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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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编 者）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吴王夫差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说：‘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
笔者在阅读太史公的《史记》时，却发现司马迁在对这同一件历史事件的记录是有一些不同的。如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传记中对相同的事件还有四条不同的记载：
（1）《史记・秦本纪》“秦悼公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吴强，陵中国。”
（2）《史记・晋世家》“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
（3）《史记・赵世家》“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赵鞅）从晋定公。卒长吴。”
（4）《史记・伍子胥列传》“吴王夫差十四年，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以令周室。”
对“吴晋争长”这同一历史事件的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上的记录，有四种记录是相同的，一种记录是不同的。但到底在“吴晋争长”这一历史事件中，是“吴国”争长成功呢，还是“晋国”争长成功呢？
司马迁在《史记》的记录中：记载“吴国”争长成功的记录有四条，分别是：（1）《史记・秦本纪》，（2）《史记・晋世家》，（3）《史记・赵世家》，（4）《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晋国”争长成功的记录只有一条：《史记・吴太伯世家》。
那么，到底应该是哪一国争长成功呢？
《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是记载吴国本国的人物和事情的，为避嫌，可以暂时不算。那么，还有三条记录：（1）《史记・秦本纪》，（2）《史记・晋世家》，（3）《史记・赵世家》。其中《史记・晋世家》是记载晋国本国发展的，是为了避嫌，也暂时可以不算。这样，记载“吴国”争长成功的还有两条记录：《史记・秦本纪》和《史记・赵世家》。这两个国家和晋国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赵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这一条也暂时不算，剩下就是《史记・秦本纪》了。应该说，秦国与吴国、晋国没有任何的从属关系，这一条记录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一条记录是“吴国”争长成功。
其实，也用不着避嫌，司马迁在《史记》中是秉笔直书的。“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就是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司马迁也没有为任何国家虚夸，在《史记・晋世家》和《史记・赵世家》里记载的都是“吴国”争长成功，只是在《史记・吴太伯世家》里记载的是“晋国”争长成功。依据这两条记录，也可以判定：司马迁没有为任何国家避讳。
第2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取材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62-01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全书130篇，约52万字。记三千年间事，上限起于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限讫于太初。书中详实地记载了纷纭复杂的政治兴废，众多的人物事件，反应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展现了多彩的历史画卷。无论是涉及时代之久远还是囊括空间之广阔，《史记》都是空前的，司马迁也因此成为中国史上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第一人。
司马迁搜求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并进行审慎的整理取舍，撰写出一部通史。在史料的整理和抉择上，司马迁有其优良的方法。他在《自序》中称其总则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可见，他是要把异传的材料剪辑摘要，包罗到史记里面去。在对语句上进行技术处理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对史实的理性抉择。司马迁一方面对所征引的材料归纳综合，另一方面也适当增删文字以体现自己的主观倾向。综观《史记》取材的四个类览，大致如下：
一、“厥协六经异传”
《史记》所据之原料涉及的经传，包括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考本书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
写春秋以前的历史主要根据《诗经》、《尚书》。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谈到孔子删定《诗经》时，曾“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殷本纪》中有“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好几派，他采用的是鲁诗。《尚书》用伏生传的今文《尚书》，也用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
春秋时期用到的有《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还有《论语》，《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其他篇目中也多有引用。同时用《礼记》作补充，在《史记・大戴礼》中还采用了《中庸》、《夏小正》、《王正》、《五帝德》、《帝系姓》这些篇章。
记战国的事用《秦纪》、《战国策》。《秦始皇本纪》：“吾读秦纪。”《秦纪》是秦国国史的名称。《史记?六国年表》依据《秦纪》所编，以秦国为主，名曰六国，实记七雄。《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史记・孟尝君列传》里面孟尝君手下冯谖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
写秦末到汉惠帝、文帝的时候，用的主要有《楚汉春秋》。《楚汉春秋》一书乃汉初陆贾所著，至南宋时亡佚。所记从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期止，为一部杂史。《史记・项羽本纪》中流传不衰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就是由《楚汉春秋》中采撷而来。
《史记》是我国先秦以及汉初历史文化的总结,班固曾概括指出它们的联系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实际引用的图书远不止此。司马迁参考了大量古今图书，经传只是古籍中的一部份。除经书外，还有诸子、文、骚、赋等。
二、“整齐百家杂语”
在“整齐百家杂语”方面，司马迁也费心做了一番工作。“整齐”这两个字，既有综合梳理，又含批判扬弃。这已经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今列举文本中的数例示之：
1.在《五帝本纪》的后面，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意指百家讲黄帝的事迹荒诞不经，是不大可靠的。
2.在《吴太伯世家》里有：“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然而，《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司马迁对原材料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做了更改。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主持订定了太初历，此处的更正便是以改正后的通行历法为根据的。
3.在《刺客列传》里太史公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说一般人把这件事渲染得太过分了。下面说：“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接着就讲自己的看法，说明司马迁对百家杂语是有整合、选择的。
司马迁以这样宽容、变通、剪裁、熔铸的思想方法来看待百家杂语，采取舍短取长、出入增减的慎重态度，公正客观地将历史的得失利弊呈现出来。
三、“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司马迁还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涵盖了当代和前代的档案文书。自序中所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所举律令、章程等各种规章制度，即是石室金匮之书的主要内容。司马迁任太史令之职时，有机会看到许多秘府典籍和秦汉文档，那时史籍和藏书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甚至汉代各地方的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司马迁充分掌握、利用了秦、汉的档案文献资料，所以《史记》中秦、汉部分写得生动、详尽。
可以看到，《史记》引用了计功档案、专科档案、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上计年册、朝廷议事记录等多项重要材料。具体来说，如《曹相国世家》所记曹参的军功、《樊哪滕灌列传》所记樊哈的军功, 所列的斩、虏、降、定的敌军人数及郡县数, 均是依据“ 计功档案” ；《扁鹊仓公列传》记仓公所对的医案是皇室所藏医疗档案；而《史记》对西汉所属各郡国情况的叙述, 则很多采用各郡国的上计年册。
四、游历访问、实地考察
除此经籍掌故外，《史记》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司马迁自己的亲身见闻。耕牧河山、迁徙茂陵、宦学京师，二十岁以后，浮阮、湘，游淮、泗，遍及梁、楚、会稽间矣。三十岁以后，西征巴蜀、邛、i，滇黔风土悉知矣。其后官太史令，出入侍从，见之于《封禅》、《河渠》、《平准》诸书，武帝巡幸所至，史公悉与之俱。他游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就访问当地历史古迹和遗老。司马迁的广泛游历和亲身见闻是其研究大量历史文献所得的重要补充，他往往还把他们互相结合起来。现引数例观之：
1.《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于是，“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2.《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司马迁曾困厄于鄱薛彭城，薛在滕县西南，是孟尝君被封的所在。
3.《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孔子世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等等。
司马迁的出游，搜求了大量史料，其中也包括他看到的好些古代的遗迹，听到的好些古代的逸闻，包括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多种民间文学资料，这些都是活史料，他选取有价值的部分融入《史记》的编撰中，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
可见，司马迁是着重从史实方面下功夫论著，治史有此实证精神是尤为可贵的。这种囊括古今各类书籍，各家各派文化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他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至今犹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第3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项羽 本纪 合理性
一、聚焦：“本纪”与“列传”的较量
西楚霸王项羽，乃秦汉之间的政权掌握者。然由于非王室正统，羽立楚怀王为义帝，自封为西楚霸王，诚乃效仿东周诸侯也。太史公司马迁将其列为与始皇、高祖并列之“皇亲贵族”，为其立纪。东汉史官班固则认为项羽非正统王室，乃一介“僭盗”，不宜立纪，宜为列传。关于这一争论，后世学者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下面就先来看看历代学者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一）代表性学者对《项羽本纪》的争论
（二）聚焦学者争论的焦点
纵观刘知几、宴世谢、吴非三者的观点，三人都把反对为项羽立纪的焦点放在了项羽不是出身正统皇族，而是一介“僭盗”上。如刘知几就认为《项羽本纪》不合本纪体裁，除项羽为“僭盗”之外，还因为此纪在写作手法上不像本纪而更像列传。最根本的是刘知几搬出了“闰位”的观点，显然是一种正统史观的表现。同样地，宴世谢也认为项羽充其量仅仅是个诸侯之王，没有资格可以与始皇、高祖平起平坐。而吴非则更是用反诘的方式表达了对司马迁不立义帝而立项羽的不解。
陈汉章、刘咸、钱大昕则否定了前三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否可以立纪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是“皇亲贵族”，而在于是否在当时掌握了政治力量的中心，而作者为项羽立纪的意旨前三者也没有真正把握。此外，钱大昕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班固作《汉书》抑项羽的原因：“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
二、解析：“本纪”和“列传”孰是孰非
以上都是旁人对两部著作的看法，然而司马迁为何将项羽列入本纪，班固为何又将项羽列入传记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体例：本纪的立意是什么？
最早明确论《史记》本纪的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龙雕心》，他在《文龙雕心》中说：“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候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⑦可见刘勰认为本纪就是用来纪皇帝的。而最早关于本纪的概括来源于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⑧虽然他没有明确说他所指的就是《史记》中的本纪，但他这句话却被后来张守节引用来论证《史记》的本纪，而张守节的这一误用便造就了很多后人对本纪的理解。从后来刘知几等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本纪的看法都来自此两人的说法。由于刘勰是南北朝之人，张守节是唐代开元盛世之人，而刘知几是唐代中后期之人，因此刘的史学思想难免会受到前两者的影响。
那么，本纪的真正立意是什么呢？是不是就用来纪天子的呢？我认为还要回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去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提要中说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寻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⑨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更多是在记录“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未提及到诸如“天子称本纪”之类的字眼。而且在司马迁看来，本纪仅仅是一条主线，是全书的框架。按照司马迁的逻辑，本纪是用来记录政治权力的盛衰兴亡的，那么从秦王子婴身亡到汉高祖称帝，期间没有统治者长达四年，而这个时期的政治权力中心在谁手上？就在“封王侯，号霸王”的项羽手中。如此一来，为什么不可以为项羽立纪呢？如朱东润提出：“项羽自为西楚霸王，霸者伯之借字，伯长也，犹言诸侯之长也。羽既为诸侯长矣，故《本纪・赞》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则史迁又安得而不为立本纪哉？”⑩这段话也表明了朱润东先生对司马迁为项羽立纪的肯定。
为何班固的《汉书》将项羽列为传记呢？这跟《汉书》全书的体例有关，《汉书》属于断代史纪传体，它的特点在于将每一个朝代的事写在一块，正统史观非常浓厚。在他看来，纪就是用来以正朔来表示朝代延续中的正统观念。也正因如此，夹在秦汉中间而又没有形成一个朝代的“西楚政权”就被班固忽略不计，而项羽自然而然地也被降格到“列传”当中。因此，项羽在《汉书》中被降格为“传记人物”，与《汉书》的体例有关。而大多数人误解《史记》的症结，就在于以《汉书》的正统义例范围《史记》。魏元旷在《史记达旨》中指出：“《史记》之例，非以本纪当天子，世家当诸侯。以本纪当天子，无论项羽不当立本纪，其舍惠帝而立吕后，尤不可也……盖本纪者，本之以纪事也。秦汉之际，天下之势莫强于项羽，则本项羽以纪；吕后之世，天下之事属之吕后，则本吕后以纪……《汉书》本纪例属天子，名义一定，遂不可干，以视《史记》，盖有同而不同者也。”{11}因此以《汉书》的体例来否定《史记・项羽本纪》的设置，是有失偏颇的。
总之，从体例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将项羽列为本纪更多地是根据他立传记的意图，即根据社会政治力量中心的转移来布局。《汉书》则因其断代史的特性不立《项羽本纪》，而立《项籍列传》。体例上两者就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后人以此来反讽司马迁对史记布局的安排，是有失偏颇的。
（二）史学思想：通变史观与正统史观的较量
司马迁《史记》的史学思想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也就意味着司马迁写史书重点不放在王朝的更迭，而是放在探求社会历史的总体盛衰变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即便项羽不是“皇亲贵族”，但作为当时政治力量的中心，还是不妨碍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之中。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12}因此尽管最终项羽自刎于江边，但鉴于项羽之前在秦统治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还是将其列为本纪。
班固以“综其行事，旁观五经，上下洽通”{13}为著书要旨，其目的是“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即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提高汉的历史地位。项羽作为汉朝开创者刘邦的劲敌，曾与刘邦争夺天下，可想而知汉朝历代君主对项羽的态度多是贬大于褒，而作为东汉王室的史官，班固自然对项羽也是采取一种“抑”的态度。钱大昕就曾指出：“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然较之史公之直笔，则相去远矣。”{14}由此可见班固“抑项”之心。另外，班固著《汉书》的动力和源头在于其父亲班彪，而班彪从小就给班固灌输正统思想，结果这种思想在班固的著作中表现得一览无遗。例如班固反对将项羽列为本纪的一大理由是认为项羽不是“正统王室”，既不承秦未，又不启汉始。因此在《汉书》当中，班固将其列为“列传”而非“本纪”。
后世之人之所以质疑司马迁作的《项羽本纪》，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正统史观”的影响。那么司马迁的“通变史观”与班固的“正统史观”是否是完全矛盾的呢？其实不然，在有关《史记》记述的范围内，它与正常天子在位、朝廷更迭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或者互相矛盾的，而是涉及社会历史变化的实际情况基础上，更能体现失误分离与统一的性质。因此，当历史上的朝廷帝王力量强大，足以控制和影响全国局面，承担起政治中心作用的时候，这个时势的主宰者就是帝王、天子；相反则依据历史变化发展趋势，谁在政治风云中起主导作用，司马迁就将谁列入本纪。这表明司马迁所做的本纪，既记载主宰时势的中心人物，又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主宰时势的力量的形成过程展现出来，以显示出历史的真实变化，而不仅仅顾及帝王、天子的虚名。它并未束缚正统的观念，可以更确切地体现出纲纪天下时势的作用和真实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应该说，司马迁的“通变史观”是对“正统史观”的一种很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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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来讲，司马迁的通变史观既包含正统史观，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而《项羽本纪》作为司马迁通变史观的典型代表，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天命观：天人之分与天人感应的对峙
两汉经学的核心为“天人感应”说，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学说更是风靡一时、定于一尊。经学家认为天人同类，互相感应，人顺天，天就降祥瑞以福佑；人逆天，天就降灾异以惩罚。人世的一切，皆由上天的意志来安排。
司马迁虽也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但其主要倾向还是天人相分，天属自然观象，与人事没有必然联系。如《项羽本纪》驳斥项羽所谓“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为“尚不觉痞而不自责”、“岂不谬哉”。这又反映出司马迁在评论人物时并非一味持“天命决定论”。
班固却恪守天命，迷信谴告，全盘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在“传”这一体裁中，班固特地为推阴阳言灾异的人立传，记载并赞赏其学说和奏疏；在“志”中，也详记“五行”。
正因如此，“《史记》探索历史发展不从天命而从人事，总是从人事人谋，从历史人物护具体活动中，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历史兴衰成败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正是《史记》一书比较能保证历史科学的科学性的原因;而《汉书》则往往陷入唯心、保守的泥潭，大大防碍了它对历史发眼进程的洞察和揭示”。{15}受“天人之分”的天命观影响，在项羽这一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司马迁从项羽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即从他秦朝暴力统治，为汉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这一角度出发，认为项羽的功绩可与汉高祖齐名。班固则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认为项羽不是天授的君主，而是借着秦王朝衰败而上位的“僭盗”，因此不应该列为本纪，而立为列传。从当今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天人之分”说更符合史学发展科学性的要求，因此从天命观来看，项羽还是宜列为本纪的。
（四）史料：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的碰撞
司马迁作《史记》，史料来源于以下五个方面：古今典籍、秦代律令图书、汉代档案、朝廷议事记录、亲身闻见。{16}而班固作《汉书》，在史料来源方面与《史记》大部分相同，仅亲身见闻这一方面班固比不上司马迁，而正是这一方面史料的缺失，导致了两者在编撰史书方法上的差异。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凭着一种实录精神，去收集史料。就连班固评论《史记》时也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这种思想反映到司马迁收集史料上来，就表现为司马迁在民间广泛了解情况，再将这些信息与宫廷史书进行比较，然后得出自己还原出来的历史。而这样收集得到的史料反过来有影响到了司马迁写史的一种思想，即前文所说的“通变史观”。而班固虽然懂得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却没有学习司马迁在取材上的做法。班固作《汉书》，取材更多来源于官方史料，民间史料基本没有采用。而官方史料渗透得更多是一种正统史观，于是乎在著史的过程中班固原有的正统思想会越加巩固，这种思想也就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影响到班固对项羽作纪的判断。
从民间史料的采用度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史料对于两位作者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两位作者对项羽作纪还是列传的选择。那么从官方史料来分析呢？我们先看看反对者如刘知几是如何从《史记》的史料来源来抨击《项羽本纪》的不合理性的。刘知几在《史通》中讲道：“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18}这段话中刘知几认为《史记》的史料来源之一是《春秋》，这个不假。但这段话还是有问题的，首先，刘知几讲司马迁“以天子为本纪”，前文已经讲到，在《史记》全篇中都没有一个字眼提及“以天子为本纪”。再者，《春秋》是儒家经典，也是正统史观的力作之一，刘知几讲司马迁效法《春秋》，但刚才第一点已经讲到司马迁从来没有持“以天子为本纪”的正统史观，那么何来的效法？因此刘知几等试图从《史记》的史料来源来攻击《史记》为项羽立本纪的不合理性，也是说不通的。
从史料角度讲，由于《史记》的史料有一大部分来源于民间，因此史记的“正统史观”没有《汉书》那么强。其次《史记》虽有取材于《春秋》，但并未效法《春秋》的史观。而《汉书》取材，有很大一部分还来源于《史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提道：“乃今以《汉书》作比，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19}赵翼之言表明了《汉书》在史料采用上对《史记》的依赖性，反驳给自己提供史料的史书，这不等于在否定自己所用史料的合理性吗？所以从史料角度来质疑《史记》为项羽立纪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三、拍案：项羽立本纪合情合理
《史记》成书后一百多年，《汉书》面世。自《汉书》面世以来，关于《项羽本纪》的争论就层出不穷。除上文提到的刘知几、宴世谢等人，还有赵翼等人。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20}就赵翼这一段文字而言，赵翼又犯了与班固、刘知几等人相似的错误，把本纪当成专纪皇亲国戚的体例。正如高国抗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中关于《史记》本纪说明所言：“这是按照封建正统观念来解释本纪，并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项羽不是皇帝，吕雉是个太后，司马迁把他们列在本纪里边，可见《史记》的本纪不一定是‘帝王书’，也没有‘为后代纲纪’的意思。根据封建正统观念把本纪说成‘帝王书’和‘为后代纲纪’，是东汉班固之后的事。后来正式由于正统思想的作怪，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才有许多非议。”{21}这段话表明了司马迁作《史记》中的本纪不是重在正统思想，而追求一种“通变观念。”同样，从作者的史学观点和史料取材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史记》为项羽立“本纪”的合理性。因此，我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合情合理。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卷二）列传.
②宴世谢.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
③吴非.楚汉帝月表・史记不立义帝本纪辨.
④刘咸.史学述林・史体论.
⑤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⑥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二）读史记项羽本纪.
⑦刘勰.文龙雕心（卷4）史学.
⑧裴松之.三国志・卷6注.
⑨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956.
⑩朱润东.史记考索.二十世纪国学丛书.1995.12：10-11.
{11}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2.
{12}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47.
{13}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99.
{1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15}参见傅正义.《史记》《汉书》比较简论.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37期.
{16}参见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8-62.
{17}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0.
{18}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7.
{19}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13.
{20}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2.
{21}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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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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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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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确实，只要稍微读过一点历史，谁不知道两千多年前，西汉有个令匈奴闻名丧胆的飞将军李广？只要稍微吟过几首唐诗，谁不知道王昌龄的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尽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经成了流传千古的成语，我却仍然不能理解，司马迁的“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的“大”，究竟“喻”的是什么？我只是想，这位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将军，却在六十多岁的迟暮之年，因不愿面对“刀笔之吏”而悲愤自杀；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他的赫赫功勋，他的体恤士卒，他的坎坷遭遇，他的凄惨结局，如果没有太史公司马迁，作为后人的我们，究竟能够了解多少呢？
或许有人会说：东汉的班固，不也在《汉书》中为李广立了传吗？然而，班固写《汉书》时，《史记》早已流传百年了，何况凡与《史记》重复的历史人物，《汉书》几乎是全部照抄，李广之《传》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史记》，李广究竟会被写成怎样一副面目，就很难说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拔高还是贬低，都只会离真实的本人更远，离历史的真实更远。因此，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李广还是非常幸运的。
假如汉武帝的火气再大一点，在听了司马迁替李广之孙李陵的辩护词后，一怒之下，不是将司马迁下入蚕室，施以“腐刑”，而是当场将他绑赴刑场，砍头示众；再派武士抄了司马迁的家，将那部尚未完成、更没来得及“藏之名山”的《太史公书》查抄出来，发现上面有不少“诽谤之言”，一把火烧得“片竹”不存。那么，后人连《史记》也看不到了，哪里还有什么《李将军列传》？
假如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都没能当上太史令一职，根本无法接触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全国唯一的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司马迁如何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尽管司马迁之后，史官出了不少，史学家也不少，仅“正史”就有二十四部，还有说是二十五、二十六部的，可两千多年来，有哪一部能够比得上这部《史记》？有哪一部能够被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溢美，不讳恶，秉笔直书，即使是大力讴歌的李广，也如实记下了他杀掉八百多降卒及公报私仇杀害霸陵尉的史实。正因为“秉笔直书”，我们面前的李广才有血有肉，才真实可信；正因为“不溢美，不讳恶”，作为私人所撰的《史记》也才成为一部信史，比其他几乎所有官方所修的“正史”都更具“公信力”。
司马迁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修成了《史记》，却只能“藏之于名山”，直到数十年后，由他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杨恽的结局更不妙，由于他最爱发牢骚，对现实不满，被汉武帝的曾孙、英明的“中兴之主”汉宣帝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拉到法场上拦腰剁为两段。假如杨恽在将外祖父的这部书公开之前就伏法了，司马迁的心血多半也会与其外孙一样毁于一旦；又假如《史记》作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又假如司马迁身后不久又遭逢一场史无前例、规模更大的焚书坑儒，那么，李广将军还能伴随着《史记》而流传千古么？
第5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 司马迁；《史记》；《太吏公自序》；创作动机
作者简介 李泽需，梧州学院中文系讲师，广西梧州543002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8)08―0139―04
创作动机是推动作家进入创作过程的内在需要或心理驱力。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创作动机执行着激发构思、推动传达、引导整个创作活动朝着一定目标进行的重要功能。探究作家的创作动机。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作家和作品。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许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既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司马迁的创作动机是分不开的。英国著名美学家阿诺・理德曾说过：“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所有的一切。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原因，这包括了他过去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意识和气质。包括所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这些情况严格说来可以包括直到艺术家所描写的那件事为止以前全部宇宙的历史。”这是很有道理的。推动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本文拟通过《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太史公自序》)的有关记载对司马迁的创作动机进行探讨。
一、探索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其规律
司马迁出身于一个史官家庭。其父司马谈仕于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长期担任太史令。司马谈学识广博，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写成一部史书。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病死。他在临终前执司马迁之手，嘱托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公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
作为太史令，司马谈有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无奈天不遂人愿，“废天下之史文”让他感到惧怕，并为此而深深自责。“所欲论著”只能期待着自己的儿子，所以在临终遗言里，他两次告诫司马迁复为太史、承继祖业，并以周公、孔子来勉励他，同时用孝道加以鞭策。面对父亲的殷殷嘱托，司马迁向父亲作出了郑重的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里的“先人”指司马谈。司马谈认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应该有人继承孔子，宣扬清明盛世的教化，验证、核实《易经》所阐述的幽明变化之理，效法《春秋》述史，依据《诗》《书》《礼》《乐》来衡量一切。司马迁对孔子充满崇拜之情，他把创作《史记》看作是对孔子修《春秋》的继承。对壶遂“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的提问，司马迁作了如下的回答：
余闻董生日：“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日：“我欲戢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眷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在这里，司马迁借董仲舒的议论和孔子本人的言论说明孔子著《春秋》是借史事来谈论治国之道，以通达周王之事。司马迁认为，史学应提供历史的范例，判别嫌疑，辨明是非，决断疑惑；史学应记载已灭之国、已绝世系的史实。从中总结兴亡之理。另外，司马迁在《报少卿书》中也谈到要“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其规律。这一创作动机使《史记》具有宏大的视野，《史记》“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实际上是一部人类史、世界史。作者已经把他能够认识到的全部时空内容包举无遗。当我们跟随司马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全世界的上下几千年历史上漫游，观察从帝王至平民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喜怒哀乐时，我们也不能不被那广阔的历史场景和深邃的历史意识所震撼”。
二、歌颂“明天子”和“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
汉代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其国力到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面对蒸蒸日上的大汉气象，文人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心理学认为，政治社会化的最高阶段是内化阶段，即一个人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某种政治观点，并彻底地把他人的政治观点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之中，成为自己原有态度和政治行为方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少学者都指出，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弥漫着令后人无限惊叹的大汉气象。这是很正确的。汉大赋的体式宏大，风格巨丽，充分展现了大一统中国的泱泱气势。这种展现，体现了文人对大一统政治的高度认同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史记》亦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产物。《汉书・武帝纪》载有汉武帝在元光元年的贤良诏：
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成以书对，着之于篇，朕亲览焉。
汉武帝下诏要求臣子歌颂古今帝王的功绩，这直接影响到文人的创作。班固的《两都赋序》就写道：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壶遂就曾对司马迁提出了一个问题：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自序》)
壶遂的意思是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孔子才作《春秋》拨乱反正，留下议论来裁断礼义，当作统一的王法。如今司马迁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面得以尽职，万事俱备，各得其所，那您写史书想要阐明什么呢?对壶遂的提问。司马迁作了如下的回答：
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太史公自序》)在这里，司马迁谈到，他的父亲司马谈曾经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盛德，《尚书》有记载，礼乐创制在那时；商汤王、周武王功业的隆盛。诗人歌颂不绝。《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赞扬周王室，并不仅仅是讽刺讥斥。司马迁提到司马谈对史书的这些分析，是为了说明史书应有歌颂的功能。接着，司马迁特别谈到在当今的盛世下，臣下百官尽力歌功颂德，仍然不能详尽表达自己的心意。若自己放弃天子的圣明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能大夫们的功业不予传述，忘却先人的遗言，那罪过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可见，司马迁有很强烈的通过写史歌颂“明天子”和“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的创作动机。这种创作动机既来自他的父亲司马谈，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创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史记》“描述了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对世界直接征服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现了‘海内一统’时代人们心胸的开阔，气魄的雄沉，以及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
三、“发愤著书”
创作动机可以分为始发性动机和继发性动机两类。始发性动机指存在于具体作品创作的起始阶段并促使创作启动的动机。继发性动机则是指在具体作品的创作过程中生发出来的新的动机。“一个人只要不是置身于‘感觉剥夺’的试验环境中，他就始终生活在无数刺激的洪流中。作家的具体生活环境，就是由各色各样事物的刺激所构成的一个‘刺激场’。”以上所谈的两方面可以说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始发性动机，而突如其来的李陵之祸则使《史记》的创作增加了“发愤著书”的继发性动机。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大为震怒。司马迁则认为李陵带兵不满五千，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所杀过当，“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而且李陵投降不一定是出自真心，或许是想寻找机会报答朝廷。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有意为李陵开脱罪责，毁谤贰师将军，便给他加了个“沮贰师”、“诬上”的罪名，最后处以宫刑。“诟莫大于宫刑”，对受过宫刑的人，人们是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列的。这种看法“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载，孔子感到羞耻，一怒而逃离卫国；商鞅靠着宦官景监的帮助，见到了秦孝公，大臣赵良因为商鞅是宦官引见的便感到寒心；汉文帝乘车，宦官赵谈陪乘，袁盎跪在车前对汉文帝说，我听说与天子一起乘车的人必定是天下的英豪，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您也不应该和受过官刑的人一起乘车啊!因此，李陵之祸可以说是司马迁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宫刑之辱不仅仅使司马迁的身体活动面临难堪的窘境，更重要的使他的心灵活动处于极端压抑的状态。“最深刻、最根本的触及是对人心、对人的灵魂的触及。倘若人一直处于顺境和得意状态中，他便总是难以有机会认真思考生命存在的底蕴，即使思考，因为缺乏另一方面的体验，也难以感同身受。只有在挫折之下，打破顺境，撕碎梦幻，才不得不学着思考正视逼人的现实。正是对生命发展的阻挠和挫折，才使生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主动考虑发挥自己的力量。正是忧患和苦恼才促使人发现和返回作为精神存在物的自我，进而思考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世，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茭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解，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笔者认为，“发愤著书”说实际上蕴涵了司马迁的创作动机，其包括了如下的内涵：
一是通过“立言”实现人生的价值。司马迁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他曾说过：“仆闻云：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子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他也曾“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他希望为朝廷建功立业，希望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李陵之祸使他的这种理想再没有实现的可能。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多次谈到自己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任安写信叫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尽管他自己也很想为朝廷尽点力，但觉得自己没有了这种资格：“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虽才怀隋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俊哉”、“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宫刑之辱使司马迁无法实现儒家“立德立功”的人生目标，剩下的只有“立言”了。司马迁从历史人物身上看到，这些人物或者在创作前遭受磨难，或者在创作后遭受迫害，但不管他们的命运如何悲惨，他们的作品都能够流芳百世，得到世人的认可。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也提到了这些历史人物，并且表示“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而他自己“所以隐忍苟
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所世也”。在他看来，《史记》若能得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那么，“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很明显，司马迁在逆境中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他相信自己通过“立言”，也能成为“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由此为他继续创作《史记》找到了价值依据。对这个问题，笔者在《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再考辩》一文中曾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第6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史记》这本书是汉代着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司马迁从小生活在书香门第。他十岁已能通习古文。二十岁开始出外漫游、求学。他的父亲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汉武帝太初元年，他与别人合作完成了《太初历》的修订工作，完成这项任务后，他就根据已有的史料，正式开始撰写《史记》。
可是好景不长，汉武帝天汉三年，一桩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到司马迁头上，他的同事李陵犯了罪，司马迁因为替其求情，使汉武帝大怒，最终被处以宫刑。宫刑对于司马迁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这不仅摧残了他的肉体，而且在精神上给了他极大地打击。开始他简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他想到了《史记》还没有完成，使命犹在，他不能轻易地毁灭自己的生命。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正是在命运的残酷打击下，他更深刻的认识到生命的价值。
不知多少个寒暑过去了，司马迁禅精竭虑，耗尽心血，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着。
想想看，古今中外哪位拥有学问、成就的智者不是在这意志下成功的呢？是啊！只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无论什么是都一定会成功。
第7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史记》文学批评金圣叹评点
一、关于《史记》文学批评的发展
《史记》的文学价值的发现比其史学价值发现得晚。学界普遍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的真正研究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关于《史记》的研究出现高峰，有大量的史评与史抄，还有各类辑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凌雅隆的《史记评林》。王世贞曾为其作序，将《史记》评价为“良史至文”，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一样重要，要两方兼顾。而之后的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更是独辟蹊径，为《史记》的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新方向，其将《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与《水浒传》《西厢记》《庄子》《离骚》《杜诗》并列。而《史记》研究与评点在明代之前也从专门的史书研究向文学作品研究过渡。两汉之际，《史记》研究与评点还更多地站在历史叙事的角度，关注的主要还是史笔，不是文笔。但是也有个别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认识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比如班固在其《汉书公孙弘等传赞》中曾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款；……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其余，不可胜计！”①此处班固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归于一类，重点突出了《史记》的文学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唐朝时期，《史记》的史学地位确立，《汉书艺文志》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而《史记》的文学地位也正在提升。韩愈等文学家们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出效仿先秦两汉的散文，其中就提到《史记》的文学价值。古文运动将《史记》作为学习的模范，但是这种模仿与学习功利性还是很强。同时唐朝人也同样注重学习《史记》的文风，唐朝恢弘大气，注重修史，同时也喜爱《史记》壮阔的风格。柳宗元称赞《史记》文章“峻洁”，韩愈评其“雄深雅健”。宋代开《史记》文学评论风气，从文学角度点评《史记》，研究其表现手法、文学形象。欧阳修是师法《史记》最经典的人物，苏轼曾经评价其“记事似司马迁”。而苏洵发现了《史记》经典的“互见法”，即在本传中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展现此人物的其他性格。北宋文人马存长于史论政论，写就《赠盖邦式序》中重点探讨了司马迁游历经历对于《史记》文风的影响，其中的“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的观点影响了后代的《史记》研究。元代是久负盛名的戏曲时代，《史记》中的故事与传记被改编成戏剧，在当时有助于史记中的文学历史知识的传播。元代是少数民族执政的时期，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做《史记》研究的不是很多，没有著名的专著出现。明清时期“《史记》热”形成。如上文所说的明代的史抄与史评风靡一时。原因之一就有明代前后七子派与后来的唐宋派提倡的不同程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对于《史记》文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金圣叹，其研究《史记》的方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圣叹将《史记》这样一本大众眼中的史书，当作一本小说来阅读，来点评，将其观点收录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在《史记》评论界有不小的影响。
第8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谈历史故事，前提是需要对历史故事和历史小说进行准确分辨。历史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虽然在细节上或许有虚构，但是故事的大致情节和基本人物都是真实的。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历史故事而言，真实才是前提，缺乏真实，其历史故事也就无从谈起。而历史小说则不然，其落脚点不是历史，而在于小说，因而其内容虽然根据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进行叙述，但内容则可以虚构，不必追求与历史一致，不需要有真实性，毕竟对于历史小说来说，其来源于历史而高于或改编于历史。教材中有很多历史故事，也有很多历史小说，对此教师需要辨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
如《三顾茅庐》节选自《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因而可以把它归纳为历史小说，如果当作历史故事，则容易让学生先入为主，形成一种错误认知。毕竟从《三国志》这本史书来看，关于“三顾茅庐”只有五个字，即“凡三往，乃见”，对于人物以及事件并没有过多叙述。再对照《三国演义》，发现整个事件是作者联系相关史料发挥想象虚构而成的，其真实性本身就值得推敲。同样对于《林冲棒打洪教头》一课也是这个道理，它是改编自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属于历史小说。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对其没有进行准确定位，没有认识两者的区别，必然会造成学生在思想认识上的混淆，这对于他们以后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是有害的。
而《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一课则属于历史故事，虽然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认识对其细节进行了艺术加工，但就司马迁写《史记》这一经历以及过程中所受的各种屈辱，还有发愤著书却是真实的，与历史记载相一致，且没有争议，因而可以归纳为历史故事。对此，教师则可以从历史角度对此进行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分析情节，感悟人物形象。同一个文本，定位不同，则教学策略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因此教师在教学前，在解读文本中，要给文本准确定位，区分历史故事与历史小说，以便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
二、故事，确定文本教学重点
对于历史故事来说，虽然其内容与历史史料相符，但它被选编入教材，则需遵循学科教学特征，自然在教学中也必须按照学科的教学思维进行教学。遗憾的是年轻教师深受把课文教“厚”的思想影响，善于拓展，不仅对该故事进行历史拓展，还进行追本溯源，表面上看课堂教学很丰满，但实际上却是本末倒置，毕竟这是语文课，不是历史课。因而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抛弃“历史”这一因素，把这类文本归纳为故事类文本。从本质上讲，历史故事文本只是通过故事形式来体现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故事才是教学重点，自然在教学中也必须遵循故事类文本教学模式，即让学生了解故事内容，理解用什么方式来描写历史事件以及塑造人物形象。
对于故事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教学要点就是让学生学会概述故事。不同学段对此有不同的要求。低年级只要求学生能够简要概述故事的内容；中年级则要求学生能够复述课文；而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其重点则是拓展故事，并结合故事进行随文练笔，通过仿写环境、动作、神态等描写，既而进行内化，让学生明白人物写作技巧、故事要求，从而形成自己的表达习惯。这对于历史故事来说，是编入教材的一个重要因素，毕竟教材仅仅是个例子，让学生从中有所借鉴，进而形成能力才是重点。
如在教学《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一课时，教师应先引导学生了解故事内容，即司马迁在遭受残酷刑罚后，仍不忘父亲嘱托，忍辱负重，耗费13年写成历史巨著《史记》。其次是引导学生明白文本的核心词语“发愤”，让学生了解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怎样发愤，结果怎样，以便引导他们通过时间顺序了解故事内容。最后则需要让学生通过其中细节描写准确理解司马迁忍辱负重的人物形象，这是故事重点。如有时间，教师则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课后习题讲述故事，借鉴文本部分内容，通过心理与动作来描写生活中的人物，比如老师、父母或者同学，让学生从中习得写人的技巧，在理解文本主题的同时提高他们的习作技巧。
三、历史，突破文本教学难点
虽然在课堂教学中，历史故事被当作故事来教，但相比其他故事类文本来说，历史题材也是其教学重点。但由于历史事件与学生生活相距甚远，学生仅仅是通过文本知晓事件，缺乏更深层的认同。因而对于历史故事类文本来说，教师需围绕历史进行突破。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策略：
1. 拓展历史资料
历史故事虽然作为一个片段被选入教材，但在历史进程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因而在教学中，则需要先拓展补充一些史料，让学生提前熟悉历史，这样不仅让他们对学习内容有所准备，还能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如教学《负荆请罪》一课时，有必要让学生熟悉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历史资料，以便对廉颇与蔺相如这两个人物以及负荆请罪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为课堂学习创造条件。
2. 引导分析历史
一般情况下，历史故事类文本会在开头介绍故事背景。对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研读，以便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走进历史，了解历史。如教学《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一课时，第一自然段就交代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原因。对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分析、讨论，从中研读历史，让学生明白写《史记》不仅仅是父亲的嘱托，也不是对残酷刑罚的一种“反击”，而是他从小的一个志向，更是他所处环境熏陶的结果。毕竟他出生在一个史官之家，这也为学生全面理解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创造条件。
3. 进行换位思考
文本中发生的历史事件离学生所处的时代久远，学生与之存在隔阂。对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换位思考，最好的方式则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类似情境去再现历史场景，以便让学生进行体验感悟。同样还是《司马迁发愤写<史记>》这一课，第二自然段中所描写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中的有些内容相似，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换位思考，让他们尝试进入司马迁的角色，并充分利用生活经验，去理解“泪流满面”等词语，去想象假如无法完成编写《史记》，怎样去面对父亲，这样就能真正走近历史人物，与他们进行深度对话。
4. 填补文本空白
受篇幅限制，文本故事中会有很多空白。为了帮助学生全面理解，教师可以通过史料进行填补，以便让学生进入故事情境，感受人物内心。比如《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第三自然段，是司马迁遭受酷刑后的表现，则可以补充《报任安书》中描写司马迁悲愤交加的细节，既而进行对比阅读，以便感受字里行间的情感，想象悲愤的画面，从而便于学生真正走进文本，走近作者，走进人物内心，实现深度共鸣。
第9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一、从书信借“情”
从文章体裁来看，这是一封回复好友任安的书信，毫无疑问，这是一封迟到的并且不能到达收信人手中的回复。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目的是让司马迁利用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便利，举荐一下自己，“推贤进士”。司马迁回复这封信，是在任安“获罪临刑”之时，其间具体究竟隔了多少具体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司马迁的确是在任安临死之前做出答复的。既然任安已经获罪入狱，这封信也就不能直接送到任安的手中，最大的可能就是落入汉武帝之手，所以，所谓的“报”也即一种形式而已。再看任安，作为司马迁的朋友，能够写信给司马迁，让他为自己做“推贤进士”的工作，交情也非一般，司马迁人生之中最具情感分量和愤激程度的文辞被冠以“报任安”的名义，也可以见得任安在司马迁心中的分量。所以，这是一个刑余之人与一个濒死之人的灵魂对话，书信只是司马迁借以表明自我的形式，任安也只是自己设想的一个抒情对象，对话的双方隔着汉武帝这个高高的门槛，隔着无法打通的时空，肺腑真情喷薄而出，也就舍去了不必要的冠冕堂皇和虚伪客套。同时，因为书信来往的针对性和唯一性，更容易把深埋心底的情感发掘出来，司马迁给自己设置了一个俨然存在的倾听者，借此毫无保留地倾泻出积存一生的斗志、委屈、愤怒与梦想。
二、从《史记》借“气”
借用文天祥的句子，对于司马迁的人生遭遇，可以概括为“辛苦遭逢起一‘刑’”，即“宫刑”。司马迁熟读史书，也从其中获得了敢于质疑权威的勇气，在满朝文武对李陵事件保持沉默的时候，司马迁能够站出来为之辩解，在这个时候，他不是把自己和皇帝放在君臣的位置上，而是放在平等的正义平台上对事件本身进行质疑，也正因如此，他以现代社会的平等理念触犯了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最终获罪，被逼站在了生与死的十字路口。
人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最容易陷入对既往不幸的回忆中，司马迁就想到了自己辛苦坚韧的一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沉溺累绁之辱”，“幽于粪土”……而对于“生死”的命题，也就有了更为深广的认识：“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我们说，在人生的长路上，失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在生命的十字路口，能否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给自己一个悲壮而伟大的承诺，恰恰就成了生存还是毁灭的关键。所以，虽然司马迁多次提到“死”，考虑更多的还是“活”，无论身体以怎样的形式生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的目的：“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中国人历来有这样的说法，“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而孟子也有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的说法，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盈天地之间，中国的士人历来都是凭此完善自我的人格、伟大的志愿，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浩然之气”，才最终做到了“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对于司马迁来说，完成《史记》这一已经延续了不止一代的夙愿，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就成了司马迁受尽奇耻大辱之后活下去的最主要的信念支撑。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从这个角度看，司马迁是一个仁者、一个勇者、也是一个智者，而使他集这些美德于一身的，是已经超脱形体的精神，是他从完成《史记》这部鸿篇巨制的人生目标借来的生存目标，是从如《最后一片叶子》中那片画在墙上的树叶获得的生命延续。
三、从先贤借“力”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先是列举了众多曾经下狱受辱的历史人物——西伯、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魏其、季布等，目的是说明自己不能帮助朋友的无奈，更重要的是表明自己所遭受侮辱的程度之深，传达内心最真切的感受。但在明确表示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在于“私心有所不尽”之后，他又列举了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例子，所举人物前后的不同在于前者为士人之中的受辱者，后者则在受辱之后有所奋发，最终名垂青史。在“受辱”与“苟活”之间，司马迁选择了自己所说的形式上的“苟活”，其实就是完成自己的著史大业，最终目的也就是要成为他所说的“倜傥非常之人”，最终名垂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