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建筑差异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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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外建筑差异论文范文

You Hongyan

【论文摘要】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很多学生常把英汉文化等同，忽略了文化的差异，在理解方面造成了许多误区，阻碍了外语水平的提高，影响了教学效果。语言、文化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而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西文化差异，丰富文化背景知识，对于英语语言的学习是十分有必要的。

文化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称，是在一个社会漫长的形成演变中产生和发展的产物；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要真正学会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所体现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此语言的精髓。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应逐步渗透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理解与把握。英语教学大纲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因此,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也是了解和掌握对方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过程。

下面先来看一个对白：一个外国人称赞一个中国人Your wife is beautiful , 中国人用where ? where ? ( 哪里? 哪里?) 来回答,于是外国人说:From head to toe (从头到脚都美) ,中国人又谦虚地说:Not to be seen ,not to be seen (不见得,不见得) 。这样的对话显然是由于说话方对中西方社会习俗差异的不了解而引起的。在美国,称赞对方或对方的家人是很重要的一种社交习惯,被人们称赞时,要表示乐于接受并愉快地感谢,不要急于否认或自贬,也不应表现得扭捏不安。而在中国,听到别人的赞美总要谦虚一下,因为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因此如果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和中西文化差异,在英语学习和用英语进行交际时,就会产生误解和歧义,不能得体地运用语言,以致闹出了笑话。

就文化差异的内容来说,涉及面非常广,从中西方的文学、音乐、美术、雕塑、建筑风格和人们的衣、食、住、交友、娱乐、节日等风土人情到日常见面问候、称赞、致谢、道歉等生活习惯,还有中西方各自独特的委婉语、禁忌语乃至体态语言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时对待同一个词汇、同一个手势、同一句话,英美人与中国人的理解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英语教学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接触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通常有词汇的文化内涵差异：如ambition（野心）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我们常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美国人却常取褒义表示“有雄心壮志”；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以谦逊为美德，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举止言行总考虑温文尔雅，通常会用“You are overpraising me.”（过奖）来应酬，这往往会让说话者感到你在怀疑他的判断力；抑或是用“Where? Where?”来回答，弄得外国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对隐私的界定差异：如中国人表示关心的“你去哪儿？”（Where are you going？）和“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不受欢迎；称谓上的差异；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造成学生的简单理解。同样还把汉语中习惯上称呼的“张医生”、“王护士”称为Doctor Zhang，Nurse Wang。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如 ：在中国称中年以上的人为“老”，是尊敬的表示；可在西方，“老”却意味着衰朽残年、去日无多，因此西方人都忌讳“老”、都不服“老”。在美国老人普遍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里，老人们养成了坚持独立的习惯。所以美国的老人都不喜欢别人称其为老人（elderly people），在美国都用“年长的公民”（senior citizens）这一委婉语来指代老人。

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接受以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于别人所送的礼物,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欣然道谢。 ( Thank you ,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在讲英语的国家,谈天气是很保险的搭话方式,如:——Lovely weather, isn’t it? 又如：中国人也喜欢用“去哪啊？”打招呼，如果和你的外国朋友说“Where are you going?”大部分人会不太高兴，有甚者会说“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你管得着吗？）”。还有禁忌话题：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最明显的禁忌话题要数“How old are you？”。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觉得很正常，可是对于说英语的国家人来讲他们更注重“个人隐私”，因此多半情况下，他们会告诉你“It’s a secret.”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的确是英语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更进一步说,在我们进行英语教学时,学生好比是整个建筑,文化是建筑风格,语言是建筑实体,而老师就是建筑设计师。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程度,直接决定着学生能否自如得体地运用英语的能力。而且在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因素,还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赋予语言以情感色彩,使学生带着趣味情感学习,这样学生对所学语言材料的印象就会深刻而牢固,理解也会透彻而容易,那么在教学中,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笔者认为：可以在课堂上结合课本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总结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词汇和习惯用语。例如red 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红色象征着激情。但在英语中的红色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 flag (引人生气的事) 。加强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感谢、谦虚、赞扬、表示关心 、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英语教学中。

第2篇：中外建筑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建筑营造法　龙庆忠　学术　思想　特色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龙庆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提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和实践应用基础上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建筑研究生培养中付诸实践。龙先生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包括防灾、保护和设计营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龙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学术生涯中，主要培养了防灾方面的研究生，同时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防灾研究室；在保护方面，龙先生也培养了研究生，并亲自指导了广州南海神庙等岭南重要历史建筑的复原设计。长期以来，以龙先生的助手或学生为主的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历史方向的学者，为华南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上述两个方向而言，龙先生在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的学术探索和成就不太为学术界所了解和注意，这笔学术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散见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见诸其建筑教育和言论中，影响了其学生和同仁。在本文看来，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不仅是一种设计法则和设计规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历史建筑营造实践中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的探索。龙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与其对建筑防灾，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方法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可为今日研究所学习、借鉴。由于此前这一课题未曾得到系统的总结论述，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初步解读。在解读过程中，本文将重点对部分与古建筑设计法则(主要表现为数理关系和尺度规律)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结合龙先生的其它文献，探讨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专论建筑的传世文献极少，地方性的、民间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献资料。现存的古代文献如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表现为以上述两种文献为主，结合实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们的基础上，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古以来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不断有新的进展。

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暂不考虑建筑实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时期，就唐代至清代这一时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难点，例如下列课题

①宋《营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数制在唐至元时期实例中的应用程度和表现；

②清《工程做法则例》、《营造算例》、《营造法原》和实例的对比研究，我国古建筑实例少有大量精确测绘，公开发表更少，受限于此，这方面研究进展不多；

③模数营造法则从宋《营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则例》的演变过程，包括元、明时期的断代专题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两方面的成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近年来，部分建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等领域的研究。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建筑史学以官式建筑营造法则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对近二十几年来对民间建筑(主要是传统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对近十几年来在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后更为贴近历史主体、历史事件和历史实践的方法论转移。

龙庆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概况

1　成果文献

龙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为题于1989年出版为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论文属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献名后括号内为本文编号、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页码)

《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文献Ⅰ：1987年6月；P16)、《营舍之法》(文献Ⅱ；完成时间不详：P87)、《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文献III；1982年；P104)、《中国木构(梁枋柱桁椽等)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文献Ⅳ：1986年3月P110)、《中国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献V；1982年之前；P246)。占论文集收入18篇论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当份量。在论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内容也涉及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此外，龙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论文稿《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文献VI)也是一重要文献，1995年发表于《华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序言中，可以发现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论文中相应的表格实际上也已经在上述各个年代完成。这三十年(实际上应考虑更早时期的探索)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正是中国建筑史学界对宋代《营造法式》及其反映的营造法则的进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因而中断，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仅有上卷)。

(2)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山西应县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一古建筑“营造法式”的持续研究，正如其同时代的建筑史学者们一样，是对主流课题的关注。

3　研究条件、研究资源

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学者一样，龙先生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对建筑营造法则、尤其是尺度设计法则的研究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很多研究文献仍集中关注于《营造法式》等历史文献的文本阐释，大量进行实例数据验证的文献仍显不足。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龙先生的文稿中比较多的引用了实例的

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参证以日本的资料例，如文献Ⅰ对日本古塔资料的引证、文献Ⅳ对日本中世纪建筑资料的引证等。这种中、日对比研究，在当代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仍显不足。此外，大量引证经史文献阐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时代的建筑史学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尚不可能展开对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的深入研究，以及将地方和官式做法进行比较研究。但是龙先生在其学术历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间营造的经验，并进行历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杂考》一文(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应属最早关注民居建筑的论文。

4　学术史影响

现发表的龙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据其手稿编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编辑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错乱也有；在表达上，文章具有明显的手稿特点，包括大量的参考文献内容的摘抄引用和计算，大量符号的使用等，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龙先生的文稿在表达上很多时候无法满足今天所谓学术规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强烈的研究者个人特色，包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微言大义式的一些表述。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今日将这些文章作为纯粹的建筑设计法则研究文章进行研读，对这些文章在学术史上发挥影响带来了消极的作用。

龙先生在1980年代进行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养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灾方面的研究生。龙先生教育特点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指导研究生继续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龙先生手稿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化。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龙先生是可以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今天我们对于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方面的文稿，应加以重视，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主要文献评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献(文献Ⅰ～Ⅵ)可以分为四类。

1　文献Ⅰ

文献Ⅰ针对古塔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其思路源于《营造法原》中外塔盘外阶沿之周围总数和塔总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竖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关系。再通过各种实例数据的验证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层高度、边宽的相互关系以及层间递变规律。由于古塔作为具有强烈仪式象征作用的多层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较规律性的取值，这种倾向数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论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观点

(1)多边形楼阁式塔的公式是基本关系式，总高H=底边周长C=n×底边边长a(n为边数)；

(2)以(1)式为基础，对密檐塔提出了参考关系式，总高H：塔底层之边长a＝4～4.8，以4为多；

(3)各层塔身宽w：塔身高H＝1/3～2/5。以1/3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台殿式传统；作为对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层为光平无柱的高塔身，是为阙榭式传统，其首层塔身宽与塔身高之比可达到1.2。尺度规律的探索联系形态和制度，并互为促进，这是古建筑营造法则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传统，在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4)对于密檐式塔，结合砖皮数分析尺度，这就摆脱了纯粹的数字分析而联系到工程实践的可行性，是一可贵的研究思想。

2、文献Ⅲ

文献Ⅲ是对官式石拱桥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桥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页)。这篇文稿相较于文献I，更典型地体现了龙先生探索古建筑数理设计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对几何作图法则的重视，这种以数字比例为主的见解也见于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的理念中。

3、文献Ⅴ

文献Ⅴ是对《营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为祖”制度的历史考证。龙先生在文中对“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对八等材的数列规律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龙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说文通训定声》“材，木挺也，从木才声。才方三尺五寸为章。唐人言一檀，章双声，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类编》“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还引用其它古代文献，指出：“材是条直横长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这种材的计量单位。”并据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为7:5，以及《营造法原》对界搁栅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为立方之义，方三尺五寸为一根标准方桁的体积，表示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种标准用材，这一见解后来也出现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构件，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以材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数学模数，这一点在评价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视。

4　文献Ⅱ、文献Ⅳ和文献Ⅵ

它们是关于古代官式木构建筑营造法则三篇重要文献。其内容各有侧重而互有补充。

(1)文献Ⅱ借用《梦溪笔谈》关于北宋俞皓《木经》的论述中“营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对房屋整体设计作一通盘论述。其中“上分”的屋顶部分论述甚简略，“下分”分析台基以及栏杆的制度的论述则甚为细致亦少见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与上分的木构件在设计上的联系是全文的重点。其主要思路是综合比较《营造法式》、清式做法和《营造法原》中基本木构件的尺度关系，辨异求同。文献Ⅱ似乎成文较早，并未系统提出尺度设计的法则性结论，不过，文献Ⅳ和文献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导性观点此文中已经形成(文献Ⅱ中有关柱径与桁檩径关系讨论的小段文字再现于文献Ⅵ中)。

(2)文献Ⅳ则是综合比较清式做法、《营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纪(引自关口欣也的著作)三种对于房屋主要木构件尺度的计算方法，并概括为一个一致的传统法则；在一座建筑中设定一个主屋(即明间、正间等)，决定其主要构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递减尺寸。这里最先决定的主要构件在《营造法原》中是大梁围；清式和日本中世纪则是用柱径。文献Ⅳ未涉及宋式的讨论，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则的推演，而是张扬此种技术传统的实用和经济价值，以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

(3)文献Ⅵ似可作为龙先生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该文稿历经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终未发表，10年后才发表时龙先生已经离世一年。恐怕不能作为定稿看待。文稿分为三部分，大体对应于3个时期的探索，并对应于文章中的3个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显示出对于数列规律的重视，类同于文献Ⅰ、文献Ⅲ：同时也关注各间递变规律，即文献Ⅳ的研究内容。总的来看，表一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数列体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这部分工作是从《营造法原》、《清式

营造算例》、《营造法式》三书制度比较中取得它们在建筑种类、用材、椽平、阑额高、桁径、柱径等关系，分为八项。这里的八项是按照《营造法式》八等材划分的，实际上这部分研究的主要贡献也在于为《营造法式》原文未明确的部分制度性内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径和观点。其探索途径的关键是利用《营造法原》的制度来推算《营造法式》的开间取值，本文尝试将原文中推演过程简化改述如下：

按《营造法原》，有下列关系式(围径比按3计算)：

a　桁围＝正间面阔×(1.5/10～2/10)，有：开间＝(15～20)×桁径(围径比按3计算)

b　柱围＝正间面阔×2/10，有：开间＝15×柱径(围径比按3计算)

c　大梁围=内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长-4×梁高(梁围比梁高按10/3计算)

d　正间面阔×0.8＝次间面阔

e　阑额高=柱高×0.1

根据《营造法式》，桁径取1材～2材(这里取桁径而不是取柱径进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径相对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间面阔按2倍橡架平长、阑额高取2材，各项代入上面关系式，并相互复核，可以得到

f　正间面阔=20～30材

g　次间面阔=16～24材

h　椽架平长＝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据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结果，可作为参考。如按原文表二，则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数列方式给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补了砖、瓦等项目，并把建筑类型调整为7大类，以当心间方的取值划分。

在本文作者看来，文献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据表2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当时(1965年)就提出一个《营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项建筑指标取值的解释系统；如果龙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倾心于此，那么我们今天将会读到两种关于《营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经典：龙先生的和陈明达先生的。这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本文尝试概括为：

1　基于道德感与实践感的规范性研究取向

相对于纯粹的实证性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的营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规范性研究取向的特点。身处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开创期和建立系统中国建筑理论的动力，无疑会加强研究者的这一倾向；而在当时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和陈明达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这两份经典文献中均可发现这种规范性研究的特点。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规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种对建立宏观统一理论的纯粹学术偏好，而是在其强烈的历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实践方向。生于农村、长于动乱的旧中国，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营造实践，都促成了龙先生独特的学术关怀。在《序言》中，龙先生指出，“学习、研究、编写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实际上是在‘知生’。因为人死了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它生的时候那种活泼生气，而且会影响和推动人们去再生产。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这反映了龙先生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2　面向民间的经验性研究取向

龙先生的文稿中多处综合比较《营造法式》、《营造法原》和《清式营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时性的方法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尺度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属于规范性的研究，但却另有值得考辩之处，而且也是不见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独特视角。这种从设计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论，其背后的根据是中国民间传统营造经验的稳定性，对木构件材料力学性能认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统差异、甚至官式和民间的系统差异，根据常用尺度的比例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构件的高跨比、细长比之类)，探索历史文献未能明确的某些营造法则。在文献Ⅵ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最为突出。

3　面向社会的系统研究取向

第3篇：中外建筑差异论文范文

Abstract: Now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hich will affect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future for the graduates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hese mainly include weakening of the technology curriculum courses, lacking practical courses and so on. These problems weake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background to the graduates. These also resulted in the weakness of the graduates’ practical abilit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some reforms must be taken like providing more technical, practical computer courses for the students. We also need to make some adjustments on practice study and curriculum sett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So we should build a flexible and dynamic curriculum setting system.

关键词： 就业；工程管理专业；课程设置

Key words: employment；engineering management；curriculum setting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8-0213-02

0 引言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今年各行业的大学生招聘就业情况与往年相比有很大不同，金融、贸易、房地产等行业招聘人员减少的情况尤其明显，而对地方高校的就业影响就更大。从工程管理专业来看，企业的招聘数量和招聘场次都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企业对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专业对口，同时企业更注重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知识复合、能力复合和思维复合是目前企业对工程管理专业学生的更高要求，这就要求地方建筑类院校的工程管理专业在培养工程管理专业学生的时候，以学生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适时调整专业课程设置，采取更加灵活、动态的课程管理。

1 目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1999年我国建立了工程管理专业的教育评估制度，截止到2008年底，已经完成了全国大部分建筑类院校的工程管理专业的评估工作。这无疑对教学质量的提高、企业对教育的参与以及我国工程管理专业高等教育得到国际认可具有促进作用。

建筑类院校的工程管理专业主要培养的是从事建筑工程的管理人员。工程管理虽然有管理两个字，但是，并不是毕业后就一定从事纯管理的工作。国外工程管理的范畴主要是对系统工程、工业工程、计算机、化学工程等广泛的管理运作；而国内的工程管理，大都集中于对土木工程的管理安排，也就是对一个工程从概念设想到正式运营的全过程(具体工作包括:投资机会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最终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招标、采购、施工、试运行等进行管理)。从学科设置上看，国外很多大学都设置了工程管理专业，但这门专业往往是硕士学位的一门专业，它要求学生有工程类的学士学位或相关的学术背景。而在中国,这门专业往往被设置在管理学院或土木工程学院，并且作为本科的一门专业。建筑类院校的工程管理专业学生，为了达到所谓的“工程管理”，在课程设置上既要学习土木工程类专业的有关技术类课程，又要学习有关技术经济和管理学方面的知识，造成了“什么都学，什么都不精”的尴尬现状，人才培养效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巨大差异和距离，导致在就业时，对将要从事的工程管理方面的技术知识有所欠缺，严重影响了就业层次和就业率。

1.2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前从企业反馈的信息来看，企业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针对建筑类高校的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即要求他们掌握有关工程施工的有关技术，又要求他们具备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很多学生到了工作单位，不能马上适应企业的要求。鉴于建筑类高校的工程管理专业的特殊性，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不能跟上现有人才的需要。工程管理专业是一个有较强的实践性的专业，尤其是更应侧重于培养实际操作技能。目前，该专业在课程设置中也有一些实践课程，如认识实习、课程实习、毕业实习等，但由于客观上的各种因素，难以形成较固定实习基地，多数实习流于形式，走马观花，实践量不足，学生掌握的专业技能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另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企业对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各种软件的应用不仅仅是局限在OFFICE，还要求会应用较为专业的CAD、项目管理以及造价管理的软件，这就局限了学生的就业范围和就业能力。

1.3 从国内大多数高等学校目前毕业设计（论文）的现状来看，一般都是在第7学期末由相关专业的指导教师提出毕业设计选题，然后公布给学生，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题目，在第7学期末或第8学期毕业设计开始前下达设计任务书，也有少数的学校在第8学期毕业设计进行时才给学生分配相应的设计题目。以上两种方式，学生基本上均处于被动的角色。这就造成了多数情况下,学生想做的题目，教师没有给出，而教师拿出的设计题目与学生今后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关系，因此，毕业设计本来这一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却成了学生为了应付毕业而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即大多数学生把毕业设计看成是“要我做”，从而在设计过程中一般也是应付了事[1]。另外，目前大多数高校为了应付本科教学评估，在毕业设计中往往过分注重形式和规范的要求，例如，什么时间应该完成开题报告、什么时间应该完成文献综述、什么时间应该完成外文翻译、文献综述和外文翻译应不少于多少字等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毕业设计内在质量的提高，也忽略的学生的就业兴趣和方向。

2 对策

2.1 优化教学内容，加大技术内容课程的比例 从国内外的情况看，中外工程管理专业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无论在平台课，还是在专业方向课上，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是纯管理专业无法相比的；同时，技术课程贯穿工程管理专业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它所实施的管理必须是基于技术之上的管理，没有技术作保障，管理就无从落地。实际上，现在的工程管理专业是1998年国家教委对高等教育专业目录进行重大调整后形成的。这次调整将原来的工程管理、房地产管理和投资造价管理等专业合并成工程管理专业，而将它们作为工程管理专业下的三个不同专业方向。可见，工程管理专业与传统的管理专业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所涉及的技术内容较多。在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考量因素中，“专业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指标之一，这反映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态度，若是岗位和专业对口，更反映了学生将来适应岗位要求的潜力。虽然不能像土木类学生所学的课程完全相同，但是主要的技术课程应在课时和教学资源配置上应一致，提高工程管理专业学生的技术专业水平，以适应目前就业的形势。

2.2 建立实训基地，增加实践课程的比例 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实践、实习经历对于促进大学生就业有相当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有工作经验，不少经历过求职的大学生也会反映“实践能力”在求职中起到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建筑类的工程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参加社会实践和实习，是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的有效途径。在实践、实习过程中，他们得以提前体验职业角色，不仅积累工作经验，还可以积累社会阅历、锻炼人际沟通能力，为职业发展做好心理上的准备。此外，不少学生通过实践、实习，展示了自身的良好形象，直接获得了就业的岗位。

加强实践教学，建立稳定的实训基地，增加实践课程的比例，广泛开展毕业生的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提升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进一步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的地域范围和数量，可改变过去单纯走马观花是的实习方式。通过现场实习，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体验理论知识的实用价值，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从事工程施工与管理的基本技能。在课程教学实习的基础之上，还应注意发挥高校的科研优势，加强对学生科研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实现个人成才、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

2.3 运用现代技术，强化计算机应用课程 在建筑领域，计算机应用技术日趋完善，无论是设计、施工还是管理等方面，已开发出了不少应用软件，许多施工单位和项目管理单位已在使用各种辅助管理系统。在经济发达地区，建筑类工程管理毕业生是否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已成为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建筑类院校的工程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培养的正是懂设计、会施工的管理人才，因而，对建筑类院校的工程管理专业的传统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强化计算机教学势在必行。与此同时，高校也应加强提高教师队伍的相关软件的应用能力和技术水平，安排有关老师参加建筑应用软件的学习与培训，以便更好的为教学和实践服务。

2.4 根据就业趋向，改革毕业设计 建筑类地方院校的工程管理毕业设计（论文）大都是由指导教师选题，选题范围也局限于以往的题目和有关的应用图纸，技术方面也大都是工民建的内容。另外，我国为了扩大内需，计划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扩大内需，重点放在了铁路和基础设施方面，这对工程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市场会有正面影响。鉴于此，加大毕业设计的选题和指导力度，实时调整毕业设计（论文）的内容和形式，加大交通和道桥等专业的指导内容，真正提高毕业设计质量，使毕业设计内容和要求与学生就业趋向密切结合，把毕业设计（论文）由“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学生的就业趋向，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将来的工作，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实现就业前对大学四年所学知识的实践和应用，并为就业做好第一份答卷。

对于高校而言，只有摒弃传统的专业化教育模式，注重学生知识复合、能力复合和思维复合，适时调整专业设置，才能为社会发展输送更多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提高工程管理准也学生的就业率。

第4篇：中外建筑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 再生混凝土；研究现状；意义

[作者简介] 秦荷成，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硕士，广西 南宁，530003；赵治超，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硕士，广西 南宁，530003；谢华，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师，硕士，广西 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 TU5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3）03-0040-0002

一、再生混凝土技术的产生

再生混凝土也可称之为再生骨料混凝土（英文名为Recycled Concrete RC），它是指将一些废弃混凝土块经过回收、破碎，然后再清洗、分级后，部分或者全部取代天然骨料，再按一定的比例与水泥、砂、水混合配制成的新混凝土。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充分地循环利用建筑材料。对于再生混凝土来说，原生混凝土是用来生产再生骨料的原始混凝土，它的作用则在配合比相同的情况下同再生混凝土进行配比。

纵观人类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砼材料早在19世纪初开始生产和使用，目前它在建筑行业中是用量最多、范围最广的一种建筑材料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混凝土材料的人均消费量与日俱增。相关资料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砼的年产量约占世界总量（年产量约28亿立方米）的45%左右[1]。混凝土主要由粗骨料（石）和细骨料（砂）组成，这两种骨料大概占混凝土总量的75%左右。在过去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资源保护和环保意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为砂石骨料来源广，价格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进行大肆开采，甚至出现滥采滥用的现象，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伴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多，对骨料砂石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长时间对资源的开采和消耗势必会造成资源枯竭，原有砂石骨料资源丰富的情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骨料的短缺和环境的污染。天然砂石的自然形成需要漫长的地质年代甚至更久，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长此进行大肆开采而不采取相关的保护措施，天然骨料必将面临短缺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水泥结构适用年限的到达，大量的建筑物将被拆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废弃混凝土。世界上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对比国内外的数据发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数量大得惊人。德国每年拆除的废弃砼量大约为3800万吨左右；美国年废弃砼量大约为6000万吨。我国每年的建筑垃圾数量同样不容忽视（约4000万吨），混凝土块则占到三分之一 [3]。建筑垃圾对耕地的占领不断扩大，粉尘等对环境的污染随着经济的进步在不断加剧，处理大量的建筑垃圾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对环境的影响更令人担忧。

如果能将这些废弃砼块适当处理后，作为骨料再重新应用到实际工程中，这将为资源环境的保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对废弃砼再生利用课题的研究，大多数将废弃砼块生产为再生粗骨料，组合形式有：粗骨料为再生骨料与天然骨料的混合骨料，或全部为再生骨料，细骨料为天然砂。下文所提到的再生骨料指的都是再生粗骨料。再生砼的产生，为砼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循环利用指明了方向，同时实现了建筑行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再生混凝土基本性能研究

砼配合比和再生骨料的性能会影响再生砼的各项性能。相同条件下，它的力学性能、变形性能、耐久性能、和易性等性能低于普通砼，使得再生砼结构性能较普通砼结构有不同程度地降低。

（一）再生混凝土的和易性

影响再生混凝土和易性的因素主要有：再生骨料取代率以及水胶比。再生骨料表面粗糙，孔隙率大，导致吸水率增加，在相同条件下，塌落度会比普通混凝土的小。且随着再生骨料的增加，塌落度会逐渐降低。其次，同天然骨料混凝土类似，相同条件下，水胶比越大塌落度越大。

（二）再生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再生骨料破碎方法、骨料替代率、原生砼的强度等级以及再生砼的配合比等对再生砼的强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再生砼强度变化的规律性较差，主要是因为原生砼的强度等级、使用环境各不相同，再加上破碎工艺也有差异。以下是相关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

1. 一般情况下，如果所采用的混凝土设计配合比相同的情况下，配制的再生混凝土比天然骨料混凝的抗压强度要低，其主要原因是再生骨料与新、旧水泥浆之间结合比较弱。

2. 有关试验结果表明，原生砼强度对再生砼抗压强度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是会随着原生砼的强度下降而降低。

3. 随再生骨料用量的增加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而降低，当水胶比相同时，再生骨料取代天然骨料的替代率在30%以内时，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降低程度比较小，此后，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会随着替代率的增加而降低。再生混凝土的强度也会随着水胶比的降低而减轻。

4. 邢振贤等实验证明，和配合比相同的天然骨料砼相比较，全部采用再生骨料配制的再生砼，抗压强度、抗拉强度、抗折强度都会降低约10%左右。

5. 相比同配合比的天然骨料砼，再生砼抗拉强度会有所降低，但降低幅度会随着龄期的增长而逐渐减小。

6. 相比同配合比天然骨料砼的情况下，全部采用再生骨料配制的再生砼抗折强度一般要下降10%至25%左右。但一般都可以达到4～5MPa，能够满足工程需求。水胶比对再生砼抗折强度有很大关系，基本成正比例关系，同时抗折强度也会随着再生砼抗压强度的增大而线性增大。

（三）再生混凝土的耐久性

有关研究表明，同比天然骨料砼来说，再生砼抗裂性能较好，但抗渗性、抗硫酸盐侵蚀性、抗冻融性、抗磨性则不及天然骨料砼。在再生砼中掺入适量的粉煤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抗渗性和抗硫酸盐侵蚀性，通过降低水胶比则可以提高其抗冻融性。

三、再生混凝土的研究意义

在建筑工程领域中，混凝土是用量最多、同时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建筑材料之一。相对建筑钢材、木材等材料而言，混凝土价格便宜、力学性能稳定、耐久性好、适应范围广，这些优势决定了它在建筑市场所占据的地位。近几年来，随着旧建筑的拆除和新建筑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关于自然能源、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混凝土集料需求越来越多，造成资源的大规模开采，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次，随着新建筑的建立旧建筑的拆除，这样会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势必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并且要占用大量的掩埋垃圾用地；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对建筑垃圾的再生利用，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这才是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结果显示，混凝土的主要组成材料是碎石或卵石、砂子和水等天然资源，目前，这些天然骨料正以约80亿吨每年的速度消耗。同时，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20世纪60至80年代的建筑物已经落后于人们当今使用要求，很多建筑物将面临改造、加固甚至被拆除，这样的建筑垃圾必定会日益增多。据英国的混凝土会议资料显示，从1991后的十年间，全世界废弃的混凝土统计的总量超过10亿吨。我国建筑垃圾的每年产量很大，目前，在国内建筑垃圾处理的方法主要是掩埋，这样势必会占用大量的垃圾掩埋用地，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将会缺少掩埋用地，这已经警示我们寻找处理建筑垃圾办法的迫切性。

因此，如果能将建筑废弃混凝土回收再利用，经过适当的加工处理后运用到实际工程中，在能降低废弃混凝土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同时，又能很好地保护天然资源，这样对于建筑垃圾的处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居住环境的改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再生混凝土可以满足世界环境组织提出的“绿色”要求，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绿色混凝土，废弃混凝土的再生循环利用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徐卓，龙帮云.开发利用再生混凝土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J].中外建筑，2004，（2）.

[2]田洪臣，段绪胜，王福忠，冯勇.建筑垃圾的综合应用[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7（1）.

[3]李学英.改性聚丙烯纤维混凝土的性能研究[D].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3.

第5篇：中外建筑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游客情感；在线文本分析；中国出境游客；澳大利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5-0046-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5.010

引言

当前中国日渐成为国际旅游市场中重要的客源地，出境游客数量不断攀升，并在2014年首次过亿。在此热潮的引领下，如何更精确地解析中国游客对海外旅游地的偏好、兴趣和评价等特征，成为学术界、业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当前国际学者们主要关注中国出境游群体的需求动机、目的地形象感知、出行特征等议题，并进一步依据满意度影响因素来探究中国游客群体的评价特征[1-3]。但是这些研究尚不足以判断并解释中国游客的旅游偏好和情感特征。首先，由于中国游客与国际游客的行为特征和偏好可能存在重大差异，能否使用基于国际游客建立的研究模型来研究中国游客的满意程度，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次，传统研究主要通过满意度指标来获取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评价，但是实际上满意与否并不能准确地刻画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情感正负面评价，以及影响这些评价的要素。尽管研究者可以通过问卷设计和访谈的方法，预设游客满意度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并进行测度，但是这种做法受限于研究者的知识水平问题，容易出现偏见和错误的预设。因此，如何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游客的整体消费偏好和情感特征，是当前国际旅游市场研究亟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本文认为基于因特网的社交新媒体的兴起，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手机客户端自媒体软件普及，使得游客有机会在旅行的过程和之后在社交媒体大量的旅游评价信息，这些信息在内容和总量上都远远超过之前的PC时代。尽管当前学者们已经开始探讨利用网络产生的旅游大数据信息，对游客的情感展开分析，但仍未有成熟可靠的大数据处理方法[4]。与此同时，当前基于在线文本的情感研究，主要借助一般性词库对数据进行分类和探究[5-6]，暂未针对旅游活动构建情感评价词库，存在一定的专业领域局限性。鉴于上述考虑，本文借助游客情感分析的理论观点，尝试性地构建游客情感评价专属词库，并以赴澳中国游客为例，以在线评论为素材，探究中国出境游客群体对目的地的情感倾向，揭示中国出境游客的情感特征，以及引发正负面情感的影响因素。该研究从网络大数据中解读中国出境游客的情感特征，是一种基于旅游大数据探究游客情感倾向的尝试，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国际旅游目的地改进针对中国游客的营销策略和方式，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1 中国出境游客特征与游客情感研究进展

当前，中国出境游群体的特征研究主要关注旅游需求、旅游动机、出行模式和旅游偏好等方面的差异问题，而聚焦到游客情感的角度对该群体的特征进行分析，主要来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迄今，对中国出境游群体的特征和游客情感的综合探究中尚未有较为成熟和科学的尝试。下文依次对中国出境游客特征、游客情感分析、在线文本情感分析技术和旅游在线评论研究进行回顾和综述（如表1所示）。

首先，在中国出境游群体研究方面，基于旅游大数据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未形成体系化的分析框架和专属词库，这是学界尚未解决的研究问题之一。当前对中国出境游群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从跨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究旅游目的地选择、形象感知、游客行为特征等议题，并针对游客偏好和满意度的影响要素进行深入分析[7-10]。基于问卷、日记解读或访谈等调查方法，这些研究指出中国出境游客的满意度与自然环境质量、旅游吸引物、风景景观等要素正相关，而游客对语言类服务项目等要素持较低的满意度[11-12]。近年来，学者们不断在理论方法上做出新的尝试。赵忠君和孙霞借助扎根理论，从旅游评论中归纳和总结出48个影响中国出境游客满意度的因素，并构建“出境前准备阶段-旅游城市体验-旅游景区体验-配套设施与服务-游后评价”5个维度的理论模型[13]。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该模型所包含的48个要素进行明确的正负面评价区分，比如建筑文化、历史文化、旅游线路等要素，这些要素能够影响游客对景区的体验和评价，但如何影响并造成游客的何种情感倾向，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尽管存在较多研究缺口，该研究是运用旅游大数据分析游客评价的突破性尝试，理论上可以全面覆盖中国出境游客在网络上的所有信息。然而，运用在线评论文本时，覆盖面偏差和自选择偏差的问题不置可否。覆盖面偏差源于这些在线评论的用户，大部分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可以接触到网络的人群[14-15]；自选择偏差则是那些满意度更低的游客有更强烈的冲动去发表负面评[16]。但是，相对于传统的通过问卷或访谈对游客进行情感分析的方法，旅游在线评论所涉及的群体类型和数量更为全面，给被调查者私密和方便的空间，也更少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同时尽可能避免调研者的主观影响，比如在访谈中对调查者的引导或暗示，问卷中题目对回答范围的限制等。

其次，当前游客情感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研究话题，但方法上还有待创新。

在传统的满意度研究中，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覆盖面偏差和认知偏差问题难以避免，因此通过游客情感的评价来判断消费者满意度的研究成为近年新兴的一个热点，主要集中于针对一般消费品的市场营销领域，尚未拓展到旅游市场领域。这些研究将游客情感区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大类，并进一步划分为快乐、爱、幸福、恐惧、愤怒、悲伤、后悔等基本情绪，由此探究游客情感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17-20]。在影响因素的探究上，学者们主要从游客自身的角度展开，并结合认知评价理论进行解读。研究揭示出游客对目的地的开心、爱、惊喜、恐惧等基本情感，是由自我的目标一致性、内在的共通性、目标兴趣、自身想象力等评价性因素引起的[21-23]。而在游客情感的影响方面，根据“认知-情感-行为”理论，有学者发现游客情感作为中介要素，既受到服务公平性这一前因变量的作用，又能够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度和口碑宣传，表明旅游活动也是情感体验过程[24]。尽管这些研究通过游客情感评价解释了旅游者自身认知及对服务质量满意度等问题，但基本采用实证调查，构建出一般性的情感评价模型，而缺乏专属于旅游活动的情感分析框架，导致旅游中的各要素与游客情感未能够完全匹配，无法针对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特点进行解释。

第三，当前在线文本情感分析技术的研究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研究套路，为本次研究提供了重要 基础。

传统的在线文本分析大多基于客观要素，而忽略情绪态度、情感倾向等主观信息。因此，近年来，在线评论的情感分析逐渐成为研究热点[25]。这一点在旅游领域中也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他们主要探讨酒店服务质量真实感知、目的地评价等话题[26-27]。当前，成熟的分析技术包括语义定位方法和机器学习方法。语义定位方法是通过测量词语与积极或消极之间的距离，对其进行情感分类；而机器学习方法则是通过事先的监督训练测试，进行观点挖掘和情感分析，常用的技术方法包括朴素贝叶斯、支持向量机、元语法模型等[28-30]。已有研究认为机器学习方法比语义定位方法更加可靠[31]，但是，机器学习方法需要大量的语料和长时间的训练和学习，而且学习之后的算法逻辑不得而知，无法根据旅游活动的特征展开针对性的解释，因此更适用于智能预测，而不适用于旅游现象的解析。另外，词汇是情感分析的基础元素，通过探析词汇的情感倾向，可以明确文本的情感定向。当前学者们已经根据不同情绪情感结构理论，建立了多个不同的情感词库和语料库，比如WordNet-Affect共筛选出4787个情感词，分为快乐、悲伤、愤怒和恐惧4种基本情绪。这些一般性词库已广泛运用到情感倾向的分析，用于解释网民情感卦象、舆论观点等话题。但是，因为游客在旅游语境中的情感表达具有特殊性和领域性，某一正面词汇在旅游语境下也有可能传达出负面意义，现有的词库并不能直接套用到旅游研究中。因此，有必要根据旅游的特点，综合考虑游客的行为特征和表达倾向，对游客情感评价词库进行提炼，以更全面地区分游客对目的地吸引物和旅游服务的情感特征和评价。

第四，旅游在线评论研究已经起步，但主要集中在酒店业，关注旅游者、行业和景区等层面，尚未将研究尺度拓展到旅游目的地。这个研究缺口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旅游在线评论因其简短、时效性强、样本量足等特点，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主要基于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视角，研究旅游者的满意度或感知可信度、对旅游企业绩效或品牌价值的影响等议题[32-35]。从旅游者的角度，学者们认为网络在线评论能够正向影响旅游者的感知形象、态度和旅游意向[36-37]。基于在评论的大样本优势，Radojevic等抓取了欧洲47个首都城市共6768家酒店的2 067 370条在线评论，研究证实酒店的星级评论是影响顾客满意度最显著的因素，并识别出8个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因素[16]。从旅游企业角度出发，学者们已辨析出网络总评价、负面评论被回复数等因素与酒店绩效正向相关[38]。比如，Ye等人的研究表明酒店在线评论与销售预订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量化地指出在线评论每增加10%，酒店的网络预订将提高5%以上[39-40]。钟栎娜结合文本分析和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定义了旅游地感知的22个要素，证明了旅游者对于旅游地的感知首先是环境整体，其次是功能性的因素，然后是最具有探索价值的因素，最后是旅游者认为具有一般价值的因素[41]。沈体雁等以国家5A级景区为例，构建了中国景区网络形象指数，并总结出这些形象存在4大分异，包括整体形象分异、空间分异、知名度与美誉度分异，以及类型分异[42]。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酒店住宿业以及旅游景区，尚未充分关注目的地层面的在线评论。酒店业和景区的正负面评价指标，不足以表征对旅游目的地这一区域尺度的评价。因此，从目的地层面对游客情感倾向及其特征因素进行分析，是对现有目的地尺度研究的一个补充尝试。综上，从游客情感的角度切入，构建基于旅游活动的情感分析框架，探究中国出境游客群体在旅游评论中所呈现的情感特征和偏好，是本文聚焦的研究问题。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

本文选择澳大利亚作为研究区域，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澳大利亚城市较少，近年旅游资源状况变动不大，数据稳定，较容易开展比较分析。第二，中国是澳大利亚旅游市场中重要的且增长迅猛的国际市场，2015年中国赴澳游客的人数达到102.36万人，较上年增长21.94%1，以澳大利亚为研究区域具有较好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澳大利亚10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为案例地，分别是：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凯恩斯、黄金海岸、阿德莱德、珀斯、霍巴特和北领地。其中，北领地为澳大利亚北方的自治领地，该区域包含艾尔斯岩、爱丽斯泉、帝王谷等著名景点，分布较为分散，故以北领地统称。

2.2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本文采集的数据来源于穷游网、蚂蜂窝网、携程网3个当前中国知名度较高的旅游社交网站，利用网络爬虫工具共抓取36 148条旅游在线评论，总字数超过247万字。数据收集时间截至2016年3月，所获得的评论主要来自2012―2015年。

在数据处理上，本次研究首先构建了基础旅游分析词库。该词库以HowNet（知网）词典2为基础词库，再通过大量读取（超过200篇游记）和整理旅游在线评论、游记、旅游文献，提炼出旅游专属词库。该词库内容覆盖旅游景区、餐饮、交通、住宿、娱乐、购物6个方面，共包含317个正面词汇和185个负面词汇。与HowNet词典相比，本次人工筛选新增298个词汇，只有40%与Hownet的词汇重合。与此同时，本文也对HowNet词典进行修正，删减部分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会表达出情感偏向的词汇和具有二义性的词汇。最终所构建的完整游客情感评价词库共包含3507个正面词汇和3365个负面词汇。

其次，考虑到中国游客表达的语义逻辑特征，笔者进一步对情感评价词前的程度副词、否定副词、转折词的作用进行梳理和解析，对于不同的词语赋予不同的系数。HowNet词库共收纳219个中文程度级别词语，并划分为6个等级，分别为极其|extreme/最|most、很|very、较|more、稍|-ish、欠|insufficiently、超|over。本次研究通过阅读所采集的评论发现，根据主要词汇和旅游评论的惯常表达方式，6个等级中的“稍”和“欠”等级十分接近，难以区分，所以合并为一个等级。同时，Hownet词库中有多个词同时出现在不同等级中，如“多”“还”等，而这种情况计算机无法识别其具体等级。因此，笔者经人工判断，将其归入一个等，并删除极其少见的副词以减少计算量（如曷、碜、郅、綦、J等词），最终获得171个程度副词。在此基础上，根据正负面词语的总体比例（4至5倍），以0.5分作为一个量级（以1分为量级，计算结果偏差巨大），将这5个级别的程度副词赋予“3，2.5，2，1.5，0.5”的系数分值。例如，当一条评论出现“美”这个词时，将被记录1分，而当“美”这个词的前面还有“超”或者“很”等程度副词的时候，分值将变为2.5分或者2分。对所有情感词进行得分计算之后，将对每一条评论的正负情感得分直接加总。除了程度副词之外，否定词和转折词的出现会导致语义发生变化，因此也需要考虑这些词的作用，具体规则见表2。

本次研究将采集到的评论，基于上述规则进行情感得分的计算，当总得分中正面情感得分超过负面情感得分时，将此条评论判定为正面评论。在做完上述的各种处理之后，本文借助武汉大学沈阳教授团队开发的内容挖掘软件ROST CM6中的“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功能3，对已区分的正负面评论进行量化处理，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用于进一步分析正负面评价的结构与特征。

3 结果与讨论

经过上述方法处理，本研究总共提炼出96 653个正面词汇和14 989个负面词汇，正面词汇约为负面词汇的6.45倍；在设定规则的判断下，正面、中性和负面评论分别为28 568条、4646条和2934条，以正面评论为主（如表3所示）。其中，阿德莱德和凯恩斯是获得正面评论比例较高的城市，均超过80%；而获得负面评论较多的是霍巴特，比例超过10%；其他均保持较低水平。相对而言，堪培拉和布里斯班获得的评论比较中性，详见表3。

3.1 中外游客情感特征差异

为比较中国游客与国际游客的偏好差异，本文选取了Tripadvisor上对澳大利亚旅游景点的旅游评论排名作为参照系，截取同样的时间段中2450条由国际游客填写的旅游评论（这些评论已由该网站志愿者翻译成中文），构建国际游客群体的评论语义网络图。通过对比发现，中外游客对澳旅游城市的偏好和情感特征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从城市的排名差异（表3）可看出，没有一个城市在两个排名中的位序是一致的，大部分在2～3个位序之间波动，比如悉尼、墨尔本、霍巴特等城市；部分城市的排名位序出现较大变化，比如阿德莱德和黄金海岸，在中外的排名中几乎分属正负两面。总之，中国游客群体对澳的游客情感特征的特殊性十分明显。

其次，通过对比中外游客评论的语义网络图（图1和图2）可以发现，中国游客的网络图呈现多中心结构，分散组合成不同的网络；相反，国际游客群体的网络图以核心高频词“地方”作为单一中心节点，直接与多个要素关联。从要素内容上看，中国游客关注建筑、动植物、海滨等目的地要素，体现在“歌剧院、袋鼠、海滩”等高频词，同时也偏好观光类、休闲度假类的旅游活动，比如“欣赏、观光、冲浪”。相反，从“艺术、博物馆、咖啡馆、花园”等高频词看出外国游客关注艺术类、当地文化类或生活类的吸引物，同时还倾向于参加社交活动类和知识教育类的旅游活动，体现于“朋友、野餐、咖啡、放松”和“孩子、导游、展览、参观、博物馆”两类词。由此可见，中外游客群体在吸引物类型和旅游活动类型这两个维度发生差异。这个发现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从旅行生涯阶梯理论或者文化差异理论都可以得到解释。

根据Pearce的旅行生涯阶梯理论[43]，游客的旅游需求随着旅游经历的积累会不断地改变和升级，逐步从较低层次的放松、安全保障需求，演变为追求更高层次的关系、自尊和发展、自我实现等需求。相对于国际旅游市场，中国出境游虽然增长十分迅猛，但起步较晚，旅游需求主要还是停留在观光、放松的层面，尚未发展到休闲度假、社交等层面，更不会是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44]。将本文挖掘的中外游客评论的核心词汇进行归类，可以看出中外游客的差异基本符合这一点。中国出境游客在现阶段的旅游需求，以观光、休闲、度假、安全为主，因此对特色类景点、代表性地标、体验性活动要素产生较为丰富的游客情感；而外国游客在澳大利亚的旅游需求可能已递增到较高层次，因此对冒险类、艺术文化类等要素表现出较为丰富的情感。例如，在放松层次，中国游客的关注点以游览观光、休闲娱乐和体验项目为主；在安全层次，中国游客关注“中心区位”“可达性”“拥挤度”等要素，体现出中国游客在这方面的强烈需求，而外国游客在这方面没有显著情感。在关系、自尊和发展、自我实现等高层次中，中国游客基本没体现出明显的关注，而外国游客的关注则十分明显。一方面出现了大量关于冒险和体育类型活动相关的评论；另一方面，以野餐、朋友等要素所构建的社交类旅游活动和以孩子、博物馆、历史、艺术等要素所构建的知识教育类旅游活动也有所体现。这些差异表明国际游客已不满足于简单的观光游览，而注重通过旅行增进亲友间的关系、提高自我修养和挖掘自己的潜能。

本文所挖掘的文本数据只能描述特征，并不能解释因果关系。因此，上述解释只是一种理论猜测。同样，用文化差异理论也可以解释上述发现。现有研究认为，东方人出境游具有“保守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倾向于制定详细计划，必须“游有所得”，并且注重观光和增长见识；而西方游客则具有“积极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倾向于自由计划，注重休闲度假和追求新奇[45-46]。尽管这种差异尚未能认定为是定势感知（习惯性的认知偏见）还是真实的文化属性，但是本文的发现至少可以证实这种差异当前仍然十分明显。

3.2 中国游客总体正负面情感特征

在识别出中国赴澳游客总体评价关注点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取10个城市的正、负面评论，分别进行语义分析，构建语义网络图，探索正负面评价产生的缘由。其中，节点代表高频要素，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要素间的联系，线条的疏密代表共现频率的高低。

从正面评论网络图（图3）的总体结构来看，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城市在游客评论中的关联度最高，其他城市基本不可见。评论关键词的一级网络则由“悉尼、澳大利亚、地方、建筑”4个词构成。除去一些没有具体含义的介词、动词和形容词，“悉尼”主要链接的基本上是澳大利亚最有吸引力的景点；而“澳大利亚”主要链接的是“公园”“动物”；“地方”主要链接的是“景点”“风景”“美丽”等词语；“建筑”则主要链接了诸多相关的评价词，如“风格”“艺术”“古老”等。从链接的密集程度，基本上可以看出与悉尼相关的景点和澳大利亚的建筑物等旅游吸引物，是让游客产生正面评价的主要内容。传统印象中澳大利亚最为出名的滨海沙滩、冲浪、袋鼠和动物等等因素，虽然出现在网络中，但并不是决定游客正面评论的核心要素。在一级网络（黑点）中主要节点的差异性方面，“餐厅、购物、中心”等词语仅和“悉尼”相连；“免费”“参观”等词与地方和建筑相连，与“悉尼”无关。

负面评论所构建的语义网络图（图4）中，“悉尼、澳大利亚、建筑、地方、时间”5个词语构成了一级核心，表明这些核心吸引物同样也是负面情绪的主要来源。其中，“时间”是唯一在负面情感网络的中心词汇，与“排队、小时、距离、开车、表演”等词条相连，表明景区的进入性和拥堵程度极有可能是造成中国游客产生烦躁、恼怒、不开心情绪的重要因素。此外，比较突出的负面评价词是“遗憾”和“可惜”。“遗憾”主要与“建筑”“进去”和“拍照”相关联，极有可能是诸多建筑不允许游客拍照导致游客产生负面情绪。而“可惜”只接了“悉尼”和“时间”两个词，基本可以判定是因为游客们普遍觉得在悉尼停留的时间不够而导致的。整体上，“遗憾”和“可惜”的负面情感主要是来自景观层面、时间层面和其他地方性层面的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刺激”一词本身判定为正面的旅游评价词汇，表达出兴奋、惊喜的正面情绪，但本文发现，该词频繁出现于负面评论语句中，与负面情绪同时出现，表明澳大利亚的冒险类、极限类、恐怖类的旅游项目，并不受中国游客的青睐。同时，“唐人街”也与“悉尼、地方”等核心高频词直接相连，通过判读原评论，发现其负面评论大部分集中于脏乱差、饮食没特色、餐饮价格过高等因素。

将正负面语义网络中的关键词进行分类，可以发现，游客的正负面情绪虽然来源于相似的要素，但是内容却有较大的差异。在目的地要素方面，正面情绪主要来源于餐饮、购物和中心区位；而负面情绪主要来源于唐人街、拥挤、天气、排队等因素。在吸引物类型方面，正面情绪主要来源于“滨海”“动植物”和“建筑”，相对而言，中国游客对“土著文化”和部分澳大利亚的“历史遗迹”没有好感。此外，澳大利亚的景观特点容易致使中国游客产生正面情绪，而冒险类的旅游活动则容易引发游客的负面情绪。

对比现有研究，本文进一步发现游客满意度不高并不代表游客会表达出负面情绪，这一点在餐饮、购物环节表现得较为明显。根据Jie和Carr的研究，以及澳大利亚旅游局2014年的中国游客满意度报告（以下简称2014报告）[47]，中国游客在澳购物和饮食的体验满意度不高[48]。而本文发现，购物和餐饮要素主要出现在中国游客正面评论的语义网络图中，在负面评论中很少被提及。在饮食方面，2014报告显示中国游客因为饮食的不适应性，对于袋鼠肉、鳄鱼肉等特色食物不太青睐。但是本文的分析发现，中国游客会对此产生正面评价，因为这些新奇事物能让中国游客产生好奇、特别、惊喜等情绪。在此背景下，游客更倾向于表现出正面情感，也更愿意去尝试和体验。在购物方面，尽管2014报告显示中国游客满意度不高，但是中国游客依然对澳大利亚的购物环境给予了较多和较为正面的评价。这种结果反映了中国人在旅游购物这方面的偏好有着较为特殊的文化背景。由于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对澳大利亚旅游饮食和保健产品会较为认可，而且加上中国人倾向于将旅行纪念品作为礼物馈赠，从而有助于自身在社会网络中维持良好的关系[49-50]。因此，尽管满意度不高，但中国游客仍然会出现较多和较正面的评价。

在负面情感的解析中，本文的发现也与现有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唐人街”所具有的特色餐饮文化、以中文为基础的沟通交流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强化对地方的熟悉感。因此，唐人街的存在，被认为是对中国游客表现出友好态度的一种象征。2014报告指出，在澳大利亚的旅行中，80%的中国游客在行程的绝大部分饮食以中式食物为主，98%的中国游客会在旅程的某些时间点享用中国食物，而唐人街是中国游客此时的首选[48]。但是，在本研究中，“唐人街”却频繁出现于负面评论中，以负面情绪为主。笔者深入分析评论的内容发现，大部分中国游客将唐人街与物价高、饮食没特色、脏乱差、秩序混乱等联系起来，在其中没有体验到熟悉感，反而频繁出现被骗、被坑的事件，现实与预期的强烈反差使其表现出厌恶、讨厌等负面情绪。

本小节的发现与当前研究较为一致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旅游吸引物类型上。Packer等指出，中国游客更容易表达出一种与自然强烈的联系感，将大部分行程时间安排在自然类吸引物的游玩中[51]。这一点从图3中可以得到证实。建筑景观、海滨景观、动植物和表演类活动等要素，的确较容易引发中国游客产生正面评论。当然这一点也与旅游宣传的频度和强度有关。建筑、滨海和动物等因素是澳大利亚旅游宣传的重点，较容易受到游客的重点关注。

3.3 城市情感特征分类

从总体层面而言，中国游客对澳的正负面情感要素显著不同；而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也具有差异化的情感倾向。在旅行中，随着旅游刺激物的不断变化和所面临的各种突l情况，游客对旅游地产生喜爱或厌恶的情感。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相同的旅游吸引物或者旅游服务要素，均有可能激发游客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情绪，但从表3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游客对不同城市评论的热度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本文认为通过正负面评论的热度的组合，可以对旅游城市在游客心目中的地位进行刻画。主要可以有4种类型：分别是“爱”“怨”“爱怨交织”和“无感”4种类型：“爱”指的是旅游评论以正面情绪为主，例如喜爱、融入、惊喜等情感；“怨”指的是旅游评论以负面评论为主，例如厌恶、害怕、悲伤等消极情绪；而当游客在目的地的评论较多，而且正负面评论的数量较为相当时，我们称其为“爱恨交织”；相反，当总体评论偏少，而且正负面评论差异不算太大时，我们称这种情绪为“无感”。

经过分析发现，中国游客最“爱”的城市主要是阿德莱德、悉尼和墨尔本。因为悉尼和墨尔本为综合性旅游城市，提供多样的旅游吸引物和完善的旅游服务配套，满足中国游客观光、休闲、度假等旅游需求。相对而言，精致小城市型的阿德莱德，虽然吸引点不够丰富，但旅游资源本底较好，没有太多让游客产生负面情绪的资源和服务，因此它在中国游客的情感排名中位居第一名，正面评论比例高达81.8%。让中国游客最“怨”的城市主要是霍巴特和北领地，这些城市属于边缘型城市，旅游吸引物以历史遗址、土著文化、沙漠风光为主，区位较偏远，不在主要游线上，旅游服务配套不够完善，再加上不良天气、恶劣环境和交通等要素的存在，更容易触发中国游客的负面情绪和厌恶情感。

以“爱怨交织”为特征的城市主要是单一旅游资源型城市，比如凯恩斯和黄金海岸。这些城市具有重要的吸引物，如大堡礁、冲浪者天堂，也提供受青睐的特色体验活动。但由于缺乏多样性，单一旅游活动较为集中之后，容易产生拥挤、消费水平过高等负面情况，而且因为冒险类活动较多，容易让中国游客产生明显的负面情绪。最后，让中国游客较为“无感”的城市为布里斯班和堪培拉，中性情感评论占据较高比例。其主要原因是该类城市的旅游吸引物不突出，城市的主要职能也不是旅游城市。布里斯班主要是东海岸等旅游资源点的集散地，而堪培拉是首都，因此较难获得游客的青睐。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城市的情感类型与其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城市基本职能有着本质关联。旅游型的城市自然会引发更多游客的关注和评论，而综合型旅游城市与单一型旅游城市相比，更容易获得游客的好评，与常识判断一致，表明通过这种方法对城市的游客情感进行分类有一定的科学性。

4 结论和建议

本文借助网络大数据研究方法，以澳大利亚为例，从游客情感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出境游群体的游客情感特征，主要得出3个结论：第一，基于情感特征的中外游客旅游偏好存在着重大差异，中国游客给予正面评价的旅游地与倍受国际游客好评的旅游地完全不一致，而且主要关注的要素比国际游客更为多样和分散，其内容也与国际游客有一定的差异。本文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中国游客和外国游客处于旅行者职业生涯阶梯的不同层级造成的，也可能是文化偏好差异所决定的。中国游客主要为了满足放松、观光和安全的需求，而国际游客更注重休闲度假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第二，让中国游客产生正负面评价的因素略有不同，中国游客尽管对某些旅游服务或因素不满意，但仍愿意给予好评。中国游客对澳大利亚的餐饮、建筑、购物、自然环境、地标性景观和多样化旅游资源都给予较多的好评，而对地方文化，例如土著和一些历史遗迹，以及冒险类旅游活动均无好感。本文发现，中国游客普遍对澳大利亚的旅游购物给予好评，但对唐人街等中国元素给予差评，这与澳大利亚旅游局所做的满意度调查结果相反。通过进一步解读评论内容，发现中国游客对旅游购物的好感来源于商品本身，而对中国元素不满是因为唐人街的饮食体验和购物信用状况均较差。第三，中国游客对澳大利亚旅游城市的情感喜好，与其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城市基本职能存在一定关联，综合型旅游城市与单一型旅游城市相比，更容易获得游客的好评。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开拓了研究游客偏好和评价的新方法，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国际旅游目的地改进针对中国游客的营销策略和方式，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在方法上，本文是大数据研究分析技术对中国出境游客研究情感特征的积极尝试。主要结论与传统研究的理论（如旅行者职业生涯阶梯理论）和常识判断基本吻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性，适用于各种旅游目的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分析研究。较于传统问卷调查和访谈法，这种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具有实时性和全覆盖性，能够较为高效地获取游客对某一旅游地的整体评价状况，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通过这种方式来刻画游客情感特征，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影响游客正负面评价的主要因素。在理论上，本次研究不仅对中国出境游研究领域做出有益补充，证实中外游客存在重大差异，揭示影响游客正负面情绪的主要因素，而且初步揭示了情感关注热度和旅游城市类型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奠定基础。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数据源仅来源于3个旅游评价网站，尚未实现真正意义的网络数据全覆盖。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对旅游目的地营销和发展提出3点建议：第一，旅游目的地管理当局要充分认识到旅游大数据的重要性，并掌握正确的数据挖掘方法。不能持续依靠小规模调查访谈反馈回来的局部情况，来制定整体性的战略，一定要善用当前已经可用的在线旅游大数据来获取全局评价和判断。第二，在使用大数据时，要注意使用正确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方法。当前可用的在线旅游大数据中，旅游电子商务网（如Tripadvisor和携程等）上酒店等预订类产品中，有两类数据存在潜在的不准确性：一是星级评分，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会给予3～5分，而极少给出1分的差评，总体上会夸大其正面评价。二是消费者商品评论，商家有可能使用软文广告或者虚假评论的方式来增加其商品的吸引力。因此要注意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数据挖掘和清洗，进一步从游记和评论中去分析真实的情感特征，从而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支持。第三，具体到澳大利亚的旅游目的地，本文建议其近期应该开展营销策略调整，重新定位本国的旅游城市体系，并确立相应资源营销策略。在巩固传统重点旅游城市的基础上，重点开发中国游客所钟爱的旅游城市和旅游产品，进一步完善倍受中国游客青睐的吸引物和旅游服务，比如特色动植物、海滨风光、建筑等。对于单一资源型旅游城市，提供更多的体验性项目和活动。要加大力度摸查和测度中国游客的旅游偏好，在中国游客的自我实现需求不强烈的情况下，不要盲目开发文化类或历史类旅游资源。另外，对偏远的旅游目的地或景区，重点策略是完善旅游服务配套，特别是增加与中心性城市连接的交通设施，方便游客进入，使主游线能得以延伸和扩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Arlt W G. The second wave of Chinese outbound tourism[J]. Tourism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13，10（2）：126-133.

[2] Packer J， Ritchie B， Ballantyne R. Trave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Visitors to Australia： China tourism research symposium[C]. Brisbanze： China Tourism Research Symposium， 2011.

[3] Wu M， Perace P L. Chinese recreational vehicle users in Australia： A netnographic study of tourist motiv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 2014，43：22-35.

[4] Xu Rongyan. The excavation of tourism big data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J]. China Market ， 2014，（51）：204-205. [徐蓉艳. 旅游大数据与挖掘及其在旅游行业的应用方向[J]. 中国市场， 2014，（51）：204-205.]

[5] Ding Jianli， Ci Xiang， Huang Jianxiong. Orientation analysis of Web reviews[J]. Journal of Computer Applications ， 2010，30（11）：2937-2940. [丁建立， 慈祥， 黄剑雄. 网络评论倾向性分析[J]. 计算机应用， 2010，30（11）：2937-2940.]

[6] Yang Ding， Yang Aimin. Classification approach of Chinese texts sentiment based on semantic lexicon and naive Bayesian[J].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 ， 2010，27（10）： 3737-3739.[杨鼎， 阳爱民. 一种基于情感词典和朴素贝叶斯的中文文本情感分类方法[J].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10，27（10）： 3737-3739.]

[7] Huang S， Gross M J. Australia's destination image among mainland Chinese travelers： An exploratory study[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 2010， 27（1）：63-81.

[8] Hughes K， Wang J， Shu M. Exploring the travel patterns， preference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living in Australia[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 2015，23：12-22.

[9] Ma E， Liu Y， Li J， et， al. Anticipating Chinese tourists arrivals in Australia： A time series analysis[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6，17：50-58.

[10] Sparks B， Pang W.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Understanding their attitudes， constraints and use of information sourc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30（4）：483-494.

[11] Weiler B， Yu X. Understanding Experiences of Chinese Visitors to Victoria[C]. Queensland， Australia：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2006：1-46.

[12] Dou Shangxiao， Kong Haiyan. Research on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satisfaction about hotel service quality in South Korea： The case of Jeju Island[J]. Tourism Forum， 2015，8（2）：42-47.[]尚孝， 孔海燕. 基于IPA法的中国出境游客对韩国饭店业服务满意度分析――以济州岛为例[J]. 旅游论坛， 2015，8（2）：42-47.]

[13] Zhao Zhongjun， Sun Xia. Study on the factors of the outbound tourist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Taking an example of the online customer reviews of the way Cattle Travel[J].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2015，（5）：87-91.[赵忠君， 孙霞. 基于扎根理论的出境游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途牛旅游网游客点评为例[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5）：87-91.]

[14] Bethlehem J. Selection bias in web surveys[J].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Review， 2010，78（2）：161-188.

[15] Smyth J D， Dillman D A， Christian L M， et al. Using the Internet to survey small towns and communities： 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0，53（9）：1423-1448.

[16] Radojevic T， Stanisic N， Stanic N. Ensuring positive feedback：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industr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51：13-21.

[17] Faullant T R， Matzler K， Mooradian T A. Personality， basic emotions， and satisfaction： Primary emotions in the mountaineering experien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32（6）：1423-1430.

[18] Mitas O， Yarnal C， Chick G. Jokes build community： Mature tourists’ positive emotion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39（4）：1884-1905.

[19] White C J. Culture， emotions and behavioural intentions：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research and practice[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5，8（6）：510-531.

[20] Yue Guo'an， Dong Yinghong. On the categorical and dimensional approaches of the theories of the basic structure of emotions [J]. Nankai Journal：Philosophy，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2013，（1）：140-150.[乐国安， 董颖红. 情绪的基本结构：争论、应用及其前瞻[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140-150.]

[21] Hosany S. Appraisal determinants of tourist emotional respons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 51（3）： 303-314.

[22] Ma J， Gao J， Scott N， et al. Customer delight from theme park experiences： The antecedents of delight based on 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3，42：359-381.

[23] Carnicelli -Filho S， Schwartz G M， Tahara A K. Fear and adventure tourism in Brazil[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31（6）：953-956.

[24] Su Lujun， Huang Fucai.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service fairness， consumption emotions and tourist loyalty： A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ts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3）：463-476.[粟路军， 黄福才. 服务公平性、消费情感与旅游者忠诚关系――以乡村旅游者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3）：463-476.]

[25] Yue Guo'an， Dong Yinghong， Chen Hao， et al. Online textual sentiment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21（10）：1711-1719.[饭安， 董颖红， 陈浩， 等. 在线文本情感分析技术及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21（10）：1711-1719.]

[26] Xiong Wei， Guo Yangjie. A study of text mining on online reviews of luxury business hotels in Guangzhou[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3，35（11）：38-47.[熊伟， 郭扬杰. 酒店顾客在线评论的文本挖掘[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35（11）：38-47.]

[27] Pan B， Fesenmaier D R. Semantics of online tourism and travel information search on the Internet： A preliminary study[A]// Frew 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Tourism [M]. Innsbruck， Austria： Springer Verlag， 2002： 320-328.

[28] Pang B， Lee L. Opinion min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J].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2008，2（1-2）：1-135.

[29] Ye Q， Zhang H Z， Law R.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of online reviews to travel destinations by 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9，36（3）：6527-6535.

[30] Zhang Z， Ye Q， Zhang Z.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et restaurant reviews written in Cantonese[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11，38（6）：7674-7682.

[31] Chaovalit P， Zhou L. Movie review min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supervised and un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approaches[A] // Proceedings of the 38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C]. Big Island， HI， USA：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05： 1-9.

[32] Callarisa L， Garcia J S， Cardiff J， et， al. Harnessing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measure customer-based hotel brand equity[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2，4：73-79.

[33] Chaves M S， Gomes R， Pedron C. Analysing reviews in the Web 2.0： Small and medium hotels in Portugal[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33（5）：1286-1287.

[34] Xiang Z， Schwartz Z， Uysal M. What Types of Hotels Make Their Guests （Un）happy？ Text Analytics of Customer Experiences in Online Reviews[M]. 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33-45.

[35] Sparks B A， Browning V. The impact of online reviews on hotel booking intentions and perception of trus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32（6）：1310-1323.

[36] Fakharyan M， Jalilvand M R， Elyasi M， et al.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word of mouth communications on tourists' attitudes toward Islamic destinations and travel intention： Evidence from Iran[J].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2012，6（38）：10381.

[37] Jalilvand M R， Samiel N， Dini B， et al. Examining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f electronic word of mouth， destination image， tourist attitude toward destination and travel inten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2，1（1）：134-143.

[38] Kim W G， Lim H， Brymer R A.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aging social media on hotel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5，44：165-171.

[39] Ye Q， Law R， Gu B， et al. The influence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on traveler behavio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s of e-word-of-mouth to hotel online booking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1，27（2）：634-639.

[40] Ye Q， Law R， Gu B. The impact of online user reviews on hotel room sal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9，28（1）：180-182.

[41] Zhong Lina. A reconstruction of destinations' percep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context and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Tourism Tribune， 2015，30（8）：88-95.[钟栎娜. 旅游地感知结构重构――基于文本与复杂网络分析的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30（8）：88-95.]

[42] Shen Tiyan， Huang Ning， Peng Changjiang， et al. Network image index of scenic spots： Based on a content analysis of 205 travel web sites[J]. Tourism Tribune， 2015，30（6）：80-90.[沈w雁， 黄宁， 彭长江， 等. 中国景区网络形象指数研究――基于互联网内容分析方法[J]. 旅游学刊， 2015，30（6）：80-90.]

[43] Pearce P L， Caltabiano M L. Inferring travel motivation from travelers' experienc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3，22（2）：16-20.

[44] Zeng Binda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demand of China's outbound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1，26（9）：7-8.[曾斌丹.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发展与理论需求[J]. 旅游学刊， 2011，26（9）：7-8.]

[45] Li Jia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ourism cultural viewpoin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tourists[J].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8（6）：136-137. [黎健. 中外游客的旅游文化观对比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8（6）：136-137.]

[46] Liang Xuesong， Ma Yaofeng， Li Tianshu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ross-cultural behavior of tourist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cultural marginal region[J]. Tourism Tribune， 2006，21（1）：36-39.[梁雪松， 马耀峰， 李天顺. “文化边际域”中东西方旅游者行为比较研究[J]. 旅游学刊， 2006，21（1）：36-39.]

[47] Auatralia T R. Chinese Visitor Satisfaction[R].2014：6.

[48] Jie J W， Carr N. Visitor satisfaction： An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on the Australian Gold Coas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Administration， 2004，5（3）：31-48.

[49] Li Yongle， Zhang Qiusheng. On the tourist market from mainland China to Australia. Asia-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10，（6）：121-124.[李永乐， 张秋生. 中国大陆赴澳大利亚旅游的市场特征与对策[J]. 亚太经济， 2010，（6）：121-124.]

第6篇：中外建筑差异论文范文

1.1图书馆的参与和支持使校企合作更加完美高职院校致力与企业行业开展全方位校企合作。着力发挥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实训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企业行业发挥实践经验、设备、技术及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并在合作实践中逐步丰富合作内容，完善合作方式，实现生产、教学、科研相结合，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图书馆作为学院的信息服务中心，如果全程参与校企合作过程，将为学生和企业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企业实习和工作的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其职业技能。而企业职工也可以到图书馆借阅资料，积极开展相关工作，有效地节约了企业购进图书资料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校企合作的质量。

1.2加快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目前，高职院校图书馆收藏有海量的文献资源，大多数图书馆不仅仅收藏纸质文献，比如纸质图书和期刊等，更重要的是收藏大量的电子文献，以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例：在购买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期刊总数8000余种，核心期刊1810种，独家内刊744种，万方有限公司生产的《万方数据服务平台》，包括国内出版的各类期刊7500余种，其中核心期刊2700余种，论文总数量达1800余万篇，每年增加约200万篇，每周更新两次。2014年增加了中国知网（CNKI）和名家讲坛类数据库，再加上各种数据库的生产厂家在图书馆免费试用的数据库，如《全球公开课》、《就业数字图书馆》《创业数字图书馆》、《党政图书馆》、《标准文献数据库》、《会议文献数据库》《专利文献数据库》等，这些电子资源数据库海纳了中外学术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中外学术会议论文、标准、专利、科技成果、工具书、特种图书等各类信息资源，资源种类全、品质高、更新快，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提供检索、多维知识浏览等多种人性化的信息揭示方式及知识脉络、查询咨询、论文相似性检测、引用通知等多元化增值服务。电子资源由于其采用的先进的检索方式、服务集群技术及高水平的技术团队，保障系统的高速稳定运行，全方位贴近用户使用习惯，丰富的人性化设计理念深受读者的欢迎。但目前高校图书馆和企业相关部门尚未实现统一联合，没有充分挖掘图书馆文献信息以及智力资源的价值，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因此，高校图书馆和企业合作可以极大地加快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促进图书馆和企业的良性发展。

1.3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双方良性发展目前，在高校图书馆管理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有限的经费和无限的文献资源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现在，图书馆在购买和储存文献资源的过程中，由于数字化信息的大量出现，各类纸质出版物价格不断上涨，品种不断增多，图书馆资金不足，难以满足文献信息建设的资金需要。以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例，在图书馆每年投入100余万元，用于购买各种文献资料，仅仅能够满足服务在校师生1万余人的需要，而无法履行其社会服务职能。而方圆5公里内的32家企业中，每一家企业都购买数据库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必将增加企业的投入和负担。32家企业中，每年一家企业投入5万元用于购买图书文献资料，其总额就高达160万元。如果企业能将这些资金的一半投入到学校，加上学院的投入，每年就是180万元，将大大提高资金的利用率，满足高校和企业的共同需求。由此可见，馆企合作可以有效地节省资金，实现资源互补，从而推动双方的良性发展。

2图书馆为合作企业服务的有利条件

2.1基础条件图书馆馆藏丰富，是学校的文献信息储存和管理中心，肩负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任。作为学校科研和教学的专门机构，其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未来发展。本文仅以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例，其总建筑面积为21140平方米，设有图书借阅室、电子阅览室、报刊阅览室、过刊阅览室、采编室、特藏室、自修室、音像视听室、多功能报告厅等多个服务窗口，阅览座位2100余席，具有藏、借、阅一体化服务功能。现有各类文献146.6万册，其中，纸质文献50万册，电子文献96.6万册，购买并开通了书生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硕博士论文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专利文献数据库、中外标准数据库、科技成果数据库、政策法规等9个数据库，馆藏以工科为主，兼顾人文、艺术、工商、体育等其他学科，涵盖学院所设专业的基础学科，基本适应学院专业的需要。

2.2科研队伍图书馆拥有专业技术人员39人，其中高级职称18人，中级职称14人。已公开300余篇，著作15部，科研课题50余项，具有强大的科研能力，能够胜任为企业服务的任务。

3濮阳地区中小企业信息资源需求度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濮阳地区中小企业对信息资源的需求情况，本文通过调查的方式重点走访了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贝英数控、濮耐集团，访问有关人员40多人次，并向有关领导和专家进行了咨询。

3.1中小企业信息资源基本需求情况从总体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很多大型企业都有专门的信息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如科技信息研究中心、交流处理中心、技术中心等，主要负责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为企业领导层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当前，各企业因资金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其信息获取的能力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地，信息化程度高的企业，其信息获取渠道和范围较广，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也相对较强，其资源共享机制较为健全。对这些企业而言，其获取的资源除了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之外，还可以向外提供专业的信息服务，对外合作频繁。而信息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其服务机构建设不完善，信息获取面较窄，信息服务能力不足，更倾向与学校开展合作，加强信息交流与开发共享。

3.2企业急需信息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目前多数企业对市场信息、技术信息、竞争信息以及产品信息等的需求较为迫切。其中，有80％的企业重视市场信息的收集与管理，有60％的企业将技术信息、产品信息、决策信息作为企业信息管理的重点。另外，还有超过45%的企业重视产品信息和竞争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不同性质的企业对各类信息的需求也略有差异，其中合资企业更加重视市场信息和决策信息，国营企业则重视科技信息，一些小型企业表示更需要商业信息和行业信息。就调查结果来看，多数企业表示愿意与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合作。

3.3企业信息需求内容企业信息需求的内容以竞争对手、人才、新产品开发等方面信息为主，其中竞争对手信息的需求比重最高，为79%；对濮阳地区中小企业信息需求的调研结果显示：受访者最有兴趣获取的信息包括产品销售渠道、原材料供求、竞争对手信息等市场相关信息，其中产品销售及原材料供应的需求比例最高，为87％。就调查结果来看，当前企业最需要的是产品销售渠道、原材料供求、竞争对手信息等与市场相关的信息，此外就是包括市场容量、新技术、盈利情况、政策导向等在内的行业信息，但往往是某一行业下一个极细小的分支或某一具体产品的信息。

4小结

第7篇：中外建筑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居住伦理；居住建筑伦理；居住环境伦理；居住方式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110—06

“居住伦理”，即人们在日常居住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对个体的人格、人生的塑造，对人际交往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及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良序美俗。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内容，居住伦理重在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关注百姓的日常起居生活，塑造健康的居住方式，树立理性的居住伦理观和行为方式。目前国内的居住伦理研究主要可以从近30年来关于居住学研究的成果中体现出来。居住学研究的主旨虽然在于探索人类居住生活的内在规律，生活与空间的相互关系及发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和结构关系等①，但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关涉对现实伦理问题的阐析，而且有的伦理研究（如建筑伦理）已呈独立的态势，因此，本文基于居住伦理的内涵与居住学的三个重要范畴：居住建筑、居住环境和居住方式，结合国内的居住学研究成果，对其中伦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成果和研究的不足做一述评。

一、居住建筑伦理研究

正如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所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作为一门综合诸多软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科，居住学与建筑学关系密切。人类居住的本质在于建基于人类生活与行为之上的家屋，家屋并不仅仅包括具体技术、材料等实在的内容，还包括抽象的文化传统意识、价值取向等范畴，而这些使居住建筑的伦理研究成为可能。

居住建筑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其兴起，一方面源于建筑本身与伦理之间的深层关联，另一方面则是因现代建筑实践中涌现的大量伦理问题的推动。中国的建筑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由一些建筑学者发起，他们在其论著中开始涉及建筑的伦理问题，如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沈福煦在《宗教·伦理·建筑·艺术》一文中较早论及建筑与伦理的关系，指出：“建筑伦理学是从建筑实践中引出的经验和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对与建筑相关事物的态度，或者是说，对这些事物的判断。”②21世纪，随着居住学研究在国内的深入展开及城市居住环境恶化、建筑师职业精神缺失等多重危机的出现，关于建筑伦理的讨论日趋白热化。除了建筑学者，一些伦理学者也加入其中。拓荒之作为秦红岭的《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成果，其主要是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探讨的。

第一，以伦理视角阐析古代居住建筑的思想特征，揭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文化的伦理意蕴及伦理功能。伦理概念在建筑中的形象反映构成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而伦理观的流变与建筑发展间的关系则构成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有的研究从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出发，指出中国“居以载道”的建筑理念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文化。如秦红岭认为，中国古代建筑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居，都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观、尊卑有序的等级道德观、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及和谐为本的人伦观；陈喆等在《传统民居空间划分的伦理内涵》中以家庭伦理为主线，考察人类传统民居建筑的空间划分方式，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伦理旨向；马旭初在《北京四合院与传统伦理观念》中以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为例，揭示了四合院内宅、外宅的划分体现着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内宅的居住安排反映出长幼有序的传统伦理观念；张峰率在《“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影响》中，通过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中男女空间的比较研究，阐述了“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传统居住建筑设计的深广影响。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中国传统的建筑具有内外有别的空间格局、尊卑有序的标示功能以及注重礼制的精神承载等特征，这些特征皆源于传统儒家伦理规范——“礼”，“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价值内涵，因此，由“礼”的精神影响的建筑无不体现着一种等级差序。有的研究则从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出发，探析伦理观念的流变与民居建筑的赓续构成的源流关系。有学者以民居建筑嬗变之“流”为立足点，指出导致这一嬗变的原因是伦理观念的变迁。如董睿在《居住文化的变迁与传统伦理的嬗变》中，从大历史层面揭示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伦理观念从大一统走向民主、从强调等级走向主张平等的巨大嬗变，而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民居建筑则见证并体现着这种嬗变。有学者以道德观念的嬗变之“源”为立足点，微观论证观念客体，即民居建筑的巨大变化。如陈斌的《从家庭伦理道德的转变看家庭居住方式的变化》指出，不仅社会文化、伦理意识的变迁会深刻地影响居住建筑、居住生活的变化，居住建筑、居住生活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传统价值观的嬗变。

第二，从应用伦理的视角，探讨建筑师的职业伦理问题。建筑师的职业伦理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进行分析，前者指建筑师从建筑的价值属性、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入手进行的哲学探究；后者则基于西方的伦理准则，围绕建筑师的个体责任和义务，研究建筑师在民居工程实践中碰到的伦理难题和责任冲突及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从微观层面出发探讨建筑师的职业道德问题。如秦红岭在《试论土木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将责任伦理视为建筑师首要的道德规范，认为建筑师必须担负起神圣的原始伦理责任，诗意地创造和守护人类的家园，让人更好地存在着。秦红岭在《职业伦理视野中的建筑工程伦理》中还提出了保证这种责任有效的方式。除了责任伦理，有的研究还从美德理论出发，指出建筑活动内蕴着求真、臻善、趋美的伦理价值，所以，“建筑师不仅有求真的欲望，更有求善的欲望……希望自己的目的能够在改造世界和创造人类生活环境的活动中实现，希望人们在他们所创造的生活环境中幸福地生活”③。这是建筑师的普遍良知，这一良知甚至在制度伦理缺位的时候也能发挥巨大的规范与引导作用。这些研究开拓了国内职业伦理学的新视野。

第三，以中西方哲学元理论来探讨居住建筑的伦理基础，拟构建国内居住建筑伦理体系。对此，有的研究从传统建筑所载之“道”着手，汲取其中的建筑理念，赋予现代居住建筑设计以生命。如邱建伟的博士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通过哲学与科学的综合分析，建立科学与人文相交融的合理化因素，从更广泛的领域反思现代建筑设计理论，提出现代建筑设计应秉持人性的、人文的理念，要使建筑与人实现“天人合一”。有的研究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来探讨建筑的伦理本质问题，对其“诗意栖居”的筑造理念进行伦理学的解读。如郭宇力的硕士论文《历史的栖居：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历史性存在”筑造思考》，把“面对事实本身”作为理论视角，将历史街区问题的研究置于“人之存在”的深度和城市、建筑整体演化的背景之下，从哲学和现实“筑造”两个层面展开命题式的探讨，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危机根源予以反思。还有一些研究基于国内建筑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建筑活动中存在的值得研究的伦理问题，如建筑工程伦理、建筑技术伦理等问题，不同利益阶层的利己行为、弱势群体的居住质量问题等，这些研究强调未来的居住建筑实践必须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建筑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兼顾公平与正义等。

第四，从代际伦理的视角探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传统民居的保护问题。这些研究或者运用建筑学、人类学、哲学等方法，反思城市化的功过，认为城市化导致普遍的文化平庸状况，这种平庸已经使历史丰富性丧失，城市记忆力模糊，甚至失语；④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正在走向反人性、反人文之路，城市化应有的伦理目标应该是为历史留空间，为生活留空间，为子孙留空间。⑤或者运用文献学、建筑学、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拼贴、还原中华传统古老民居建筑原貌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这些由城市、乡镇、集市构成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会随着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行政局面、伦理文化赓续的盘根错节而融为一体，它们是中华悠久历史馈赠给后世的丰富遗产，我们的伦理责任就是让其得以存续；另一方面指出研究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的“寻根”，在“实用”哲学大行其事的今天，我们要完成个体灵魂的完善，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从冷僻、萎缩走向“适应、合理、变通、兼融”。⑥

综上分析，目前国内建筑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秦红岭在《建筑伦理研究的现状评述：学理基础与趋势展望》中指出的，国内建筑伦理研究在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不仅如此，建筑伦理研究的成果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建筑而非乡村居住建筑的伦理问题，更多的是对文化意蕴而非人居建筑伦理价值的思考，这是由居住伦理的非独立性所导致的。但应当肯定的是，相较于居住伦理其他范畴的研究，国内建筑伦理的研究成果最丰硕、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这些研究，一方面，为中国建筑伦理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城市的人性、人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居住伦理学建立之先声，居住建筑伦理的研究也为居住环境伦理、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居住环境伦理研究

挪威建筑理论家C.N.舒尔兹认为，“居住”意味着人与给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人想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必须“认同”于环境，即人赋予环境以意义、对环境有“归属感”，这才是居住的真实意义。⑦因此，有的学者甚至将居住学视为全面研究人类居住环境的学科。人类居住生活与社会文化环境、人工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居住学形成之前，就已是学界关注的主要伦理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邹德谨和一些日本学者就对这一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居住学的确立，日本学界以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广阔的理论视域不断推动研究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也开始了对居住环境伦理的体系化研究，时至今天，居住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研究已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显学。但由于政治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一些建筑学者、伦理学者的推动下，中国的居住环境伦理研究才渐趋复兴。居住环境包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人工环境。⑧所以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人居环境伦理研究给予述评。

第一，基于生态伦理观、环境伦理观探讨传统的居住观念、居住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有之利”、“现有之弊”与“应有之义”。其中，“既有之利”指居住环境伦理研究重在把握人类传统居住文化的价值，指出中国传统居住追求“宜居”，强调居住环境与人和自然间的融合。如谭刚毅在《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伦理”的概念，可实际生活中却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这种亲和关系源自中国人的古老智慧。朱力认为，“在中国古代依靠经验来营造宜居环境，并以阴阳五行等思想加以引导，而产生了风水学说，按照‘趋吉避凶’的原则，以指导居住环境的选址、定向、施工等，其中隐含着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都认识到指导传统中国人“宜居”生态理念的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现有之弊”主要指出了人类居住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危机，分析了造成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错误的生态观。荆其敏等强调，导致空气、水等居住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及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弊。传统的住宅讲究“天人合一”，但现在，由于建筑师缺乏土地生态学的观点，城市和乡村在建房时只会挑选最好的地段，从而破坏了自然环境。⑩对此，秦红岭也在《试析生态城市建设应遵循的价值原则》中揭示，现代人主张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具，这种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反映在国家发展、城市建设、民居建筑和人们居住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朱力以本雅明的批判理论分析了这一价值观的哲学根源，其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崇拜与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宰了人类的价值体系。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环境伦理问题产生的价值根源。“应有之义”旨在基于导致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的价值和人性根源，强调借鉴传统，以新的自然观应用于当代居住设计与建设、居住生活理念之中，培育现代人的环境伦理道德意识。如孙彩萍从宏观层面指出，传统的自然观、生态伦理观不仅是中国未来居住建设的文化资源，还是遭受现代机械自然观之苦的西方文化观念变革的契机所在。朱力从微观层面强调，明代文人在居住环境理想图式、日常生活情趣、休闲娱乐、社会交往、消费观念等生活方式上对自然的审美与尊重的精神，对当代社会构建生态环境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仅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思考自然价值的思维定式。此外，有的研究也正确地看到正是人类的欲望造成了今天的环境问题，所以必须抑制人类的消费欲望，善待环境，关爱万物，建立起一个“低熵”社会。

第二，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文化环境与居住行为间的伦理关系。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伦理研究的社会文化环境既包括居民的居住观，也包括居住区内的安全、邻里关系等问题。研究者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居民生活的意义。宏观层面，有的从历史主义视角研究儒家礼制文化与阴阳风水等神秘文化对城乡聚落方式的影响，如肖群忠指出，中国古代邻里关系的基本特点决定邻里关系主要是以道德作为调节手段，形成了亲仁善邻的道德态度、乡邻和睦的价值目标、相容相让的基本道德、相扶相助的伦理义务；有的研究，如林永匡的《民国居住文化通史》，立足社会大变动时期，探讨新旧文化在城市居住伦理中的共存与冲突。有的研究立足现实，阐述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对民居建筑和居住生活产生的利弊，如郭晓蓓的《“城市生活”今昔：民生伦理的审视视角——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道德思考》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俗文化为主流的社会，这一俗文化在商品社会中以群众的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为内核，极大地影响着当代的居住文化、居住伦理和居住道德。微观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各区域及少数民族人居环境伦理的探讨，这是目前该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的部分，为中国古民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研究人工环境的伦理性及其对居住生活的选择、居住质量的影响。“人工环境”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环境要素，包括住宅的设计和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卫生绿化等。调查显示，人工环境的质量直接反映居民的居住质量，决定着人们的购房行为，成为衡量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主要标准。罗雪中认为，与以往人们“被居住”不同，现代人在选购商品房时更追求住宅区的人工环境。与传统的宜居理念不同，现代的“宜居”与“便利”紧密联系，进而与幸福感、城市的满意度与认同感等伦理心理密不可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这一层面的研究多停留于艺术、建筑的层面。

总之，现代人迫切需要一个安静、安全、优美、便利的居住环境，然而，国内居住环境的状况虽已得到一定改善，伦理研究也已起步，但与民生需求相比，都是相对滞后的。主要体现是：缺乏类似国外学界将居住、社会和环境问题联为一体系统地归纳和阐述居住环境的概念、指标体系、评价理论的系统化、评价理论的理论化等研究成果；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尚未建立，或囿于现象的描述，学理分析不足，或仅局限于形而上的论述，而建筑、环境学等科学知识背景匮乏；针对居住环境问题开出的很多“药方”只能停留在学术层面，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诸如居住安全、居住用水等居住环境的范畴研究尚待起步。这些既是居住环境伦理研究的局限性，也是其未来研究与发展的生长点所在。

三、居住方式伦理研究

居住方式伦理以居住主体的价值，居住主体与居住空间的关系，社会中各种因素成长、组合与嬗变综合作用引起的居住方式流变为研究内容，其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初，伴随世界范围内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居住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居住学形成，居住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逐渐为西方的多个研究领域所重视，出现学科综合、交叉的大趋势。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居住方式研究开始是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承担着启蒙民众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中叶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发展。21世纪，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传统聚落与现代城居的矛盾，居住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与住宅理念一元化的矛盾，贫富差距、居住空间的隔绝与社会制度的公正性问题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居住学理论的引进，推动了居住方式研究的迅速发展。综合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居住方式的伦理本质及现代居住行为的价值缺失问题。有的研究综观古今中外的居住文化，主张住宅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才能让人们对生活更满意，才能共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而现代城市高层住宅与小区正背道而驰，造成使用者的不满。有的研究认为，虽然现代城市住宅建筑已开始强调人的参与和改善人的居住感受，但中国的城市规划本质上仍未摆脱功能主义的影响，住区规划“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问题依然很严重。鉴于此，邱建伟博士在其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中，主张研究或借助西方建筑模式、生活模式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指导中国的建筑观、居住观，或者致力于以传统“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作为今天住宅建设者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政治伦理层面探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居住建设的权利。根据1987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布赖顿会议宣言》提出的城市住宅的发展均势，未来的居民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与建设者。按建筑规划设计的步骤，市民、设计师、政府官员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义务，由此产生了对不同角色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目前，国内研究多为对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政府官员的职业伦理的探讨，而对于城市规划、居住决策的“公众参与”问题的伦理研究很少有涉及。其中，对政府官员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主要从百姓“难住”、“住难”的现状及其居住政策、法规的研究中加以体现，如张增船指出，“住有所居”是当前的一项民生大计，有着人道主义、制度公正、人权等内在伦理意蕴，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政府责任的缺位、财税体制和土地政策的伦理失范，使“住”成了居民的沉重负担。居住危机实质上就是制度伦理危机。

第三，从制度伦理与关怀伦理层面探讨中国的弱势群体居住生活中凸显的伦理问题。这是目前中国居住伦理研究亟待重点关注的领域，然而却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现有的研究有的着力从整体探讨城市“居住弱势群体”的伦理问题，如焦怡雪的博士后报告《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规划问题研究》，将“居住弱势群体”界定为居住现状水平不能满足基本居住需要又无法通过市场途径改善居住状况的群体，提出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目标为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社会权利。有的则具体研究了“年龄弱势群体”——城市老人的居住问题。21世纪，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老年人居住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与20世纪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如王江萍在《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研究》中指出，孤独感和沮丧感是独居老人的普遍精神状态，传统的以“孝”为核心建构的住宅设计和家庭居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老人的这种状态，使老人能够获得幸福的晚年生活。有的研究针对“绝对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作以初探，如单孝虹的《失地农民集中居住新区的道德伦理建设初探》强调，农民工居住在城市中，形成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居住方式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实际上，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彰显出的是制度的公正、公平等伦理问题。这部分的研究应当成为伦理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

第四，从家庭伦理的视角透析反传统的“特殊家庭”的居住伦理问题。由于家庭组织形式和成员间伦理关系、社会地位的不同，家庭成员的居住方式、日常的交往形式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的研究探讨了“丁克家庭”的家居方式，如梁旭的《“丁克家庭”的居住问题研究》指出了“丁克家庭”这一居住方式对传统婚姻、家庭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有的则研究了城市的“空巢家庭”，如侯立丽的硕士论文《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居住模式研究》指出，计划生育造成“空巢家庭”成为未来中国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对于“空巢家庭”，除了来自家庭、社会的人文关怀外，还必须实现空巢家庭住宅设计的人性化、住宅环境的环保性和住宅社区的交流性特征，这样才能确保空巢家庭的和谐。实际上，除了城市“空巢家庭”，乡村也表达出日益纠结的家庭、社会伦理困境：夫妻长年外出打工，孩子和老人形成“空巢家庭”，由于相比由此导致的“留守儿童”的伦理问题，老人的居住伦理问题已显得微乎其微了，所以这部分的伦理研究少有人问津。

第五，从社会伦理的层面探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居住方式伦理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导致阶层分化，由此映射出社会阶层分化后不同阶层居住方式的封闭与隔绝、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等诸多社会伦理问题。在中国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住房资源不仅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掌控，更为权力所控制，于是，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有限的住房资源分配失衡。就此，刘精明指出，旧城改造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优势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是权力和金钱占有教育、交通、环境等最好的资源，而拆迁居民逐步被边缘化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居住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空间使用上的隔离与分化，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阶层隔离和贫富隔离。鉴于此，研究者试图提出有效的解决路径，秦红岭在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下，强调了城市规划者的社会责任。有的研究则通过对美英等国的实践分析，提出“混合居住”的方式，以解决居住分异、空间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唐晓岚反对“混合居住”方式，认为这样可能引发和激化阶层矛盾，应该加强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社会调控的介入，以达到各阶层居住利益的公平。

总之，目前国内关于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从各个层面反思了中国现代居住方式存在的伦理困境，但研究也存在非独立性、非系统性特征。此外，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制度伦理的否定维度即保障性制度的研究，而非诸如公众权利、公众参与、公众监督等的维度；研究还局限于城居生活方式的探讨，乡居方式的研究甚少涉及；对居住主体范围的伦理研究也亟待扩大。

四、结语

“住”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行为，而以居住建筑伦理、居住环境伦理与居住方式伦理为本质内容的居住伦理，蕴含着人道、人性和人本，公正、平等和幸福等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不管时空如何变幻，都必然折射出个体的追求与价值、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所以，它本应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因素，相较于发达国家理论成熟、视阈开阔、方法多元的居住伦理研究，中国的相关研究起步晚，目前还处于对居住的伦理问题进行多角度反思与学理基础的探索阶段。因此，这些反思和探索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而弥补这些不足，推动中国的居住伦理研究走向独立，实现学理化、系统化和人居价值指导正是未来研究者的目标所在。

注释

第8篇：中外建筑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遗址遗迹；利用；综述；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48-04

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被称为“无声的纪录片”。无论是站在建筑学、艺术学还是旅游学的角度，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我国拥有丰富的古迹资源，世界文化遗产多达28处，对其合理利用有利于延续传统文化。有学者曾指出：文化是旅游之魂，为旅游注入品质内涵；旅游又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广阔市场[1]（张培端，2008）。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的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同时也是重要的、不可复制的社会资源。相关研究正不断深入、范围和方法也在不断拓展。本文对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出展望。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世界遗址遗迹研究领域的权威组织——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于1964年颁布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曾指出：“……历史文物……不仅包含建筑，也包含任何能够见证文明、社会发展及历史事件的、来自于城市与乡村的环境”；“它（遗迹）绝不局限于伟大的杰作，也可以是过去不太重要、但随着时间流逝重新获得文化象征的任何作品。”

遗址遗迹类资源应具备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成就。在这一点上它与文物相同；但遗迹又是一种特殊文物，是不可人为移动的。

根据《文物保护法》，遗址遗迹类资源相当于如下范畴。

一是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的古遗址、建筑、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等；与著名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及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与教育意义、历史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建筑。

二是根据我国国情，具体表现为单体古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等形式。1972年法国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及人类文化遗址。”并进一步细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种文化遗产。本文讨论的“遗址遗迹”的概念则相当于“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移动”这一部分。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将常见旅游资源划分为8个大类、31个亚类、共计155种基本类型。其中遗址遗迹类（E类）旅游资源分类详情，如下表所示[2]。

二、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及其利用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来自CNKI及互联网等，年份从1999年至2011年。从研究方法看，早期以定性研究为主，兼有少量定量研究；近年来受国外研究影响、及数学建模工具大量引入，定量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从研究内容看，1999年-2005年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等领域；近年来在基础研究继续深入的同时，大遗址研究、旅游市场、资源开发与城乡建设、公共管理及政府职能等逐渐成为新热点。

（一）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地形象

旅游地形象是指旅游者对接待地旅游资源、产品和服务的总体印象及评价。由于资源同质化现象一直严重，鲜明的旅游形象便成为竞争力的基础。

郭晓康（2011）针对山西平遥旅游发展现状，提供确立当地旅游形象定位的一系列措施，如对建筑风格重新思考、引入“旅游形象识别系统（TCIS）”等[3]。李锋（2008）借助Logit模型对影响古城镇旅游前感知形象要素进行一系列研究，指出8个重要因子并分析其作用程度的大小[4]。陈建明（2008）利用SPSS从物质景观、社会文化两方面对凤凰古城旅游形象要素进行分析，并研究旅游者类型对其影响[5]。

（二）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市场及旅游经济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市场综合分析、旅游地经营模式的选择等方面[6-10]。

侯建会（2009）通过比较山西、陕西两省遗迹类旅游业发展特点及差异，指出并分析下列影响因素[6]：资源构成结构的差异；文化侧重点的差异；价值认知与推介模式的差异。

他指出：“文化沟通与精神上的共鸣有助于提升旅游质量，因此应当建立文化产业与旅游业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未来开发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的必然趋势。

刘青（2008）利用波特五力模型分析了四川成都主城区名胜古迹旅游行业竞争现状[7]，结论可推广到更大的市场范围，为进一步研究同类市场提供参考。

当前，我国遗址遗迹类旅游区的典型经营模式有“转让式”和“管理式”两种[8]。前者表现为政府向有关市场主体转让其对景区的经营、管理与收益权，倾向于市场化运作；后者需要行政部门直接推动，有一定的官办垄断性。

蒋满元等（2008）针对文物古迹资源开发过程中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相关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对有关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认为在建立有效市场监管的前提下，辅之以恰当制度安排，才会推动各经济主体由竞争走向合作[8]。薛婉珍（2009）认为评价文物古迹的经营管理应从保护状况、经营绩效两方面考虑[9]。前者包括项目投入、政策执行力和完整性；后者包括经营管理活动带来的实际收入、成本控制等。

多数遗迹类景点在开放后实行购票参观，既是经济手段又是管理手段。首先，为了避免过多游客活动造成破坏，门票起到控制游客数量的作用；其次，面对目前财政拨款不足的困境，门票收入也是景点经费重要来源。李晓东（2002）针对部分古迹景点门票价格过高现象进行研究，指出财政支持不力、弥补虚空、价格听证缺失都不利于指导科学定价；另外商业化泛滥也使景区逐渐失去公益性质，成为某些单位赚取利润的工具[10]。

近年来随着大批景区实现免费参观，这一问题已得到缓解。文物古迹的公益性质正在回归。

（三）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保护问题在全部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相关理论较为成熟的领域[11-21]。

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加速，遗址遗迹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与外来开发的冲突也在不断增多。宁夏曾发生一系列古墓葬在商业开发中被损毁事件，部分文物甚至被开发商私人占有[11]。2012年初重庆行营被开发商强行拆除事件[12]，再次刺痛了媒体及民众的神经。城市建设规划与文物保护两者间的脱节，将考验决策者的素养及政治素质[13]。

关于开发与保护的争论由来已久，文献颇多。王小斌（2009）结合四川彝族“渔沙拉聚落”保护规划与当地旅游业发展，认为边远村落民族心理较为稳定，不易受外来文化冲击。若在良性思想指导下适度发展旅游业，对其民族文化的保护、挖掘、整理和展现有积极推动作用[14]。宋子千、宋瑞（2010）针对周庄、宏村等4个古村镇，在对居民、专家两个群体调查基础上利用成本—收益模型对当地旅游开发效果评价进行实证研究[15]，认为旅游开发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偏激思想都是需要摒弃的。我们反对任何短视行为，也反对一味保护而放弃开发的行为。因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还将持续存在。

张柏（2005）认为应关注对遗址遗迹周边环境的保护[16]，包括物质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由于环境具有动态性，要根据变化的性质谨慎对待。罗述龙等（2010）根据深圳宝安区文物古迹现状，运用“主因子法”对该区80余处文物古迹按其内在价值、保护状况、影响因素等进行定量评估，划分为3类预警方案，以此为依据制定保护与开发措施[17]。

古迹、古建筑作为城市景观特色重要构成部分，通过科学规划，完全会使历史遗存及其周边特色环境在新环境里继续发挥功用。陈军（2005）从宝应县城镇规划案例出发，提出城市更新应考虑保护古迹、塑造特色、完善功能等方面，使古迹在当代城市中得到更好的保护[18]。吴良墉（2009）认为城市功能区、交通线及生态系统的设置都要针对“城市性质如何为旅游发展服务”这一问题，既保持古城整体性又要控制周边环境[19]。邹珺（2004）指出各地古迹规划多隶属于总体规划，由于《城市规划法》有其自身缺陷（如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古迹规划很容易带有传统城市规划的缺点；另一方面，当前各地建设规划多委托专业机构或高等院校设计，较为程式化，往往脱离实际或违背设计者初衷[20]。于学文（1999）通过回顾北京市数十年来发展过程中古迹保护工作的经验教训[21]，认为应利用“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古迹周边地带提出明确的建设控制要求，并建议利用经济杠杆协调两者间的关系。

（四）关于“大遗址”类资源的研究

“大遗址”概念，是我国近年来针对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保护的需要而提出的。目前在我国2 351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墓葬及古遗址占到710处，其中“大遗址”为583处[22]。

“大遗址”最早由苏秉琦于1980年代提出[23]；1997年《关于加强与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首次以官方形式提出“大遗址”概念[24]，当时专指“大型古文化遗址”；继2005年设立“大遗址”专项保护经费后，“十一五”规划正式确定将重点保护100处大遗址；2009年“中国大遗址保护洛阳论坛”提出：我国初步形成“长城、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三条线’、西安洛阳‘两大片区’为核心，100处重要大遗址”的格局[25]。一时间“大遗址”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

从“遗址”到“大遗址”，正是我国遗址保护工作走向深入的重要环节[26]。由于这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作出权威定义。相关研究集中于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规划制定、大遗址与周边环境及城乡建设的关系等方面。

从属性上看，傅清远（2008）认为大遗址专指那些在规模及文化价值上突出的文化遗址，具有遗存丰富、信息量大、不可再生的特点[27]。张忠培认为大遗址除具有艺术、科学、历史价值，还有文化价值[23]。指出大遗址“不但包括各王朝或民族政权遗留的、有代表性的遗迹、陵墓、地下遗存物及交通遗址，也包括根据历史传说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如黄帝陵）等”。

从规模上看，孟宪民（2001）指出大遗址是古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从事生产生活的遗存[28]，是“大规模的文化、环境遗产”，认为它与自然历史环境相关，具有一种自为或计划的群体系统。董欣（2004）认为“面积在3km2以上、有明显区域性”即符合大遗址特征[29]。朱光亚、崔明（2006）认为大遗址并非新的遗址类型，而是各种大型古代文化遗存[29]。张祖群（2006）指出大遗址可界定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大面积文化遗存”。其“大”的概念体现在相对规模大、综合价值大、存在问题大、保护难度大等方面[30]。

通过总结思考，笔者认为“大遗址”应具备如下特征。

1.依托于单个或数个有关联的文物单位。范围除中心区域，也包括周边任何相关环境、风貌等。

2.面积达到一定规模，埋藏有较丰富或重要的文物、古遗迹等。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和一定社会影响力。

3.周边环境较为复杂，可能涉及多个管辖部门。

4.多为露天形态，易受外来损害。

《威尼斯》指出“保护文物建筑，意味着要保护其周边环境”。白海峰（2008）以大遗址环境为切入点研究西安附近汉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等保护利用情况，认为大遗址环境整治应与所在区域发展相结合[31]。冀和（2007）以通济渠为例探讨“线形大遗址”这一特殊形态大遗址的保护问题，认为它实质上是穿越不同行政区域的“文化带”，合理保护有利于沿线地区城乡建设、提高社会经济效益[32]。肖莉（2010）认为大遗址属于土地资源，兼具土地价值与遗产价值。但两者效益常存在矛盾，因此首先要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25]。事实上，对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并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已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樊海强（2005）认为实现大遗址的产业化经营应坚持主体多元化、保护展示现代化、开发深度化、商品市场化、管理科学化[33]。

关于大遗址与社区关系的研究，赵宇鸣、赵荣（2006）利用萨缪尔森的“外部性理论”分析大遗址保护区的居民行为，提出消除“负外部性”的措施是加大政府的购买支出[34]。张宏（2009）通过研究汉长安城内部聚落发展趋势及其对遗址的影响，提出解决聚落搬迁问题的措施[35]。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应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不断创新展示与利用模式[22]”，近年来各地在不断摸索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新思路。2001年浙江批准设立“良渚管理区”并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创新管理模式[36]；还有人建议在大遗址密集地设立国家级保护区[37]，认为有利于统一保护利用、取得政策技术支持等。

三、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关于遗址遗迹类资源与旅游业的研究仍有限，但涉及面广，已有一定建树。从文献来源看，近年来核心期刊的文章数量有所增多，涉及各个领域（表2）

（一）研究对象

纵观全文，目前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文献多集中于旅游市场及目的地研究、旅游资源、综合规划、旅游与环境及社区的关系等；而有关旅游者心理及行为、线路设置、旅游产品开发等则是今后需要关注的方向。

由于遗址遗迹类资源研究处于学术交叉领域，文献多以建筑类、高校学报及综合性杂志为主，纯旅游研究型杂志寥寥无几。作为旅游研究的前沿阵地，旅游学术刊物应更加重视遗迹类旅游资源在旅游业中的重要地位。

（二）研究方法

未来旅游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是实证研究，可进一步分为数理研究、案例研究等，要求研究者能够提出假设并加以验证。相对于国外同类文献以实践性强、视野广阔著称的特点，国内文献目前仍停留在感性阶段，以理论构建与前沿性研究为主。近年来定量研究、个案研究已有长足进步，多为定性与定量方法兼备。但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略显单一，且多照搬国外相关经验。这也反映了中西方旅游课程教育模式的不同。

（三）研究区域

目前研究以中东部旅游较发达省份最为活跃；西部地区则以大遗址领域为主，综合型研究仍然匮乏。西部民族区域（、青海、新疆等）拥有丰富古迹资源及特色文化，近年来随着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当地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相关文献已有一定数量，如罗会光（2008）分析新疆新和县文化古迹资源开发利用的利弊[38]；次旺（2011）就的古迹资源及开发价值作了初步探讨[39]等。受环境及研究方法所限，以基础型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尚不深入；涉及宗教旅游、生态等专题性研究也相对缺乏。填补相关空白有助于全社会更好地了解当地旅游资源及旅游业。

（四）研究展望

随着全社会对于遗址遗迹的讨论不断升温，良好外部环境有利于推动相关研究进展。

我国拥有日益庞大和完善的旅游市场，面对剧增的境外旅客，遗址遗迹类资源日益成为对外宣传本国悠久历史及特色文化的重要基地，地位愈加明显。在深入基础研究的同时，以资源密集区为重点、以国内外相关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拓宽视野和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通过回顾十余年来研究轨迹，旅游资源、旅游产业、旅游规划等传统领域仍占据主流；有关交通设施、旅游者特征、市场营销、产业政策等新兴研究仍具发展潜力。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遗址遗迹类资源商品化、产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由于各地的资源在规模、价值及功能上各不相同，如何合理选择及评价开发方向、开发模式，值得探讨。

从研究方法上看，针对前沿理论的综述、定性研究将趋于稳定；针对实证的定量研究及混合研究将持续增长。由于研究对象的随机性及建模的不严密性，研究结论存在局限。因此某些开创性研究仍有必要深入开展，在不同区域和文化环境中接受更多验证。

从政府及社会扶持力度来看，近年来源于各级科研基金、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正在增多，对旅游学术研究的重视度在加大。未来针对遗址遗迹类资源的研究需要更多联系实际，真正服务于旅游学科及地方旅游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培端.如何打造舞阳河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旅游经济圈[J].科技信息，2008，（13）：648.

[2]高峻.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

[3]郭晓康.平遥古城旅游地形象定位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1，（5）：85.

[4]李锋.构成古城镇前旅游感知形象的要素研究[J].软科学，2008，22（5）：23-28.

[5]陈建明.湘西凤凰古城旅游形象感知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7）：11895-11896.

[6]侯建会.秦晋古迹旅游业发展差异及其战略借鉴[J].新西部，2009，（18）：49-50.

[7]刘青.谈城市主城区名胜古迹旅游行业的竞争状况[J].商情，2008，（2）：71.

[8]蒋满元.文物古迹旅游区经营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4（114）：45-48.

[9]薛婉珍.文物古迹旅游区科学管理的评价策略[J].中外企业家，2009，（6）：110-111.

[10]李晓东.论文物参观场所门票的性质与作用[J].中国博物馆，2002，（3）：14-18.

[11]秦沣.古迹保护的喜与忧[J].新西部，2005，10：10-11.

[12]茆琛，王晓磊.重庆保护性拆除行营，称将尽量留精华[EB/OL].http：///local/2012-02/15/

c_122703300.htm.2012-02-15.

[13]高峰勤.文物古迹的尴尬处境与脱困认知[J].东岳论丛，2007，28（4）：200.

[14]王小斌.特色村落的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中的文化思考[C]//.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专题会议论文集.昆明：昆明大学出版社，2009：674-682.

[15]宋子千、宋瑞.古村镇旅游开发效果评价：居民感知、专家意见及其对比[J].旅游学刊，2010，25（5）：56-60.

[16]张柏.还古迹遗址保护一个真实的环境[J].中国经济周刊，2005，（27）：21.

[17]罗述龙，李禹辰.基于分类预警评估体系的文物古迹保护与利用[J].规划师，2010，（18）：21.

[18]陈军.试述小城镇建设中文物古迹保护与利用——以宝应县城区文物古迹保护为例[J].江苏城市规划，2005，（2）：36-40.

[19]吴良墉.试论历史古迹旅游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以曲阜规划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09，增刊（1）：43-48.

[20]邹珺.历史文物古迹规划保护反思[J].山西建筑，2004，（8）：12-13.

[21]于学文.文物古迹保护与建设控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1999，（5）：12.

[22]单霁翔.让大遗址保护助推经济社会发展[J].中国文化遗产，2009，（4）：12-14.

[23]张忠培.中国大遗址保护的问题[J].考古，2008，（1）：18-26.

[24]朱光亚、崔明.江苏省大遗址保护规划浅析[J].文博，2006（6）：65.

[25]孙利华，王子君.大遗址保护洛阳高峰论坛隆重开幕[N].洛阳日报，2009-11-01（2）.

[26]肖莉.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J].中国文化遗产，2010，（1）：34-35.

[27]王学荣.中国大遗址保护研讨会纪要[J].考古，2008，（1）：39.

[28]孟宪民.梦想辉煌：建设我们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园区——关于我国大遗址保护思路的探讨[J].东南文化，2001，（1）：6.

[29]董欣.陕西大遗址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研究[D].陕西：西北大学，2004.

[30]张祖群.大遗址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分异探讨——汉长安城案例[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1）：22.

[31]白海峰.大遗址环境整治与区域发展的互动[D].西北大学，2008.

[32]冀和.大遗址环境整治与区域发展的互动[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7，（9）：19-22.

[33]樊海强.大遗址产业化经营的初步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3）：38.

[34]赵宇鸣、赵荣.大遗址保护中的外部性影响及其消除[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6，36（1）：89-92.

[35]张宏.大遗址保护中聚落搬迁研究——以汉长安城为例[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29（1）：58-64.

[36]秦正长，盛正岗.新辟242平方公里管理区，良渚遗址将得到根本性保护[N].浙江日报，2001-12-24（2）.

[37]周兆军.倡议设国家级大遗址保护示范区[J].中国人大，2009-（9-10）：38.

第9篇：中外建筑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复杂系统；城乡空间；城乡关系；城乡空间统筹规划

中图分类号：F294；N9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十几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但同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如城镇体系发展不协调、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考验，小城镇建设遍地开花，相同职能类型的城镇重复建设，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滞后，城镇化进程对资源消耗过大，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严重等。在此背景下，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首要任务是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规划是城乡一体化的龙头，是基石和前提。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间复杂性的探索，作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的居民点，其“复杂的非线性”空间特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线性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系统领域，才真正开始形成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洪流。由于过分追求城市发展而导致城乡用地矛盾及空间利用“破碎化”等问题，城乡关系优化及城乡空间统筹被提上日程。因此，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扩展到了城市—乡村。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与创新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落实研究重点和突破研究难点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对国内外城乡系统空间复杂性的相关文献进行详尽梳理，以厘清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脉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2 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2.1 国外城市系统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个主要支流倍受关注：一是分形城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异速城市保持研究逻辑同构；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与动力城市及网格-主体城市存在一定渊源；三是分形与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统一于自组织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线性动力学的发展，和复杂网络理论的兴起，为传统城市网络系统复杂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支撑，从而奠定了复杂网络城市研究流派。

（1）异速城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Clark就发现城市人口密度距离衰减的负指数律（Clark定律）[1]，此后许多学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纷纷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间满足幂指数关系，即城市扩展存在异速生长现象，系统建立了系列城市异速生长函数，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负幂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积幂指数模型最具影响力，为此Clark模型的负指数律受到广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与异速生长律同构的分形学派。近年，我国一些学者（陈彦光、刘继生）通过数理推导，统一了幂式异速生长关系与负指数人口分布之间的逻辑不兼容，从而将城市系统纳入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对立统一体系中[10]。

（2）动力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基于牛顿力学的传统静态空间模型（如引力模型、潜力模型、空间扩散模型、距离衰减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释城市自组织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城市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和行为机制受到广泛重视。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W.Forrester率先将系统动力学引入城市结构变化研究，创立城市系统动力学模型（Urban Dynamics），即构建一系列反馈城市系统要素关联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构造了城市动态学模型，即构建一组展示城市突变的非线性方程[11]。二者开创和引领动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学者从系统动力学视角，系统开展了城市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生态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可持续发展预测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运用突变论、协同学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如Amsin的城市突变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区域迁移动力学方程[12]。

显然，动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统构成要素的关联反馈为主，缺乏位置、距离等空间要素的考量，无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间的动力演化过程；部分模型尽管开始考量时空变量，但多以宏观尺度为主，缺乏对个体行为和微观结构引致的空间变化分析。这为后来的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如何从宏观到微观、从系统要素关联推演到城市空间演化？也相应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发。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态、结构的模拟与实证研究，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城市统计分析，但最终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随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长期全面地对城市及城市系统的内部空间结构展开分形理论和实证研究[14][15]，系统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计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城市内部形态向内逐渐细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渐扩展到城市体系：微观层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运用分形几何学，从建筑审美和城市设计视角，解析城市公园、城市街区、家居环境、建筑外观等建设和设计理念的“最优形态”。中观层次——城市内部分形，研究最为广泛，内容涉及城市边界、景观、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经济、交通网络结构等方面[16]。宏观层次——城市体系分形，以城市等级规模、空间作用、中心地体系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应用于城市系统研究历史已久，早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有学者零星运用CA计算模拟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过程[18]。70年代末，Tobler将CA模型引入地理学，创立“细胞地理学”[19]，并率先实证模拟了美国底特律城市扩展过程。受其影响，80年代中期美国的 Couclelis和英国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动态模拟领域开展CA理论和实证研究[20][21]，引领一些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作了尝试性及至深入性的应用和扩展。90年代以来，随着GIS技术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实现融合，学术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统研究热潮[22]，研究内容集中于城市系统形态生长、土地利用、城市景观、位序-规模等领域[23]。

（5）自组织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混沌论、分形理论、人工智能-生命理论、自组织临界论、自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区域系统复杂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渐趋合流，形成自组织城市研究学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协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组织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网格-主体城市[36]等领域。

（6）复杂网络城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织，世界城市系统研究转向网络化视角[37]，从空间实体流（全球航空流、货运流、城际交通流、城市-区域人口流等）[38]和虚拟流（互联网、信息流、社会网络、通讯网络、技术研发区位和扩散、生产业网络等）两个方面[39]，揭示城市系统关联的网络复杂性研究成为热潮。Taylor构建“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过跨国生产企业空间联系实证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网络的组织方式仍为等级或位序的“累积”[40]。近年来，随着图论和统计物理的融合，复杂网络理论取得大发展，一些学者从城域（城市内部）和城际（城市体系）两大视角，从交通联系（交通网络、交通流）、社会联系（人口迁移）、企业联系（公司交流、企业合作）、信息交流和创新扩散（因特网、电话呼叫、技术交流、创新扩散等）等方面，将复杂城市系统抽象为复杂网络，系统分析了城市系统网络拓扑连接的复杂性规律[41]，如无标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验证，脆弱性或鲁棒性评价及控制，以及动力学演化与传播特征等。

2.2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集中于两大视角：一是哲学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鉴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架构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理论体系，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性、突变性等复杂性规律[43，44]；普遍认为城市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巨系统，表现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层次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突变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随机性、无序与有序交互性等复杂性质[45，46]。二是计量分析和模型模拟，或者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城市空间结构复杂性，或者创新性建立城市空间演化模型，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和前缘[47，48]。

与国外一样，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计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统研究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两大阵营：城市内部和城市体系，但主要为城市地理学家所关注，与国外的多样研究学科背景不同。同时，研究的内容也相对较窄，主要集中于空间结构[49]和空间演化[50]复杂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借鉴分形理论、元胞自动机等复杂科学理论，从城市内部景观结构、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网络以及城市体系空间形态、分形体系、等级结构、网络联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统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体系和元胞城市为代表[51]～[54]。后者侧重运用突变论、系统动力学、灰关联系统、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开展城市空间演化过程（相变及突变）和动力机制（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定量研究和模拟预测，如动力城市[55]、自组织城市[56]和主体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静态数学模型[58]（等级体系标度模型、城市统计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动态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网络动力学-细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组织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拟模型[61，62]（多主体模型、遗传算法、虚拟城市模型等）为主，内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城市规划、人口分布和迁移、景观结构、城市环境、城市就业和居住、城市体系及等级规模分布等方面。张新生归纳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学机制，建立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实现威尔逊模型的扩展[63]。孙战利将主体（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层和动态交通层，构建了城市动态演化模型，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空间变化与属性变化相结合，面向对象的软件系统，并在GIS的支持下，对美国Ann Arbor城动态发展进行了模拟[64]。陈彦光借鉴自组织理论，提出城市系统复杂性检验的三大判据：分形结构、Zipf定律和1/f噪声[65]，并系统运用分形理论，实现实空间-相空间-序空间的统一，构建了系列蕴含静态和动态、功能和结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拟和预测于一体的分形城市系统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广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空间动力学模型、等级规模模型、自组织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3.1 国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只是将城市和农村孤立起来分析，城乡关系研究薄弱。上世纪末，一些学者纷纷呼吁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认为关系（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及其空间结构（景观的复杂性）的复杂性规律研究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经济实体及其相关作用关系所引起的经济地理发展和变化过程应成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为依托的中心发展型面临突出结构性问题和缺陷，城乡之间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联系，表现为“脱臼的经济”（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们才开始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城乡对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乡互动”（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乡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视野和切入点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或许是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问题呈日益复杂的态势，解决这种复杂城乡关系失调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乡村-城市关联观”（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则从城乡关系网络视角，明确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网络”化模式。

但这种城乡关联复杂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对空间的关注相当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乡经济社会差异（社会问题、健康卫生、政策体制、意识形态等）、经济社会要素流动（人口迁移、产业联系、资源和资本转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乡关系作用的复杂性问题[76]，专门而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交错带（边缘区），普遍揭示出其空间结构的动态过渡性、人口社会学特征多元化、经济发展复合型、土地利用多样化等复杂性特征[48]，以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Desakota”空间研究为代表[77]。

3.2 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城乡关联是一个泛合的概念，涉及社会学、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研究视角集中于空间区位关系（地理学）、工业-农业关系（经济学）、市民-农民关系（社会学）、斑块-基质关系（生态学）四个层面[78]。地理视角上的城乡研究倍受关注，成为热点，已经形成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论涉及城乡融合论、城乡协调论、城乡一体化论、统筹城乡发展论、城乡网络化发展论等[79-81]；研究区域触及中国和外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城镇密集区和非密集区、沿海热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82-84]；研究时间尺度以建国以来为主，并考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影响[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关联协调模型为主[87，88]；研究内容主要从城乡联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乡关联的历史演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协调对策及发展模式等[89-91]，总体存在两个研究倾向：一是不考虑城乡地域空间差异性，研究二者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忽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二是研究城乡关系的静态空间分异与组合，而忽视其地理变化过程的自组织性。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城乡关系的不可分割性，工业化和社会化发展使得二者在空间上越来越隔离，同时也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最终需要回归到二者的统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就是对这种诉求的回应。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城乡空间统筹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幅员辽阔，各类城市与乡村所处社会经济背景迥异，也为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文献回顾与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来看，城市空间成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无论是国外的自组织城市（耗散城市、协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细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体城市），还是国内的分形城市、自组织城市、元胞城市、虚拟城市、城市系统动力学、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多是借鉴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区域论城市”，对城市体系（inter urban）和城市内部（intra urban）空间复杂性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作为区域的重要载体——乡村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沦落到被忽略的边缘。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仍处于呼吁和倡导的阶段。

（2）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来看，方法集成综合研究不强。分形理论和CA模拟技术的融合以及在协同论、耗散论和混沌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虽体现了学术界集成各种方法和技术对复杂城乡空间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体的子系统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论、空间句法或系统动力学的某个单一理论，综合多学科、多理论对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统的空间关联分析不足。而且，传统的研究多是从某一个时间断面进行考察，而对于城乡空间动态变化描述和模拟则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进行补充。

（3）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内容来看，今后城乡空间统筹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深化：①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研究。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当前，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乡关系是由物质、经济、人口迁移、社会、服务供应、政治行政联系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构成的一个动态网络系统，具有复杂性，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研究几乎空白，只有部分学者涉足城乡耦合、关联、协调的非线性规律和城乡关系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②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建立了相关模型解释城市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而对于城乡空间演化过程的分叉与选择、混沌与有序、渐变与突变、竞争与协同、集中与分散等作用机制讨论，利用开放性、非线性、不平衡、环境选择等原理对自组织临界性、相变性等过程的逻辑、实证和类比判据将会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加强对城乡空间生长的模拟将会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范围、规模，解释城市变迁的内在动力，透视城市化的本质，更好预测控制城市的发展；③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研究。以城乡道路网为载体的城乡关联空间的复杂结构正逐渐被管理学、物理学等学科认识，打开地理学研究主页，从网络关系系统科学角度，探索城乡关联系统的空间自组织运行规律、交往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还相当薄弱；④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研究。基于复杂科学理论，对城乡人口空间分布，市场网络分形，交通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别是信息要素空间传播、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源关系等虚拟城乡社会网络，更需填补研究的盲区。

参考文献：

[1] Clark C. Urban population densities [J].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51， 114： 490-496.

[2] Naroll R S，Bertalanffy L. The principle of allometry in b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J]. 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1956（1）： 76-89.

[3] 房艳刚，刘鸽，刘继生.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2005，25（6）：754-761.

[4] Smeed RJ. Road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J]. Journal of the Institution of Highway Engineers， 1963（10）： 5-30.

[5] Nordbeck S. The Law of Allometric Growth[D]. Ann Arbor： Inter-University Community of Mathematical Geographers Michigan Discussion Paper， 1965： 7.

[6] Nordbeck S. Urban allometric growth[J].Geografiska Annaler，1971（53）： 54-67.

[7] Gould S J. Allometry and size in ontogeny and phylogeny[J]. Biological Reviews， 1966（41）： 587-640.

[8] Dutton G. Criteria of growth in urban systems [J]. Ekistics， 1973（36）： 298-306.

[9] Lo C P， Welch R. Chinese urban population estimat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67）： 246-253.

[10] 刘继生，陈彦光.城市密度分布与异速生长定律的空间复杂性探讨[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6（4）：139-148.

[11] Wilson A.G. 蔡运龙，译.地理学与环境-系统分析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 张新生.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研究及其应用[D].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7.

[13] Mandelbrot B B. Fraetals： Form， Chance， and Dimension [M].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7.

[14] Batty M. Fractals-geometry between dimensions[J]. New Seientist，1985，106（1450）： 31-35.

[15] Batty M， Longley P A. Fractal Cities： a Geometry of Form and Function[M]. London： Academic Press，1994.

[16] Batty M. Fractals： new ways of looking at cities[J]. Nature，1995， 377： 574.

[17] Arlinghaus S L. Fractals take a central place[J]. Geografiska Annaler，1985，67B： 83-88.

[18] Chapin F S.，Weiss S F.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residential growth[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1968（2）： 375-390.

[19]Chapin F S.，Weiss S F.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residential growth[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1968（2）： 375-390.

[20] Couelelis H.Of mice and men： what rodent populations can teach us about complex spatial dynamics[J]. Enviornment and Planning A，1988（20）： 99-109.

[21] Batty M， Longley P A. The morphology of ubran land use[J]. Enviornment and Planning B，1986（15）： 461-488.

[22] White R， Engelen G. Urban systems dynamics and cellular automata： fractal structures between order and chaos[J]. Chaos， Solitons&Fractals，1994，4（4）： 563-583.

[23] Clarke K C， Gaydos L J. Loose-coupling a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and GIS： long-term urban growth prediction for San-Francisco and Washington， Baltimo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30）： 1857-1872.

[24] Allen P？M， Sanglier M. Urban evolution： self-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1981（13）： 167-183.

[25] Portugali J. Self-organizing cities[J]. Futures，1997（29）： 131-138.

[26] Allen P M. Cities and Regions as Self-Organizing Systems： Models of Complexity[M].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 1997.

[27] Prigogine I， Allen PM. The challenge of complexity[A]. Schieve W.C. andAllen P.M. Self-Organization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s： Applications in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3-39.

[28] Haken H.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3rd edition）[M].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3.

[29] Haken H. A synergetic approach to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cities and settlement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1995， 22（1）： 35-46.

[30] Dendrinos D S. The Dynamics of Cities： Ecological Determinism， Dualism and Chao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1] Zanette D， Manrubia S. Role of intermittency in urban development： a model of large-scale city formation[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997， 79（3）： 523-526.

[32] Portugali J.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 City[M].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0.

[33] Webster C.， and Wu F. Coarse， spatial pricing and self-organizing cities[J]. Urban Studies， 2001， 38（11）： 2037-2054.

[34] Bura S， Guérin-Pace F， Mathian H， Pumain D， Sanders L. Multi-agent systems and the dynamics of a settlement system[J]. Geographical Analysis，1996（28）： 161-178.

[35] Benenson， I. Multi-agent simulations of residential dynamics in the city[J].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1998， 22（1）： 25-42.

[36] Haken H， Portugali J. The face of the city is its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23）： 385-408.

[37]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Network：A Global Urban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8] Jiang B， Claramunt 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the model generalization of an urban street network[J]. Geoinformatica， 2004， 8（2）： 157-171.

[39] Townsend A M.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global 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10）： 1698-1717.

[40] Taylor P J. Derudder B，Witlox paring airline passenger destinations with global service connectivities：a worldwide empirical study of 214 cities[J]. Urban Geography， 2007， 28（3）： 232-248.

[41] Batty M. Faster or complex？ A calculus for urban connectivity（editorial）[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and Design， 2004（31）： 803-804.

[42] 周干峙.城市及其区域——一个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J].城市规划，2002，26（2）：7-9.

[43] 盛强.城市迷宫——空间、过程与城市复杂系统[J].世界建筑，2005（11）：92-95.

[44] 范诚.理解策略——以库哈斯的视角看当代城市的物质形态突变[J].建筑学报，2004（3）：21-24.

[45] 周一星，陈彦光.城市与城市地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1，41.

[46] 吴晓军，薛惠锋.城市系统研究中的复杂性理论与应用[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3-4.

[47] 王铮，邓悦，宋秀坤，等.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01，20（4）：331-340.

[48] 薛领，杨开忠.复杂科学与区域空间演化模拟研究[J].地理研究，2002，21（1）：79-88.

[49] 陈彦光，罗静.郑州市分形结构的动力相似分析——关于城市人口、土地和产值分维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01，21（4）：389-393.

[50] 黄泽民.我国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过程分析——克鲁格曼模型借鉴与泉州地区城市演化例证[J].经济研究，2005 （1）：85-94.

[51] 徐建华，梅安新，吴健平.20世纪下半叶上海城市景观镶嵌结构演变的数量特征与分形结构模型研究[J].生态科学，2002，21（2）：131-137.

[52] 陈彦光，刘继生.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形态的定量描述：从信息熵到分数维[J].地理研究，2001，20（2）：146-152.

[53] 刘继生，陈彦光.长春地区城镇体系时空关联的异速生长分析（1949-1988）[J].人文地理，2000，15（3）：6-12.

[54] 冷炳荣，杨永春，李英杰，等.中国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空间特征及其复杂性分析[J].地理学报，2011，66（2）：199-211.

[55] 王晓琴.基于空间动力学的城市用地扩张策略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56] 张勇强.城市空间发展的自组织研究——以深圳市为例[D].南京：东南大学学位论文，2003.

[57] 孙建平.Agent的城市交通区域协调控制及优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58] 陈彦光，刘继生.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空间互相关和功率谱分析——引力模型的理论证明、函数推广及应用实例[J].地理研究，2002，21（6）：742-752.

[59] 董益书.基于GIS的城市动力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

[60] 黎夏，叶嘉安.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城市发展密度模拟[J].地理科学，2006，26（2）：165-172.

[61] 薛领，杨开忠.城市演化的多主体（multi-agent）模型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12）：1-9.

[62] 刘妙龙，陈鹏.基于细胞自动机与多主体系统理论的城市模拟原型模型[J].地理科学，2006，26（3）：292-298.

[63] 张新生.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研究及应用[D].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7.

[64] 孙战利.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地理时空动态模拟研究[D].北京：中科院博士学位论文，1999.

[65] 刘继生，陈彦光.城市、分形与空间复杂性探索[J].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4，1（3）：62-69.

[66] 陈彦光.分形城市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67] Bathelt H.， Glucker. Toward a relation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3（2）： 117-144.

[68] Yasusada Murata.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68）： 1-34.

[69] Dixon， D. Rural-urban interaction in the third world[A].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Developing Area Research Group， 1987.

[70] Scarlett T. Epstein， Jezeph David. Development-there is another way： a rural-urban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paradigm[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8）： 1443-1454.

[71] Potter Robert B. and Unwin Tim. Urban-rural interaction： physical form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J]. Cities， 1995， 12（1）： 67-73.

[72] Oucho John. Enhancing positive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some experienc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C].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detail.asp？articleID=219， 2004.

[73] Cooke， P.， Morgan， K. The network paradigm： new departures in corporate in corporat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Society and Space， 1993（11）： 543-564.

[74] Murdoch Jonathan. Networks：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16）： 407-419.

[75] OECD. Networks in Rural Development[C]. Paris： OECD， 1996.

[76] Audas Rick.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1990s[J]. Canadian Social Trends， 2004（73）：17-24.

[77] Ginsburg， N.， Koppel， B.， and McGee， T.G.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1： 47-70.

[78] 马远军，张小林，李凤全，等.我国城乡关系研究动向及其地理视角[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22（3）：78-84.

[79] 王振亮.城乡空间融合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城乡空间关系的系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80] 许学强，等.中国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81] 曾菊新.现代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82] 李泉.中外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与启示——兼论西部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J].开发研究，2006 （5）：56-60.

[83] 余斌，曾菊新，罗静.中国城镇非密集地区城乡发展的空间创新研究[J].地理科学，2007，27（3）：296-303.

[84] 胡国良，张丽.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关联发展综合评价—以新疆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0）：4774-4778.

[85] 张立艳.建国以来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86] 刘玉.信息时代城乡互动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3 （1）：33-36.

[87] 曾磊，雷军，鲁奇.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比较分析[J].地理研究，2002，21（6）：763-770.

[88] 张竟竟，陈正江，杨德刚.城乡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及应用[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21（2）：5-11.

[89] 奚建武.城乡关系变迁的新动力——基于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视角的分析[J].城市问题，2009（6）：49-53.

[90] 汪沛.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城乡政策及城乡关系的演变研究[D].合肥：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91] 楚材，陈雯，顾人和，等.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协调对策[J].城市规划，1997，21（5）：38-40.

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Institute of Innovation & Strategic Studies，East C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