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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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一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原则。将其贯穿于文化建设的全过程，融入到文化生活的全方位。正确认识和处理大学文化建设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促进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文化育人功能的原则。学校文化建设要贴近教育目标、贴近中心工作、贴近广大师生，形成全员共同参与、共担文化责任、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生动局面，在校园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三是坚持正确处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原则。坚持大学文化建设的创新性与批判性相统一，充分发挥大学文化在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中的引领与批判功能。四是坚持历史传承与发展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既要遵循大学文化发展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又从学校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学校本身发展历史、服务行业特点，提炼、培育和弘扬学校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质，注重文化创新，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五是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着眼长远，立足当前，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全面推进。注重发挥学校、部门、学院（所）等多层面、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扩大文化建设的师生参与度和受益面。突出建设重点，精心打造一批重点文化项目。

二、大学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进一步凝练精神文化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党员和师生员工，把大学精神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相结合，增强师生凝聚力；充分挖掘学校办学历史的精神文化品质，总结凝炼校训精神和办学理念以及学校教风、学风、校风。通过长期的精神文化建设，力争使师生员工的大局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科学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二)进一步繁荣活动文化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形成主旋律与多样性相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协调的校园文化生动局面。具有各种专业学科特点的科技节、文化月，各种类型的学科知识竞赛，各种规格的论坛讲座等精彩纷呈；各类文化艺术团体和学生社团健康发展，文化传播和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图书馆、校史馆、展览馆、博物馆、体育馆等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制度文化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大学制度,进一步理顺学校内部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架构；体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和激励制度顺利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学生学业和综合素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完善；学术规范深入人心，处置学术不端行为机制健全；依法治校、民主管理、校务公开等方面的制度不断完善；健全文化建设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师生员工广泛参与的文化建设工作体系。

（四）进一步优化设施文化结合多校区及新校区功能定位，建设高质量的“平安校园”、“和谐校园”、“生态校园”、“数字校园”；系统规划和建设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校园主题雕塑、文化走廊、人工景点等人文景观,充分植入文化元素，使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环境育人功能更加完善；推广普及学校视觉识别管理系统工作，重视学校形象塑造，提升学校的品牌价值。逐步构建现实与虚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新兴文化设施体系。

（五）进一步打造精品文化推出一批体现时代风貌、高教特征、学校特色的文化精品。加大校史研究广度和深度，推出以学校正史为主体、以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等专题研究为补充的系列成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文化创新，推出适应文化传播方式转变、师生员工喜闻乐见的文化成果。保持和巩固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等门类的优势，加快发展科技发明、艺术展演等门类成果，推出全国高校优秀文化品牌。

三、大学文化建设的实施路径

为了促进大学文化发展，实现既定目标任务，学校应着力组织实施一批文化建设重点工程。

（一）精神文化传承工程大力弘扬“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包容和谐、开拓进取”工程人精神，积极践行“立德立志、善学善行”校训，持续实施“人才兴校、质量立校、科研强校”的发展战略，努力深化“以人为本、学以致用”的育人理念，不断彰显“从严治校、从严执教”的管理特色，继续坚持“开放办学、面向世界”的宽广视野，逐步完善校风校徽校歌等系列形象标识，使精神文化发扬光大。

（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工程按照责任权利相结合、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匹配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学校与学院、独立研究机构等的职能关系和运行机制，形成管理高效、竞争开放、充满活力的新型工作体系；制定《河北工程大学章程》，并根据学校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充实、完善、发展和更新，使学校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法可依；推进校务公开，依法公开学校重大决策和重要事项处理的程序和结果，充分发挥广大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教授治学”。深入实施《河北工程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实施细则》等规章，强化学术规范。

（三）文化活动创新工程文学艺术活动。大力加强校园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书画、摄影等方面建设与发展；把艺术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体系，推动高雅艺术进校园；支持工会、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等群众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体育文化活动。弘扬河北工程优秀体育文化传统，以培养体育精神、提高体育能力、增强身心健康为目标，大力加强体育工作；坚持以群众性体育活动为基础，以专项性体育教育为桥梁，构建体育工作新格局。社团文化活动。引导师生社团健康发展；完善社团管理机制，改进对社团成立、注册、审核等环节的管理，以评选优秀社团为抓手，五年内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的“示范社团”，充分发挥社团文化的育人功能。学术文化活动。开展面向师生的高层次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论坛、学术沙龙和学科竞赛等，形成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学术交流平台；积极组织广大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和学科知识竞赛，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文明创建活动。以创建全国文明单位为抓手，大力开展各种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加强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教育，培养学生健康人格。

（四）形象文化塑造工程完善文化设施。在校园建设规划中充分考虑文化元素和文化功能，保证每幢教学科研大楼拥有一定的文化活动空间，每个学院拥有一定数量的文化发展场所；注重发挥图书馆、校展室、体育馆以及学生活动中心、教工活动中心等文化设施的功能，加快建设校史馆、博物馆、文体中心、校友活动中心等。塑造文化景观。依据校园建设规划，系统设计和布局校园人文景观；结合校园规划建设，选择合适场所建立具有丰富内涵的主题雕塑、主题文化石。做精文化标识。完善并推广校园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制定《河北工程大学形象设计（VI）手册》，规范使用校标、校徽及学校标准色、校名中英文标准字体、专用字体等，规范校内建筑物、道路、各单位办公场所的名称及标识，建立系统的、符合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要求的设计与制作标准。

第2篇：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一）破除“大学文化建设是软实力建设、不必刻意重视的”认识误区在很多人心目中，大学文化是软实力，更多时候是隐性的；大学文化的育人效果一般不会立竿见影，而且用来衡量大学文化育人功能的指标和体系一般都很难量化，因此大学文化建设不被人们所重视，有时被忽略，甚至认为大学文化建设可有可无。在高校内部，大学文化建设往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如在资金投入等方面，文化建设的投入总是要给其他方面的建设让路。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文化建设，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单独召开研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会议。大学文化是一国文化的晴雨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破除“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必着力建设”的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大学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需要进行规划和建设。这明显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学文化建设其实与经济建设一样，都需要规划，都需要进行顶层设计，都需要不断建设和发展，都有发展的规律可循。因此我们要按照大学文化的发展规律主动进行建设，制定不同阶段的发展规划，确定不同时期的建设目标。

（三）破除“大学文化建设是校领导或某一部门的事，与大多数人无关”的认识误区文化是没有边界的，是属于每个人的。大学里的每个人，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文化的存在符号。大学文化建设是高校所有师生员工、部门的共同责任，绝不仅仅是学校领导的事或只是某一部门的事。文化建设关乎每一位师生员工，关乎学校的未来。要通过开展党建工作使大学中真正形成人人关心文化建设、人人参与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以党建工作促进大学文化建设

（一）完善组织机构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伴随大学发展始终的工程，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高校应成立大学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等专门负责大学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机构负责人应由校党委的领导担任，委员可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充任。完善的组织机构既能对文化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宏观指导，又能有效解决文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促进文化建设的具体落实，保证文化建设的持续性。

（二）凝练精神文化大学文化是深层文化，是大学的核心与灵魂。大学文化建设要以践行校训为目标，以提升人的思想文化素养为重点，传承弘扬学校精神，将学校建设成师生员工的精神家园。弘扬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其自身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核，是经过长期环境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积淀下来的大学精神特质，在广大师生员工中具有高度的认同感。高校党建工作要始终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凝练提升学校的精神文化，明确办学理念。

（三）打造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大学文化的表层文化，是高校精神文化建设的基础。品位高、特色鲜明的物质文化不仅能提升学校的形象，更能为师生员工的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在高校中，打造物质文化的重点是进行大学环境文化建设。一是要加强校园文化景观建设。学校人文景观的设计要体现学校的文化特征，要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内涵，以其熏陶广大师生的思想观念，影响广大师生的行为方式。高校应充分依据自身的自然环境特点、区位优势、办学特色等打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环境，取得更好的育人效果。二是要加强文化载体建设。要充分发挥校园网、报刊、杂志、广播、新闻中心等校内媒体的宣传作用，倡导大学精神，宣扬大学理念；要充分发挥校史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的育人功能，搭建新的文化载体，让广大师生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接受熏陶。如某高校在校园建立“生命之光”红色教育基地，以“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教育”三位一体的红色育人模式开展活动，实现了红色文化在大学校园内的时时可见、可感、可学，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正能量的熏陶、引导。这是高校党建创新文化载体的好做法。

（四）规范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中的中层文化。制度文化建设是一所高校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依法治校的本质要求。大学要着力建设科学民主、公平公正、与时俱进的新型制度文化。制度文化要彰显现代大学的办学思维、治学理念和办学规范。一所大学要做到依法治校、依规治学、依章办事，形成规范有序、公平正义、运行高效、生动和谐的良好制度文化氛围，为推动学校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一所大学应该有大学章程，有自己的文化建设规划等相关制度。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文化要依靠制度进行外化，制度反过来又能营造和培育文化，是文化建设的机制保障。文化蕴藏于管理之中，而制度是有形的管理。制度文化既具有规范约束功能，又具有教化引导功能。高校党建工作在促进大学文化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制度文化在思想提升和行为规范中的育人功能，加强学校制度文化建设，形成依法办事、按规章处理问题的制度意识，使制度文化成为大学发展的保障和动力。

第3篇：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1.公共性和公平性。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艺术教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艺术教育一定要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给予每一位学生平等的艺术教育机会，使每个学生都有权利学习和享受人类优秀文化艺术遗产，使每个学生都具有为生活增添色彩的艺术能力。”说明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一定要是普及性的公共教育，每个学生都有公平享有受艺术教育的权利。

2.导向性和内发性。

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通过发挥艺术教育实践活动开发智力、健康心理，提升境界、陶冶情操的作用，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合格公民的优良品质，具有鲜明的正面导向。与此同时，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采用诱导和情境渗透的方式，使受教者通过微妙的情感体验获得审美的愉悦，从而达到精神滋养、情感熏陶、知识积累和素质提高的教育目的。这种情感的转变和塑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内隐性和渐进性。

3.适宜性和实效性。

高校的大学文化是艺术教育的源泉，艺术教育的发展和特色化必须实现与大学文化的对接与融合。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更要结合财经类高校大学文化的内涵，根据当代财经类大学生的专业特点，选择适合方式来帮助大学生脱离低级的物质功利需求，升华为生命情感和价值需求。

4.传承性和创新性。

一所大学的精神文化是其长期历史积淀的思想精华，具有异质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同样反映在财经类艺术教育过程中。财经类高校的艺术教育应当反映出自身的历史积淀和价值取向、教育理念和思维方式、群体意识和情感气质等，做到以“美”为核心的文化传承和创新。

二、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1.制度化僵硬，忽视协同教育。

调查发现，我国财经类高校的艺术教育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艺术类课程短斤少两、师资失衡、教学设施匮乏、相关研究不能深入等问题普遍存在。高校管理者仅仅把艺术教育仅当作开设几门艺术类课程或者通过鼓励文艺类学生社团举办活动来应付，不能有效地与大学人才培养体系相融合。

2.专业化过度，忽视普及教育。

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专业化主要体现在：一是随着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调整，很多财经类高校开设了艺术类专业，特别是2011年3月教育部的《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通知》中，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了出来。有些高校将艺术教育的任务放到了艺术专业教育相应院系，但是艺术专业院系的重心在于艺术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对于非艺术专业学生的艺术教育工作，基本处于应付状态。二是有些高校将艺术教育作为学校对外宣传的手段和门面，艺术教育的氛围表面上看好像十分浓厚，实际上是成了“特长教育”。

3.功利化严重，忽视内涵教育。

由于学科专业的特点，财经类高校更为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一些财经类高校从经济效益和市场需求的角度评估和调整人才培养的体系和结构，艺术教育类课程基本被作为通识选修课来对待，其正源清流的示范功能得不到发挥，导致学生价值观趋向功利化、平庸化和世俗化。

4.承续化越轨，忽视创新教育。

艺术教育是启迪人的艺术潜能与创意的教育。有些财经类高校对艺术教育过程省略化、成果凸显化的要求，导致艺术教育的负责人为多出、快出成果，照搬、篡改已有的一些大众作品或一般层次的艺术作品，不能创作出体现财经特色的高品质作品。

三、基于大学文化建设的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特色化路径选择

财经类高校的艺术教育应当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借用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保持文化的审美高度；加强与专业教育的密切联系，创设特色显著的教育模式；通过大学文化视域的路径选择，构建一个立体化、多层次、开放式的艺术教育模式，推动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科学化、特色化、长效化。

1.科学规划，将之纳入高校文化竞争战略。

财经类高校要把艺术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专业教育的附属物来看待。财经类高校立足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异质独特性，把握社会发展潮流和机遇，将艺术教育融入高校文化竞争战略，体现在大学文化具体化的内容层面，如观念、品牌、制度等领域；要设计和规划艺术教育内容如何由浅入深、分门别类地系统进行，如何实现与专业教育的对接，如何对学生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全方位覆盖，如何实现教育的全员与全过程的对接，如何展现和反映财经类高校和“经济人”特有的品位、气质和神韵等。

2.健全管理机构，明确目标责任。

高校艺术教育的顺利实施需要有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作为保障。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可以从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成立专门教学管理实施机构、健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入手，优化和完善教育模式。组织领导机构结合学校财经管理类特色，立足全体学生，明确管理体制、工作目标及任务措施，统筹协调第一、二课堂之间的关系。可以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兼副校长牵头，下设专门的教学管理部门和实施院系，辅之以相应的学生团体为支撑实现三级联动。

3.创新教育载体，完善教育模式。

财经类高校只有结合自身学校特色，开辟新载体，拓展新形式，才能促进艺术教育规范化、特色化发展。一是深化艺术课程教学改革。要合理设置艺术教育课程门类和学分，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以及教学内容。二是加大师资培养引进力度。在校内要提升艺术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素养；在校外要与社会相关艺术团体衔接，邀请有关艺术专家担任客座教授。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建设一支专业能力强、艺术素养高的艺术教师队伍。三是加大教学硬件投入。要建设规模适当、功能齐全的文艺活动中心，配备固定的教学设施和教育设备。四是积极开展各类校内艺术实践活动。聘请校内外艺术家担任指导老师，组织各类艺术表演和比赛。五是加大对外交流，加强与国内外艺术团体的合作交流，让学生感受艺术教育的熏陶。六是按照艺术教育的目的和要求，从教学环节、学习环节到课外活动、实验实践环节、创造环节，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专项监督考评机制。

4.建立CI系统，注重实体文化的熏陶。

关于大学文化的认识，有“泡菜理论”和“熔炉理论”之争。但无论何种理论都表明，作为大学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教育不仅体现为艺术理论教学和实践等直接的教育活动，标识美和建筑美也属于财经类高校艺术教育实践活动的范畴。一是校园形象标识系统要实现与艺术美的结合，其品牌形象设计必须考虑到大学历史背景、学科特点、地域文化和办学特色等方面，经过艺术的再加工，才能体现学校实质。二是校园环境及建筑设计要体现财经特征。校园内雕塑的设立、文化墙的建设，要与学校的传统、人文、建筑、环境相契合，兼有合适的艺术形式、艺术表现和校园特色。

四、结语

第4篇：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国内如火如荼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实践呼唤并激发了相关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并催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这些成果主要围绕着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性质、思想（哲学、文化）基础、功能与价值、目标及路径等六个方面。

（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定义的界定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基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学术界尚未出现公认的定义。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别进行了定义的界定，笔者将其归纳为“5说”：（1）生态系统说：祝杨军（2010）在其硕士论文《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与实现路径》里，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主张大学校园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以生态哲学视角切入的、消除了本体论意义上二元对立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统一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体系[4]；于巍（2014）同样基于生态学的学科背景，认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社会经济等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不仅具有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而且可视为一个区域性的、抽象的生态系统[5]。（2）和谐文化说：庄景全（2009）从文化学的视野出发，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校园内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它是一种有利于学生成长、发育的文化，重视教育的人文性和对个体生命性的尊重。”[6]不过，事实上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包括学生、教师等的众多利益相关者，而本定义的利益相关者主要聚集在学生身上。（3）新文化（观念）说：林莉（2002）主张，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取向[7]；张娟娟、宁岩鹏（2012）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念”[8]。（4）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说：叶宗波（2005）提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是把握道德价值的重要载体[9]。（5）五要素反映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在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和谐作用于校园以及与校园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对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团体意识、群体形态和行为体系”的直接反应，是师生共同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具有和谐性、整合性和与时俱进性[10]。总体来说，尽管学界尚未对校园生态文化做出统一的界定，但基本上认同上述“五要素反映说”这一观点。

（二）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议题，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四生态化说：胡祖吉（2007）指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包括学校传统和现代文化观的生态化、教学生态化、管理生态化和行为生态化，具有科学化与前瞻性、系统性与规范性、和谐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1]。（2）三文化生态说：高永蓉（2006）认为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必须借鉴生态文化理念致力于校园文化生态的建设，构建良好的管理生态、学术生态和信息生态，以推进新世纪大学的可持续发展[12]。（3）全新文化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及徐建芬（2008）均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全新的校园文化，它强调校园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和谐发展的关系，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既要重视客观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又要重视主体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培养[13]。（4）三特定环境说：田传信（2012）强调，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可为大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特定环境：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14]。

（三）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哲学、文化）基础思想、哲学或文化基础事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深度，其重要性非同小可，故研究者对此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说：贺旭辉（2004）认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正确认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含义和建设的必要性，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大学文化传播、开发和研究，有助于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15]。（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冯婕、祝杨军（2008）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具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元素。它一方面揭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存在的系统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又从本体、价值取向和历史性的视野指出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源头和走向或归宿[16]。（3）生态价值观说：刘艳华、张冬玲（2009）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校园中全体师生员工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而共同创造所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7]。（4）儒家文化说：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建设校园生态文化应努力寻找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挖掘儒家文化中和谐观念、义利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发挥其积极作用[18]。

（四）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功能、价值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问题，研究者们也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1）践行说：徐达（2012）认为，构建校园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明”的践行[19]。（2）育人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认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师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和充满生机的文化观念，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3]；佟瑛（2008）指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实现育人的功能[20]；吴烨；朱玉芹（2011）提出，优秀的校园生态文化品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和氛围，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和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21]；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高校校园生态文化承载着“育人重任”[18]。（3）保证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大学持续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4）关键说：朱玉芹、吴烨（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23]。（5）基础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高校的必由之路[10]。（6）“三生态”说：刘月岭、武立敬（2010，2011）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作为人类生态文化的具体样式，作为生态文明走向生态文化的路径选择，具有“生态育人、生态立校与生态服务”的功能。显然，“育人说”是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的主流观点。

（五）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未见直接的、系统的研究报道，也未出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目标谱系。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着眼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此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概括起来，有“4说”：（1）四目标说：祝杨军（2010）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包括教育目标、学术目标、环境目标和系统目标四个部分[4]。（2）三目标说：于巍（2014）强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实践目标由人才培养目标、学术科研目标及和谐环境目标三部分组成[5]。（3）文化共同体说：张华、闻彦（2011）认为，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注入生态精神，形成文化共同体，是生态文化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目标[26]。（4）四生态化说：李国新（2012）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分别为教育目标的生态化、学术目标的生态化、环境目标的生态化及系统目标的生态化[27]；可以看出，本目标的“四生态化说”与祝杨军（2010）的“四目标说”在目标的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显然，除“文化共同体说”外，其他“三说”在目标谱系上具有一定的交集，即均将教育、学术和环境纳入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

（六）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涉及到理论与实践对接的问题，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设想、措施或建议，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分别为：（1）四层面说：叶宗波（2005）认为，可从校园建设、学校管理、学术研究、情感交流等四个层面上创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9]。（2）三层次说：佟瑛（2008）提出，要围绕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制度文化三个层次来展开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20]。（3）二环境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应从外部和内部环境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10]。（4）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主张，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学校园人际关系和行为体系[22]。（5）生态教学观说：刘海仁（2013）提出，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应树立生态教学观以促进生态课堂中师生生态主体生命质量的升华，并推动校园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28]。（6）景观设计说：李静（2007）根据安徽大学新校区南实验楼———笃行南楼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体现景观特色，营造文化家园”的设计思想，主张应遵循自然式植物配置原则，在相似的空间环境中，展现不同的景观效果和独具特色的校园风貌[29]。（七）其他相关研究以上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议题研究成果的主流，此外，国内的个别研究者还关注高校校园生态文化运行机制的构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基于大学所属层次（佟英，2009[30]；朱玉芹，2011[23]）和学科专业（朱玉芹，2011[19]）的建设特色，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其他管理、服务活动的关系（徐建芬，2008；王改红，2011[31]；胡薇，2011[32]）以及关于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机理。对于后者，张华、闻彦（2011）探讨了校园生态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核心价值的建立及文化信念和精神品质在多重文化系统中的共享和浸润对校园生态文化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催化作用[26]。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存在的问题概括而言，国内研究者在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方面视野较开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成果已达到了较深的理论深度。然而，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或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定义、内涵与目标的界定等方面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尚处“百家争鸣”的状态，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在内涵方面也是“百花齐放”，也未出现获得共识的表述；在目标的论证方面也呈多样化的态势，目标体系欠系统和全面。研究者们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或个人喜好各执一词，这有碍于相关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也制约了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因此，规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与内涵等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2.在研究内容的结构方面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意义、功能、价值、重要性、对策等阐述过多，而对一些基础性、专业性的问题（如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建设资源评估、建设效果评价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文化需求调查等）鲜有研究，后者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可能说明后者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难点。然而，后者却涉及到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完善、对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等诸多重要问题。因而，它们应该是今后相关研究的主攻方向。3.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一般性描述、经验性介绍或主观性对策建议，以思辨、定性研究为主，实证、定量的研究缺乏，研究尚显粗放化。今后，新的研究方法的创立、相关学科（尤其是生态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运用以及基于某些具体高校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证、实验研究将受到重视并成为主流。

第5篇：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早期清华大学（1926-1952）的外文系培养了大量的人文学科杰出人才，是西方博雅教育理念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成功实践。它将西方博雅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相结合，旨在培养中西会通、全面发展的文化人，而非器物化的某一特定职业的从业人员。其重视基础、文理兼修的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的中西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并非语言技巧或职业技能训练。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两个层面对时下高等外语教育深具启示意义，对中国高校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弘扬人文精神以及提升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均有史鉴价值。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简介：吴自选（1969-），男，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黄忠廉（ 1965-），男，湖北兴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汉译语言研究；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隄、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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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张少雄.压迫与封锁不可能达成创新品质［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5）：35-37．

［26］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2．

［2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65.

［28］梅贻琦. 学习范围务广、不宜狭［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412 号）， 1932-0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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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王顺晓.吴宓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研究（1925-1037）［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3．

［32］吴自选.通识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的关联——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课程设置为例［J］.上海翻译，2013（3）：51．

第6篇：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1）激趣。

作为一种社交活动表现形式的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具体到一个班级群体或是社团群体，大学生群体间易于形成三种类型反应，分别为积极响应型、消极回避型以及不冷不热型。造成这种明显区分的一个内在因素乃是大学生自身的兴趣点存在高低不等表现。从另一方面看，对于进入高等院校的大学生而言，与中学时期明显的区别在于他们是作为独立生活学习的群体。进入独立生活学习阶段的大学生，在思想意识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渐趋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社交方式的自主性选择上。作为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组织者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在尊重大学生群体内部兴趣差异的前提下，无法以高压命令的生硬手段推动活动的开展。基于此，笔者在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组织的具体实践中牢牢抓住兴趣这个关键点做文章想办法。近年来的文化艺术活动组织实践经验表明，微博的使用在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也即激趣方面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为了能与微博使用频率高的学生更好地良性互动，笔者不仅注册了微博，还通过与学生特别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在微博上建立活跃活动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在学生学习以外的生活社交等时间内笔者加强与学生在网络虚拟空间的互动，扮演起亦师亦友的角色。

（2）参与度。

通过充分利用微博这一大学生普遍喜欢并使用的信息化媒介工具，笔者激发起学生共同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兴趣。这为进一步开展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开好了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具体开展过程中，微博的进一步使用使得学生在参与度上比以往也有了更大的提升。微博因其自身的特点在传播广度上具有其他社交工具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大学生个体使用微博的在自己的微博好友圈内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能够引起广泛的“围观”关注，甚至是积极响应。笔者在利用微博组织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过程中也发挥了微博这一优势，通过组织班级内学生或是文艺社团学生共同策划活动主题，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了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中来，有效地提高了大学生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度。

（3）延续性。

第7篇：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一）大学生廉政文化的内涵

大学生廉政文化的主导者为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拥有者，其核心内容为公廉和节俭。大学生廉政文化在高校内无处不在，校园的一些相关规定制度、学生、教师以及干部的行为及生活方式等都会涉及到大学生廉政文化。高校的主要功能是全能型人才的培养、先进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以及建设。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将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传承给高校的干部、教师以及学生，用以引导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在现阶段全民阅读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不仅是高校的使命，更是整个社会的使命。

（二）大学生廉政文化的作用

1.大学生廉政文化具有规范和约束的作用。大学生廉政文化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指的是它自身所具有的调控能力和调控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使者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它的规范和约束功能主要表现在制度、舆论以及思想信念三个方面，反之这三个也对廉政文化发挥着直接性的、现实性的约束作用，确保了大学生廉政文化的规范和约束范围的合理性。

2.大学生廉政文化具有调整的作用。大学生廉政文化的调整作用不仅表现在调控机制上，更表现在精神机制及精神力量上。简单的讲，就是这种调整作用不仅能够对权利行使者的思想、心理、情绪等起作用，而且也能对权利行使者的行为起作用。总而言之，大学生廉政文化的调整作用主要是对权利行使者在生活中处理与他人关系方面进行调整，确保其和教师、学生等在利益和精神上达成共识。大学生廉政文化调整作用发挥的方式有很多，如教育引导、行为约束、制度制裁等。

3.大学生廉政文化具有引导和激励的作用。大学生廉政文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指的是廉政文化具有一整套关于行为规范、角色转变等方面的标准和模式，供权利行使者参考和依照，同时廉政文化所具有的评价、监督、制裁等特性就在很大程度上诱导舆论的方向，以达到开导权利行使者的目的，确保权利行使者依据廉政文化的标准和模式进行思考和行为，使其逐渐形成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以及道德理想。

二、全民阅读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

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综合素质、廉政意识、法治观念等方面是否健全，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大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鉴于此，加强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尚且处于不成熟的时期，而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的健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对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形成艰苦奋斗的精神、烘托健康的成长氛围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二）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有效过程

近年来，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复杂化，人们在生活中面对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思想和理念，容易出现冲突、矛盾甚至会迷失方向，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来说，非常不利于大学生健全健康思想的形成。高校在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加强大学生的廉政文化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仅能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廉政观念等，而且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确保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使其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是构建和谐校园的推动力量

和谐校园不仅仅指的是教师、学生相处关系的和谐、生活及环境的和谐，更指的是以廉政文化为核心的校园氛围的和谐。大学生廉政文化对校园的文化、精神和氛围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能够推动大学生形成艰苦奋斗、不受物质金钱诱惑、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事业心的精神，引导大学生关注身边的小事，从小事出发去营造一个良好的廉政氛围，从而推动整个校园廉政文化的培育和氛围营造。

（四）是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养、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高校作为传授先进文化和文明的平台和阵地，其廉政文化建设的加强有助于大学生健全思想的形成，同时大学生进入社会之后也能够对整个社会起到一定的传导作用，有利于廉政文化在社会上的宣传和弘扬，从而对社会民众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们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思想，从而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速度和进程。

三、全民阅读背景下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及任务

（一）引导高校党员干部及教职工形成拒腐防变的思想

高校在承担人才培养、文明传承、先进文化建设重担的同时，也肩负着建设和倡导廉政文化的责任。高校教职工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应该首先具备抵御腐败的意识和能力。鉴于此，高校必须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特别要加强对高校党员干部及教职工的廉政教育，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氛围，提高党员高步和及职工的廉政意识和能力。

（二）引导当代大学生形成崇尚廉洁的思想

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众人群，是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他们正处于思想、行为形成的时期，容易受外界不良思想和理念的影响。鉴于此，要加强大学生的廉政文化建设，第一，将廉政知识和文化灌输给他们，推动他们良好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形成；第二，将相关法律法规、党纪政纪、道德规范的内容和知识灌输给他们，提升大学生抵御腐败的意识和能力；第三，为大学生成长营造一个廉政的氛围，使他们形成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思想和精神，提高大学生的廉政意识和能力，使他们逐渐成为社会和国家需要的全能型人才，为国家和社会奉献力量。

（三）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并不断进行创新

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值廉政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时进行的，作为两者兼具的创意性科学，需要加强对其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研究。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过程中，高校是最为核心的阵地，它不仅是先进文化、文明的摇篮，而且汇聚了大量优秀的研究人员，因此，高校要依据指导思想，从廉政文化的内涵、特色、作用、任务、方式、途径、功效等各个方面加强对廉政文化的假设，推动廉政文化的健全化、系统化和完善化。构建一个涵盖廉政思想、意识、理论、法规、风尚、文化、活动等的体系和框架，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四、全面阅读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的措施

（一）高校要加强道德教育，为廉政文化建设做好准备

高校的道德教育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近年来，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使大学生面临多种文化思潮和理念，这些思潮和理念自身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导致大学生的思想、行为选择迷失方向，加之大学生现阶段的思想和行为正处于形成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大学生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鉴于此，高校要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为基本原则，以“三个代表”、为基本思想，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正确的廉政意识和廉政能力。第二，加强对教师的学术道德教育。近年来，高校教师学术不端的现象多有发生，如剽窃他人著作用以自身评职，虚构数据、捏造项目以获取奖励；泄露考试题目以满足自身的私欲等。这些学术不端行为在破坏学术氛围的同时也阻碍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鉴于此，高校要引导和规范教师的行为，及时发现和纠正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提高教师的学术道德素养，以为大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第三，加强对高校管理层的从政道德教育。为了确保高校管理层对教育事业足够忠诚、为广大师生服务、自觉廉政，就要从管理层的道德观教育入手对其进行从政道德教育，及时纠正管理层的错误和疏忽，如缺乏责任心、缺乏爱心、不够敬业、不够自律等，为高校管理层坚持敬业、精业、守业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氛围。

（二）高校要重视校风建设，为廉政文化的建设拓展空间

高校校风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教风建设、学风建设和作风建设。第一，高校要重视教风建设。教风建设作为校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教师道德素养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学风甚至整个校风建设产生影响。教风通常表现在教师的思想和行为上。鉴于此，要加强教风建设，就有必要将师德作为切入口进行，使教师明白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要完成好两个职责，教师必须首先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为自身的准则，切实在思想、品德、行为、仪表等方面为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第二，高校要重视学风建设。学风建设作为校风建设的根基，不仅仅是一个高校的根本，更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所在。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的高低直接取决于学风的好坏。现阶段，高校一些学生的不良学风现象非常严重，如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缺乏正确的学习动机、缺乏学习动力、忽视对自身的管理等，已经严重阻碍了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效果。鉴于此，学风建设应该以教风建设为导向，将课堂作为其主要平台进行加强。第三，高校要重视作风建设。作风建设作为校风建设的关键内容，直接决定了教风建设和学风建设是否能有序进行。在高校中，良好的作风建设，能够带动教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进行。而作风建设的加强可以以党风建设为出发点进行，确保高校党员干部拥有良好的作风、学风以及领导、工作、生活作风，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齐头并进。

（三）高校要注重校园文化的完善，注重营造廉政的文化氛围

第一，高校要对校园廉政文化的建设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这个整体规划由高校的党委和共青团组织共同负责，要以《实施纲要》中提到的廉政文化的要求为准则，以大学生廉政文化的内涵为出发点，以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规律为依据，深刻考虑管理层、教师及学生的接受范围，构建一个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要具备先进性、针对性，更要具备影响力及渗透力，从而对整个校园文化进行完善，营造出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第二，积极组织并开展有关廉政文化的活动，结合廉政文化的深刻内涵以及校园文化的丰富形式，设计出一系列容易被广大师生接受的节目或者活动，如围绕廉政文化进行的文学作品、以廉政文化为基础的文娱节目等，在潜移默化中对师生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影响。第三，要充分利用好廉政文化在校园内的渗透作用。一方面，高校要积极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方式，如可以将现阶段无处不在的网络应用到廉政文化的渗透作用中，开设以廉政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网站及平台；另一方面，高校要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廉政意识和廉政能力，如可以积极组织和开展廉政文化的宣传活动和文娱活动。

（四）高校要积极拓宽廉政文化建设的方式和渠道

高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方式和渠道进行拓展：第一，将廉政文化的相关内容编写入教材之中。教材作为大学生教育的载体，同样也是廉政教育的载体。高校可以以当地和自身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编写有关廉政文化的教材和书本，使大学生廉政文化在高校中的建设更具科学化、制度化。此外，教师在课堂上教授知识的同时要有意识的融入廉政文化，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能潜移默化的受到廉政文化的影响。第二，将廉政文化引入课堂中。高校可以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廉政文化课堂教育，将廉政文化教育归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第三，在实践活动中渗透廉政文化。廉政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借鉴校园文化的建设方式进行加强，如开展辩论赛、书画展等，加强大学生对廉政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同时，高校要注重以多种方式对廉政文化进行宣传和弘扬，如设立廉政文化网站、开设廉政文化专栏、开展廉政文化讲座等，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加强对大学生的廉政教育。

五、总结

第8篇：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间距；张力；比较文学；变异学

一、“间距”的提出

法国著名学者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年12月16-17日召开的“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会议①上，提出了“间距”理论。朱利安教授在《间距与之间：如何在当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欧之间的文化他者性》一文中分析了时下流行的“差异”概念所引起的弊端，从而提出与之相反的“间距”（écart）概念。他尝试以“间距”打开“之间”，并以“之间”为工具，重建自我与他者对话交流的可能。这一途径可归结为：通过构建外在他者，从而达到解构目标文化的目的。朱利安指出：“那“差异”与“间距”的区别何在？简而言之，“差异”是以认同为前提和导向，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概念，而“间距”则主张拉开对话两者的距离，尊重双方的独立性，采取的是不带偏见的超然立场。差异是一个认同的概念；我们在观察到这一点的同时也注意到一个与之相反的事实，那就是不可能有文化认同（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 possible）。认同（l’identité）事实上至少用三种方式围绕着差异：一，认同在差异的上游，并且暗示差异；二，在差异制造期间，认同与差异构成对峙的一组；三，在差异的下游，认同是差异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差异首先就暗示一种更普遍的认同（une identité plus générale）——就这么说吧：一种共同类型（un genre commun）——在其内部差异则显示为一种特殊性。那么，这个更普遍的认同会是什么呢？它一开始就给出，是我们一开头就知道的，正如我们可以在文化多元性的开端，特别是那些这么长久以来在语言上和历史上互不相干而彼此漠然的文化，譬如在中国与欧洲之间，这个更普遍的认同会是什么呢？”

显然，“间距”是一个理论新词，笔者认为新词往往意味着新的方法，朱利安教授为何提出“间距”这一新概念？我认为恰恰是反思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弊病而提出来的。近百年来学界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或对话时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中西之争，有主张中体西用，有提倡洋为中用，更有鼓吹中国全盘西化，等等说法不一而足。然而，争辩的结果却是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没用了。朱利安在研究东西方文化对话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读不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步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用西方概念遮蔽中国概念的过程中，各种文献文本都同一化为西方文化范本的注解，差异性思想在这种转述过程中不断失落，也使得中国文论已愈来愈难为今人所理解。比如“风骨”概念，时至今日，学习古代文论的人甚至相关的专家学者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香港大学的陈耀南先生在《文心雕龙风骨群说辨疑》一文中梳理了当代百余篇研究“风骨”的学术论文，清理学术界关于“风骨”的解释，最后对“风骨”二字却仍不得要义，只能无奈地说，干脆请《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自己站出来讲清楚，究竟什么是“风骨”：“请彦和回来示观，以破迷惑而广知见。”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根源便在于东西方文化对话中，人们大多注重同一化的研究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视西方概念为普适性楷模，例如阐释“风骨”，往往用西方文论的概念“内容/形式”、或“风格”等等，而忽略东方文化或中国话语的独特性，只一味地向西方文论话语靠拢。在这样以西释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话语的“异质性失落”，甚至得出一些有悖常识的结论。例如：素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生命悲剧意识哲学解释《红楼梦评论》，得出《红楼梦》一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然而他又认为中国文化整体精神是乐天的，是没有悲剧精神的；在自相矛盾的无可奈何之下，于是乎他竟然推导出《红楼梦》是“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结论 。显然，这个结论实际上完全是谬论！植根于中华文化的《红楼梦》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怎么可能成为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天外飞来峰？更有甚者，、朱光潜等学者认为中国艺术的“神庙里没有悲剧之神的祭坛” ，如果说中国完全没有悲剧，那怎么解释《赵氏孤儿》这部连西方人都承认是悲剧的元杂剧？这些尴尬都是完全以西方概念为普适性范式来分析中国文学得出的荒谬的结论。朱利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间距”代替有同一化导向的“差异”概念，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对追求同一性反思的背景，这是很有见地的创新性的提法。

类似的，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学科理论也都是从求同性出发的，视相同性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以法国学派为首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的联系，实质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响研究，它仅仅关注同源性文学的关系。以美国学派为首的平行研究虽然突破了影响研究仅注重事实联系的局限，提倡跨学科研究，拓宽了比较文学的比较领域，却集中于同一文明圈的文学比较，相对忽略了异质文明文学间的比较。无论是影响研究或是平行研究，甚至是俄苏学派的类型研究，所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强调共同性，同源性或类同性成了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理论缺陷就在于：几乎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比较中的异质性问题。通常，没有学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比较文学是既求同又求异的，比较就是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这种直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同而不是求异。不管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础都是“求同”，是求异中之同。具体来说，影响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渊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类同性”，即不同国家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类同性。对于不同国家文学的差异，欧美学者不是没有看到，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因为这是一个仅凭常识和直觉就能够意识到的问题；但是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角度来看，欧美学者认为，差异性是没有可比性的，对差异性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说：“因为事实上，任何实际上的巧合都不能造成一种从属的关系”，“正如同一位十八世纪大胆的生物学家把一朵花与一个昆虫之间的形象和色彩进行精巧比较那样。”韦斯坦因也认为，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文学不可相比较，他说：“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方能在思想、情感、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也就是说，只有在同一文明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文学才能进行比较。但是，对于比较文学理论而言，这种“求同”的理论模式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因为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中，都存在着许多异质性因素，其变异性往往要大于“同源性”和“类同性”的因素。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之初，采用的也多是求同性的比较方法。钱钟书先生虽然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但其东西文明文学的可比性仍是建立在人性共通这一相同性上。也正因如此，朱利安教授才批评了钱钟书。他指出：“他（钱锺书）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方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

对同一性的侧重造成了比较文学的一种研究怪圈，越是想要通过求同性的比较弄清东方或中国文论话语，却越是读不懂，中国文学在这种比较中面目其越来越模糊。同时，这种片面求同、不看差异的观点也导致比较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流于表面的X+Y式的浅度比附。“间距”概念的提出是对这种同一化模式的反抗，也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启发出一个新思维、新角度。中国学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相结合而盲目地套用，这么做是会出现问题的。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而应该注意它的异质性。我们知道，跨越异质文明对于不同文明有着互相补充、互为参照的现实意义，所以突出异质性，有利于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更有利于我们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这也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如上分析，“间距”是基于对同一性的反思而提出，那么，它又是从何而来？

朱利安教授原本是研究希腊哲学的，他将中国作为与希腊拉开距离的观察点，采取一种远离而又不断返回的迂回式研究方法。因此可以断言，“间距”概念是深受中国文化启发而来的。他指出：“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时眼中无全牛，只看到各关节间的间隙，故刀刃才可恢恢乎游走其间，也因此即便“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这便是间距存在的方便。

也许中国的另一说法更直观地体现间距的重要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中国和谐观念的重要阐释，孔子将其应用于人际关系中，是指君子与人相处要保持距离，思想上不盲从，才能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如若只是一味跟风，最终只能沦为小人式的同流合污之同。因此，所谓“和”，不是一味的“同”，而是要保持各自的独立姿态，是有差别、多样性的统一，惟有拉开间距的思想才不会在对话中被对方淹没，所以“和”区别于泯灭了间距、差别性的“同”。这就要做到不人云亦云，不迎合别人心理或附和他人言论，而要有自己独立的姿态，必须与他人保持距离。中国古代文论呈现与西方文论相当不同的异质性特征，它从知识谱系和知识展开等方面都全然异于西方的理论式话语。然而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学界以科学的名义对中国文论话语系统进行生硬切割，力求以逻辑性、理论性、系统性的西式理论方式诠释、规范中国具有体验性、品味式的文论话语，结果西方范式全面取代了中国范式，造成了中国文学文论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断裂和失语。失语的同时，中国文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蕴含多义性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落。没有间距、一味附和的求同最终只能是“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观念更早出现于《国语·郑语》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由此可见，“和而不同”的“和”不是凝滞的和，而是有着丰富孕育能力的、具有生物丰长功能的和，这也正是朱利安教授所说的“有生产力的”（productif）是间距的本性。因为有了间距，有了差别，所以思想不会在对话中被淹没，对话的两者间的张力也才得以突显，进一步，间距的孕育新本质也才能得以实现。

事实上，人类文明史上很多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是在间距形成张力以后创造出来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是基于印度文化的产物，东汉末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这一异质文明国度的传播过程中，中印文明的间距促使佛教在这两者的张力间不断自我更新，慢慢中国化，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禅宗。不仅如此，佛教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语言、词汇、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天文、医学、科技以及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佛教更是为中国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所未有的新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素材、新的创作手法。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佛教在中印文明的张力中新生的，体现了在保持间距的对话中张力带来的丰富的文化创新能力。

代表印度文明的佛教与中国文明间的交流无可辩驳地体现了间距和张力的创造性。只有拉开距离形成张力，文明间的交流才更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否则便会在求同的范式要求下泯灭自身的民族特性。由此观之，“间距”既是“和而不同”，更能“和实生物”。

三、变异学与间距

在全球化语境下，全世界学者都不得不面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然而，固有的比较文学学科还停留在以同一性为基础的理论阶段。实际上，文学在如今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甚至跨文明的流传影响过程中，更多的是变异性。影响研究注重同一影响的一面，而忽视接受变异的一面；平行研究则忽略了不同文明文学的异质性，导致“异质性的失落”。不论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都已无法满足当今比较文学的发展需求，时代在呼吁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国学派在提倡跨异质文明比较的实践中提出了变异学理论，这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考角度，也是对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围。

弗朗索瓦·于连认为，文明的异质性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在中国古文中，引发思考的往往是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对称性、网络性，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 所以，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就是要从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出发，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坚持一个自身的基本话语规范和价值立场，不能盲目用“比较”一词来否定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而于连的整个思想体系也就是围绕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性”与“无关性”来展开的，也可以说是用“差异”来进行比较的；朱利安在中西比较中主动求“异”，通过“异”的比较来还原文明自身的原生态，让这些独立性、自主性的文明用自己的话语规则来言说，继而进行优势互补、对话融通。他指出：“文化的本性在趋向同质化（s’homogénéiser）的同时也不停地异质化（s’hétérogénéiser）；在趋向统一性（l’unification）的同时也不断地多元化（se pluraliser）；在趋向融合与顺应（se confondre et se conformer）的同时也不停地标示自身的特色，去认同而再认同（de se démarquer， de se désidentifier et de se réidentifier）；在趋向自我提升到主流文化（s’élever en culture dominante）的同时也不断地让异议发挥作用（d’être travaillé par la dissidence）。这就是为何文化肯定是复数的，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不过是其典范例子，我们今天要一起思索这两种文化的面对面。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为了避免张冠李戴的错误和差不多的领会；也为了避免使我们相信我们通过现在的标准化语言而彼此理解。然而，人们以为从此之后是大家的共同用语，却继续传递着分歧的含义。因为我们没知觉到这种情况，所以它更加危险。唯有付上这样的代价，才可能进行一场在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真正的“间谈”。”

变异学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与异质性的研究，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主要从跨国、跨语际、跨文明文化和文学的他国化等几个层面进行，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时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因此，文学的差异性存在样态成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新的重要理论转折。

从以上对变异学的简略分析，也可以看出间距思维在变异学中的体现。首先，变异学跟间距一样，超越了以往比较研究求同的思维，解决了跨文明比较的合法性，两者反思的基础都是同一性（类同性）；其次，变异学要求比较双方在相互尊重、各自保持文化个性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同时也是保持间距对话的前提要求；实际上也是一种“间谈”，是注重异质性的“间距”；最后，间距要求主体走出自己所属的文化圈，从不带主观倾向地对此加以观察发现，避免种族中心论。同样的，变异学一开始也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既不是东方问题也不是西方问题，更不存在东方学者站在东方的立场纠正反驳西方的问题，变异学思考的是整个比较文学学科原有理论所具有的缺憾，并试图加以解决。

因此，变异学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间距态度，比较的双方在保持间距的同时，通过不断对话交融，然后逐渐形成新的东西。上文所举的禅宗例子，用变异学的理论解释便是一种“文学他国化”的现象。禅宗是外来的印度文化与本土中国文化相融汇以后所产生的文化新枝，这种异质文明的接触与碰撞，使佛教在历史上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结合，形成为独具本地区特色的佛教禅宗，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特征。同时佛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两书皆以佛教思想诠释他们的文艺批评理论；《诗品》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也是缘于佛教思想。禅宗更是把批评重点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把握转向为对主观心灵世界的感悟，南宋严羽作《沧浪诗话》便是运用禅宗的顿悟之说提出“诗道亦在妙悟”的“妙悟”说。 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往往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入亢奋的状态，从而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差异学同间距观一样，在以“和而不同”为目的的同时又“和实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变异学虽然重新为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异也具有可比性。但变异学强调的异质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类同性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禅宗与佛教尽管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它依然可以回溯到源头的印度佛教。变异学需要做的首先是在研究对象之间找到类同性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变异性，并阐释类同性背后的差异及其深层文化机制。也即是说，差异学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不仅包括异质性、变异性，也包括同源性、类同性，这点是区别于不承认一个预设共同价值追求的间距观。间距观认为不存在一个既定的普遍认同，因此，它竭力否定差异概念，它所诉求的既非同一性也非差异性，它基本不做比较，而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外在他者反思自身。这也是间距与变异学的分野之处。

四、结语

有间距才能有张力。有张力的存在，才会有真正的既有独立品德，从而才能有所创新。双峰对峙，风景才好。当然，一个新词的提出总会引起学术的争议，关于“间距”的概念内涵、名称合法性及间距的角度等问题都有待学者们进行进一步探讨。但新词往往意味着新方法，间距对于同一性的警惕，对于独立的异质性价值的重视，不仅是对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对话原则的探讨与思索，也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变异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变异学与间距观之间有着许多异曲同工的诉求，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视野分歧。不论是间距观还是变异学，都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方学者常常发明新词，正是因为新词中有新方法、新观点的形成，也唯有如此，学术才能常辩常新、保持活力。笔者支持朱利安教授提出的“间距”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12JZD016）

作者简介：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第9篇：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1、高校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缺乏对学生就业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教育，进而导致大学生就业法制化的缺失。出现以上现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高校对于就业的相关法规不重视，以及自身就业法规知识的缺乏。这是导致学生不能在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获得就业法规的根本原因。高校缺乏健全的专业机构和人员配备。在目前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开展过程中，全校就业指导老师的配备非常少，一般为一个或者两个，其次一般由辅导员担任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专业化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大学生在遭遇就业法律纠纷时，很难得到母校切实有效的帮助。高校缺乏对大学生就业法规的普及。由于高校对法律的不重视以及人员配备不健全，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就业法律的途径。

2、用人单位招聘工作中的法制化缺失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大小企业兴起，因此企业的发展水平和企业的资质水平也出现参差不齐的状态。不同的企业在大学生招聘中的用人观念和法律意识也是不同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自身合法权益保障的武器，一些企业或用人单位便凭借这一点，显性或者隐形地侵占学生权益。如劳动合同的不平等设置、各种陷阱如试用期延长、收取培训费以及随意调动和开除大学生等现象。这些缺乏法制化招聘工作尤其在一些小中型企业较为常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淡薄，生活经验缺乏。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淡薄，是一些用人单位肆意谋求自身利益，侵害大学生权益的主要原因。用人单位对就业法律法规认识不够或者道德的缺失。政府和学校维护大学生就业权益的手段缺乏。学生遭遇就业纠纷时，学校或者政府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学生很难从政府或者学校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3、人才市场大学生就业中的法制化缺失人才市场也是大学生获得工作机会的一个有效途径，随着人才市场的不断发展，人才市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公有制单位，成为大学生就业中值得信赖的就业平台。但是人才市场在就业工作开展中，仍然出现一些法制化缺乏的现象，如人才市场仍然出现一些骗子公司或者用人单位的虚假宣传等，对大学生的就业产生严重的影响。其次，人才市场在法制宣传上，也存在着只注重形式的现象。出现此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才市场对于法制意识的不重视，在招聘程序上不规范，对用人单位的资质审核不达标以及对人才市场的相关制度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管。

4、大学生自身法制化意识缺失大学生自身法制化意识的缺乏，不只是体现在用人单位的选择上出现不清晰的现象，还体现在对就业法律的关注程度上。很多大学生在就业工作中，过于注重高薪，低工作量或者过于注重工作机会的获得而缺乏对公司的长远发展的考虑。其次，大学生在就业中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由于社会的一些不良思想，也让大学生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在遭遇就业纠纷时，很难意识到要用法律维权。

二、实现并加强大学生就业法制化的有效措施

1、政府部门的相关措施政府在对社会市场经济进行调控时，相关部门要重视对大学生就业合法权益的维护。因此，政府需要加强监督力度，对用人单位的用人制度进行严格的规范，在劳动工资和人事管理等方面，对用人单位进行落实，保证用人单位与就业的大学生签署合法的合同，对大学生的合同和档案进行统一管理。另外，政府要对侵犯大学生合法权益的单位进行严厉打击，让用人单位了解违法用人的后果，同时也让大学生树立维权的意识，让大学生在就业中遭遇不公平待遇时能够自主举报和投诉。最后还可以通过对用人单位建立统一的考评制度，来完善对用人单位人事管理的监督。

2、高校部门的相关措施高校法制化的加强需要通过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要以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为就业工作重点，因此需要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加强对大学生就业中的法律问题的重视，建立新的就业指导观。其次则需要高校对大学生就业建立实质性的法律援助机构。高校需要配备专业的法律人才队伍，为大学生就业维权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为大学生主持公道。最后，高校则需要在就业指导工作开展中，加大对就业法律法规知识的教育，培养学生就业法律素质。大学生自身方面的措施大学生在大学学习中，要树立法律意识，自觉学习相关法律，对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要进行熟悉和了解。另外，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要学会认清用人单位的资质水平，在入职前对自身利益要有一定的认知，在遭遇就业纠纷时，也要学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身权益，不能忍气吞声。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