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抗诉申请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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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
关键词:再审程序;主体;程序设计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功能
“功能”一词就是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由于主体的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是有差异的。研究功能就是为了实现民事诉讼法解决纠纷的目的并设计出必要的合理的制度。关于民事再审程序，对于当事人和案外人而言其发挥的是救济性的功能，对于法院而言是纠错的功能，而对于检察院来讲却是通过对法院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从而达到对法院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救济和保障的功能，兼具监督、纠错和救济的功能。
（一）救济功能
救济功能主要是针对案件的当事人和案外人而言的，民事裁判的错误意味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能得到司法的保护，甚至受到了侵犯。因此，民事纠纷就没能得到解决，再审程序的发动本身就说明这一点。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民事裁判出现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律适用上的错误还是程序上的错误时，当事人都能够向法院申请再审。这说明我国民事再审程序设计的主要是在于对当事人受到侵犯合法的权益进行的补救。
（二）纠错功能
纠错功能主要是针对法院而言的，但对案件的当事人和案外人而言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纠错和补救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对法院的错误裁判进行纠正的目的除了规范我国司法活动外，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决纠纷。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事由其实就是对法院可能出现的错误的一种列举。从理论上讲，通过再审程序是可以达到纠错的功能的。
（三）监督功能
监督功能主要是针对检察院而言的。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对法院的司法活动具有监督的功能这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由于民事法律关系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居于私权范畴，所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须严格限制，应仅限于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1]
二、我国学界对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主体制度的研究现状
鉴于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主体的宽泛性，我国学者从各方面分析了启动主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提出了很多优秀的修改方案。在此，我简单的介绍下这种观点的理由。
（一）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
主张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主要基于三种理由：1.法院作为提起再审的主体违背诉审分离的原则。2.违背当事人处分原则。3.违背司法公正原则。因此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有违法理,侵害当事人的处分权,弊端重重。因此,只有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民事再审程序,人民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处于消极的裁判者的地位,才能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做出的裁判就会更加令人信服。同时,取消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也理顺了当事人的诉权和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关系。[2]
（二）保留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但要限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的案件范围
抗诉权在我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废除检察院的抗诉权时不合适的，但宽泛的抗诉事由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完善检察院的抗诉制度，应从抗诉理由上着手。正如蔡虹所讲：在抗诉事由方面,应当将检察机关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区别开来,应将抗诉理由严格界定在“违法的民事审判活动或审判行为”及审判人员在审判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在申请救济途径方面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与抗诉的事由不应该有功能上的混同。
（三）确立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但实践中申诉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学者提出增加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使再审的启动权首先应该掌握在当事人的手中，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私权自治的的原则。同时该原则有利于案件的诉求迅速获得解决,也体现了对再审启动程序的诉权化改造,把申请再审看作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当事人申请再审被法院驳回后,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再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此外,该制度设计也可以有效减轻检察机关的负担,当然,该制度设计的前提应当是优化对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考核机制。[3]
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制度之程序设计
当前面临的再审难、申诉难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再审程序的启动上。解决这一问题主要的还是要解决如何保障当事人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将当事人的意愿放在首位，加强检察院的民事检查监督是较符合我国国情的。
（一）增加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
通过对再审程序的功能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再审程序的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实现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救济和保障。基于此，我们再设计程序时最应当考虑的就是当事人的意愿。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加入该程序是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私权自治原则的。
该原则将我们现行的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排除了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是并没有从本质上触及到我国申诉难的症结。当事人可以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理由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法院经过审查可以裁定再审，也可以裁定不再审。再审的决定权仍然在法院。当事人的申诉权还是无法实现。笔者认为，可以以提起再审的理由来决定是否必须或可以再审。
（二）对法院裁定不予再审的程序制约
再审的理由可以分为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或程序的错误三种。当事人可以基于这三种理由中的任意一种提起。法院应当基于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进行审查。法院当然可以裁定再审，也可以裁定不再审。但对裁定不再审的应该向申请人出具书面说明不再审的理由。
这种书面的说明理由的过程就是对原判决的正确性的说明，对申请人的一种释明的过程。这种制约虽然不强，但是对法院裁定不予再审的随意性进行了一定的制约。申请对于该书面说明不服或者认为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向检察院申诉。
（三）检察机关的抗诉机制的完善
首先，上文已经谈过当事人申请再审优先原则，检察机关就应当受该原则的约束。因此，当事人的申诉和同意是检察机关对已生效裁判的前提条件。
其次，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应该受到限制。在再审理由方面，应当将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区别开来，根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特性而将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严格界定在涉及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凡是涉及当事人私益的，均由当事人以申请再审的方式启动再审程序；凡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均由检察机关以抗诉的方式提起再审；如果同时涉及到当事人私益和公共利益，则可由当事人和检察机关分别提出申请再审和抗诉。[4]
第三，处理当事人对法院的书面说明不服或者认为不符合事实的案件的申诉。对于处理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交给检察院来做。检察机关应该进行调查。通过调查认为书面说明没有异议的，并不应该启动再审的，检察机关应当做好息诉工作。对书面说明有异议的，认为应该再审的，检察机关应当向法院作出应当再审的检察建议。法院收到检察建议的应当再审，并将再审结果通知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是不参与后续的审判活动的，这与抗诉是有区别的。
参考文献：
[1] 江 伟,张慧敏,段厚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J].人民检察，2004,(3).
第2篇：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
【关键词】刑事诉讼，公开审查，制度，完善
一、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制度的概念和发展历程
（一）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制度的概念。
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根据办案工作需要，采取公开听证以及其他公开形式，依法公正处理案件的活动。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是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增强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的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一项制度创新，是正确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举措，维护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社会矛盾化解、有效达到息诉罢访的效果，提高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二）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制度的发展历程。
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检开始探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并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试行）》。随着实践的发展，2012年，高检院对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进行了修改完善，吸收了《试行规定》实施以来积累的经验，于2012 年 1 月 11 日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此外，在2010年的“无锡会议”、2009年的“西安会议”以及第二次刑事申诉检察工作会议上高检院先后对公开审查工作进行了专项推动和重点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2012年1月至今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审查方式办理刑事申诉案件755件，其中今年1至7月486件，可见该项工作正加速发展、日益良好。
二、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的制度价值
（一）体现程序公正价值。
现代法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必由之路，没有程序的公正就难有实体的公正。《规定》第八条明确公开审查受邀人员除了原定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之外，增加了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以及人民调解员、申诉人所在单位、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人员，更加注重借助社会力量，更好地解决申诉人的合理诉求，积极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二）体现实体公正价值。
通过公开审查刑事申诉案件，能够及时发现原司法结论存在的错误，并依法予以纠正，依法对申诉人进行司法救济，切实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开审查应当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表达诉求，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支出和负担，遵循方便申诉人及其他参加人原则。《规定》明确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方便申诉人及其他参加人”纳入公开审查的原则范围内，这是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的体现，是实现实体公正价值的最好阐述。
三、现行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的不足
（一）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案件一律排除在公开审查制度之外。
我国现行公开审查制度仅仅适用于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刑事申诉案件，即当事人对检察院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不决定、撤销案件决定及其他刑事处理决定不服而提出申诉的案件。对此有的学者给出了理由：“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刑事申诉案件，检察机关复查后认为有错误可能的，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后决定是否改判，检察机关没有最终决定权。如果在检察环节进行公开审查，可能引发新的矛盾，不利于申诉案件的彻底化解。”笔者认为：虽然人民法院具有最终的裁决权，但是通过公开审查方式，听取当事人和第三方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人民检察院作出正确的是否予以抗诉的正确意见，绝对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和裁定排除在公开审查制度之外并非最佳选择。特别是经过复查不予抗诉的申诉案件，仅仅对其送达复查通知书、告知其不予抗诉的结果，申诉人不能理解法院及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可能导致涉法涉诉案件，加剧矛盾的激化。
（二）检察人员与第三方的提前沟通存在意见输送的可能性。
《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公开审查举行前应当为受邀人员熟悉案情提供便利，但是未明确如何提供便利。为充分保障受邀人员行使权利，检察机关在审查前积极为其熟悉案情提供方便是合适的，如提供相关案件材料等。但是检察机关在沟通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将己方的意见灌输给受邀人员、不自觉的带有主观臆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邀人员的独立思考，而申诉人一方与受邀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沟通，这种片面状况有碍公开审查在申诉人心目中的公正性。
（三）听证评议意见缺乏效力导致申诉人对公开审查制度公正性产生怀疑。
《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仅规定听证评议意见作为复查案件承办人提出对案件处理决定的依据，负责消除申诉人的疑虑，如果案件的处理意见与听证评议意见不一致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这一系列规定并没有说明这个重要依据的法律效力如何、在刑事申诉决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对已经公开听证并以听证意见作为重要依据作出复查处理决定，申诉人仍然不服继续申诉、上访的，如何办理没有明确的规定。
四、完善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的建议
（一）将部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案件纳入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范围。
刑事申诉是指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和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刑事申诉复查工作不仅要严格依照事实和法律处理复查案件，复查人员还要采取有效方式、方法做好息诉罢访工作，防止案结事不了等情况的发生。因此，对于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的刑事申诉案件，检察机关经过立案复查后决定不予抗诉的，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公开审查的形式进行释法说理，对申诉人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明法律法规的适用，提高申诉人对刑事申诉复查工作的认同感，从而实现案结事了。
（二）明确检察人员与受邀第三方沟通的方式和范围，阻断提请沟通活动中的意见输送。
确保受邀人员意见的中立，才能让申诉人感受到公开审查的公正性。因此，在提前沟通环节，一方面应尽量为受邀人员熟悉案情提供方便，并一方面要通过严格措施限定公开审查前检察机关与受邀人员沟通的范围。如规定公开审查前检察机关向受邀人员提供的材料范围。另外规定必须通过案件管理中心等部门予以提供，尽量避免案件承办人与受邀人员沟通案件处理意见。
（三）提高听证评议意见的效力等级。
公开审查工作费事费力，如果此项工作行程的评议意见效力等级不高，既浪费司法资源又有损司法活动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经过公开审查程序办理的案件，如果申诉人没有提供新的事实和理由，又以同一诉求申诉的，检察机关应不予受理、办理。同时规定刑事申诉复查决定应以听证评议意见为依据，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必须根据听证评议意见作出复查决定，而听证评议意见应作成听证笔录，包括书面证言、物证以及在该程序中收入案卷的全部文书和申请书。
参考文献：
[1]夏道虎：《在刑事被害人救助与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2013年8月27日；
[2]王春燕：《对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的实践思考》；
第3篇：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
7月30日,备受舆论关注的“杭州飙车撞人案”以检方不抗诉、肇事者胡斌不上诉落下帷幕。但有关该案的争议并未尘埃落定。
此前的今年5月7日晚8时左右,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在杭州文二路由南向北走在人行横道上时,被胡斌严重超速驾驶的三菱跑车撞飞37.3米,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7月20日下午,西湖区法院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胡斌有期徒刑三年。但这一判决遭到受害者谭卓家属的质疑。7月24日,谭卓的父亲谭跃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抗诉申请书》,认为法院对胡斌的犯罪事实定性不准确,适用法律不当,应以“其他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严加惩处为由,请求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
但检方经审查后,最终决定不提出抗诉。谭卓的父亲谭跃则表示会继续申诉。
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个案件关键争议在于罪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胡斌并非故意犯罪,仅仅是“对自己的车技过于自信”,属于过失犯罪,认定交通肇事罪并无不当。而反对者则认为,胡斌撞死人貌似过失,但他对于在闹市飙车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完全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责。
与“杭州飙车案”判决结果形成巨大反差的是,7月23日,成都的孙伟铭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重伤,被成都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被判处死刑,。这也是全国第一例因交通肇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后,判处死刑的案例。
法院判决认定,2008年5月,孙伟铭购买一辆别克轿车,之后其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2008年12月14日,孙伟铭醉酒后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后,仍继续驾车高速逃逸,以超过限定速度一倍以上的车速冲向相向行驶的多辆车,造成严重后果。
法院认为,孙伟铭醉后驾车行为已对公共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肇事后逃逸则更是置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放任、无视甚至蔑视的意识,不是简单的犯罪过失,故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遂课以死刑。
判决一出,即引起巨大争议。被告人及其家属当即表态要上诉,律师也认为量刑过重,而受害人家属则以集体起立高喊“立即执行”来显示对判决的支持。而网络和社会舆论,以及法律专业界人士也意见各异,争议纷纷。
多年来,中国的无证驾驶、醉酒驾驶、严重超速等现象泛滥,危害严重。2008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占全世界的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世界的16%。很多恶性案件引起了社会公愤,此案被认为具有以严刑震慑的示范意义。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如此重刑可能导致各地法院纷纷效仿,出现因交通肇事行为转化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被告人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的趋势。
除了前述两起案件,今年来诸多严重交通肇事案件也为舆论所关注。比如,今年4月25日,成都市民蒋佳君酒后开着悍马车在永丰立交桥东端下桥处,连续撞伤两辆出租车后逃逸。逃逸途中,在二环路南三段景立娱乐会所附近,将骑电动自行车的李桂华撞死。之后的5月8日,蒋佳君被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逮捕。
在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6月30日晚8时许,肇事司机张明宝酒后驾驶轿车,在江宁区岔路口金盛路附近沿途撞倒九名路人,撞坏六辆路边停放的轿车,事故造成三人当场身亡,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有四人受轻伤。张明宝当场被警方抓获后,经抽血化验鉴定,其属严重醉酒驾驶。
第4篇：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
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创举，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效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有关减刑制度改革的议题引起法律界广泛关注。本文拟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反思我国现行减刑程序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提出构建减刑之正当程序的具体设想。
一
程序的正当化是指改革现有程序中的非正当化因素，构建合乎程序正义要求的正当程序。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正当程序具有以下“最低限度的要求”：（1）受到裁判直接影响的人应充分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制作过程；（2）裁判者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3）控辩双方应受到平等对待；（4）审判程序的运作应符合理性的要求；（5）法官的裁判应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6）裁判过程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7）程序应及时地产生终极裁判结果等。
如果深入考察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就会发现其程序的设置与正当程序的上述要求相去甚远。根据司法部《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减刑案件的办理程序大致如下：分监区在每年的十二月份制定第2年分监区的年度罪犯减刑计划，干警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区。监区制定第2年度的监区年度罪犯减刑计划，经集体讨论通过后，报监狱备案。第2年开始后，分监区按减刑计划，逐批填写《对罪犯依法处理集体讨论记录》，制作减刑材料，报狱政科（处）初审。狱政科（处）初审通过后，交监狱减刑会议讨论，填写《监狱会议记录》，通过后，由狱政科（处）制作《提请减刑建议书》，并将全部减刑材料上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经过书面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
由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减刑制度的规定十分简单、粗疏，在减刑的上述程序中，监狱方面拥有巨大的“自主”空间，它可以通过自行制定一系列诸如计分考核、分级管理等奖惩制度，来考量罪犯是否“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表现”，以此决定能否给予减刑。罪犯在不服行政考核、奖惩时，对于保障罪犯申请复核、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监狱法没有规定，罪犯对于监狱的行政考核与奖惩无论公允与否，必须接受，否则就可能被以“不服管教”、“对抗改造”而受到教育、批评、处理，也就不会获得减刑。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罪犯不能或不敢发表真实的意见，这是监狱多年来形成的不良习惯和风气。这样，当一名罪犯被纳入减刑计划后，不管该犯表现如何，只要该罪犯“牌子不做得很大”，监狱收到的就只有“好的意见”。这一现状，使减刑客观上难以确实做到真实、公允。在具体实践中，减刑往往还受到监狱的指令性计划控制，而减刑计划一般是不公开的，罪犯不知道谁被纳入计划和谁将被减刑。可以说，“从制定减刑计划到减刑集体讨论，从制作减刑材料到呈报给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每一个环节都由监狱包办，这种包办，体现出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声音，一种行政命令的意志。”①
当罪犯的减刑材料被报送至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由于缺乏相关程序和机制的制约，再加上主观上重视不够，承办减刑案件的人民法院及法官，基本上不会到监狱进行复核，一般也很少对监狱方面呈报的减刑材料之真伪提出质疑，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照章办事”，依法履行减刑裁定完事。在一些法院，甚至还存在书记员代行减刑裁判权的情况，虽然名义上是由审判法官办理，但实际上却由书记员具体操刀。所以，实践中，监狱上报的减刑案件被法院否决的微乎其微，减刑案件的审理质量也普遍不高。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开展减刑、假释案件大评查期间，笔者曾参与审查某中级人民法院近几年所办理的减刑案件，发现其裁判文书上不规范及出现差错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刑事裁判。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承办法院及法官对监狱所报减刑材料的审查及其裁判流于形式。
减刑的上述程序设置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多有悖于正当程序要求的现实问题：
首先，减刑改变了罪犯所受刑罚的具体执行。其中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罪犯本人以及被害人，但在现行制度中，这一矛盾的双方都是缺位的，他们对减刑程序的启动及其运行不具有任何实质影响。虽然依据监狱法的规定，获得减刑是罪犯的重要权利之一，但是，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不能主张任何权利。并且，在减刑的全过程中，没有相关机制和程序保障罪犯发表个人意见，无论减刑公允与否，任何人提出质疑都有“对抗改造”之嫌。所以，从整体上讲，我国的减刑程序不具备诉讼的典型特征，在具体运作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色彩，程序的参与性无从谈起。
其次，罪犯的减刑申请尚可由监狱代劳，其利益直接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则被现行程序粗暴地排除在外，成为不折不扣的“局外人”，对减刑程序的运作一无所知，这显然也违背了正当程序对参与主体的对等性要求。可以说，目前的减刑制度是专门为犯罪人设立的，而完全没有考虑被害人的利益和要求，其消极后果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无论法院如何裁判，对被害人来说都可能是不公正的，至少过程不公正。所以，实践中经常可以听到被害人针对法院减刑裁定的公正性提出的质疑声。
再次，在现行减刑程序的操作过程中，法官所接触的完全是监狱方面提供的各项材料，反对者的意见基本不存在，法官在审理之前往往已从这些材料中形成了对案件的认识，产生了预断性的意见。“法院在审理减刑案件中中立性的消失是参与机制缺失的必然后果，没有相对一方的参与，法官也只能接触到其中一方的意见。”②而法院及法官中立性的缺失就容易引发社会公众对减刑裁判的正当性的怀疑。
第四，法院对减刑案件采取单方面的、秘密的书面审理，仅通过审核监狱方面提交的书面材料便直接作出减刑裁定。由于不开庭审理，法官无法亲自听取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陈述，难以在内心中形成直观的庭审印象，而完全依赖于监狱部门的书面材料，减刑案件的审理不经意中流于“走过场”，法院的减刑裁判结论根本不是在庭审过程中对各方程序参与者的主张和证据形成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不仅有违刑事审判的直接、言词原则，也与正当程序的公开性、自治性要求背道而驰。
第五，审理减刑案件只能由法官组成合议庭，社会公众不能参与陪审。事实上，对罪犯裁决是否减刑不是简单的法律推理，而是“一项融刑法学、矫正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病学等学科为一体的十分复杂、专门化程度极高的系统工程”③，理应吸纳多学科的专业人士参与审理。由于法官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使其只能忽略对罪犯主观改造成果的审查，仅就刑罚执行机关所报的减刑材料进行形式化审理，正当程序所具有的理性特质在其中难以体现。
第六，我国减刑案件的审理机关为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这些法院不仅承办减刑案件，还要审理大量的一、二审案件，审判力量相对不足。实践中，不少承办法院基于便利，考虑往往将减刑案件积压到一定量后进行一次性处理，加上刑事诉讼法对审理减刑案件没有设置简易程序。减刑案件审理效率普遍较低的现状与正当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原则明显不相协调，以至于出现法院减刑裁定尚未作出，而等待减刑的罪犯刑期已经届满的尴尬现象。
最后，对减刑程序，罪犯和被害人既不能加以选择，也不能有效参与，对法院裁判不服亦没有法定的救济渠道。减刑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监狱管理者手中，而罪犯又是在监狱的严格监控之下，由于整个减刑过程始终是不公开的，也就形成不了有效监督。检察机关虽具有监督职权，但也是在事后提出监督意见，且没有任何法律后果，亦很难起到实际制约作用，暗箱操作之流弊自然无法避免。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屡屡曝光的监狱系统腐败案件即是例证。
可以说，目前的减刑程序实际上由监狱部门主导，虽然其中有审判机关的参与，并且在形式上需要经过其终极裁定，但是，我国减刑程序的诉讼特质并不充分，而表现出鲜明的行政色彩，乃至最终沦为实质上的一种行政处理方式，而作为相对方的罪犯，却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寻求不到任何可以展开有效防御和救济的方式和途径。所以说，在我国现行减刑程序中，罪犯和被害人的法律地位都比较尴尬，法律没有赋予他们作为诉讼主体应当获得的尊重，这是有违程序正义的突出问题。
二
构建科学、合理和正当化的减刑程序，首先必须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法律界的一个理论问题，即减刑权到底是属于何种性质的一种权力，理应由哪一个机关行使。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减刑属于对刑罚的实质修改，减刑权属于审判权的一部分，必须由人民法院行使。如有学者指出：“减刑的实施，是一项审判上的司法行为，它与西方国家相似赦免性质的善时制度不同。后者是总统依行政权减免执行中的刑罚，是司法上的行政行为。”④但不少司法实务界人士和学者则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如有学者认为，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变通执行方式，并非减少原判刑期，也不是对原刑事判决的更改，而是减少了原判决的执行，因此，减刑不是审判的组成部分，而完全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⑤还有学者认为，减刑权是司法权中的行刑权，将减刑的决定权归属于行刑机关是合乎理论和实践要求的。刑事诉讼过程分为侦查、、审判、执行四个阶段，侦查权属于公安机关，权属于检察院，审判权属于法院，行刑权属于行刑机关。监狱作为我国的的行刑机关，承担执行刑罚的任务，负责行刑的各项事务，正是刑事诉讼本身的要求。现行刑法规定减刑权由法院行使，打乱了四个阶段各部门之间的分工，造成刑罚执行机关与决定机关的分离，使减刑活动的正常运行遇到障碍，⑥等等。
在笔者看来，学界对减刑权性质的定位出现不同声音，根本原因在于各自所持刑罚目的观的差异。认为减刑权属于司法权是报应刑思想的体现，此观点基于刑罚绝对报应的需要，把法院的宣告判决看成是确定的、不可变更的，具有绝对的权威，如果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而变更刑罚执行，其决定权只能由法院行使。而持教育刑论者的观点则完全不同，认为刑罚以特殊预防为目标，宣告刑并非绝对的确定不变，可以根据犯罪人的具体情况而变更，行刑机关可行使这种变更权力。刑罚的变更执行正是“把监狱大门的钥匙交在犯罪人手中”，“如果把钥匙交到犯人手中，他们很快就会把它锁里”。
在笔者看来，在刑罚执行领域，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活动：一是监狱部门对罪犯实施具体的刑罚执行，包括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等等。这些活动构成监禁刑罚执行的主要内容，从其权力运行的规律和特征看，它属于典型的行政管理活动，理应被纳入行政权范畴，这也是世界各国将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二是执行过程中刑罚变更事项的裁决活动。对刑罚变更的裁决，直接涉及到罪犯的自由等重大权利的处置，故在法治国家里无不把司法审查机制引入其中，以法院的裁判作为刑罚变更与否的依据。“司法审查机制的存在，是防止其他国家权力出现滥用和专横的特殊保障，也是法治秩序赖以维系的关键制度设计之一。”⑦监狱中的服刑罪犯丧失人身自由，其行为完全处于监狱方面的监控之下，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很低，在此前提之下，再将刑罚执行变更权交由监狱掌管，这对服刑罪犯是不公正的，也是危险的。其实质上是让监狱方面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显然是违背现代法治基本原则和正当程序基本要求的。刑罚执行权与刑罚执行变更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权力，刑罚执行权属于行政权，包含了大量的狱政自由裁量权因素，而刑罚执行变更权却是司法权，必须由中立的第三方作出。故有学者指出：“在刑事执行程序的制度设计上，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刑罚执行权的行政权属性，以及执行过程中刑罚变更事项的司法裁判权性质。”⑧
从性质上讲，减刑属于对刑罚的变更，是对法院终审判决的改变，并直接关涉罪犯和被害人的重大切身利益，因而应被纳入司法裁判的范围。
首先，减刑是对刑罚的变更。对于刑罚来说，其质的规定性就是刑种，量的规定性对于自由刑而言就是其刑期长度即刑度。所以，自由刑的刑种和刑度一起构成了自由刑的实质内容，是自由刑的两大实质性组成要素。我国刑法中的减刑，是指对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所谓减轻原判刑罚，包括将原判刑期减短和将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⑨由此可知，减刑的适用不仅会直接缩短犯罪人所服刑罚的刑期长度，而且，在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情况下，它还会带来对刑种的变更。原判决给犯罪人确定了一定的刑罚，而适用减刑却改变了原判刑期，甚至刑种。所以，减刑属于对自由刑实质性组成要素的根本性变更，而绝不仅仅是对一定刑罚的执行方式的改变；刑罚执行方式的改变只能是在不改变原判刑罚内容的前提之下，变更其具体的执行手段和方法。减刑是对刑罚的变更而不是对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这是减刑的法律属性的核心内容。
其次，减刑是对法院终审判决的改变。减刑性质的核心内容是对原判决确定的刑罚的变更，由此可以得出减刑在性质上也是对原生效判决即终审判决的改变。法院对犯罪人作出的有罪判决，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即定罪；二是确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即量刑。不论是对判决定罪部分的改变还是对量刑部分的改变，都将构成对原生效判决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减刑是在不改变原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问题的前提下，根据犯罪分子的悔改或立功表现，将原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予以适当地减轻。所以，减刑的适用虽然没有改变终审判决对事实问题的认定即没有改变终审判决的定罪，但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进行变更，直接构成了对原生效判决量刑部分的根本变更，从而部分地改变了终审判决的实质性内容。
再次，减刑直接影响到犯罪人和被害人的重大切身利益。适用减刑就意味着犯罪人将被豁免一定期限的刑罚，可以提前获得人身自由；反之，犯罪人就必须服满原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两种情况下对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或限制程度是不同的。就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处置而言，减刑与审判阶段对被告人的量刑活动并无本质的区别，都直接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受剥夺或限制的期限。对此只能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和途径加以确定。而罪犯服刑期的长短，又将直接关系到被害人的切身利益，即影响到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而产生的报复情感能否获得满足以及满足程度。因为，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报复心理的满足是通过刑罚的完全执行而得以实现的，对犯罪人适用减刑会使被害人的本能的报复心理受到打击，并会因此怀疑刑罚的正义性。所以，在此意义上，减刑活动也必须受到正当程序的规制，并保障被害人作为程序参与主体的相关诉讼权利。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司法权范围的确定必须紧紧围绕是否有个人基本权益需要司法救济和司法保障，以及是否有某种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需要司法审查和控制这两项标准来进行。”⑩所以，笔者甚至认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不仅减刑、假释、缓刑等行刑制度的适用需要以法院的裁判作为唯一依据，以下具体刑罚执行制度和措施的运用，亦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刑期的折抵、刑罚的易科、监外执行等行刑变通措施的运用，对患有精神病、性病、酒精中毒等病症被判刑人进行的强制性医疗措施的运用，监狱行刑警戒类别的确定和变更等。(11)此外，罪犯及其他被执行人对刑罚执行机构及其人员的行政性执法行为不满而提出控诉的，法院亦应有权审议，给予被判刑人司法救济的机会等，这是构建刑罚执行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也是在刑罚执行领域贯彻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
三
有鉴于此，围绕司法权这一核心，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正当程序，由罪犯本人启动，律师介入，被害人参与，监狱提供罪犯能否予以减刑的证据，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诉讼机制，便成为必然的选择。按照笔者的设想，可将减刑程序改造成完全意义上的庭审程序，罪犯可通过监狱向法院提出减刑申请，检察院和被害方作为监督方出庭，监狱管理人员和相关罪犯作为证人出庭，法官亲自参与庭审，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并在充分考虑各方参与者意见的基础上居中裁决。
当然，以上仅是宏观上的构想，其运行还有赖于以下具体程序和机制的构建：
1.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必须是真实的，罪犯对考核不服有权提出异议，可申请复议、复核，乃至提起行政诉讼，将罪犯行使异议权、申辩权、申请复议或复核权等作为考核的必要的救济程序。为此，监狱机关应对减刑情节以及罪犯的分级处遇、计分考核、等级工制度等作出统一、明确、详细的规定，并公示使全体干警和全体罪犯知悉。同时，减刑计划启动、制作减刑材料完成后，监狱方面亦应当在分监区向全体罪犯公布拟呈报法庭作为证据使用的有关减刑事实和理由的书面材料，并规定有不同意见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有权提出异议。实际上，能否公布详细的减刑事实和理由材料是检验监狱减刑是否公正以及能否真正做到“狱务公开”的重要标志。
2.建立一整套罪犯减刑的权利保障制度，明确罪犯有知情权、申请减刑权、申辩权、提出异议权、申请复核或复议权、质证权、质疑权、请求听证权、申诉权、获得公正减刑权、要求公开审判权、申请回避权、参与法庭调查权、最后陈述权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程序性权利均具有救济性质，旨在保障罪犯能够有效参与减刑程序，并在其中体现其作为诉讼主体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从而落实减刑裁判的程序正义。
3.法院对减刑案件实行开庭审理，在罪犯、被害人、监狱管理人员、检察员、证人等各方到庭的情况下，以开庭的形式审查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事实及证据，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减刑裁定。对此国外立法有类似规定，例如，蒙古刑事诉讼法典第436条规定：“对于假释的申请，由法院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审理；审理时应当传唤检察长、被判刑人、提起申请的人和机关的代表、被判刑人执行刑罚所在的机关的首长或代表人到庭。”(12)减刑与假释在处理程序上具有同质性，外国立法有关假释的程序规定对我国减刑程序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4.允许律师介入减刑程序，以保障罪犯能够获取法律帮助的权利。应通过立法规定罪犯有权聘请律师或其他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代为办理减刑的有关法律事宜；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罪犯，国家有必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律师在接受罪犯及其亲属的委托后，有权查阅监狱提交的减刑材料，同在押的罪犯会见和通信，收集和调取罪犯确有悔罪或立功表现的证据，有权参加法庭调查和辩论并提交意见，在征得罪犯同意的情况下代为提起上诉等，同时依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履行诉讼义务。
5.对于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拟减刑罪犯情况告知被害人，并把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作为减刑的必经程序。实际上，伴随着恢复性司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现代西方各国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被害人在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利。如英国1991年的缓刑法（probationcircular）落实了1990年的被害人法（victimscharter）有关被害人权利的规定，即在准备提交释放罪犯的报告时，将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意见考虑进去。1994年，英国内政部监狱负责人联系处（HomeOfficeInstructiontoGovernors）建立了被害人帮助热线，联系处进一步要求监狱负责人向警官了解被害人及其家人对允许释放罪犯的意见，如果被害人强烈反对释放罪犯，那么，罪犯则不能释放。(13)美国模范刑法典第305条附10条规定，假释委员会在决定假释时，应考虑受刑人、辩护人、被害人等的意见。(14)根据此规定，美国有45个州在假释程序中引入被害人影响陈述，即由被害人提出关于犯罪和被害对被害人及家庭所造成的后果的意见和观点，以供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参考。(15)
借鉴国外经验，可对被害人参与减刑程序作如下具体设计：符合条件的罪犯提出减刑申请，承办法院经初步审查决定立案的，应在3日内通知检察院、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委托诉讼人；在正式开庭前10日应书面通知检察院、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通知内容除了开庭时间外，还应告知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包括委托人出庭权、获得法律援助权、知情权、申请回避权、参与法庭调查和辩论权等。在法庭审理时，对监狱以及罪犯律师提交的有关罪犯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事实材料，被害人有权发表意见，包括提出对罪犯悔改或立功表现的看法、阐明罪犯的犯罪行为给其本人及家庭造成的危害后果等。被害人发表意见时，应注意区分“应当减刑”和“可以减刑”的情节。对于“可以减刑”的情节，法院要根据具体情况并确实考虑被害人的意见，作出是否适用减刑及如何适用减刑的裁定；对于被害人强烈反对适用减刑的，法院要慎重对罪犯适用减刑。法院减刑裁定作出后，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自收到裁定书5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对此检察院应当立即对请求人的资格、请求的时间和理由进行审查，并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答复请求人。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减刑裁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在减刑裁定生效后的1年内，申请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对罪犯的减刑裁定等。
6.吸纳专业人士作为陪审员参与减刑案件的审理。以意大利的行刑制度为例，其专门负责处理行刑事务的监察法庭是由监察法官、从事心理学、社会服务学、教育学、精神病学、临床犯罪学的专家组成，其中合议庭由法庭庭长、一名监察法官和二名专家组成。(16)借鉴国外经验，可考虑吸收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矫正学等方面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参与审理减刑案件，以此提高减刑的程序理性和裁判质量。
7.赋予基层法院对部分减刑案件的管辖权。可考虑将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减刑案件，交由基层法院审理，并针对此类案件案犯罪行轻，社会潜在危害小的特点，适用更为简便的审理方式以实现程序繁简分流。
8.进一步明确审理期限，督促法院及时审结减刑案件。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减刑案件，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应在1个月内审结；对于被判处拘役、管制的罪犯减刑案件，基层人民法院应在15日内审结。此外，由于减刑案件有一定的专业性，可考虑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和专业法官负责审理，并针对减刑案件的特点构建不同于普通审理程序的简易程序。
9.赋予罪犯对减刑裁定的上诉权，在减刑裁定书中应当增列罪犯不服此裁定的上诉途径、方式和期限。规定罪犯对于人民法院减刑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后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只有罪犯上诉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罪犯的裁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减刑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10日内依法提起抗诉。对此国外立法有类似规定，例如土耳其共和国刑罚执行法第19条第6款规定，对于法院假释裁决，犯人、犯人人、律师或检察官可以提出上诉。(17)由于减刑案件与一般诉讼案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其也应实行两审终审制。
10.规范减刑的申请次数和时间间隔。既要给予罪犯多次提出减刑申请的权利，又要对其申请次数和时间间隔进行规范。一般情况下，罪犯第一次减刑申请未获批准，一年内不得再次提出减刑申请。对此国外立法也有类似规定，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第175条第11款规定：“当法院驳回假释或将未服满部分的刑罚改判较轻刑罚的请求，依据上述任何一种根据再次向法院提交报告，应在法院做出驳回裁定之日起至少六个月以后进行。”(18)
保全罪犯的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是实现其再社会化的基础和条件，通过上述一系列保障程序的构建，让罪犯和被害人都能参与到减刑活动中来，倾听他们的意见，保障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不仅有助于法庭作出公正的裁判，也有利于化解罪犯和被害人的矛盾，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打下基础，并会对罪犯思想改造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在社会上确立法院减刑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目前一些法院试行减刑的听证审理方式，这是有益的探索，但距离合乎正当程序要求的诉讼程序还有很大差距。笔者认为，只有坚持以司法裁判权为中心，采取规范的庭审模式，各方当事人参与，充分表达意见，法院在此基础之上居中作出权威裁判，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减刑机制和制度，并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实现裁判结果的公正。
注释:
①孙延宏：“监狱在押罪犯减刑权利的程序保障”，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②王伟：“对减刑性质和程序的理论思考及对策建议”，载《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③陈敏著：《减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版，第133页。
④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页。
⑤参见李豫黔：“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载《中国监狱学刊》2003年第3期。
⑥参见陈敏著：《减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版，第136页。
⑦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⑧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⑨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页。
⑩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11)参见于同志：“俄罗斯的刑事执行法律”，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4年第8期。
(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编：《减刑、假释工作必备——中外减刑、假释法律法规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25页。
(13)杨正万著：《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从诉讼角度的考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4)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编：《减刑、假释工作必备——中外减刑、假释法律法规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15)郭建安主编：《被害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221—222页。
(16)王利荣：“论行刑权构建的两种走势”，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律评论》（第9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701—702页。
第5篇：检察院抗诉申请书范文
听证方式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畅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渠道，体现了人民法院公开、公正和“依法纠错”的原则，使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听证，听取申请再审当事人陈述新的事实和审查提交的新的证据，再经过被申请方当事人质证，决定是否提起再审。这在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实质审查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是，听证方式目前只是人民法院在收到当事人申请再审状后是否决定提起再审的一种审查方式，尽管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运用，但却没有具体的规范。本文拟就申请再审案中听证方式的司法特性、程序规范等相关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听证方式的司法特性
近年来，随着审判监督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审判监督方式的改革，使从事审监工作的同志感到有一定的压力。按照最高法院和肖扬院长的要求，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中的法官”，围绕再审案件这一审监庭的中心工作，积极地进行探索。听证方式的引入，剔除了过去那种“暗箱操作”，是否再审，由法院说了算而造成一部分当事人与法院的情绪抵触，使他们看到法院工作的公开、公正。但是，应该说听证方式不是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再审的唯一方式，只有在当事人申请再审中，涉及新的证据和新的事实，听证方式的运用才能充分体现这种公开、公正，并且再审法官在决定案件是否进入再审的实质审查中能够更准确地加以把握，因而，听证方式在这里具有其独特的司法特性。
（一）公开性
当申请再审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法院申请再审，他必定会向法院提出一定的证据或陈述新的事实，以供法院决定是否再审时加以考虑。当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有多种情况，但有一点，就是要求法院审理时做到公开、公正。听证方式的引入，首先就应是公开性的（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的应除外），这是听证方式的基本属性。公开，包括听证程序的公开，同时也应包括是否决定再审的结论公开。
1、听证程序公开
听证程序是在审监法官的主持下，召集双方当事人，就申请再审人提出的新的证据或新的事实，由被申请人当庭进行质证，然后进行认证的过程。它有别于原审案件的当庭质证和认证，它的目的在于法院通过听证决定是否采纳申请再审人的再审理由。通过听证，符合再审条件的，法院应实事求是，按照依法纠错的原则，对案件进行再审。不符合再审条件的，通过听证，跟当事人讲清道理，让当事人明白其申请再审未被法院采纳的原因，使当事人接受法院不予再审的现实。减少就同一理由或同一请求多次申诉、申请再审的现象的出现。
听证程序的公开，保证了听证质证、认证的公开进行。被申请方当事人对申请方提出的新的证据或新的事实，必须进行质证。以利于尽可能地展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便于法院最终进行是否决定再审的判断。关于认证，经合议庭评议，认为申请再审人所提出的新的证据（其证据必须合法取得）能够证明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且该证据已经被被申请方认可，合议庭在认证过程中有权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如果申请再审人虽提供了新的证据，尽管该证据与陈述的案件事实也相吻合，但遭到被申请方的否定或提供的证据需要进行核证或涉及其他情况等，合议庭不必当庭进行认证，应俱书面意见向分管院长汇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再审。认证的过程中，合议庭必须保持绝对的中立，只就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或陈述的事实发表意见，保持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
2、听证结论的公开
听证结论并不完全是认证的结果。前述只是就申请再审人提供的证据或陈述的事实能够证明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且已被被申请方认可的情况下，合议庭可在认证的同时作出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必须是只有经过再审才能加以纠正的）。从目前审监庭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实质审查情况来看，这种情况是较少出现的。大多数申请再审案件要决定再审的，都由审判委员会研究后决定。笔者认为，不管是哪种情况，其听证结论必须加以公开。因为整个听证程序已经公开，就没有必要隐藏自己（法院）的观点，这与“依法纠错”的原则是一致的。
听证方式包含着听证、质证和认证的程序过程，这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听证程序的公开，意味着法院在审查申请再审案件中实事求是依法纠错的公开办案原则。同时，对当事人来说，将法院审查申请再审案件的过程展示在他们面前，对提高和宣传法院的公正执法形象，不无益处。
（二）公正性
听证程序的公开是保证听证结论公正的前提。虽然这里所说的听证程序并不是法律规范意义的必经程序，但是由于这种听证程序的运用，在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中，对当事人所要追求的司法公正，是能够充分体现出来的。
近几年，对再审案件程序方面的研究，已逐步形成了要求对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加以严格限制和取消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共识，对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要途径的再审程序立法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主要是基于目前大量申诉案件给法院带来的“麻烦和困惑”，以及法律规定的独立于一、二审程序以外的特别司法救助程序方面的考虑，必须慎重对待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公正性，主要是指听证程序的公正，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听证法官的中立原则
这种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是否构成的实质审查方式的运用，尽管还在探索阶段，与一、二审原审案件的审理一样，必须保持程序的绝对公正，而程序公正，最主要的表现在法官必须保持中立。首先，听证法官在听证开始之前要求听证双方当事人围绕申请再审当事人提供的新的证据及当事人仅就新的证据所说明的事实进行陈述，然后由被申请方当事人进行答辩陈述。不允许听证法官在当事人陈述过程中有任何提示性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偏离再审听证的范围，超出申请再审的事由，听证法官可以及时地给予制止。但应避免出现由于听证法官的不慎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这种程序利益的伤害。其次，听证法官把注意力集中在“听”上，如何证明申请再审的事由那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同时必须注意倾听被申请方的质证意见。双方当事人陈述结束后，听证法官应征求双方最后陈述意见，然后听证法官简明扼要地把双方主要的陈述意见作一归纳，此时听证法官可宣布休庭，再审合议庭进行合议。最后，是宣布听证结论。不管是再审合议庭决定，还是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都应在听证的基础上对申请再审的事由和证据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分析和评判，同样应保持其中立。
2、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证据和事由的判断问题
如何合理地界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所提出的新的证据和事由，同样涉及到公正性问题。关于这方面问题，已有学者和专家在对程序和实体上构成再审的理由进行分析和研究。笔者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关于深化审判监督改革的若干意见》一文中对构成再审的程序和实体方面的理由的论述。听证中必须引起听证法官的注意。相比较而言，对原判程序方面的要求应更严格。包括“无案件管辖权；审判组织不合法；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未经开庭即作出判决；未经合法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办案人员犯有与案件有关的职务犯罪；对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未予裁判；超越诉讼请求事项作出裁判。”有上述程序方面的请求事由，听证中，从突出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出发，均应明确予以再审。由于程序方面的原因导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程序公正是绝对的，因而“不应再强调以可能影响正确裁判为附加条件”，而拒绝当事人对程序利益的请求。实体理由上，应把握只要不实质上影响裁判结果的公正，只是存在一般错误（甚至仅是瑕疵）但并不影响结果公正的裁判，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及稳定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出发，不应予以再审。在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证据和事由的判断上，同样应保持公正。
3、关于裁定书送达方面的问题
关于裁定书的送达，有人认为应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公开宣读并送达。笔者认为，既然整个听证程序已经公开，没有必要再在裁定书送达问题上拘泥于形式。通常在不能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可采取邮寄送达等方式。有的当事人外出打工，一时又很难通知，则可以公告的形式送达。总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即视为送达。这同样表明了法院听证程序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二、听证程序的规范
有关听证程序，1999年9月2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实行申诉复查听证制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已作了程序性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上，笔者认为随着再审审判方式的改革，新的证据规则的颁布，特别是审判监督改革的深入，部分已不能适用，必须改造，重新加以规范。设计如下：
第一条为了增加申诉、申请再审（以下统称申诉）案件复查的公开性，进一步提高审判监督案件的复查质量和效率，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精神，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对民商事、刑事自诉案件进行申诉复查，开听证会，听取申诉人和对方当事人的申诉和答辩，审查是否符合再审条件。但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除外。
第三条听证会应公开进行，允许公民旁听。法律规定不公开的除外。
第四条听证会应按听证、质证、认证等阶段依次进行。
第五条听证会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听证，也可以组成合议庭听证。
第六条听证时须统一着装。听证会应在审判法庭进行。
第七条听证前，应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一）承办人在接收案件后，认为需要听证的，应确定听证日期、参加听证的审判员和书记员，并及时办理诉讼文书送达事宜。
（二）承办人做好阅卷笔录，拟定听证提纲。合议庭参加的，开听证预备会，由承办人介绍案情，讨论听证重点和其他复查程序。必要时合议庭成员应阅卷。
（三）应在听证十日前向申诉人、对方当事人送达听证通知书、申诉书（或申请书）副本。直接送达困难的，可邮寄送达或委托有关人民法院送达。
（四）因送达原因不能按期听证的，应重新确定听证日期。
第八条听证会开始前，书记员应查明申诉人（或申请人下同）、对方当事人及其人是否出席，并及时报告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审判长。
申诉人、对方当事人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由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决定是否延期听证，延期听证的应及时通知当事人。
申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的，按自动撤回申诉（申请）处理。对方当事人没有出席的，可缺席听证。
第九条申诉人、对方当事人可委托一至二人作为人出席听证会。人出席听证的，应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应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条十条宣布听证前，书记员应宣布听证纪律（与庭审纪律同，略）
第十一条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审判长宣布听证开始前，应宣布听证合议庭组成人员（独任听证审判员）、书记员名单，告知听证当事人的听证权利和义务（与原审当事人权利义务同，略），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申请回避的，应说明其理由并提供相应证据。
第十二条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审判长宣布听证开始，简要概括听证根据，原审案由、生效裁判的主要内容及历次处理经过。
第十三条听证按如下顺序进行：
（一）申诉人陈述和对方当事人答辩。
1、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审判长告知听证当事人围绕申诉（请）进行陈述，听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反驳对方的也应提供证据或说明理由。
2、申诉（请）人陈述申诉请求和理由或宣读申诉书，申诉人为多人的应按顺序进行。
3、对方当事人针对申诉人的申诉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对方当事人为多人的，按申诉书所列顺序进行。
（二）听证当事人举证、质证。
1、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审判长归纳申诉（请）内容的重点，并分别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有不同意见的，应重新进行归纳。
2、申诉（请）人提出新证据的，应宣读并出示新证据，由对方当事人质证。
3、对方当事人提出不同的案件事实反驳申诉人的，应当举证，并由申诉人进行质证。
4、对原审诉讼中已经提交，但未经当庭出示、质证和认定的证据，可以宣读、出示，听证当事人应进行质证；原审中已当庭出示、质证、认定过的证据，不予重复进行质证。
5、听证当事人要求补证或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重新勘验、鉴定的，合议庭应考虑是否必要，原则不予准许。准许补充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勘验、鉴定的结论应进行质证。
（三）听证认定。
1、合议庭应按听证调查的案件事实的顺序，对听证证据、事实逐个进行认定，能够当即认定的，应当即认定；不能当即认定的，应在听证后合议认定。
2、合议后认为需补证或需调查、勘验、鉴定的，可在下次听证会时予以认定。
3、虽经过听证质证，但休会后认定的证据，应在相关法律文书中说明认证的理由。
第十四条审判长按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的顺序依次询问听证当事人是否愿意和解，说明听证和解的性质，即听证中达成的和解是对原判决执行达成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人民法院对原判决不予执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可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原判决的执行。
听证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的，应制作和解协议，由双方听证当事人在听证和解协议上签名。合议庭不得强迫听证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
第十五条听证结果可在听证结束后当场宣布，并在十日内送达法律文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一）、（二）项规定的，应当场裁定再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三）、（四）、（五）项规定的，经院长授权，也可当场裁定再审。因疑难复杂而不能当场宣布的，合议庭应出具合议意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十六条听证结束，听证双方当事人及人可阅读听证笔录，确认无误后，应在听证笔录上签名。
听证当事人在听证和解中明确表示撤回申诉（请）的，应记录在卷，审判长宣布听证结束，终结听证程序。
上述听证程序中注重一个“听”字。其目的，在于判断和确定申诉（请）人的诉请是否符合再审的条件，是一个实质审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须当事人对证据和事实进行辩论。因为一旦决定再审，实际又回到原审的程序当中，应尽量减少重复劳动和不必要的诉讼资源的浪费。同时，新的证据规则要求我们逐步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保持诉讼双方的平衡和法院审理的中立立场。
三、上述听证程序运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对申诉、申请再审案件运用听证的方式来进行是否构成再审条件的实质审查，实践中，应该说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这与倡导的阳光审判是一致的。但是毕竟这一方式的运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没有独立的再审程序法规，听证法官投入的精力远比上述听证程序所规定的工作量要大得多，有时并不能钝化当事人（申请人）与原审法院至少是情绪上的对抗，当事人（申请人）缠诉、上访等现象时有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何避免由于法律和制度性的弊端所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在运用前文所述的听证程序过程中必须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不是所有的申诉、申请再审案件的实质审查，都要采用听证的方式。从提高审查的效率出发，只有当申诉、申请再审出现仅靠书面审查亦无法查清问题的情况下，才适用听证方式。因而听证方式是书面审查方式的补充和完善。
（二）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上，无论是申诉还是申请再审，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诉权”，审判监督改革，已经在要求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那就是“将当事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权利按照诉权的模式重新定位”，“设计当事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规范法院按照正当程序管辖、受理和审理再审之诉是否成立以及决定案件是否重新审理或者改判的规则”。显然在提倡有限再审的情况下，强调当事人直接启动再审已成为一种必然。在听证程序中应体现对当事人这种权利的保护，首先要说明法院受理并举行听证就是对申诉（请）人诉权的尊重，给申诉（请）人寻求法律上救济的机会。再就是对当事人申诉（请）权利的保护，也可以减少检察机关的抗诉和法院自身提起再审所带来的对当事人诉权、处分权的侵犯，直至使国家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没有存在的必要。
（三）注意对当事人申诉（请）权利保护的同时，不应忽视二审终审制原则存在的法律价值。这里主要是对当事人申诉或申请再审理由的部分限制。如果原审判决、裁定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处分，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依法行使其上诉权，通过二审救济获得利益的保护。当事人没有上诉，则要分清当事人没有上诉的原因，看是否存在当事人放弃程序责问权的情况。如果当事人应当上诉，而因逃避交纳上诉费用等原因放弃上诉而行使其申诉（请）权的，原则上不予支持。如果法院只按正当程序管辖、受理，那么二审终审制原则则形同虚设。
（四）证据失权的。应重新诠释和理解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规定。“从实体正义角度，新的证据或许足以原判决，但从程序正义角度，既然程序已经规定了证据失权，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因为没有证据效力而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表面上该条的规定为申诉（请）人的申诉（请）创造了条件，但忽略了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造成双方当事人权利的不平衡。再审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救济程序，启动这一程序必须对申诉（请）的对象进行严格地限制，防止无限申诉的情况出现，在听证中这是要加以注意的。版权所有
（五）不能以个案的公正，来牺牲司法的稳定和浪费司法资源。我们在追求程序安定的同时，要使每个个案都能保持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须予以合理的取舍。在没有单独的再审程序法规出台之前，我们只能从诉讼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考虑在保持程序绝对公正的同时，相对地使个案保持实体的公正。虽然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但在现今社会条件下，特别是法制还不是很完善的今天，以巨大的诉讼成本或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以追求所谓的公正，来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再审。这同样是在听证中要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