言文化教学模式的重点，而语言技能的训练，必须与交际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则是这一新模式的关键。一个难点在于，不同的交际活动对语言交际能力有特定的要求，“一个人学会的语言只是其中为了他在社会上发挥作用所需要的那些部分” [6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个别教学被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课堂教学代替，这种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不例外。因此，要解决语言教学中个体需求的多样性、差异化、复杂性，就必须在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侧重语言技能训练的第一课堂之外，从实际需求出发，因材施教，构建起利于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满足不同交际目标的、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
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从实践中意识到，在信息化时代，汉语教学从内容、方法到手段，都应该有所变革，有所创新 [7 ]。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相继探索过不同的课程、课型、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基于跨文化交际目标的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课堂亦将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中，不断完善，日趋成熟，真正变革创新成为适应新时期国际汉语教育发展要求的新的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赖于国际汉语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者的共同努力，而芝加哥大学基于跨文化交际的汉语言文化教学第二课堂成功实践，则是这个国际汉语教育范式创新的很好借鉴。
参考文献：
[1]程 棠.对外汉语教学目的、原则、方法[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友琴.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学73年回顾[J].国际汉语教育，2009，（4）：3-8.
[3]沃尔夫冈·布列钦卡.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M].胡劲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唐 莹.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5]赵金铭.国际汉语教育论文集[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
第4篇：外国科学家范文
文章说，由科学发展水平和国力所决定，这些重大科学计划往往由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提出，通过设在这些国家的国际项目处组织实施，他们主宰着研究方向的确定和计划制定等重大问题。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些重大计划的程度还相当低。不少情况下，由于观测场地设置和获取资料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也被邀请参与某些活动，但是多半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
文章称，国际项目处是重大科学计划组织、实施的一个实权机构，因此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争取在本国设立国际项目处。虽然所在国要为项目处提供运行经费和工作环境，但是由此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对项目处的有限投入。
文章分析称，设立国际项目处的好处主要有：一、发言权大，通过参与研究方向和实施方案的确定和管理，将本国科学家的思想同国际计划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本国在计划中的主导作用；二、吸收各国和国际财团的经费支持研究计划的实施，在推动相关领域国际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利用国际财源促进项目处所在国在该领域的发展；三、在吸收大批国际优秀科学家为计划实施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项目处所在国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四、可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最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
文章表示，应该承认，在总体上中国的科技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在某些科学领域有较坚实的工作基础，具备了领导高层次国际科学合作的能力。中国科学家有能力在某些优势领域中唱主角，即以我们自己的科学思想为主，吸收世界科学家的参与，提出和组织若干科学前沿的重大国际科学计划。
以我为主提出并主持几项重大国际科学计划，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科学舞台上的地位，还将有可能扭转人才流动的流向，不仅可以吸引一批滞留在国外的中国学者为这些计划的实施作出贡献，还可以吸引一批优秀的外国科学家为此作出贡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在这些优势领域的地位。同时，这些重大科学计划的成果必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技术的基础。
第5篇：外国科学家范文
西方企业也痴迷风水
房地产开发商Heron International今夏举行了一场庆典，在伦敦金融城Heron大厦的地基中埋下了一个时光舱，其中包括一枚来路合乎要求的龟甲。
Heron首席执行官杰拉德-荣森解释道：“在风水中，龟甲代表着强有力的支撑、保护和安全。因此，龟甲常常被置于遵循风水原则的建筑物地基中。据说这有助于保护建筑物的安全，并被视作吉祥之物。”
另一家讲究风水的企业是汇丰。该行位于中国香港滨海地区的总部就被认为风水极佳，因为其海港风景和放置在大厦入口处的狮子。该行在伦敦金丝雀码头的办公大楼门口也放着类似一对狮子。
风水可不是什么转瞬即逝的风尚。随着与亚洲的商业联系日益紧密，西方企业很重视风水。“无论是风水，还是幸运数字，它们的真正意义都在于将机会最大化。”咨询公司中国商务服务首席执行官杰里米・戈登说，“这些信条依然相当流行，无论你相信与否，风水通常会对工作场所和建筑布局产生良好而实际的影响。”戈登称，他曾在香港的一间办公室里工作，窗外的美丽风景永远被百叶窗所遮盖，这是他上司的命令一因为附近一栋大楼的风水不好。
风水顾问西蒙・布朗表示，很多风水其实就是出色的办公空间设计。“例如，在销售区域，你或许需要一种充满动感的氛围，因此会使用明亮的色彩。而在会计部门，你会寻求一种更为柔和的气氛，这将有助于集中注意力。”
布朗称，任何企业想改善风水，有3件简单的事情可做：增加植物，摆放办公桌时让所有人都能面向房间中央，避免杂乱无章。此外，他还指出，有损风水的事物包括灰色的地毯、白墙和条状照明灯。
对此，Heron首席执行官杰拉德-荣森的忠告是，要“确保对任何事都不存侥幸之心”，好风水只是其中之一。
如何与外国警察打交道
新移民和留学生出国在外，与外国警察打交道在所难免，由于不同的文化和习惯，了解如何与外国警察打交道，可以帮助移民者和留学生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碰到被警察查问或搜查等情况，例如开车被警察叫停时，一定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警察叫停时一定要停，不要和警察发生争执，要认识到在罚单上签名并不等同认罪，被抓去警察局并不等于入狱。
要时刻保持克制，即使再有理，也要在神态上保持镇定和友好，切忌和警察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否则容易被冠上“妨碍公务”之名。可在警察面前制造好人形象，如说明超速的理由是为了去社区团体帮忙等，留给对方好印象。
在被抓时，当事人在律师到达前有权保持沉默。另外，还可以打电话向当地的中国驻外领事馆进行求助。
专家提醒，如果被警察拘留或逮捕，一定要镇静，如果需要在身上拿证件出来，要先跟他们说，让警察自己去拿或者等待他的指示。因为警察身上都会带枪，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动作让他们觉得是有攻击性的，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对你开枪。
另外，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是允许打电话的，所以要利用这个机会打电话向亲朋或律师求救，还可以向移民公司办事处求救。记住一点，一定要保持礼貌，好的态度是最好的自救。
科学家为什么喜欢“下海”
“下海”曾经是个热门词汇，改革开放后，在“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国人“噗噜噗噜都下海”，真的成就了很多万元户。不过，今天说的科学家“下海”，是讲现在引进的海归也好、出色的“土鳖”也好，都喜欢往带“海”的地方跑，俨然形成了一股新的“下海”热潮。
最大的一个“海”应该是北京的海淀了，别看地方不大。位置还有点偏。却是中国科学家最集中的地方，好像“顶尖”的科学家全下到这个“海”里了，北大、清华，中科院各大所，科研明星汇集。无论多大的海归、多好的“土鳖”，能在海淀建个实验室，应当是很风光的事了。第二大的“海”是上海，它是个国际化的城市，交大、复旦、还有中科院的一些所，都是热门单位。想进的、要归的也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把这两个“海”里的科学家全“突突”了，估计中国的科学水平一下子就倒退回清朝了。
科学家“下海”其实反映出科学家的一些观念。无论是海淀，还是上海，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片区，条件优越；同时都是天子脚下，环境优越。至少要钱有钱是可以办到的，门熟路近嘛。这反映了科学家也是普通人，想搞科学事业，没钱是不行的，没路子也是不行的。硬件软件都齐备了，才能谈科学。
第6篇：外国科学家范文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中国统治世界》由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后，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是只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即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认为：“中国在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
“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则是另外的指标：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
以此衡量当今中国的现状，“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是多么不成比例。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汉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211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一百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期刊的发表量。有国外媒体如此评论：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还有一种是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研究或为科学求知，或为市场赢利，但中国科学家既无求知乐趣，也无意为社会增加财富，而仅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越多，晋升越快，从国家那里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刺目的对比。更严重的是，中国教育的制度环境与办学自主性长期得不到改进，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日益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中无法突破的瓶颈。
第7篇：外国科学家范文
“对所从事的研究一定要有兴奋感。激情很重要,再加一点才干,就是锦上添花。”
中国的大学生很聪明
虽然朱棣文不会说中文,但是他对中国的感情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祖籍的留恋,更表现在他对中国科技事业的热情和对中国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关心。早在1998年,朱棣文就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且经常访问中国,促成了多项合作。
朱棣文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名誉教授,在朱棣文的影响下,上海交通大学在中国率先成立了一个Bio-X生命科学中心,这里聚集了许多颇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朱棣文受邀担任了中心的名誉主任。
他认为中国的大学生们都很聪明,但不要感到满足,不要就此停步。即使一个小问题也要试着找到几种解决方案。“对所从事的研究一定要有兴奋感。激情很重要,再加一点才干,就是锦上添花。”他说。面对中国大学生,朱棣文说：“要说有什么不足,可能是你们比较恭敬、崇拜权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批判性地思考,要敢于怀疑前人,像那个刚进哈佛就对校长说‘我跟踪了几年您的数据,我发现它们有错’的一年级新生那样。人脑不是容器,不是往里填东西,而是要不断问自己：这东西――也许是家长要求的,也许是老师塞给你的――它对我有意义吗?这是我成长的体会。”对于每一个中国年轻学子,朱棣文建议,要能够专注于一件事,而这件事可以是任何事,超过个人的舒适、意愿,有一股源源不绝的热情推动、探索,但却不是打发时间式的专注于某些事情。“特别是青年学子最好要有一个梦想,然后努力追求,对于在乎的事情,尽力达到。”
对于中国的教育,朱棣文说,科学,还必须融入文化,需要透过文化的辅助,才能发挥科学的精神。许多家长也许对子女喜爱音乐、体育活动有偏见,认为对于往后的学习或未来发展,没有任何帮助。但事实上,这些活动都有助于科学方面的思考。
朱棣文建议年轻家长,可以适时鼓励子女读书或在寄望的领域发展,但千万不要施与过多的压力。设定较高的标准,一方面是求好心切,但另一方面也许会造成反效果。因为并不是每个学子都对研究科学、学术领域,或成为一名学者感到有兴趣。朱棣文介绍说,在美国的许多大学,中国学生都是最优秀的。他们学习很刻苦,书本成绩很好,但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不足。而这些方面美国学生要强很多,所以往往创造出一些惊人成就。“包括我们的高校,也应多与企业接触。高校不应仅是传授知识、培育人才的地方,也应是哺育知识型企业的场所。美国好多高校的教授和学生就在公司兼职。”
对于留学美国的中国学子的帮助,朱棣文从来都是无私的。曾经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搞“希望工程北美爱心活动”,找到在美国的华裔百人会，朱棣文得知后第一个捐了款。曾经有一位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在斯坦福研究高温超导,别的学校要用高薪挖他,朱棣文为了他的研究事业,亲自找他谈心,说：“你不要走,我去找学校,让他们给你涨薪水,肯定涨得比你要去的学校高,如果不够,我把我的薪水拿出来。”这个研究生相当感动,最后留了下来。
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同等的创造力
1997年取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朱棣文,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后,第五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家。事实上,海外华人在国际科学研究领域上均取得超卓成绩,但究竟何时,中国的科研单位,才能真真正正冒起一位诺贝尔新星?朱棣文认为,中国采取与跨国企业结策略性联盟发展科技的做法,方向正确,而中国更应透过此方法引进技术,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朱棣文又向有意问鼎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授予锦囊,要得到诺贝尔奖有两个条件,一是要聪明、二是要靠运气。
朱棣文所指的诺贝尔得奖条件,当然不是单单的“一命、二运、三风水”。他解释说,除了聪明外,运气对取得诺贝尔奖亦是十分重要。但要运气降临,科学家便要有先进的技术开发,有了技术后,再思考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上的突破,进而获得发明的成果。
其实,中国人在国际科学研究的领域已占有重要席位;反而,高科技商业发展上,却罕有中国人能成为国际性跨国企业的总裁主管及领导阶层。
第8篇：外国科学家范文
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出了不少的科学家，为中国留下宝贵的遗产。
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张衡发明创造了“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及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多年。他发明创造了“浑天仪”，是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观察星象的天文仪器。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在研究圆周率时，共用了30多年，终于发现了圆周率在3.1415926至3.1415927之间，他的发现比西方早1000多年。明朝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参考历代医药及有关书籍八百余种，对药物进行鉴别考证，经二十七年著成《本草纲目》。该著作五十二卷，分十六部、六十类。共收载历代诸家本草所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内容极其丰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是我国药物学的宝贵遗产。
在这些科学家中，我最敬佩的要算华佗了。东汉未年的华佗创麻沸散（）、行剖腹术闻名于世。华佗从小就对药学很感兴趣，别人都学文习武，为博取功名而努力，而华佗却要读一些医学的书。
华佗的医术很高，其实他的医术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进取。在华佗多年的医疗实践中，他非常善于区分不同病情和脏腑病位，对症施治。有一次，有两个人患的都是身热头痛，症状相同，但华佗的处方，却大不一样，一用发汗药，一用泻下药，二人感到奇怪，但服药后果然痊愈。原来华伦诊视后，已知一为表证，用发汗法可解；一为里热证，非泻下难于为治。另一患者徐某，他的病百医无效，来请华佗，陈述病情，苦求救治。华佗来到病人居室，问讯中言语轻慢，态度狂傲，索酬甚巨，却不予治疗而去，还留书谩骂。郡守原已强忍再三，至此大怒，派人追杀，踪迹全无。愤怒之下，吐黑血数升，沉疴顿愈。原来这是华佗使用的一种心理疗法，利用喜、怒、优、思等情志活动调理机体，以愈其疾。他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
“中国人竟然这么了不起？”可能有些外国人问。是的,中国科学家的确很了不起，他们为我们后代留下宝贵的遗产。华佗、李时珍、祖冲之、张衡你们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第9篇：外国科学家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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