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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战略财政预算多维博弈
Abstract: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animportantstrategy,hasbecamethebasicstatepoliciesinthecountrieswhichinordertogetthedominantpositioninthefuturemoreprofoundglobalizationtideallovertheworld.ThispaperappliesmultidimensionalgametheoryfromtheperspectiveofthefinancialbudgetandgivesthestrategyvectorNashEquilibrium,soastoprovidereferenceandguidanceforChina’ssustainabledevelopmentpolicy.
Keywords:SustainableDevelopmentStrategyFinancialBudgetMultidimensionalGame
1.引言
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在全球范围内掀开了人类关注环境、保护环境新的一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一种新的思想，确立了人类共同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途径［1］。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中国积极有效地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得到加强，生态建设步伐加快，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截至目前为止，国家制定和完善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1部，环境保护法律6部，自然资源管理法律13部，防灾减灾法律3部［2］。国务院制定了人口、资源、环境、灾害方面的行政规章100余部，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给与了强有力的政策法律支持。
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面临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却面临内在和外在严峻形势：人口问题依然严重，人口众多，但人口素质却在不断下滑，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国外的优越条件造成人才的外流；资源相对短缺，分布不平衡，资源利用率低，开发不合理造成浪费，国外对中国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封锁；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失调，欧美国家以此为借口，让中国为全球变暖等问题负责，以此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等。虽然各国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和合作者，但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了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保持长久竞争力，各国都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高低变成了展现综合实力，展开竞争的舞台。
可持续发展战略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多方面，并且他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3］：人口众多是造成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压力重的重要原因；资源掠夺性开采又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资源环境问题会反过来对我国的人口问题施加影响；经济的发展程度受人口、资源、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影响着这三个方面。由多维博弈的理论知，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多个领域同时进行博弈，只有把多个领域内的策略联合考虑才能使得在均衡条件下的总效用最大化。本文从财政预算的角度，应用多维博弈理论，给出了两个国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个领域内进行博弈的均衡策略向量，其基本结论可以为中国增强在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制订相应的策略提供有力的理论解释与行动指南。
2.基本模型
2.1基本假设。设Di4=Pi×Ri×ENi×Ei表示第i(i=1,2)个国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这四个领域的四维策略空间，其中Pi,Ri,ENi,Ei分别表示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领域内的策略空间；Di=Di［（p1,r1,en1,e1),(p2,r2,en2,e2)］表示第i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效用函数，其中，(p1,r1,en1,e1)∈D1，(p2,r2,en2,e2)∈D2，并假设Di/pi＞0,Di/ri＞0,Di/eni＞0,Di/ei＞0,Di/p3-i＜0,Di/r3-i＜0,Di/en3-i＜0,Di/e3-i＜0。如果两国在各领域内所选择的策略是该领域内的资金投入量，那么应满足约束pi+ri+eni+ei≤Mi,Mi表示第i个国家投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财政总预算。
假设两国在这四个领域内博弈是完全信息静态的四维博弈，那么其多维Nash均衡是在上述财政预算约束条件下，使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效用函数Di=Di［（p1,r1,en1,e1）,(p2,r2,en2,e2)］最大化的四维策略向量解，即
Di［（pi,ri,eni,ei)*,(p3-i,r3-i,en3-i,e3-i)*］≥Di［（pi,ri,eni,ei),(p3-i,r3-i,en3-i,e3-i)*］
其中任意(pi,ri,eni,ei)∈D4i；i=1,2，则四维Nash均衡为{(p1,r1,en1,e1)*,(p2,r2,en2,e2)*}。（p1,r1,en1,e1)*和(p2,r2,en2,e2)*分别表示国家1和2在均衡条件下在各领域的最佳投入量。
我们假设各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总效用函数为如下的生产函数形式
Di=［（pi,ri,eni,ei）,(p3-i,r3-i,en3-i,ei)］=(ai+pi1+p3-i）α(bi+ri1+r3-i）β(ci+eni1+en3-i）ω(di+ei1+e3-i）δ(1)
其中:i=1,2;α+β+ω+δ=1,α,β,ω,δ分别表示在人口上、资源上、环境上和经济上投入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效用函数的弹性系数，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弹性系数的值会有不同，即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贡献率随时间发生变化。ai,bi,ci,di可理解为第i个国家分别在四个领域内的本阶段以前投入量在相应领域内形成的基础［4］。
2.2博弈均衡向量求解。
由式(1),对效用函数Di取对数，得到
lnDi=αln(ai+pi1+p3-i)+βln(bi+ri1+r3-i)+ωln(ci+eni1+en3-i)+δln(di+ei1+e3-i)(i=1,2)(2)
因为对数函数y=lnx是严格递增函数，所以反函数存在。我们设Ui=lnDi是严格递增的，则(2)化为
Ui=αln(ai+pi1+p3-i)+βln(bi+ri1+r3-i)+ωln(ci+eni1+en3-i)+δln(di+ei1+e3-i);i=1,2(3)
在约束pi+ri+eni+ei≤Mi条件下，求使得(3)的U1和U2最大化的均衡解{(p1,r1,en1,e1)*,(p2,r2,en2,e2)*}。又因为Di=eUi是严格递增函数，所以最优策略向量组合{(p1,r1,en1,e1)*,(p2,r2,en2,e2)*}也使得Di达到最大化。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Li=Ui-λ(Mi-pi-ri-eni-ei)(i=1,2)然后利用最优化一阶条件(Li/pi,Li/ri,Li/eni,Li/ei)T=0,Li/λ=0,可求得两国各自最优策略向量反应形式分别为
其中，Ⅰ表示单位矩阵，将均衡策略向量组合(8),(9)代入(1)式，就可得到两个国家各自最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效用函数［5］。如果知道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所投入的总预算M1和M2以及参数α,β,ω,δ,a1,b1,c1,d1,a2,b2,c2,d2的值，由(8)式和(9)式就可得出两国在四维Nash均衡条件下在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各领域内具体的最优投入量。
2.3算例分析。假设现时期，α=0.2,β=0.3,ω=0.2,δ=0.3，两个国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领域内的现有基础和本时期投入到这四个方面的财政总预算(单位：百亿美元)分别为
a1=6,b1=5,c1=7,d1=8,M1=20;a2=5,b2=4,c2=6,d2=7,M2=22,将这些参数代入(8)式和(9)式，可得到两个国家在均衡下的最优投入策略向量分别为
(p1,r1,en1,e1)*T=(4.05,8.03,3.32,4.60)T
(p2,r2,en2,e2)*T=(4.46,8.43,3.78,5.32)T
将上述均衡策略向量代入(1)式，得到两国在博弈状态下各自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最大效用值分别是D1=e1.970,D2=e1.841。
3.结论与建议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主要议题，谁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谁便会在现在和未来国与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各国都在这个领域展开了角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成为各国展示其综合国力强弱的舞台。
由本文的基本结论知道，一个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和他国展开竞争，即同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影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多个领域同时展开博弈的时候，策略的制定不但要考虑多个参与国在同一领域内政策的相互影响，而且还要考虑不同领域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6］。因此运用多维博弈的思想，参与国必须把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所有领域内的策略联合考虑，才能在均衡条件下使本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总效用最大化，这时采取的策略才是最优策略。
因此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政策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世界上其它国家政策的影响，在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实际情况下，笔者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1)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刻总结中国近20年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经验和教训，在制定发展政策时，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维一体，统筹考虑，协调发展。
(2)遵循“改革、发展、稳定”兼顾的原则，设计“自然、社会、经济”良性循环的国家战略体系，深刻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所涉及的多方面，多层面战略子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
(3)紧追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与深度，借鉴成功经验，引进先进技术（资源开发，环境治理等），吸引高水平人才来工作，立足国情，逐步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4)加强其他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的研究。中国要加快自身发展，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发展的多个层面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竞争，如：全球自然资源的争夺，特别是石油资源的争夺；全球环境治理所承担的义务，如CO2减排量，减排量的多少都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产生影响。所以相应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应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中统筹考虑。
参考文献
［1］黄晶、周海林.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回顾与展望［J］.世界环境,2000,(4):4~8
［2］黄晶、周海林.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进展及其趋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10(1):16~19
［3］邓楠理事长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2007年学术年会上的致辞［Z］.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1):1~2
［4］谭德庆.多维博弈论［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45~49
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无止境的。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重任。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并存的关系。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例问题，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的生产能力。
资源的稀缺存在于一切时代与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曾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是农业古国，而农业资源包括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土地与劳动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先秦时，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生产资源缺乏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体现者，从人类迈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经济关系在古代文献中便得到论述。最早可见于《易》、《诗》中。《易》的卦辞主张人口增加，《诗经·国风》许多篇章直接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重要。希望人口增殖的思想与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缺一不可。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主张“富国、众民”。他把土地、人口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已注意到土地与人口比例问题，提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不管这种比例是否失真，在诸位将相皆以据守城池，调遣众民为荣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商鞅提出，“民过地，地过民”都不好，并以韩赵两国为例证明，认为地广民众未必富强，地狭民寡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效力，这是当代集约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还开始人口统计，以正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管仲提出单纯增加人口和土地未必富强，人口与土地必须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这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反对过度修建房屋挤占土地。
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指出要以土地资源现有量来增加人口，估量人力发展生产，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未结合生产方式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支相抵的思想对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有巨大意义。韩非认为，争与不争，关键在于财富多少，不是绝对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多少。他断言人口是成倍增长的，比马尔萨斯早2000多年考察人口与财富比例，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及资源的稀缺性未明显体现出来。以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大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加上税赋形式的集中和简化，农业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展。有学者推测，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亿。到清前中期，开垦区域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进。农业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人口，而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作为消费者的消费又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问题上论述广泛，分析具体，是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峰，他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论述人口与物价、就业、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及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
历史上进步人士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精辟见解，我们可以将其归为一点：人口数量的增大，对资源利用不能超过资源开发与更新速度，否则，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正是古代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经济与生态，荣则共荣，枯则共枯，必须把发展理解为人与自然及之社会之间的持续与协调、平等互动的统一过程，决非经济的孤军奋战。
（二）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仰韶文化开始，经历农业技术进步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代初，这里的农业已有了3000年历程。当时实行大面积的“刀耕火种”，《管子·揆度》中讲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萌生了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迷信的。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祀。《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①的说法，《国语》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
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涵义在于通过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力，使人类经济活动合乎理性，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漫长的演进，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发展为自觉的清晰的阶段。到东周时，其目的已相当明确。它承认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的不可否认性，但主张合理而有计划地应用。春秋时已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避免生态资源发生代际供求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讲道：“草木繁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礼记·月令》中更有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动之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
先秦这种永续发展的思想，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秦汉时，理论上已达到较高境界。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安邀集宾客合写的《淮南子》，对先秦环保思想作了系统总结，是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最完善的论述。其中，《主术训》中有一段话，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认为这样才会出现草木繁华，物种繁多，生机勃勃的景象。
生态效益是形成经济效益的环境基础，而经济效益则是生态效益得以改善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贾思勰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指出：“丰林之下，必有仓庾之坻”。唐宋时期许多诗词也反映了这种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原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往往付出沉重代价，即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支持，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客观地说，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性的人类应该学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间寻找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因为生态的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数不胜数。《水经注》中记载越王勾践的采伐，“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如果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况且他的行为对于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时代讲，危害性尚可忽略，那么，历代大兴土木，毁林建都，造成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积月累，造成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面缩减，则是毁灭性的。尤其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诗中愤怒地写道：“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这同时造成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许多河道曾有的舟楫如云，千帆竞发的局面已成如烟往事。加之长期列国纷争，伐木立寨，甚至毁林灭敌，无休止的破坏欠下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债务。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对此，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指出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分析指出，开垦山地造成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但这些宝贵思想多在血与火中沦陷，对环境的掠夺却日积月累，成为今天许多地区千疮百孔的凄惨景象的历史根源。
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时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之路有本质区别。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
（三）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外部负效应。经济活动波及经济体之外时，也即产生了外部效应。而我们讲的外部负效应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意识的限制下，中国古代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主要是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历朝历代为了解决外部负效应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和和尝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法治和财政税收，使造成外部不经济者承担社会成本。这里的税收，中国古代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征收山泽园林税（类似于现在的资源税）。征收山泽园林税（不同朝代称法不同），其目的固然是扩大财政收入，但客观上对抑制外部负效应起了积极作用。
获取资源，本身必须付出成本。许多资源，其成本和价格很难确定。如优美的环境，繁华的城市生活，都是一种资源，但由于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只能用另一种方法计量其价格，就是为得到这种资源必须支出的费用。如体力、财力的支出，迁居费用，获取户籍的费用，对中国古代居民而言，为得到资源，有时还得买通官府，打通环节，并承担种种税收。据《周礼》载，西周时便有了山泽税的征收，以后又有了矿税、盐税等诸多种类。同时，也加强了法律的完善和实施。早在殷商之时，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的规定，并视其为犯罪，与《汉谟拉比法典》有相似的内容。《韩非子》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西周《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伐崇令》是我国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也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墓出土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立法之一，反映了依法保障持续发展的思想，“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及雍提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北宋甚至以皇帝下诏的方式重申保护禁令，命令基层官吏捕拿违反禁令的人。类似的规定是很多的，因此过度开采和利用资源，有时也要承担受罚、被刑、伦理道德谴责的风险，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有助于降低外部负效应。
遗憾的是，古代官府开征的山泽园林税范围较窄。许多资源虽为国有，但使用权下放民间时，界定并不明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外部影响。加之执行时官吏的扭曲、破坏，往往造成民不聊生，适得其反。法律的执行，又受到王朝更替的限制。生态环境在“禁”与“弛禁”中不断受到掠夺，而且官府在力图使外部不经济减弱时，如果不从自身做起，并持续下去，则无法达到预期的作用。历史上不断发生“蜀山兀，阿房出”之类事件，有关的政策也未能有效实施。历史的教训对当代中国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2、途径之二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而民众保护意识又不强的资源加强国家的垄断。民间分散的开采，不仅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而且极易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自然资源大都为国家所有，管仲时代之前便有了此类规定。西汉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各郡设盐铁官署，严禁私人生产“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北宋对矿课控制较松，但仍实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的矿课为额由百姓购买（扑买），然后，申卖于官，禁止民间私自交易。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国家收入，也抑制了私人盲目开采。
这种管制，曾不断有人反对。唐代的经济思想家陆贽认为，“三代立制，山泽不禁，天地材利，与人共之”④。反对官府垄断山泽之利，让人们自由经营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上面论及的资源则不适用。再如金银等贵金属，如果放任民营，大量卷入市场，必然冲击社会秩序，造成金融体系紊乱；放松盐铁等大宗产品的管制，又不利于社会稳定。因而，对这种资源，必须加强政府控制。
3、途径之三是加强行政管理，设立相应机构，兴修水利，维持和改善生态环境，注重农业的生态效应。
据《史记》和《尚书》记载，我国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以后又设立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周礼》中规定大司徒“以土宜之法，……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考察动植物生活状态，使之正常繁衍。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以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设置相应官吏。这些机构与官员是法律政策予以实施的载体，唐代河西走廊所以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⑤的盛世局面，正是这些思想的验证。
水是农业的生命,合理运用自然规律。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态,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在史前，已设立治水官吏——司空；秦国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成为“天府”的富庶源泉；汉以来，“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⑥，战胜和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难得的是，古人也意识到兴修水利带来的负效应。因为难以考虑环境制约，许多内陆河流越来越细，流量越来越少，干旱风沙肆虐。据《五凉全志》记载，“移丘开荒者，浴河棋布，至使河水日细，泽梁日涸，土地泽饶，变成往事”。然而，人类已经历了多次从大乱到大治而后有大乱的循环，很多有实际意义的治理思想未及实施便在荒原饿殍中湮没，古人又花大力热衷于土地兼并，终于将成倍增长的生态赤字留给了后人。
4、途径之四是建立可持续性环境伦理道德观，而这必将是个漫长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把天地自然看作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一直信守“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奴隶社会时便认识到“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以及“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成阴而众鸟息焉”。此类思想，前文已有例证，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迄今，生态环境退化浪潮汹涌，就是因为几乎大部分人未形成与现代工业、科技、社会相适应的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这种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核心就是尊重自然，把人类真正融入自然之中，把享受自然和生活的权力平等地分给当代人与后代人。
“请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仅建立在发达的农业基础上，也建立在淳朴的民风之上。吴国盛在《现代化的忧思》中讲道：“一切保护环境的主张，浅层的依据是保护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与延续，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深层的依据则来自对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科学价值的理解。”然而，在商品经济浪潮中，一种商品一旦发现其使用价值，人们往往蜂拥而上，时至今日，对自然的掠夺已形成巨大惯性，屡刹不止。玛雅文明的覆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坍塌，都是生态破坏的牺牲品。回顾我们世代演绎着的“天人合一”的持续发展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构筑未来，也许严峻的现实正慢慢唤醒了人类的良知，但是，可持续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摘要：中国古代拥有辉煌的经济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与积极追求。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维系人类生存的途径，我们有必要对古代这种宝贵思想进行回顾与分析，以为当代提供有力的借鉴。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实践指导
前 言：众所周知，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各种资源的聚集地，它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是人类生活的场所，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城市的环境和资源已经无法再继续满足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密集、住房紧张以及交通拥挤等弊病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城市建设的推动器，能够发掘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后劲，是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力。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不仅能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还能促进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协调发展，对城市建设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一、城市发展及可持续理论概述
1.城市发展
城市的发展一般经历了启动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时期。关于城市的发展，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增长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因为它通过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促使经济实力得到提高；还有一些人认为技术才是城市发展的决定力量，因为新技术的应用能够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增大它的环境容量；还有一些人认为人是城市发展的组织者和调控者，是城市建设的实践主体，城市的本质就是人的聚集，因而满足人的需要就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
2.可持续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在八十年代所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可持续发展就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换句话来说，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人类的子孙后代能够得到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由于我国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的基础薄弱，所以选择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彻底摆脱贫困、创建高度文明的明智选择。可持续理论是一种新的持续发展理论，是全新的发展战略，它主要以地学、生物学、生态学、资源学、环境科学、人地关系学、社会科学与高新技术科学等学科为基础支撑。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仅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体现，也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态度，只有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彻底的运用到经济建设当中去，才能促进社会、资源的和谐发展。
二、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1.人口增长与城市空间不融合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的人口，尽管人口数量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但数量的多少仍然可以促进或延缓社会的发展，加之我国城市土地的利用率高，集约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城市中的人口密度最高，摊大饼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城市集约发展的需求。如果人口数量增长过快，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也会加剧，使得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2.城市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城市规模和建设用地指标不断的矿大和提高，人均建设用地不断压缩，城中村问题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住房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房价与收入不成正比，以至于出现了锅居、蚁族等人群，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交通拥堵同样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通病，早晚高峰的交通堵塞严重影响了城市的运转效率，降低生活品质；教育覆盖面相对较窄，难易满足外来务工子女人数的增长和医疗机构难易满足普通就业者的需求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压力也是制约城市发展的原因之一。
3.生态环境压力过大
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会造成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城市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水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对城市排污设施造成较大的压力；航海海运的发展对海洋生态环境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沿岸生态环境和城市周边山地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使得自然物种的生活空间不断压缩；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增长空间有限，很难满足人们的正常需求。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城市建设的指导
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
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就是要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优化经济结构，强调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是城市经济结构的主体，影响着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规划和建设信息网络，形成辐射全国各地、走向世界的信息产业基地；加快以科技服务、社区服务为重点的服务业的发展，形成覆盖范围广、服务水平{、渗透到各行业、千家万户的综合服务体系；积极规划好旅游产业，要在特色旅游上下功夫，创立一批区域性特色“旅游品牌”，发展规模旅游，使之成为第三产业的支柱。
2.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
3. 城市是一个由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构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首先要使工业布局规划结合城镇规划，防止境外污染型工业向本市的转移，减少污染性的工业技术和方法；其次推行清洁生产，增加和完善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发展环保产业；再次要从景观生态的角度来统筹安排城乡园林绿地的系统规划，在保护优美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创造良性的城镇生态环境系统，建设具有水乡和基础景观特色的园林式的现代化城市。
4.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
首先，要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是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要重视外来人口的管理，在规划中合理安排外来人口及流动人口的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其次，从人文生态角度出发，创造和谐、优美的人居环境，完善社区物业管理、社区供给与保障、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等多功能社区中心的结构规划。还要大力发展先进的职业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提高大学适龄人口接受教育的比例，引进人才，搞好科学技术的开发、转化与应用。
结束语：城市是发展的载体，而人是城市发展的主体，以人为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才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境界和目标。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应以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维护和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为最高宗旨，以社会、经济和环境最佳综合效益为指导思想、原则和最终目标[16]。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实际上就是协调三方面的利益发展经济，公平地分配发展的成果，同时确保这一过程不损害城市生态系统，最终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体现大多数人的价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1]黄洵，黄民生.基于能值分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5（1）
一、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可持续发展亦称可续发展或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这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二、传统经济学理论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冲突
传统经济学讨论的最基本的问题稀缺性只是针对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而并没有涉及自然资源。其理论隐含地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供给的，因而建立在自然资源利用上的经济增长也可以是无限制的。传统经济学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水平能保证人们享有完全不受自然资源制约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可以采取强大的科学技术手段按照人类自己的意愿来利用自然资源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经济人假定。经济人假定是指在经济学研究中假定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其行为的基本动机就是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新的理念和行为规范被提出后，要求人类行为满足人类利益的同时兼顾自然生态利益，当代人利益兼顾未来各代人利益，个人利益兼顾社会整体利益。经济人是否有动机去考虑个人利益以外的生态利益、后代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基于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经济人假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只承认人类的生存需求以及人类发展的物质需求，所以人类需求的满足就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经济人假设的由来。而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中的需求满足是物质需求、人文需求和生态需求三种不同层次的人类各种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经济人概念要在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指导下作出相应的修正。
此外，自然资源的耗竭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是传统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果。原因可以概括为:(1)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自由索取的。由于自然资源不能直接用货币衡量，所以不被纳入经济学的有效配置的框架之内的。但是经济学并不否认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所以自然资源被认为是可以自由索取的(2)传统经济学对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的追求，客观上激励经济主体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经济学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支出，经济主体会更多地利用可以自由索取的自然资源(3)宏观经济学有关总需求的理论也主张对自然资源耗竭使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不景气是由于经济活动中的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要人为地使总需求扩大来迎合生产的无限扩张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识的修正
首先，经济人假设把人类经济活动的所有追求抽象为物质需求。但随着人类物质需求逐渐满足后，经济学所讨论的人类需求应该从物质需求扩展到物质需求人文需求和生态需求:经济学所讨论的人类的行为方式应该从物质需求者扩展到物质需求者人文需求者和生态需求者。因此，经济学所讨论的范畴就不仅限于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经济学所讨论的资源也不仅限于劳动和资本，经济学所站的视角也不仅限于微观和宏观
其次，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是使一系列数值如效用水平、利润水平、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只讨论经济体系内部如何配置资源来实现目标的最大化，而不讨论自然生态系统这一外部条件。可持续发展思想则认为，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经济承载量是有限的。所以经济学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全球的经济规模总量，然后在经济规模总量之下去讨论资源配置的问题。基于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经济学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1)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环境生态功能的维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2)对环境控制手段的研究。根据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环境控制的手段主要有:政府干预、政府税收、私人谈判、污染许可证交易等。(3)对消费模式问题的研究。对传统消费模式的批判与可持续消费模式的设计是可持续发展研究内容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四、向可持续发展迈进
将自然因素纳入经济学的理论范畴，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可以以哲学和生态学作为参考学科
比如，如果能把可持续发展思想纳入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话，人们的经济活动将追求一种调和，这十分符合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深刻的哲理。它所提倡的相生相克反映的是系统中两者对立而和谐相处的状态，从而构成了整体系统的正常秩序
作为研究地球生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科，生态学了解维持地球生命的生态过程的作用机理，能从地球整体的角度看经济发展。而今日的全球经济受市场力量所左右，市场力量看不到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基本生态观念。生态学家认识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候可能比人类自身生产的产品更有价值:而且，要想让生态系统提供的这类服务得到保护的话，其价值就有必要进行量化，并将其体现到市场信号中。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们不断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修正，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进行了探索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共”原则的内涵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
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
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
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
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
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
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必须体现“立体”要求
辛集渠灌区隶属河北省石津灌渠三干渠系。1977年7月，辛集市（时称束鹿县）沥涝成灾，为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原县委、县政府调动全县力量，进行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在石德铁路以南地区，废除了原来的排灌渠系及建筑物，改排灌分开的自流灌溉渠系为排灌合一的提水灌溉渠系。自1978年冬至1979年春，共改造耕地41.14万亩，新挖各类渠道714条，新建支渠以上建筑物565座，形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化方格渠系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为促进农业发展和人民群众增产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制约灌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灌区至今已经运行了三十多年，期间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对灌区和灌区农业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工程老化失修严重
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投资机制，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据调查，灌区内60%以上的干渠工程和80%以上的支斗工程存在程度不同的老化失修问题，半数以上的工程老化失修严重，不得不带病运行。渠道淤积加大了水资源的损失和浪费，降低了渠道输水能力和渠系水利用系数，制约了灌区效益的充分发挥。
2.2效益面积衰减严重
灌区控制的耕地面积1978年为41.14万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衰减至28.7万亩，而近几年的实际效益面积一直维持在10万亩左右。据分析，灌区面积衰减的主要原因是：首先，渠水灌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灌区的灌溉水源来自岗南和黄壁庄水库，水库的蓄水主要依靠天然降水。受天然降水随机性的影响，水库的蓄水量在不同的年际差别很大，致使渠水灌溉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地下水源相对较好的地方，如石德铁路以南的中部地区，一些原来利用渠水的村庄和农户，开始打上了机井，逐渐放弃了渠灌，改用井灌。其次，由于工程老化失修严重，降低了渠道的输水能力和建筑物的调控水能力，加大了水量损失，延长了放水时间。由于水量不足和输水不及时，导致部分村庄和农户停止了渠灌而改用井灌。
3对灌区今后发展的几点建议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水利的可持续发展做后盾。渠水灌溉对于保障该地区农业的稳产、高产，促进农民群众增产增收，维持地下水的动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就如何解决灌区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灌区今后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3.1大力建设节水型灌区
河北省是水资源十分匮乏的省份，人均水资源量307m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辛集市的水资源短缺状况更为严重。根据《辛集市第二次水资源评价》成果，辛集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22m3，属严重缺水地区。农业是第一用水大户，用水量占80%。因此，发展节水农业，建设节水灌区，对于缓解水危机，维持水资源平衡具有深远意义。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做好灌区的节水工作。一是完善投资机制，加强工程建设，逐步推广节水灌溉。目前灌区各级渠道总长800余km，且全部为地下渠，其中已衬砌渠道长度不足30km。灌区的土壤以轻壤质砂土为主，渗透性较强。如全部衬砌，灌溉水利用系数将由现在的0.415提高到0.600，年可节水2400万m3，效益十分显著。由于目前的水价未达到成本水价，水费收入较低，无法提取工程折旧费和工程维护费。因此，从灌区农业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并逐步建立合理有效的投资机制，大力实施节水工程。二是调整种植结构，大力推广高效节水作物，充分发挥单位水量的效益，走低成本运行，高效益产出的路子。
3.2立足现实，优先利用地表水
根据《辛集市第二次水资源评价》成果，我市渠灌区集中在Ⅲ区和Ⅳ区，即处于微咸水区和半咸水区，地下水质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灌区内已停灌的传统的渠灌村，由于连续多年不使用渠水，单纯依靠地下水灌溉，农作物产量有所下滑。据调查，粮食亩产普遍比原来减少50-100kg。不仅如此，由于连年干旱，地下水位持续下降，造成机泵频繁更换，功率越来越大，而出水量明显不足。一方面加重了农民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加剧了地下水环境的恶化。因此，单纯依靠井灌，对农业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虽然渠水灌溉受水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渠水具有水质好、水温适宜、涵养土壤等优点，对于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农作物品质、增加土壤肥力等十分有利。而且，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水库可置换出更多的水量用于农业灌溉，灌溉水源将进一步得到保证。因此，在地表水源充足的时候，优先利用地表水。只有当地表水不足时，才用地下水来弥补缺口。
4结论
关键词：湿地保护；生态环境；现状；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1.湿地可持续发展探讨
在当下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护好环境，如何认真思考对湿地的保护，并且结合自身的湿地资源优势，做好绿色家园的文章，形成独具生态特色的城市风貌，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整个地球建设发展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结合好混凝土与绿色与水的和谐相处，是我们要努力完善的。虽然曾经的破坏已无法挽回，但只要我们经过一番的努力，只要我们有着正确的认识，相信通过我们双手的努力，我们的城市会健康呼吸起来，我们的城市会有越来越多的绿色。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才能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我们该如何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试着与湿地做朋友，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如何对湿地景观进行相应的保护与改善。
首先要停止那些所谓的错误行为，即人类的贪婪造成环境的严重的破坏，所以我们要试着保护我们的生活环境，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识。
1.加强对湿地保护，具体方法如下。
1.1用法律保护湿地
确定湿地的保护方针，合理规划湿地利用，制定相关的规范和保护制度。要求各个相关单位确实施行相应的工作，要求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管理者、利用者按照相应的行为准则做事。对于那些湿地的破坏者依法进行查处。
1.2提高全民对湿地的保护意识
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增强人们对湿地的认识和了解，树立对湿地的保护意识，保护心理。人们可以通过参观湿地公园、科教宣传等，逐渐树立起对湿地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只有全民的保护才能真正保护好我们的湿地，我们的家园。
2.整治规划，合理利用
政府应对滩涂养殖进行整体的规划，只有对湿地进行控制、防止和治理滩涂养殖、水产养殖产生的各种水体污染，发展休闲渔业等，才能促进湿地良好的恢复。
规划湿地生态自然保护区。切实考察湿地情况，合理利用湿地的各项忧势。利用湿地的自我生产，自我消费的自然循环力量，保护原有的湿地生态区，为鱼类、鸟类和其他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和繁殖的场所，保护好湿地原有的自然生态。通过对湿地的科学研究，合理利用湿地让人们能够参观湿地，认识湿地。因地制宜建立湿地生态旅游区、湿地生态公园。
实现湿地保护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共同发展。我们将如何建设湿地生态旅游区，湿地生态公园，如何让这些湿地生态区与我们的城市共存，共同发展，成为我们最需要探究及解决的方向。
3.利用湿地资源，构筑城市生态特色区
湿地的建设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重点，人工建设的湿地应当成为现代城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过对湿地的考察，分析湿地的各种因素，充分发挥湿地的自身作用，努力建造我们的绿色家园，突出城市生态特色，通过理水造绿、近水近绿、水绿的结合，建设湿地城市， 努力创造“ 天蓝、水清，地绿、气爽”的最佳人居环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境界。
4.建立森林公园生态特色区
通过我们城市中现有的植被、农田、水库、城市给排水渠道和湿地，构建以森林和复合湿地为背景，以城市的历史文化、湿地文化为底蕴，结合休闲度假、生态教育、郊野游憩等一些功能，建设一种城市型的森林公园，实现文化、旅游与生态的结合。森林公园以自然生态的大森林为景观主体，水体湿地作为森林生态系统和景观系统的组成要素穿插于树林之中，同时又自成体系，人工景观掩映于林与水中，互相穿插。森林公园以生态环境背景下的休闲、度假、休憩为主，以观光为辅，强调使用者的参与性和体验。人们闲暇可以到此度假，可以到此休憩，放松心情，排解生活中，工作中的压力。感受自然的魅力，呼吸新鲜空气，认识生态区中居住的不同生物。
5.建立湿地公园景观特色区
通过我们城市中的水体、草甸与浅平洼地，建设以生态湿地自然景观为主，结合市民游憩的城市湿地公园。结合用地布局特点，营造湖滨草地疏林景观，建设人与环境互动的娱乐休闲观赏带并且能够利用到原有植被，以粗犷、质朴、野趣的特点，构建湿地生态保护带；在此基础上建设湿地保护区、娱乐观赏区和生态休闲区，使游人在游乐、休闲的同时，能够认识自然、陶冶情操、与自然互生共融，能够亲切的感受到自然的呼吸。让人们的生活中多一点这样的景观特色区，让城市中那些不起眼的草甸与浅平洼地靓丽起来，那么人们会更愿意来娱乐休憩，也会更加重视到保护湿地的重要。
6.建立湿地景观走廊特色区
恢复和重建生态斑块并实施截污，使水体变清变美。通过对水体及岸线的治理，充分发挥水上、临水、近水的自然湿地生态系统，同时通过增加休闲、娱乐及公众功能，形成具有湿地特色的公共亲水空间。把各种有利的生态公园连接起来，组成连续的城市景观长廊。例如湿地研究基地、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沿海净水湿地及水库等等，把它们连接起来，使它们组成贯穿中心城区的湿地景观走廊。那么我们的城市将是一个湿地景观的城市，将是一个绿色的城市。
利用湿地，建设湿地。人工湿地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能够改善我们生活中一些被破坏了的生态资源，也能够净化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样能够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它具有投资低、出水水质好、抗冲击力强、增加绿地面积、改善和美化生态环境、视觉景观优异、操作简单、维护和运行费用低廉等优点。这符合了我们城市建设中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并且在处理污水的同时，种草养鱼，可以用鲜花绿叶装饰环境，可以把清水活鱼还给自然，在节约资源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在促进良性生态环境的建设中有很大的帮助，它能够促进人类与水生生物协调发展，带来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改善原有的自然环境，建造人工湿地在我国中小城市和乡村都可实施操作管理，相信不久的将来人工湿地会出现在我们家家户户的生活中，维护湿地，发展湿地，建造一个天蓝、水清、地绿、气爽的湿地之城。
2.结论
当我们认识到湿地的重要性，当我们生存的地球发生病状的时候，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应该力所能及的保护湿地，保证不去危害湿地。保护我们的动植物朋友们，让我们的家园多一些绿色。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家园能够健健康康。让我们营造一个城市湿地，让湿地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生活处处有湿地，生活将变得生机盎然，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生活环境会随着我们的保护变得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作为有机硅、有机硅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道康宁通过Dow Coming品牌与XIAMETER品牌提供7,000多种产品和服务。对于中国市场，Stewart Long先生说道，“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的环境下，中国护肤品市场还是呈现出喜人的增长趋势。且预计2020年，将有1亿中国人的收入将达到欧洲水平。”巨大的市场决定了道康宁在中国的投资力度。2010年11月，总投资达18亿美元的张家港有机硅综合生产基地正式建成投产。2010年12月，总投资达5000万美元的中国商务技术中心，即道康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种种这些都表明了道康宁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及信心。
Stewart Long先生认为，要为客户提供独特的创新方案，首先需要了解当地消费者的习惯及文化。通过与咨询公司的合作，道康宁分析了中国护肤品市场的四大消费趋势：
基于这些数据及分析结果，道康宁与国际及本土品牌紧密合作，协助其开发适用于中国消费者的产品。同时，道康宁也积极为本土品牌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从而帮助本土品牌缩小与国际品牌间的差距。“产品质量好固然是关键，但产品并不代表一切，我们也会帮助客户去开发及应用一些简单的原料，从而达到不同的效果。”Isabelle Van Reeth女士说道。
谈及如何实现创新，StewartLong先生说，道康宁在中国就设有强大的研究团队，潜心研究当地市场情况。同时，对消费者的深入调研及产品应用测试，也使道康宁更明确产品开发的方向。道康宁还积极与行业专家、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进一步扩大知识储备，从而开拓市场。此外，道康宁拥有的专利技术，也能帮助客户实现产品的独特性。
从整个地球能量转化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肉类归根结底都来自于太阳：植物依靠阳光生长，动物靠食用植物生长，人类从动物身上取肉。虽然说这个过程是“可持续发展的”，但是土地和植物是有限的，因而能够供养的动物也就是有限的。人类的数量和胃口在不停地膨胀，地球能够提供足够的肉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肉类需求”吗?明天的肉又在哪里呢?
提高植物的生产效率
人们很难增加耕地的面积，但却可以通过杂交育种和转基因技术种植高效的作物。更多的粮食产量，自然就可以喂养更多的动物。另外人们还可以提高动物产肉产奶的效率。现代生物技术改良的品种，更加合理高效的饲料，可以将肉、蛋、奶的转化效率大大提高。当猪的出栏时间从一年降到半年，鸡的生长期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肉的出产率就可能成倍地提高。但这种方式面临着很多批评和疑虑。新技术的安全性是永恒的话题，无论有多少科学证据，人们还是会认为“没有发现危险并不代表着没有风险”。而且无论生物技术如何先进，动物都只能把植物中很少的一部分营养成分转化成肉。生产1千克的肉，总是需要几千克的饲料(牛肉大概需要8千克左右)，还需以吨来计算的水。换句话说，这种方式可能达到的效率不尽人意。
植物蛋白合成肉
肉的最主要成分是蛋白质，植物中也含有很多蛋白质，如果能够直接把植物蛋白变成“肉”，那么肉的生产效率无疑就要高得多了。目前植物生产蛋白质效率最高的是大豆，所以现代寻找肉类植物蛋白替代品的研究基本都集中于大豆蛋白。
目前研究人员常用的方法是在大豆蛋白中加入一些有黏接作用的食物成分，再经过挤压成形，获得跟大豆蛋白的本来形态完全不同的物质。它可以加到肉里取代一部分的瘦肉。这样的东西具有跟瘦肉类似的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组成，并且因为它来源于植物，所以不含有脂肪和胆固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甚至比真正的肉更优越。它的口感也与肉相近。但是，要把它称为“肉替代品”还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们在味道上有很大差别。所以，所谓的“替代”，只是接近了肉的口感并且达到或者超越了肉的营养价值而已。
既然不是真正的肉类，这类食品在烹饪方法上与肉类也有很大差别。为了在这一点上引起人们的注意，研究人员对此类产品的命名也是煞费苦心，避免使用“肉”字，希望不要误导消费者以错误的烹饪方法烹饪食物。开发人员还需要针对具体的食品，开发新的配方，从而解决口味上的问题。
因为植物成分替代了一部分肉，降低了食物中的脂肪和胆固醇，也降低了热量，所以，它具有很大的市场吸引力。在北美，这种植物成分替代肉的应用有了不少成功的例子，比如汉堡、火腿肠、鸡肉丸子、牛肉烧烤等等。而中国人更习惯于自己在家做饭，类似的产品往往以“素肉”的名义直接卖给顾客，顾客很难做出色香味接近真正肉的食物来，烹饪方法的错误往往使食客们浅尝辄止了。
在肉类价格全球性地上涨并且很难逆转的现实面前，用植物成分来替代肉制品为缓解需求提供了一条小途径。它虽不能满足食客挑剔的要求，但是对于不排斥“非传统食物”，也不那么执著于“天然味道”的人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长动物只长肉
在组织培养技术、干细胞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的今天，可不可以直接由细胞生长出肉来呢?这样的想法首先来自于美国宇航局，他们希望在宇航员飞向遥远星球的漫长旅途中，可以通过食品科学的方法解决宇航员的饮食问题。2001年，美国和荷兰的科学家各自申请了“人造肉”的专利。他们通过培养肌肉细胞，并让细胞附着在一些能食用的基质表面，从而得到“肉”。这样生产的肉没有微生物的污染，也不使用抗生素之类常规饲养中受人诟病的物质。同时，这种方式不产生粪便、废气等环境污染，蛋白质转化的效率也大大提高。
作为科学概念和实验尝试，“人造肉”是成功的，这种方法不仅提高肉类生产效率还减轻了环境压力。不过，它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首先，这样生产出来的“肉”跟常规的肉也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比如说，因为没有血管，无法输送养分，所以长出来的肉只会有薄薄一层。只有把这些薄薄的“肉层”堆起来，才能得到一块肉。或者只能直接把这些“肉层”拿去做肉馅。这些“肉”在营养成分上非常接近传统的肉，但是在色、香、味、形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人们能否接受，依然很难说。其次，其生产成本需降到可与传统肉相竞争的地步。虽然说营养成分的转化率大大提高，但是对于培养液的要求也提高了。如何生产出经济实惠的培养液，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安全问题。虽然在生产过程中没有致病细菌的污染，但是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也必须要进行足够的安全性检验。
这种方法得到动物福利者的大力支持，这种方式避免了对动物的屠杀，显然要人道很多。所以，著名的善待动物组织(PETA)悬赏100万美元，提供给在2012年之前成功把人造鸡肉市场化的科学家。所谓成功即：首先合成出味道和口感与常规鸡肉无差别的“人造鸡肉”；其次，被批准生产的“人造鸡肉”成功地在美国10个以上的州进行商业化的销售，其价格与常规鸡肉相当。
结束语――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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