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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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第2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论文关键词：福斯特;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

论文摘要：福斯特的生态学是当代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分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生态学分析的过程中所阐明的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都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多方面的启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理论家，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脆弱的星球》等几部著作中，通过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制度替换之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生态学理论。福斯特的生态学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而且他对当代生态问题所做的多维度揭示，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

福斯特认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怎样保持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一致?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过去，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不会自动解决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通过采取诸如消灭城乡之间敌对分工、注重人口的合理布局、实现工农业的有机结合、实现土地营养物质的恢复和改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等具体措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工业方法合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始终是和他对生态可持续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福斯特的发展观，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在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第一，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与模式，它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就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战略向人类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原则: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既要给现时的经济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又要给后续发展留有空间，同时还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这就要协调好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经济系统与生存系统的关系、人化自然与原生自然的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考虑，应该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发展过程后，按照生态规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有机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经济运行模式。首先，循环经济仿照自然界物质代谢、循环、共生等规律，在经济发展中也形成类似自然界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的有机匹配，改变了“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其次，传统经济运行由基础设施、机器、工厂等加工资本，劳动、智力等人力资本和现金、投资和货币等金融资本三大部分构成。循环经济将资源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作为第四种资本加人经济运行。这种生态资本内部化改变了传统经济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改变了企业节约资源与污染防治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三，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目前，我国已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已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四，建立科学的GDP核算体系。过去多年我国通行的做法，是把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尽管这些指标不可或缺，但GDP总量或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发展的社会成本，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准确衡量效益、效率和实际的国民财富，尤其不能对是否实现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它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部门为追求过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地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陷人了“拼资源求发展”、“有增长无发展”、“有发展无幸福”的困境。因此，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势在必行。

二、生态价值观与中国现代价值观的探寻

福斯特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于，他强调，必须认识到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并且努力保护它。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避免改造自然，因为我们就工作并生活其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以可持续的方法改造自然，制定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性规则。”

然而，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本身、自然和社会关系却出现异化，其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间的剧烈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是其直接原因;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是必然的。

福斯特积极倡导自然的社会化，极力反对自然的私有化。在他看来，目前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就是所谓自然的私有化。“今天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东西—水、森林、植物种，甚至大气本身—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的私有化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自然的社会化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认为，“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一般来说，这种保护是通过决定可持续规则的民主过程进行的—情况就会越好。如果我们把自然交给了资本，那么我们就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可持续性这个集体目标的各种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私人利益集团，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反对拥有和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强大的少数人意愿的时候，就会丧失保护自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如果我们把一些事物置于公众领域，我们就会把这些事情置于一种可以运用民主原则的政治控制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社会化代表一种民主的和反资本主义的策略，一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策略。

福斯特强调，在生态问题上必须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他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这种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这种观念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

透过福斯特的生态价值观，给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深刻的启示就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必须确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态价值观，以此指导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建立全民生态文明观。生态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正确生态文明观的引领。生态文明观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为此，应该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观，进而使人们达成以下共识:一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之子。自然孕育、哺育了人类，使人类得以产生和发展。二是，发展使人类变得不断强大，强大又使人类自我意识膨胀，使自然之子自以为是自然的主人，没有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引发生态恶化。三是，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更要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其它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和自然要协调发展。四是，建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念，不仅科学家要高度重视，而且政治家、企业家及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站在自然之子的角度，人类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衣食住行及精神需求，即为了消费。然而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正确的消费观，以引导人们合理消费，任重道远。具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倡导适度消费，崇尚节俭生活。适度消费就是对环境友好的合理消费，它要求我们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标准，而不是鼓励对物质资源的无止境占有。无节制的高消费是一种脱离现实生存环境与合理需求的消费方式，它以享乐、挥霍为特征，使人们对物质与能量的消耗最终增加到自然界无法承受的程度，既有害于自然生态，也有损于健康。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反对一切挥霍性、奢华性、铺张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二是，积极参与“绿色消费”，这应该成为实践消费道德的一种新境界。在消费过程中，我们应当自觉抵制对生态环境有消极影响的物质产品和消费行为，主动购买对环境友好、对健康无害的绿色产品，用正确的消费导向引导生产经营者向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

第三，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刚性制度约束，其作用在于用刚性制度约束人类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的现况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如下制度:一是建立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在自然特征上，生态的天然属性决定了生态资产的公有性，任何个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生态产权，只有国家政府有权代表社会来行使。但在现实中，国家产权得不到很好地实施和贯彻。在生态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割裂的，生态价值没有通过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结果导致少部分人对生态资源开发的获益是建立在多数人环境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损失就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因此，国家对生态资产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态产权界定、配置、流转、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价值的实现，仅靠明晰产权、生态定价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些财政制度的安排，达到功能维护的目的。生态补偿制就是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财政手段之一，是生态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人或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的相应费用。生态补偿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应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三是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

三、生态伦理观与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

福斯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还存在不道德行为。任何一种破坏环境并使未来几代人在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更为贫困的制度，就是一种高级不道德。“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它的完整。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所有可持续性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

在福斯特看来，要解决这种在生态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第一，需要进行一次“道德革命”，即一次不仅针对个体消费者、政治家以及首席执行官们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决定，而且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高级不道德”的革命。通过这样一次革命，以取代我们目前对待环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第二，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福斯特指出，自15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倡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对人们自由权利的限制。这种道德价值观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并最终一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福斯特强调，通过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生态道德，可以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至于这种新的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在福斯特看来就是“绿色思维”。由此可见，在福斯特看来，社会变革和建立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缺一不可的。当然，在福斯特看来，我们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并非社会道德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

福斯特的生态伦理观，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现实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行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重视生态伦理的培育和倡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抓住以下主要环节。

第一，培育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就目前来看，最迫切的就是，我们在认同自然界自身存在其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承认代际价值的存在。既然我们承认自然存在着内在的价值，那么，人类后代也具有自身的价值就不能予以否认。应该看到，人类后代的权利就是当代人生命和精神的延伸和延续，承认和尊重当代人的权利，就必须承认和尊重后代人的权利;反过来，承认后代人的权利，就是对当代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在代际价值的理解上，应该明确两点:一是权利和义务的非对等性，承认后代人享有权利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如我们承认自然的权利而很难要求动物、植物等对人类承担义务一样;二是由于后代人尚未出场，因此其权利的行使并非一个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观念的存在，存在于当代人的“观念”中，因此，后代人的权利必须由当代人来，由当代人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

第3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最近在好几个场合听到这样的质疑：生态文学家或者生态批评家不够重视艺术性。我想简略答复一下：生态文学的前提是生态的——对待自然、表现自然和表现人类时的思想观念是生态的，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环境主义的。没有这个前提，再艺术、再有诗味的诗也不是生态诗；在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希望诗人更注重艺术性。但是，除了传统的艺术性之外，我们特别希望生态作家能创造出生态文学独具的艺术性。

生态批评之所以对文学性、内在研究说得不多，并非研究者不想说，而是很难说。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所要研究的文学性是生态的文学性，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性，否则就不是具有特色的研究和批评了，如果生态批评大谈特谈结构、韵律、意象、想象、象征、情感等其他任何传统的批评都能做也都做过的研究，那还叫生态的批评吗？同理，如果生态文学的艺术性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或现代的环境文学都具有的艺术性，那么它在审美艺术方面还有“生态的”特色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能否找到、能否论证生态文学所独具的、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截然不同的审美和艺术特征。如果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和艺术分析，与对非生态文学、对环境文学的同类分析基本一样，那么这样的美学艺术研究就失去了生态批评的特色。与其没有特色，还不如不予突出强调。其实，不仅仅是生态批评，当代的许多批评流派，比如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都遇到过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堪称世界性难题，我们期待着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能够早日构建出独具一格的生态的美学体系和艺术论体系，在那个时候，生态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者说文学性研究才有了理论基础。

在认识到美学和艺术角度的生态文学研究之困难性之后，有必要强调：即使生态批评仅仅是思想文化批评，即便生态批评仅仅是通过对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批评流派也完全能够成立。从整体上看，文学批评当然不能仅仅是思想心态、文化社会视阈的批评，必须包括审美的艺术的批评；但就一个批评流派、一种批评方法来说，将批评的视野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不仅是可以的，而且甚至是必须的。不应该以批评视阈的局限性为由苛求任何批评家、批评流派或者批评方法，而应当把评价的重点放在这类有限度的批评所达到的深度、高度和创新程度上。是否具有审美和艺术批评特色，不是判断一种特定批评能否成立的必需标准；否则，精神分析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许多对整个文学批评做出重要贡献的批评流派都将被排斥在批评之外了。至于生态文学，我同意，在生态的前提之前，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更为首先的，是文学。

无论有多么明确、多么深刻的思想，但写出来的不是文学作品，那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归属；正如生态批评一定也要是批评，是具有严格学理规范的学术研究，如果连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算不上，那还何谈生态批评。在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之前，生态文学创作可能只好暂且借鉴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艺术性，但那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也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因为它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同时还要特别提防：不少传统的艺术表现或者艺术性，是与生态文学的核心诉求相矛盾的，比如：自然人化（包括显性的拟人和隐性的移情），自然客体化，自然工具化等，在作家特别是诗人运用意象、象征时，非常容易落入人类中心主义审美的窠臼，从而使得作品的生态性大为受伤，甚至使作品不再是生态文学作品了。值得作家们高度警惕的是：赞美自然、抨击征服自然并不一定就是生态的文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和环境文学也可以这样写，而且早就这样写了，从古希腊就有了。客观地说，不少自命为生态作家的作者，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生态文学与传统的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的区别，对生态文学的使命也不是很明确。在一些人看来，只要讴歌自然，只要批判破坏自然的行径，只要倡导环境保护，就是生态作品了。生态诗歌乃至整个生态文学要健康发展，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明确何为生态诗和生态诗何为。我希望所有愿意自称为生态文学作家或者生态批评家的人，都能够首先明确生态的与非生态的、生态的与环境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思想理论上的不同和审美艺术上的不同，那样才能真正是名符其实的。

生态作品最核心的、使之与其他描写自然的作品相区别的独特属性——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以生态整体为终极价值标准，不是人与自然物的主客二元论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如果仍然把人（包括作者自己）当作中心，把自然视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必须爱护的环境条件，把自然物仅仅当作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对象，当作表现人类自我力量的客观对应物；那么，无论作者对自然倾注了多么强烈的感情，也无论作品多么感人、多么独特地表现了自然的美，这样的作品仍然算不上生态作品。至于生态批评，我想可以首先集中力量于生态思想方面的研究，同时尽可能对生态审美和生态的艺术变现做一些探索。

第4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美国 生态文学 大自然

生态文学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绵延至今仍在发展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学流派。它是伴随着生态理念的兴起而形成的。美国生态文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尽管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对自然的描写，或是讴歌自然的美和诗意，或是颂扬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地过程，但是，严格来说，这属于前生态文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因为生态文学的出发点是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尽管在此之前有对自然的叙述和描写，但是都以人类和自然地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待的。那么20世纪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生态危机意识逐渐凸显。由于人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对自然疯狂索取，肆意破坏，使得自然不堪重负，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生态危机显现。于是人们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意识到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在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生态伦理，敬畏自然等观念，基于这些观念进行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生态文学，这是构成生态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是一种介入文学，生态作家担当起回应现实的责任。生态文学成为人类转变思想，建立生态观，认识生态危机，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

美国生态文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虽然在20世纪随着生态主义的出现，生态文学这一术语才正式诞生，但是在此之前，人类的生态思想源远流长。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毕达哥拉斯反对虐待动物，犬儒学派崇尚质朴自然。中世纪的神学家圣弗朗西斯试认为所有生物平等。文艺复兴时的切萨尔皮诺提出要尊重自然万物。18世纪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回归自然成为重要思想。华兹华斯和梭罗的作品蕴含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20世纪以来，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批评蓬勃发展，施韦兹提出“敬畏生命”振聋发聩，纳什呼吁“自然的权利”引人关注，列奥波德倡导“大地伦理”令人警醒，这些观念都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发展。生态批评的创始人美国学者格洛特费尔蒂倡导用“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学批评，并编辑了《生态批评读本》（1996年）。英国生态批评的代表乔纳森.贝特在《浪漫生态学》（1991年）及《大地之歌》（2000年）中指出了生态危机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布朗等名校，以及美国的普通的高校大都开设了生态文学或者生态批评的课程。1992年成立于美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推进了生态批评的发展。2005年，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中指出了环境的想像不仅是指生态文学对生态理想的表达，还包括对未来生态灾难的预想和预警这一重要思想。

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以1962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森林》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生态文学是指广义的生态文学作品。即那些具有关注自然，具有生态主义意识的传统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作家有美国的梭罗，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亨利-巴斯顿，奥尔多-利奥波德等。20世纪60年代之后至今的生态文学是指狭义的生态文学作品。即作家有鲜明的生态主义立场，揭示生态危机，探寻危机产生的社会原因，从生态整体主义去思考人与自然，倡导生态责任。代表作家如美国的蕾切尔-卡森等。

19世纪的美国作家梭罗（1823-1862）的散文《瓦尔登湖》（1862年）被誉为绿色圣经。他还创作了《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1862年）、《缅因森林》（1862年）、《科德角》（1862年）等描绘自然、富有生态哲学思考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梭罗敏锐地意识到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的破坏力，还提出“简单生活”和“保护荒野”的理念，这一理念影响了美国以及其他不同国度的许多读者。

美国作家约翰-缪尔（1883-1942）被人们称为“大自然的推销者”和“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圣人”。他的代表作《我们的国家公园》（1901年）蕴含了朴素的生态思想。美国作家玛丽-奥斯汀（1868-1934）的《少雨的土地》（1902年）被誉为“沙漠经典”。她倡导了一种融入自然的简朴以及精神化的生活。美国作家亨利-巴斯顿（1888-1968）的《遥远的房屋》（1928年）描述了作者只身一人在美国大西洋的海滩生活一年的经历。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的《沙乡年鉴》（1949年），提出了土地伦理观念。书中将整个地球自然界置放于人类道德关怀的视野之中，利奥波德在书中阐述的土地伦理观念认为人类不应当凌驾于大自然万物之上，应爱护大自然。

第5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美学实践问题:什么是生态批评

畸变的世俗化与当代大众文化

巴赫金超语言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作为言语行为的文学话语

韦勒克的民族文学观及其启示

隐喻、寓言与中西比较文学

圣经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研究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主体身份研究

隐喻问题与诗歌语言的修辞学研究

全球文化与翻译的隐性影响

与世界文学研究

蔡仪美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翻译

叙事成为晚近研究方式的三重原因

《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

论自然生态审美的三大观念转变

比较视野中的世界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海宁查氏闺阁诗群的创作取尚

“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

原型范畴、原型和世界文学

结构主义的引进与中国本土文学批评理论

新历史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当代科幻小说研究与多丽丝·莱辛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世界主义者库切

论“生命形式”在文论和美学中的意义

从生态主义视野理解环境美学

先秦的“小说家”与楚国的“小说”

子夏的思想特征及其家学渊源

论林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及其文化意义

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

文艺美学的兴起与思想解放运动及其他

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

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或文学研究的数字化变革

《世说新语》在宋代的流播及其书籍史意义

《吕氏春秋》与《道德经》相关篇目论析

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的伦理内涵及文化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

诗歌与公共领域:“世界文学”具有怎样的全球性

郭松菜《月印》和20世纪中叶的文学史断裂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

“社会史视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名词化”论争及其生态诗学意义的生态语言学再考察

艾柯的文学符号学理论及其在《玫瑰的名字》中的体现

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流散文学——兼论凌叔华的流散写作

身体、机器与后人类: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救人就是救自己》

中国现代文学进程如何面对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正教问题

第6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

吴秀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如何重新评估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近期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不少学者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论战。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多一种判断,就意味着多一种观察的角度,多一种思考的方式,也多一种价值评判的参照。学术就是为了求真,说好说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都在以“求真”的意愿和智慧,寻找并确认对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的体系和标准。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现代文学也同样需要重新评估。都说历史常读常新,文学史亦不例外。这是因为,任何一本“客观的本体的文学史”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接触的文学史,都是由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史观和史法建构而成,也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编撰者的主体意识和审美观念,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后来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文学史的重新评估也就成为必然。再退一步说,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文学史进行现时代的重新阐释和评价,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亦是当代学者的责任。

至于如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重新评估,显然不是一件易事。其中,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参照系。因为,“历史地看问题”和“看历史的问题”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思考范畴。我们既不能视既定的历史为圭臬,将历史的影响奉为评估的准则,也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眼光,对文学史中的诸种实践持虚无主义的姿态。这也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选择一个非常有效的坐标系统,来考察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状态,以便对其进行较为科学的定位。这使我想起了吴秀明先生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在该书中,作者回顾并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围绕着现当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并结合自己编撰文学史的心得和思考,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生态场域”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和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文学史提供了一系列极为丰富的参照体系。

的确,我们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现当代文学史,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些文学史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并没有显示出多少深刻的独特性,但它们无疑也展示了学者们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各种梳理和评价。同时,我们也已经有了各种专门研究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对文学史撰写中的“史观”和“史法”进行了理性的探讨。虽然有不少理论设想很难付出实践,但它表明了当代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理性自觉。然而,在文学发生的生态机制方面,我们却缺少对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具体生态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尤其缺少对现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内外因素的立体分析,致使我们在重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是难以获得一个全面而科学的参照体系。虽然我不敢说,这是导致一些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评估总会出现各种问题的核心因素,但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参照体系不科学或不明确,生态场域不全面或不清晰,意味着人们在重新评估具体的文学实践时,无法形成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因为文学史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一种时间顺序的选择和安排,它同时还是一种空间结构形态的呈现,牵动着整个文化领域的生态系统。它既不是用“大视野”或“新视野”(诸如“全球化”或“现代性”)就可以解决的,当然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自律性的内部,就事论事就可以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中,吴秀明先生就指出,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到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的方法》等,这些海外学者的重要著述,都试图在“现代性”这一宏大的文化视野中,重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虽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价体系,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1〕19

这也表明,对文学发展的空间结构形态(即“生态场域”)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系统化的科学甄别和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把握。它非常明确地强调,文学史并不只是对文学思潮、文学事件与作家作品的罗列与评述,而是要紧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脉,将思考的视域延伸到与文学紧密相联的各种文化层面中,多方位、立体化地追索中国现当代文学演进过程中的不同侧面,揭示文学发展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此,作者将20世纪以来的新文学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存在,并将其空间结构形态视为一个有效的文化生态场域,以生态链中彼此制约、相互共生的科学眼光,多角度地解析了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强调了不同的“文化生态场域”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对生态场域的系统研究,无疑会为我们在重新评估文学史时,提供一个更为健全的思考方式,也提供某种更为全面的文化与价值的双重参照体系。

对文学发展的生态场域的研究,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文学的外部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外在原因的研究,其作用似乎非常有限,就像韦勒克所说的那样,“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2〕73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在各种着重起因的不同研究方法中,以全部的背景来解释艺术作品的方法,似乎还好一些,因为把文学只当做单一的某种原因的产物,几乎是不可想象”。〔2〕74这也意味着,科学衡量各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充分把握它们对文学实践和审美观念的影响,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溯源性价值。因此,拓展文学史的生态场域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并非是一种文学的外在研究,而是内外兼具的综合性研究。它立足于文学自身的基本规律,又广涉历史传统、文化记忆、现实伦理、美学观念等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文学于一体的综合系统。而这,也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一书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在本书中,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链中的产物”,而并非仅仅是作家个体的审美创造,因为任何一个作家,既是一个个体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他(她)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我们首先必须科学地把握其庞杂的生态场域,包括文学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只有理性地甄别出这些生态场域中各种因素在生态链上所承担的角色,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才能发现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也才能对其审美价值作出科学的评判。

这种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为突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游离于文学自律性的正常轨道,在整个文化生态场域中,跃动于各种生态链的环节之中,与其他生态因素之间的关联极为密切。吴秀明先生就指出,无论是政治思想的制衡、经济市场的嬗变,还是文化中介系统的干预、人性与自然性的互动共容等等,它们都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在当代文学实践中形成了一种隐秘而繁杂的生态链。只有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全面把握这种生态场域中各种因素的关系和作用,才能找到具体创作生成的关键因素,也才能对一些文学史现象进行科学的评估。

从这种角度出发,吴秀明先生认为,历经了6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其空间结构形态就“具有明显的超文本或曰潜文学特征”,即,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恪守自律性的艺术轨道,而是在空间结构上不断向其他生态链中不自觉地渗透和延伸。“一方面文学极力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扩张,将本属于自己的大片空间留给它们,使自己在扩大影响作用的同时,身不由己地被纳入一体化的机制之中,可以驰骋的思想艺术天地日见箍紧;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悠久传统和极具个性及艺术想象力的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它既无法对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的‘纯洁性’作出承诺,也很难心甘情愿地在狭小的思想艺术天地中进行自我放逐,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给这一空间化的结构带来了任凭何种力量都不可能抹平的裂缝。”〔1〕146―147这种彼此交融、相互交替的生态场域,使我们在重新评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必须深入思考和慎重辨析,而不能仅仅将其他因素视为一种单纯的外因。

既然文学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作用的结果,那么,文学史研究不仅要将这种环境作用视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体系,还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自觉地意识到文学研究本身的生态场域。与文学创作的生态场域不同,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既涉及审美价值评判的有效性,又涉及学术研究自身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是我们审度一种文学史或文学研究是否合理的重要参照体系。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那些重新评估各种文学创作的学术观点时,不一定要过度强调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否定,而要从一种人文学术的生态场域中,找到其评估的价值参照体系是否合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里,吴秀明先生围绕着“文学史论与学科建设”,从文学史论的角度,着重分析了一些有关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作者直面当下的一些学术前沿问题,重点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间结构思维和方式,并细究了它们各自的优点与不足。譬如,海外汉学家的现代性视域,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全球化,东亚现当代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特性,中国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构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必要的文献史料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内部的制约,主流文化的领导权与作家的主体性之间的龟,以及“二个中心时代”、“三分天下”、经典解读、中国特色的中介系统、“非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观念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所产生的意义和局限。无论是纵向的回顾,还是横向的梳理,应该说,这些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对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的重新建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种有关文学研究生态场域的探讨中,吴秀明先生集自身数十年的高校教学经验和体会,并结合自己长期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心得,从中文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饶有意味的分析。作者指出,在中国高校的学科建设中,中国现当代文学被明确地列为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由此直接催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这无疑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在具体的教学要求中,高校的教学训练并不注重文学创作,也不鼓励培养作家,甚至将必要的“审美创造”式的文学写作训练,变成了一种工具化的应用文写作课程,这不仅导致了大学中文教育与当代文学实践的彼此隔离,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而扼杀了学生们对语言艺术的原创性、想象性和审美创造性的体验,“久而久之,造成思维和审美的麻痹僵硬,降低并削弱了中文系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1〕61

这种评析无疑很有道理。因为人们常常看到的事实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硕士、博士们,当他们面对一些最新发表的原创性文学作品时,当他们面对一些正在行进中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时,总是缺乏敏锐的艺术感知力,缺乏健全的学术视野,因而总是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学术视域,自觉地限定在那些已有一定研究成果的目标之中,却很难有突破性的创见。这显然是我们高等教育在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偏差。其结果是,当这些学术人才在将来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编撰过程中,也很难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发现。

除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局限之外,吴秀明还分析了文献史料的问题。无疑,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链。因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是解析各种文学史问题的基本佐证。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许多国家重要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国内档案管理制度的限制,要么无法查阅,要么不能公开引用;还有一些因为史料建设本身的滞后,导致大量遗失,尤其是像“”文学发展的史料,已很难搜罗。“总之,挖掘史料,尊重史料,尊重事实,防止作者话语霸权对文学史的侵害,并将史料的实证研究与文化研究、审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应成为我们对当代文学史实施‘再审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应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文学‘再重写’的一个基本原则。”〔1〕71

从文学创作的生态场域到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态范畴,其中也不乏一些相互交叉的生态链,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吴秀明先生并没有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因为作者的目标并不是要对这两个生态场域进行比较研究,而是要突出生态场域自身的重要性,论析生态场域的系统研究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围绕着生态场域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的“下编”里,吴秀明先生还立足于当下的文化语境,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文学生态”与“生态文学”。应该说,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范畴。前者是作者延续上编的相关思路,进一步厘析我们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生态,包括文学研究的生态场域;后者是以生态学的眼光,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某种新的文学形态,即在“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支撑下所涌现出来的一种创作现象。

在考察当前的文学生态场域中,作者重点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生态的变化,包括学术界热议的“两个中心时代”和“三分天下”的格局。所谓的“两个中心时代”,即由以前的“政治中心时代”转向“经济中心时代”,这种转化当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其整体的生存环境有意无意地被‘物化’了,并由此及彼造成了主体自我的不应有的失落和失语。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又遭遇了类似以前的命运和尴尬处境,陷入另一种不自由。”〔1〕197而所谓的“三分天下”,即是指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三分天下。这种文学格局的形成,是文学生态向经济中心转移的结果,也折射了其生态场域中不同的生态链所承担的功能正在产生变化。

重要的不是这种生态场域的变化,而是这种变化对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受“物欲”制约后的消极影响。尽管作者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深究,但我觉得,其中所涉的两个关键问题,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一是文化消费与经典的重构。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迄今已引起文艺学领域的高度关注,成为不断被研究的热点,包括由此引起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本质主义者看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文学已经形成了高度自律化的理论谱系,拥有了较为固定和完备的评判标准。即使是不同的文学类别中,亦有各自的本质与规律可寻,譬如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都有其特定的固态本质。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学的本质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文艺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质,就是取决于它对文学本质的探寻和确认。也正是因为这些具有恒久意味的本质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教科书有了相对系统和稳定的理论标识与价值旨归。

但建构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先验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具有实体意味的文学本质,如果有,这种文学的本质就是建构性的、历时性的、开放性的。因此,“取代本质主义的最好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总结如下:‘女人不是生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在文学理论领域反本质主义、倡导建构主义,也是出于维护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的考虑。”(陶东风语)从其开放性的思维来看,建构主义者显然更愿意将文学理论放在一个动态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从“女人是变成女人的”这一过程来探讨文学的性质,从而极力回避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性”判断。

有关文化消费主义与经典重构的问题,也同样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尽管不少人都认同,在文化消费主义的生态环境中,文学的快餐化和娱乐化功能正在不断加强,经典性正在日趋衰落。但是,围绕着经典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有些学者就不能认同历时性的生成法则,而更倾向于用自身的评判眼光确立当代文学的经典目标。这种对经典作品的速求心理,同样也是文学生态变化之后,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审美上的焦虑,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心理耐人寻味。

我无意于在此详述这些争论,而只想通过这些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来表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理论谱系和审美观念,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的空间结构形态和思维。我们之所以要求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估,甚至在评估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巨大的反差,也正是因为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给人们提供了更为自由、更为灵活的思考空间。而这,也表明了吴秀明先生将文学的生态场域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目标进行研究,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吴秀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第7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摘要《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唯一的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艾米莉展现了她独特的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前瞻性。作品中的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是自然与文明两大阵营对立斗争的场所和背景。本文试用生态批评的方法解读《呼啸山庄》,分析小说中两个家族两代人的爱情故事与环境意象,揭示自然与文明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与融合。

关键词:《呼啸山庄》 生态批评 人类中心主义 和谐生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唯一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因其永久的魅力和广泛的畅销而被列为世界名著。100多年来,学术界对《呼啸山庄》分别从主题、主旨、写作技巧、语言风格、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等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却寥寥无几。实际上,早在1934年,英国评论家戴维・塞西尔就曾在他的评论文集《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中对《呼啸山庄》进行过初步的生态解读。他指出“《呼啸山庄》是艾米莉的自然哲学的象征性表露,其中的冲突不是人间善恶的冲突,而是宇宙间风暴与宁静两种力量的冲突”。本文试从文学的生态批评角度对《呼啸山庄》中所蕴含的生态文化与美学意义进行发掘与解读。阐明艾米莉是在与大地及万物的交流和对话中真诚地体验、拥抱、感悟和赞美着自然世界,并让自然在《呼啸山庄》中魅力无穷,成为远离尘嚣的灵魂栖息地。

一 生态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由美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所确立。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行;同年,《文学环境跨学科研究》作为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批评文学研究刊物在美国创刊,这标志着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批评流派最终在学术界得以确认。1996年,切瑞尔・格罗特费尔蒂、哈罗・费罗姆编辑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里程碑》和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出版,生态批评和生态批评学派开始日趋成熟地走上文学评论的舞台。2006年,鲁枢元出版了一部关于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正式将这门新兴的学科――生态批评引入文学批评,他将人们的视野从人类自身引向整个宇宙自然,将人类的精神引向更为广阔的外在精神世界,走向荒野。

生态批评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上不同于以往的文学批评,它主要关注自然在文学文本中的表达形式、自然在文学文本中充当的角色。在文学文本中,人们看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是如何受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影响等等问题。因此,生态批评会着眼、研究文学作家和作品具有的生态意义,并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价。而重读和重评的目的是批判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文学作品、重新建构文学经典、促成生态文学的繁荣、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并担负起引领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重任。

文学的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还在成长中的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以文学中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为研究对象,对文学中涉及的自然与人的复杂关系加以阐释,并希望借此来唤醒迷失在现代科学和理性思维当中的人类精神――文学精神。它带着一种强烈的解构主义色彩,试图打破人类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坚实堡垒,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谐格局。当今社会,现性和科学对生态的破坏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无数生态保护者发起生态保护运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因此,生态文学的兴起就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种内在需要,而生态批评以及更为深刻的精神生态批评就成为推动人类思想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动力。而田园与荒野是自然状态的典型显现,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感知自然的主要地方。形而下的实体性自然物象、深情的文字涵养了人们珍视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心性。尽管城市带来的激情、欲望和享受是偏僻、落后、简单的乡村山野不能替代的,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荒野的呼唤,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状态的短暂溢出和补偿调剂。

生态批评拥有不同于其他文学批评理论的审美标准与审美原则:首先是自然性原则。生态批评对自然的审美是考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方面,它提倡将自然作为审美的对象,并且突出其本体地位,文学在表现自然的过程中要突出自然本身的美,而不是要通过自然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情绪或人格力量;其次是整体性原则。生态的审美不仅仅观照单个审美对象,还要将它放在自然系统中考察它对生态系统整体的影响。有利于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才是美的,干扰破坏了生态整体稳定的就是丑的;再次是交融性原则。传统的审美观曾提出所谓的“距离说”,认为只有距离才能产生美,强调审美主客体间的观照关系,而生态的审美则强调主客体的对话与交互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呼啸山庄》中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及精神生态描写,体现了作者对文明的批判,对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向往,同时也体现了艾米莉对于生态问题的前瞻性。

二 自然观视域的解读

生态批评的要旨之一就是摧毁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根据《韦伯斯特第三次新编国际词典》记载,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曾在三个意义上使用:1、人是宇宙的中心;2、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3、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识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的前两种观念,在古代、近代及现代的部分时期流行,甚至是占主导的文化观念。它是仅从感性意愿出发,满足人的眼前利益和需要的价值理论;它以人的感性意愿为价值尺度,感觉决定行动,需要就是命令;以感性的意愿为价值参照系,把自然事物作为满足人的一切需要的工具,自然界也就变成了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主宰”、“征服”自然的人类沙文主义。在具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倾向的文学中,大自然往往是缺席的,或仅仅是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或是纯粹可奴役的资源出现,毋庸置疑地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和失语状态,故而,人与自然的丰富又玄妙关系在这些作品中被冷漠地遮蔽。

在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民胞物与’、“仁爱万物”,讲的都是天与人、人与物,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思想形成的基础。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近代所谓克服自然的思想是迥然有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于保持生态的平衡。蒙培元先生认为:“‘天人合一论’所说的具有多层涵义,但最重要最基本的是指宇宙自然界,而不是超越自然界的绝对实体。所谓‘天道’,是指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过程及其秩序,即‘天秩天序’;……”。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谈“天人之际”影响最大的《易传》中的天代表的就是自然界,几乎看不到以天代表的最高神的思想。因此,虽然天人合一本身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人与自然和谐,但是“天人合一”思想却具体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意义在于提供我们思考生态问题的新视域,以及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两难困境。“天人合一”不是一个在既有的概念框架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命题,而是一个可能消除“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产生前提的视域。

在西方,产生了支配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以统治自然为乐,这种征服与统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人类将为此承受长期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然而,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同样也蕴含在西方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揭示和艺术表现中。从古罗马到18世纪末是欧美生态文学缓慢发展的时期。但即便是在这2000多年的生态文化的萧条时期,仍有一些闪烁着生态思想光芒的文学作品问世。可以说,在西方也有着一股绵延数千年并发展得蔚为壮观的生态思想,更有贯穿古今的、数量众多的、内容丰富的生态文学,它们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汨汨流淌,直到汇集成今天浩瀚的海洋。

自然的思想在《呼啸山庄》中并不缺席,艾米莉作为一个具有较深自然情结的作家,用她细腻的文笔和灵敏的女性心灵感受着自然生态的悠远呼唤。她把笔下的人物置身于广袤而生动的大自然中:在小说开篇之处洛克伍德就称它为“绝好的去处”,“一个与尘嚣隔绝的地方”,“厌世者的天堂”。春季,可以嗅到“温馨宜人的果树中飘来的一股股紫罗兰和桂竹香的芬芳”,听到百灵鸟婉转美妙的歌声,看到远方蔚蓝色的天空和身旁涨满水的小溪,感觉到温暖怡人的阳光;冬季,狂风怒吼,寒气刺骨,鹅毛大雪沸沸扬扬;夏季,“从小山头上吹过来的每一阵清风都那样生机勃勃,无论是谁呼吸到这种气息,哪怕病在垂危,也会为之一振。”飞奔的云、呼啸的风、颤动的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潺潺的流水构成了一副既美丽怡人又恣意肆虐的大自然杰作。艾米莉描写的自然背景不是静物写生,而是一个有呼吸力的自然生态。她笔下的荒原像个动物似地享受阳光,“荆棘的枝丫都朝着一个方向生长,仿佛热切地伸手去接受太阳的施舍”,狂风是夹杂着雪花“野蛮地呼啸而过”,山谷的溪水会发出柔和的声音,“抚慰着人的心灵”,秋天渐渐消逝时最后的花朵是带着不安的忧伤垂下了头。

在这幅生动的画面中,大自然的喜怒哀乐与人息息相通。希斯克利夫由于无法忍受凯瑟琳的背叛而愤愤出走之夜,漆黑的夜晚,厚厚的云层,“狂风暴雨在山庄上头肆意发威,又是狂飙怒吼,又是电闪雷鸣。”当希斯克利夫和林的妹妹伊莎贝尔私奔后,凯瑟琳的病情逐渐好转,郁闷的心情有了阳光的灿烂,“在整个一片原野上……,天空是蔚蓝色的,百灵鸟唱着歌,山涧和小溪都涨满了水。”老恩萧去世之夜,“大风围绕着宅子狂啸,在烟囱里怒号,疯狂咆哮”,预示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小凯瑟琳出世的第二天,“户外阳光灿烂,令人神清气爽,晨曦从百叶窗悄悄闪进静悄悄的屋内,轻柔温和地洒在卧榻和躺在上面的人身上。”当伊莎贝尔终于逃出希斯克利夫的魔掌,冒着大雪回到画眉田庄的那天早晨,“樱草花和番红花都藏身在冰雪堆下,百灵鸟噤声无歌;小树的嫩叶给折腾了黑色,……阴沉、寒冷和凄凉都不知不觉地袭来了”。希斯克利夫死亡之夜,“当晚下大雨。可真是,倾盆大雨一直下到天亮。”应物斯感,物我交融。

三 心灵栖息地的探寻

自然生命节律与人类心灵自由异质同构在人类的精神象征活动中,成为心灵自然的象征,《呼啸山庄》中的田园生活是诗意的、被距离化、理想化和审美化了的世界,它保持了一种超越的姿态,浪漫气息和古典情调流溢其间,人与大地处在亲和关系中,人和人的生活与自然共在。荒野唤起了我们对家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体验到生命的丰富,感受到与生命内在的契合,发现生命的本质和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简单、自由、野性、丰富、完整、生机、活力……

《呼啸山庄》中的荒野成为人们精神的庇护所和心灵的栖息地。无论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只要全身心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都会感觉心旷神怡,一切烦恼烟消云散。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热爱自然,崇尚自由。儿时的他们在荒野中一同奔跑,过着自由、狂野、快乐的生活。当他们心情不愉快时,就会跑到荒野中寻求慰藉。在画眉山庄养伤的一个月是凯瑟琳接受世俗文化的开始,当她返回呼啸山庄时,与希斯克利夫产生距离感,伤心的希斯克利夫第二天清晨一早来到荒原上,通过这样的回归荒野的方式他解除了烦恼,获得了心灵的慰藉。而在希斯克利夫冒着暴风雨出走的那个夜晚,凯瑟琳“不顾轰隆的雷声和在她四周开始哗啦啦溅洒的大雨点”一直呆在外面,“既不戴帽子也不围披肩,头发上和衣服上淋的雨水要多少就有多少”。好像只有把自己浸泡在自然界的暴风雨中,才能减轻痛苦和烦恼,求得心灵的安慰。临死时的凯瑟琳打开窗户,呼吸来自荒原的风,仿佛又回到了呼啸山庄。此时的她幡然醒悟:只有回归自然,才能结束自己的烦恼,才能寻回心灵的那片荒野。所以,她要求死后不是埋葬在礼拜堂屋顶下林家族的人中间,而是埋葬在荒野里。凯瑟琳的死是安详的,迪恩太太回忆她的死时说,“她躺着,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她临终前的思想又荡回她早年快乐的岁月,她的生命是在一个温柔的梦境中结束的。”凯瑟琳回到了她的灵魂栖息地――自然。《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尽管生前自然人性遭到扭曲,然而二人死后,肉体回归泥土,灵魂遨游荒原,人与自然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永恒。正如作者最后写道:

“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楠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会有怎样不平静的睡眠呢。”

作者所处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而那时的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价值观逐渐渗透于英国的各个角落,即使是闭塞落后的约克郡荒原也不例外。随着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人实现了对自然实践意义上的控制,人类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借着科技的力量展开了对自然的大规模的入侵,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局面被打破,科学助长了人的自大和盲目,曾经充满神性的自然陷入了被随意分割和破坏污染的境地,既不能和昨天重合,也不能为明天提供可能性,人和自然似乎相互依存又相互拒绝,命运紧密相连却又独自演绎。与西方工业文明对大自然造成破坏、对环境造成污染相对应,物质主义极度膨胀,极大地推动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人际关系较为冷漠,因而人性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同步发生。文明和自然割裂,“自然人”和“文明人”对立,文明人接受了程度较高教育,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往往举止优雅,说着符合自己身份的语言,但在貌似丰富多彩的生活表层之下却隐藏着一个空洞的,仿佛机器一般冰冷的世界,在《呼啸山庄》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派抗争的阵营,在荒原中既有以亨德雷、林等代表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文明社会,又有以希斯克利夫、凯瑟琳等自然人组成的单纯而封闭的荒原世界。前者虚伪、自私、冷酷,格守着传统的道德信条与价值标准,是传统价值观念的维护者与体现者;后者则对工业机械文明保持着心灵上的距离,他们更多地体现着自由、无羁与生气勃勃的荒原精神,宛如一对独立不羁的荒原精灵,堪称真正的“荒原之子”。前者强调驯服、顺从、民主、宽容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自始至终以一个文明人的姿势出现的林先生,与凯瑟琳吵架后几天内从不过问他夫人的情况,连他夫人几天不吃不睡都不知道;当他得知妹妹伊莎贝尔与希斯克利夫私奔后,他说“她是自愿走的,只要她喜欢,她就有权走”;当希斯克利夫要求将刚丧母并且身体正不适的小林送回呼啸山庄时,他因害怕希斯克利夫的纠缠,便对丁耐莉说已经无能为力只好把小林送走。这些类似民主、宽容的行为正是文明人所崇尚的,但实质上却体现了他们对事物完全失去本该有的责任感,他们只是没有生命力的机械存在。而后者则重视独立、自由与个人意志的满足。因此,这两种代表着迥异个性与观念的力量势必要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冲突则给双方带来了不幸与毁灭。

少年时的希斯克利夫,是一个具有诸多人性美的少年。但失踪三年后归来的希斯克利夫却在文明外衣的包装下,发泄他的仇恨,使用文明人惯用的剥夺财产和产业交易的手段接管了恩萧和林两大家族的财产。伊莎贝尔说他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恶魔”,小凯瑟琳说他是孤独痛苦的,诅咒他死后没人会哭,林对他则是深恶痛绝,以至于任何他可能会看到或听说希斯克利夫的地方,他都不去。对于希斯克利夫而言,他的内心有一个寂灭的地狱,那里有仇恨和死亡。他是被文明所遗弃的人,他受到来自文明社会的伤害,但是他有一种顽固的坚贞,那种坚贞就是对于爱的执着,越是受到来自文明的阻碍,那种爱就越变得炽热和疯狂――因为除了爱,他在人间一无所有。他对这世界要求并不多,只要能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就够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在他的眼里,都是无足轻重的,而恶魔便由此而生。我们不得不感慨文明对人的摧毁力是多么的强大!割裂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麻木了人对生命的感觉,在速度和欲望的焦虑中,人不再有与大自然相依相惜的恬然闲适。

在这个充满破坏性的自然风暴和精神风暴的小说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艾米莉寻求宁静与和谐的愿望。在第三代人物小凯瑟琳和哈里顿身上,体现了艾米莉用爱和生命取代死亡和仇恨的希望,闪烁着自我选择在协调理想与现实上的努力。在几个主要人物死亡之后,天性相似的哈里顿和小凯瑟琳幸福地结合了,并住到画眉田庄,而呼啸山庄则留给了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灵魂,新的和谐重新建立。在小说中,非人格化的幽暗的自然是最好的背景和隐喻载体,它来承担这混沌莫测的灵魂世界的悲怆追问。

四 结语

《呼啸山庄》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的认识和思考。在作品中,对荒野的诗意表达与发展、文明、进步这样的话语发生了冲突,凯瑟琳身上的自然野性无法与文明世界共融。艾米莉把荒野作为价值理想来建构,正是对生存现实的另一种揭示和价值追求的潜在表达。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当今的生态危机时代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深刻的启示。克莱顿说:

“清醒一点吧。人可以制造船只却不可能制造海洋;人可以制造飞机却不可能制造天空。你的实际能力比你的梦想要小得多。”

人性的构成有幽暗、感性、混沌的一面,也有依偎自然、亲近自然的一面,对《呼啸山庄》的生态环境进行解读,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重新寻找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途径,使人们看见自然的真实,重新选择寄寓自然、理解自然、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遵循自然古老的法则,维护人们内在的和谐心境,是对和谐生态的理想守望。

参考文献:

[1] 常如瑜:《由“向内转”到“向外转”――从〈生态批评的空间〉来看鲁枢元近年文艺观的转变》,《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2] 张艳梅、蒋学杰、吴景明:《生态批评》,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2nd Merriam Co.1976,93.

[4]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5] 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 鲁枢元主编:《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第8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生态视角 生态书写 生态思索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引起了作家们的广泛关注,由此生态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生态文学家蕾切尔・卡森1962年的经典之作《寂静的春天》犹如寂静中的一声呐喊,开启了生态文学繁荣的时代,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全球掀起了一场思想和文学的革命,使生态主义观念深入人心,激发了全球作家大规模创作生态文学的热情。虽然这部伟大的作品发表已时隔近半个世纪,但是再次阅读并赏析该作品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独特全新的生态视角

在这部作品中,卡森摒弃了传统文学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创新性地运用生态整体主义的独特全新视角来阐释自然与人的关系,强调自然对于平衡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体现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学往往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将人作为价值判断的主体,“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①。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使传统文学忽视了对自然界其他生物生存与命运的关注与尊重。卡森在作品中所运用的生态整体主义是指在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时,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而是把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地自然存在作为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生态整体主义超越了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以人类个体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发展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颠覆了长期以来被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生态整体主义并不是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卡森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

卡森在作品中着重描述了化学杀虫剂通过地表水、地下河和土壤严重威胁植物、鸟类、鱼类和人类生存的过程,将视线平等地关注每一种生命体的生存,而不仅仅只是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当卡森发现许多美丽的生命正在消失时便痛心疾首地强调:“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②为了保护大自然中的生命,卡森甚至提出,在允许这些化学药物使用之前,有必要对它们在土壤、水、野生生物和人类自己身上的效果进行调查。

《寂静的春天》颠覆了传统文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没有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而是关注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命运,将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和人类平等地放在生态系统之中,从生态系统平衡与协调的角度来分析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带来的危害,表达了重要的生态整体主义观: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优美与形象的生态书写

在《寂静的春天》中卡森很少使用科学专业术语,而是用优美与形象的书写方式,将琐碎沉闷的科学调查材料转变成对生态世界栩栩如生的描述。优美与形象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对大自然和生命毫不吝啬的赞美、故事情节嵌入和象征手法的运用,这种书写使文本既优美又容易理解,增添文本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自然美景的描写。如开篇第一段“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如仙境般的描写将读者带入曾经的农庄美好记忆,并产生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对比现在“寂静”的境况使读者心中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在情感上加重了对“死神的特效药”的反感和厌恶。

对美丽生命的细节描写。如描写米拉米奇河中的鲑鱼,“这些小鱼有着用小棒和鲜艳红色斑点装饰着的灿烂外衣,它们搜寻着、贪婪地吃着在溪水中的各种各样的奇怪小虫”③,突现出了鲑鱼鲜活的生命力和可爱之处。在描写那些人们喜爱的鸟儿时,“被喷药杀害的鸣禽中有一些鸟儿使所有看到的人们都迷恋不舍:黑白鸟、金翅雀、木兰鸟和五月蓬鸟,在五月的森林中啼声回荡的烘鸟,翅膀上闪着火焰般色彩的黑焦鸟、栗色鸟、加拿大鸟和黑喉绿鸟”④,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各种鸟儿的美丽与活泼,有力地谴责了化学药品使用者,从而激发读者对使用化学药品的愤怒与抗议。

故事情节的嵌入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如在第八章中通过一个家庭妇女的来信讲述了给榆树喷药导致鸟儿大批死亡的悲惨命运。在第九章中用米拉米奇鲑鱼生死命运的故事来讲述在河流喷药对水生物的巨大伤害。在第十章中用美国消灭吉卜赛蛾的故事讲述了轻率使用大规模喷药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这一系列的故事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并使作品中的描述更加真实可信。

象征性文学语言的运用也非常普遍。如书名“寂静的春天”中,“春天”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寂静”则象征着大量与人类共生的生物的消亡。在第二章中“我们急需结束这些伪善的保证和包在令人厌恶的事实外面的糖外衣”,其中“糖外衣”象征着对眼前物质利益的追求。在第六章中将植物比喻为“绿色斗篷”。在第十六章中用“崩溃声隆隆”来形象地表现昆虫对化学药物抗药性的不断增强。

厚重深邃的生态思索

当人类仍沉浸在“征服自然”的妄自尊大和盲目乐观中时,卡森出于一名科学家的良知认识到无节制地滥用化学药品将会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带来灭顶之灾,并对此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系统的阐述,体现了她的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

系统阐述显性与隐性生态危机。卡森认为,地表水、地下海、土壤、植物、鸟类、鱼类、人类是生态系统中七个彼此相互关联的关键要素,任何一个要素遭遇破坏都将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化学药品正是通过这七个要素组成的环链来杀死地球上的生命体,从而给生态系统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在当前这种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在改变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化学药品起着有害的作用,它们至少可以与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论。”⑤作品首先将化学药品形容为“杀生剂”,这些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杀死每一种昆虫。化学药品除了直接杀死生物外,还有可能合成其他不易被察觉的有害物质来破坏生态平衡,被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在于土壤里,在空气和太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新的形式,这种新物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杀伤植物、家畜和那些饮用井水的人。另外,伴随着化学药品抗药性的作用将催生更多的难以控制的灾难,昆虫正在发生应变以抵抗化学药物,“我们使用化学物质的大举进攻正在削弱环境本身所固有的、阻止昆虫发展的天然防线”,这样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

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卡森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欲望。卡森认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是对生命的异常能力的轻视,是人类无知的表现,这种科学认识的蒙昧将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武装应用昆虫学的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大地。

倡导生态责任。卡森在作品中首先强调自然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抨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其次,通过对自然的深层思考,卡森表达了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注。一味的杀伐掠夺、征服自然加剧人的物化,使人的道德感与同情心、历史感与使命感丧失殆尽,严重妨碍了人的精神成长与人格完善。

解决生态问题的思想与科学方法。卡森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思想方法是尊重生命。非人类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同样重要,具有存在的价值。利用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卡森还提出了技术上的解决方法,就是有效利用生物技术,这些生物技术对昆虫进行控制是基于对活的有机体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命世界结构的理解。“生物控制”就是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良方。

注 释:

①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②③④⑤蕾切尔・卡森[美]著,吕瑞兰、李长生译:《寂静的春天》,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第112页,第95页,第5页。

参考文献:

1.朱先明:《从〈寂静的春天〉看蕾切尔・卡森的生态思想》,《外国文学》,2006(3)。

2.刘宇宁:《论〈寂静的春天〉中的深层生态学思想》,《宜宾学院学报》,2007(2)。

3.张双田:《从叙事学聚焦理论看〈老人与海〉的生态观》,《名作欣赏》,2008(12)。

4.苏屹峰:《从〈寂静的春天〉看卡森的文艺生态理念》,《宁波大学学报》,2006(5)。

第9篇：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易卜生进入中国已有百余年，中国学界对易卜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呈现出持续深入的发展态势。作为欧洲现代戏剧的创立者，亨利克・易卜生的作品包蕴着广阔的社会现实、深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哲理，寄予着对国家走向、人类命运、个体精神的深切关注。在环境问题日益影响人类生活的当下，在生态文学批评蔚为大观的背景下，从生态文学角度对易卜生作品进行学理研究和哲学思考，具有重要的文学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意义。2009年5月18至19日，由挪威王国驻华大使馆赞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襄樊学院以及《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共同主办的“绿色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挪威王国驻华大使司文・塞特尔亲临研讨会，宣布大会开幕并致辞。大使高度评价了挪中文化交流和易卜生的文化意义。易卜生故乡――挪威泰勒玛克郡郡长关・莫・海尔金森也专程从挪威赶来，并就易卜生作品所体现的恒久文化意义和交流价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研讨会上，来自挪威、韩国和国内高校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易卜生的生态观”、“易卜生作品的生态伦理价值”和“易卜生戏剧的生态批评”三个主要议题展开讨论。挪威著名学者、奥斯陆大学教授、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克努特・布林德斯瓦尔作了题为《何以称易卜生为生态戏剧家》大会主题发言。他考查了《人民公敌》《社会支柱》《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等剧作，指出易卜生在创作中晚期关注到现代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自然生态问题和人的心灵异化，对脱离和违背生态规律的人类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探讨。克努特认为，易卜生的生态之思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的关注，也体现在对社会和个体生命的思考。王忠祥作了题为《绿色之思，道德之艺：易卜生戏剧的现代阐释》的主题发言。他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易卜生的后期戏剧《野鸭》(1884)进行了现代阐释，指出该剧通过多元艺术方法(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凭借自审、辩驳的形式，表现出多重思想意义和三层绿色之思：在戏剧情节和人物关系层面上，通过人物悲剧反映作家批判社会不公的诉求；在人物对话层面上，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议显示作家追求真理关注内心的社会人生理想；在人物形象的象征层面上，显示出作家对存在之思的复杂的隐性态势。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艾文德・裘内兰德在题为《易卜生与达尔文》的发言中指出，《玩偶之家》《人民公敌》明显采用了达尔文观点，《群鬼》和《罗斯莫庄》散发着进化论气息，《海上夫人》则艺术地挪用达尔文的思想；与达尔文纯粹科学化的态度不同，易卜生的态度是充满浪漫激情且带有浓重伦理道德意识的文艺性。韩国成均馆大学的李圣敏从生态文学批评角度切入《培尔・金特》，分析了易卜生剧作中自然、女性和生态批评等元素间的多重关系，由此构建出一个多元一体的审美伦理世界。

刘岩作了题为《建还是不建――建筑大师的道德困惑》的主题发言。在细致分析《建筑大师》中的花园与房屋、自由与责任、年轻的追求与年长的谨慎等二元对立关系基础上，他认为建筑大师索尔尼斯的工作破坏了大自然原本的宁静和谐，建筑师最终摔落在地显示了易卜生对人类艺术创作价值的怀疑。奥斯陆大学的安・玛丽・雷克德尔在《多色彩的易卜生》中，从生态文学批评、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等不同角度入手，剖析了易卜生剧作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色彩，展现了易卜生作为戏剧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文艺评论家的多样形象。 （王树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