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英文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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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

中国画的发展离不开美学思想的积淀，尤其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的基础上，其思想更具融合性。中国古典美学是当代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一是强调传统儒学思想美与善的统一，借助于儒家对“五色”、“五味”“、五声”的论断，深刻阐释审美与艺术的表征关系，从精神美与情操的陶冶上提出对人的心灵的关照。二是道家美学思想中真与美的统一，道学家将“悟道”、“观道”“、体道”作为对道学理论和审美思想的表征，并从还原事物的本原上来阐述超越人世的自由境界。三是楚骚美学中儒道思想的混合，将儒学的高尚情操与道学的自由奔放融合一体，以开启思维的情怀。四是禅宗美学中的美与禅的统一，佛家思想汲取各类文化思想并从解脱和认识上倡导“梵我和一”的世界观，以淡薄空灵的心理追求澄清的内心感受，将艺术与审美主体的内心感受提升到极高的境界。西方美学思想主要是围绕艺术与人、艺术与自然、艺术与社会来进行研究，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传统美学理论模仿说，将“艺术模仿于自然”作为其艺术理论的重要思想；现代派美学思想是以印象派为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为分水岭，印象派反对古典派，利用现代光学理论和实践，从对光的研究中来表现绘画艺术。

2当代美术教育对中国画创作的利弊分析

中国画在创作中受到当地美术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推动中国画的创新中，也束缚了传统中国画的时代步伐。在创作题材上，中国画取材丰富，尤其是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梳理，如宋代画家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就以泼墨方式来刻画人物的面目神情，从而凸显简略放逸的创作格调。而与传统中国画题材选择相比，当代美术教育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中国画的题材格局；另一方面也从创作理论知识的系统化上，为美术教育拓宽了天地。但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化的今天，高科技技术对中国画创作题材的影响，如对照片的临摹，也大大弱化了绘画者的基本功，降低了对中国画创作中观察力的表现。在创作技法上，中国画主要有写意、工笔两种，但随着西方油画、现代设计等门类的出现，使得当代美术教育在技法上革新了传统中国画的创作手法。一方面油画的创作技法拓宽了中国画创作方式，冲破了传统材料的束缚；另一方面新颖的创作技法反而忽视了中国画创作手法的独特性。例如，晒盐法在创作中，利用水墨掺入少量碱，调匀后在纸上作画，待到不汪水时用干燥的盐面撒下去，使其变化，等到预想效果时再用干燥的纸来固定。

3当代美术教育对中国画的影响与应对思路

当代美术教育注重审美观念的提炼，而在表现作品时则从形式感受和审美情调上来创作，传统中国画将“清、淡、雅、俗”作为审美标准，而当代美术教育则更加凸显艺术思想的融合。因此，在中国画的发展方向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改善：

（1）重视绘画形式的丰富与深远。中国画十分注重绘画形式语言的表现，而形式语言既有对构图的布局，还有对造型的定格，以及色彩的运用，从而表现出画家的情志与理想。顾恺之在探讨绘画构图时，提出“置陈布势”的原则，理论加谢赫提出“六法”思想，都从中国化的构图形式来凸显其地位。例如《，清明上河图》在构图上分为三段：一是对汴京郊野风光的刻画，以人物、环境来凸显其氛围。二是以汴京市区街道为对象，对高大的城楼、繁华的都市进行细致描绘。三是以具体的人物情态为主体，以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的方式来观察自然事物，从而表现出浓厚的情感色彩。再如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其构图特色是留白，将留白作为艺术语言来表现严谨的创作手法。利用简单地勾勒来表现水纹，借助于俯身垂钓的老者来融入江水浩渺、寒气逼人的情景。中国画在造型上，也是讲究视觉的真实性，尤其是在点线面的构成上，凸显线的质感，使得事物生动传神。例如，在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中，对于龙、火焰、神像的刻画是利用线条来表现的，其质感与动感栩栩如生。这种将主观与具象的联合，正是基于对点线面造型艺术的精彩运用。

（2）强化对艺术审美意象的创新。艺术创作的关键在于对审美意象的表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从意象的选择与情感的融合上凸出事物的形象与意趣，从而提炼出客观材料的想象力。对于艺术审美来说，中国画的审美特征是对美学思想的凝练，更是从美学的高度来观照事物的审美，以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对审美特征的展现。例如，在中国画中的山水、人物、鸟鱼等元素的创作中，需要从艺术表现手段中来融合审美意向，凸显时间、空间、视觉、听觉和造型的表现，以强化对观者审美感受的丰富。例如，李苦蝉的鹰，潘天寿的荷，徐悲鸿的马等，其题材与内容虽不一样，但其在艺术审美上却表现出高度的综合性。当代美术教育在倡导自主性和创新的同时，也需要从中国画的学习中，汲取对大自然、生活的细致观察与思考，从中来体现画家的思想与情感。

（3）关注对创作思维的激发和培养。中国画在创作中不能拘泥于古法，而是应该从创作思维上来融入多元理念。研究中国画，分析当代美术教育，都需要从不同视点来观察事物的个性和特征，不同的人其感受也不同，对自身情感的影响与表现也是差别的。因此，在创作中国画中，一方面要从自身品格的洗练上追求高尚；另一方面从创作手法和题材选取上，不拘泥于时间、地点、客观事物的限制。曾说“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对于中国画的创新，应该从长期的实践与积累中，一方面向传统学习，一方面要善于总结和发现，以推进艺术存在的广度和维度。

4结语

第2篇：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

关键词：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工作家庭冲突；美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5-03

美国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已经有多年的历史，本文将就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简要分析一下美国的文化从中所起的作用。

一、工作家庭冲突的含义（Work-familyConflict）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于1980年，Near等学者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学者们开始更多地涉足工作与家庭关系理论，关注的焦点多为工作家庭的冲突。Kahnetal（1964）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指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压力在某些方面不可调和时产生的一种角色交互冲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也可以从Kahn、Wolfe、Snoeck与Rosenthal在1964年所共同提出的角色冲突理论来看（Betz&Fitzgerald，1987）。这个理论主要是指存在有两个以上的压力，如果试图降低某个压力，则会加重另外一个（Burley，1991）。今天被人们广泛引用的是1985年由Greenhouset.al提出的定义，他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角色间的冲突，该冲突产生于工作和家庭领域内的压力之间，在某些方面是不可调和的，参与工作（家庭）角色就会使得参与家庭（工作）角色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冲突在工作领域会导致工作沮丧、工作衰竭，降低工作效率，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在家庭领域里与婚姻满意度、父母满意度、子女的看护好坏密切相关；从个人角度讲，其会引发心理和生理疾病，影响个人健康。工作家庭冲突的结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并且具有双向性，可分为因工作要求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因家庭要求而产生的家庭工作冲突两种类型。从冲突的具体表现载体看，工作家庭冲突有三种形式：基于时间的冲突、基于压力的冲突和基于行为的冲突。基于时间的冲突指的是将时间投入于满足一个领域的需求会消耗投入于其他领域的时间，可以是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占据；基于压力的冲突指的是一个领域内产生的压力（例如不满意、焦虑和疲惫等）会导致很难满足另外一个领域的需求；基于行为的冲突指的是一个领域内培养起来的行为对于另外一个领域的角色需求来讲是不相容的，并且个体在领域间变换时无法调整行为。迄今，美国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研究内容非常丰富，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

二、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看美国文化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作为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他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对分布在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的员工进行了调查，包括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共116 000个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文化的结局》一书。根据研究成果，霍氏认为（HofsledeG，2001）：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民族文化对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和工作态度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维度上：（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2）权利距离。（3）不确定性回避。（4）男性化/女性化（事业成功/生活质量）。（5）长远导向与短期导向。（Hofstede，1980）

最后结果表明，美国员工在所有40个国家中的个人主义分数最高，而权力距离得分低于平均值，不确定性回避得分低于平均值（对不确定性耐受性较高），在生活质量上得分较高，在长远导向上则得分较低。

1.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维度是衡量某一社会总体是关注个人的利益还是关注集体的利益个人主义倾向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及小家庭。美国人通常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取向。他们更重视独立性。自我实现即使不是一种期望，但至少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美国人更重视不受外部制约的“自由”。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具体有几个表现：崇尚个人奋斗、重视个人隐私、重视个人选择、崇尚小家庭等。而个人主义倾向强烈的公司管理者，常常自己独立决策。决策迅速但执行贯彻时间较长，因为他们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向员工来“推销”自己的决策目的、内容等等。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指某一社会中地位低的人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高权利距离文化接受不平等权力分布，认为社会等级结构的存在很自然。从分数上可知，美国文化属于低权力距离文化。

3.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美国是属于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这种文化对于反常的行为和意见比较宽容，乐于冒险，灵活性强，认为规则越少越好，在哲学、宗教方面他们容许各种不同的主张同时存在。美国较容易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为偏离的人或主张所困扰，因此对不寻常性的容忍度比较强。整体而言，美国的这种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心态较为放松，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影响来讲，便较为容易出现各种组织并存的状况。

4.男性化和女性化（Masculine and Femininity）（事业成功/生活质量）维度，霍夫斯泰德把这种以社会性别角色的分工为基础的“男性化”倾向称之为男性或男子气概所代表的维度，它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别清楚，男人应表现得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就，女人应表现得谦逊、温柔、关注生活质量；而与此相对立的“女性化”倾向则被其称之为女性或女性气质所代表的文化维度，它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互相重叠，男人与女人都表现得谦逊、恭顺、关注生活质量。根据数值可得，美国为弱男性化文化社会。

三、美国工作家庭冲突的文化影响因素

1.美国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家庭冲突。美国的个人主义社会要比东方集体主义社会更重视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根据目前研究表明美国人注重家庭，认为家庭要比工作重要得多。Glenn回顾1971―1989的调查发现，美国人中占69%的人倾向于认为幸福的家庭对他们更加重要，仅仅有38%的人倾向于工作比家庭重要（Glenn，1997）。Hofstede发现，当今美国对于家庭更加重视的这种价值观与美国社会重视个人成长、重视亲情、重视生活质量等等的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事业，虽然工作的成功可以体现个人的成就和抱负，并且他们相信教育和努力工作才是成功的源泉，但是美国人工作的动力和满意度的源泉更倾向于兴趣，这种兴趣可以给美国人带来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那么个人的成就和抱负可以通过工作来实现。美国的领导理论以被领导者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点。因此在美国，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通常被视为实现个人抱负而不是为了家庭的幸福。总的来说，美国人倾向于将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等同看待，把个人需求和家庭需求区分开来，当工作和家庭都有需求时就会产生冲突。由于工作和家庭是互相竞争的，满足一方需求就以牺牲另一方需求为代价，额外的工作时间也常被看作是为了个人职业追求而牺牲了家庭的利益。可以推测，当工作时间需求很高时，个人主义下的美国人会感受到工作干涉家庭和感到更大的压力，Spector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

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程度高也直接影响到了其家庭的特征。在个人主义下的美国人看来，一个好的家庭成员是不应该让工作干扰其家庭的。做不到这点，可能引起其他家庭成员的不满。家庭特征对工作家庭冲突也产生影响。属于家庭特征的家庭资源配置上，配偶支持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工作家庭冲突呈负相关。美国家庭中，当某位家庭成员的工作影响了家庭生活，其他家庭成员倾向于采取谅解和劝慰的这种家庭支持，那么同时，该家庭成员也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关系对家庭产生自责，长此以往，可能会引起各种家庭问题，导致例如子女关系疏远、分居、离婚等不良后果。因而在美国，过去的研究资料证实，工作问题反而没有家庭问题对美国人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的影响更大。Frone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美国工作压力对员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小于家庭压力对健康的影响。由于工作和家庭的这种关系及家庭成员的不支持态度，在美国当员工感到家庭对工作的干涉时，往往会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导致诸如分居、离婚等严重后果。

2.美国低权力距离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家庭冲突。在低权力距离文化背景下，美国是一个具有几乎“平行结构”的社会，人们认为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人人享有均等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且政府应该保障这种平等的机会。美国重视民主领导方式，倾向集体决策与参与，在人际关系上，人们崇尚平等的关系。在公司和机构里上级行使自己的权力，必须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不能。美国的许多雇员并不盲目服从其管理者的意愿，并不大可能相信其管理者肯定正确。霍夫斯泰德还认为“接受权力差距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实现职工参与管理的情况。在美国的低权力差距的组织中，管理者与下属之间，只保持一个较低程度的权力差距，下属则广泛参与影响他们工作行为的决策。这样的一个低权力差异的组织中，这种低权力特征影响了组织关心员工工作家庭的能力与愿望，从而对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产生影响。另外组织的文化和氛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因而在组织支持策略上，美国的员工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决策的讨论中去，有利于在组织文化中营造支持家庭生活的氛围，提高工作和场所的灵活性。支持性的组织通常能降低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体验。

3.美国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家庭冲突。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分配权力以及减少或防止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因而美国的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对美国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较大。另外，工作特征也是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因素之一，主要包括工作时间特征、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不规则的工作时间表、周末加班和倒班会增加工作家庭冲突。工作自主性（员工对工作时间安排、工作计划安排和工作权限等的控制能力）与冲突成反比，工作自主性越强，感受到的冲突越少。然而在低确定性回避的美国，人们显得怠惰、懒散一些，缺乏工作自主性，认为人们对于成文法规在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认为规则越少越好；这种弱不确定性规避的组织，很少强调控制，工作条例和流程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较低。因而在影响家庭工作冲突的组织和工作特征这两方面，美国的低度不确定性规避文化都会对工作家庭冲突产生影响。

4.美国弱男性化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家庭冲突一方面，美国表现出较弱的男性化气质文化，因而对于性别差异认同度不高，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1987年的统计，在核心家庭单位中，丈夫在外工作，妻子照料家务和小孩的传统模式现在只有不到4%的家庭中存在；在有小孩的家庭中，25%实际上是由单亲父母照养的。有25%的公司员工还要关照他们的老年家属。1992年，在美国的整个劳动队伍中，70%的女性员工有不到6岁的小孩；孩子小于3岁的妇女中，60%的人有职业。67%的男性员工的妻子是职业妇女。Murphy和Cooper在美国的研究表明，美国公司每年与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的直接成本大约是l500亿美元。传统家庭数量的减少和双职工家庭以及单亲家庭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冲突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弱男性化气质倾向的美国，生活质量的概念更为人们所看中，人们一般乐于采取和解的、谈判的方式去解决组织中的冲突问题，其文化强调平等、团结，人们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占有，而是心灵的沟通，对生活的看法则是“工作是为了生活”。美国社会对于男女双性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扮演的大量角色则持较为开明的观点。美国的这种弱男性化文化珍视人际关系，关心他人，看重家庭生活与工作之间更好的平衡。一旦工作占据了家庭生活时间，即会产生工作家庭冲突。

四、结语

本文运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理论简要分析了美国文化对于美国的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和策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此篇文章具有研究的局限性，霍夫斯泰德模型并不全部适用于文化的不同层面，只适用于国家文化这一层面，另外，这种静态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对影响文化价值观变化因素及文化演变的分析。并且本文研究的家庭文化冲突更多的是集中在企业这个范畴，对其他行业的涉猎较少，并且在文化的影响方面主要局限在根据霍夫斯泰德的理论内进行分析。这些都将是本人以后将要改进的方面或是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Betz & Fitzgerald，L.F.The Career Psychology of Women[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87.

[2]Glenn N.D. What does family mean？[J].American Demographics， 1977，（6）：30-37.

[3]Greenhaus J. H.， Parasuraman S. & Collins K.M..Career involvement and family involvement as moderator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ithdrawal from a profession[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1，6（2）：91-100.

[4]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Sage： Beverly Hills，1980.

[5]Hofsl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2ne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6]Kahn， R. L.etal.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M]. New York： Wiley， 1964.

[7]李晔. 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类工效学， 2003，（4）.

[8]Spector P.， Cary L. Cooper， Steven Poelmans， Tammy D. Allen..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dudy of Work-Family Stressors， working hours， and well-being： China and Latin American versus the Anglo World[J]. Personnel Psychology，2004，（57）：119-142.

[9]汤新煌，关哲. 试析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跨文化视角[J]. 辽东学院学报， 2006， （4）.

第3篇：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

关键词：宇文所安 “三级阶段论” 解蔽 柏拉图 孔子

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所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一部专供在美国大学里学习中文的学生使用的教材，通过阅读中文版我们可以发现，它不仅适合西方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论，而且也适合中国学生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正如徐志啸的《的比较诗学价值》所述：“概括地看，《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材料选择、英语翻译和理论阐释三个方面体现了它的长处和价值，而尤以第三方面取胜。”[1]

本书第一章“早期文本”中第一段引文是《论语・为政》中的一段话：“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对此，史冬冬在《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如何译释中国古代文论――以为例》提到：“这是国内学者和中国文论选本、文论批评史很少引证和分析的一段话，而宇文所安将它作为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起始，足见他分析视角的独特和他对这段话的重视。”[2]作者认为，孔子这段话提出了若干假定，而本文将围绕这些基本假定，阐述作者提出的“三级阶段论”（triadic sequence of stages）[3]思想。

一.宇文所安“三级阶段论”思想

讨论“三级阶段论”前，我们需要详细阐述引文中体现的三个假设。

（一）“首先，有两种真实，一在内，一在外：虽然对外在真实的观察有可能导致对内在真实的误解（存在隐藏的可能）。”[4]

1.柏拉图的观点

“Alêtheia”这个希腊词在英语中被译为“disclosedness”，中文译为“解蔽”或“真理”，这是柏拉图关注的中心：“认为世界的外表是欺骗性的，绝对的真理隐藏在欺骗性的外表之下。”[5]是“Becoming”（变化）和“Being”（存在）的对立（译者在此处注明：“becoming”可译为“正在形成”、“成为存在”、“将成之物”）。

2.孔子的观点

而孔子虽然会认为“being”是一个不可想象之物，但却可以理解柏拉图所说的“作为解蔽的真理”。

本假设中投射出的中西两种观点“都处理欺骗性的外表和潜藏在表面之下的某种正确的东西的对立”[6]，都关心“在欺骗和谎言的强大威胁下，有可能产生错误的判断”[7]，但“这两种传统在文学及各种其他思想上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8]是下文将讨论的解释的不同。

（二）“然而，它同时也假定，通过对外在真实的某种特殊的关注，完全可以充分地深入到内在真实之中。”[9]

解释的不同在于：

1.在二者关系方面

柏拉图关注具体现象（即“becoming”）和“idea”（理念）性质上的差异；而孔子关注这两者之间必然的联系，即宇文所安在本假设中提出的“它认为在具体的内在状态和外在表现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10]。

例如：柏拉图认为美人身上的美是“美”理念的具体表象，孔子认为美就在人的身上，“它表现在外，要发现它需要某种特殊的观察。”

2.在从西方“理念”到现象，即中国的从内到外的过程方面

中西方的分歧在于“再现”（represent）和“暴露”的差异。例如一个尴尬的面部表情不是“再现”某种尴尬之情，而是首先不自觉地“暴露”感情，而后这种暴露又暗示了它的起因即“所由”。也即“制作”和“显现”（manifestation）的差异。希腊词“pioêma”（诗）来自于“piein”，故“制作”即“先有固定的模子再根据模子制作”[11]，而“显现”即“一切内在的东西――人的本性或贯穿在世界中的原则――都天然具有某种外发和显现的趋势”[12]。

3.作者的结论

回到孔子的观点，作者对此假设的解释是“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交织在一起，任何一种内在真实都有可能被遮蔽，但只要你知道如何去观察，那么你就会发现，内在的真实其实就在（immanent）外在现象之中。”[13]作者英译为"He said，'Look to how it is.Consider from what it comes.Examine in what a person would be at rest.How can a person remain hidden？--how can someone remain hidden？"[14]而把“人焉瘦哉”翻译成“How can a person （someone）remain hidden？”也明确表达了作者对于孔子这种思想的认识。

（三）“最后，这段话还有一个最微妙的假定：被表现的东西不是一个观念或一件事，而是一种情况，人的一种性情，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15]

1.这个假定是对于“所安”的论述

“孔子这里考虑的是如何认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征”[16]，也即“人的言行的种种复杂前提”[17]，而下文说明这段话牵扯到的认识问题主要是“如何在具体的个案中识别善”[18]，而不是善这个概念，引发了这种特殊的解释学，也是与西方观点的不同之处。

2.孔子关注的重点

《论语・泰伯》里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结合后文要谈到的朱熹“视”、“观”、“察”递进之序可知孔子关注的重点是做事和事后表现。宇文所安同臃锤幢硎隽丝鬃庸刈⒌恼庖恢氐悖骸安还，第三层是最有意思的，在第三层我们还可以看到人将‘安’于何种状态。这就意味着，在那个纯外表的层面上，我们还可以推断出不受纷纭现世干扰的，稳定而一贯的人性诸维度。”[19]

3.观人与阅文

在孔子看来，观人和阅文是一致的，所以又有“它提醒西方读者注意一个简单而又至关重要的事实――文永远是人写出来的”。[20]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作者在本章开头就有如下论述：“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最深层动力往往不在于孔子对文学自身所表达的见解，而在于《论语》所蕴涵的儒家思想对更广泛问题的关注。”[21]

（四）总结

后世中国文学思想中的“三级阶段论”即“孔子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个行为的样态（“其所以”），然后考虑行为的动机或具体起因（“其所由”），最后再推断行为的发出者会“安”于什么样的状态（“其所安”）”[22]这一现象与“模仿”或“再现”概念中的二元意义结构确有很大不同。

上述假定的分析完毕，我们由此可以明白，三个假定实际上对应就是三个阶段，宇文所安通过对这三个假定的详细分析，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何谓“三级阶段论”，但也使读者对此概念有了深入了解。

二.中国学者对此段引文的注解

“此句争议在‘视其所以’”[23]，据杨新勋《诂解五则》所列举的各家注释可见：

（一）“所以”与“所由”相同

孔安国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注：“以，用也。言视其所行用也。”皇侃在《语义疏》中拓展了这一解释：“当先视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刘宝楠赞同他们的解释，“并据《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谓视中也’以‘为’释‘以’，字训反同朱熹。”[24]

（二）“所以”与“所由”有别

邢m在《论语注疏》中注：“言视其所以行用。”比“言视其所行用”，多一“以”字，揭示动机与原因。

（三）“视”、“观”、“察”三个动作递进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释“所以”：“以，为也。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即注重察看人的品行；释“所由”：“由，从也。事虽为善，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则亦不得为君子矣”，即事情的动机和原因。

由以上中国各家注释可得朱熹的解释与宇文所安有相似之处。“进阶之序，必在一事情之前中后、一系列相关事情或者一可进展体系之内，即“所以”、“所由”、“所安”必有前后相因或相承关系，这样才合乎思维和言语逻辑，而不可能是并列平行或互不相关的事情。”[25]

可见宇文所安提出的新理论不是空穴来风，是符合逻辑和文化背景的。

三.结语

“在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上，宇文所安创造性地将中国的“感兴”与英文中的“essay”相结合，以一种印象式、感悟式的批评方式诗意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从而融思想性、学术性和文学性为一体，形成一种“散文式”的学术论文。”[2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的碰撞融合已经形成潮流，故而本文从比较诗学双向阐发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宇文所安“三级阶段论”和中国各家注释对冷门《论语》选文的阐释，简要分析了宇文所安的论述思路和中西诗学的异同，偏颇之处还望专家学者批评斧正。

参考文献

[1]徐志啸.《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比较诗学价值[J].比较诗学，2009：25-26.

[2]史冬冬.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如何译释中国古代文论――以《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为例[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03）.

[3][14][25][21]；[4][9][15][16][17][18][22]；[5][6][7][8][10][11][12][13]；[19][20]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17；18；19；20.

[23][24][25]杨新勋.《论语诂解五则》[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05）.

第4篇：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

关键词：宇文所安 《原道》 翻译 跨文化

一、宇文所安与跨文化翻译

长期以来，在文学与文化翻译方面，主要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与学习，然而，在20世纪西方遭遇了数次的经济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过度发展的工业文明与物质文化，促使西方人也在不断地反思西方文明所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更是尝试从更为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寻求解决之道。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学术界逐渐开始重视对东方文明古典文化的翻译与研究。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原名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 1946―至今），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张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展开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827-860》与《他山的石头记》等，其中《中国评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更是其甚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广受海内外学界的认可与推崇。显然，宇文所安的研究方式并不是中国传统学者所沿袭的模式，更多地是糅合了自身文化传统与东方文化传统的一种呈现，“宇文所安的成功不在于提出了什么新的观念结构，而是打破了文学传统中跟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成规惯例，以一种富于冒险的精神的尝试激活了文本”。

在西方已有的《文心雕龙》英译本中，宇文所安的所选译的《文心雕龙》也是比较有特色与重要的一个译本。一般认为，比较主要的英译本有195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施友忠（Shih， Vincent Yu-chung）的全译本，1983年黄兆杰选译收于《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的译文，1992年王佐良学生杨国斌的博士论文《〈文心雕龙〉英文新译（30篇）与理论探讨》中的译文，并在2003年正式出版全译本。此外，尚有杨宪益与戴乃迭也曾翻译《文心雕龙》部分篇章。国外学者包括戈登（Erwin Esiah Gordon）、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和休中诚（E. Hughes）也曾翻译过其中部分篇章。其中，哈佛教授兼汉学家宇文所安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评论：英译与评论》中选译了《文心雕龙》包括《原道》、《宗经》、《神思》等在内的18篇文章，并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解读与研讨。

二、宇文所安对《原道》篇的翻译

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诗学著作中十分重要、杰出的作品，内容涉及文学史、文体、美学等方面的研究。宇文所安也称之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部反常之作”，且是一部“系统的文学论著”。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著作中，开篇通常被认为具有统摄全文的含义。同样，《原道》作为《文心雕龙》的开篇，也被认为集中地表现了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看法。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宇文所安对《原道》（Its Source in the Way）篇中“文”与“德”以及“道”的翻译与解读，品鉴其独特性与美学价值所在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宇文所安开篇即说，“《原道》试图展示文学如何诞生于宇宙的基本运作。”并认为刘勰是想从谱系学的角度去追溯文学的最初诞生。对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的翻译为：“As an inner power， pattern is very great indeed， born together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how is this？”并认为刘勰“文”与“德”所指的实质是“‘文’天然具有某种肯定的和不能忽视的特性”，但却选取了并不合适的庄子的思想来代为阐释。实际上，在张少康的解释中，也认为这一句话是对文学的本质的说明。不同的是，张少康认为，“德”是“得道”之意，与《老子》中“德”是一样的，而且刘勰《原道》中的文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别，而《原道》篇则是从更为广义的层面来探讨文与道的关系，并以此说明狭义文之本质所在。显然，从宇文所安对“天”与“地”的翻译“Heaven”和“Earth”中不难发现，宇文所安所对应的理解似乎更为接近西方现代科学意义中的天与地，因此他说“天”即天文学，“地”即地形学。在古代中国，天与地通常并不单纯地意味着物理学层面的天与地，而是与民族的文化与习俗关系十分密切。

按周振甫注解版《文心雕龙》中对“文之为德”的解释，“文”也分广义与狭义。广义又有三种：第一是形文，如形状色彩；第二是声文，如泉石激韵；第三是情文，如作品。而狭义的则专指文辞。德则指功用或属性，如礼乐教化等。在注解中，周振甫还指出刘勰“认为人文始自太极，也与天地并生，这是误解”。在宇文所安的解释中不难发现也有这样的意思，但是，颇令人费解的是，宇文所安认为刘勰选用了庄子的词“万物与我为一”来印证这一道理，“但遗憾的是，刘勰选错了词，要证明那个古老谱系，刘勰最先想到的是庄子的用词，而庄子此人对谱系和庄严等非但不以为然，反而大为嘲弄。……刘勰试图用‘文与天地并生’来证明文学的价值，但他所选用的措辞却嘲弄了起源的权威性。”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去考证究竟刘勰这句话与庄子思想之间的事实关系，而且，似乎在现有的相关阐释之中也并无此说法。所以，宇文所安的这一说法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此盖道之文也”宇文所安的翻译为“These are the pattern of the Way”，也即对“道”的翻译与篇名《原道》一致为“the Way”。从书中来看，宇文所安对“道”的阐释更倾向于认识论方面，如将“道”解释为“宇宙秩序”，或“自然之道”，并认为刘勰的道中有文说法过于极端。张少康认为这里的“道”从历史渊源来看，所指更接近于荀子和《易传》的思想，也即并不是单纯的自然之道，而是还融合了哲理与社会政治之道。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宇文所安在抓住了“自然之道”的同时似乎忽略了其他方面。周振甫则更为清晰地从三方面分析“道”之所指：第一是，“要推求文的根本在明道，从而纠正当时创作上偏重形式的流弊。”第二，“要说明创作本于自然，反对矫揉造作。”第三，“要替自己的文学主张建立理论根据，主张创作出一种明道而富有文采的作品。”

相比较而言，周振甫的解释更为丰富与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而宇文所安的创新就在于通过创新的方式，寻求与中文相应或对立的西方学术概念，并从迥异与传统汉学研究的方式展开。如宇文所安认为《文心雕龙》独特的自然哲学暗示着“心”的必然出现与发生，且“有‘心’就自然有‘言’，语言是‘心’本身唯一和特有的显现形式”，而且通过语言才使得“知”成为可能，由此实现人之“文”。这一方面恰恰是我们习惯性的研究中所忽略的，而宇文所安则在被以往文学史家所忽视的地方挖掘出全新的含义。

三、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必然面临着信息的误解与遗失，与此同时也常常带来新的研究思路与观念。《文心雕龙》是不朽的文学诗学著作，宇文所安的翻译与阐释带来新的阐释模式与启发，对于我们进一步立足中学与西学观照自身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翻译中的局限性与缺陷所在，由此反观我们对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诠释与意义空间。（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谢文娟：“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意义”，《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1期。

[2]刘颖：“关于《文心雕龙》的英译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41卷，第2期。

[3]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87-8、190-1、193页。

第5篇：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

参考国内有先进教学经验院校的比较文学双语教学大纲制定情况，结合各校教师及学生能力实际，制定适合本校高年级专业必修课的比较文学双语课程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通过讲授比较文学学科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理论，使学生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并在其中贯穿比较文学范例式教学。在教学事例选择上，侧重国外比较文学学者的专业论述，进行双语讲解，以起到导读、“研读”英文原著的作用。所谓，借助导读去分析阅读英文原著，借助“研读”着力于对其逻辑论述和层次结构的解读和理解，以便直接具体地认识领会西方学者的研究思维过程和表述特点，从中学习研究问题、发现问题和论述问题的创新能力及其实践运作。

二、师资水平的提高

双语教学对师资水平要求很高,教师不仅要掌握英语这门语言,还要懂得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知识。而在我国国内，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吸收海归教师充实语言师资建设，主要是在首都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但是难道普通高校不具备这方面师资力量就不能从事双语教学了吗？答案不是这样的。随着网络、多媒体技术的普及，高校教师可充分利用高科技条件解决双语教学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利用网络、多媒体形式进行辅助教学。在比较文学多媒体、网络双语教学课堂上营造良好的双语环境和氛围,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师生的教与学能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引入专业理论术语英汉双语汇释；播放一些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解读文学、文论原典、英文诗歌朗诵录像；欣赏一些代表性的、具较高艺术价值的英语影视作品片断等。

三、教材体系的构建

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实际，采取的授课教材普遍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英文原著为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授课。如SusanBassnett.的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出版时间：1993。（苏珊•波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Blackwell出版社）但是存在的问题一是英文原著教材价格昂贵，让一般学生难以承受；其次是由于出版和传播的关系，英文原版教材进入中国要经过一段时间，造成版本太旧。再次，据说国外比较文学授课是没有教材的，由于原教材者往往在某一方面领域研究的过于深透，多是专著性质，上课都是老师自己整理讲义。这就造成部分内容过于详细，有些地方涉及不到。不符合我国学生通习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现状。第二种模式就是选用中国人编写的英文教材，再选用原版英文教材和国内中文教材作为辅助。由于编写者、教师和学生的国学和英文能力水平差异，很难保证取得高效的教学质量。第三种教材模式是以中文教材为主，选取英美比较文学名师的论著进行讲解。两者起到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如上海师范大学孙景尧的AStudyofImportantWorksinEnglishComparativeLiterature《比较文学名著研读（双语版）》，在实践教学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各高校可根据本校教师和学生的实际水平编订相应的比较文学双语教材，解决学生听课无的放矢的困境。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创新

1.课堂教学方法要丰富

推行范例式教学法。在比较文学双语教学中采用了事例教学法。选择范例时，要突出范例的综合性、典型性和可操作性。抓范例库的建设。搜集、整理和编写比较文学教学范例，注重国外范例的引进和翻译工作。进行参与式教学。主张学生能够自主翻译，尝试用自己的感受先代替名家名译，然后再和名家名译做对比，学习经典翻译文本的文学魅力，同时也知晓在感受相同的情况下如何参照写作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和复述作品原有的思想意义。实施任务式教学。在教学中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利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同时，相应运用情景模拟、辩论等教学方式。让学生参与其中，改变传统的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的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思维，增强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教学效果显著。

2.教学手段要多样

（1）多媒体教学方式。首先在课件制作过程中，保证人名、篇目、书名的原文附着和对译名的统一和纠正，使用关键词教学方式。其次，经典作家的重点篇目当中的精品段落尽量采用原文、译文双对照。第三，对于重要西方文艺理论观点尝试进行按3：7（英文：中文）划分的课堂内容比例的本专业英文教学，同时用中文再次强调，避免译文造成的观点误读。对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专有名词解释、人名、书名及重要段落的双语模式进行沉浸式教学，欣赏英文视音频片段，如在对2008级讲授Psychoanalyticalcriticism的内容时，为加深学生对Oedipuscomplex的理解，首先让学生观看一段TheKingofOedipus的视频材料，从而加深了学生对这一概念的领会。现代教育技术的引进，增强了直观性，化抽象为具体，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提高的学习兴趣，进一步训练了论文写作和双语思维能力。（2）课程教学平台建设。课程教学平台建设内容包括以比较文学课程各知识点为单元的开放式的网络课件库、事例库和试题库。并将专业教师与学生的科研成果也放在网站上，鼓励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引导学生思考。课程规划、教学大纲、电子教案、教学课件、师资队伍、习题解答、参考文献等栏目基本成型，并配备了文字的资料，只要连接上校内网，便可达到资源共享。通过“学术动态”、“学术著述”、“经典专题”和“资源下载”等分栏，不仅能够获取学习所需的各种资源，而且使教与学始终能够洞悉学科发展和研究的前沿。此外，通过该网站上备有的友情连接网址，可以登录其他专业学术网和其他院校了解最新的学术和教学动态。

3.实践性教学环境要完善

（1）建立起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学生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写作的实践连接，例如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如05级学生王朝的《幻想文学的发展及演变》直接涉及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领域，其他如汉语言文学06级学生“解析《金粉世家》中的女性观”和“<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自由意志抒写”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将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理论付诸实践。（2）利用专业实习基地的资源，加强与其他双语教学部门的联系，保证讲座、参观等教学方式的稳定。如，带领学生听取外语系教师的课堂教学、语音室学习，鼓励学生参加或聆听各种英语演讲、辩论、表演比赛，如鼓励学生参加2011年10月在我校举办的“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黑龙江省决赛选拔赛，并在外国专家学者到校做英文讲座时，鼓励教师学生积极参与。如聆听2011年10月外国语学院邀请美国国际教育委员会首席执行官DonPetry博士来校做关于《教育国际化》的专题讲座等。在授课形式和方法上进行大胆改革，采用多种现代教学方式，能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收到较好的效果。体现出“老课程，新内容”的时代特色。

五、教学实践效果

第6篇：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

众所周知，文学的物质载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当前的电子媒介文化几个阶段。作为口传文化时期的口头文学其物质载体是人类的口头语言，在人类早期科技文化水平不发达的时期，人类早期文学的伟大成果就是通过人类口头语言的代代相传而得以保存，像《荷马史诗》这样伟大的史诗作品就是通过人类的口传而得以传递的，人类最初的口头文学创作绝对不是任性而为的，它是对语言创作规律的自觉把握，同时也是对生活世界中生活事件与生命情感的自觉想象和诗意还原，因而在口头文学中也存在着当下文学所要具备的情感因素和生命意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印刷技术的出现，人类的文学有了印刷文本这样的物质载体，这对于人类文学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口头文学的发展主要借助于语言的口头化和记忆的便捷性，也就是说，口头文学创作只能基于“记忆和倾听”，离开了这两者，口头创作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文学文本的诞生则确立了文学自身的书面文本，人们通过阅读、分析和体认这些书面文本可以形成对文学的认知；它可以使创作者的思想意图永恒化，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文学接受的可能，从而使创作本身有了直接的可以体验和模仿的固定文本，因而印刷文化的出现确立了文本的“定型化”的历程，它摆脱了口头创作文体的模糊性以及意象单元和情节单元的非明晰性，这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电子传媒时代，在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的载体又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不可否认，进入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学存在形式和传播方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即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书刊的印刷出版，大有被网络传播的信息数码的形式取代的趋势，似乎一个文学作品‘无纸化’的时代即将到来。”[5]也就是说，随着电子高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出现，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似乎越来越简捷，文学的“超文本”时代已经到来。文学“无纸化”时代以及“超文本”时代的来临对文学的发展应该说并非是一件坏事，文学作为精英文化的象征曾高居在“象牙塔”之中，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一直是在狭小的知识分子空间中进行，当文学超越了纸质文本的束缚在广阔的网络空间播撒时，大众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中来，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网络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然而，面对信息技术时代的幽灵，文学也似乎品尝到了走出“象牙塔”的孤寂和无奈。电信技术的高度发展，图像制作技术也就越来越方便快捷，图像出现了几何级的增长势头，电影、电视和图像广告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学这一传统的纸质媒体艺术逐渐出现了衰落之势，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人们借助于图像的视觉感官来认知这个“图象化”的时代，诸如中国传统的文学著作被拍成电影电视、纯文学期刊的改版和停办等等，大有图像压倒文字的趋势。因而“在电视、电影、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强大攻势下，曾被视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已节节败退，失去社会生活和公众意识的支持，循入日渐逼仄的‘边缘化’境地。”[6]正是在这种电信时代科技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遇问题成为了许多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重心。法国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就认为“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①,德里达的信奉者、美国加州大学文学教授米勒也认为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在今天的电子媒介时代已经悄然逝去，过去在书中读到而在现实中无法见到的事物“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是在书页中读到。我想，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4]这也就说明了在电子媒介时代图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视觉欲望，而且还能够将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通过数字模拟技术给呈现出来，例如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冰河时代》中展示的史前的古迹等都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见到事物，这说明电子媒介时代的数字模拟技术的确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在影视中可以看到的事物在书本中也许根本无法看到。电子媒介时代“图像对文字的优势”被有的学者称为“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7]：在“读图时代”图像取得了文化上的“霸权”，文字沦为了图像的“奴仆”。如果这一论断符合事实的话，“图像”取代“文字”的时代将指日可待，“文学的终结”也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从美学角度来说，文字和图像本来各具特色，图像以其直观性和具体性见长，而文字以其抽象性和联想性著称。文字读物可以唤起读者更加丰富的联想和多义性的体验，在解析现象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图像化的结果将文字的深义感性化和直观化，这无疑给阅读增添了新的意趣和。抽象的文字和直观的图像互为阐发，无疑使得阅读带有游戏性，从文字到图像，再从图像到文字，来回的转换把阅读理解转变成视觉直观。”[7]这说明了文字和图像是各具优势的，由文字语言组成的文学在思想深刻性和想象性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而图像在感官化和形象性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这说明了在电子媒介时代由图像组成的影视艺术和印刷文化时代由“文字”构成的文学是两种有着不同表现形态和艺术特质的艺术种类，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各自的艺术特色范围内相互促进和发展。影视是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影视艺术是通过画面、声音和蒙太奇等影视语言，在银幕屏幕上创造出感性直观的形象，再现和表现生活的一门艺术，它通过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听觉器官，使观众获得一种视听感官上的享受；而文学由于以语言文字作为媒介和手段，使得文学形成了许多自身独具的审美特征，集中体现在情感性与思想性、间接性与广阔性、结构性与语言美等几个方面。任何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作家的主观情感。文学的情感性越浓烈，越能感染读者，就越富有艺术魅力。文学由于采用语言作为媒介，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由于文学作品能够深入到人的内心的情感精神世界，直接披露出人物最复杂、最丰富、最隐秘的情感，使得语言艺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深刻。文学的思想性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远超过了其它艺术形式。虽然所有文艺作品总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对生活的认识，从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但在各类艺术中，还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形象最富有深刻性和思想性。语言艺术之所以具有这种优势和特长，同样是与它采用语言作为媒介分不开的，因为只有语言才能直接表达人的思想，在直接披露人的思想认识、评价判断方面具有最强的艺术表现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总是被情感所包裹并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只有将情感渗透在思想里的作品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在激动不已的同时去深入领会作品蕴藏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情感性也离不开思想性，因为这种情感往往是在理性思想指导下成为具有特定爱憎情感的倾向性。文学作品的结构与语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不仅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重要艺术手段，而且本身也具有审美价值。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必须需要利用结构这个重要手段来完成。对于文学作品来讲，结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关系到整个作品的成败得失。文学所具有的这些语言艺术的特征是作为视觉艺术的影视所无法比拟的，在思想深刻性、情感表现性以及语言结构美方面文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以图像为主因的影视艺术再发展也不可能使文学消亡，因为“看图像”和“读文字”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消费方式，图像的感性形象和文字的理性抽象只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存在着彼此替代的关系。因而，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终结论”可能有着西方的学术背景，但是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文学危机”另一方面的知识背景是文化研究的兴起所导致的“文学的越界和扩容”问题。文化研究的兴起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冲击是当前我国文艺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持“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主张的学者认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和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界限。”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就是要消解传统的精英主义美学思想，促进审美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它的性质就是企图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取代审美文化。”[9]它在美学文艺学领域的主要表征则在于对人文精神的消解，让消费文化进入正统的审美文化之中。落实到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消解了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促成了文艺学的边界移动和扩容。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的消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使雅俗文化的区分丧失意义。雅的文化为了表示自己“亲民”的姿态，主动纡尊降格；俗的文化也在现时代的怀旧情境下披上了精英的外套，在技术的包装下翩然走上文化的T形台。其背后的动力更多的是商业化原则在操纵；雅俗文化不但丧失了彼此曾经有过的界限，也在物欲化的世界里丧失了各自的主体性。其次，由于审美主体性的丧失，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感性解放的功劳就要打折验收了。主体感性的解放在此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艺术审美能力上的真正提升，而是消费社会的商业化原则在作祟，主体好像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得到了感望的满足，而实际上这一切在其深层处处受到经济权力话语的制约和商业化原则的左右。文化大众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比起它在审美上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在商业化原则下所强调的物质性与当下性，如今正不断地使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疏离感，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自由感、社会感乃至安全感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侵蚀。其结果是，审美活动在摆脱了理性强制之后又遭到物质化的清洗，演变成了一种适时转化个人物质欲望的代偿性活动，更多地依存在物质享受之上。由此我们自然可以推论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人文精神消解的最后一个症候式表现，即，从文化领域看，高层文化或雅文化也与现实同一起来。高层文化本来与现实相疏远、相脱离，而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存与现实不同的另一个向度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高层文化超越现实向度的体现，即任何高层文化总有理想的向度。确实，高层文化过去总是与社会现实相矛盾，而且只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即精英知识分子才能享受它的乐趣，描绘它的理想。现时代，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间距”已经被克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看来高雅文化与俗文化没有任何的界限，这样就消解了高雅文化的精神内涵，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和介入功能。“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移动和扩容则是引起文艺理论研究界争论的核心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在审美泛化的理论语境下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的调整和拓宽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这样传统的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文学经典将会终结，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视作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是文艺学千载难逢的机遇”[8]。挑战在于对文学经典的背弃并转而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感性问题，而机遇则是“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的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的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8]很明显“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所倡导的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扩容已经与经典的文艺学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经典的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其主旨在于揭示文学活动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审美规律，文艺学的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事实、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无论文艺学边界如何移动也不可能抛弃文学活动自身规律去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因为文学活动的“审美”功能在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们走向作为精神意义的超越之境，其含义是“无利害静观的自由愉悦”，而“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中的“审美”却是一种欲望的消费，其功能是的自我满足，其实是一种“非审美”，按照康德的观点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并没有普遍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纵下所制造的审美假象[10]。因而通过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来认定当下文学的危机也是不成立的。电信时代的文学处境和审美泛化的事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我们的文学研究的根基。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根本就不存在着危机和困境，形势一片大好呢？当然也不是，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的确出现了危机和困境，但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外在的客观社会氛围的变化，而是在于我们的诗学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问题，他们关注文学理论自身的建构，直接从某个哲学体系或者抽象命题出发来推演诗学体系，相对忽视了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阐释，即使有对作品的阐释也只是作为其体系的例证而存在，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脱节的现象，如果诗学理论远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作品自身而只是在哲理化的形上高度自我欣赏和满足，不出现危机才是怪事。因而在诗学严重理性化的今天，诗学不应该再在逻辑化、体系化的封闭结构中继续兜圈子，我们呼吁一种重返文学文本自身的诗学理论建构。

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

本文诗学作为隐含在具体文本中的一种诗学思想，它是诗学的原初形态。诗学的原初形态，实质上就是批评家立足于文学本文，从本文出发，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隐含的“本文诗学”进行理性化的归纳与呈现的结果。通过“文学本文”，建立诗学的基本立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范例。当然，也必须认识到，没有荷马，没有悲剧家，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同样，没有先秦两汉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后起的传统以诗学思想史为依托，寻找诗学与人文学科的沟通，评价文学的功能价值，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本文之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独立思想立法。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本学诗学作为创作者内在文学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创作诗学，其形态是隐含着的，它隐含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这种内在意识的诗学观念在接受美学看来是一种虚假的观念。按照现在接受美学的观点，当作家创作出作品之后，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品已经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物在历史的视域中接受读者的审阅，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当然，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也不是要回到亚里斯多德和刘勰的水平上，因为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本文诗学虽然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但是由于理性诗学的作祟，亚里斯多德试图为整体的文学立法，他采用了科学主义的完全归纳方法来建构本文诗学，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试图在古希腊的全体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诗学的基本话语主要研究路径，在研究对象上虽然具有本文诗学的特征：即从文学本文出发的特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则是科学主义的本质归纳法，并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摹仿”，这样就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了本文诗学的衰微和理性诗学的勃兴。亚里斯多德的这一方法论困境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时逐渐被诗学家认识到，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对希腊文学的认识就不再企图对整体的希腊文学发言，而是从某一个视角切入古希腊文学，采取“诗思”的方法重构古希腊诗学，这种超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方法就是不断的返回古希腊文学文本自身，以“诗性之思”为中心，重新建立文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达成对诗学观念的更新。例如，席勒首先将古希腊与近现代文学进行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从而认识到，古希腊文学偏重于一种素朴精神的表达，是一种素朴的诗学，而近现代诗学则偏重了一种感伤情调的表达，构造的是一种感伤诗学，尽管他并不否定近现代的感伤性诗学，但他似乎更推重素朴的诗学。落实到古希腊诗学的具体分析之上，他特别重视希腊人所具有的一种自由而质朴的生命文化理想从而达到重构希腊诗学的目的；尼采通过解读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艺术，特别是建基于对古希腊语言和古希腊神话的深刻理解，尼采认为古希腊诗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它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特别以狄奥尼索斯为象征的酒神诗学，这是一种生命化诗学。这种以“诗性之思”为中心的诗学方法论就是本文诗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一思路也应该是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所遵从的基本范式。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当时纯文学与杂文学没有区分开来，《文心雕龙》在研究对象上就包括了骚、诗、乐府、颂、赋、赞等35种体裁，有些体裁则根本不是文学文本，虽然在“文”的本体论“原道”的统摄下展开，但是具体落实在文学创作、批评、发展等环节时，刘勰采取了诗话和词话的方式，对具体的诗学思想不能明确提炼出来。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精神：虽然能够对某一文本发表高明的见解，但是缺乏系统性，也就是说，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诗学观念。因而今天我们重建本文诗学，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处，透过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寻隐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批评家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论证和思考，去考察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诗学思想是怎样由本文建构与消解的，因而本文诗学考察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在西方现代文论系统中经历了由“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到“读者中心论”范式文论的转换。“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主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早期精神分析文论等类型。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从“作者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文学视为一种幻象、直觉或白日梦，把主体的直觉、表现、乃至元欲（性本能）作为文学的根本动源。“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强调作家的中心地位，主要考察作家的创作实践问题以及在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心理问题，比如说“天才”、“想象”、“白日梦”和“无意识”等；在“文本中心论”范式中，苏俄的形式主义开创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先河，再到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的结构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美的新批评也重视文本的阐释。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以及由语言形式和结构所组成的“文学性”问题，而对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作家创作的心理状态如何则完全不予考虑；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和“感受谬见”说更是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的相互关联彻底隔断，而只是孤立的研究文学作品自身的特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日常语言，主要因为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还必须通过语言书写的陌生化来加以表达，就整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主要想通过一种内在的结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比如俄国的普洛普就在《民间故事形态学》①一书中通过一百多个民间故事的分析，认为故事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人物所承担的功能却只有31种，这种从文本的内在结构出发去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的兴起。到了结构主义阶段，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了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出现了“作者死了”的呼吁。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脱节

第7篇：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

[关键词]比较文学教学；瑶族文学；实例研究

比较文学课程是当代高校中文系课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比较文学相对其他分门别类的文学课程而言，其最鲜明的课程特色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别、跨区域，这一课程特色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的通识指向，区域特色资源整合利用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之中，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广东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中，将瑶族文学植入比较文学的课程实践，有着广泛的学科基础和地缘优势。从教学对象来看，学生中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广东省连南、乳源等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学生，其对民族文学加入教学内容的接受也更为清晰。因此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当代瑶族文学与文化的内容，是可行而且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全方位展示比较文学教学与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实例研究。

一、教学目标

无论在以文学文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还是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综合类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始终有着通识教育的帽子。因此教学目的并非功利，也并不明确具体。本人在教授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既经历过作为选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也经历过作为必修课的比较文学教学。中文专业本科和中文师范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有所不同，虽然都有比较文学的课程，但前者是作为必修课程设置，而后者是作为选修课程设置，因此教学目标也因课程设置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人曾经参考了部分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实例，力图克服学生因教学目标不甚明确而产生的学习难题。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反馈该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意见。不仅是教材五花八门，而且类似于古代文学教学纲要的材料也良莠不齐。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学生的疑虑随比较文学课程设置之初就存在。本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力求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比较意识，对于不同文化的宽容接受，以及在日后科研过程中较为敏感的思维方式。相对于集中讲解枯燥理论和单纯灌输西方文化的单调性，本人发现，从区域特色出发，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内容，显然更能提高学生对于比较文学的兴趣和学习的效率。在参考其他民族类院校比较文学的课程中，本人发现，以罗庆春教授为主导的西南民族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研究较有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1]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融入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也有其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依据。以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为例，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设有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硕士招生目录中，有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中国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等方向，恰恰相反，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专业下，有中外比较文学、多民族比较文学、东方文学等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与民族文学学科交融的情况在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其合理性并且已经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就广东省高校而言，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显然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质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代广东瑶族文学）是世界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下，瑶族作为广东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当代文学（即当代瑶歌的创作）隶属于广东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当代瑶歌的发展和流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广东当代文学的流变特征，亦可为研究转型期广东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将如此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加入比较文学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对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洞察力，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教学远离枯燥的理论，变得更加明晰，学生也更容易接受，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进一步说，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结合对当代广东瑶族文学的变迁研究，亦有助于透视转型期中国社会少数民族文学的流变、集结和多声部共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汉族文学书写中，宏大叙事被逐渐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线则由对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歌唱转向了对本民族的歌唱和书写。世纪之交，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被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洪流冲击愈加严重之时，文学创作者也几乎在同时做出反应。口传文学作为一种能够表达少数族裔民众情感的文学形式，既活跃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舞台上，又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瑶族也是如此，瑶族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的瑶歌，而瑶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歌唱内容，这一点完全贯穿到了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为学生讲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瑶族歌谣，和比较文学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加激起学生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理解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是如何对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进行关照的。如何明晰比较文学的教学目标，区域特色的文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教学内容

在比较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将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根据教学提纲划分为几个大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有两大研究需要厘清：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大研究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支柱。比较文学既包括了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又涵盖了有关文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派更注重超越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而法国学者由于其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对欧洲文学的考据优势，强调考证和依靠事实凭据来解决问题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中国高校的课堂上，对比较文学理论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讲述缺一不可。其一，影响研究。首先，在讲述渊源学的时候，课本上原本是以中国文字作品中的外来因素为例做详细的考证，而本人加入了一场课堂讨论，讨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原型，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的原型问题。例如广东的瑶族地区学生，在课堂讨论中，会讲述自身民族的渊源和神话传说。本人在课堂讨论中，一并补充和列举瑶族的文学传统：瑶族是个古老的中国南方山地民族，起源于远古时代，《山海经》中就提及盘瓠神话。瑶族将盘瓠奉为祖先，瑶族歌谣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中举足轻重，其中以《盘王歌》为最，歌词长达3000多行，歌名多至数十种。在讲述渊源学中的口传渊源一节，本人又重新举证，将《盘王歌》作为范例讲述给学生听，更加明晰了口传渊源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讲述了口传史诗之后的若干周，我又在影响研究中加入了新的讨论内容，如何看待当代瑶族文学中的盘王形象。当代瑶族文学的创作中，神明和祖先、图腾一起被重新建构、创作了。其余少数民族的作品也是如此。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个本科生写的学位论文是关于一部黎族小说的。本人将课堂上所涉及的有关渊源学和影响研究的理论问题整合，加入对其的指导意见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影响研究不仅仅体现在汉族文学和瑶族文学的交融上，另外，还涉及到瑶族有语言无文字所衍生出的创作问题。瑶族作者的创作和记述一般以汉字汉语写作为主，所以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中，本人尤其强调非母语写作的割裂与比较文学本身的联系。然而在比较文学的教材中，很少涉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有些民族的文学尽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然而，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汉化过程中，文学创作往往渐渐以汉语为主了，而本民族的语言却已博物馆化地以经书的形式存在着，已不再为人们书写所使用，这样的例子有彝族。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特地把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写作记述工具的民族文学作为案例，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非母语叙事的问题。

这一点在比较文学中较为常见，例如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人、用法文写作的加拿大人，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作的拉丁美洲人等等，这样的杂糅和交融产生了大量的灿若群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我再给学生展示彝族和藏族用汉语写作的诗歌的精炼与优美，展示瑶族对歌手抄的用汉语写就的底本等等。让他们展开课堂讨论，分析非母语写作的文学品质。生态主义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文艺理论之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刚好契合这一理论。很多山地民族都有着天然的保护自然的传统，而其文学作品和史诗中的显现也很常见。在比较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关生态主义的描写、有关故乡被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社会所冲击的焦虑展示出来，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于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理解。瑶族是山地民族，瑶歌是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在瑶歌中，内容五花八门，从瑶歌出发可以管窥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另外，瑶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作为一种跨界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国、泰国、越南、老挝、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因此国外瑶族的文学创作也不逊于国内，这样，影响研究也可以部分提及国内外瑶族文学的区别和联系。正如比较文学教学中常提及的中日文学联系，中印文学联系等等。苗族和瑶族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列入其中。比如，瑶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瑶族经书问题，就具有着比较文学的意味。如瑶族在长期的跨境迁徙的过程中，诸多瑶族经书随着瑶族的海外迁徙流传到了国外。美、法、荷、德等欧美国家的图书馆都有不少瑶族经书。2010年，学者郭武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在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了近三十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鲜为人知的瑶族文献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道教经卷。经过细致的甄别后，他对这些经书进行了分类，主要瑶族道教科仪、驱瘟除疾、超度亡魂与合和婚姻、治病除患等等。[2]瑶族经书在国外的流传，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可以作为流传学的案例来探讨。另外，在形象学的教学之中，本人会将瑶族文学中的汉族形象，汉族文学作品中的瑶族形象提取出来，并加以阐释。瑶族歌谣作为最为常见的瑶族文学样式，很容易作为教学素材，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去。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县城位于广东省北部，这一瑶族聚居地在瑶族的分支体系中属“过山瑶”，其瑶歌属勉语系。乳源过山瑶山歌可分为传统原始体系、近代古典体系以及当代的生活散歌体系；按照内容形式可分为念歌、呕歌两种。[3]瑶歌围绕《大歌书》（即《盘王歌》）的底本展开，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大的社会背景的变化，瑶歌的内容和歌者也有所变化。在这个流变之中，尤其是生活散歌，汉族人的形象通常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社会的转型、广东社会生活文化的转型皆可从这一侧面管窥一二。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附属作用之一。其二，平行研究。按照美国学派的定义，平行研究就是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被允许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和联系，平行研究是二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也符合新批评学派直接切入文本的要求。这一定义，不仅强调了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包括对文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研究。那么，对于比较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结合而言，“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十分契合。本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引入瑶族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创作的平行研究。另外，跨学科研究也是如此，将比较文学课程引出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田野调查的部分研究方法，能够丰富此门课程的内容。本人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将瑶族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讲述，还将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学博士生关于瑶族的田野调查、语言研究文化传播研究等纳入到课程中来。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会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作品来进行比较。在少数民族歌者、诗人或者小说家创作的初期，其中大多数人都曾阅读或模仿过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或者受其影响。以比较文学教学中所讲述的诗歌为例，在加汉•拉马贾尼在其《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一书中，认为“诗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合象征、反讽和隐喻的文体———很适合传达和记录分裂的文化经验和冲突”。[4]他对第三世界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包括语言的混杂、隐喻的使用、诗歌形式的民俗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创作中所经历的双语经验的杂糅性和第三世界的英语诗人是极为相近的———因为他们同样书写了传统的消失、母语的困境以及对“原乡”的守望。另外，在比较文学课程中，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相关的分支研究都被纳入课堂教学分析中来。如打工文学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不容忽视，当代少数民族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如火如荼。这个新近出现的文学现象虽然并未大张旗鼓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然而在比较文学层面，却别有一番意义。首先，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以工人的身份离开故乡，他们进入城市，具有双重身份，少数民族身份和乡村打工者身份。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事文学创作，在打工之余写作，这样的作品颇有离散的意味，和拉马贾尼所言的断裂与疼痛颇为相似。在教学中，本人会引用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原乡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消失殆尽，加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都会体现在他们杂糅的作品中。假若从比较文学视野看乳源瑶族瑶歌的变迁，不难发现，政府将居住在山上的瑶族村民，迁移到平地或者城镇，他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变化，对歌的样式不变，但是歌谣的内容却变化了。本人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能产生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教学方法

在以上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中提到，本人之所以践行了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容，是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者和学习者无法仅仅满足于就外国文学来认识比较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又能够契合于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比较性质的文学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文学人类学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曾指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学科格局和文论体系,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5]因此，我们将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也融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中去，也是一种教学改革和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且可以称之为雪中送炭。在比较文学教学中，常常有“文学史化”的倾向，“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与空洞化，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明显走向，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6]也就是说，将比较文学课程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史来讲述、把外国文学史改头换面来充当比较文学的课程素材，是一种常态。因此，在我们的高等院校比较文学教学中，急需个案和素材，来充实这样一门学科教学，使其系统化并且生动化。另外，在不提及“少数民族”概念的时候，歌德所言的“世界文学”是跨民族和跨国界的，那么，仅仅谈国别文学并不能代表比较文学的全部，如果将少数民族纳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某一民族却分布在多个国家，这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都是较为有意义的议题。例如，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延伸到，就一个民族而言，也可以分布在各个区域。例如湖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瑶歌的不同之处，在瑶族的文学传统中，《大歌书》是最为重要的底本，然而，瑶歌的流变却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沿着各自不同的脉络进行着。在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进行考察的时候，赵天银编著的《乳源瑶山歌谣》就十分耐人寻味。他本人在注释中如是说：“瑶歌歌词联系物质实际、联系国情文化……歌书内容丰富，有古老歌为基础，有新时代的歌词，亲见见历了我们乳源一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唱歌形成了一种自乐自娱的风俗活动。与歌谣书本是融入了客家文字的元素，仍然顽强的保留着自己民族文化向前发展”。[7]

在这本瑶歌的集子里，既能看到《大歌书》的影子，又能看到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样的案例运用到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中，可以使学生从周围的熟悉的地理环境出发，从身边熟知的民族文化特色出发，去体会丹纳在《艺术空间》中所言的时代、种族、环境对于文学艺术影响的分析。在讲述影响研究的时候，瑶族的宗教仪式歌谣被本人当做教学案例植入到课程中。本人用多个国家关于《盘王歌》的记述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地域性和跨国性的“地方性知识”。每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是瑶族的盘王节，这是瑶族人们祭祀祖先盘瓠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瑶族人都会举行宗教仪式庆祝，称为“拜盘王”。节日延续三天三夜，以祭祀、歌舞为主，其内容主要有请神、祈福、唱盘王歌。拜王仪式由瑶族师爷主持，仪程有请神、敬献、调神、挂灯、抛兵等，所用祷词、咒语奇特，和汉族的傩戏有相同之处。在祭祀的仪式结束后，瑶族民众开始唱《盘王歌》，歌词长达3000多行；舞蹈方面，每人手拿长约80厘米的长鼓群舞，一般为双人或四人对舞。在盘才万的《拜王歌堂》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和宗教仪式祈祷词。[8]这样的仪式歌谣，被文本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瑶族人的事业，在其他国家的瑶族文化研究中也多有出现。这显然算不上是国别文学，而是一个民族在多个国家的文学。其中美国赵春道的《大王傜孙书歌牒》、日本白鸟茅郎编写的《徭人文书》、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编写的《瑶人仪典绘画》都从渊源学的角度证明了瑶族的历史传统和神话意象是如何跨国际传播的。本人在列举了相关文本以后，希望学生能够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指出这些文本和国内盘王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分别以“十二姓瑶族人”、“广东韶州府”等关键词为例来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人还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展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深入瑶山进行田野调查的资料，瑶族人民对歌的视频等等，能够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瑶族文化生态，从而对比较文学课程特色有着更明确的认知。总而言之，比较文学的课程教学有其多面性，如何在本科比较文学课程中注入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在地的少数民族）的内容，是关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创新议题,本文希望能得到其他比较文学本科教学与研究同行的重视和建议，进一步地探讨其学理基础与可行性。

[参考文献]

[1]杨荣.比较文学视阈下的四川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11).

[2]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J］.文献.2012(4).

[3]盘桂清.乳源瑶歌与瑶族历史简析.广东省文化馆官方网站，电子资料.

[4]JahanRamazani.TheHybridMus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1.

[5]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

第8篇：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71-09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是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本论文从“我所理解”的角度，阐述对此课题若干方面的基本理解。因为着眼课题涉及的最大外延和最基本问题的初步规划和设想，所以，粗线条提出的可能研究的若干问题不可能也不打算详细展开。目的是得到同行学者的讨论与批评，以便后续深入研究。

一、如何理解价值体系

体系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体系有怎样的特质特征？体系自身以及与外在环境有怎样的关系？

1.体系的概念

汉语的体系/系统，体制（名词）在英文中均对应为“noun”。英语中此词语的基本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意思，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通常被看作是某个结构或某个具有内部联系的网络的组成部分的总和；一个复合的整体。例如国家铁路系统：液体经由管道系统进行传送。第二个意思，按照已经完成的部分制定的整套规则或程序：有组织的计划或方法。例如政府的多党制体系；公立教育系统。从英文原来的涵义，翻译成汉语后，在不同场所，分别有体系、系统以及体制等表述。

我国《辞海》的“体系”条目说：“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理论体系；语法体系；工业体系”。从该辞条的关键词“构成”可知，体系是人类为实现某方面目的的人为建构，即有意识的主观行为。虽说是人为建构，也必须依赖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例如语法体系，说话是人类原本既有的自然行为，于不自觉状态中遵循特有规律。语法学家将这种规律总结提升概括为“语法体系”。因此，所谓体系，是基于对于客观存在事物或者事实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之后有意识建构的整体。

如上介绍均出自“体系”的本体论角度界定和理解。那么，方法论角度，关于体系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所谓系统方法。就是要求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和改造的方法。就是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看成一个更大整体来考察对象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从整体出发。始终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综合地处理问题，以达到最佳目的的一种方法”。这里的“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让我们再借助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曾经就“结构”这个概念的讨论，来看体系和系统就更清楚了。皮亚杰说。机体即“―个活的结构构成一个‘开放’系统。也就是说，它在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其要素在从外界吸取给养的同时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维持。……这样一种结构就能作静态描述，因为它尽管永远活动着，仍保存着自身，但原则上它是活动的，因为它构成种种不断变化的相当稳定的形式”。由于结构本身可理解为是一个系统/体系。所以，可将皮亚杰关于“结构”的“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的思想借用来认知系统/体系。

2.体系的特性与特征

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的界定，让我们看清楚了体系的特征和特性。

第一，体系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体系是人类为了某方面目的而有意识建构的一个整体。当建构的一个整体诉诸逻辑性的文字表述时，即为该体系的理论形态。缘于人为建构，所以，系统必定具有不断调整的任务和可能调整的机制。比如，公立教育系统，就要不断调整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还要与社会其他部门协调和谐等。质言之，体系建构与调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建构与调整都遵循其相应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体系建构是主观的，因此，体系是主客观相互吻合的产物。

第二，体系具有稳定性、整体性和活动性。体系遵循自己所属的规律。人类建构体系有目的，在尊重规律基础上期望体系稳定和完整。比如，公有教育体系，一旦形成就具有各层次教育的搭配协调。以保证其稳定和完整。此即稳定性和整体性。稳定性和整体性如何得到保障？依靠其活动。活动的涵义，包括体系内部的各层次和组成部分之间的调整，也包括“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根据环境变化而对体系进行调整。这就形成了活动性。活动性乃为体系的重要特性之一：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以及各部分均分别地与整体具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维持其活动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保证。

第三，体系的相对性。体系多大呢？从如上皮亚杰关于结构的理解和表述中可以看出来，体系是相对性概念，不是大小概念。对外在环境来说，它是一个整体即体系，对它内部的某个部分来说，这个整体相应地又成为了外在环境。即任何一个体系都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相对性。比如公有教育体系，其外在的社会整体是一个体系，其内在的某个层次的教育也自成一个体系。相对特性决定了它的活动性，对内对外的活动，以维持其稳定与完整。体系的相对性，要求体系的设计者具有辩证思维。

那么。什么是价值体系？这就需要首先确定文艺评论。文艺评论的性质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价值，都与文学观念密切相关。而对于体系的准确理解，才能准确理解以怎样的文学观念为基石建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三个互相牵制的概念范畴。此部分只好暂且放下“文艺评论”和“价值”两个概念。在如下几个方面，基于体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综合性理解，来探讨建构价值体系必须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及相关问题。

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建设是人为的有意识的理论工作，有怎样的文学观/文艺观，就有怎样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逻辑起点。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种文学观，文艺观，认可和选取哪种？笔者以为，我国新时期是文学研究广泛汲取中西方历时与共时的文学思想资源并加以反思、批判与创新的重要时期。也最具系统论思想方法，是最值得关注和珍视的理论时期。这个时期文艺学重要的理论成果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1.系统论视野中的新时期文艺学重要理论成果的考察

新时期30余年，我国文艺学界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有四个方面的资源：其一是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其二是“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其三是中华古代文学理论；其四是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如此理论资源及其继承创新实践背景下，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创获了诸多理论成果。其中得到学界共识并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的重要理论成果有：文学审美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文学活动论、文体诗学、比较诗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那么。这些理论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具有关联性并且自洽，则表明这些理论可以与一个关于文学的共同本质的原理相统一。或者说。以某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与相关理论可自成一体地成为文学基本原理。

获得学术界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如下：“审美特征”论。确认了“审美”是文学整体性结构关系生成的一种形而上的新质。审美是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所缔结的一种特殊关系。……审美的根本功能是为了创造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为了获得完满的人性，为了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审美特征论探究起步于文学本质的理论反思。反思之结果是取代了“形象特征”说。最后落脚于文学基本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此理论是从文学与整体性生活关系的角度，以文学审美特征区别于一般认识论的对于整体性生活的审美反映。这就决定了存在与意识、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关系的维度，可顺乎学理地得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此观念被有的学者看作新时期文艺学第一原理。朱立元等在总结“文艺理论中国化”工作中，也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对于文艺极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肇始于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论和审美论两脉的扬弃与重建，代表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成果”。当然，关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思想辨析，需要单独研究。而且此概念在钱中文教授和童庆炳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理解和表述中也有差异。但诸位学者以此为文学的基本性质这一点上没有大的分歧。童庆炳教授将文学认定为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而且表述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这样，文学审美特征论、文学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三者就构成了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理论。他将的“人的活动”思想引入了文艺学理论，认为文学以活动的方式存在，是整个人类活动中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人与对象的诗意情感关系，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同时确认了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这就构成了文学活动论思想，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创作、创作之结晶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接受者的一般读者和批评家。构成这个活动得以运行的是人类生活的世界。文学活动处于运转中，活动的各个环节并非直接连接，新时期文艺学充分注意学理性。认为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接受者等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内部，均存在若干尚不十分清楚的需要探索的过渡性因素。这些过渡性因素恰恰是文学基本理论更加细化的部位。从文艺学界既有探索和研究成果来看，业已发现并论证了世界与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的“一般中介”――社会心理，以及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以及该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特殊中介”――艺术文体。仅从作品这个组成部分自身来说，则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互相征服说，相互征服之结果的文体，则具有若干层面，这些理论涉及到新时期颇有成就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文体诗学理论以及中西比较诗学等理论领域。文学审美特征、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等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与思想，均合乎逻辑地渗透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童庆炳教授所著的《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一书全部四章的题目最准确地标示了如上理论逻辑：“第一章：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第二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第三章：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等。从如上梳理和辨析，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从文学活动论切入，可以顺乎学理地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细部的文体学、文艺心理学等相关的具体理论相互兼容与支持。由此。笔者尝试从文学活动论切入，考察从该活动系统可否延伸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内在要求。

2.文学活动的系统性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问题

如果说，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是一个人为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是怎样提出来的？从上面介绍的新时期各种得到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来看，它们相互之间圆融自洽，体现了文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其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本质，渗透于文学活动全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本质的文学活动的概念。那么，文学活动的内涵与特征如何？

文学活动的内涵是：“第一，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第二，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因而文学活动的独特本质是审美。”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殊途同归。

艺术接受者包括哪些主体？童庆炳教授在《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中提出“审美接受可分为一般读者的欣赏性接受和批评家的批评性接受两种。欣赏性接受更重感性，批评性接受更重理性，但审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由此可知，在文学活动思想中，批评家处于接受者位置，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欣赏者。批评家秉承怎样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以及批评发生怎样的效应等，都将存在于文学活动中，并且与整个文学活动的其它部位发生内在联系。在我看来。第一，批评家对于作品的批评、对于文学发展整体的把握和评价、对于新萌芽的文学思想和思潮的警觉与表述、总结等，其中影响较大者，均推动了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审美追求等，并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渗透并影响到作家创作的各方面。无论作家认可与否。第二，一般读者虽然不是批评家，但是他们有自发性的评论。即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区分出的三种批评之一的自发的批评。街头巷尾、亲人聚会等都随时议论自己看过的电影、电视剧和阅读的文学书籍，这是自发的评论。自发式批评是构成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软性存在方式。批评家与一般读者同为接受者。但是批评家对作品的品鉴与评论对一般读者的艺术接受都会发生影响。第三，批评家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艺术作品。批评既有对于艺术魅力程度的评鉴，更有对于其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的分析，并通过分析而合乎学理地转向审美价值的评价。第四，批评家对作品做学理性分析与评价，作为对于文艺作品内部艺术规律的不断发现和逐步深入，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论凝炼产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无论对于作家、一般读者。还是对作品的品鉴、评价和判断，都以审美评价的方式，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影响到社会生活。特别关涉到人文理想等精神价值领域。质言之。与世界发生了联系。当然影响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经过“一般中介”――社会心理所发生的。既然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处于如此位置，有其特定功能，并且与其他各部分有内在关联。那么，在批评实践中，批评家以怎样的文学观念及融汇于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批评实践？这种实践是否有益于文学活动健康发展和人的审美需要？这些问题需要理论来回答，即应建设批评家可秉持的价值取向、立足点、评价标准等理论，质言之，从文学活动论的读者接受部分，以及批评家部分，自然可延伸出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问题。换个角度说。即这种理论问题的提出，缘自文学活动论逻辑链中的作家创作论、艺术作品论、鉴赏论等理论，当然，更是来自文学活动的各个部位的实践。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

第一，文学活动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制约关系，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问题提出的理论依据，活动的实践则是问题提出的现实依据。第二，文学活动论本身的“世界”因素，就是以一个更大于文学活动的外在环境即社会环境及其活动为条件的。质言之，文学活动论体现了系统论思想方法，具体涉及到价值，则给予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方法。第三，因为文学活动论以系统论为思想方法。所以，可以恰当地解决文艺，文学的区分和关联问题。

三、从两种批评理论的关系与内在悖论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

文艺评论是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涉及文学观念和不同层次的批评理论等诸方面。文学观念问题，通过前面的理论梳理，确认文学是审美活动，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以此文学观念为基石延伸出来的文学理论各组成部分具有自洽性和内在逻辑性。

1.既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现状分析

既有文学批评理论，蔚为大观的主要为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我们承认，文学以审美特质即其艺术魅力而掌握住读者，换个角度说，读者被其艺术魅力所感染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因此，批评以确认作品艺术魅力为前提，但是，批评家与一般读者的不同，在于他要继而说清楚，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如何获得的，如何获得就是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形成的内在机制，也可表述为艺术价值形成机制。那么，与这样的批评目的相关的具体批评理论有哪些种类呢？笔者从自身研究经验和对诸如叙事学等理论的掌握和理解，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比如诗歌艺术本体论、小说艺术本体论等。一块金币的这面是本体论，另一面就是方法论。例如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作品构成的本体理论，叙事学关于叙述人称、视角和叙述时间等形式方面的理性探究，关于叙事作品作为一个陈述句，它有怎样的故事语法的说明等，如果批评家将之用来批评叙事性作品，即为探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学理性批评理论。运用叙事学理论可以分析叙事性作品如小说“怎么样”（有没有艺术魅力）、“如何”（艺术效果有哪些）等，即能说清楚该小说作品如此吸引人感染人的审美效应的原因。从工作原理和方法说，这种理论和运用此理论的具体批评。必定是分析性质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广泛地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和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这样的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成果非常丰硕。

但是从如上理论，自然引发出了一个问题：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毕竟属于分析性理论。分析性理论可否与评价性理论衔接？如果可以。那么，分析性批评就可以自然地转换为评价性批评，即可理解为，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具有学理的自洽和兼容性。评价性理论也就应该归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不是文学之外的用来评价的什么理论了。如果不可以，那么，就可认为分析性批评理论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评价l生批评理论则属于文学理论范畴之外的其他理论领域。笔者认可前一种，当然具体论述和形成系统理论的任务非常复杂。

第二种，分析性批评理论学理性地转向评价的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已经区分出诗歌学和解释学两种文学研究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前述的第一种，目的就是研究作品的意义或者效果是怎样取得的。从逻辑上说。如果一部作品经得起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分析，说明它确实具有艺术价值。那么，所谓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呢？是合乎人类与现实的诗意情感关系，确证了人类对于向往的精神家园的审美追求，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由此可知，分析性和评价性理论的衔接以及评价性理论的具体内涵和内容，就是笔者所说的第二种理论。目前这种理论尚未存在。笔者基于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理论与实践，逐步产生这个理论设想。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怎样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价？不是主观随意地、无根据地判断和评价，而是基于分析的判断和评价。即从学理分析自然转换至判断和评价”。有了此判断和评价。分析性批评才真正落实在文学的人文属性之上。笔者既往对叙事性作品的研究中曾经做过若干探索，诸如文本内外方法互相结合转换：以及晚近的故事理念文学批评观之下的“作品内外精神同构的故事批评方法”、“系统观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宏隐喻’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口头与书面相通的故事批评方法”、“互文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品味与辨析讲述者的故事批评方法”、“文学文体学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等。笔者表述为“此书所谓方法论是以故事为切入点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但这个探索性研究的论题限定在叙事性文学作品批评方法论范围，尚未提升到一般文学原理层面。现在，从如上两种批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阈中重新探究的理论任务自然提了出来。

目前的批评实践中侧重分析陛的批评，一般具有学理性，属于学术性批评。侧重价值性的批评，常与分析分开而脱离了学理。即直接介入评价和判断。笔者以为。这呈现为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乃为悖论，作为一个问题需要研究。

2.既有批评理论及其观念的悖论分析

既然既有批评理论存在上述问题，那么，与文学理论的既有观念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

我国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出“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两种观念。认为“一般文学观念侧重于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一般文学观念属于‘事实认知’，……是一种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阐释性的、说明性的、其最高层次是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知识体系”。侧重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属于“事实认知”。文学价值观侧重于认知对象“应该如何”方面的问题，属于“价值认知”，是一种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其最高层次是审美理想，即内在的、稳定的评价模式。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一般文学观念之下。以“价值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文学价值观之下。笔者以为，如此区分必定会相应产生一些理论困难。

认为“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为分析性的、知识特性，这点笔者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如果认为“价值认知”不属于知识，自然不能属于文学原理范畴，对此我有异议。因为，这涉及了若干问题：一般文学观念是否含有价值成分？对作品价值评价的理论是否可纳入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笔者进一步整理了我国目前的批评理论，以为目前将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分而置之的理念和思路有一定问题。如果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论来看，一般文学观念就是文学价值观念。文艺作品“应该如何”的理论理当属于一般文学观念覆盖之下的批评理论。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审美特征论认为。“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或是在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这就可推导出，文学是与审美价值相关联的事物。文学具有审美价值。不仅取决于“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诸如与人的精神具有感应的优美、壮美、崇高等感情，而且，还取决于那些经过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可见文学审美在对象、内容以及反映方式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性。从审美反映的对象看待对象，总是以审美情感来判断与评价。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原则。从审美目的看，“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生活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一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审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引起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即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肯定美）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质言之，作家艺术家面对创造题材和对象内容，以审美原则为选择评价之根本。读者阅读和接受文学艺术作品，也以审美原则为选择和评价之根本。文学本身即关涉人们的精神家园的审美活动，其发生本身就有实实在在的功利性，或者按照康德所说的，其呈现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表面超功利无目的，内在本质上却合乎人们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总目的。这是一般美学表述，文学原理的表述，则是“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不仅由于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互融渗透关系，还因为意识形态会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不断改变人们精神生活环境等，由此自然地具有了功利性。因此，从文学本性来说，作为原理的文学理论，也就具有价值特性。所以，作为文学原理的文艺批评理论应该含有两种义项：担负搞清楚“应如何”的艺术是如何构成的？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如何？从批评任务自身来说，就包含价值判断和评价。

笔者以为，恰恰是从目前批评理论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了这个观念性问题。也再次证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之必要。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野的批评理论假设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中题中应有之义的批评理论，应是怎样的理论？

在尊重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上。探寻价值体系范围之内的某种衔接批评理论，以便与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兼容。这种理论既是从文学活动中的批评家延伸出来的，同时，又遵循文学基本原理范围内部各种因素特质的逻辑联系，因此，也具有文学原理之本质。它的特性应该具有两个方面：其一，从体系来说，它是知识性的、原理性的、稳定性的。其二，此批评理论用于文学批评，即可体现“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与引导的功能。质言之，将以往脱离学理的直接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文学批评，纳入到学理性批评范围之内，从非学术活动转变为学术活动。

这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设想，也可理解为是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呈现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假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

1.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印证关系抑或例证关系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区分性问题？所谓印证关系，就是说本文列出的四个批评实践性子课题，对批评实践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应该能够印证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那么，可以印证吗？根据托马斯-阿奎纳的看法。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所探讨的固有对象即是“是”自身。他在论证“是”自身的时候。指出“是”包括本质与存在两种形态。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存在的“是”是“是”最具体、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这是他区分出“原初性存在”和“逻辑性存在”的基础。因为。他认为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所以，他强调“原初性存在”的“是”重于“逻辑性存在”的“是”。对应于我们的话题，具体的批评实践是原初性存在，而价值体系则是逻辑性存在。这符合事实，因为批评总是分散的自发性存在。价值体系则是在考察和归纳、总结批评实践基础上，并依据一定理论起点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但是，这样的体系一旦成型，就不再直接与批评实践直接对应了。从实践到理论的体系性，中间经历若干范畴的、具体理论环节的转化，由此，已经不可能互相对应，根据此原理，本文不取印证式关系，而采取例证式关系的研究逻辑。所谓例证式关系，是指在考察具体批评实践的时候，根据这些批评各自特点并从某个侧面可以证明价值体系的理论。就表明作为体系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因为普遍性具有最大覆盖性和包容性。理当能够覆盖住各种批评实践的特殊性。或者说，批评实践的特殊性中因为具有普遍性因素，才可被普遍性的体系所覆盖。

2.实践性批评对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意义

如果说实践性批评对于价值体系是例证式关系，那么，实践性批评自身的本体性意义在哪里？明了了这一点，即为抵近“实践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践性批评的意义在于：第一，实践性批评涉及到文学的各个门类、各个阶段及其意识形态环境、各个民族和各种文体，所以，它自身携带着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向价值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就实际地规约着价值体系理论的外延、范围和覆盖性。比如，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其口头文学的模式、母题、类型等，在当下作家书面文学中依然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对于叙事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批评如果尊重这个特点，那么，少数民族叙事文学批评的实践性个案。就要求价值体系建设要考虑此因素。第二，实践性批评自身就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横向地与当下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意识形态背景等密切关联。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代依然有大量读者，特别是被如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人们阅读，则可能出现不同价值观背景下的审美判断差异乃至相反理解。这就向价值体系提出了历时的纵向的动态因素问题。也提出了不同语境的差异问题。再如。儿童文学随着生活的变化，文体、传播和媒介都不断发生变化。以往界定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的时候，几乎是将儿童文学忽略不计。儿童文学似乎不存在意识形态性成为历来的潜意识。但其实不然。比如，围际知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彼得・哈林戴尔（Peter Hollindale）在1988年提出“童书与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儿童文学，哈林戴尔由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就此话题发言的专家。再如，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侧重童书/童话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问题研究，极有影响。贺伯特・寇尔（Herbert Kohl）举西方孩童耳熟能详的童书《大象巴巴》的故事为例，深入剖析成人、童书与儿童的权利运作关系问题。贾桂琳・罗丝（Jacqueline Rose）撷取精神分析理论，以西方儿童文学名著《彼得潘》为例，阐明“儿童”概念乃是成人欲望的想象。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相对于价值体系，是实践性的，但给予我们以灵感：儿童文学和童书，在孩子价值观形成中的地位和机制是什么？非常值得研究。需要纳入价值体系思考中。以往我们理解的儿童文学就是孩子睡前的讲故事，现在则必须放置于文化传播重要手段的地位来思考了。

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概而言之，体现了关于系统/体系的特质和特征。最主要地是体现了前面所述的体系/系统只有在与外界交流互动中才能保存自身的特质和特征。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批评实践则是作为环境/外界与价值体系交流最密切相关的方面：由此可见，“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选题，具有内在科学性、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一作了如上几个方面的大致讨论和理论设想，现在可以初步给予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一个定位了。

五、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必要说明与定位

1.说明及其简要论证

说明之一：关于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字面看应该指包括文学、影视、绘画、音乐等所有当代艺术分类所可囊括的所有艺术样式。但是，考虑到倘若顾及所有艺术样式。势必分散力量，与“有限规模”的要求不符，故而将“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界定在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

那么，如何理解并解决以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界定“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并能体现包含各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的应有内涵？

首先，历史依据。受苏联学术命名和规范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将研究文学发生发展、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形式和文学接受活动等原理和规律的学科，认定为文学学。照顾汉语习惯称之文艺学。

其次，学理论据。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1988年童庆炳的《文学理论导引》从三个层次讨论文学的本质特征，分别为，第一层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有共同的本质。都是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第二层次，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在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它的特殊本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以人的整体的具有审美属性的生活为独特内容，以艺术形象为反映生活的独特形式。第三层次，作为语言艺术，文学又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即艺术形象的间接性，描述生活的宽广性、蕴含恩想的深刻性和语言媒质的韵律性。这个论证逻辑显示出，仅在第三层次上，才区分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不同，可倒向推导出，所有艺术门类均具有第一、二层次的属性。那么，如果具体到文艺/文学之关系，笔者以为，在认可审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可以将层次作些调整。即可否把文艺价值最基本的审美情感设置为第一层次。这是超越于时代、民族具有共同性的因素。意识形态则为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为艺术形式等技术方面因素。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在1980年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一文提出，“艺术的本质和美的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以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点。艺术也都具有这些特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美是艺术的基本属性。不美的‘艺术’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不管他办不办得到，但从本质上说，他都应当是创造美的艺术的人，创造美和创造艺术，在基本的规律上是一致的”。我以为，蒋孔阳教授的表述可为支撑。倘若如此理解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兼顾到其他艺术门类，在逻辑上如果行得通，是否可解决以文学代替或者代表文艺却不周延的问题？

最后，理论发展事实的依据。中国和西方，指称文学的诗学，都是发源最早到目前为止也最成熟的艺术种类的理论。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诗人的理解、界定与态度，以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等理论的着重点均为文学。中国先秦有儒家和道家，虽然也有文学之外的如音乐理论《乐记》，但非常侧重音乐的感物而动与乐察民心的价值。总体来说，是综合性讨论艺术。艺术观念与思想中对文学的关注非常明显。现代门类艺术概念的发生是18世纪的事情。1746年法国神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阿贝・巴托（Abbe Batteux）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在《归结到同一原则下的美的艺术》一文中，首次对艺术进行了分类。其“美的艺术”含有音乐、诗、绘画、雕塑和舞蹈等五个艺术门类。与“美的艺术”并列的还有“居中的艺术”（含有建筑和论辩术）以及“机械的艺术”（含有纺织等）。可见艺术门类区分及其理论比文学理论要晚得多。其理论成熟程度自然要有所不同。至于影视艺术、摄影艺术等依赖现代技术而出现的艺术门类，其理论更为晚近。所以，以成熟的文学为讨论艺术的本体有其合理性。

说明之二：关于价值。

何为价值？

《辞海》的“价值”辞条表述为：“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参考价值：有价值的作品。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辞条乃为最基本与客观的表述。其实，关于价值为客观自在存在，还是在关系中存在，始终是价值理论的不同思想。

价值理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起就诞生了，但是。直到19世纪初，超越于经济范围的价值论，作为哲学分支的独立理论和学科方才诞生。价值概念，起步于经济学并超越于经济学，进而转向了并进入一般价值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在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最值得关注的思想，是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价值对象性”概念。马克思把物的社会存在描述为物的“价值对象性”。并且把价值的对象性和价值予以区分。将价值看作是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捷克哲学家弗-布罗日克汲取了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将其提升为价值论的基本范畴：“这是个富于独创性的见解。他所谓的价值对象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我之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对社会的人具有的功能。”即“价值对象性”是建立在价值和价值需求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性概念。由于价值对象性是与人有关系的概念。方可理解为是“为我之物”。概而言之，凡是和人类建立了功能性关系的事物。就是价值对象性存在物。这就应和了马克思关于价值与价值对象性相互区分的思想。而且可以概括为：表现为一定价值的价值对象性，是由客体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地位和功能所决定的。由此，关于价值，可概括为：其一，不存在自在的孤立的价值，所谓“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一定是指事物对谁有用途或积极作用。即“将价值看作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其二，价值存在于和需要评价主体的关系中。在这个角度看，价值的存在即价值对象性存在。其三，价值因为与人的需求关系密切而具有类别和等级。

如上介绍了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在价值哲学中的体现和表述。其实，本论文以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存在于文学活动论为本课题理论基点，已经蕴含了审美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文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2.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的定位

第一，定位于文学基本原理。

由于从文学活动延伸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性问题，而文学活动业已有自身的基本性质的规定，关于此性质的理论即为文学原理，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定位于文学原理，逻辑上应该说得通。按照逻辑，如此定位应该具有下面一些特点：首先，它具有自律性，也就是说，它自成体系，又与既有文学原理具有兼容、贯通、内在逻辑关联性，由此而具有整体性。其次，它也受其他诸多因素影响而出现他律特征，因为外在环境会有变化，文学原理内部和理论之间相互衔接部位的若干新理论的出现和更加细化，都需要不断有所调整，由此具有活动性。最后，因为与文学原理各部分有互相兼容贯通和内在逻辑联系，所以，它总是通过学理论证而获得的。由此而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这些乃为人文科学的特点。质言之。该体系建立后属于文学基本原理，即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具有稳定性、完整性、活动性、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