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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数据、研究方法
1.1研究数据创新和创意的产出形式主要为专利与科研论文,专利是创新活动的主要产出形式,其统计与分析结果能够充分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区技术研发创新能力的高低程度,是区域科技资产中最富经济价值的部分(刘玉敏、张群,2010)。在学术界,专利的申请或授权数量作为衡量创新产出水平的指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Jaffe,1989;Griliches,1990)。专利系统地将某项发明和与其相关的前后向技术相联系,这使得专利文献中包含了应用技术领域内几乎所有的技术成果,成为反映城市创新和创意活动的最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因而,对于专利数据的统计与分析结果能够很好的反映出一个城市创新活动的成果和能力的高低。基于专利质量、数据可得和避免专利选用的地域性等原则,本文研究基础数据选用了通过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PCT体系建立的专利数据库,并以此建立了2000—2015年3个阶段长三角各城市间专利合作的数据分析矩阵。1.2研究方法1.2.1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的指标主要包含网络密度、中心性和凝聚子群等分析。其中,网络密度描述网络中各成员结点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中心性是度量网络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3个度量指标;凝聚子群分析用于揭示城市群体内部组成结构状态,从整体性网络的维度考察城市群网络的发展状况。1.2.2空间特征分析通过GIS分析,将合作关系在空间上投影,对长三角的创新城市群落的空间组织特征进行整体观察。1.3研究范围长三角作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最快的地区,每个城市都聚集着大量实力雄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知识、信息、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资源的聚集地。为更广泛的了解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类型的创新关系,文中的长三角包含三省一市(苏、浙、皖、沪)的全部42个城市。
2社会网络分析
2.1基本特征2000-2005年,长三角城市间专利合作数目为35次,14个城市发生专利合作。其中上海为主要节点,与11个城市发生专利合作,南京与上海、镇江、宁波、合肥产生专利合作,杭州与上海、镇江、宁波、阜阳有专利合作,合肥和黄山产生1次专利合作。2005-2010年,城市间的专利合作数目为280次,29城市产生专利合作。其中,上海处于核心位置,合作的城市数量和专利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其次是南京、苏州、杭州和无锡。12个城市没有发生专利合作,安徽占11个。2010-2015年,城市间的专利合作数为624次,32城市产生专利合作。其中,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中心性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引领整个长三角的创新网络:其次是苏州、杭州、无锡、滁州、连云港、合肥和宁波等。9个城市没有专利合作,其中安徽占8个,安徽的大部分城市显然仍孤立于创新合作的网络之外(表1、2)。通过可视化分析,生成城市间专利合作的网络关系图。可以发现,第二、三阶段较之第一阶段,长三角创新合作的网络体系特征变化显著,网络间节点的联系更为丰富(图1、2、3)。同时,观察2000-2015年的社会网络关系图,可以发现,上海居于长三角专利合作网络的中心,依次是南京、杭州,上海和南京的创新联系最为紧密(图4)。2.2网络密度网络密度是网络内部组织关系密集性的体现,其值接近于1,说明网络的密度越高,节点关系越紧密。第一阶段,长三角城市间创新合作的整体网络密度很低,仅为0.0407,之后得到快速增长,第二阶段创新合作的整体网络密度达到了0.3118;第三阶段达到了0.7456,接近1,长三角的创新合作更加紧密(表3)。2.3网络中心性2.3.1点度中心性点度中心性反映某节点具有直接联系或相邻联接的数量和连接强度,点度中心度越高,则说明该城市节点处于网络较中心的位置。第一阶段,城市中心性的度值较低,仅上海、南京的中心性超过10;第二、三阶段城市中心性的度值迅速上升,中心性较高的城市开始涌现。其中,第二阶段中心性超过10的有10座城市,第三阶段中心性超过10的有21座城市。综合分析可发现,上海、南京的中心性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明创新能力最强,创新联系广泛;第二层级城市主要为杭州、苏州、无锡、合肥、连云港、宁波、泰州等城市,创新能力较强,创新联系较广泛(表4)。3个阶段始终居于前十的城市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合肥、宁波等城市,同时在第二、三阶段也出现了如台州、滁州、连云港等城市,中心性急剧提高,进入前十。2.3.2中间中心性中间中心性的度值决定了网络中城市对其他成员的控制能力。网络中的具有控制能力的城市数量逐步增加,第一阶段6个,第二阶段10个,第三阶段16个。同时,第二、三阶段城市的中心性显著提高,也表明网络中城市的控制力显著增强。其中,区域中创新控制力最强的城市始终是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其次是苏州、南通等,其中上海和南京一直占据前两位;在第二、三阶段,合肥的控制力超越了杭州;其他城市的中心性度值较低,控制力较弱,在三个阶段中的排名变化较大(表5)。2.3.3接近中心性接近中心性用来衡量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长三角42个城市的接近中心性在3个阶段中逐渐增高,总体表明城市的创新发展自主性在不断增强。但接近中心性的度值普遍不高,且差距不大,反映单个城市相对独立的创新发展尚未显现,城市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区域的协同创新合作,城市间相互依赖关系较为紧密。同时发现,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创新自主性相对较好,且上海的自主创新能力一直最优(表6)。2.4派系和群体关系网络凝聚子群(派系)就是指成员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或者积极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成员的子集合,用于揭示城市群体内部组成结构状态。借助UCINET中的派系分析(cliques)发现,第一阶段,上海和南京度值为2,镇江度值1.5,杭州和宁波度值1,自成一个小团体,其余城市度值为零(图5)。第二阶段出现3个小团体。其中,小团体1包含上海、南京和苏州、杭州和无锡、泰州,度值高于2;并与金华、阜阳、宁波、镇江、绍兴、台州、常州、南通、连云港、盐城、合肥、黄山、温州、丽水、徐州、扬州组成大的群落,其中还出现了合肥和黄山、温州和丽水两个小团体(图6)。第三阶段也出现3个小团体,但是团体的关系数和等级度值更加丰富。小团体1由上海和南京、杭州、台州、盐城、温州、金华、阜阳、盐城、镇江、泰州、常州、丽水、湖州、绍兴组成,其中上海、南京和杭州、台州、盐城、温州等关系最为紧密;扬州和合肥、宁波黄山、铜陵组成团体2;苏州和无锡、徐州、南通、淮安组成团体3;3个小团体包括连云港、滁州等城市,组成大的群落(图7)。
3空间组织特征分析
[论文摘要]电子治理是现代治理理论的一个新领域。政府电子治理作为一种治理理念,主要是运用信息化技术对政府管理进行不断完善和创新,其基本目标是实现电子政务。电子政务作为未来政府管理的基础平台,必然会对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产生重要影响。通过电子政务推进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是提升我国政府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电子治理的内涵和意义
1.电子治理的概念厘清
电子治理(e—governance)与电子政府(e—government)内涵不同。电子政府强调的是应用电子技术,实现办公自动化,主要目标是提高办事效率,不突出体制和机制的变化。而电子治理是强调以人为中心、公民广泛参与、行政公开透明、政府与公民互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等,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新的治理模式。电子治理的发展将改变行政组织结构、行政方式和行政程序。行政组织将由传统的相对封闭的科层制,逐步发展为透明的网络状结构,能及时为公民全面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电子治理与电子政务在对象、范围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别。如果说电子政务是主要集中于政府、政府管理和政府服务范围内的虚拟政府形式及其活动的话,那么,电子治理就是更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社会群体相互间关系领域的虚拟政治一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方式了,这种结构在不同的情况、条件和应用中,会呈现不同的形式、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电子治理涉及到公众如何影响政府、立法机关以及公共管理过程的一系列活动。而电子治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电子政务。电子政务的发展对政府的运作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电子治理的本质是对政务流程的再造,即选用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来构造更适合信息时代的政府结构和运行方式,它为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同时,实施电子治理也是通过创新的管理手段引起的管理方式的变革来改变久已习惯的政府管理环境,以引导我们逐步走向一个全新的政府管理境界。
2.发展电子治理的意义
(1)实施电子政务战略是“执政为民、勤政为民、廉政为民”的需要。电子政府是新事物、新趋势,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政府业务流程,重构一个电子化的政府是先进生产力应用于现代政府的体现;通过实施电子政府战略推动中国五千年文明融入全球化浪潮是弘扬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体现;通过电子政府实现执政为民、勤政为民、廉政为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行电子政务”的战略方针,以建设电子政府带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2)实施电子政务战略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发展电子政务不是信息技术在政务领域的简单推广和应用,不能简单地将现有政务职能和业务流程电子化,它本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大创新和改革。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在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的框架下,建设现代政府体制,通过电子政府的建设,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提高政府的监管水平和工作效率,促进政府信息和决策的透明度,最终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3)实施电子政务战略是整合政务信息资源的需要。经过近30年的政府信息化建设,我国政府部门建立了大量的网络系统、业务系统、数据库等,但这些系统绝大多数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网络利用率低,数据共享率低,已成为信息化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国家电子政府建设规划统一指导下,在建立统一标准和统一平台的基础上,整合已有网络资源、业务系统和信息资源,促进各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电子治理对政府管理创新的推动作用
(一)有利于建立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应具有的特征:(1)公民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各种信息而不用耗费太多精力;(2)公民在某一政府机关办事,不需太多花费时间而可以得到答案或办事结果;公民应获得政府机关全程服务;(3)公民无需进入政府机关,即可得到各种服务等。未来政府服务将朝“单一窗口”、“跨机关”、“24小时”、“自助式”服务的方向发展。而电子政府的发展,为转变政府管理观念、建立服务型政府提供了全新的途径。电子政府要求政府创新其服务的方式,使政府服务更为快捷、更为方便、更为畅通、更为直接、更为公平,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在电子政府时代,政府管理的各项公共服务通过网络进行,人们只要打开联网的电脑,就可以在网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服务种类和服务方式;在网上,可以了解政府及各部门的组成、职责、提供的服务项目和地点等基本情况;可以阅览政府许可的各种电子公文和电子资料库;可以查阅各种电子法规和电子新闻;进行税务处理、福利支付、电子邮件、电子保健、户籍管理、政府采购和招标;随时了解政府对某项管理或服务的计划及其实施的进展情况;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讨论,各专门网站可以满足你的特殊需要;了解政府掌握的宏观经济数据、专家分析和经济预测等信息;可以询问天气预报、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列车和飞机的时刻表等生活问题;遇到困难时,可以利用网络得到免费的咨询和服务。总之,人们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社会信息、生活信息、服务信息,可以缩小地域差别、城乡差别。电子政府的特质就在于它是服务型政府,其实质目的是服务公众,方便公众。l3电子政府的创建使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成为必然。
目前,美国的政府网站,在首页头版位置设有网上服务栏目,用于为民众提供各种信息查询、申请、交费、注册、申请许可等服务。例如,洛杉矶市政府将地理信息系统用于为市民提供环境信息查询,市民只需键人自己的基廷地址,即可在地图上清楚地了解到周围政府部门、医院、学校等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各种公共服务机构的信息。由于这些栏目充分发挥了网络的优势,将分属政府各部门的业务集中在一起,并于相应的网上支付系统配套使用,因而具有了“单一窗口”、“一站式”、“24小时”、“自助式”等特点,体现了电子政府的发展方向,极大地方便了民众办事。
(二)有利于扩大公民民主参与
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企业、私人、第三部门及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与传统的电子政府从属于政务系统,政务系统则从属于政治系统。电子政府处于民主发展潮流和公共行政走向的背景下,它们相互联系。当代世界民主发展的走向,一方面表现为民主的全球化扩张民主参与在信息时代获取了新的手段。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地域制约的瓶颈,提供了便捷和廉价的工具。传统治理模式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缺乏政府与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而当今政府治理的目标是要达到善治,善治就是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善治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信息技术更强调新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关系。公民在政治参与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和价值取向,从而影响政府政治决策和行为的活动。首先,电子政府为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传统政府掌握着最大量的公共信息资源,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传统政府的运作和决策过程很大程度上对普通公民保密,进行“暗箱操作”,这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网络的建立大大推动了信息的产生、提供、获取和处理的能力和速度。同时也减少了信息的失真性。从而可以使公众随时掌握政府信息,有利于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判断非理性行为。其次,电子政府技术为公民公共参与提供了便捷渠道。传统的公共参与方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往往制约了公民的参与积极性,而通过政府上网尤其是电子社区的建立,使得政府与公民之间通过各种电子渠道和网络平台连接起来,极大地方便了公民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参与。同时,这种互动性的网络技术增强了公共参与的实效性。
三、电子治理视角下政府管理创新的途径
实现电子治理过程中政府管理创新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网络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信息网络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智能化、联结性和超时空等。信息网络技术是扩展人类信息器官的技术,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采取和利用。信息网络把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地域联结成一个整体,产生网络聚合和扩散的双向作用,使信息的沟通方式、资源的配置途径发生巨大的变化。信息网络可以消除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信息资源能够在同一时间传输到世界各地。这些本质特征决定了基于信息网络的电子政务的各种社会效应和政府管理的创新和发展方向。
1.开放公开条件与服务型管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服务职能将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电子治理的实施将为政府提高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提供有力的手段。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不是简单地将政府电子化和网络化,而是不断适应改革开放对政务工作的要求,以需求为导向,增强政府工作的科学性、协调性和民主性,全面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使政府由一个多层次、多部门的“管理型政府”,向一个智能化、高效、公开、透明、低成本运行的“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是信息社会企业和社会公众对政府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实行电子政务是现阶段政府改革的必然选择。
论文摘要:当前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存在混乱与无序、放纵与极化、极端自由思想等问题,根据主体间性理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予以矫治:在网络道德教育目标上以培养具有“人类和谐”观念的人;在网络道德教育内容上要教学生学会宽容;在网络道德教育实践观上从“对象化活动”到“交往”。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人类进人了全新的网络时代,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于现实社会的网络社会,甚至有人夸张地形容今天的社会是“无时不网、无处不网、无人不网”。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人际交往和工作方式,人们不仅生活在现实社会,也生活在网络社会中。
毋庸质疑,网络的发展给高校学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提供了一个更自由的空间和更广阔的平台。但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大学生正处子人生观、价值观、民族文化意识形成的阶段,网络上不同的民族观、价值观、宗教观、道德观强烈地交织在一起,对大学生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的冲击。所以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的教育和宣传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网络及网络道德的概念与特点
网络就是一群通过一定形式连接起来的计算机。网络信息交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私人信息交流工具,也提供了一个更快捷、更经济、更有效、更直观的公共渠道和途径。网络信息交流方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在信息交流系统上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在信息交流资源上具有分散性和共享性;在信息交流活动上具有协同性和实时性;在信息交流表现方式上具有交互性和综合性。
网络道德是指对人们通过电子信息网络而发生的社会行为进行规范的伦理准则。网络道德不仅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也产生于人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网络道德是规范人们网络行为的外在社会需要;另一方面,网络道德是网络主体提升和发展自己的内在精神需要。
网络道德是适应网络这一虚拟社会而产生的,它不同于现实社会道德,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更多的自主性、自律性。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行为等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现实社会道德能够发挥较强的作用。而在网络社会中,没有统一的非常严格的中央控制与管理中心,每个节点都是中心。同时,由于人的音容相貌都转化成了二进制的数字,每个人仅仅是一个“符号”,这使得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为此,网络社会要求人们“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维护网络道德。
(二)更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在现实社会中,由于通讯工具、区域环境的限制及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政治态度等的差异,人们之间还是很难及时沟通。而网络打破了人们以往交往的“时滞”、“地限”,使得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而相互融合。
(三)更强的普遍性、全球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伦理道德、文化观念,但也具有共通性、普遍性。一方面,一些落后的、无聊的、非人性的、反社会的道德规范将受到各方面的激烈抨击;另一方面,一些合理的、先进的、代表时展趋势的道德规范与道德行为,日益受到人们的推崇与仿效,形成了普遍的、全球性的道德。
二、主体间性的概念及特征
所谓主体,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主体指的就是人,客体就是主体人在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所指向的对象。主体是一个关系的范畴,只有发生了主客体关系的地方,才有主体。
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主体性积淀和涵盖着全部人性,也是一切人类思维创造活动的源泉和归属。主体性是一个关系概念,是只有在关系中才具有意义的属性概念。主体不仅与客体发生关系,更是生活在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因此,主体性不仅包含着主体对客体的属性,也包含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属性。
所谓主体间性,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关系。它超出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模式,进人了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模式。它超越了单一主体性的“唯我性”困境,走向了交互主体性。主体间性是主体性发展的新阶段,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新主体性。主体与主体之间不再是认识与被认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在语言共同体中通过对话形成的相互理解的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平等合作,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对话性与开放性:即主体间性中的任何一方主体都向其它主体开放,与其他主体展开对话;沟通性与交互性:即各方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沟通;非构成性与实践性:即主体与主体之间不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平等主体;共在性与现实性:即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这些主体共同存在于一个现实的生活世界中。
三、主体间性与网络道德教育的关系
道德是一种主体间性,它一方面追求个体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又追求自我与他我的和谐与圆满。主体间性与道德之间具有同构关系。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范,它是以主体间性为本位的。道德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活动。网络主体本质上是一类由网络交往而联系起来的群体,只有在相互交往中,网络主体才获得其现实性。网络主体必然是交往中的人,其理性并不在于是否虚拟自身、超越自身、设定自身,而在于是否用“交往理性”去虚拟、超越和设定。网络道德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也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活动。
(一)网络道德是主体间性共识。网络道德是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是主体与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没有主体间性共识,就没有网络道德规范。规则的同一性取决于规则的主体间的有效性。离开了主体间性,就无法知道某人是不是在遵守一条规则。
(二)主体间性是网络个体道德发生的依据。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个人才能发现自我的局限和不足,然后反思自我,端正心性,提升精神。网络个体所承认的“规范”都是各个个体之间基于理性的“共识”。因此,个体道德的发展就是个体在与其它主体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实现的。个体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意识到他人的思想、情感,产生移情,设身处地地从他人角度看问题,从而丰富自己的情绪体验和角色体验,拓宽自己的道德视野,重建自己的伦理网络。
(三)网络道德教育是一种主体间性活动。网络道德教育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活动或实践活动,它与道德教育一样,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是鲜活的生命存在,是有着思想、情感和意志的完整的人的存在。道德本身就是出于人性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人的主体性、自觉性的体现。网络道德教育是指在教育者的价值引导下,通过网络这个中介,使受教育者自主建构的活动。因此,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是自觉的主体。网络道德教育活动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活动。
四、当前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的表现
由于种种原因,大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体系,大学生网络道德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混乱与无序。由于网络具有自由、平等且信息量大等特点,必然出现了多元价值混乱、道德行为失序、人格异常失控,过度追求消费主义、过度追求快乐享受,迷恋、享受刺激、崇拜自我……这种网络文化必然使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理想无法在网络社会真正实施;语言霸权、强势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等旧思想在新世纪的网络疆域里任意穿行。
(二)放纵与极化。虽然网络给网络主体提供了一个新型的精神家园,但是,网络主体的精神状况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放纵。精神孤独与生活紧张始终是当今社会人的心理症结。人机交往为那些变动不居的个体培育了随意选择的、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予支持的亲和关系,在追求这种关系过程中,从放纵到极端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三)极端自由思想。传统的等级制在网络社会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而崩溃瓦解。大学生浪漫不羁、个性张扬却带有茫然的漂泊意识,在网络这个基本不存在“权威”的社会里演变成了极端自由的思想。这进一步加速了情感的败坏。
五、主体间性理论对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启示
(一)在网络道德教育目标上:以培养具有“人类和谐”观念的人。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以新科技革命、知识革命和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高度交往的社会。多元主体彼此之间的对话与冲突将构成新时代的主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世界性的经济和文化正在加速形成。网络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更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网络的世界中,成为信息地球村的“村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借助于信息高速公路,可以超越任何时间、地域的限制。交往的范围普及到全球各个角落,交往的速度缩短到顷刻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张由他们自己编织而成的四通八达的大网。在这张大网中人们展开了各种对话、交流和沟通,并在交流中扩大着自己的视野,丰富着自己的生活。在交往中人们彼此相互了解,走进对方,达成共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伦理危机更是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己经越来越强地意识到人类的命运己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各种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都不是一国所能解决的,而必须靠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人与人休戚相关,共同利益己经呈现于相当多的领域中,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意识增强,“形成共主体与普遍价值的时刻已经到来”。
因此,网络道德教育要培养一个具有“人类和谐”的人。这种和谐是在与自身、他人、社会、自然的融洽无间的关联中生发出来的,是承认自然、他人、他物与“我”一样是一个有自身目的的主体间性存在。他不仅在存在境遇上与自身、他人、自然融为一体,而且认识到自己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守护者,他人不是“我”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人与“我”一样就是目的本身。我要成为我,必须是他也成为他。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的存在中,个体是不完整的,完整的人体现于生命和精神的对立和统一性之中,体现于人与人的内在关联之中,体现于人与世界的关联之中。
(二)在网络道德教育内容上:要教学生学会宽容。人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个体。网络上的每一个个体,其基础也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着眼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表现为一种宽容的意识。因为在“主一客”对立的关系中,作为主体的“我”把其他人视为“它者”而予以消极否定,具有排他性。而主体间性是把交互的双方都作为主体,主体间体现的是一种“我”与“你”的平等关系。人与人之间由于世界的多元、认识的多元、价值观念的多元及人的多特性已导致了许多的差异,尤其在网络这个自由、平等的世界里,要使人际之间体现出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更需要一种真正的宽容意识和宽容精神。可以说,没有宽容就没有平等。
1、宽容及宽容的价值。宽容是以多元为依据的。没有多元、没有差异,世界是统一的、一致的,人就不可能产生宽容的意识和要求。正是由于存在着多元,在多元中为了使每个存在保持它的本真,我们才需要宽容。可见,宽容是多元时代保持事物独特性的保证。宽容意味着对世界差异性存在的认可,意味着对价值多元主体的承认、尊重和平等看待,意味着对不同事物个性化理解的合法化,意味着对非主流的、不守成规的观念行为的容忍,对挑战甚至反对自己的观点的容忍。但宽容不是无原则的迁就。
宽容是主体间性的深层品质。主体间性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自我”把“他人”视为平等互动的主体,既把“自我”作为目的,也尊重他人的“我”;既把自己的生命和权力看得极为崇高,也不能为了自己损坏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同样要把他人的生命也看得神圣不可侵犯。它超越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压迫和排斥,而倡导主体间在交往中实现平等的对话、理解、移情和体验,达成一种“视界的融合”。主体间性把交往、对话和理解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在这样生存方式中自我中心化结构得以消解,个人的生存获得了开放性,也使得建立在开放性基础上的宽容意识得以形成。
宽容是网络“自由”、“平等”、“民主”存在的保障。网络世界是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但却不是个体的绝对自由,不是个体可以任意谩骂、不负责任地低毁别人,而是应该建立在尊重他人、认可他人的基础上的。自由是生命的本质要求,但现实自由不是单子式的自由,而是受到他人的影响和制约,即必须在生命个体之间的关系中体现自由。自由、平等、民主都意味着对他人的发现和认可,而真实的人性是多方面的、有差异的,所以,认可他人、尊重他人,就意味着对差异的容忍。在此意义上,宽容也是维护网络“自由”、“平等”、“民主”的保障。
2、学会宽容。(1)要消解自我中心,把自己从“巅峰”解救下来,看作普通的一员,当作主体间的普通一员,承认个体认识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把自己和他人摆在相同的地位,没有凌驾他人的资格和能力。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等于看到他人不可取代的作用,宽容的意识就会油然而生。尤其在网络这个社会约束力相对薄弱的地方,网络的各个个体更应该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消解自我中心。
(2)要承认他人的价值,形成开放的心态。世界不只是“我”的,也是“你”的、“他”的,是“我们”的,我们“共同”拥有“一个”世界。但对世界的认识,“我”是“我的”认识,“你”是“你的”认识,“他”是“他的”认识,“我们”又拥有“不同”的认识,这恰是每个人不同“个性”的展现。但同时要注意,每个人的认识既有价值,又都有局限。“我”的认识并不比“他人”的认识高明,而凌驾于“他人”之上。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价值,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蔑视、侵害、压制另一个与自己有同样躯体的个体。
(3)要尊重、理解他人,构建平等的交往关系。宽容是主体间性在人际之间关系的延伸和表现,换言之,宽容产生于主体间的交往关系,真正平等的主体间性体现为交往中的“我一你”关系。这种交往关系不仅强调交往双方是平等的主体,而且更强调“我”与“你”都作为完整的生命“融人”到交往之中,实现精神的“沟通”、“相遇”和“共享”。平等的交往不仅需要形式的平等,而且更需要内心的平等。这种内心的平等必须由尊重、理解来保证。交往的双方只有相互尊重和理解,通过角色换位,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才能够相互宽容。
(三)在网络道德教育实践观上:从“对象化活动”到“交往”。长期以来,我们对“实践”的认识都定位于“对象化活动”。比如,实践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活动,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这些“实践观”揭示的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规定。虽然有学者克服这种单向性,又提出了“实践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动而双向的对象化过程,即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统一”,但追究没有跳出“主体一客体”的两级模式,把实践活动仍然等同于对象化活动。
对象化的实践观,深深地支配着对“教育实践”的认识。教育作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活动,都是以“主体一客体”的关系为思考框架的,其中的主体是一种单子式的个体,与个体主体相异的“他者”则被当作被动的客体。这种“对象化活动”的实践观,造成的只是一方的主体性。这种对象化的教育实践活动观都无法突破主体的封闭性,难以找到实现主体间性的逻辑出发点。
交往与对象化活动不同。对象化活动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占有”关系,它是单一的主体对客体的占有。交往是社会性的交往,它是社会中主体与主体间的社会——实践系统的实现。交往反映的不是主体——客体关系,交往的双方,不存在纯粹的客体,每个人都是主体,都是彼此间相互关系的创造者,它们塑造的不是对方,而是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对相互间关系的塑造而达成共识、理解、融合。因此,交往意指一种主体间的关系或者一种内在的相关性。
主体间性通过主体间的交往来实现,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交往”的教育实践观的转向,才能将教育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与物”的关系中解救出来,以“主体一主体”的关系取代“主体一客体”的关系,这种主体间的关系,将自我与他者同作为主体,在交往中既有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有对对方价值的尊重;既把自己当作主体,也把他人当作主体,主体间通过中介物的交往,达成共同的认识。所以,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是“主体——中介——主体”的模式,它是“主体——主体”关系和“主体——客体”关系的内在统一。培养具有“人类和谐”观念的人,需要有一个持续的探讨、训练和教导的过程,它只有在人们具体的网络实践中才能形成。或者说,作为人们对自身网络实践活动自我思考、自我反思的具有“人类和谐”观念的人,绝不是可以由外在力量直接的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它应该是在网络主体对网络技术及其运用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观念和品质。
论文关键词:全球化;多元主体;范式;差异性;生活情境
人们的交往实践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而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交往实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是一种以促进人的发展,培养人的丰富精神世界为目的交注实践活动。将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引入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我们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深入和根植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交往实践与的交往实践观
“交往实践是指多元主体间为改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物质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实践概念是从人们物质生产活动和现实生活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它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即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生产实践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实践本质上就是具有交往性的实践。
“交往实践观,就是将交往实践作为理解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的本性、基础和一以贯之的主线的哲学观念,其本质是一种世界历史观。”的交往实践观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交往实践具有“主体——客体——主体”相关性模式。传统的实践理论是建立在“主体——客体”框架或单一主体观的基础上,这种框架中的单一主体观忽视了“人生活在社会中”这一前提,忽视了“他人”,排斥社会主体间的差别,忽视了主体间关系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制约和影响,容易导致“个人中心论”。后现代实践观以“主体——主体”的框架为基础,具有明显的乌托邦的色彩,撇开了客体中介,消解了主客体关系,在这种交往模式上,主体际关系实际上难以直接建立,容易走向虚无主义。交往实践观是传统实践观和后现代实践观的统一。交往实践观认为,“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关系和相关律决不是相互脱离、相互冲突的双元过程,它们是以实践客体为中介而联结起来的诸主体模式,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单一主体对客体的改造,都不过是“主体——客体——主体”结构的一个片断和环节,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就承载、实现着“主体——主体”交往关系,并受其牵引和制约。另外,客体既不是脱离主体关系的孤立存在物,而是诸主体间物质交往活动的中介,“主体——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建立与实现,必需借助于客体中介才能完成。
(二)交往实践是一个双向建构、双重整合的过程。交往实践一方面作为主体改造客体的现实过程,发生“主客体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建立和改变“主体际关系”。交往实践不但发生主客体双向变换过程,而且还在主体间运转,发生双重整合过程。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过程,表面是看来是主体客体化、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不过是通过客体的中介而实现的主体际交往过程,是通过中介客体的联结而打入社会化普遍交往网络的过程。
(三)交往实践具有诸主体性或主体际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和历史是多元主体间交往实践的关联体系,它反对单一主体中心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存在意义。同时,交往实践是发生在各个主体之间的行为和活动,在现实的交往关系中,每个人都是主体,都是彼此间相互关系的创造者。
(四)交往实践具有差异性和互动性。交往实践中的主体是多元主体,是人或人群的结合体,因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各个个体或群体在空间上具有分离性的特点,主体间在文化和价值观上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体现出差异性。在交往实践中,交往的每一个主体都通过交往向对方施加影响,同时又作为客体接受对方的反作用,形成多极主体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交流活动过程。
二、交往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交往实践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交往”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转贴于
交往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无论是指导性教育、教育科学实验还是自我教育,归根到底都是交往实践的直接或间接的体现。
三、交往实践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重视师生主体间的交往作用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主体——客体”二分的思维范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者看成是教育主体,学生看成教育客体,强调教育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运动,学生的价值观主体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和排斥,容易走向单向的“输出——接受”的灌输式教育,容易变成被动的“刺激——反应”教育关系。而交往实践“主体——客体——主体”的思维范式,强调多极主体的存在意义,不再是单一主体与客体之间两极摆动过程的抽象化。它将教师和学生都看成是教育的主体,而社会生活、教育内容等是教育中的客体,它强调在教育关系中教师不再是控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服从者和接受者,师生在教育过程中有平等的地位,通过与互相之间的思想碰撞和平等对话,达到理性的共识。学生能够从教师的教学活动中学得知识,教师也应从学生的学习活动中了解学生的接受程度、快慢,掌握学生学习的规律,及时对自己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调整,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实现教与学的双赢。
(二)重视多元主体的差异性,因材施教
交往实践在肯定交往主体的多极化的同时,还强调主体间的差异,差异是交往的基础。首先,要承认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认识水平上的差异。教师在知识积累、生活阅历等各方面都暂时优于学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和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另外,学生个体、学生群体之间在认识水平、接受能力、生活习惯、脾气性格等各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教育教学活动要尊重学生个体、学生群体的差异,设计不同的教育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交往实践活动与教育教学活动不是为了消除差异、排斥差异,而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和珍视差异。
(三)要重视客体的作用,对教育客体进行创新和改革
现代实践观由于夸大单一主体性而走向了极端,而后现代实践观在全面否定前者的同时又抛弃了客体依托、主客体关系等合理成分。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不能只是纯乌托邦式的思想、精神交流,需有客体作为中介。就即便是思想、精神交流,也在现实世界中有其物质基础,脱离了客体底板的支持,交往观将不可避免的滑向虚无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师生以教育内容为中介客体,双方共同作用于教育内容构成完整的教育活动,它需要教育主体在创造性活动中将教育内容这一对象观念化,通过自身的知、情、信、义、行的思想政治品德内在矛盾运动转化过程,将这些观念内化为自身的品格。
(四)重视生活情境,强调全程化教育
一切的交往都具有教育性。人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与自我的交往、与他人的交往、与自然界的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如果我们仅仅把思想政治教育囿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囿限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堂活动,而忽视了在生活情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那将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过于重视知识世界而脱离了生活世界,重知识的灌输而轻情感的体验,重逻辑与理性,轻直觉与灵感,使受教育者的生命活动变得单一、刻板与机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所灌输的内容往往过于“大、空、远”,远离了生活情境,让学生觉得深奥和玄虚。可能受教育者在课堂上接受了教育内容,但一旦脱离课堂回归实际生活情境,这些教育内容又被抛之脑后,大大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关键词:战场电磁;态势感知;关键技术
中图分类号:TN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824(2013)05-0020-04
0引言
现代战争不光取决于武器是否精良,也与信息获取是否充分密切相关,其中,制电磁权已成为赢得信息化战争的关键因素。电磁波在信息化战争中起到信息获取与传递、反侦察和干扰敌方等作用。电磁波是一把双刃剑,在对抗敌方的同时,难免会干扰到我方的设备。如果我们能随时准确地掌握周围电磁场的状态,及时调整我们的电磁策略,就可使得电磁波既可为我所用又可将电磁影响降到最小。在这种形势下,电磁态势感知应运而生。
态势可视化是电磁态势感知过程中人机交流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好的可视化技术能更直观、科学地展现战场电磁环境, 不仅有助于指挥员对战场电磁态势做出准确判断和科学决策,合理部署和调配战场力量, 而且对于联合作战指挥员准确把握战场态势也至关重要。
1战场电磁态势感知
电磁态势感知是指感知目标周围的电磁场数据,并把得到的数据经过处理、分析,得出周围的电磁环境当前状态以及预测将来的变化趋势,再将抽象数据转化成形象逼真的图像。普通电磁态势研究侧重于提高频谱的占用率及效率,而对于电磁干扰攻击研究较少。但在战场这种特殊环境中,电磁环境的成分除了我方的联络通信、设备控制和侦察电波等,还有大量敌方发射的干扰电波,甚至是针对我方通信的攻击电波,所以其环境更为复杂。
1.1战场电磁态势感知的特点
战场电磁环境的复杂性体现在其样式复杂、数量繁多、密集重叠、动态交迭的电磁信号上。战场电磁环境的特点是主观性、动态性、随机性和复杂性等,其中最本质的特性描述是复杂性。战场电磁环境的这些特点要求战场的态势感知应该具备以下主要特点[12]:
1)多类型、多功能和高性能的传感器。
战场环境更加复杂,为了对目标进行更好地探测、分类与处理,需要更先进的传感器来广泛地收集目标的多维特征,而且精确打击的使命还要求这些传感器有着较高的精度。广泛的传感器协同为态势感知提供了重要的性能优势。
2)通过战术数据链进行外部信源数据的传输与集成。
未来战术数据链的发展方向是高可靠性、低误码率、宽带的拓扑结构。但是未来的数据链不应仅是链路层进行数据通信的“网络控制器”,更应该是涉及应用层面进行互操作的主角。
3)具有高超的网络使能能力。
面向共享的态势感知的开发系统,是搭建网络使能能力的支柱,其能够完美地克服战术网络受到电子欺骗、干扰以及其他中断、拦截和易被地面终端捕获的主要弱点。
4)优化了的传感器管理能力。
针对广泛分布的各类传感器进行覆盖感知建模,从而辅助制定多种传感器部署方案,并对该方案进行评估和优化,同时考虑到战术侦察、电磁兼容管制等要求,及时对各类传感器进行控制。
5)直接与作战任务相关的人性化的战术图像表达。
根据作战任务实时性的要求编辑不同级别的战术图像,而且每一个作战任务都可以以灵活、有序的方式进行内容和版面的组织,具有非常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
1.2度量方法
度量指标的选取各有不同,但都是描述电场的特点,如电场强度、信号频率分布、极化方式、功率大小和距离等。
对战场电磁环境复杂性的描述既要符合一般共同的宏观度量标准,又要满足根据不同个体和群体的特殊感知能力而产生不同的特定的度量标准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邵国培等人将战场电磁环境的复杂性评估划分为一般复杂性评估和特定复杂性评估。战场电磁环境一般复杂性的描述选取电磁辐射源空域分布、电磁信号频域分布、电磁信号强度分布、电磁信号种类和样式分布、背景噪声强度、信号密度、频率占用度、频率重合使用度等作为度量指标。而文献[3]更为详细地讨论了战场初始电磁态势信息的度量,将初始电磁态势信息划分为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和态势全信息,从不同角度度量战场态势。
2战场电磁态势感知关键技术研究现状
Endsley提出了第一个态势感知3层模型:态势要素提取、态势理解和态势预测。由于态势感知的结果要呈现给人们,所以态势感知系统通常是4层:态势要素提取、态势理解、态势预测和态势可视化,如图1所示。该模型对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战场电磁态势感知等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我国近十几年才开始对战场电磁态势感知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从宏观模型到每个环节的技术,从信息获取到数据分析,从目标分辨到态势估计、预测直至可视化、仿真都有涉及。本文根据图1所示,将各研究技术划分为电磁信息获取技术、电磁态势估计技术、态势预测技术和电磁环境可视化技术4类来阐述。
2.1电磁信息获取技术
战场电磁态势复杂多变,电磁信息种类繁多,随机性大,如何及时、有效、全面地获取态势信息对准确把握战场态势起着基础性作用。首先,电磁态势监测采集的信号包含多种源信号,需经过分离才能够分析各信号。采用FastICA分离算法,可将相互统计独立的源信号从观测的未知源混合信号中分离,其中的FastICA算法采用定点迭代的优化算法,使得收敛更稳、更快[4]。对雷达型号的准确识别需要融合多个传感器的信息,采用基于确定性理论的不确定推理技术可以把多个传感器在多个周期的侦察信息进行融合。不过要求的正确识别率越高,融合次数就越大,该算法所需的时间也就越多[5]。针对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不确定、参数信息不完整的辐射源,先使用模糊匹配方法完成一个周期的识别,再用DS证据理论融合多周期的结果数据,可以有效提高辐射源识别的正确率[6]。或者采用Vague聚类方法,通过对构建的布尔矩阵逐行扫描,能同时考虑目标数据的全部正确信息和不精确性信息,方便地实现对目标的分选[7]。
2.2电磁态势估计技术
电磁态势估计技术是在前面提出的电磁信息获取技术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基于直觉模糊决策的战场态势评估方法,其对整个战场当前态势进行综合评价[8]。针对单架飞机对单个保护目标的威胁估计,可以使用基于混合贝叶斯网络的电磁态势估计模型,也可使用稳态条件高斯推理算法。稳态条件高斯推理算法不仅能够计算查询变量的均值和方差,还能精确计算连续变量的边缘概率密度,有利于掌握威胁变量的取值规律,因此,是解决电磁态势估计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而且威胁估计的精度高。将以上2种模型推广,均可估计多架飞机对多个保护目标形成的威胁[910]。针对复杂电磁环境下观测数据的不确定性,可利用模糊动态贝叶斯网络来进行电磁态势估计,及时跟踪辐射源威胁等级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而且模糊动态贝叶斯网络法还可以滤除传感器的误差甚至失误,保持评估过程的鲁棒性[11]。
编队辐射源态势评估涉及到威胁等级划分的问题,宏观上划分过细,不利于指挥员把握战场电磁态势,微观上精细的划分才能体现差异,利于资源分配。文献[12]通过先宏观划分威胁等级,再从微观上计算威胁系数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个方法为指挥员全面把握战场电磁态势、合理分配资源带来便利。
2.3态势预测技术
获取态势信息,做出威胁估计后,我们可以根据经验来估计下一刻的态势演变。将博弈论应用于通信对抗态势预测是一种从战略角度预测的方法[13],预测过程如图2所示。
这种方法通过分析、对比敌我双方的通信电台和通信干扰机性能参数,列出一个由不同接收方式和干扰方式组合的受益矩阵,从矩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双方选取哪种方式最有利,从而预测对方可能采取的攻击方式,有针对性地加强防御。
关于态势预测,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中有一些成熟技术,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考虑借鉴使用。
2.4战场电磁环境可视化技术
在战场态势感知中,电磁环境可视化技术是将抽象数据转化为图像的技术。可视化技术作为一种用于知识发现与理解的工具将成为战场电磁环境的最重要的表现手段和核心技术, 由此将给指挥人员带来思维方式与认识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为了让指挥员直观、快速地了解战场电磁态势,态势可视化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以指挥员的需要为出发点;
2)真实、贴切地反映战场实际态势;
3)全面反映客观电磁环境;
4)在全面的基础上,做到重点突出;
5)表达方式必须迅速、简洁、直观和可用。
2.4.1可视化内容的划分
战场电磁态势可视内容划分有以下3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从电磁信号密度特征、强度特征、样式特征及信号分布特征来划分电磁环境构建的要素[14];第二种方法是将战场电磁环境的构成分为人为电磁辐射、自然电磁辐射和辐射传播因素等3个部分[15];第三种方法对可视化的内容划分更详细,如图3所示。
2.4.2可视化研究现状
国内电磁态势感知可视化技术研究在加入地图,提高速度,绘制方法GIS具有空间分析能力强、数据来源广泛、工作方式直观形象等特点方面,比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系统更适合在对空间数据的查询和分析功能要求较高的领域使用。利用GIS技术的地图功能可以简化战场电磁环境可视化的模块[1618],不过GIS数据库中的综合自然环境模型会对作战模型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怎样产生影响、实现方式和结果如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18]。此外,MapX技术可以将地图功能方便地添加到任何应用中去,提高地图处理和显示的速度,将MapX应用到电磁环境态势显示系统中,更利于分析仿真数据[19]。
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为此,人们对可视化算法的效率和速度做了各种研究。GIS中获取整个区域态势的方法主要是空间插值算法,这种算法误差较大,卢涵宇等人改用曲面样条插值算法可以更有效地逼近真实值[20]。利用Delaunay 三角网构建二维电磁态势图时,对三角网生长算法中的前沿边推进算法中点的搜索方法进行的改进,提高了构网效率,从而提高了电磁态势显示的速度[21]。而文献[22]利用GPU的通用计算能力,将等值面的提取放进GPU里面执行,提高了等值面的提取速度。
对于整个系统的仿真研究如下。将基于脉冲流描述的态势显示方法用于可视化,选取电磁环境中的侦察接收机为对象,利用脉冲描述字对作战空间内各辐射源的射频脉冲进行建模,生成接收机处密集而时变的脉冲流,经过时域、频域、空域、功率域等的统计分析, 完成战场电磁环境态势的综合显示[23]。基于HLA并采用模块化结构的仿真体系结构便于综合电磁环境感知和可视化的各项技术[24]。
电磁态势体数据的可视化的体绘制、面绘制和切片法是三维可视化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各种改进优化了绘制算法。一种方法是采用LongleyRice电波传播衰落模型生成可视化数据,然后采用多层等值面的方法来表现不同强度的电磁环境分布,解决了针对面绘制方法在对体数据内部细节表现的缺陷[22]。另一种方法是把OpenGL引入电磁态势三维可视化系统中,作体数据切片渲染[24]。还有将粒子系统用于绘图,并开发了球状、雷达、扇面等不同的电磁符号,以便更有区分度地表现不同态势。粒子系统可以更好地绘制不规则图形,不过占用内存大,绘制效率较低[25]。
作为战场指挥员“眼睛”的雷达在认识战场环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对于雷达的表现模型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些模型可以根据实际的雷达参数快捷地给出雷达的作用范围[2628]。
3结束语
战场电磁态势感知对指挥员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战场电磁态势,作出有效的作战策略有重要意义。目前的研究从速度、效率、辨认精确率等方面不断改进战场电磁态势感知技术,但针对电磁态势感知要素的获取与预测的研究还很少;此外,由于战场环境较为特殊,研究中如何尽可能全面地还原真实环境,严谨地检验仿真结果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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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质量有新提升教育基础不断夯实
1、幼儿教育规范发展。幼儿教育全面发展,全区每一街道(镇)均建成一所中心幼儿园,在园幼儿17314人,入园率96%,幼儿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9%。开展试办幼儿园的全面检查,审批了51所“试办幼儿园”。召开幼教会议,逐步理顺街道中心幼儿园与村级幼儿园的管理体制,使全街道幼儿园做到了“四统一”(即统一招生、统一收费、统一管理、统一考核)。召开幼儿教育集团化管理现场会,推进了我区幼儿教育集团化管理步伐。组织召开幼儿园课程培训会,编制幼儿园情况一览表,推动我区幼儿教育质量再上台阶。组织参加*市庆“六一”幼儿绘画比赛和教师主题环境创设评比活动,我区成绩名列前茅。积极开展示范性幼儿园的争创活动,省示范性幼儿园达到6所,市示范性幼儿园达到6所。
2、义务教育全面发展。继续实施“放两头、保中间、活全局”的发展战略,巩固了“两基”成果,基本达到高标准。强化学籍管理,促进了全区学籍管理规范化建设。狠抓了“五项工程”建设,全面开展“校舍隐患”排查工作。全年投入资金1250万元,如期完成省农村学校食宿改造工程5个项目,建筑面积达11910平方米。投入2694万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田径场、改厨改厕、硬化绿化及校舍维修改造等项目62个,面积42175平方米。“爱心营养餐工程”和“贫困生扩面工程”落实到位,投入资金270万元,发放营养餐券4746张,义务教育券13946张,资助面达到13.99%。小学入学率、巩固率均达到100%。初中入学率达到99.81%,巩固率达到99.98%。盲、聋哑、弱智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为98.02%。“三残”适龄儿童少年、低保线以下贫困家庭子女均享受全免费的十五年基础教育,由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贫困家庭子女亦享受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投入2万元对20名特困生给予生活补助。
3、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实施高中入学成绩准入制度,设定普通高中、综合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积极推进高中新课改,开展“学科培训——学科调研——成果展示”为模式的新课改活动,组织了12次学科培训,开设了13个学科专题讲座。组织校长、教师外出考察学习,提高高中师资质量。出版了四期《课改动态》。加强课题研究,积极撰写教学科研论文。高中教育全面普及,初升高比例达到99.87%,比2000年提高31.2个百分点。普职教比继续保持1:1。
4、职业教育稳步发展。进一步落实省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发挥职业教育集团作用,与62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投入134万元,加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的校舍建设和教学设施改造。开展百名教师下企业,百名技师进校园的“双百”活动,不断提高专业教师的业务水平。实施*区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爱心营养餐工程,748名贫困生受惠,总金额15万元,占在校生比例11.1%。开展中等职业学校贫困生资助工程,全年投入180万元资助1397人次,占在校生总数的10.5%,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
5、成人、民办教育持续发展。5个街道成立了社区学校,城乡成人继续教育网络全面建成;加强农村劳动力技术培训,600名农村预备劳动力参加了技能培训,277人毕业;*职业中专成为全区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为全区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3053人参加自学考试,实考2726课次,合格1410课次,毕业?人。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对全区130所民办教育机构进行了年度审查并公布结果。承办了在书生中学召开的全国民办学校品牌建设研讨会暨*省民办普通高中联谊会。加强民办学校调研,努力解决民办学校教师的后顾之忧。
(二)教育创新有新突破,教育均衡全面推进
1、教育精细化管理全面开展。召开了“开展教育精细化管理”为主题的暑期校长读书会,大力推进学校教育精细化管理。通过聆听专家报告、专家和校长对话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学习和交流,加强了校长的精细化管理理念,促进了学校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举办了第二届校长论坛,有18位校长走上讲坛,就“教育精细化管理”作了演讲,并聘请了*大学、省教科院3位专家作点评,有力地提升了学校教育精细化管理水平。编辑刊发了学校精细化管理工作总结专题,进一步加强了教育精细化管理经验的交流和推广。
2、农村完小建设卓有成效。切实加大完小教育投入力度,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协助区政府举行了*区农村完小建设现场会,进一步加快了村完小建设。加大完小教育调研力度,组织开展联系学校及“完小”蹲点调研活动。分6个小组赴全区各联系学校及最基层的村级小学---“完小”,组织召开恳谈会,参与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和工作思路,了解新课程的实施情况,了解师生的思想、生活、工作状况,摸实情,办实事,走访慰问完小家庭贫困学生。加强完小教研活动,开展了全区性的“中心校与完小科研互动式行动研究”活动,召开了完小教科研现场会。加强完小教师队伍建设,开展面向全区农村学校的第十三届星级教师评比活动,提高了完小教师队伍素质。基础设施建设卓有成效,举行了百万体育器材进校园的赠送仪式,加强了完小体育设施建设;全区共投入560万元加强完小场地硬化和校舍维修改造,专项补助80万元,完成了11所完小的场地硬化,专门补助170万元,维修改造了18所完小校舍。加快了完小的现代化建设,共投入了113万元购买了79台电脑,81套多媒体设备,3200套图书,提高了完小的教育信息化水平。
3、心理健康教育深入推进。加强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意见》。建立了*教育心理健康咨询站,举行了*区教育心理咨询站启动仪式暨现场咨询活动。选送心理教师外出培训,开展经常性的心理咨询工作。全区学校建立了相应的心理咨询室,开设心理网站和心理邮箱,开播校园心理咨询电台,特聘咨询师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成立了心理健康讲师团,开展全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大讲堂活动,培养了学生健康心理。制定了*区教育心理咨询站年度工作思路,深入开展全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4、校网调整工作有序开展。按照校网调整规划,加大了小学校网调整力度,教育资源得到了优化整合。一是撤并光明小学,将31位在职教师和35位退休教师分流安置到区实验小学、实验二小、云健小学和中山小学等4所学校。光明小学校舍现由实验小学使用,筹建“阳光教育基地”。二是顺利撤并*街道闻裕顺小学和章安街道就岭小学。两校教师得到了妥善安排,学校资产得到了合理利用。三是顺利置换原三中土地,置换所得资金3000万元用于*五中还债,减轻了五中的债务负担。
5、高考组织管理成效显著。加强对三考(高考、会考、中考)工作的研究、管理和指导。组织举行了二次全区模拟高考,首次组织了与杭州市的联考,创新了模拟考试思路。召开了区20*年高考总结、表彰暨质量分析会,下发了20*年高中教学质量奖,明确了20*年区高考目标。组织了区高考研究小组成员、普通高中部分业务校长、教学骨干到上虞、舟山等地学习高考经验,形成调研报告,在全区学校进行交流学习。今年高考再创佳绩,我区文理科上线万人比68.68,居全市第一;文理科上重点线万人比5.13,全市第三,三区第一;市理科状元由*一中学生获得,全市文理科前10名中我区占4名,继续保持三区第一。
6、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一是开展中小学校长助理公开选聘活动,制定了公开选聘校长助理实施办法,连续4天在7所学校的22名候选人中公开选聘7名校长助理,学校掌握65-70%的评定权力,其中全体普通教师拥有50%的决定权,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当家作主的权利,彰显教育人事民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得到了全区师生的好评。二是全面贯彻《*区教育系统毕业生录用和教职工调聘工作的实施意见》,从严掌握新教师录用条件,规范新教师录用程序,做到四公开(政策公开、条件公开、指标公开、结果公开),新教师招聘工作规范、合理、公正、有序,今年共录用新教师75人,社会反响良好。
(三)队伍建设有新加强,德育水平不断提升
1、深入开展名师工程。认真做好市名师名校长的推荐评选工作,经过严格考核,4位教师被评为*市名师,2名校长成为了*市名校长。目前,我区拥有*省功勋教师1人,*省特级教师11人,*市名教师27人,*市名校长9人,按专任教师比例居全市首位。创新星级教师评比模式,在农村学校开展了第十三届星级教师评选。共评选出26名教师为*区第十三届星级教师,至此,全区共有星级教师592名。加大了优秀人才引进力度,创造优秀人才工作、生活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完善了区特聘教师制度,狠抓名师下乡支教工作,扎实做好省特级教师、市名师和区星级教师下乡支教及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工作,充分发挥了优秀骨干教师的示范辐射作用。
2、强化师资队伍培训提高。建立教师业务素质考试制度,组织全区中小学教师进行了教师业务素质和“中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培训和考试;开展网上“中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全员培训大讲堂”,扩展了培训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加强了教师年度考核工作,规范教师档案管理;加强新教师见习期培训,141名已毕业转正。组织开展中小学班主任培训工作,对初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开展小班化、多批次培训,提高了中小学班主任整体素质和能力。支持鼓励中小学教师参加高一层次学历进修,全区中小学教师合格学历大幅提升,目前,全区中小学教师合格学历,小学、初中、普高、职高分别达到100%、99.59%、97.51%、90.84%;高一层次学历,小学、初中分别达到81.72%、80.84%,居全市前列。
3、提升校长队伍素质。开展了学校德育副校长全封闭培训。8月,37个学校分管德育的副校长在教师进修学校进行了为期7天的全封闭培训,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将军事化训练和众多专家的德育报告有机结合,有力地提升了德育副校长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开展全区小学校长提高培训,121位小学班子成员参训。组织35名校长助理和后备干部进行为期3个月的岗位培训,严格校长后备干部考核,取消了12名后备干部资格;加大了对校长班子考核调整力度,共调整充实了23位中小学校长班子成员。提高校长岗位职级津贴,调动了校长工作积极性。
4、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开展“热心爱教、文明执教、优质施教、廉洁从教”承诺活动和“群体师德创优”活动,把师德作为教师工作考核的首要内容和职务评聘的重要依据,实行一票否决制。树立典型,大力弘扬先进教师事迹。举办了第23个教师节庆祝大会,表彰了各级各类先进102人。其中全国模范教师1名,省级先进11名,市级先进11名,区级各类先进80名,大力弘扬了教师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高尚精神。开展了*区首届“十佳班主任”评选活动,产生了我区首批“十佳班主任”。举办第二届教职工运动会,加强了教职工的团结协作精神。严肃整治教师有偿补课、违规带生行为,开展了为期2天的暑期中小学师德专题培训,全区3600多名教师参加培训,促进了全区教师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积极推进学校民主管理建设,召开了全区教代会现场会,进一步规范教代会全程工作,充分落实了教代会的审议权、审议通过权、审议决定权、评议监督权等“四权”。
5、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多措并举开展德育工作。承办了*市德育工作现场推进会,生态德育工作初见成效,《*区中小学“生态德育”的实践与研究》被列为省重点课题,受到了专家的广泛关注;加强绿色学校建设,开展区级绿色学校评比活动,10所学校被评为区级绿色学校;全面检查全区学校日常行为规范落实情况,加强了学生日常行为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了国防教育,开展了军训、主题班会、模拟防空演练等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积极开展民族精神教育,进行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和建党86周年的歌咏比赛、书画比赛、演讲赛等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举办*区未成年人读书节,开展民族精神大讲堂、“好书我推荐”、“读后感征文”等活动,增强了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举办了第一届校园社团文化节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综合素质。办精办好《自主教育》和《*家教》刊物,构建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
(四)素质教育有新成效教育投入持续增加
1、素质教育成效显著。一是加强青少年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工作,成功举办区第十六届中小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组织参加了*省第二十一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5个项目获奖;加强中学学科竞赛的管理和指导,7人获*省初中科学竞赛一等奖,占全市的一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二是全面推进学校体育工作。举办*区第二届中小学生体育节;开展学校阳光体育工作,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积极开展创建体育特色学校和学校体育人才基地建设,2所学校被评为省级体育特色学校,2所学校被确定为省级学校体育人才基地;编制了*区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方案,制定了*区百万体育器材进校园实施方案,举行了*区百万体育器材进校园活动,与体育局共同出资105万元,对全区农村学校体育设施进行添置、改造,促进了城乡体育教育均衡发展。
2、积极建设平安校园。继续推进“平安校园”创建,全区所有中心校以上学校都达到了*省“平安校园”创建标准;召开全区性教育系统安全工作会议和安全紧急会议3次,周密部署学校安全工作;举办“全国第六个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发放宣传资料2000多份;开展“警校共建”活动,实行学校交通协管员制度;实施“家校通”工程,为学校、家长联系搭建信息平台;开展了二次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和学生接送车专项整治;积极配合各学校办理投保手续,全区38所学校6万多名中小学生和53所幼儿园近1万名幼儿参加校(园)方责任保险。加强学校卫生工作,5所学校成为*省食堂卫生等级量化管理A级单位,37所学校被确定为各级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加强学生食品安全管理,出台了*区学生食品配送实施方案,开展校园食品安全配送工作;
3、加大教育投入力度。20*年,预计教育事业总支出5.6亿元,其中区财政对教育事业拨款达到25267万元,比上年增长18.7%。教育附加收入达到3653万元,比上年增长8.4%。人民教育基金收入达到3428万元。继续开展义务教育免杂费,97066名义务教育学生被免除学杂费,金额1059万元,极大减轻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重视教育装备投入,促进教育装备现代化。投入477万元,新增学生课桌椅5215套,新增多媒体设备191套(其中简易49套),新增计算机454台。目前,全区中小学拥有多媒体设备1324套,拥有计算机7040台。多媒体设备基本普及到每一个新课程教学班;学生数与计算机数比达到10:1,各校基本拥有满足教学用的计算机教室,实现了计算机辅助教学。加强督政和督导,指导大陈镇顺利通过*市教育明星乡镇评估,目前,全区所有镇、街道成为*市教育明星乡镇。10所学校被评为“*市教育基本现代化学校”。
4、关心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开展弱势群体结对帮扶工作。教育局机关60名干部与全区贫困户、低保户一对一结对,开展送温暖活动。局班子成员与10名贫困学生结对,开展资助活动。教育局机关与下陈街道明星村、海门街道建设社区开展结对活动,给明星村4户困难家庭送去了慰问金,切实帮助该村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关注弱势群体子女受教育权利,联合开展了2次对民工子女免杂费款和营养餐券现场发放活动,近6000人次受惠,金额达40万元,使民工子女享有了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五)依法治教有新拓展,教育形象全面改善
1、学校招生人事工作规范有序。一是严格规范了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开展“招生政策进万家”活动,加大招生工作的宣传力度;召开全区招生考试干部培训会,加强招生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对各类招生考试过程监督,严肃考试纪律,确保了录取工作规范、有序;严格控制学校招生规模,派出招生督查组,现场监管学校招生工作,并定期开展招生检查,进一步强化了招生监督。严格执行招生收费政策,建立了监督收费的长效机制,实行全程监控,在事前、事中和事后检查,有效地规范了教育收费,基本消除了教育乱收费现象。二是严格规范了教师调聘工作,顺利完成了20*年全区中小学人事核编;坚持“统一管理、计划进人、考试择优、定编设岗”的原则,严格控制编制,严肃进人计划,严格控制区外教师调入和区外毕业生聘用,从严控制民办学校教师调入;全区学校教师正常调动共79人,其中区内33人;录用新教师75人。进一步规范了教师年度考核工作。
2、“恳谈日”活动积极开展。制定了“恳谈日”活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先后在*一中、*五中、*中学、*中学、大陈实验学校和黄礁中心校等学校举行“恳谈日”活动,面对面听取意见和建议,并认真落实整改,有效地缓解了教育矛盾,加强了局机关、学校与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了我区教育的和谐发展。健全局领导接待日接访活动。局领导接待日每月安排一次,全年共安排了7次,接待了14批次者,积极化解教育矛盾,促进了依法行政、依法治教。
[关键词]计算机辅助教学:非智力因素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3―0042―03
计算机辅助教学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现今社会随着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已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接受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对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具有更多高新技术成份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愈发显现出它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日益提高,这一教学模式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教师、大学生、家长及各级教育部门的欢迎和重视。
但是,随着计算机辅助教学深入到大学教学的各个环节,其存在的一些缺点也暴露了出来。在当今的计算机辅助教学中注重于强调知识含量的丰富,知识结构的新颖,在教学中逐渐出现以知识的传递为主,突出了“教”的重要,但却忽视了大学生“学”的过程,忽视了大学生个体的差别,虽然对一部分大学生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整体效果依然不明显。这其实就是教育者只注重了智力因素的培养,而没有过多考虑对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活动中有两类因素在发生作用。一类为智力因素,包括记忆、思维等;另一类为非智力因素,包括五个要素,即: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的心理因素。更具体地表现为成就动机、求知欲望、学习热情,自尊心、自信心、好胜心、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顽强性、自制性、独立性等12项因素,在学习中发挥着动力、定向、引导、维持、调节、强化和创造等方面的功能。先天智力因素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然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非智力因素。人的记忆、思维是在一定的情感、兴趣、意志的支撑下进行的,非智力因素发展的好,智力因素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非智力因素是提高大学生智力与学习效果的关键,是引导大学生学习动力的源泉。
非智力因素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作为意向活动的非智力因素,本身不属于认识过程,它是在认识过程中表现出来,并对人认识过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意向过程诸因素;
第二,非智力因素是一个心理因素构成的整体(不包括影响个体智力活动的其它客观因素),影响智力活动效益的是非智力因素的整体效应;
第三,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关系,即非智力因素主导智力活动,智力活动指导非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既可以成为学习者学习的动力,也可以成为学习者学习及认知活动的阻力。如果学习者不树立远大的理想,缺乏强烈的成就动机,失去了对学习的热情,也就是说没有了非智力因素的积极作用,我们实在难以相信他能学会学好:如果教育者忽略了大学生这个方面的开发和培养,也是很难教会大学生如何去学习的。
鉴于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加强对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计算机辅助教学需要考虑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对于学习成绩较好的大学生,其非智力因素对于学习的影响相对而言是较弱的,而对于学习成绩较差的大学生,其学习效果受到其自身的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较强,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所有大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得每一位大学生都有尽可能大的收获,所以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需要特别关注那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对于如何培养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我们注意到在大学生活中宿舍是大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校园是大学生学习和开展各项活动的舞台,大学生的各种学习和社会活动主要在这些地点进行,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的课外时间占据了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这样我们就不应该将眼光仅仅局限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而忽略了更加充沛的课外时间,如果能够将教学活动以适当的形式延伸到课堂之外,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优势。
我们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并考虑到网络和计算机在大学校园的普及,以及现在的大学生喜欢网络,接受网络的情况,尝试在原有课堂教学的基础之上,开发了一个以网络为平台的教学辅助网站。该网站主要含有资料下载,视频点播,留言板,师生交流空间等板块,并配备一个简单的视频会议系统。通过对网站内容,形式及活动的组织,来完成对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潜移默化的培养。形成了在智力因素上以课堂上教师对知识的讲解为主,辅之以教学辅助网站上的知识补充;在非智力因素培养上则以教学辅助网站为平台,主要以课堂外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渠道沟通、交流和引导为主的模式。
一 激发大学生学习的动机
非智力因素可以把学生的认识和行为统一起来,对学习活动和学习过程起着定向作用。非智力因素的良好开发利用,可以使大学生积极参加学习活动,精力集中于整个学习过程。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大学生,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学习积极性不高,自控力差,学习精力不集中所造成。非智力因素的良好开发利用,就可以把人的主要精力确定在正确的方向上。
学习动机是大学生成才的起点和直接动力,而当代部分大学生存在学习期望目标不高,更缺乏社会性目标,以致造成他们缺乏学习的内在动力,求知欲不强、学习自信不足。另外还有部分大学生歧视现在的教学方法,认为课堂教学方式是小孩子们做的,形式已经过时,使得他们逐渐形成叛逆心理,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对教师的教育,表现为一种不认同、不信任的反向思考。对于身边的榜样,则给予排斥和嘲笑。
其实,大学生的本质还是积极向上的,只是由于社会上的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才会导致学习动机方面的缺陷,只要教师能够进行积极的引导还是完全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机的。而现代的大学生们依然是崇尚榜样的,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去为他们树立这样的榜样。其实这样的榜样是很多的,只是由于大学生的信息摄取范围依然相对较小,所以造成这种现象,这就需要由教师为其搜寻到大量健康、积极并且贴近大学生自身的材料,虽然无法做到教师亲自为其讲解开导,但将其放入教学辅助网站作为资料,供学生下载浏览还是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的,使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抵触心理的片面性,逐渐建立起正确的学习动机。
二 增强学习中的兴趣
根据《心理学词典》的定义,兴趣即“人积极探究某种事物的认识倾向。”换句话说,兴趣就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爱好某种活动的情感状态,是个性对客体的一种选择态度。兴趣,是一个人力求认识、研究获得和爱好某种事物的稳定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兴趣是开发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原动力。
有调查结果显示,仅有少数大学生将学习活动列为自己最感兴趣的活动,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活动集中于娱乐、品尝
可口美食、穿着体面的服装等方面:不难看出:一是对知识类学习认知活动缺乏兴趣,甚至根本没有兴趣;二是他们的兴趣集中于富有感官刺激性与惊险好奇的能给予他们感官需求满足的活动和事物。
大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认为学习只是为了考试。老师精心准备却得不到认可。于是,老师也只能应大学生的要求进行应试形教学。这反映了一种回避心理,既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与社会及他人发生矛盾冲突时,不能自觉的解决矛盾、冲突,而躲避矛盾冲突的心理现象。最常见的是盲目的反感正面教育,回避教育的机会和场合。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均有反映。当老师在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时,大学生或是心不在焉,或闷头大睡。而且还回避与老师家长的交谈。回避心理还常表现在大学生遇到困难时,便在心理上承受巨大压力,以致回避学习,厌倦学习。
如果使大学生对某种学习对象产生了兴趣,而不认为是一种负担,就会自觉冲破阻力,使学习收到最佳效果。传统的教学手段在一般情况下很难长时间地激发、保持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上课开始的十几分钟大学生能集中注意力,但是后半节课大学生大都处于厌倦甚至压抑状态,因而大大影响课堂教学质量。而利用多媒体课件的教学手段就能克服这一点。多媒体课件生动有趣的情境,多样化的信息吸引着大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其浓厚的学习兴趣,由此大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观察、思考、分析、理解,实现了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的转换。
多媒体课件不仅能够在课堂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在课堂外的复习和预习过程中也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大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对生动的多媒体课件明显比枯燥的课本感兴趣。但以往多媒体课件只是在课堂使用,学生课后只能够看书,但我们将课件上传到教学辅助网站则可以任由学生随时随地的下载观看,自然可以提高学习兴趣。
另外教师和学生的直接沟通是培养大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是由于性格上的差异,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接受并喜欢与教师的面对面沟通。于是,计算机网络的优势就显现了出来。针对这样的大学生。我们在教学辅助网站上开辟了留言板和论坛两个模块,供教师和学生进行交流,虽然现在的网络拥有很多的交流方式,如电子邮件或MSN、QQ等聊天软件,但是它们在和学生的沟通过程中却存在着过于分散,不便于管理等缺点,而在教师为相应课程和学生单独建立的教学辅助网站上却不存在这些问题。教师可以选择通过教学辅助网站的留言板,论坛等模块与大学生进行深入的沟通。只有将大学生的消极情感反应降到最低,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并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
三 锻炼个人的意志毅力
意志是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动,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人的意志与行动密不可分,并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行动。意志力水平高的大学生常常能够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学习节奏和精神状态,以更高的热情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坚韧的意志力不但会在大学生的学习效果上充分体现出来,同时对他们将来的生活、事业都会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人的意志力是在克服困难的不断实践中磨练出来的。
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的坚韧性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使他们经常保持勤奋向上的情绪和刻苦学习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巩固学习成果,发展学习成果。反之,娇气、任性、懒散、情绪忽冷忽热、缺乏克服困难的精神,就不能巩固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当代的大学生存在着意志方面的缺陷,他们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偏低,主动性,自觉性差。坚持性不足,畏难情绪严重,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自主实现目标的坚定性差,更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我们要充分利用大学生群体的互助效应。在大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生与大学生相处之间度过的,由于平时的学习生活的相似性。大学生之间的共同语言还是很多的。如果在他们之间养成了一种互相帮助、合作学习的团队氛围,不仅可以视为对教学活动的补充,还可以增进大学生之间的友谊,提高完成学习任务的信心和面对困难的意志力。
鼓励和培养大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有利于大学生在小组合作中互相帮助,交流感情。利用团队的监督与协作功能,培养大学生内在的引导力量。这就依赖于非智力因素发挥其引导作用了。这需要我们为其打造一个交流和协作的平台,我们在实践中主要以网络论坛为核心,将其按照课程划分为不同的板块,分别交给不同的小组负责管理和维护,并解决遇到的问题,而且鼓励各组之间相互提出问题,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同一任务,充分发挥团队的监督与协作功能,使得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自觉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从而完成共同的任务。这样即锻炼和提高了大学生的个人意志和协作精神,又满足大学生的成就感。
四 培养良好的性格习惯
现今部分大学生表现为胸无大志、缺乏责任感、懒惰、怕苦、畏难、自信心不足、不能正确认识自我、缺乏独立思考、自卑或妄自尊大、情绪波动大、难以自控等不良的性格倾向。
这些都是大学生的自我认识不足的表现。这是指大学生对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和心理自我的认识。现在大部分大学生不能真正认清自己,也不能给自己正确定位,从而不能按照正确的方法认真学习,基础好的同学认为自己有能力应付面对的问题。在学习过程中总是眼高手低,浮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学习。基础很差的同学对自己没有信心,从来不肯认真思考。长此以往,便越来越差。
对大学生性格的改变的一个手段就是让大学生听取他人的评价和意见。人们评价自己的错位,往往源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虚心地听取专家、老师、家长、朋友的分析与评价,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识自我。但大学生在日常的师生面对面交流中却不善于接受意见,甚至对他人提出的正确意见反感,抵触。与之相反,有时在网络世界中大学生却比较容易接受网友提出的意见和批评。而且在日常的同学交流中,有些同学不好意思当面对他人提出批评的意见,我们也可以将其转化到网络的环境内进行间接的沟通。
五 陶冶大学生的情感
当代大学生的情绪、情感状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普遍地认为学习是一件苦事。二是情绪的波动较大,碰到成绩不理想就会丧失信心,遇到老师的批评就感到丧气、或是对老师反感对立,使自己一下子跌入情绪消沉的状态。三是缺乏道德感与责任感。四是他们有对成功的向往与得到别人认可的渴望,他们还是很希望自己得到好的成绩,得到老师、同学的赞扬,一旦这种需求得到满足时,他们会觉得高兴,会倍受鼓舞。
但是在现在的大学教学过程中,除去考试外却很少有让大学生自己去验证学习成果的机会。结果造成,如果成绩理想,那么可以促进其学习的热情,但如果成绩较差,就容易使其丧失信心,并且无法在短期内再次验证自己的学习是否取得进步,造成消极情绪。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在教学辅助网站上设立相关问题集,并对学生的解答给出评价。而学生自己的问题也可以在网络上寻求其他同学的解答,或者解答别人提出的问题。通过对各种问题的解答来验证自己的成绩,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为学生营造一个积极的情感氛围。
总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学习过程中,一切外部条件最终都要通过其内因起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激励和培养大学生学习的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心理状态积极化。使学生觉得学习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时,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不能局限于原有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成功。而是以大学生为教学的核心,加强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走出课堂的限制,将教育的过程扩展到学生的课外生活中,充分发挥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和学习毅力始终处于较佳状态,取得更好的教学成果。
参考文献
[1]王承.多媒体教学与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J].现代农业科技,2008,(3):191―195.
【关键词】STEM教育;Scratch编程;3D建模打印;创客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6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1-7384(2017)04-0035-04
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一世纪之问引发了教育界的深入思考。毫无疑问,我们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来“人才”,只是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更强调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科技人才是国家科技实力、创新实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培养科技人才、提升创新能力成为各国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在应试教育背景下,长期以来存在着重脑力轻手工、重理科轻工程的现象,相当多的学生眼高手低、高分低能。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创新强国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新思路:美国有“惠普车库”“迪斯尼车库”“亨利・福特车库”“苹果电脑车库”“A Spec车库”等这些为全球提供创新科技的“车库”,于是便有了“车库文化”一说。这种车库文化体现了美国国民的“尚技重工”,推进了人类科技的进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这种“车库文化”就是创客教育,它提倡自己动手DIY、鼓励创新开拓的思想。同时,STEM教育被视为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STEM 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门学科的简称,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科学基金会联合科学家、技术家、工程师和数学家共同提出。STEM教育致力于培养和提高学生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工程技术与科学、数学等学科的融合。虽然,创客教育与STEM教育的关系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在实践中将学校内的创客教育视为STEM教育,是一种平衡实践和理性的办法。美国的STEM教育实践证明,STEM教育可以提升国民素质,促进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均衡化,增强国家经济实力,驱动创新。
创设STEM教育体验空间
目前,我国的STEM教育逐渐蓬勃发展起来,2016年3月的《中国创客教育蓝皮书2015》,体现了国家对STEM教育的重视。许多学校也相继开展了STEM教育实践,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清华大学i.Center众创空间、英特尔―西南交通大学大学生创客活动中心、温州中学DF创客空间和北京市丰台区第八中学创客空间。但是前进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笔者在基层了解到的许多学校的STEM教育运作模式是:当上级发文有创新竞赛或者机器人赛事的时候,学校层面布置发动,购置赛事主办方规定某赞助商所在公司生产的机器人,训练学生参赛拿奖。很多学校的STEM教育的实施现状从实施时间上看是从文件颁布开始到拿奖状结束;从内容上看创新大赛往往嫁接了许多教师的创意,机器人比赛运用指定机型、指定软件、指定方案进行设计;从受众上看,仅是一小部分学生参与。因此,在STEM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内容形式化、创意虚假化、目的功利化的不足。教育是慢的艺术,它需要有一个普及的、持续的推动,因此STEM教育的实践就必须建设体验空间,让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有时间、有空间感受STEM教育的魅力,点燃创造激情。
1. 从社会层面,培育有共同兴趣爱好或利益的社会群体
如上海创客中心在内的90家创业服务组织共同成立了上海“众创空间”联盟,中国电子学会现代教育技术分会牵头的全国中小学STEAM教育大会目前已召开四届;柴火创客空间得到全球最大的创客集会Maker Faire 官方授权,以主办方的形式从2012 年起开始每年举办深圳制汇节。社会作为一个大的环境,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条件,社会群体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吸引志同道合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激发热情,彼此的想法碰撞出创造火花;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利用学校以外的一些好的资源和服务,还会让学校和学生畅通地享受高精尖技术带来的视野和能力的跃升,以及以此为载体带来的人际交流范围的扩大,为其以后健康走入社会和生活奠定基础。
2. 从学校层面,建设STEM体验中心
最近江苏、重庆、上海等地命名了一批STEM实验学校或者STEM实验工作室。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要阵地,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学校层面的引领来带动STEM教育或者说创客教育的开展。在各校建设STEM体验中心或者创客教室,对学生更开放,可以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动动手、动动脑,切实感受到STEM教育的魅力。
3. 从家庭层面,建设角落文化
创作需要有一个DIY的三维物理空间。美国有车库文化,但许多中国家庭目前的住房条件或许都不具备。基于本国国情,每个中国家庭里可以建设“角落文化”,并配置DIY的相应工具器材,以供孩子们在空闲时间动手摆弄,在这小小的角落里说不定就能萌生大大的创意。
只有建立良好的创客教育大环境才能让创客运动席卷全国。所以,要解决STEM课程的空间体验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学校、家庭的“三维驱动”才能有效打通边界,使得社会之间、学校之间、家长之间的知识和智慧畅通流传,以智慧生成智慧,最终服务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
STEM教育的实施策略
1. 开设STEM创新课程
除了物理空间的创设之外,学校还应该开设符合校本、生本的STEM创新课程,以及持续推进机制的建立。市场上一些公司推出的课程或许有些借鉴意义,但大都是美国的舶来品,在中国落地生根需要适应、嫁接和改造的过程。笔者近几年在实践的基础上先后编撰了《中小学生3D建模打印教程》和《面向STEM的Scratch创新课程》,并且在小W高年级全年级推进,受到了家长和同行的好评。具体策略是,在五年级开设3D建模打印社团,六年级成立STEM创新社团,全年级开设3D建模打印课程和Scratch创新课程,这样五年级的社团成员到了六年级成为了教师小助手,STEM创新社团成员也成了Scratch创新课程实施中的好帮手。
2. 采用“工作坊”教学模式
开设创客空间,并设置有专门的创意课程,为学生们提供“让想象落地”的平台很重要。在实际教学中,探索适合这一崭新课程的教学模式也需要一线教育者去实践与思考。笔者在实际教学中采用“工作坊”的教学模式,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例如,笔者在2016苏州市小学信息技术教学观摩活动中的公开课“沙滩椅塑料构件制作”,从孩子们熟悉的“沙滩椅损坏后如何修复”这一问题入手,让学生体验运用3D建模打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教学过程中探索“工作坊”教学新模式,微课、学案、教材、小组协作结合运用,各环节在教师的主导下有序展开,整课以“课题竞标”为主线,在PPT上实时评价记录,教学容量大,节奏快,适合高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工作坊”的角色有三种,分别为“参与者”“专业者”“促成者”,这里教师需要培育好“专业者”,这是工作坊教学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3D建模课程是在六年级全年级进入课程的,之前的五年级开设了3D建模打印社团。这些“精英”到了六年级自然而然成为了“专业者”。在Scratch创新课程的学习中,学校STEM创新社团的成员们则也相应地成为了“专业者”。工作坊的宽松环境有利于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和学生间的协助活动的开展。
3. 探索教学评价新机制
笔者在实践中还对教学评价及奖励机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首先是改变学生的评价模式,在应试教育的浸润下,许多信息技术教师至今还用“考试”来决定学生的评价结果。这就造成学生一些平时学习的惰性,试图与其他学科一样,在最后的考试中侥幸过关。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制定了平时成绩占百分之九十,期末考核占百分之十的评价机制。每节课作品完成并通过作业提交系统上交的、项目推进明显、回答难度系数较高问题等方面表现良好的即时加分。最后对总分进行排序,决定学生最终成绩的评定。
在同样的评价策略下,笔者又发现班级和班级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基于此推出班级作品完成排行榜,及时公布平行班各班的作品完成总数及完成率,唤醒班级的集体荣誉感。于是有的班级为了避免垫底,有的班级为了“一雪前耻”,有的班级则为了争夺年级第一,纷纷找寻他们所谓的“潜力股”。这种你追我赶的氛围的形成,显然有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当然,设立一些激励机制是必要的,比如,每班的前五名可以获得老师的签名赠书,且可以进入学校的STEM创新社团等,这些激励措施用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4. 提供传统的和开源软硬件制作工具
在创客教室、STEM体验中心,配备让学生能实现创意、摸到梦想的3D打印机、Arduino等性价比高的硬件设备。Arduino是开源硬件软件,它基本透明掉了硬件电子部分,只剩下软件部分,把电子部分组成“模块”,这种简单易懂的软件使得小学生也能轻松上手,理解使用。也正因如此,它的硬件价格低廉,软件也无须购买。国内许多公司化运作的机器人比赛,购买一个器材动辄几千上万,笔者撰写的《面向STEM的Scratch课程》配套的可供全班学生使用的25套Arduino器材花销总和不到2万,而且由于硬件的兼容性好,传感器通用性强,在需要升级“版本”时还可有效利用原有器材。
5. 吸纳专业及背景广阔的跨界导师
对于处在发展中的学生来说,拥有专业知识的教师的引领和指导是非常关键的。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类似创客之父一样有影响力等级的人物,但是在学校层面已经有景山学校的吴俊杰、温州中学的谢作如老师等引领;所有这些都为我国跨学科整合性人才的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
6. 构建线下线上互联互通的融合空间
为了更好地实施教学,需要打破传统课程的时空限制。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学生机端建立“教学微视频”文件夹,学生除了在工作坊中探讨,寻求专业者的指导外 ,还可以从校本课程、教学微视频等多渠道及时获得跨越障碍的有效信息。有的学生远程跟淘宝的传感器卖家通过旺旺进行沟通,了解传感器的性能、安装及相关重要参数等。此时,网络上的一些“专业者”也参与其间,交流将不再局限在课堂,也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结 语
学校创客教育、STEM教育的课程开发者谢作如老师指出,中小学建设创客空间必要的条件有:足够大的场所、足够全的工具,以及足够长的开放时间。这三个足够解决物理三维空间和实施的时间四个维度的要素。实际上,就如本文所述,要有效地持续推进,还需要一线教师开发的适合校情生情的实验课程,探索适应教育新模态的教学模式及教学评价机制,给各实验学校培训和配备STEM教育或者创客教育师资等。
[关键词]旅游;旅游学科;多学科;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1—0021—09
学科自觉这一命题,对于不同的学术组织而言,几乎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作为兼具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双重使命的大学,其科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要将科学研究的目标同时建立在学科自觉的基础上;相反,对于专门性地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如科学院所)来说,学科自觉这一命题的迫切性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大学的使命是在有限时间——学制——的约束之下,高效率地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而且是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这一目标,既迥异于终身教育理念,也不同于带有明显的权宜色彩的短期培训,由此构成了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对学科的依赖关系。换言之,是否以学科规律推动和实现大学教育,已经成了衡量近现代以来大学教育合法性的一个基本指标。
然而,由于科学界和教育界都是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加之这种共同体又由于专业领域的区别和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问题类型和层次的差异,使得相关人员在谈及学科问题及其必要性时,往往如同站在不同的世界中对话,各怀己意,沟通困难。这种情况在各个研究领域和专业层面都有所表现,而在旅游学这一新兴学科当中,表现尤其突出,并进而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学科之见。人们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大异其趣,甚至还不适当地流露出种种复杂的情绪。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一些专业科研机构单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在其具体科研实践当中,尤其是在一些问题导向的对策性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学科概念的超越甚至漠视,往往不很关心学科,并进而不理解高校教育工作者对学科问题的关切。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旅游院校的教育工作者。鉴于旅游学科对于中国旅游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似乎很有做一系统阐释的必要。
一、旅游学科:应然与已然的判断
就旅游研究而言,学科自觉首先表现在对其学科合法性的自觉上。关于曾一度被称为旅游社会科学(tourism social science)而后被旅游学(tourismstu dies)取而代之的知识领域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国内外的旅游学术界都一直存有争议,而人们的研究路径也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克里斯·库珀等学者(Chris Cooper,et al.)指出“当旅游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同时,它的基础理论水平还不能支撑其成为一门学科”。而美国学者格尔德纳(Goeldner)在与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过程进行相似性比较的基础上,将旅游描述为一门学科。激烈的学术争论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学者利珀(Leiper)和英国人约翰·揣博(John Tribe)之间。利珀1981年在《旅游研究纪事》上提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课程分化的弊端,需要创立一门新的学科”,但揣博从学科的衡量标准角度分析,认为这只是一腔热情,旅游是“非学科”(indiscipline);之后,利珀批评“杂志主编们出于策略性原因,回避创立一门独立学科的责任”,并坚持旅游是一门“新兴的(emerging)学科”。随后,揣博继续发表评论,驳斥利珀这一观点是“非学科性的”(indisciplined)和“没有事实根据的”(unsubstantiated),认为“需要一门学科并不意味着旅游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就天经地义,两者并无逻辑关系”,旅游只是“研究对象(领域)而不是研究方法(学科)”。其观点也正如库珀所说,“旅游研究仍然是肤浅和松散的知识体”。至此,虽然关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知识生产、知识网络的探讨仍在继续,但西方学者似乎对“旅游学科合法性”这一命题达成了暂时搁置的默契。显然,在国外这些争论中,用“非然”否定“应然”所暴露的粗鲁,以及以“未然”拒绝“应然”所流露的悲观,加上旅游学真正集大成者的现实缺位,这些情况都使得人们在判断旅游学科是否处于“已然”状态时缺乏洞察力。
实际上,西方学者对旅游学科的关切,就其大规模来临的时间而言,已经是迟到了的。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旅游研究成果和知识总量的爆炸性积累,才使得一些学者开始讨论旅游知识共同体(学科)的形成问题。这一方面源于西方旅游高等教育在操作层面上所受的制度性羁绊很少,因此也就很少遭遇中国院校学者所面临的人才培养方面的低效率和扭曲效果(人才流失)问题;另一方面也源于西方科学研究一向的实用主义理念。与此相反,在中国国内,恰好与上述两个原因相对的中国国情,使得中国旅游学术界在兴办旅游高等教育之初和旅游科学研究之始,就把学科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上(余书炜;张凌云;申葆嘉;吴必虎;肖洪根;谢彦君)。随着中国高等旅游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这一关切尤其成为共识。有些学者早已发觉旅游学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性质,并寄希望于这些概念可以改变旅游学科的尴尬境地,但不可避免的是“综合性变成各相关学科的简单集合,跨学科或边缘学科变成各学科内容(多半是其中‘通俗易懂’部分)的直接剪裁拼接。”。最近一些年来,国内很多学者投身旅游学科的整合内化与外延体系两个维度的思考,并将学术自觉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加以阐述。人们日益认识到,旅游知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内核’、‘共核’或‘基点’”。而“旅游体验”就可能具备承担这一使命的学术禀赋。不过,有关旅游学科自觉及其发展路径的认识在国内旅游学术界并没有达成明确一致的认识,因此,有学者呼吁旅游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应“求大同存小异”,以利于在一定时期内推动旅游研究范式的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在相关的争论中,存在着两种应该引起注意的情况:一是将“旅游学科”与“旅游研究(或旅游科学)”等意,认为“旅游学科研究的进展”完全等同于“旅游研究进展”,从而混淆了知识共同体与知识创新实践之间的区别;二是学科自觉和学科自信都落后于其他学科,旅游学术界弥漫着一种“忌病讳医”的情绪,认为争论本身就表明了学科地位的不牢固,并因此对旅游学科的合法性失去信心和耐心。
二、学科标准以及学科的“逻辑起点”
关于学科合法性的标准,学界一直没有什么定论,但看法已相当趋同。英国教育学家赫斯特(Hirst)将“学科”界定为“通过采用公众已接受的符号,将我们的经验结构化的一种独特方式”,认为学科应具有类似物理学中重心、加速度等类似的核心概念,它们具有符合逻辑的概念结构,具有可由经验检验的特定表达方式,尤为重要的是具有方法上的不可还原性(irreducibility,即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性”)。美国学者金和布朗内尔(King & Brownell)认为,学科标准包含着“一种研究方法”、“一个概念结构”、“一块研究领域”,这些与其他学者的观点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他们还认识到学科中同样需要“一个共同体”、“一个交流网络”、“一种传统”、“一套特别的价值观和观念”。
随着库恩(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范畴,学者们开始用是否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范式”这一依据来判断学科成熟与否。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为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一组对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共同承诺。此后,库恩又建议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一词代替含义比较泛化的“范式”,并界定其中4种重要成分:“使用公式和逻辑形式来表述的符号概括”,“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即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存在个体差异的共同体成员不可能以相同方式享有的共有价值”,以及“实践中涉及工具、经验等的具体范例”。国内学者在借鉴这些学科理论基础上,将构成学科的基本条件总结为4要素:组织机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理论)和研究规范。
从上述各项标准来衡量,旅游似乎还不足以成为一门学科,可能仍处于前学科或“前范式”(pre—paradigmatic)阶段。以中国为例,尽管旅游研究人员的群体规模已经很大(在组织机构的规模上,截至2011年,全国有505所普通高校开设了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也越来越多,但人们依然不敢断言已经走进了一个统一的“旅游学科”。就知识的实在性而言,在最基本的“旅游”这一“元概念”上,人们还存在着分歧:“旅游是指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活动所引发的现象和关系?”由此产生的概念逻辑也比较混乱,旅游内涵无限“泛化”,旅游研究成了其他学科概念的“跑马场”和“领养儿”。揣博也正是认识到旅游研究中的很多概念“都是在别处产生的,只是被情境化或延伸到了旅游的维度”,故而放弃了对旅游的学科化诉求,转向了旅游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意义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加拿大学者艾科特纳(Echtner)和贾马尔(Jamal)在阐述旅游的“学科困境”(disciplinary dilemma)时,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在每一个‘学科基质’之中,旅游都只将继续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主题。目前这种情况下,旅游研究很难建立自己独特的范式。”如此看来,强调旅游是一门学科似乎的确有某种“情绪主义”,甚至悲彩。
尽管如此,但旅游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领域(在笔者看来,由于旅游世界的客观存在,因此,旅游学便可由此获得其独有的研究对象),这一根本认识是可以赋予我们以学科信心的;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其明显的系统性和可见性,因此也是可以寄望共识的形成的;旅游活动的内在基本矛盾的本质揭示以及旅游“硬核”、“共核”或“基点”的可寻和知识共同体的构建,是可以加快旅游学科成熟的步伐的。换言之,即使“旅游学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会延续到未来,但学科自觉的使命决定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命题:如果不解决旅游科学的“内在逻辑”这一问题,旅游学科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知识自然经不住学科标准的推敲,没有内在一致性的科学知识自然也不能形成知识共同体。要认识旅游科学理论体系所需要的“内部逻辑”,就是要研究者们从旅游的种种具体的复杂现象形态进行抽象,将旅游现象“一般化”或“概化”(generalization),不断追寻“旅游何以可能”这个基本问题,恰当地从中缕析出能规定旅游本质的最抽象、最直接、最简单的“存在”范畴,以此作为旅游学科的“逻辑起点”,完成体系构建的准备工作,进而逐步展开属于旅游学科独有的严密的逻辑系统。因此,主张用现象学直观本质的方法来认识旅游现象,也是源于黑格尔所推崇的这种寻找“科学开端”的姿态。至于“旅游经济预测”、“旅游产业创新”、“旅游扶贫”、“性旅游”、“低碳旅游”、“旅游目的地营销”等诸如此类的旅游现象及范畴,倘若还原到根本,其实都只不过是发生在旅游世界的简单、普遍、直接、常见的“旅游体验”。针对这些范畴所涉猎的现象而展开的所有越来越具体的解释,都应当并可以显现出起点和终点的统一。在这个历程中,那些倾向于从旅游现象的包罗万象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入手并试图从社会影响、产业利益和政府决策层面来证明旅游学科的合法性的学者,他们的努力即使看上去更加间接,也终将对旅游学科这棵大树的枝繁叶茂贡献其创新性的知识。就此,韦伯认为任何有思想的探讨都不外乎出于“目的”和“手段”两方面的考虑,“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价值,要么是把它看作服务于最终希求的东西的手段”,旅游学科也不例外。遗憾的只是仍有一些学者过度缠绵于旅游知识的细枝末叶甚至因叶而障目,还有一些学者则情愿完全受交叉学科思维的操纵,甚至大有凭空超越“旅游学”而创造出一门“交叉学科”的企图。就这一点而言,这也许是一种群体记忆的迷失:人们忘了交叉学科可能只是近现代学科发展路径的一个阶段性状态或成果而已!在笔者看来,现当代社会知识爆炸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学科,都可能经历初始的单学科关注以及后续的多学科进入、交叉学科渗透、跨学科整合,直至一个新学科的最终形成。以这样的一种思想理解并引导旅游学科建设,就会少走甚至不走弯路。
三、多学科的贡献和困境
即使从旅游研究的历史来看,我们也不必再细述早期的经济学单科性介入的历史,因为二战之后的旅游研究,很快就开始“在研究路径上表现出明显的多学科渗透的学术特点”,尽管旅游在研究上仍然被肤浅地局限于“产品”视角,其中,旅游企业、政府、投资者以及当地居民被定义为生产者,旅游者被定义为消费者,从而暴露了学者们受制于某种“实证极化”(positivist polarization)的困扰,但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重要学科的角度展开的旅游研究已经渐成潮流。旅游不再只被认为是经济活动,学者们“开始着迷于将旅游理解为一个事物、一个产品、一种行为”。为了更充分地界定旅游,有些学者认为学术界“应超越经济,领会旅游、休闲以及娱乐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由于这些研究实践,在整个旅游研究领域就出现了各个学科都大显身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的景观:经济学从旅游现象中观察到了众多利益关系和资本增减,社会学在其中发现了互动以及社会关系,心理学捕获了人们的常规性格与感知在旅游世界中的另类表现,政治学则在其中看到了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子。一言而概之,不同的学科都在对同一种“存在”的不同维度展开研究。
从旅游研究的总量来看,国内外众多学者在旅游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微观结合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了深入的数据分析,从而使旅游学来自多学科努力所形成的知识密集于旅游的微观现实层面。贾法瑞(Jafari)和艾阿瑟(Aaser)1988年将美国的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按照其重要性排序,发现大部分都与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以及休闲学有关。韦勒等学者分析1951~201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1888篇旅游主题的博士论文的多学科研究程度,观察出20世纪受经济学影响的论文最多,而2000年之后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在环境科学和心理学领域。国内也有学者对1989~2009年间旅游类博士论文进行关键词分析,“旅游产业”出现的频数最高。张薇等学者还针对1998~2007年间SCIE、SSCI和A&HCI三大检索系统中的3296篇以“旅游”为主题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人类学是近30年来主要的涉入学科。
尽管多学科方法看上去不过是从自己学科的安全地带向外的短途出游,但旅游研究的多学科介入其实无可非议且顺理成章。多学科介入旅游研究的历史必然性的前提是旅游现象的复杂性,而多学科介入的真正贡献在于“为各个介入学科丰富自身的研究领域、拓展自身的研究视野、补充自身的研究内容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后者而言,以社会学“想象力”中的旅游研究为例,通常人们都会认为王宁在用“现代性”解释“旅游”,可是,如果换个思维角度,又何尝不是社会学家在用“旅游”解释“现代性”呢?迈克·费瑟斯通就曾用“旅游”解释后现代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合流;约翰·菲斯克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就将对象指向了“海滩”;而让·波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的研究中也屡屡将旅游中的超现实现象作为消费社会特征的举例之一。在概念上,旅游术语的产生和演进,同样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更广泛的历史语境中,旅游不过是一块年轻的研究领域,必然深受其他学科和研究传统所影响。
不管如何,目前绝大多数的旅游研究仍然是传统学科依赖的结果。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因此,研究过程的路径选择和方法论策略就在各自的面貌上呈现百花齐放之态。然而,就旅游学科的发展建设以及人们对该学科的成熟所抱有的期待而言,这种状况应该理性地被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呈现,而不是终极意义上的目标。因为,作为独立学科的本质规定性要求,它只能是对某一独特的问题域或专门化、类型化的现象的研究,即使有时这种研究可能针对该问题域的某一过程、某一层面、某一角度展开,但终归不会失其学科根本。反观当前的多学科介入旅游研究的情况,却常常仅限于侧重从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立意于研究主题本身,这就使研究主题不再是旅游知识共同体共同面对的问题,而是被转化成各个学科各自单独面对的问题。朱峰等对于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中的旅游类项目的分析得出,自然基金中地球科学部旅游类项目占全部项目的71%,社科基金中应用经济学科囊括了60%,从而批判这是一种“去旅游化”现象。如果从警示的角度看,可以说这一见地是颇为一针见血的,值得引起重视。国外有学者将这种情况描述为“缺乏理论复合性”,主张旅游研究“接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显然,尽管旅游研究所采纳的范式和方法越来越高深莫测,但这种忘根失本的工具主义倾向,只要不加以警觉的话,那么,对旅游学科的构建就可能产生误导。
还须引起注意的是,多学科介入所固有的“学科壁垒”还使得研究者之间误会重重,难以沟通,不仅影响着旅游知识共同体的形成,而且也使得旅游学术共同体流于肤浅和功利。例如,社会学家厄瑞(Urry)的“旅游凝视”、人类学家麦坎内尔(MacCannell)的“本真性”以及格雷本(Graburn)的“神圣游程”等范畴,都曾让其他学科出身的研究者一头雾水,而“旅游体验”也被个别学者断定为“心理学”的概念而应予抛弃。这一现象呼应了所谓的“斯洛命题”:某些研究者们一方面彼此攻击对方的研究起点属于各自学科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甘于在各自学科领域“自说自话”,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学科共识。
由于旅游现象这一研究对象被多学科加以研究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丧失了学科自觉的使命感和敏锐性的研究者由此而怀疑旅游学科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一个代表人物,揣博在构建旅游研究的“知识力场”(knowledge force—field)模型时强调,从旅游到旅游知识受到很多科学以外的因素影响,“研究者、研究规范、研究目的、研究立场、意识形态”等使得旅游研究出现“隔阂与沉默”。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描述虽然确指的是现状,但恐怕不能代表着未来。旅游现象作为丰裕社会人类现象的核心内容之一,甚至可能成为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主要载体,由于这个缘故,其对应的科学研究所能面临的挑战,就必然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相应的旅游科学研究就必然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形成相应的一个学科也是可以期待的。因此,只要旅游学科的成长历程跨越了多学科时代,完成了交叉学科的渗透与跨学科的整合超越,旅游知识共同体的浮现,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四、跨学科阶段与旅游学科的形成
如上所述,在旅游研究经历了多学科涉入的数十年繁荣之后,学科自足和学科自立的问题日益让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感到一种兴奋中的焦虑。最近几年,国内旅游学术界就学科规范和学科成熟度的议题再度升温,《旅游学刊》2010年第10~第12期的笔谈讨论即兴发于此,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旅游学科在现有研究成果上“依附于各个介入学科的尴尬局面”。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逐渐达成共识,学科发展还是要从最基础的、最核心的和最本质的概念出发。这其实都已经是理论自觉性和跨学科研究的前提和初始步骤。
那么,通常我们所说的跨学科是什么意思?尽管科尔斯(Coles)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跨学科”和“多学科”之间的区别,但其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旅游研究需要学科整合,应当进行“后学科”研究。达贝雷(Darbellay)也认识到旅游作为复杂的研究对象,“适合采用跨学科方法”。就跨学科的概念性内涵而言,长期致力于跨学科理论研究的克莱思(Klein)和纽厄尔(Newell)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一种回答疑问、解决问题或处理某个主题的过程,该主题涉及面和复杂度都超过了单一学科或专业能足够处理的范围……跨学科研究利用各学科的视角,并通过构建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来整合各学科视角下的深刻见解。”瑞普科(Repko)认为,跨学科“整合”的目的旨在“形成更加综合的理解,或认知上的提升”。从上述见解中可以看出,跨学科是一种策略性的知识“整合”方法,目的在于拓展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就这一点而言,似乎跨学科也是一种权宜性的面向某个一次性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旅游学的内在属性,更不是一种学科形态,甚至连一个学科阶段都谈不上。举个例子来说,制造宇宙飞船,明显地是一次跨学科研究实践,利用的是跨学科的方法,成就的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跨学科解决方案。这一研究策略,在旅游研究领域也有极其相似的案例:地区或景区的旅游规划实践。
上述这种问题导向式的具体的跨学科研究实践,既考验研究者知识积累的广度和深度,也考验研究者对学科知识的创造性思维。只有当学者们“悬搁”了学科的路径依赖,才会按照问题来调动知识,而不是根据学科条块格局来局限性地解决问题。换言之,问题导向的研究,其最后的逻辑结论主要会采纳研究者的整合性观点和联系性结论,而不是学科限制下的条块性知识,更不是粗糙地披着整体论外衣的系统主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克鲁格(Krueger)通过整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论述“从何而来”,就可以说是“问题导向”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精彩应用。由此可见,某一个对策性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其路径首先是“问题导向”下的知识整合,是反对“学科依赖”而提出的。
然而,这种对策性而非理论性的研究,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形成以“理论的独特性”为标志的知识共同体(学科)的构建是不同的。在后者这个语境中的跨学科含义,应有别于上述一次性的、对策性的、权宜性的跨学科研究实践。此时,构成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各类待研究的问题,不会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一个宇宙飞船的问题或编制一个旅游规划的问题,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问题域,是一个在社会或自然领域长期存在的、重要的、独特的现象领域,是一种专门化的、类型化的现象域。恰恰是由于这种现象的极度复杂性,以及它所包含的无数相类但又有所不同的问题域,才需要调动多学科的知识加以研究;恰恰是由于这种多学科研究的有机性(受单一终极目标的统辖),才彰显了跨学科研究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因此,在笔者看来,一个拥有广域问题谱的同质现象域,构成了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一定会成为主体的知识生产方式,而由此构建的知识共同体,也就具有跨学科的属性了。旅游现象正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域,旅游学科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跨学科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质异形的问题域,是使跨学科研究成为旅游学科最终形成的根本性研究路径。
在理解跨学科研究作为学科形成的先导性阶段这一点上,还可以从以下几点进一步予以澄清:
首先,在旅游研究领域,跨学科的提出是出于解决旅游学科“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目的,或者说为了解决旅游知识生产专业化与知识需求综合化的矛盾。分析式和介入性的多学科研究,是造成旅游“学科壁垒”的根源之一。仅就“旅游”这一“能指”而言,其“所指”在各个学科的各自语境中就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在现实当中,由于学者们热衷于解决实践中的对策性问题,缺乏理论热情和学科自觉,最终使旅游研究必然呈现一个多样化的、有差异然而却没有核心共识的研究领域。这一局面,遂造成现有的旅游知识彼此分崩离析,不成体系,从而大大歧离人们的预期:人们希望旅游研究演化的最终“逻辑”结果是“整体全盘研究;知识理论体的产生;一个跨学科核心;清晰的解释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定性定量、实证非实证的方法应用”。
其次,跨学科仍然是“学科”的整合过程。有些学者认为,只要将研究策略调整为“问题导向”,就可以期望“学科壁垒”崩解,其实,这只是一种幻想,尤其是从知识共同体(学科)的构建而不是从提供一次性具体的对策研究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因为,一方面,以类型学意义存在的“问题”仍然是某个领域的“问题”——从而构成一个问题域,否则也就不存在一般的学科逻辑了;另一方面,一个问题域至少需要某个主要学科的研究,没有专门学科的深入也不可能有理论上的深度,同时要有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互补性介入,这一点则体现了特殊学科尤其是处于跨学科阶段的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复杂性,而这正是旅游学当前所面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采用诸如解构主义的、演进主义的、现象学的、逻辑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来进行整体或是还原的思考,依然会遭遇到上文提到的“不可通约性”的问题。由于旅游现象的极度复杂性,我们会发现,旅游现象中的问题往往难以还原成某一两个单纯学科中的逻辑起点。还原的企图很可能在尚未达到还原目标的情况下就已经暴露其无能为力的窘迫,因此学者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整体观和系统观的极端。针对旅游这种本质上属于体验的现象而言,笔者还是相信,现象学的直观本质的方法论可以使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之间达到一种“契合”(consilience),从而使知识共同体所需要的解释基础得以建立。从这个过程的最终目标来看,当诸多带有根本一致性的问题域经过不断深化的跨学科研究而最终汇聚成某个独特的、单一的研究对象的时候,跨学科研究则终将走向终结,以往的跨学科研究则成就了一个新的独立学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跨学科并不能说是旅游学科的某个性质,而只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阶段,旅游学科目前正处于从多学科经过交叉学科向跨学科过渡的阶段。
再次,从知识生产的“异质性”来看,研究者的研究策略或方法论方面所存在的偏好和取向,导致跨学科整合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差异、张力和冲突,因为不同的认识论背景、不同的科学目标、不同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工具箱,都将导致人们在观察经验世界时做出不同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性的差异并不是必须排除的障碍,它只是进一步突出了科学研究中交流、转译和协作的重要性。“重要的不是学者们对于旅游世界中某一特定定义和概念作用的坚持和理解,而是新的进化中的术语应该被理解为话语上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学术对话可以展开”。将跨学科用于旅游研究,需要注意这种观点的核心基础并不是“旅游自治系统”而是“社会的旅游维度”,并进而解释为这是一种对社会“再创造”的“关系”或“秩序”。然而这种或“凝视”(福柯,厄瑞)或“意向性”(舒茨)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旅游体验”的另一面维度。正是在这同一个转折点上锲而不舍的融合,才有可能形成关于旅游现象一致的、连续的、足够的描述和解释。
五、总结
关于“旅游学科是否存在”这一主题的争论,已经引导研究者们将眼光投入旅游研究的“内部逻辑”和“逻辑起点”上。可以看出,不管是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知识的系统化都是研究者们尤其是以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的大学的研究者们不可逃避的责任。旅游学科需要的逻辑起点与跨学科整合工作的基点,在逻辑上是一致且统一的。纳什(Nash)也曾经说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关旅游的理论不可能只有一个,但是仍然有一个可以涵盖一切理论的概念化方案。而且这一方案正在形成……它提供了看待旅游现象的一个总观点,使各学科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能协调一致”。尽管在他的态度中有某种不够坚定的成分,但他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却是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