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演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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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特朗普演讲范文
硅谷创投教父彼得・蒂尔（Peter Thiel）被人们看做是“一位逆向投资者”。最著名的投资则是――他是硅谷唯一高调支持特朗普的人。现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人们才恍然大悟：蒂尔的确能把握“做个少数派”的机会。
此前，彼得・蒂尔不但高调为特朗普站台演讲，而且还出钱出力。对于这一点，彼得・蒂尔不仅直言不讳，而且依然坚信他的“少数派”选择之路。他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旧常态失灵、失效了，正因如此特朗普才当选了总统。特朗普总统决意做出新尝试，如果他行事一切照旧，那反而成问题了。”
作为硅谷风险投资人，PayPal联合创始人兼硅谷Facebook董事会成员，彼得・蒂尔让中国人熟知是因为他的一本畅销书（《Zero to One》），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横向的发展，也就是从1到N，椭颇持挚尚械哪J酱佣推广并大规模使用;另一方面是纵向的发展，也就是从0到1，不断做新的尝试。有中国学者提出，美国的从0到1的能力，加上中国的从1到N的能力，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合作红利，对此，彼得・蒂尔坦言，“我认为，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确能够互补，但两国的公司都极具雄心壮志。美国公司想要拥有最大的规模，中国公司渴望创新。双方都希望实现多元经营而非局限于一种产品和一个产业。”
显而易见，彼得・蒂尔对“美国研发+中国制造”的合作路径并不认可，他认为现在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已经出现了很多明显不同的特点。他含蓄地指出：“由于两国的公司都给予本国市场更多的关注，美国公司可能会努力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中国公司可能在中国进行更多的设计。但无论如何，美国公司将继续寻求与深圳等拥有强大基础设施的城市建立合作关系。”
“从0到1”的创新正在中国大地发芽，中国的设计也在艰难地拱出泥土。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独创性的企业更多地诞生？彼得・蒂尔忠告：在美国，我们看到在信息科技领域有如此多的创新，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对这个领域的管控比其他行业少。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放手。这样才能激发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彼得・蒂尔告诉《财经》记者：“我认为最大的灵感来源于成功企业家的示范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向马云和马化腾等企业家的非凡事业学习，其影响力可能会超过任何政府项目。” 美国硅谷风险投资人，PayPal联合创始人兼硅谷Facebook董事会成员彼得・蒂尔。
《财经》：在美国大选之前，硅谷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特朗普，但你逆势而行，为特朗普站台助威，并成为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成员。一些人可能担心特朗普走得太远，你现在依然保留这份支持吗？
彼得・蒂尔：旧常态失灵、失效了，正因如此特朗普才当选了总统！特朗普总统决意做出新尝试，如果他行事一切照旧，那反而成问题了。
《财经》：你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制造业回流计划，这会加强还是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彼得・蒂尔：之前的历届政府始终关注着政府计划和转移支付，但对选民而言，有一个好工作比获得政府的直接援助要重要得多。我想特朗普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正确的。
《财经》：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会否对硅谷的文化生态和创造力造成伤害？
彼得・蒂尔：硅谷会继续保持强大。特朗普总统并不想阻止移民，他想要做的是吸引最有才能的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就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对美国和硅谷都是有利的。
《财经》：如何看待“美国研发+中国制造”这一过去数十年来卓有成效的合作模式的前景？
彼得・蒂尔：由于两国的公司都给予本国市场更多的关注，美国公司可能会努力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中国公司可能在中国进行更多的设计。但无论如何，美国公司将继续寻求与深圳等拥有强大基础设施的城市建立合作关系。
《财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合作潜力，有人说美国的从0到1的能力，加上中国的从1到N的能力，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合作红利，您如何看？
彼得・蒂尔：我认为，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确能够互补，但两国的公司都极具雄心壮志。美国公司想要拥有最大的规模，中国公司渴望创新。双方都希望实现多元经营而非局限于一种产品和一个产业。
《财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依靠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但是，对于什么是创新、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对中国的创新路径你有什么建议？关于创新，你对你的中国同行有何建议？
彼得・蒂尔：我想要告诉中国的企业家们不要盲目相信趋势。如果所有人都在讨论你经营策略的要素，那就意味着你要面临很多竞争。
《财经》：你认为中国人比较悲观，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的未来有乐观的理由吗？你觉得中国未来几十年会发生什么？
彼得・蒂尔：在中国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我称之为“计划”的态度。“计划”性的思想意味着做长期计划而非一步一步地随机适应。你做明确的计划时，会将制约和限制因素都考虑在内。我想中国人很清楚未来增长所面临的局限。这看似是悲观，但实际上它能够激发创造力。中国人知道自身的局限性，而且清楚未来不会自动变得美好，正因为如此，他们知道必须努力奋斗，而这让他们更有可能通往成功。
《财经》：《从0到1》这本书讲到独特性、不可复制性，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创造怎样的环境，才能促进这类独创性的企业更多地诞生？
彼得・蒂尔：这很难说。在美国，我们看到在信息科技领域有如此多的创新，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对这个领域的管控比其他行业少。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放手。
《财经》：创新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中国政府怎样做才能激发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彼得・蒂尔：我认为最大的灵感来源于成功企业家的示范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向马云和马化腾等企业家的非凡事业学习，其影响力可能会超过任何政府项目。
《财经》：目前，中国正在试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本质上是草根活动。依靠民间力量的创新是否是一条探索之路？这一草根活动还需怎样的市场机制？
第2篇：特朗普演讲范文
当然，特朗普当选并不是硅谷的末日，可能还有人没有注意到，特朗普在竞选中所做的承诺中，有一项是为高收入者减税，因此硅谷绝大多数人都是受益者，只是骄傲的硅谷人不在乎这个，他们最关注的是这里平等、自由、共享的价值是否会受到破坏。当然，新能源科技公司则有更切实的担忧。
可能只有1%的硅谷大佬支持特朗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风投教父彼得・蒂尔，他曾是埃隆・马斯克的同事、Facebook最早的投资者，也是硅谷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蒂尔受邀加入特朗普的过渡团队，被视为最大的一桩“风投成功”案。
2016年毕业季，彼得・蒂尔在汉密尔顿学院做嘉宾演讲时，对学生们讲到创新和技术：“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已是老生常谈，但真理的发现接近于停滞也是一个公开秘密。虽然电脑变得越来越快，智能手机也颇为新鲜。但在另一方面，飞机很慢、铁路坏损、房价高昂而收入没涨。
“今天‘技术’这个词意味着信息技术，所谓的科技产业建造了计算机和软件。但在1960年代，‘技术’有更广阔的意义，指的不仅是电脑，还有飞机、药物、肥料、材料、太空旅行等所有方面。”
彼得・蒂尔这番话代表了硅谷人的一种忧虑：技术和创新变得越来越狭小，被局限于互联网最基本的属性之内，似乎互联网、软件就是创新的一切。而人类利用互联网改变世界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他寄希望于特朗普政府能有所改变。
在对这种现状的批评言论中，最典型的一句是：“我要一辆会飞的汽车，你却给了我140个字符。”这句话中，140个字符可以有两个含义，广义是指互联网软件产品，狭义是特指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因为每条推文140个字符。大家都有过中文微博的体验，不用详细介绍了。
推特和Facebook在大选中都出尽了风头，甚至被认为是影响了选举结果，但几个月短暂的红火，并不能代替严酷的现实：当年风光一时独领的社交王国推特，今天穷途末路，依旧寻不到买家。
2016年的硅谷，最重要的事件必须包括两大收购案：6月，微软以262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公司的全部股权和净现金。7月，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以48.3亿美元收购互联网先驱雅虎（Yahoo！）的互联网资产，收购后雅虎将被整合入威瑞森旗下的美国在线。此后就传出推特寻求被收购，它接触过迪士尼和Salesforce公司，但至今没有下文。
这三起收购（待售）案中，领英被收购稍感意外，雅虎早已成僵尸，推特江河日下，领英被收购也加剧推特管理层出售意愿。
说领英被收购稍感意外，是因为它在全球深受欢迎，而且发展势头依然不错。领英宣称：公司使命是连接全球职场人士，使他们事半功倍发挥所长；而更长远的愿景则是为全球33亿劳动力创造商业机会，进而创建世界首个经济图谱。领英全球会员人数超过 3 亿，美国《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均有高管加入。我个人没有使用过领英，但看过亲友的页面，当时的感觉就是，无论对员工，还是对人力资源主管，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平台了。
美剧《硅谷》中有一个场景：大牛程序员感到不爽，就把自己领英页面上“职业状况”一栏改成了“求职”，只片刻功夫，猎头的电话就来了。
领英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里德・霍夫曼被誉为“硅谷的人脉之王”，他也是硅谷最多产和最成功的天使投资人之一，2011至2014年连续荣登“福布斯全球最佳科技创投人”榜单前十名。由于较高的溢价，微软并购领英在业界评论为还算双赢，但是，霍夫曼坦言：选择被收购，主要是公司发展方向面临艰难选择，另外，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应对未来。
对创业者来讲，被收购并不等于失败，有时还算成功的退出。陈士骏创办YouTube20个月后，谷歌以16.5亿美元收购；在线照片共享服务商Instagram，十几个人的团队，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现金加股票的方式收购。这都是令人艳羡的创业者成功退出。但是，对志存高远的里德・霍夫曼来说，领英被收购真不能算成功，但看看雅虎的结局，看看推特至今找不到下家，他也应该心满意足了。
今年，雅虎以48.3亿美元被收购，而2008年它曾拒绝了微软的开价：450亿美元。
雅虎被收购，是值得记住，也值得纪念的事件。评论雅虎，就像听流行歌曲，有代沟。年轻人觉得不值一提，而中国第一代网民还是有些感慨。
雅虎早已经是僵尸公司，自从2000年泡沫破裂导致市值缩水近九成后，十几年来，这家互联网先驱公司一直苟延残喘，结局没有任何悬念，而在它最后挣扎的这几年，很多评论者早就迫不及待地盖棺论定。对雅虎失败原因的分析，和前几年甚至前十年都没有本质变化，只是多了对它的第七任CEO、也是现任CEO玛丽莎・梅耶尔几年来拯救雅虎的评价。
雅虎的没落其实和众多公司不同，它的一系列投资失败和决策失误是发生在中后期，而没落的根源在于创始人的格局。雅虎的创始人发现了道路的入口，就如同他们所说：“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一把进入这些神奇世界的钥匙。”但进入后怎么走，前路如何，都不是他们的能力所能判断的。他们在互联网的混沌期开天辟地，随后就不知所措了。
雅虎的失败，可归类为：因开创性而成功的公司，由于创始人格局所限而难以继续发展。
就如同本专栏以前的文章里总结的：雅虎是互联网的启蒙者和开拓者，它的贡献至少有两个：一是在互联网的初期，尝试了人类能利用这个工具能做什么；二是自己的尝试和错误，给后来者做了教材。所以说它过去是样本，今天是标本。
如果说雅虎的失败还可归结于早期探索者的局限，那么，今天硅谷一些明星公司的没落，则能反映某些趋势，其中包括彼得・蒂尔等人批评的“单纯互联网”势必要转型。
推特的没落就是典型。推特曾经是广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的网站，是微博客概念的创建者，是和Facebook相提并论的硅谷明星公司。然而，自2006年创建以来，一直因缺乏明确的盈利模式，近年来营收增速已开始放缓，且在吸引新用户方面遇到难题。今年第一季度营收达到5.945亿美元，但净亏高达7970万美元，而且公司股价在过去一年中累计下跌了近54%。
用过中文微博的人，都能体会到推特今天的状态。微博曾经是我最倾情投入的社交媒体，但几年前就放弃，专用微信了。用户喜新厌旧，公司盈利可想而知有多难。我对微博最多的抱怨，就是被不时推出的各种无厘头功能所打扰。也听过有人评论：微博上最好的服务，就是没有客服打扰。在我放弃微博前的那一段日子，感觉到他们连蚂蚱肉都要吃了。现在可以理解，产品功能单一，盈利空间有限，公司更要千方百计找赚钱门路，用户体验就无法顾及了。
推特待价而沽，又让我想起了反复琢磨的问题。我认为：“纯互联网公司”应该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成熟了，但发展空间也不大了。所谓“纯互联网公司”是指实现互联网最原始功能――接入、搜索、共享的公司，也就是不需要+的公司，从最早的雅虎，到现在的Facebook、推特、领英、腾讯等等。这些公司的伟大功绩是使互联网成为了空气和水，成为了人类不可或缺的形态。但是，这些公司预期可见，除非科技能使人类交往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们可能会变成“基础设施”。
但是，现在也有新的动向值得关注，比如，Facebook就不再是一个“纯互联网公司”，它依然是人气最旺的社交媒体，但它在新领域的尝试――适用于全球（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互联网接入设备、虚拟现实头盔技术等，表明了公司的鸿鹄之志。当初，人们把Facebook和推特相提并论为社交网站，现在两家可称南辕北辙。有评论说，扎克伯格是最被低估的硅谷精英，的确，他代表了硅谷的新趋势。把Facebook和谷歌相提并论可能更恰当。
第3篇：特朗普演讲范文
采访人：郎静，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访问学者。
一、文化研究是一种行为和工具
郎静（以下简称L）：教授，您好！很高兴在美国再见到您。记得去年您访问南开大学时，我拿着您的著作《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的中译本请您签名留言，您写下了“Welcometotheworldofculturalstudy”。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文化研究是否同文学、历史、哲学一样可以看作是一门学科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定位和理解“文化研究”？
格罗斯伯格教授（以下简称G）：如你所说，在人文领域有很多学科，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但是就文化研究而言，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门学科，至少在美国不是。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所以很难对其进行专门的学科定位，但是它肯定也共享了某些学科的特性，例如为了进行文化研究，研究者需要对文本进行阅读，虽然我认为文本细读是在研究中经常发生的行为，但文化研究并不同文学一样可以被认为是一门学科。我们现在所谈的“文化研究”更多的是成为一种行为。你知道，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出现真的是非常偶然的，因为以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一些具有学术声望的教授想要从事这样一项研究，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开辟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空间。理查德・霍加特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将其看作一种兴趣爱好。霍加特受雇于伯明翰大学教授现代英国诗歌课程，他是研究英国诗人W.H.Auden的著名学者。他向学校提出进行当代文化研究的计划，希望可以让他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简称CCCS），但伯明翰大学并不提供多少资金支持。除此之外，在英国，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大量年轻学者是非常积极的新左翼力量，在他们的参与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这里你提出了文化研究如何出现的问题，还需要知道的是，至少在英语世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在学术圈之外并没有很多空间，英国和美国都是这样。我认为，像斯图亚特・霍尔这样的学者将自己投身到学术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无法在圈外找到可以从事自己兴趣的空间。自我从英国回到美国之后，文化研究在美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门学科。我的研究工作也是在传播学的学科下展开的，并不是因为我对传播学感兴趣，或者将其看作了媒介研究的不同类型，而是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对这些涉及文化社关系的问题感兴趣，这一现状一直到詹姆斯・凯里那里才有所改观。我所熟知的其他人有从事教育研究的，因为教育也对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产生兴趣。其实，文化研究的行为诸如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在英语文学中出现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现在这些研究在我看来，是文学，但是却不束缚于学科界限。在很多学校，没有文化研究系，全美十几个传播学系有三四个文化研究的博士课程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但也仅限这些。英国要多一些，澳大利亚也有，意大利也刚有不久。所以，文化研究真的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行为。
L：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自学界的“文化转向”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将文化研究的视角引入自己的研究中，那么，在您看来，文化研究试图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G：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是让世界下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像拉丁美洲、非洲、中国，文化研究的空间非常有限，我知道在中国，也只有王晓明、陶东风和陈光兴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建立了文化研究的专门院系、学术期刊等。我认为，文化研究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公众对“危机时刻”感觉的特别反应。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变是黑格尔口中的“旧的已经死亡，新的还未诞生”的时刻，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转变的当下和未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意大利者葛兰西将其称作“有机危机”（organiccrisis）。社会剧变震动，我们没有人能从社会结构性所引起的持续性危机中幸免，而这变成了一个集政治、文化、经济于一体的社会斗争场域，英国就是如此，一战后，英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个急剧转型的状态。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一变化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创造理所当然是在与这样一种历史时刻接触的时候。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谈到了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刻”，一个需要文化研究的时刻，因为如果你放任那些在知识分子看来是简单甚至是愚蠢的思维和想法，那么这种情况将会以什么来告终呢？我们感觉到整个社会在发生剧烈变化，但是我们却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恰恰表明了文化研究时刻的来临。另外，在文化研究中有两个要素必不可少：首先，在社会转变中文化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你从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就可以感受出来，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不会停止。但是，对于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你不能只是将文化看作一个学术术语，而拒绝承认其中的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中往往蕴含着文化问题。其次，需要有认识其中复杂性的能力和思维。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线索，例如一条a、一条b、一条c、一条d等这些相互关联在一起像乱麻一样的文化现象，你必须要接受人类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并不是简单地将各种线索解开，而是要理解这团乱麻是如何缠绕到一起的。所以，危机、文化和复杂性共同促成了文化研究的诞生。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时刻结束了，我想你不会相信那种“我们生活在永久的危机之中”的社会理论，我也不相信。如果人们已经习惯了危机，就好像危机并不存在一样。而且，我认为文化研究需要在“语境”中展开，即便没有葛兰西说的“有机危机”。文化研究不是大众文化的研究，举个例子来说，当我第一次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谈论大众流行音乐，然后我就说如果不谈论大众流行音乐，那么怎么理解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从谈论大众流行音乐开始了。但对我来说，这里重要的不是谈论音乐，而是通过音乐来理解当时的“语境”。所以，我并不想创造一个新的研究客体―――大众流行音乐，我想要创造一个新方法或者说是新的窗户来理解“语境”。所以，我认为文化研究一定要建立在“语境”之上。你在思考语境、复杂性的同时也需要思考谦逊，因为语境会改变，而且一直在变，你不得不说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好的原因，因为你所使用的工具会变得更好。我想文化研究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无论当时是多么理所当然的想法，但都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你所知道的工具、理论、信息会帮助你得到有用的答案，但是谦逊在知识分子中间却不常见。
其实，我的研究并没有一个强大的理论支持，现今是当代世界，你知道杜克是理论的中心，每个人都有一个理论或者都熟知一个理论。我认为文化研究没有理论，它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工具，你需要在人类广泛的危机再次出现的时候知道什么样的工具在研究中是奏效的，以及如何拆解语境。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危机”，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底线是，即便我们不在危机之中，至少要保证对“语境”的思考，要在“语境”中展开研究。因此，文化研究至少在我看来就是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怎么了的行为，因为这是唯一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方法。你可以感受到现在的美国，有很多游行和抗议运动，我觉得这很好，人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游行和抗议是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不理解世界到底怎么了。同样，我现在也很困惑，但我认为文化研究需要知识分子弄清楚这些问题。
在1967年，我听到一个研究列宁的学者说，我们虽然想要废除妇女堕胎的权利，我们也将会这么做，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理解的是她们挣扎其中的语境。这两件事情相当接近。因为这告诉我们要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左翼坚持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理解世界的准备，但是很多人的努力却并不奏效。文化研究为了使人类能够长久地发展，而致力于理解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世界变化以及变得更好的策略。斯图亚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任何不关心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发展的知识分子，任何不关心其中变化境况的知识分子，都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我想他说这句话是针对文化研究者而言的，当然你可以成为任何领域的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文化研究就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知识分子必须从事的事业，但是如果你想要从事文化研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二、我所从事的文化研究
L：您从英国回来以后，就一直在美国从事文化研究，并且主办了文化研究的学术期刊，那么，在您看来，目前从事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对文化现象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G：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大学也是这样。因为对文化理解的不同，学者们所从事的研究也各有侧重点。有些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他们教授文化研究的课程，或者有些课程就叫大众流行文化。那么，在今天的美国，文化研究是什么样呢？我认为有很多有趣的研究是围绕同一个文化现象展开的，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比如对环境的问题、新技术问题等的关注。还有一些有趣的研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经济问题，这是过去很多文化研究的学者所忽略的方面，他们并不了解经济学家说话的方式，现在年青一代的学者们知道经济学家们的说话方式开始进行批评，形成了文化研究的新发展。目前，我正在写一个关于特朗普的小册子，我已经完成了第一版的草稿了，我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特朗普现象”的关注，因为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危机时刻”。我想你会发现，文化研究在美国可以是任何事情，像军事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种族、殖民化，等等。文化研究就是在它们所提供的文本中发F其中的复杂性，从而拒绝将它们仅仅看作是种族、资本主义或是生命政治的问题。一个英国的教授曾对我说，19世纪英国出版了大量的小说，读者可能会去阅读它，但不需要阅读所有的小说，因为历史已经做出了选择，值得阅读的大概5%或者10%，我猜想。但是，他说另外90%的小说都是废话连篇，不值得读者去阅读。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众多学术创作，也许你只能发现其中的10%值得阅读。虽然有很多以文化研究的名义发表的对诸如电影、媒介、电视、网络等有趣的研究，但是所有这些都比较零散，过度地受到性别理论研究的驱使，然后再寻找政治危机或背景。所以我不能直接给出“美国到底怎么了”的答案，尽管人们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在美国文化研究没有一个网络式联系，中国正在逐步建立，只有印度尼西亚有文化研究的网络联系。虽然我们有文化研究学会，但情况是三分之二的人在其中，但我认为没有人在从事文化研究。提到这些，我并不是觉得自己有权力这么说，只是疑惑为什么他们要叫作“文化研究”呢？所以，在美国，文化研究可以说是松散的，那些致力于共同项目的人，甚至可能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或是不同的学科里获得不同的形式。
L：既然我们无法将美国的文化研究看作一个整体的网络，那么，当您面对一个文化现象时，如何展开思考？
G：我会做两件事情：首先，当我面对某个特定的问题时，举个例子可以是大众流行文化问题，或者我也写过关于儿童状态的著作，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找到任何可能的文献资料。这样的工作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很有困难的，但是我会尽力去做。我在准备写最近这本特朗普的小册子时，大概找到了大约500篇文章，看看这些文章是如何叙述特朗普的。我还会收集来自主流大众媒体、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电视等的信息。不仅仅是关于摇滚乐或者关于儿童的信息，我认为其中一些看似无关的信息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所收集的资料最初看起来并不成系统，例如在这里我会在电影里发现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行为的材料，在那里我可能又会在代际之间发现经济的变化。对我来说，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发生相关性，从而成为语境的一部分。实际上，我所想写的不是摇滚乐或者儿童境况本身，而是社会语境。其次，每隔几个月，我都会把我所搜集到的材料分类保存到电脑的文件夹里，然后我会经常地移动它们，这个与那个相关，那个又应该移动到这个文件夹里，如此反复地思考整理，直到我觉得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建构出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最近，我又有了一个关于特朗普的文件夹，特朗普现象与某种特定哲学的相关性，特朗普现象与网络媒介的相关性等，由此建构出来一个语境。无论我从什么样的入口开始，我都会这样做，逐渐使得我的想法变得深入和丰富。我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尽管终有一天我不得不停止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当我觉得我的思考足够有趣的时候，我需要把它写下来，让更多人读到。也许有人对这样的做法并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很有趣。
L：当您做完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建构出您的“语境”，开始写作时，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
G：我会从演讲开始，我所写过的文章都是在不断的演讲中完成。首先我更善于倾听自己的论点，并做出批评，在这一过程中，阅读自己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从而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论点是不正确的，我会为自己做一个心理的记录，所以在形成最终观点的过程中我的论点会随时发生调整和变化。其次，也因为我会去阅读人们的表情，从人们的表情中我寻找他们真实的想法。例如听到我的演讲，有些人表现出“原来如此”的豁然的表情，而有些人则表现出“胡说八道”的不认同的表情，然后在演讲的问答中，我会从他们当中收到反馈。这是非常老旧和浪漫的事情，但我觉得很时尚。我坚信面对面交谈的价值，我的老师凯瑞就是这样做的；我也坚信知识分子的人生就是在不断交谈中度过的，甚至是通过演讲的交谈。交谈与写论文、写博客、写评论是非常不同的，不仅修正了我的想法而且发展了我的想法，这就是我的工作。
L：在资本以其势不可当的力量在全球流动的今天，您如何看待文化研究中政治的抵抗和资本的收编之间的张力？
G：我觉得在当今世界没有什么完全纯粹的事物，没有纯粹的抵抗，也没有纯粹的批评，任何事物都能在某种力量之下被俘获。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书，叫作WeGottoGetoutofThisPlace，其中涉及了摇滚乐、新右翼的出现、总统里根等内容。在有出版商决定出版以后，出版社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我说好消息是什么？他说有一个大学要100本我的书，大概是作为他们上课的必读文本，我当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金钱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想着至少可以收到500美金吧。接着我问他坏消息是什么？他说，问题是这是一个基督教保守派的大学。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问我的老师斯图亚特・霍尔，他说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是无法保证那些被带进现有关系中不可预料的事件，你甚至无法预测你的文本所具有的意义，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使用你的著作可能是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或者是作为将来的一个策略，无论哪一种，你都要预料到你无法控制的事实。抵抗只有在不可能以想要的方式实现合作时才有价值，而这仅仅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抵抗过。抵抗的纯粹和完美总是其中的一部分，妥协和抗争总是在力量对抗中同时存在。斯图亚特・霍尔曾谈到抵抗和遏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抵抗中有遏制，遏制中有抵抗。生活就是如此，总是充满了抗争，不是一个纯净的圣体，也没有纯粹的抵抗。
三、文化研究的未来
L：2010年，您出版了一本名为CulturalStudiesintheFutureTense的著作，您用“只在过程中形成”预设了文化研究的未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G：这样说是因为世界总是在变化。文化研究不是作为一个正确的理论而出现，而是作为一个行为来发现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因此，知识分子的研究方法也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我举一个文化研究以外的例子，以我熟悉的哲学来说，我读了很多哲学著作，其中一些结论也很难懂。现在，哲学经常会阻碍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因此我们需要对哲学进行批评。我对此相当感兴趣，但是现在我想这其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就是人们倾向于将理论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而忘记了去回答“世界怎么了”的问题，这种变化在各种各样的理论交织中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理论可以告诉你世界怎么了，但问题是你想用哪一个理论，因为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也不理解的东西。我无法明确地告诉你未来的文化研究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在今天看来文化研究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梦想和想象，但到它成为现实之前总要一步一步前进，这样才能走向未来。你知道，当我20世纪70年代回到美国大学时，没有文化研究的，也没有文化研究的杂志，而我成为最早的一批先行者。所以，只要有梦想，就有足够前行的动力，世界不停息地变化，对“世界怎么了”的问题的反复回答，使得文化研究也会长久地发展下去。我已经很老了，但你可以继续下去，这就是文化研究的未来。
L：我明白了，您去年访问中国送给我“welcometoworldofculturalstudy”这句话其中还蕴含您对后辈和文化研究的希望。我知道您在到南开大学之前，先去了上海大学，离开南开以后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在您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交谈中，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
第4篇：特朗普演讲范文
一、兴趣指引，消除考试焦虑症
每年开学，我会及时跟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喜好，发现他们的兴趣所在，把有共同爱好的同学分到同一个小组，每周分给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材料，让他们有针对性地专听自己喜欢的内容。我选择的听力材料简短、真实，语音地道，稍稍高于该小组的听力水平。听完了，小组内相互复述材料内容，使没有听明白的学生更容易理解听力内容，有机会去解决没听出来的难题，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从而保持听下去的动力。今年有一个小组很喜欢八卦新闻，我下载了一些难度适中又切合他们口味的材料“Why the babysister kill the baby？”“LiYifeng-how to seek after girls？”学生们兴趣盎然，有时候他们会一口气听上五六集，屏气凝神，全神贯注，生怕错过哪个关键情节。这种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使得他们自己忘记了是在练听力。近段时间，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感兴趣，我就趁机下载了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助选演讲》、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为你而战！我的父亲》以及希拉里的败选演讲《为理想奋斗绝对值得》等等。通过这些MP4材料，学生们不仅能了解到大选的情况，还能激励自我为目标和理想奋斗，将自己浸泡在英语环境之中，不知不觉地消除了对英语的恐惧。
二、创设交流平台，让听和说自然生成
1. 英语角，让英语对话不再金口难开。在粤西地区，想让学生接触外国游客，亲自与native speakers直接交流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创设英语交流的真实场景，促使学生实践。我们举办了英语角，每周派一名英语老师在那儿与学生们谈生活、谈学习、谈感受，学生们也可以谈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本年度军训的那一周，刚好轮到我去英语角，我问学生：“Do you know each other？”“No.”我让大家先相互了解一下，然后谈谈这两天军训的感受或班里的情况。B同学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同学，当A同学介绍自己的班主任时，B同学显得很兴奋：“Oh， Mr. Li used to be my headteacher.” A：“Really？ So what do you think of him？”B同学的话也就多了起来，说Mr. Li以前当班主任的时候很积极，对全班同学都很好，用上了“devote himself to our class and kind to us all. ”我适时地夸他一两句，他就更兴奋了。在整个交流^程中，我只是做一个新话题的引领者，就轻松地打开了他们的话匣子，既轻松又自然。
2. 小组互助，让听说练习不再沉闷。在英语听说课前，学生按照小组就坐，课前5分钟的汇报由小组各成员轮流执行，老师统一播放材料，小组内学生各自记录重点，记录完了用3分钟交流笔记内容，小组内形成完整的答案，然后小组之内或小组之间互相提问、互相评价。这样，小组内外的互动、合作、交往就很自然的形成了。没有老师的提问，学生的紧张情绪也得到了释放，自然就参与了小组讨论。小组互助大大增加了学生说的机会、交流的机会、思维碰撞的机会、表现的机会和锻炼的机会。
3. 方法灵活，让课文复习与听说教学一举两得。在高三的一轮复习中，为了让学生在听说互动的交流过程中体会英语作为语言工具的重要性，我有时将课文材料改成听说训练的素材，让二者有机结合。这样，既避免了学生对已学过的课文内容缺乏重新学习的兴趣，又将听说训练渗入一轮复习中。如复习课文B3 U3“Cultural relics”时，我先播放两次录音，根据课文内容提3个问题，回答5个问题。三问的设计把课文句式渗透在内，很自然就把课文的重点句型的复习结合在了听力中。然后学生根据课文录音进行模仿朗读，反复对比自己的录音与原文录音的差距，取长补短。最后我给出一些关键词，让学生复述课文。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复习课文的兴趣大大提高了。
三、夯实基础，让听和说自然顺畅
1. 过好词汇关。到了高三，有很多学生的单词积累都比较薄弱，再像高一高二那样一个学期才记10个单元的单词，是不可能的。怎样才能把考纲要求的3500个单词背下来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量的背，每天背100-200个，让重现成为常态。
2. 打好语音基础，为模仿朗读铺平道路。高三开学后，我利用一个月进行堂上模仿纠正发音。每天10分钟，听3500个词汇里的单词，纠正单词发音，一周听一个小故事，然后让学生主动找我背，当场纠正发音。经过一个月的尝试，我发现，学生的潜能是无穷的。
3. 熟记习惯用语和句型。在听说课上，一段录音放完了，经常有一些学生向我大吐苦水：“老师，刚才那段录音中的单词我都懂，但就是不懂整个句子想说啥。”原因之一就是native speakers在说话时会使用一些习语和惯用句型，如“What’s up？”“It’s on me.”这些句型都不可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而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惯用语来记忆，避免在交际过程中望词生义。
四、掌握听说高分技巧，实现成绩飞跃
第5篇：特朗普演讲范文
吴宝珠，一位来自越南的数学家，在2010年8月19日印度海德拉巴市召开的第26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了国际数学界大奖――菲尔兹奖。他通过引入新的代数-几何学方法，证明了朗兰兹纲领自守形式中的基本引理。在过去的30年中，数学家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都是在假定基本引理正确并且终将有一天会得到证明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吴宝珠的工作对于朗兰兹纲领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成长之路
1972年，吴宝珠出生于越南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越南国家力学研究所物理学教授，母亲是越南中央传统医学院的副教授。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因为父亲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吴宝珠的幼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母亲的家族中度过的，直到上小学后，父亲才从苏联回到越南。学生时代的吴宝珠先后就读于河内的讲武实验小学、征王中学。1987年初中毕业后，他考入越南国立河内大学附属高中的数学专修班。这是一所针对全国天才学生的高中，规模不是很大，但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方面却是硕果累累。其学生在1974年到2001年间共取得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奖牌62块。
在数学专修班学习期间，吴宝珠曾两次参加奥数竞赛。1988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29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他以42分的满分夺得金牌，而后在1989年再度获得金牌。但此时的吴宝珠对奥数竞赛已经失去了兴趣，因为这种竞赛要求参赛者在有限的时间里精通各种技能，虽然有助于人们解决复杂和技巧性的问题，但它没有尊重数学自然的简洁和美。正因为对数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吴宝珠在日后的研究中坚持自己的品味，不断钻研，滴水穿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89年，高中毕业的吴宝珠获得了前往法国学习的奖学金。因为法国的教育体系不同于其他的国家，吴宝珠必须从高中读起，之后才能进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开始大学的学习。其实这时的吴宝珠已经开始在巴黎第十一大学热拉尔・洛蒙（Gérard Laumon）教授的指导下，开始自己的博士研究了。此时在法国数学界，朗兰兹纲领是一个有口皆碑的题目，在罗杰・戈德门特（Roger Godement）这位被称为自守形式之父的数学家的不断介绍下，当时许多的数学家都在做自守形式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吴宝珠的导师洛蒙教授。
攻克朗兰兹纲领
朗兰兹纲领是由普林斯顿数学家罗伯特・朗兰兹在1967年写给安德雷・韦依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提出的。它是一组意义深远的猜想，预言主要数学领域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统一的联系。
依靠朗兰兹纲领，数学家在一个领域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其他领域证明解决。而如果在另一个领域内仍然难以找到答案，那么可以把问题再转换到下一个数学领域中，直到它被解决为止。所以朗兰兹纲领是21世纪最大的难题，也是未来最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1993年在洛蒙教授的建议下，吴宝珠开始研究朗兰兹纲领的问题。在博士论文中，吴宝珠解决了一个非常类似于朗兰兹纲领基本引理的问题，此时他也开始明白，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应该是针对迹公式的一个几何模型。从1998年开始，吴宝珠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员，在巴黎第十三大学工作，这也是他的第一份工作。CNRS非常类似于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隶属于CNRS，但都在相关大学里和教授一起工作，没有教学任务。并且CNRE研究员是一个终身的职位，没有申请经费、发表文章、晋升职位的压力，研究员在这里所要做的就是潜心研究。在这段黄金般的研究时光中，吴宝珠按照他特有的节奏，向着攻克基本引理的目标前进。
2003年应该说是吴宝珠研究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他已经确切想清楚了基本引理证明中与几何学相关的每一个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下面就要展开具体的论证工作了。随后，他和洛蒙教授共同证明了基本引理的酉群（一般线性群的一个子群）情形，2004年两人因此获得美国克莱研究奖，这项成果也使吴宝珠在数学界凸显了出来。但因为酉群情形不适用于普通形式，所以距离证明基本引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此后的研究进展比较缓慢，吴宝珠也曾一度认为基本引理是不可能证明的，研究工作逐渐进入低谷。或许是物极必反的缘故，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之后，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2006年，吴宝珠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这也是他第一次到这里访问。但就是这一次的访问，为他彻底解决一般情形下基本引理的证明创造了契机。在与高等研究院学者们不断的交谈和讨论中，吴宝珠逐渐明晰了后续的证明思路，并确信找到了证明朗兰兹纲领基本引理的方法。返回巴黎后，他便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引理的完整证明中，完成了超过200页的证明手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痛苦和压力，其中一个严重的错误，就花去他两个月的时间来修正。
从博士研究生开始，吴宝珠用了将近17年的时间来做朗兰兹纲领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个数学家都明白朗兰兹纲领的重要性，如果你知道它，你就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理解数学和几何。安德鲁・怀尔斯在费马大定理中的证明也用到了朗兰兹纲领中的思想，从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美丽和力量。正是怀着对朗兰兹纲领无尽的热爱，吴宝珠在研究的道路上不知疲倦，向着目标一步步地前进。
吴宝珠在法国举行的研讨会上报告了他的证明。5个月的时间里，他不停地举办讲座，努力解释自己的想法，并且纠正证明中的错误。有些人持怀疑态度，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相信他的证明。之后他返回普林斯顿，继续在许多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同时将论文投递给法国《高等研究所数学所出版物》。到2009年底，几乎所有研究朗兰兹纲领的学者教授都相信吴宝珠真的证明了基本引理，美国《时代》周刊也将朗兰兹纲领的证明列为2009年度十大科学发现之一。
“大山”还在前面
当朗兰兹最初写出基本引理的公式时，他一定认为这是容易证明的一个定理。他和学生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来试图证明它，却遇到越来越多的几何学问题。而在过去的30年中，数学家在这一领域的工作都是在假定基本引理正确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吴宝珠的工作无疑在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每个人的工作都有了意义。
2010年1月，吴宝珠的论文《李代数的基本引理》被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出版物》接受发表。现在，吴宝珠拥有法国和越南的双重国籍，并且以正教授的身份加入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在那里，他可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数学研究中，和更多的同事一起谈论数学问题。对于未来的研究，吴宝珠表示基本引理只是整个纲领的基础，只是整个朗兰兹纲领的一座小山峰，爬过这座山峰后，就可以望朗兰兹纲领，而前面却是一座大山。整个纲领的研究也许会耗尽他一生的时间。
生活中的吴宝珠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他待人谦和、真诚，也懂得享受生活。他喜欢很多法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加缪的著作，也曾经读过贾平凹的作品和中国的古典名著。吴宝珠夫妇有三个孩子，他在工作闲暇喜欢和孩子们聊天，用木炭生起壁炉，放着音乐，其乐融融。
第6篇：特朗普演讲范文
“胶质瘤”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陌生，但在北京天坛、上海华山国内权威的神经外科医院中胶质瘤患者却是人满为患，因为大约30%的脑部肿瘤，以及80%的脑部恶性肿瘤是胶质瘤，并且大多数生长迅速的脑部肿瘤都是胶质瘤。
因为胶质瘤的凶险与手术的复杂性，一般医院都很难进行复杂的治疗，患者大多数从全国各地赶赴北京上海进行神经外科的手术与放化疗。
昨日噩梦
2016年初一位特殊的患者与携康长荣的医疗咨询联系――年轻的女性胶质瘤患者，更特别的是她是一位准妈妈！（下文简称S女士）如果正常的话，两三个月之后她将迎来自己的宝宝，一直从事海外医疗的携康长荣也很少见过这样的情况。
肿瘤原发灶靠近脑干，并且已经有部分侵犯到脑干，肿瘤生长迅速，癫痫等症状明显，甚至呼吸困难，疑似较高级别的胶质瘤，再加上S女士是一位孕妇，就诊国内神经外科知名医院后得到的回复是：没有手术的机会。由于S女士家境还不错，所以考虑出国治疗。于是，她们选择了海外医疗最靠谱的携康长荣，当时患者及家人咨询最关键的问题是：对于怀孕中的S女士该如何治疗？有没有对胎儿和患者都好的治疗手段？
第一次见面咨询后，根据经验，携康长荣马上与德国汉诺威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INI）Bertalanffy教授（巴特朗斐教授）――神经外科教授、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神经外科血管中心主任，取得联系，询问S女士手术的可能性。
巴特朗斐教授经常被邀请到国际会议担任演讲嘉宾，还多次应邀到世界各地做客座教授，为颅底外科和脑脊髓血管病变的显微外科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巴特朗斐教授看完病历资料和影像资料后，表示这个脑干部位的胶质瘤还是有机会大部分移除的，尽管有部分呈现弥散分布于脑干部位，但可以将脑干外的肿瘤移除、解除占位缓解症状，并尽量延长生存期。特别考虑到患者已经怀孕，教授表示根据他几十年的手术经验，可以不考虑剖腹产，直接来汉诺威做脑干胶质瘤切除术，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术后可以在汉诺威当地妇产医院生产。
携康长荣将会诊回复第一时间告知S女士与家属。但无奈的是，最终S女士与家属仍然选择在国内医院剖腹产并进行活检，病理报告为间变少枝胶质细胞瘤Ⅲ级，弥漫型，位于脑干附近胼胝体一带，侵犯脑干。2月7日，s女士家属再次联系携康长荣询问如何会诊和签证，但2月15日再次联系时s女士已经等不及治疗，而前往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寻求更好的神经外科手术治疗。
赴美医疗一波三折
曲折一：医疗签证
尽管当时S女士已经有了美国MD安德森出具的医疗邀请函，但美国大使馆仍然无情的拒绝颁发赴美医疗签证，原因并不告知。但最后在家属与患者的强烈解释与要求下，签证官最终为患者办理了签证，患者由家人陪同立即以“国际医疗转运”的形式飞往美国。
曲折二：国际医疗转运
“国际医疗转运”就是提前向有资质的航空公司申请，批准后航空公司在经济舱或者商务舱拆除6-9个座位改装成担架床，供应氧气，由有资质的国际医疗转运公司安排医生或者护士携带相应医疗设备、器具等，陪同患者为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提供救助。
在飞行途中，或许是由于长途飞行等原因，S女士出现了严重的癫痫症状（通常是由于占位压迫，或者脑积水导致颅压升高导致的），幸亏有随行的医生和护士紧急处理，暂时控制住病情。飞机终于降临休斯顿，提前安排好的急救车直接将患者运送到MD安德森急救中心抢救。急救中心通过外部引流，注射甘露醇等措施将脑积水排出，降低了颅压，使得患者病情趋于稳定。
曲折三：出国就医前会诊的重要性
S女士到达MD安德森后，几位中心的知名神经外科专家优先会诊并诊断了患者情况，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几位神经外科专家均表示，由于位置过深且侵犯脑干，已经不在他们的治疗范围之内，建议家属放弃治疗，并且预计在急救病房内随时处理危急病情的前提下，生存期也仅有1-2周，希望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在这种死神临近的情况下，S女士家人再次与携康长荣取得联系，将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德国INI。
打开死神之手，把命拽回来
由于病情的危急，携康长荣将S女士在MD安德森治疗期间的病历、化验单、影像与报告等资料再次发送给德国INI神经科学研究所巴特朗斐教授，进行第二次评估。由于携康长荣领导的重视与工作人T的不懈努力和沟通，教授在收到最新病历报告后仅2个小时内回复：可以接收患者，并确定了手术方案。
肿瘤有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一个在右顶枕叶脑室，另一个在右侧丘脑浸润到脑桥和中脑。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先将肿瘤缩小，在INI是可行的。s女士应该尽快来这里，最好下个周就开始，防止肿瘤进一步侵犯脑干。对于已经浸润到脑干的部分肿瘤，则不能直接手术，不过无论怎样都能移除50%，但究竟会切除多少只能术中才能确定。
另外，不论怎样都需要手术和放化疗联合治疗，这里可以提供。至于术后选择适型调强放疗，还是质子放疗，以及术后的化疗方案，在做完手术后根据术后病理检测报告和术后影像来评估、决定。最后医嘱：不要吃止痛药，阿司匹林就诊前10天停止服用。
接到德国的会诊报告后的第二天，S女士的家人便来到携康长荣与公司签订合同，3月8日，时隔4天，在携康长荣的协助下，S女士与陪同家属在美国办理完德国签证后便直接赴德国进行治疗。同样在携康长荣的协助下在德国顺利办理了入院手续。就在这一过程中，也是周折不断。
因为一般情况，护照持有人必须在目的国驻护照签发国――也就是自己国籍所在国的使领馆申请目的国签证，显然这种常规申请流程不适用于s女士目前这种危重的病情。经携康长荣的工作人员查询和咨询，德国驻美国休斯顿的领事馆只针对美国公民赴德，不对非美国公民签发赴德签证，不过可以申请紧急医疗签证，如果可以签发，就可以直接从美国休斯敦飞赴德国。患者家属得知后，委托休斯敦当地签证公司，由MD安德森出具证明文件，德国医院出具医疗邀请函，以“特事特办”的原则申请国际紧急医疗签证，第二天就出签了。
出签后，患者家属再次申请了国际医疗转运，不过由于此次转运更加紧急，在配备了急救器具的医疗人员陪伴下，由休斯顿紧急飞往汉诺威。到达汉诺威后，由国际医疗转运公司安排好的急救车已经在机场等候，直接将患者送到了医院急救室进行相关身体检查和状况评估。好消息是，患者经历了长途的空中飞行，并没有出现之前担心的例如颅压高、癫痫、呼吸困难等严重的身体症状。患者在急救室进行相关检查后，被认为身体状况良好，可以直接住进普通病房，进行术前的身体检查，准备第二天开始手术。
3月10日在巴特朗斐教授的操作下成功完成手术，总体切除率超过预想的50%达到90%。手术进行的很顺利未出现并发症，病理显示为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与家属希望能在汉诺威进行后续放化疗。
第7篇：特朗普演讲范文
大家好！
我来自xx市第八中学。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峡谷最美红烛颂》。
张丽莉，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舍生忘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学生的生命安全，撑起了一片师者大爱的天空，她的英雄壮举谱写了一曲壮美的生命赞歌，诠释了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她，是我们教师队伍中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其实，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又何止一个“张丽莉”呢？ 在我们学校，像张丽莉那样爱生如子、爱岗敬业的好教师比比皆是，特岗教师崔程x就是其中的一位。
三年前，崔程x老师通过了xx市的教师招聘考试，来到了我们学校。她，一个在城里长大的滑县姑娘，愣是跑了500多里路，来到我们这样一个信息闭塞、交通落后的穷山沟里，和一帮山里的孩子朝夕相处，打成一片。看到她那张执着而倔强的脸蛋时，我们就知道她一定会用她的爱心和行动去生动地诠释出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称号，用她的奉献精神和教育情怀来感动着山区人民对教育孩子的期待。
俗话说的好：女儿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作为独生女的崔程x，更是母亲唯一的精神依托。去年春天，一直想让她调回身边工作的母亲，托亲戚找朋友，想让她把工作调整到滑县去，被她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她说：她就喜欢石板岩这方美丽的净土，就喜欢这穷山沟中的淳朴的百姓，就喜欢这群舍不得、离不开的孩子们。冬天到了，眼瞅着别人家的女儿一个个都嫁人了，自家闺女连个对象都还没有。崔老师的母亲赶紧托人从滑县给她介绍对象，让她周末回家相亲。程x坚定地告诉母亲，这届学生不毕业，决不考虑个人问题。
今年寒假开学，程x的母亲病了，经医院检查是急性阑尾炎，已经化脓需要马上手术。 崔老师是个孝顺的姑娘，母亲手术后，她一步不离地在母亲的病床前伺候了整整三天。刀口不合，母亲还不能下床活动。放心不下学生的崔老师只好硬着头皮，吞吞吐吐地告诉母亲，她要返校了，学校里的一群孩子还在等着她。向来开朗的母亲，这次忍无可忍，痛心地哭了：“闺女啊，你的心里就只有你的学生，你别要我这个妈了！”难于抉择的崔程x，一头是至亲的母亲，一头是至爱的学生，在这个亲情和师爱的天平上，她最终倾向了学生。在她离家时，专门给了舅舅500块钱，让给母亲多买些营养品；特别嘱咐在医院工作的亲戚要多照顾母亲。她就急匆匆地返回了学校。崔老师每每说起这件事情，都觉得十分愧对母亲。孝敬父母天经地义，关爱孩子更是职责所在。在崔老师的身上，正体现了人民教师的神圣使命，在崔老师的身上，正反映了人民教师舍小家为大家的执着情怀。
法国着名作家雨果说：“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崔程x老师就像那默默奉献的绿叶，时时刻刻衬托着鲜花的娇艳。她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铮铮誓言，更没有张丽莉老师的英雄壮举，她有的只是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她有的只是一颗对教育无怨无悔的红烛精神！
第8篇：特朗普演讲范文
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也不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呢？首位创富教育华人导师杜云生认为，他们得了“贫穷病”。杜云生从少年时代开始，对世界上各行各业一百多位亿万富翁的创富模式进行了总结，融会贯通并在自己身上进行实践。他获得大量财富的时候，年仅27岁。他从1996年起，先后在全国30多个城市进行巡回演讲，听众超过10万人次。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愿意，谁也治不好你的“贫穷病”；如果你愿意，自身的富有基金就会增加你对“贫穷病”的免疫能力，使“贫穷病”不药而愈，成为一名富人！
自觉才能治疗“贫穷病”！让我们一起分享杜云生的创富经验――
远离“抗拒收入提高癌”
机会好，命逢贵人助你，能让你一时辉煌；但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种种恶习，最终的结果依然只是贫穷，而“抗拒学习癌”便是其中重要的恶习之一――
100名穷人中有11人是因为患有抗拒学习癌。抗拒学习癌又叫“抗拒收入提高癌”。因为抗拒学习，所以收入不能提高，因为不想提高收入，所以抗拒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英文？我又不出国；为什么要学习电脑？我又不当工程师；为什么要看那么多书？我又不是没上过学。这些是抗拒学习癌患者的初期征兆！
我年纪已经大了，学不会那么多东西了；我年纪还轻，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很忙，没有时间学习。这些是抗拒学习癌患者的中期症状！
我学的技能已经可以进入大企业工作了，学那么多知识没用；我没钱、没时间，不需要学习商业知识。我又不是大老板，学了也用不着；我们公司已经有很多培训了，去外面学还要花钱，而且那么贵！老板去学，回来教我就行了，我又没那么多钱和需求，学了也没有。这些是抗拒学习癌晚期患者的症状。
你再也不需要学习了吗？你以为你的知识够用了吗？千万别拿自己的收入开玩笑。
你以为专业技术、学校里学的知识已经可以让你衣食无忧了？你以为一技之长可以吃一辈子？你错了，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课程被你忽略了，所以有人收入比你高100倍！
你以为自己太棒了，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其实知道但没做到就等于不知道。你以为自己没办法学会赚钱的本事，你已经负债累累、是个没希望也没前途的人了，学了也白学？其实你言之过早了，比你惨100倍的人已经靠学习而扭转命运了。
美国房地产大王唐纳德・特朗普在1990年欠债92亿美元，三年内他还清了45亿美元的债款。后来，《福布斯》杂志统计他身价高达25亿美元以上，他个人宣布的资产至少在60亿美元以上。他出场演讲的内容是他如何发家、如何破产又如何再度站上高峰的秘诀。他愿意教，你愿意去学吗？他讲道：“你除了买彩票中奖或在我的赌场中赢钱外，不能靠运气就致富。要努力，而我示范了如何努力。”他在示范，但你在学习吗？
想要赚更多，就得先要学更多。你不是真的缺钱，而是缺赚钱的本事。
世界上有超过一万种能让你月收入突破百万元的方法，你到底会几种？如果你连一种都不会，这又是谁的错呢？
一个人财富状况越差越要学习；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已经非常成功，更是要学习，因为1%的投资失误可能造成数百万元的损失，那学费岂不是更贵？从自己的错误中也可以学习，但代价太高，为什么不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经验呢？
你每小时只值50元？
多数人在被问及时间与金钱哪个更重要时，嘴上会说时间比金钱重要，但心里还是认为金钱比较重要。可在我的观念里，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从上海到北京，如果坐火车需要12小时，价格是500元；坐飞机需要2小时，在没有打折的情况下，价格为1000元。在两种到达北京的交通方式中，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坐火车出行，理由很简单，一般情况下坐火车比坐飞机至少省500元，能省500元为什么不省呢？
有这样的想法不能说是错的，但在我看来至少不是很明智的，因为坐火车省500元钱，但时间要多花10小时，换算下来是每小时50元。也可以这么理解，在他的观念里自己每小时只值50元。如果他认为每小时只能赚50元的话，又怎么能想到每小时赚500元、5000元、50000元的收入呢？首先他就将自己限定在每小时50元上面了，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在思想上都是穷人的思想。表面上是省下500元，但他有10个小时的时间全部浪费在火车上了。他在火车上又怎么能赚到钱？
而少数选择坐飞机的人可能会选择用省下的时间去赚取多花的500元钱。当然，坐飞机的不一定是有钱人，但他的想法绝对是有钱人的想法，因此他以后极有可能成为有钱人。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你的思想决定你的成就。在选择坐飞机的人的观念里，时间比金钱更重要。他认为多花500元能省下10个小时。如果他在提前到的10个小时里多谈一个顾客、多做一个计划、多开发一个项目，这样他赚的钱就远远不止500元了。即使没有多谈顾客、多开发项目，但是他至少比对手多了10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在他的观念里自己每小时的价值远大于50元，他何必要用1小时去换取50元呢？
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在毫无资金、毫无经验、毫无背景、毫无人脉的情况下，来祖国大陆创业。我一来就聘请了一位保姆，当时这位保姆是在沈阳，月工资大概是300元。我问她：“你工作一个月要多少钱？”她说：“你说吧！”我不好意思先说，因为怕说少了得罪她，说多了付太多钱又不合算。她说：“杜先生，让我烧饭、洗衣服以及打扫屋子都没有问题，就每月800元吧。”当时，我一听吓了一跳，怎么这么便宜啊！为什么我觉得便宜呢？竟然有人要卖时间给我，一天8小时，连续30天，天天为我做事情，一个月只要800元，平均每小时不到4元钱。
因为我腾出8个小时的时间去赚钱，我赚到的钱一定可以大于这800元。我把800元付掉以后，还剩很多利润，等于我聘请她是免费的。试想，如果我不聘请她，我一天到晚都被这些杂事困住了，腾不出时间去赚更多的钱，我会有钱吗？不会！如果我不花钱请人做这些事，我就会变成只能赚这800元的人。我想多数意识到时间比金钱更重要的人都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
没有谁一辈子能把全天下的钱赚完，但是你的时间绝对会用完。你的年纪越大，就越感觉到即使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回你的时间。
说服力最能提升生活品质
有说服力的人卖保险会成功，卖保健品会成功，卖美容品也会成功。有说服力的人说服了没有说服力的人，所以他赚到了没有说服力人的钱。
世界上少数有说服力的人影响了多数没有说服力的人，让多数人为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有人好像到了什么地方都能够影响身边的人，他显得特别有亲和力、有能量，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而这种能力更能够提升你的生命品质。
大多数人都在被别人影响，却学不会怎么去影响别人。有影响力的人能创造时髦、创造趋势。市场上为什么流行贝克汉姆代言的商品？都是被有说服力的人包装、策划出来的。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大师乔・吉拉德先生在演讲时曾说：“我推销的不是汽车，而是在推销我自己。”我想：不对啊，他创造的世界纪录是连续15年平均每天推销6辆汽车，他怎么说自己不是在推销汽车呢？当听完他的演讲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充满自信和魅力的人，因为他把自己推销出去，让顾客喜欢他，从而主动地向他买车。也就是说，即使他今天卖的是电话、是房子，他只要找到顾客以后，顾客接受完他的推销都会买他的产品――顾客买的是他这个人。
当你有说服力的时候，你便可以说服任何人购买任何产品、做任何事情。不论是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科技著作还是艺术发明，这个社会上任何行业最顶尖的人士一定要具有说服力。
过美容产品的，也做过保健产品的。因为我用的是同样的说服力，所以我美容产品的业绩与保健产品的业绩都是同行业中最好的，在同一个地区中都是第一名。
世界上再也没有哪种能力比说服力更能提升人的生活品质。如果你能说服身边的人采取行动依照你的想法做出任何事情，想想你的生活是否就可能提升呢？
口吐莲花就能赚大钱？
假如某位小姐有一天心情很好，我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向她介绍一套新产品，说了快两个小时她才买。就算每次百分之百成交，我每次也只能卖出一套产品。
如果我打电话把她约到演讲现场，然后再约很多人，这样，我可以对很多人一起讲，就算没有百分之百成交，100个人听完以后有20%的愿意购买产品，我就用同样的时间扩大了20倍的收入。因此，学会演讲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上有三类演说家：他讲完话后你会鼓掌，觉得很棒，那是三流的演说家；他讲完话你会鼓掌、抄笔记，觉得学到许多东西，这是二流的演说家；而一流的演说家讲完课，你不用抄笔记，直接就按照他说的去行动了。
什么叫做销售？什么叫做推销？什么叫做成交？就是把话说出去，把钱收回来。你每天在市场上遇到这么多人，你都能把话说出去、把钱收回来吗？
如果你能够拥有在台上就收到全场的钱的能力，以后成功一定不成问题。自己在成为一名优秀的推销员之后发现，自己之所以不怕被拒绝、能力不断成长，是因为我学习了非常多的培训课程。当时我在公司第一次听到鼓舞士气的演讲，使我感到震撼的那位导师是公司的总裁，他两个小时的演讲吸引我加入了他的销售团队。
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也拥有同他一样的能力，不就可以建立更大的销售团队了吗？所以，我不只是向他学习，还去外面参加了非常多的演讲训练班、潜能开发培训班。
当我接触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课程后，才发现每一位老师都是充满希望与荣耀，都激励、鼓舞并帮助了无数人成功，同时也使他自己获得了成功。我发现这也是我所向往的人生和生活，所以我变成了与他们一样的人――一名演说家。
开始我只是因为兴趣，在我走向这个行业之后，发现自己真的选对了行业、做对了事情。当初我只是擅长一对一地介绍产品，当我学会演讲之后，我仍然是一名推销员，只不过是一个人面对多人销售产品了。我面对一百多人进行演讲，如果有30%的人愿意购买产品，原来要花30次介绍才能达到的成效，现在一次就可以了。这大大减少了我的时间，增加了我的收入。我可以自豪地说：一位推销员努力拜访客户一个月的收入，我两个小时就可以超越他了。因为我一次可以对着一千个人发表演讲，并且说服他们采取行动。如果你擅长站在台上说服别人采取行动、加入你的团队、加入你的事业或是购买你所推广的产品，你的收入会有什么样的增长呢？
无数的事实证明：公众演说是出人头地的捷径，是增加收入的最好方法。
“狗急跳墙”才能行财运？
假设你的收入已经是月薪5万元，你相不相信在同样的方法、技术、能力下，只要激发你的能力，更努力一点，创造一些本来不可能的事情、找来更多的顾客，就能赚到6万、7万、8万元？
你相不相信，有很多你能做到的事，只是一直不知道而没有做到？我们称这些东西为潜能。
怎样才能激发一个人的潜能？我认为四个字即可――“狗急跳墙”。你有没有发现，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却能够完成平常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当时你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但是在一般情况之下，潜能是无法被激发出来的。怎么办？这要靠特殊的环境营造特别是氛围来激发你，要有特别的教练来指导你。
刘翔为什么会变成世界跨栏第一名？因为有一名教练发现，刘翔跑步的时候脚后跟不用完全贴在地面就能够跑出下一步。教练看出他的特殊身体状况后，立刻安排他去跑跨栏。刘翔当时连什么叫跨栏都不知道，就被安排去跑跨栏了。刘翔本来只是一名普通的田径选手，因为教练发现了他的潜能并激发出来了，结果获得世界第一名！
画家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画出最好的画。你的天赋在哪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天才，只是很多人很遗憾地摆错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一生他的天赋都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只要你所做的工作是天赋所在，你就会过得轻松愉快，并可以赚到很多的钱。
有没有一些事情只有你能做好、别人都无法超越你的？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特别喜欢的，就算不计代价、不计酬劳你都愿意做的？如果你找到这些事情，并集中精力只做这件事情的话，你这一辈子一定能赚许多的钱，并且变成很优秀的人物。
一个人的收入无法提升，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方法不对，一个是努力不够。如果是方法不对，你需要善于学习别人成功的方法。如果是努力不够，光学别人的经验还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突破目前的现状，打破心理障碍，激发你的行动力，我称之为“潜能训练”。
激发潜能会使你突破目前的收入瓶颈，创造更多的收入。如果你的收入已经非常高了，觉得自己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收入还是没有办法提升，但我还是要告诉你：这并不是真正的极限，你还是没有真正激发出自己的潜能。
第9篇：特朗普演讲范文
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多目标的相互掣肘问题凸显
基本形势
1.从2017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非典型“加息”确认宽松小周期近尾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速自2016年10月后连续5个月回落。截至2017年3月末，M2余额为159.9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比2016年同期低2.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48.8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比2016年同期低3.3个百分点。M1是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其增速自2015年3月起一路攀升，2016年7月后连续6个月回落，2017年2月有所攀升，3月再度回落。
（2）个人购房贷款占比回落，部分表外融资项目负增长。截至2017年3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2.4%，比2016年同期低2.3个百分点。2017年1-3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2万亿元，较2016年同期少增4000亿元。其中，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以个人购房贷款为主）增加1.46万亿元，占比34.8%。该数值自2016年初的19%攀升至同年7月份高点103%后明显回落。2017年1-3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为6.93万亿元，较2016年同期多增3400亿元。其中，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同比分别增长19.7%、24.9%、-18.7%，合计占比15.6%，较2016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
（3）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担当主力，央行两度上调操作利率。2017年1-3月，抵押补充贷款（PSL）新增1632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净投放4970亿，常备借贷便利（SLF）净投放700亿元。这三者成为部分时点缓解流动性紧张的主要工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今年一季度，央行于2月3日和3月16日两次调整隔天、七天和1个月SLF利率，分别上调55、20、20个基点至3.3%、3.45%和3.8%。这是自2015年3月以来的首次上调。
2.外部紧缩压力加大，多元化目标掣肘，利差扭曲与倒挂限制利率工具的使用。
（1）美联储加息进程提速，2017-2018年可能会多次加息。2017年3月16日，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至0.75%-1%，同时将2019年底的预期由2.875%上调至3%。2016年12月，美联储表示2017年可能需要三次加息。然而，市场对此将信将疑，2017年首次加息的时间点凿实了这一点。在核心PCE（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已达1.75%的背景下，美联储加息提速几无退路。此次加息后，联邦基金利率距离2%的通胀目标还有四次加息空间，距离通胀+自然利率（1%）的目标有8次加息空间。照此预计，美联储2018年的加息频次区间在2-4次。先加息、后缩表，在美联储加息路径明晰后，美联储将开始着手缩表进程。4月2日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同意在2017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其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2）欧洲央行显宽松淡出端倪，紧缩效力大概为美联储的40%。W洲央行上调了未来的通胀预期，同时，删除了“使用所有可用工具”的表述，没有进行续作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的讨论。欧洲央行紧缩同样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施加资金流出、汇率贬值的压力。国际金融协会选取了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间15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海外组合投资资金流与欧美日利率预期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对新兴市场而言，欧洲央行的影响力是美联储的43%。根据IMF的数据显示，对新兴市场的跨境股票和债券投资中，美国投资者占30%；在贷款领域，欧元区则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严峻挑战
当前“金融稳定”已经明确纳入到货币政策的目标框架中，在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紧缩提速的背景下，资金流出、汇率贬值是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给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决策、工具操作等带来多重影响。一般而言，汇率水平短期取决于利差、中期取决于购买力平价、长期则取决于巴萨效应。截至2017年3月末，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3.28%和2.4%，利差为88个基点。中国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二者差的两次最低点都是56个基点（2015年12月和2016年11月）。对应两次低点， 离岸人民币一年远期与即期汇率差持续扩大，人民币对美元走软。
从经验来看，至少70个基点的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才能保证汇率大致稳定。再以存款基准利率为例，目前中、美一年期存款利率利差已经缩窄到50-75个基点。如果美联储2017年再加息2次，2018年加息2-4次（目前海外主流预期是本轮加息至2019年），中美甚至会出现负利差。当前中国的资产价格状况以及经济增长形势又没有足够的韧性去支撑央行持续加息，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多目标的相互掣肘问题凸显。这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和政策工具的使用。
在外部紧缩压力以及金融去杠杆、抑制资产泡沫任务繁重的背景下，央行折中性地两次上调了操作利率，市场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出现倒挂，表现为公司债券发行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的倒挂、企业债券收益率和贷款基准利率的倒挂、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和贷款基准利率的倒挂，从而带来套利、资源配置扭曲等问题，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现实选择
1.有效、合理地修复“利率差”，明确利率走廊。现阶段央行货币政策呈现出“量价分离”和“长短走廊”两大主要特征。由于市场利率和政策利率间利差过大会削弱政策利率的信号作用，所以央行需控制市场利率与基准利率之差，更加明确短期（显性）走廊和长期（隐性）走廊，继续强化政策利率的信号作用以及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
2.完善合格抵押品框架，拓展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当前补充抵押再贷款（PSL）利率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利率走廊中长期上限的角色。然而，PSL却面临着扩张受限的约束。随着外汇占款趋势下滑，央行面临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缺失的难题。从国外经验来看，有价证券、贷款类资产是两大类合格抵押品。目前，大部分货币投放工具的抵押品是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少部分抵押品是高等级信用债和优质贷款。截至2017年3月末，PSL的期末余额为22158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的期末余额为40643亿元，此外还有平均1万亿元左右的公开市场正逆回购（OMO）。从中债登记公司2016年末债券托管数据来看，商业银行持有的利率债（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总规模超过15万亿元，全国性商业银行持有规模也超过10万亿元，仍可保证央行借助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基础货币。但是，政策性银行在中债的持仓债券规模为2.6万亿元，利率债仅1.67万亿元，加上上清所规模，也仅有1.9万亿元。PSL由于期限长，更易于确认利率走廊上限的中长期端。在PSL扩张逐步受限的背景下，完善合格抵押品框架，将优质信贷资产纳入抵押品范围，是解决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有限、完善利率走廊的重要选择。
3.构建更具前瞻性、更灵活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目标应对机制。当前货币政策的目标框架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双目标扩展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金融稳定”等多目标。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汇率和房价，房价的上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长期通胀预期下的居民保值需求，汇率对通胀的影响体现为货币对内和对外标价的统一。因此，汇率、物价和房价三者紧密联系。“金融稳定”这个非传统目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表现为方向不唯一（资产价格跌，货币政策松；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政策紧），且有弹性。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或下跌）会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和加大经济的波动。因此，中央银行要密切关注与资产价格变化、总需求和物价水平变动相关的信贷增长，密切关注资产价格上涨（下跌）对经济的扩张（紧缩）作用。如果货币政策对扩张或紧缩压力没有反应，甚至反而加强这种反应，政策调控会对经济产生持续的破坏作用。
4.切实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的指标包括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大类指标。3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迎来2017年一季度MPA考核，这也是自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后的首次正式考核（2016年MPA考核中，广义信贷指法人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的各项贷款、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的余额合计数。2017年一季度开始，MPA考核将表外理财、应收及预付款纳入广义信贷范围）。从结构上看，广义信贷基本上包含了银行资产端的所有主要内容。MPA考核的最终目的是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行为、抑制影子银行规模、调整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债务积累因素、杠杆化程度，因为资产价格波动造成的信贷扩张和紧缩将会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影响。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成为协调“逆周期”的宏观调整政策与“顺周期”的金融监管政策的折中，是将“经济增长、货币稳定、金融稳定”纳入统一框架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