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音乐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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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西音乐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国音乐 中国文化 本质 关系

中国音乐与中国的哲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孔子、老子、庄子的音乐美学观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儒家的音乐观不但将礼乐并列为道德教育的重心，而且把道德列为评价音乐的首要因素。在孔子的音乐思想中，音乐不但要曲调优美，应重视制乐者的仁心善意，故而《韶》曰：“尽美矣，又尽善也。”

古代君王常命乐官至民间采风，音乐可以表现人的情感，以及内心的喜、怒、哀、乐，因此借由音乐去了解民心是最直接的方式，如太平时代政治平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音乐的音调就是安详欢乐的；而乱世时期政治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音乐的音调也同样是哀怨愤恨的。除以上所述音乐与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是艺术的陈述与呈现。以下就中国音乐的本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出阐述。

一、对生命的深刻认知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追求生命的享受，这一点便决定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宗教的强烈的世俗精神。而中国音乐所具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所具有的艺术都是生命的艺术。也可以说，中国音乐的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文化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正是在这一心理的支配下，才形成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同时也包括文学和美术在内，它们都属于“乐感”文化的范畴，都体现了自遣、自娱、自得、自足的审美精神。因此，中国的文化在精神上本来就是自得、自足的文化，中国的音乐侧重生命的享乐，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证明，只要个人自己的真正感受便足矣。因此人的心灵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得到自得与自足。

二、自然哲学的关照

1.“自然”是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

在中国艺术中无论文学还是美术都大量地以使用自然为艺术创作的内容，如田园诗、山水画等。隐居在山林描写田园生活、回归大自然静观生命的隐士们乐在大自然的享受，这与老子、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不谋而合。大思想家老子将自然与人的关系喻为母子关系，这实际上强调了中国人在“天人”观念上讲究“融合”与“和谐”。在中国人心目中，“自然”是富有生命情调、富有灵性的万事万物。人们善于移情于物，将自然事物拟人化，文化肌理中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美术的范畴里，以自然为对象，无疑是想从中体会自然之趣与自然之美。而中国音乐与诗歌、书画的借物寓情的审美倾向是一致的。

2.模拟声响在中国音乐中的运用

中国人喜欢模拟自然声音，并将之直接移入到乐曲中，这一做法是非常独特的，在外国的音乐中是罕见的。在中国民间音乐中常见的模拟声有水声、鸟叫声、风声、马鸣声等，这些声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1）模仿水声

古筝曲《渔舟唱晚》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渔民们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荡舟，当夕阳西下时满载鱼虾，荡舟归浆。乐曲前半部分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后半部分同一乐句反复四次，四种不同的变奏手法以由慢渐快的速度描绘了海上气候的变化万千，由风平浪静至暴风雨，把水声的不同变化形象地表现出来。

（2）模拟自然声

中国人爱好自然，往常模仿的对象就是山水。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琴曲《流水》由于“伯牙与子期”的故事而成了知音的代称，是广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经典之作。全曲由“高山”和“流水”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浑厚而优美的音色，表现出巍巍高山的雄壮气势；后半部分模拟水声，时而潺潺流水，时而急流澎湃。音响效果诗情画意，让听者有亲临水边之感。

（3）模拟马鸣声

二胡曲《赛马》，乐曲开始时描写了奔腾激越、纵横驰骋的骏马，刻画了蒙古族人民节日赛马的热烈场面。乐曲创造性地运用大段落的拨弦技巧，模拟马蹄声，使乐曲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把草原辽阔美丽、万马奔腾的场面和牧民们的喜悦心情表现得酣畅淋漓，同时把二胡的演奏技巧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4）模拟人声

管子曲《江河水》表现了一位女子在江边，面对江水，失声痛哭怀念亡夫的悲痛心情。乐曲的主题为起承转合的四句。第一句旋律色彩暗淡，管子近似人声哭泣的情调，音乐凄凉悲切。第二句旋律突发性的十度上起，并两次向上冲击，表现出无比悲切的情绪。接着第三句节奏顿挫，断后即连，似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最后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为中段的转调做准备。

三、与文人的自娱相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是每一个文化人的必修课。修习这门课，目的在于培养情操，提升素养，使生命过程更加和谐美好。在中国文人的修身四课――琴、棋、书、画中，音乐修养被放在了第一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精英人物无不精通音律、熟诸琴艺。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期，音乐也是空前的繁荣，其中唐玄宗李隆基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讲，李隆基是唐代音乐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对音乐的爱好给唐代音乐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他设立的宫廷音乐机构梨园培养了大批的音乐人才，同时他与众梨园弟子创作、表演了大量的音乐舞蹈作品，这些作品直接促成了唐代音乐的繁荣，推动了音乐的普及和发展。

四、对人生际遇的咏叹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除了歌颂自然哲学的作品外，更多的是用“哀怨地”、“悲愤地”、“深沉地”、“感慨地”等表情字眼来辅助表现的乐曲。如陕北信天游里哭腔的产生就是人民生活的苦难与伤心哭泣，这种唱法是在某些音的后面往上高四度，还不到位就在中间停住，听似哽咽却又胜似哽咽。而中国文人为国为民的感伤，在文学上、诗词中也不胜枚举。如爱国诗人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陆游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当得不到重用，个人抱负无法施展时，他们便会感伤怀才不遇，于是便在艺术中宣泄人世间的曲折沧桑，从中忘却、消解心中的不满与苦闷。

因此“借物寓情”的手法在中国音乐中是常见的，它是一种心灵的满足，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不敢表达的情感和苦闷，往往都是借由艺术来抒发。艺术也由此孕育着一种补足的功能，此功能是以现实处境的残缺为前提，而艺术“诚于中，形于外”的心灵投射，照应到生命的不足才是它真正的基点。

此外，在中国“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的影响下，女性的地位是卑微低下的，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表达感情的机会，她们的情绪是受压抑的。尤其是那些被选送入宫的女子，一旦失宠，就被重楼深锁，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如琵琶曲《汉宫秋月》，乐曲曲调忧伤哀怨，把这些女性生命中无可奈何、寂寥清冷的感慨描绘得淋漓尽致。

所以，中国音乐大多是属于喟叹的，喟叹人世际遇的乐曲虽无明确的描绘对象，却是最动人、最深刻的作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乱世，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这些不幸者的生命所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历史上常有文人为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离别；有军人因远戍边陲而别离；也有为官被贬而远离家乡，这些离别之苦在中国音乐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对生命境界的超越

音乐是人的生命中直接流淌出来的特殊音响，在人类任何文化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低低地吟唱，还是铿锵有力的鼓声，或者是大型管弦交响乐，都是人们抒感的。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一样，抒发的情感是生命的情感，是对生命境界的无限超越。如山东筝曲《美女思乡》，此曲为大板第二，慢速，通过上滑音、下滑音、慢吟、按颤音等技法的演奏，描绘了一种安静、思念的状态，表达了汉代美女王昭君深处异地、思念故乡的感情。琵琶曲《双声恨》取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表达了男女主人公在哀怨缠绵之中渴望挣脱桎梏，向往幸福、自由的思想感情。

总而言之，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中国音乐重生命的享受，文化心理上的差别对音乐精神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文化对音乐不同功能的要求方面则主要体现在由文化精神而形成的主体功能的张力上。所以，中国音乐是自娱的、内敛的、自足的，并且这种艺术的陈述与呈现是由内在情感的抒发引起知音的共鸣，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与超越。

参考文献：

［1］礼记・乐记・乐本篇［M］.

［2］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M］.

［3］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2篇：中西音乐论文范文

摘 要：歌曲是文学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对歌曲中音乐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感悟歌曲中的情感、哲理等等。

关键词：歌曲音乐文学关系

音乐是文学思想的拓展和延伸，文学又是对音乐艺术的解读和诠释。作为两种不同却又十分相近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常常能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字里行间的音韵美，又能在音乐的律动中，通过听觉感受对文学形式加以解读和诠释，感受文学的哲理性思想。不仅如此，音乐和文学有很多时候还是被结合在一起，统一在某一个新的艺术作品之中，例如歌曲、电影、广播影视作品等等。“词曲联袂亦为歌”。音乐和文学水融、完美结合，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恐怕非歌曲莫属。

歌曲，顾名思义是由“词”和“曲”两个部分组成的。词是歌者“说”的部分，它也是文字的，文学的；曲则是乐曲，它当然是音乐的。“词”和“曲”结合在一起便组成了一首完整的歌曲。

词是歌曲作品的基础，它饱含着词作者的情感，是词作者对人生的一种感悟。一首好的歌曲，歌词基本上都是优美的诗歌，动人的故事，富有哲理的人生真谛等等。而乐曲，则是曲作者在理解了歌词深刻内涵的基础之上，加上自己的情感并以音乐的形式极力烘托、升华表现歌词的进一步情感表达。使歌曲的文学表达得以拓展和延伸，从而达到传导情感、烘托意境、深化主题、增强歌曲感染力的目的。词、曲这两种情感叠加起来，便成就了歌曲。

尽管歌曲是文学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但它更多的具有音乐的属性。因为歌曲的主要传导方式是声音，人们多是用听觉来感知它的。仅有谱面上的歌曲，还不能算作是一首完整的、具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谱面上的歌曲创作完成以后，必须要被人演唱，成为有声的艺术形式才能使其最终具有鲜活的生命。

演唱，则是演唱者在理解了词、曲的含义和情感，甚至歌词的历史文化背景之后，再加上自己对歌曲的诠释和情感的表达，给歌曲注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的活力，使其成为一个灵动的艺术作品。

那么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歌曲中文学部分（即歌词），音乐部分（即乐曲），以至于演唱，这三者结合的本源在于一个“情”字。反过来说“情”为三者结合的平台，也正是因为这个“情”，歌曲中的文学和音乐才真正做到了相互融合，合而为一。

我们可以以《小河淌水》这样一首大家十分熟悉的艺术歌曲为例来具体分析一下。

《小河淌水》是黎英海根据云南民歌改编的艺术歌曲，它的歌词和旋律基本是按照民歌原来的风貌保留了下来，而钢琴伴奏部分则是作曲家后来编配的。其歌词借月光，流水和清风，表达出妹妹在月夜的深山里，盼望阿哥前来相会的无限柔情。歌词描写的画面和意境十分优美。如果尝试着把歌词作为一个诗歌小段来朗诵也相当不错，我们可以从它文字的节律中，从它的平仄四声中，从它的抑扬起伏间感受到一种音韵的律动，再加上其中“阿妹”的那种情感表达，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音乐性的诉说。可以说，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已经是具备较强音乐性的文学作品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首歌曲的乐曲部分：《小河淌水》是一首云南民歌，是音乐工作者到云南采风的时候发现、记录并改编的。因此，这首歌的旋律和音调极具云南地方特色。

在谱例上我们可以看到，《小河淌水》运用了中国五声调式中的羽调式，这也是作曲家在整理编配的时候进行的适当调整。歌曲的旋律紧紧契合了地方语言文字的声腔音调和语句的抑扬顿挫，因此极具云南地方特色，且清丽流畅、婉转动人、十分柔美。由于采取的是中国民族调式，符合民歌的特色，当然也在最大程度上赋予了这首经过重新编配的云南民歌以原始民歌的独特魅力。由于旋律和歌词的完美结合，使这首歌的旋律十分贴切地符合了歌词中蕴含的音律，升华了原来那种简单的吆喝和呼喊，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首歌的旋律是具有文学审美性的。当然，表达情感是每一首歌曲的必然，正是因为有了旋律的牵引，“阿妹思念阿哥”的情感在这首歌曲中才得以更好的表现和升华。

在伴奏的烘托引导下，歌者首先唱出“哎―――”。在相同的音高上唱出一个四拍的长音“哎”，实际上就是阿妹对阿哥的深情呼唤。这一声呼唤在演唱时做了一个渐强过渡到渐弱的处理，用以充分强调阿妹呼唤阿哥的内在感情。

第一句“月亮出来亮旺旺”，除了在旋律上切合了歌词的语言音律之外，还在节奏上、语气上进行了处理：如“月亮出来”这四个字都是用的八分音符，非常匀称。而到了“亮旺旺”却突然嵌入切分节奏，同时还将“亮旺旺”三个字进行模拟重复演唱，扩充了原来的乐句，使“亮旺旺”三个字得到强调，进一步深化了“深山月夜”的意境，为下面的述说做好铺垫。

第二句“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旋律的前半句是对第一句的延续，起到承接的作用，后半句则使用五浅析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对歌曲中音乐与文学关系的一点思考

声音阶的下行进行，仿佛是阿妹的一声叹息。

第三句“哥像月亮天上走”是阿妹在心目中对阿哥的一种描述，而音乐上则完全重复第一句的音调。

接下来阿妹对阿哥的呼唤则是全曲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作品的点金之笔：“哥啊，哥啊，哥啊―――”阿妹对阿哥的三声呼唤，一声比一声迫切，一声比一声深情。音乐上配合歌词的情绪，安排了十分巧妙扩充模进。以切分节奏强调语气，层层递进，一次比一次扩展，一次比一次强调并加重语气。实际上“月亮出来亮旺旺，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这两句的旋律是云南民歌的原始形态，且相对比较完整。从原始民歌的谱例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上下句的曲式结构在我国传统民歌中是非常普遍的，这首歌当中使用的原始素材也不例外。而“亮旺旺”的重复模进不仅在音乐结构上起到了上下对仗的作用，使乐曲结构更加完整，同时也恰到好处地深化了歌词的意境。第三句和第四句“哥像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完全重复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旋律，只是在两句之间嵌入“哥啊，哥啊，哥啊―――”的呼唤，在音乐结构上起到“转”的作用，最后的“山下小河淌水轻悠悠”仍然沿用歌曲中第二句的旋律，及传统民歌中的“下句”作为结束，即音乐结构中的“合”非常贴切，同样也有比较强烈的终止感。

第3篇：中西音乐论文范文

一、文化审美的共通性

法国印象派音乐，是人类音乐史上继往开来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流派，是音乐艺术发展进程中必然阶段的产物。其代表人物德彪西本人既是传统音乐的继承者也是反叛者，曾以追求奇异的和弦、多变的节奏、大小调以外的调式、非常规的作曲手法而闻名。受印象派绘画艺术思潮与审美意识的感染，德彪西以对光线与色彩十分敏感的笔触，向人们描绘出一幅幅五光十色的钢琴音乐画卷。因而，印象派钢琴音乐在作品的题材、内容、情调和旋律、调式、和声等方面与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钢琴音乐可谓异曲同工、相得益彰。

德彪西钢琴音乐给人们许多中国文化联想，“我曾徘徊在充满诗意的景色中，古老森林的魅力使我为之倾倒。金黄色的树叶纷纷从树枝上落下来。教堂的晚钟催着田野入睡，轻柔而叉魅力的声音在劝告人们忘掉一切烦恼。落日也孤单单地休息了。没有一个农夫会迷恋落日的景色，他们一如往常。牲畜和农夫们静静地迈回农舍，他们干完了卑贱的劳动，美德胜过了得到的收获，他们既不乞求赞誉，也不甘心蒙受羞辱，艺术上的争论离得是那样遥远”。（2）众所周知，德彪西的创作与法国印象派画家和象征派诗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印象派的审美趋势和中国传统画之间有某种相呼应的因素，中国绘画的主导方向为写意体系，中国写意艺术体系强调艺术家的主体性格，重视艺术家的主观感受，讲究以形写神，不拘泥于客观物象的真实再现。而印象派画家则不拘泥于写实，提倡在笔触的自由、潇洒中表达情绪和神韵，有相当的写意性，这与中国人欣赏趣味相通。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上，德彪西的美学指导思想与其有相同的地方，这就导致了他的作品中必然有中国因素的出现。演奏德彪西的音乐有着很浓郁的东方情感，在听他演奏德彪西的《版画》时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二、调式结构上的相似性

《塔》是德彪西音乐中非常明显模仿加麦兰音乐的曲子，也是德彪西钢琴作品最彻底使用五声音阶的作品。在《塔》中，有两个较清晰的主题旋律都是用五声音阶写成的：

在这三个小节的旋律中，德彪西用到了二度和声，在中国的钢琴曲里，二度和声也经常被运用。如： 《晓风之舞》

在《塔》的27至29小节中，德彪西运用了四、五度和声，

在《塔》的最后一个小节，德彪西使用了一个五个音同时保持住的和声效果结束全曲，而这五个音刚好是中国五声性和声里所特有的五声纵合化和声。

钢琴演奏者在演奏《塔》时，能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塔并不像西方国家的塔雄伟冷竣，而是有一种烟雾萦绕的朦胧模糊、若隐若现的感觉，并以中国音乐惯有的五声调为主旋律，更能体会出民族旋律的意味。

另外， 《棕发少女》也广泛采用了五声音阶：

在演奏《格拉纳达之夜》时，因为作曲家写作的音乐片断的自由切换，在演奏时使人联想到中国水墨画的构图。在构图中常见到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伸出一枝梅花，一根葡萄藤，不知从何来，也不知到何处去，给人一种回味之感。《雨中花园》使人联想起我国国画中晕染出来的色彩，自然随意地浓一些、淡一些，千变万化。

演奏者可以看到《月光》归14小节及其后面的多次重复，那旋律主线完全是五声音阶的中国风格。可见德彪西音乐受中国五声音阶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旋律与节奏中的中国风

中国的民族音乐主要受儒家中正平和、温柔敦厚、“德音之谓乐"和道家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传统古琴曲主要用五声音阶，即五正音，这就是儒家中和雅正思想在音乐上的运用，而琴乐清虚淡静的风格和意境则主要是道家思想的反映。古琴由于其乐器的形制、音色、乐曲题材、内涵、结构等因素，其音乐风格是抒情的、典雅的美。古琴音乐艺术被称为琴道确实有其道理，因为对古琴的欣赏和认识不能只单一地从其音乐曲调去理解，而是综合地从多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反映去理解。这一切则表现在对题材的选择、意境的追求、道德的规范等各方面代表着琴乐的理想风格和审美标准。

钢琴素为乐器之王，原因是它演奏起来气势恢宏，可代替交响乐队而独当一面。而德彪西的《月光》宣告了钢琴委婉细腻、柔情似水的一面。我们在钢琴曲《月光》的中间声区里所听到的类似于钟铃之声的和弦，恰似闪烁的火花，使我们感受到了钢琴的独特声响，这是乐曲冲破梦幻而回归现实的象征，也是《月光》的魅力所在。德彪西通过旋律走向和节奏的不规则变幻，造成一种飘逸、迷朦和梦幻般的意境。

虽有一些小的跳跃，但总体上是由上而下移动，就象月挂中天，银光下泻，既轻盈飘渺，又朦朦胧胧。那些不稳定、不规则的节奏，就象浮云蔽月一般，时隐时现，令人琢磨不定。古琴运用拨弦的余音，给人以空朦的夜空印象，德彪西则运用和弦与节奏的变幻，同样创造了多彩的月色，德彪西的《月光》却是淡中有浓，梦后方醒。

如19．_23小节处：

那强劲的冲击力，不但使音乐的对比鲜明，而且深化了音乐的内涵，《月光》那无处不在的类似于切分音的特有节奏，与古琴曲《醉渔唱晚》中对切分音的反复运用不谋而和。《月光》多处出现的先递升，后递降的旋律、和弦，以及那些不可或缺的和弦琶音，也和中国古琴曲《渔舟唱晚》相似，它们都同样造成了月色朦胧、湖水荡漾的氛围。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即使德彪西不是直接受益于中国的古典器乐曲，也说明他深谙东方音乐的精髓，这样，在表现月夜景色时，才能和中国音乐家“心有灵犀一点通”。正是这种中西方音乐的融合，使钢琴曲《月光》更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

德彪西的旋律避免了浪漫主义音乐中常见的各种反复、扩大等手法，也不采用气息悠长、起伏婉转、感人动听的浪漫主义旋律。（5）赵晓生在《钢琴演奏之道》一书中提到：“印象主义音乐在结构上打破了古典主义的句末终止式、四小节句型、首拍为强拍等等结构原则，而追求连贯的不间断的带即兴性的音的流动；打破了浪漫主义的漫长乐句和涨潮退潮等结构特征，而寻找一种支离破碎的、片段性的乐句组织，然后将其精雕细刻地镶嵌拼拢，组织成花纹性的图案性的组织结构。”他的旋律总是比较片段化，少有大段大段的主题，印象派作品主题多是零散的，难以固定的发展开来，常常是出现一个片段，随即就被散化了，或是零星的出现，这也表现出印象派反对浪漫派那样的叙述或是情感的宣泄。德彪西的作品常常是由一个简短的主题动机出发，然后散化。。他并不用旋律作为推动曲式发展的工具和动力。听众大多只能抓住零碎的主题片段，而背后的东西，则靠想象。德彪西旋律的这种不连贯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古琴声响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四、节奏的自由性

第4篇：中西音乐论文范文

目前，中小学生文明礼仪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包括养成不打架不骂人的好习惯、养成有错就改的好习惯、养成礼貌待人的好习惯、养成遵守公共秩序的好习惯等等，针对中小学生贪玩、叛逆的感性思维特点，通过音乐歌曲教学形式，例如一首《对不起，没关系》歌曲的学唱教学，对学生进行礼貌用语好习惯教育和有错就改的教育，这时学生不但不会反感，反而会更加主动地学习。

素质教育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划分，其中环保教育是涵盖于中小学文明礼仪行为习惯教育的始终的，是当前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养成爱护自己和他人物品的好习惯、养成爱护公共财物的好习惯等等。

在音乐课堂上，可以利用音乐教材内容展开拓展教育。

音乐课堂上，教育学生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爱惜课本。告诉学生所用课本纸张，都是来自大自然，是用砍伐的大树制成的，同时给学生讲解、展示树木在大自然中的作用防止水土流失、释放氧气、是鸟类等很多动物的栖息家园、能为人类生活、生产提供原料和木材，如果我们青少年能从小养成节约的好习惯爱护我们的課本，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对树木的不必要的砍伐，节约我们的林木资源，也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从这一点不难看出，音乐课堂也是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的好阵地、而环保教育是学生文明礼仪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课堂上，教育中小学生要养成遵守社会秩序和爱惜公共财物的好习惯。如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爱护学校、公园等公共场所的花草树木和公共设施、不乱折花枝、不踩踏绿地。由于中小学生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处于感性思维阶段，很容易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为了让孩子们养成好习惯，在音乐课堂上，可以利用音乐活动环节，把遵守秩序和爱护公物的词句编写成朗朗上口的歌曲，或者让学生利用学会的歌曲旋律，做遵守秩序和爱护公物的创编歌词练习，孩子们有着爱玩的天性，音乐活动可以让学生加深记忆，并且促使学生主动去接受教育；为了进一步加深孩子对危害的理解和感受，利用幻灯片和投影仪打出不爱护公共财物和不遵守秩序后造成危害的一些图片，再配上音乐，或者让学生观看小电影，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和遵守公共秩序的情感，教育学生从身边事做起、爱惜公共财物、遵守社会公共秩序、通过音乐课堂可以有效改善应试教育的束缚，让中小学生在愉悦的音乐氛围中，接受文明礼仪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

第5篇：中西音乐论文范文

从情感表现和技巧方面论演唱要点

1、情感表现方面

此曲采用白话新歌词体,是在古诗词的格律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相较古诗词而言,它具有新颖、流畅、通俗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词作者瞿琮独具匠心地将“塔里木参军”前在家乡“种下了一棵葡萄”比喻成他们彼此深植内心的爱情种子,而阿娜尔罕用辛勤的劳动,为“葡萄”引水、搭架,“精心培育着绿色的小苗”直到苗儿长得又高又壮并结下丰满的果实,象征着他们之间的爱情从开始、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虽然歌词含蓄的以第三人称的身份来讲述故事,但为了能够准确到位地表现好作品的情感和意境,演唱者应该把自己当作是女主人公阿娜尔罕在诉说着自己甜蜜美好的爱情。在演唱歌曲的前四句时,声音位置不要太高,低声倾诉着他们爱情的发展。随着歌曲的发展,到了衬词“啊”的部分,歌曲慢慢进入,演唱者应随之激动起来;最后“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时,要含蓄的唱出阿娜尔罕在得知克里木立功的消息后心中的甜蜜。运用合理而严谨的歌唱语感把握歌唱的文学性及情感的投入。

2、技巧处理方面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首歌有较强的艺术性和自由丰富的抒情性特点,要求歌唱者具有扎实有力的呼吸和灵活自如的控气能力。不仅在关注吸气深、丹田处的上下对抗上,还应注意气息的流动性和身体的相对放松。保持音乐的流动性,灵活地表现乐句的强弱对比和思想情感。歌唱中腔体的共鸣和声音位置的把握对歌唱的音色和艺术表现力至关重要。因此,在歌唱中要多运用胸腔共鸣和口腔共鸣,抬高的软鄂的同时将声音位置放在胸前,感受这两处在歌唱中形成一条平衡的线,使腔体充分打开,声音通畅、饱满、流动,从而体现作品的艺术特点和主题情感。

该乐曲旋律的进行基本上都是级进,少数几个地方出现了三度、四度的跳进。因此,在音域跨度上,难度并不是很大。但仔细观察全曲会发现多处出现一字多音,这要求演唱者在演唱时每一个音都要唱准,要绕清楚,不能加音或漏音,还要唱得流畅连贯。此歌曲中还多处出现波音记号,并且有些波音记号所占得时值很短,演唱者应把这些地方唱得准确连贯。在“精心培育这绿色的小苗”与衬词“啊”之间出现了一个八度的大跳,演唱者应在“啊”字之前的休止符处做好充分准备,在增加头腔共鸣感觉的同时,拽住下面的气息。后面“引来了雪水把它浇灌,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是整首歌曲技巧最高的地方,因为这两句音更高,且正好处在女中音的换声区。因此,演唱者真假声混合的比例要恰到好处,衔接得要自然,不能出现明显的换声痕迹,并把音质唱好①。全曲基本速度是自由、开阔的,除了“缠”和“醉”这两处。由于作曲家在“缠”和“醉”的曲调处运用了一字多音来达葡萄的形态及姑娘内心的陶醉情境。因此,这两处要放慢唱,以便于更好的诠释作品。此外维吾尔族手鼓节奏贯穿全曲,加强了歌曲的民族风味。演唱者必须这种唱准这种节奏,突出附点的部分。

第6篇：中西音乐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音乐发之于人之情感，又引导情感。情感凝聚为稳定的感情、道德、理想，或为欲望。音乐并非只表达一时冲动情感，更多时是由心性或欲望而发，同时反作用于心性。低俗音乐起负面作用，善乐和纯美音乐对道德和心灵有益。风俗政治酿成曲风，乐曲加固或转移风俗，影响政治。故从音乐到礼乐的转变有进步性与必要性。

音乐有两种评价标准:一谓艺术标准;二谓价值标准。中国音乐，经历了从只注重形式美的“音乐”到重视内在“仁”的“礼乐”的转变。“即使是礼的观念正式形成(原书为‘形式’)以后，通过西周文献乃至追述西周情形的资料来看，礼在人生教育中所占的分量，绝对不能与乐所占的分量相比拟。……春秋时代，在人文素养上，礼取代了乐的传统地位，不是没有道理的”。本文试探析从“音乐”到“礼乐”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要求。

一、音乐与情感

音乐被创造，是为了表达某种情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此处“心”是“情”之意。“声”指一切声音，“音”指“音乐”，“乐”则指包涵了善之意味的音乐。“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若以此标准，本文前言当改为从“音”到“乐”的转变。但《乐记》作者也没有严格遵循此一标准，如他处又有“乐”、“和乐”的区分。故不从之。

《乐记》随之展开具体解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憔以杀……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音乐不同色泽表达了人不同情感。音乐发于人的情感，历来无人反对。裕康作《声无哀乐论》，主张声音本无哀乐，反对音乐对情感有反作用，但并未反对音乐发于情感。如“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如此，则“情”与“乐”体用分明矣。然音乐并非消极的受动者，其反作用亦巨。《乐记》云:“乐至则无怨。白居易的《琵琶行》亦是对此之形象说明，琵琶女先弹奏琵琶，后诉说遭遇，并非“哀心有主”。

儒家主“中和”，喜怒哀乐之发要“中节”。因此制定礼乐以节制情感，“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悲欢过度、因人之悲而乐均不应当。故人须“节哀顺变”、“哀矜勿喜”。若逢悲事欢喜，遇喜事哭丧，不发自然之情，呈怪态，则不能“行同伦”。少数人率其特殊性情而为，素隐行怪，无可非议，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但若群起效仿，则放诞之风生矣。故孔子言“吾弗为之矣。

子曰:“关雌，乐而不，哀而不伤。”(《八情》户]此语肯定了“乐”应中和。阮籍与孔子遥契:“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人，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困基于此种对音乐的功能定义，他批评了“以悲为乐”的乐风:“今则流涕感动，嘘烯伤气，寒暑不适，庶物不遂，虽出丝竹，宜为之哀，奈何倪仰叹息，以此为乐乎!音乐的目的是使人身心和畅，恬适平静，而不是使人悲泣也。

依此，礼乐对调节情感有其贡献。前提是须承认音乐本身有“哀乐”，可对情感施加作用。秸康反对此种说法。声音既无哀乐，音乐更无哀乐矣。如此则“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不能成立。《声无哀乐论》云:“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牟宗三先生曰:“此首标客观主义。牟先生没有明说，吾代为一解。客观，一种是声无哀乐的客观(“哀乐”随个人感受转移)，一种是声有哀乐的客观(不随个人感受转移)。稽康坚持的客观是前者，声音虽发自于哀乐，一旦发于外，则有其自体。以是否具有情感为标准，他人可说是主观主义者。若以是否随人的情感转变为标准，则可说秸康是主观主义者。其实稽康认为声音本无哀乐，主词不存在，又怎会随人的情感变化?他是以声音哀乐之变化不定，哀人听之为哀乐，乐人听之为乐乐，而明其本无哀乐。二者一为根本义，一为论证时的方便说法。若以为稽康认为“音乐是客观的，不随人情感转移”，则概念模糊，似是而非。

稽康继云:“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乐之无常哉?”这里是说共同感情可发万殊之声。若说稽康此处只看到了“声”的变化万端，而没有意识到其同是“歌”或同是“哭”的一致性，以“应将局部色泽相对性与整体色泽绝对性辩证统一起来”这类浮辞去批驳他，误也。他前一句说到歌哭，不是认识不到歌哭的一致性，而是认为本不一致。其意为有的人哀伤却歌，有的人快乐却哭。前句为“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感。然而哀乐之情均也”。他的逻辑是:若人欢乐，听到哭声，仍然欢乐;若人哀伤，听到歌声，仍然哀伤。这至多说明声音对已“有主”的情感影响微小(实则《琵琶行》中，主客“哀心有主”后，情感不中立时听闻音乐，更助其悲，此更说明了与情属性同类时，音乐对人情感有加剧之作用)，他将之扩大到声音对任何情感都无影响，已属推理过度。随之，他义谓“同样的情感，有的人哭，有的人歌”。即便A(感情不受音乐影响)是B(大家都悲伤，所以听到歌声还是悲伤)的充分条件，并不能得出C(大家都悲伤)是E(有的哭有的歌)的充分条件的结论。可以理解为前后两句不表示逻辑推论关系，只陈述观点。

音乐发于情感，但表达方式非唯一，或歌或哭皆可表达哀情。哀至极处，或有歌者。为何无悲伤者发笑声呢?稽康可说，此是假问题。我们对“笑声”的定义就是欢乐之情的派生，这等于问“为什么悲伤者不发出快乐(不悲伤)的声音?”声音既无哀乐，怎能用快乐修饰?如果以共同色泽S指代“笑声”，R指代“哭声”。怎么能保证其他人(如其他星球的人)不是用我们的“哭声”(R)来笑，用我们的“笑声”(S)来哭呢?他提出的小范围的“殊方异俗”完全可以推广至整个宇宙。

不过即使这样解释，我们也无法预测届时将修改“笑声”的定义，还是“人类”的定义。这也是哲学人类学的议题。且修改定义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中，还是“其他空间的人”之手，亦未可知。至少在目前，声音与人情感的互动，毕竟还是存在的。吾人观赏影视，听其感人音乐，不觉泪下。他国人欣赏时，亦为其感动。国虽不同，“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稽康主张“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和’，有两意，一是曲调的谐和，“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这是中西音乐都必须遵循的;二是价值上的和，乐和于礼。裕康所理解的是纯艺术之和。可艺术之“和”并不只是抽象的“和”，如牟先生所说，“和之通性即在具体色泽中表现，具体色泽亦总附离(附丽)于具体之声而与和之通性为一，如高亢、低沉、急疾、舒缓、繁杂、简单、和平、激越等，皆具体之色泽也，秘康应承认声音对人情存在的影响，后指出此种影响没有客观的标准与先天必然性。如战场上杀敌时需要击鼓，退兵时则鸣金。此不可不谓声音对人情感有鼓动作用。《左传·庄公十年》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但怎么证明其他人不会杀敌时鸣金，退兵时击鼓呢?他否认现实，遂使自己陷人了被动。

秘康其他论辩，也有不通处。如“可以我爱则谓之爱人，我憎则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他认为音乐亦不可由主观哀乐来评判。不过主客并非完全对立，艺术的客观非如科学，独立人之外。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相对客观，乃以众多主观的感受凝结而成。

稿康又云:“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此混淆殊性与共性。味除美外，五味尚有酸甜苦辣咸;乐曲有和外，亦有具体色泽。又云“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可情并非形而上的不动者，它的变动又受何影响呢?乐即其一也。

二、音乐与心性(真情、理想、道德)

喜怒哀乐之情感是易变的，它向两个稳定的方向发展。一向上提至真情(如亲情、友情)、理想、道德;二下降至无限的欲望追逐(爱情处于真情与欲望之间)。由此两种态度生出两类音乐。“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音乐被创作后，反施影响于心性:“志微、憔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

儒家认为，道德品性的提升对国家兴旺有关键作用。《大学》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故礼乐作矣。首先，儒者区分“音”与“乐”之不同，随之解释“乐’，时，分别“德音”与“溺音”，“德音之谓乐。……郑音好滥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欲不可强禁，但当节制，溺音若成为髁鳎钦匠『希浜ι钜印?/P>

然后是如何实施。儒家提倡从无美感的粗人到有审美欣趣的人，再到君子的三阶段之进步。“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修习心性时，常会遇到痛苦，音乐会使人感受到快乐。“‘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至此，美、善、乐三者合一于音乐。

使听者感受到美的同时接受道德的教化，比道德说教人道，效果亦强百倍。“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落到实践，尚有演奏具体乐器的描述，兹不赘引。这可参照礼的具体化来了解。《问丧》篇对于为何需要种种丧礼之节，进行了解释，终归于人之真情。“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须适时损益，其本质不可忘。

荀子认为礼乐纯是由圣王的外定，以限制人情(他将混)。“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他基于性恶论，忽视超越的快乐，认为音乐是为了的快乐。但音乐不惟，亦可以表露真情(蔡文姬《胡琴十八拍》);可以表达理想(曹操《短歌行》)、道德情操(《诗经·卫风·淇澳》)。荀子对礼乐不是发自人情的解释，使人误以为礼乐是统治者的工具，扼杀人性。如“无论就音乐制作还是音乐欣赏来说，都不会有情感的自由抒发和审美需要的满足，而只能通过抑情，‘反情以和其志’即复情性之正和君子之志，以达到净化，提高道德”。此是割裂情与德，混淆情与欲，无视情有邪正。而儒家真精神，在充分尊重人的真情，肯定人的道德理想追求。“此礼记诸篇之谓礼乐之节文，初原自人情，则又正为与孟子言乐之有‘手舞足蹈’之节奏，原于人之‘乐生’之‘不可已’，而为其自然表现之旨相通者也”。礼乐由人情而发，却被法家发展为严刑峻法以压抑人情，可谓歧出。孔子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他并不赞成只重外在礼乐形式，不重内在仁与真情的流俗。

三、音乐与风俗政治

一个地域内人们相对一致的情感与心性，可凝结为地方性风俗。古时风俗与政治联系甚为密切，故合而论之。

音乐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风俗政治对它的渗透。“故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蹈火赴水之歌;轻荡，故有桑间、蹼上之曲(原书误为‘典’。此是“风一俗、曲风”的转化。这种曲风有了一定稳定性，广为传播，又会反客为主，引导风俗。在阮籍看来，各方的“殊风异俗”之影响，常常是负面的。“好勇则犯上，放则弃亲。……故八方殊风，九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

与风俗同类的曲风，加固此风俗。和风俗相异的曲风，则有助于转移此风俗。通过风俗的转移，又可有助于正人心性，而认可“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乃是儒家传统。此与西谚“一个马蹄钉导致国家灭亡”不同，马蹄钉只起偶然性的作用，音乐则具长期潜移默化之效。《乐记》有两次提到“移风易俗”，阮籍对此义更有发挥:“钟鼓以节耳，羽旎所以制目，听之者不倾，视之者不衰;耳目不倾不衰则风俗移易，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

生活在不同政治形态下的人，由其感触所发的音乐也相异。“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而音乐于政治亦有巨大反作用。首先便是对君臣心性之正负影响。“殷之季君，亦奏斯乐;酒池肉林，夜以继日;然咨磋之声未绝，而敌国已收其琴瑟矣。以是故，音乐运用于政治特别是对为政者心性言行之规范，可助国家免于危乱。此方面，“乐”遵循“同”、“和”之原则，“礼”遵循“序”、“别”、“异”、“等”之原则。乐重视普遍的人性，故“和”;礼注重秩序之稳定，故“序”。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阮籍云:“邢、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

第7篇：中西音乐论文范文

[关键词]美声唱法；民族唱法；演唱风格

中图分类号：I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6-0236-02

在我国，目前声乐被划分为美声、民族、通俗三种演唱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形成到今天，这种划分方法已逐步得到音乐界人士及整个社会的承认。每种唱法都以其独有的风格和魅力深入人心。究竟这三种方法在其发声、呼吸、共鸣、吐字以及歌曲的演唱风格、艺术处理方面有何异同呢？本文就美声与民族两种唱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比较分析。便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它，以期获得更为明确统一的认识。

美声唱法，即意大利文bel canto意为美好的歌唱。主要是指17世纪产生于意大利的一种演唱风格及歌唱方法。其最早出现于16世纪末意大利的弗洛伦萨。美声唱法要求歌唱的发声自然，声音宏亮，音色美妙清纯，有适当的共鸣和圆润的连贯音，特重的起音法，巧妙的滑音，稳定的持续音，有规律地渐强、渐弱以及装饰音等，其目的是要使旋律演唱得更华丽、更灵活、更圆润、更富有光彩，音高更为准确，声音更具有穿透力。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罗西尼认为，美声唱法应该具有三项要求：（1）具有自然优美的嗓音，在整个歌唱音域范围内能将声音保持均匀与统一；（2）通过严格训练后，达到对极为华丽的、具有高度技巧性的音乐作品能够唱的毫不费力；（3）通过聆听赏析意大利优秀歌唱家的歌唱并能融会贯通，充分掌握美声唱法的风格。这三项要求。给美声唱法做了一个较为科学、完整的总结。

在17、18世纪，美声唱法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声乐演唱以其更富有男子气概的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声音而成为声乐技术发展的时尚与潮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19世纪以后的美声唱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声乐理论与嗓音研究方面已取得辉煌的成就。在此期间，先后出现了加尔西亚父子歌唱学派、杜鲁雷学派、尚・德・雷斯克学派等四大美声流派。其中最瞩目的是西班牙人加尔西亚父子。其子小加尔西亚提出了“声门冲击”理论。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声乐理论指导。并著有《关于人声的研究报告》、《歌唱艺术论文全集》两书。1855年他发明了喉镜，为嗓音医学的发展与声乐教学的实际观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初。随着德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莉莉・雷曼的声乐论著《我的歌唱艺术》的问世，她集40年来的演唱经验，通过实践性的论述，把古老的意大利美声歌唱学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美声唱法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歌唱家所喜爱和推崇的一种歌唱方法。自20世纪以来，美声唱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吉利、美籍希腊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以及当今世界三大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他们的歌唱集中地体现了美声唱法的优势和特点，把美声歌唱学派的歌唱精华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人类声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通常美声唱法有两个概念：狭义概念中的美声唱法主要是指19世纪20年代以罗西尼、贝利尼和多尼采蒂为代表的华丽优美的歌剧风格。这个时期的歌剧要求掌握高超的歌唱技巧，在声音上力求尽善尽美，因而这一时期的美声唱法后来也被称为歌剧唱法。如前所述，意大利的美声唱法是以音色优美、发声自如，音与音的连接平滑圆润，花腔装饰，乐句流畅灵便为其主要特点，但因忽视词意表达上的细致深刻，故常表现出单纯追求声音效果，炫耀技巧和程式化的倾向。在我国，人们所理解的美声唱法已属于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那就是以意大利歌唱技术为基础传统的歌唱方式。它包括歌剧、清唱剧、音乐会的整个唱法。虽然融合了各个国家的不同的语言特点以及各个不同的审美观，但是基本的发声要求是相对一致的，它形成了世界范围公认的歌唱方式。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声唱法的概念。

民族唱法，是我国人民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根据汉语言的发音吐字，在戏曲唱腔，民歌自然唱法的基础上，吸收西洋唱法的优点，把演唱民歌和民族风格特色较强的歌曲作品时所采用的声乐技巧通称为民族唱法。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声乐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新一代的民族声乐学派传承了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20多年来，民族声乐逐步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民族歌唱流派中独树一帜，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民族声乐歌唱家如蒋大为、李双江、、宋祖英等他们因声音明亮纯净，音色优美，吐字清晰准确，演唱轻松自然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民族唱法听起来声音明亮，位置靠前，语言清晰，演唱亲切自然、提倡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在呼吸的运用上，借鉴戏曲唱法中的“气沉丹田”；在共鸣的运用上，更多地使用口咽腔与头腔的共鸣，紧抓额窦、眉心，使声音集中靠前。运用民族唱法的歌手喉器的位置相对美声唱法位置略显得高一些，这无碍于歌唱，但必须要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在放松下颚，打开额骨，提笑肌，舌头平放，脖子肩头放松，强调腰腹肌的力量等方面的要求与美声唱法一致。近年来，民族唱法大胆地吸收美声唱法的精髓，在保持我国民族风格的基础上，在高音区的发声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解决了民族唱法中高音区的演唱问题，这是民族唱法一个新的突破。

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通过几代声乐教育家的不懈努力，美声唱法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从最早的周淑安、肖友梅、应上能到李献敏、斯义桂再到后来的周小燕、沈湘等老一辈歌唱家、教育家。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培养出了大批我国自己的美声歌唱家。在今天，旅居海外活跃在国际歌坛上的胡小平、张建一等，还有活跃在国内舞台上的殷秀梅、程志等，他们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声乐比赛中纷纷摘得桂冠，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令世界歌坛所震惊。在我国，通过美声化的民族唱法或通过民族化的美声唱法同样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喜爱。如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岩口滴水》，歌剧《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等。在演唱时强调呼吸深度、声音的通畅，胸腔、口咽腔、头腔共鸣的混合使用。气息的支持与对抗以及高音区运用关闭或掩盖的方法来找到转换之后的最佳高音等方法。均作出了与美声唱法一致的要求，但某些要求如旋律的运腔等方面又突出了民族风格与特色，使之更具有民族唱法的韵味，这便是美声化的民族唱法。有些歌曲如《生命的星》，歌剧选段《不幸的人生》等则属于民族化的美声唱法。虽然听起来美声味很浓，但这些出自中国人手笔的作品不论是旋律还是行腔都无不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理想与情趣，无不体现出固有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实现民族唱法美声化，美声唱法民族化，笔者认为这正是声乐教育家们几十年所孜孜以求的最终目的。

实际上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在声音的本质上、技术上的运用还是有差别的。首先，美声唱法不论在哪个声部，其音色均比民族唱法要暗一些。通俗地讲，美声唱法声音要靠后一些，民族唱法声音要靠前一些。随着音高的变化，其音色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换声区与高音区，美声唱法由于采用了“关闭唱法”以后，音色便有一个明显的由亮转暗的过程。而民族唱法虽然也采用了混合声，借鉴美声高音区的转换方式，但声音明显地要比美声唱法的高音遮盖声音要明亮一些。中、高音区音色变化不大。其二，美声唱法发声时呼出气息排气量较大，中低声区则要求像叹气那样的排气量，而发高音时则需要像对远处大声呼唤一样的排气量。通常我们要求歌唱者把叹气的感觉贯穿在歌唱的始终，用叹气的感觉去换气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发出的声音就显得浑厚宽广，圆润富有威力。民族唱法在我国戏曲唱法的呼吸原则指导下讲究气量小一些，因此发出的歌声显得秀丽纤巧，明亮一些。其三，美声唱法多采用鼻咽腔做其共鸣上的调节，一般喉头位置放得较低，咽喉部位开口较大，声音通道放在舌咽壁的上下部位，发音管尽量放宽拉长，已得到基因最大的共鸣，从另一方面得到上部共鸣机构的泛音共鸣，这样所获得的声音音量洪大，音质圆润丰满，富有穿透力。一般演唱艺术歌曲或歌剧会获得很好的效果。但如果民族唱法采用这种声音演唱富有民族风格的歌曲，则往往会失去原有的民族特色。民族唱法在演唱中把共鸣腔体调节得相对短小一些，声波主要在硬腭及口腔前上步作振动，这样做其结果是声音比较靠前而相对开朗一些，它便于汉语语言的发音吐字，使声音显得自然亲切，明亮清晰。其四，按照歌唱时声音颤动的规律，其声音振动幅度的大小，一般者随着音的高低与音量的大小而因发声变化。相对而言，美声唱法由于采用了混合声区和混合共鸣演唱，其声音的颤音幅度一般都比较大，而民族唱法相对来说颤音幅度要小得多。

声乐艺术作为人类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传情达意的方法是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代替的。美妙的歌声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它可以使歌唱者自己引为无限的愉悦和荣光，并能感动万千听众。目前，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九届“步步高杯”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牵动了亿万观众的心，人们在欣赏美妙歌声的同时，对各种唱法，歌手的表现进行热烈的探讨和评论，这说明声乐艺术在我国的逐渐普及和人们的审美情趣的日益提高。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相信声乐艺术这朵奇葩将会开放得更加绚丽夺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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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中西音乐论文范文

在本次“论坛”中，来自海峡两岸音乐学术界的知名理论家、演奏家、教育家和大陆重要音乐期刊的一线编辑共近五十人，集聚一堂，对当前两岸音乐领域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于建设性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论坛围绕四个核心议题展开：20世纪两岸音乐学术发展的历史特点；两岸音乐学术的现时困局；音乐学术的“跨界”与两岸学界的协作；钢琴、声乐艺术以及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四个议题所涉内容既有纯粹音乐理论的探讨，又涵盖了音乐表演、学术出版、人才培养等多个实践层面的重要问题；既立足于现时状况，又着眼于未来发展。

一、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

音乐文化与两岸当代创作

11月29日上午，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项阳研究员主持，议题主要涉及中国传统音乐形态、传统音乐文化与两岸当代音乐创作。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王耀华教授首先作了题为《古今・中西・音乐与文化――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谈》的报告。他围绕音乐学中的“古今关系”、“中西关系”、“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展开，主张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这三者。在“古今关系”中，他以《蓝花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民歌从微调式苦音音阶到羽调式花音音阶的流变为例，论述音乐形态会随着“历史进程而产生渐变”，而只有通过对各时期的形态进行纵向考察，才能寻找到其“传承变易的规律”。在“中西关系”中，他认为音乐形态的研究应当具有“比较的视野”，“既看到中国音乐形态特征规律，又要善于发现中西之间的共同性”。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中，又提出在研究中要避免“两段论”和“两张皮”的现象：前者是把不相干的文化背景“生搬硬套”到音乐作品中去，为音乐形态的考察“戴上文化研究的帽子”；后者则“把音乐形态研究和产生这些特征的文化研究割裂开来，毫不相干”。

中国音乐学院樊祖荫教授的发言主题为《高山族音乐研究状况》。他认为，自20世纪20年代始，由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等对阿美、布农等部族的音乐进行考察，发现了微分音合唱《祈祷小米丰收歌》等音乐形态。随后，旅日的台湾人吕炳川做了进一步研究，出版了《台湾土著族音乐》和《吕炳川音乐论术集》等著作。50年代后，台湾的几个学术机构对高山族的音乐做了广泛调查，当局注重民歌的传承和教育；而大陆学者对高山族音乐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有樊祖荫、孙星群、蓝雪霏、张佩吉等人的研究成果。最后，樊先生对当前此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看法：一是族称的问题，“高山族”一词似有不确之嫌；二是民族数量说法不定；三是族源研究较为缺乏。

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教授提交的论文《海峡两岸音乐创作研究课题设想并及相关问题讨论》认为，“海峡两岸”这一地理概念历史地融入了“政治内涵”，并有必要对两岸音乐创作的“艺术特征”、“文化追求”、“特性表达”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有别于西方以及个性求异的前提下，探讨海峡两岸音乐创作中存在的“文化传统同宗、艺术风格相似、审美情趣趋同”的基本情况，借此以超离“非艺术障碍”，实现文化的“共同发展”和“定位发展”。此外，韩文还论述到，两岸音乐的创作都同样面对“音乐语言贫乏”、“技法枯竭”、“个性写作与受众群体狭路相逢”等困境，也同样面临“主体与边缘”、“他律与自律”、“国情与关系”等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的发言为《台湾行的启发》，以近期赴台考察北管音乐的见闻与所受的启发为主要报告内容。他从台北市中心的灵安社和淡水的城隍庙两处传统遗存，以及当地工尺谱的应用和北管的两种唱腔等文化现象人手，思考“文化的中心性”和“中国性”问题；进而提出：“在地域的边缘地带往往保留着更为传统的音乐样态，所以，对于传统音乐的原型样态来说，越是边缘的越是中心的。”同时，他认为未来研究的可行之路有二：一是跨地域的比较研究，以整合传统音乐中的“中国性”，如曲牌比较等；二是“基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土壤，演绎出新的研究和解释理论”，如“跨界”、“多元文化美学”等。

二、关于音乐人才培养与两岸学术协作

音乐人才培养与两岸音乐学术交流协作等相关的议题设置于论坛的第二单元。由张伯瑜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台南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赖锡中教授，其发言主题为《开创音乐学术与展演机能朝向“二元复合”的文教新风貌》。赖锡中认为两岸音乐的研究和教学具有不同的模式：前者“以研究论文的质量与数量作为评量指标”，后者“攸关教导与学个层面的相互维度”。他在报告中呼吁两岸音乐学术应“增进彼此连结以达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走出“教与学多仅维系知识传递”，避免“知识复制与转贴的剪黏效应”。他认为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是积极强化音乐学术与展演机能的“两相链接”，将其导向音乐教育在两个领域的“二元复合”，以致力开创“知能、技能与艺能‘学用合一’”的新风貌。此外，赖锡中还提出以“设定研究议题”、“建置交流平台”及“策办学术活动”等三项措施以加强两岸音乐学术协作。

随后，项阳研究员以《对王秋桂先生多学科互融研究理念的观察与体验》为题发言，忆述了他与在文史、戏曲、民俗、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均有建树的台湾学者王秋桂先生相识、交往及结下深厚学术友谊的经历，叙述了他们共同走向“历史的田野”所获得的学术感悟和方法论的启示，以及就治学理路、观念方面与王先生展开的探讨。在此基础上，项阳认为，利用“多层面共同性知识”、“面对一个研究对象从不同视角以行把握”，将所涉问题多方面纳入研究“方具整体性意义”。他认为，王秋桂先生的“历史人类学学术理念”对大陆音乐学界当前“停留在介绍层面”和共时的研究，转向更具“整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浙江音乐学院（筹）郑祖襄教授的发言《增强两岸学术交流，推动华夏学术进步》认为，海峡两岸的音乐学者在研究共同祖先的音乐和音乐历史时，都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迫切的寻根心情”和“热烈的情感”。因此，中国民族音乐和音乐史的研究是最具共同性，也最能相互交流的。故此，郑先生主张这两个门类应该成为两岸学术交流的“先行学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两岸学术交流并不顺畅，他倡议两岸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以使中国民族音乐、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得到更大进步。

宋瑾教授以《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为题发言，认为音乐美学学科由欧洲传人，其“音乐的美与审美的基本规律”源于西方纯音乐的实践和思考。在全球化、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影响下，他提出“多元音乐美学建构”的倡议，并思考“多元音乐的美学”、“多元的音乐美学”等关键问题；认为在中国传统音乐实践和思想中，有感性和“超感性”两面，相应地有主体和“超主体”两面，甚至有超越“体在”的状态。以“实践哲学”为基础，可以构建中国特点的音乐美学。他主张，应该引介和研究中西之外其他民族的音乐美学思想与实践成果，纳入多元音乐美学学科之中，以此作为音乐美学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养料。在教学上要求学生在体验、阅读、思考和写作“四大件”方面下功夫，同时处理好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思想、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的关系。

三、关于音乐的教学、学科建设、表演和两岸学术交流

对此等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11月29日下午的第三单元。这一单元又分为音乐理论、声乐艺术、音乐教育和钢琴艺术研讨（第一场）等四个专场研讨；另一个以音乐表演为议题的是12月1日上午的钢琴艺术研讨（第二场）。

（一）音乐理论专场

音乐理论专场研讨会主持人为《音乐研究》常务副主编、中央音乐学院陈荃有教授。台湾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所）主任周纯一教授首先发言，题目为《南华大学近二十年民族音乐教学之回顾与展望》。在报告中，周纯一介绍了南华大学从建立雅乐团、民族音乐学系，到建立民族音乐、中国音乐课程系统，再到借助该教学平台推动雅乐的传承和发展。这一过程渗透着周纯一对全球化语境下台湾音乐教育的深层思考，他认为“建立台湾特色或中国特色的音乐体系”是“唯一可行之道”，“台湾文创人才突出……台湾音乐将重新崛起”。在对南华大学的课程设置、培养方案作了解读之后，周纯一阐述了该校为台湾传统音乐传承所做的贡献，以及在两岸音乐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这主要体现在“学者大量交流”、“文化大规模的认识”、“友好民族感情的建立”等方面。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以《追寻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开创两岸音乐学术的新篇》为题发言。他说到，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两岸音乐学术的思想基础，这一历史记忆包括了人事、物事、情事、乐事。其中，乐事是“两岸华族共具的声音记忆”，“生发出强固的联系纽带”，是两岸音乐之学术的文化基础、情感基础和思想基础。同时，音乐艺术的超越特质，映射出中华文化的“大义、大公、大智、大情”。他认为声音记忆涵摄了地方性、民族性，而中华音乐的地方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突出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性特色和伦理意味。因其声音中有“乡土之情、家族之情，文化之情和历史之情”。他进而认为，保持和流通中华的声音，激活声音历史的记忆，并建立两岸音乐学术“活的人文情怀”，应是两岸音乐学家们共同的理想。

福建艺术研究院孙星群研究员的发言主题是《两岸音乐学交流的现时概况》。据他的考证，自1988年起两岸音乐学界就开始有了经由第三地的“间接交流”。1989年许常惠教授到福建参加“闽南语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使两岸的“直接交流”开启了新篇章。自此，以闽台为对话的两方、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其后有一系列的学术交流。孙星群对这些会议湾代表的情况做了逐一介绍。最后，他呼吁建立更多交流渠道，为学术交流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高拂晓副研究员以《音乐学术的跨界视野与两岸学者的思维方法》为题，从2014年剑桥大学表演研究网络第三届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表演的音乐学”（Musicology of performance）这一“跨界新视野”出发，论述了它的特征：“依托技术、转变思路”，如根据录音进行创造性实践的音乐表演研究；“个案鲜明、数据详实”，搜集数据资料、对表演进行统计分析等；“亲身实践、合作探索”，如研究者参与表演过程等；“角度多样、想象丰富”，如音乐与网络虚拟表演。高拂晓认为，这些研究的新思路可为两岸音乐表演的研究带来新启发。

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郭小利副教授以《中国音乐教育哲学述评》为题，主张“美育不能替代音乐教育哲学”。她认为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2003年，是“一个零星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北美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引荐后引发的”。期间出现了“中国音乐教育哲学观的争鸣”，如以文化音乐教育哲学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批评等。同时，她认为中国音乐教育研究目前存在几个问题，比如，“教育哲学研究完全脱离了音乐教育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水平尚需提高”、“缺乏国际视野”、“学术研究脱离问题意识”等。她还对未来的趋势提出展望，认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学者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专业学术的研究团体”、“更加关注音乐教育具体问题的理论反思”等。

（二）声乐艺术专场

在声乐艺术研讨会分会场，发言者以《歌唱世界》编辑部的编辑及该刊的主笔者为主，故议题主要围绕办刊问题展开。《歌唱世界》副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副主任杨旭以主持人的身份首先作了《传承经典，躬耕前行――以〈歌唱世界〉（歌唱艺术）为例谈音乐专业杂志的出版》的主题发言，以兄弟期刊为例，分析了当前歌唱类文章的刊况；接着，她介绍了《歌唱世界》的创刊机缘，并阐述了创刊宗旨和目标、团队建设、栏目设计及办刊理念等问题。

其次发言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的莫蕴慧社长。她说，在当前杂志面临严峻生存问题的情况下，还在办这本杂志是“逆流而上”、“一种使命的使然”。她认为《歌唱世界》的定位是时尚性、大众性和学术性，既要兼顾理论深度又要通俗易懂。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郭克俭教授认为，理论研究对声乐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以自己在《歌唱世界》的投稿经验为例，谈到投稿首先要了解掌握当前声乐界对声乐演唱、声乐作品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再做研究。

梁茂春先生认为，要提高《歌唱世界》办刊的水平，首先要拥有一批高质量的写作队伍，尤其是年轻的写作者，而不能仅靠几位专家、学者。他还希望《歌唱世界》增加中国声乐史、中国歌唱家、中国经典歌剧作品、优秀民歌、通俗歌曲等的比重，以使杂志内容更为丰富。

（三）音乐教育专场

此专场研讨会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长、《中国音乐教育》主编吴斌主持。参加研讨的有莫蕴慧社长、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懿颖教授、《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以及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部分师生。

吴斌先从“新课标”的角度就国内基础音乐教育的现状、成因及未来发展趋势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结合音乐教育哲学对国内音乐课程改革的指导作用，阐释了学校音乐教育与美育的关系。他指出，之所以学校音乐教育中会有美育这一教育方针，是基于学校音乐教育在特定时期必须以一定的教育目标作为学科发展的依托。在此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目标由“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三方面构成。随后，吴斌举例说明了“音乐要素”的学习、理解和运用不应停留在概念记忆和文本理解的层面，而应侧重于在真实音乐环境和活态音乐素材中的发现、感知和运用，并应将这种活态的表演和实践作为音乐知识测评的标准。

针对现场关于当前学校音乐课堂中普遍存在“喜欢流行音乐而不喜欢古典音乐”的提问，蔡梦回答说，在音乐教学中应宏观地理解音乐风格的划分，不宜僵化地设立风格之间的界限，应首先从音乐本体上进行分析，在对音乐构成元素（如音高、和声、旋律、节奏、速度和力度等）的单一结构或复杂构成有充分认识和体验的基础上，再进行风格的认知和探究，以达到立足于音乐本体的审美体验。王懿颖教授对此进一步补充认为，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之前，首先自身需要养成音乐聆听的习惯和保持音乐的感受能力，还需要对音乐本身抱有持之以恒的热爱和激情。只有平时对音乐素材的积累和聆听经验的累积，才能在音乐教学课堂中做到有的放矢和有效实施。

（四）钢琴艺术专场

本次论坛的两场钢琴艺术专场研讨均由《钢琴艺术》副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主任李航主持。第一场的议题主要有“国内外钢琴教育的比较”、“我国当前钢琴艺术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等。

钢琴演奏家、《钢琴艺术》副主编朱贤杰以其在国外旅居多年的经历对中外钢琴教育作了比较。他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钢琴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涌现出了郎朗、李云迪这样杰出的钢琴家，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也随之而来。比如，为了达到升学、出国等目的，反复练习几首乐曲，但基本功并不扎实；在业余钢琴学习中，由于偏重技术、拔高难度和以考级为目标，致使学生丧失兴趣。反观国外，比如加拿大的考级制度，每十年出一套教材，收录了从巴洛克到现代各时期不同的作品，也常把年轻人喜欢的音乐作品纳入其中。考级内容包含了视唱练耳、视奏、乐理等方面的素养考核，并实行考级学分制，考级通过后可以获得人文学科的学分。此外，朱贤杰还认为，钢琴对中国来说是外来乐器，由此也需要更多地引入外来教材和文献。台湾出版此类文献的速度比内地快，因此他提倡引进台湾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优秀的教材和书籍。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施忠副教授说，1989年张前教授发表了《关于开展音乐表演学的刍议》，涉及“音乐表演学”研究，然而至今我国仍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音乐表演学”这一学科。他认为，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钢琴学科发展的理论研究，而钢琴表演实践方面的研究还较少。对于钢琴艺术发展的现状，施忠归纳为“几多几少”。“几多”是：比赛多、琴行艺校多、滥竽充数的老师多、出版的教材多、外国回来的硕士博士多、音乐会多、辅导的人多；“几少”是：高质量的师资少、国内外深度的交流少、高品质高质量的乐评家少、教学法研究的人少、表演艺术理论研究和引领的比较少、教材功能挖掘的少。此外，他还对“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的教学与科研的分离现象”和如何引领、规范巨大的音乐教育市场等方面提出了看法。

钢琴教育家、《钢琴艺术》副主编周铭孙认为，在喧嚣的社会，大众更需要安静地体会音乐，享受音乐。对于大家所关注的钢琴考级问题，他也认为功利化毁坏了孩子学琴的积极性。同时，他认为现有考级对读谱、钢琴基本功的重视程度减弱了。

第二场钢琴艺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围绕当前钢琴演奏领域的热点人物――朱晓玫为中心展开讨论。由此延伸出与演奏有关的诸多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吴迎教授从朱晓玫的个人成长经历谈起，认为她当前的成功和郎朗、陈萨、王羽佳等年轻一代不同，不以炫技取胜，而是得益于深厚的个人修为和对巴赫的深刻理解。她以“苦行僧”般的生活态度来修炼自己，在自己的音乐里找到自己。周铭孙接着谈到，朱晓玫达到了一种境界，她的音乐给听众以意境感。她以超越于一般人的虔诚和执着，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吴迎认为，巴赫是容易表现的，因为他给予人们很多的自由空间。朱晓玫把巴赫的曲子弹得很朦胧、柔和、好听，其实弹得很“中国”。

由朱晓玫的话题引申到钢琴演奏的其他方面，李民提出钢琴要花“工夫”和“功夫”，前者针对时间，后者针对技能；要有“品味”，练琴要提前做功课，多思考；要“聪明”（耳聪目明），只有多听、多看，才能如此。

有现场观众提问：“如何看待目前的业余钢琴教育被考级捆绑，专业教育与比赛搁绑的现象。”对此，李民认为就考级的问题而言有三点：考级不应该与升学及其他功利性的环节或目的捆绑；当前考级和琴行捆绑，琴行为争做考级点，使考级进入了商品化的市场竞争环节；考级本身是件好事，但目前考级的品种太多太庞杂，所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使其规范化。就专业教育与比赛捆绑的现象，现在确实出现了“唯比赛论”，但问题并不于比赛本身，而在于教育，即在教学中如何看待比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以赛带练”、“以赛带教”有时候是一件好事，关键取决于是否适度。吴迎回答说：比赛的出发点应该是激发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兴趣，而不是为了名次或其他功利性心态。

四、关于音乐基础理论、学术出版和评论

以音乐基础理论、学术出版和评论为议题的第四单元由宋瑾教授主持。叶松荣教授以《从“外位性”理论、“全球化”视野看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为题发言。叶教授认为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对于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在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中，“自我”与“他者”是互为外位的、平等对话的关系，处于“外位”立场，对理解他国文化有独特的优势。叶松荣主张将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运用到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中，明确中国学者作为西方音乐文化的“他者”的重要性，强调异质文化的差异互补，促进学术发展走向多元开放。他进而指出，文化全球化非“文化一体化”，经济可以一体化，文化则应多样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应具备全球化视野，全球化视野涵盖国别视野，但又不等同于国别视野。“全球化视野”与“中国视野”不是对立的关系，但也不是等同的关系，而是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关系、森林与树木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应提倡“和而不同”，前提是要保持“不同”，即保持各自的话语独立，立足于各自的文化，以达成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相互关系中的协调共处之“和”，形成文化全球化。全球化对于文化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在保持各国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增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互补，共同促进全球文化的发展。

陈荃有教授立足于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做了题为《大陆音乐学术出版的现况及未来期盼》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出版业的鼎力相助”，且随着学术的发展，出版业的作用日益凸显。他随后论述到，大陆音乐学术出版行业自20世纪80至90年代经历了快速发展后，尽管能力和品质与日俱进，但整体而言未有实质性突破；进入新世纪后，音乐出版业的市场竞争使这一领域进入“战国时代”。再加上印张的不断增长以及数字化媒介的冲击，使得当前音乐学术传播、出版正发生“颠覆性的变革”。接着，他分析了当前出版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成因。例如，学术评价体系带来的冲击、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优秀出版人才的短缺、学术领域“重理论轻规范”的现象等。在报告最后，他呼吁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出版界应正视困难和曲折，两岸同行应作更深入的交流，互惠互通、相互受益，实现双赢。

蔡梦教授以《刘天华二胡曲〈空山鸟语〉审美研究――对雷默“音乐审美”与“审美音乐教育”思想的实践性探索》为题发言。她选择从音乐作品分析与评价的角度，践行雷默“音乐审美”、“音乐体验”的音乐教育哲学核心命题，即认为音乐不是音乐其之外的东西，人们无须在音乐之外寻找音乐；“只有沉浸到作品所包含的内在品质中，才可分享到其艺术的洞察”。因此，蔡梦在对二胡曲《空山鸟语》的音乐本体作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提出“审美音乐教育的目标：音乐性内容与非音乐性内容的统一与平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到：“领域理念，大力实践，不断追求音乐艺术和音乐教育的新境界。”

陈志音的发言主题为《评论者与创作者的互动关系之我见》。她首先认为，中国音乐评论的现状在于音乐评论的“话语权力”和“话语系统”形成多极分化的新格局，从音乐家的“专利”向大众化转换。其困境是艺术的评价，只有基本标准而无统一标准，以及音乐人文环境的沙化与恶化。陈志音认为，音乐评论与生俱来的特质是个体化、个性化的主观色彩；音乐评论的原则是，以真实性为底线，以独立性为精神，同时维护评论者的尊严和应有诚意、善意。对创作者来说，“一切现代思维和现代技法，必须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创作者和评论者不是“敌我”的关系，而是诤友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保持正常状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国音乐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

五、关于治学方法和音乐表演的学术研究

本次论坛音乐理论研讨的最后一单元是关于治学方法和音乐表演的学术研究，由罗艺峰主持。

梁茂春先生《虚假是治史的大敌――略谈“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的现时困局》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即近半个世纪以来，“有许多历史著述是不够真实的，人为的弄虚作假太多了，已经让历史变得面目全非”，其根源在于“对政治史、政党史的亦步亦趋”。随后，梁茂春以一种对过去写作反思性的态度，提出两点追求真实的途径：一是“口述音乐史”的研究，二是“边角音乐史”的研究。前者有别于“官史”和“正史”，后者“关注于主流历史看不到或不重视或有意屏蔽的那一部分”。重视这二者，以让历史接近真实。最后，梁茂春认为历史会有错误，这是教训，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能够成为新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成熟健康的机体不应回避错误和教训。

第9篇：中西音乐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美学;审美共通性;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传统绘画;关系

中图分类号:J20-05文献标识码:A

审美共通性是艺术审美的基本规律。同属视觉艺术及空间艺术的绘画与建筑,二者在发展历程与生活应用都有着高度的依存与审美共通性;建筑与绘画二者除可彼此应用与做为创作发想之外,建筑的空间与形式长久以来亦逐渐成为绘画的媒材。梁思成将中国园林(包括园林建筑)视为一幅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则认为园林是介乎古典型建筑和浪漫型的绘画之间的一种特殊艺术。①建筑在做为人类休憩避难的功能之外,也是一种美感的具体实践,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里说:“建筑风格的变迁就是以线为中心。希腊式建筑多用直线,罗马式建筑多用弧线”而这种作为形体单位的线,则是图画、雕刻等这种美的事物都必具有的要件。②王振复在《建筑美学笔记》中探讨建筑与绘画的关系,认为中国建筑的“园理”与画理相通;王世仁的《理性与浪漫的交织》则探析中国园林如画的美学思想。建筑作为一种与人类文化共存并落实于生活应用的艺术,实际上反映出各种生活层面的美感,也作为不同艺术审美的融合。正如《中国建筑文化大观》所说:“中国建筑是技术兼艺术的灿烂之华,……中国建筑一定程度上具有音乐的旋律、绘画的美意、诗文的气质与雕塑的境界;……在中国建筑的时空存在与发展中,这些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渗融其间,展开了一场场持久而甜蜜的‘对话’”③。

一、中国传统建筑与绘画的基本审美特征

1、重天人合一的传统建筑审美

中国的建筑在长久的农耕社会型态与特有的汉语言文化哲学之孕育下,映像出高超的土木结构科技与高雅理性而深邃的文化哲思,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淡于宗教与浓于伦理、“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达理”而“通情”的大地文化等四项特点,④并具有自然美、曲线美、均衡美、象征美、阴阳美等五种具体呈现⑤。如以儒、道、释等哲学理念将之聚敛浓缩于建筑艺术的审美理念上,则以“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三种精神体现于世。

(1)“致中和”的文化审美体现

《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建筑艺术的和谐美,首先呈示于其有机整体观中,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和谐美,也是孔、孟认为处于“天”、“地”之间的人,最好的自处方式,制导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⑥

传统建筑选址向来以“立于中”为先。卜辞有“立中,允入风”之说,因此国族社稷需位中土,汉书司马相如传之大人赋记载:“世有大人兮,在乎中洲。”“中州,中国也”;选址之外,城池规划、家宅民舍,也需“辨方正位”而“择其中”。至于城市与庭院布局则重视中轴线之观念:“在中国古代,具有中轴线布局意识、观念特征的建筑则随处可见。……北京紫禁城就是一个典型。”⑦梁思成认为:“以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⑧。可见“致中和”之精神不止成为天子以至黎民在建筑上必须谨守的默契,也是契合于华夏民族礼乐文化均衡、和谐的共通审美心理。

(2)“重礼教”的人伦教化呈现

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百姓的具体内容。举凡食、衣、住、行,抑或婚、丧、喜、庆,都不可以须臾离开礼,《礼记•乐记》云,“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荀子•乐论》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乐若崩,则国族恐将灭亡,故而言行必有礼法,屋宅建制也必须依循礼制系统。

汉高祖令叔孙通制订汉礼制度,废除秦社稷,设立汉社稷;⑨魏晋至隋唐时代进行频繁的修礼活动,至唐时完备了都城礼制建筑系统,并将郊祀等祭祀制度,形成国家大祀的定制。⑩任何朝代的礼制建筑非但受到君主的极度重视,也是民宅建筑的依据。宗庙、宫殿、陵寝等规划,除谨守其严格的伦理与阶层规矩外,台闽常见的三合院民宅建筑,则以供奉神主牌位的“祖厅”正厅为中心,两边等次而下乃为祖父母房、父母房,儿女房位居边陲,与最低下的厨房、仓库为邻;同样谨守伦常规范。至于庙宇、民宅之脊饰、壁堵或窗棂,常可见到的“赵子龙长板坡救主”、“彩衣娱亲”、“精忠报国”等壁画或装饰,是将忠孝节义的思想,透过建筑以达到教育子孙与思想启发的最佳境教方式。儒家重视人伦之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故而合乎礼教规矩与强化儒家人伦教化,乃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审美,亦使中国之建筑处处呈现和谐、平稳、冷静而兼蓄秩序与肃穆的景象。

(3)“敬天地”的轮回意识延展

《老子》诗蒸民:“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天道篇:“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中国人对于“天”,并非仅是“敬”与“畏”的关系,更是“亲”与“爱”的落实体现。天地育载万物,国族社稷之兴盛衰亡,则端视天子言行是否顺乎天道。行礼如宜,则天命永祚;逆天道而行,则天地将起异象,“天命”也将另择善德并取而代之。如《尚书》盘庚所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因而社稷寻址需依循四时以定方位,庙堂规制必循伦常以订礼制,庙宅陵冢形有所别以分阴阳,梁柱檐阶取材自然以尊天地。所谓“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记•郊特性》)“天神在上”,人便应安居立命,以仰天之德,礼敬天地,顺自然之法,周而复始,方得享永世不灭之资源。

2、尚文人精神的传统绘画审美

中国绘画的艺术性反省,是东汉末年及至魏晋时代的事情。而中国绘画艺术性的兴起,徐复观在分析后认为是因为以经学为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兴起、老庄思想及玄学风气抬头,以及人伦鉴识之风大盛三者为主要原因。B11因此中国的传统绘画审美也与之紧紧相扣,发展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美学特征和绘画传统。

(1)重传神

所谓“传神”,即系将此对象所蕴藏之神,通过其形象而把他表现(传)出来。B12“神”指的是精神,亦即老子《道德经》中第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以及《庄子•天下篇》“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合而言之的精神。《淮南子•原道训》中载道:“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世说新语•巧艺》中则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B13。是故,后来无论“穷玄妙于意表”的宗炳,作《叙画》的王微,或影响中国画坛深远的《古画品录》作者谢赫,都侧重“传神”一事。宋人邓椿也在其《画继》中提及:“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透过画作以传递绘者与受绘者之精神、本质与特性,是传统绘画最终的本义。

(2)崇气韵

精神是“视乎冥冥,听乎无声”之物,精神一旦落之于笔墨上,即化格为“气韵”。南齐谢赫于《古画品录》中有云:“虽画有六法,罕能该尽。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而所谓“气韵”,徐复观认为应将“气”与“韵”当作两个概念来处理,也就是嵇康所谓的“神气宴如”、养生论的“神气以纯白独着”;此乃由作者的品格、气概中透过“心斋”与“坐忘”的努力后形成的“神气”B14。“韵”是由上述的“气”所分解出来的,是一种音乐的律动,落实在画纸上,主要就是线条的本身,藉由线条,而将神形的“态度风致”在绘画上表现出来,所以邓椿在《画继》中强调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此即历代用以评定画作优劣的标准。

(3)尚雅逸

所谓“逸”,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从《论语•微子》中考证其原意,将古之所谓“逸民”分成“发中权”之“ 高逸”与“身中清”之“清逸”二者;认为此与魏晋时的“清”、“远”、“旷”、“达”相通。魏晋时代士大夫以人伦鉴识区分画品之雅俗,《唐朝名画录》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加定“逸品”,重视不拘常法,以自然为上的画作;至[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则将“逸品”置于“神品”之前:“高逸一种,盖欲脱尽纵横习气,澹然天真,所谓无意为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而“逸格”也得到北宋文人画家的推崇。故而“人到无求品自高”即成为追求画品格调高逸之不二法门。此须由绘者之思想人格着手,所谓“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B15因为太多红尘杂事,将使得作品显得“俗气”,无法入流。[清]沈宗骞也说:“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B16,邹一桂更以艳巧俗媚为忌,[清]邹一桂《小山画谱》中说道“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足见“尚雅逸”,确实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受到相当的重视。

二、中国传统建筑与传统绘画之审美共通

中国传统建筑与书画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无论是空间结构、线性变化及曲面构成等,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B17。尤其传统园林,更是如此。“中国古代园林的造园手法讲究虚实、透漏、因借与景移,园林建筑的布局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颇有章法。以有限的建筑园林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颇近于画理。”B18传统绘画讲究皴法、线描及墨色使用,以线条的粗细与曲直构成形状(shape),以墨色浓淡与色彩塑造质感;传统建筑则以线条与空间拟塑风格,以材质和规模形成量感。在长久的交融互用之中,建立出如下的审美共通性:

1、和谐与秩序

“和谐”与“秩序”为儒家的基础与特色,亦为传统画作与建筑的审美标准。王维《山水诀》:“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宋]郭熙《林泉高致集》则载道:“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李成《山水诀》也强调:“凡画山水,先立宾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所谓画有宾主,“主”与“宾”的关系确立,是绘画中维持“秩序”确保“和谐”的重要关键;[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元]王蒙的“秋山萧寺图”,千仞高峰之比例占据整体画面之泰半,溪流与人物则陪衬在下方角落。[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选择以人物在画面中所占的大小比例,区分帝王与随侍之关系,使主宾分明而和谐有序。作为古代建筑典册之《考工记》则记载:“王城居首,为全国血缘宗法政治中心。诸侯城列作第二级……。”“三级城邑,尊卑有序,大小有制。”同样在确立“主”、“宾”的次序;以祀奉至圣先师的孔庙为例,无论于建筑之定制、高度与规划上,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与庙中其他建物相比,则明显是王维所谓之“主峰”。

绘画与建筑虽不同于简册将圣儒教化之言语以文字条列,仍以不同形式展现其教化功能。上述阎立本之“历代帝王图卷”绘列各朝帝王,依各帝王之品德、功绩决定于该图卷中侍从人数之多寡、行路或乘轿、仪态雍容或抑郁;此与杭州岳武穆庙前秦桧夫妇跪像、武则天坟前的无字碑,同有奖善惩恶之妙趣。而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五代的“宫乐图”则与北京紫禁城以中庸致和为名的“中和殿”、福建南靖“和贵楼”、“怀远楼”等土楼之命名、台北“三峡祖师庙”罗列的“卧薪尝胆”、“田单复国”等铜雕壁画,以及桃园“范姜老屋群”的建筑彩画B19,同样隐含劝勉后人自强不息与守分向上的教化之功。

2、题名与定性

文人在画作上以文字题名落款与详加批注的习惯,最晚在魏晋时代已经出现,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南朝梁]萧绎的“贡职图”都有题名。而宋代画院考试常以古诗句为题,如“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等都曾是画院考试的题目B20。这些题名将创作者的意念,较纯粹的图像更清楚且具体的呈现,在线条与墨色的传达外,以诗句与文字的述写,将作者之人生价值与哲学思想透过画作详实的传递。建筑之“题名”一如画作,前述的“中和殿”、“和贵楼”以建物之名传递拥有者之意;清代末期常受法、荷、西等列强侵犯的台湾,钦钗大臣沈葆桢为巩固海防,于台南安平仿法国之堡垒形式建造一防御性碉堡,在其城额上题名“亿载金城”四字,以求该城池千年亿载不朽,使防卫固若金汤、易守难攻B21;还有苏州“拙政园”中“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对联B22、广州“陈氏书院”大厅格扇上“道太邱星聚一堂昌后世,德令广雅,风培百粤振斯文”B23的对联,都是借由“题名”,使建物呈现主人之风骨、寓意及人格特质的最佳写照。

传统画作的“性”主要来自于作品的题材、技法,而“格”则取决于创作者的品格修养。画作“性格”是赏析画作的重要依据。以工笔精绘而设色金碧艳丽者,鸟兽翎毛可见微毫,庙宇栋梁斗拱错落,画作呈现华贵而工整的气息,董其昌将之归为“北宗”,[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是其代表;而被归为“南宗”的另一派画法,善用渲染与淡墨,“流素而成云,借地以为雪”,重视人物神韵与山水灵气,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是其代表。

中国传统建筑属性与风格虽不分为南北二宗,却因其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直观而显性的建筑技术,有风格迥异的“徽式建筑”、“闽式建筑”、“藏式建筑”、“岭南建筑”等,或是各具其使用机能的“庙宇建筑”、“民居建筑”、“军事建筑”等,当然也有因营建法制而区分的“汉代建筑”、“唐代建筑”、“明清时期建筑”等不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文化展现的建筑审美。

3、隐喻与象征

传统画作与建筑的“性格”既来自于人的品格,其直观形象与显性特征,则以隐喻与象征的符号提供找寻其隐性意涵与内在精神哲理的线索。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类此相互关系与延伸意涵归结成一套系统,以直观接收的“能指”(signifier),与间接受引导的“所指”(signified),以及转译间接呈现的“意指作用”(signifitation),来说明符号如何演绎出的思想与其后续延伸的神话。B24

古代中国文人因身处封建体制与礼教文化的威权,早学会运用这种间接呈现的手法,将意念隐藏于若有似无的朦胧中,以求明哲保身。[清]郑燮的“甘谷菊泉图”的,隐喻自己孤高超俗、不与尘世同流,于浊世中仍有廉洁自持与不移的气节,因此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B25除“花中四君子”之外,传统画作中常出现的松、竹、梅,则代表坚毅而高风亮节的“岁寒三友”;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清泉象征君子之德、白石象征择善固执;而山水画中常出现的一叶扁舟,往往是隐喻着文人“一朝不得志,明日散发弄轻舟”的潇洒与自我藉慰的处世哲学与艺术精神。

这种隐喻与象征的手法同样出现在建筑审美上。在《周易》中,“九”为帝王至尊之数,为阳爻之天数;“六”为阳爻之地数。天九地六,为天地运旋之时运。所以建辟雍为太学,实际是将崇拜天地自然的观念渗透在教化、开蒙达智之中。B26杜耒《寒夜》“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是文人于其宅第中,以具象征意义的植栽自我惕励与期许。这种象征符号也许布置于园艺景致,也许形塑于居宅栏杆、窗棂、门堵壁画上。古代知府衙门厅堂里彩绘的青天、太阳、海浪与白鹤壁画或浮雕,就是为官仕人清廉自持、为民青天的自我惕励。中国客家传统民居更是以丰富而深刻的隐喻内涵和象征意义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深刻的印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依山而建,正面是红色的砂岩石垒砌的巨大浮雕石壁,中开大门,入门后为一条44级、上有玻璃光棚的笔直蹬道,正对陵墓,这种入口空间序列是古代陵墓神道的象征。”B27这是当代岭南建筑创作对传统建筑象征文化的继承。

4、气韵与意境

传统绘画审美具有“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特征,而传统建筑也将一系列文化讯息与素质蕴涵于其建筑“语汇”之中。梁思成与林徽音说:“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B28这种具有“诗意”与“画意”的“建筑意”,蕴含民族文化的深意,来自于民族的哲学、历史、伦理、美学等多种文化的综合,B29也就是所谓的生命韵致与艺术精神的“气韵”。王世仁也认为:“中国建筑的艺术形象,不在于单体的造型欣赏,而在于群体的序列推移;不在于局部的雕琢趣味,而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B30此“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B31序列推移的整体精神,除了阐释伦理精神,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对理性的人文探求。它可以是数字化的屋舍间架递减,也可以是燕尾脊角度的蜷起曲线与庑殿飞檐之如鸟翼昂起,说明中国人对秩序、婉转、圆融和向往天人合一等神韵品格的追求。

王振复先生以为“建筑文化,同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无庸置疑的。”,他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象征性方式归纳为“数的象征”、“形的象征”、“音的象征”、“色的象征”等四种。B32在这四种象征性方式中,窗户、石板、藻井、塔层的数目变化,与[明]龚贤《画诀》:“四树一丛添叶式,此四树一丛,三树相近,一树稍远。”及奚冈《树木山石画法册》:“聚则宜累累,散则为星星。”以聚、散、疏、密分布表现韵律的绘画技巧相符。苏州的寒山寺以“夜半钟声”揉合“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鱼火对愁眠”的意境,闻名于古今。台湾彰化鹿港龙山寺饶富韵律的龙柱造型,充满文人风格的覆盆式石雕柱珠,以及纯朴素雅的飞檐翘起,在香烟袅绕与斜阳西照的光影映照下,与其雅致的山门也拟塑出相同于董其昌“高逸图”那烟岚飘渺、宁静致远的幽雅意境。

5、布局与五行风水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所提的“经营位置”,即传统建筑所谓之布局,相似于西方绘画理论所说的“构图”(composition)。其中不同之细微处,在于以天人合一的美学思维中,传统绘画之经营与建筑之布局追求与天地相和,阴阳相生,于其甚者更要求符于五行风水之理。[宋]郭熙认为作画之时,凡经营下笔,必合乎天地B33。[明]董其昌则认为,凡画山水,须明分合,其次须明虚实。B34树石布塞,需密相间。虚实相生,乃得画理B35。[清]唐岱《绘事发微》则载道:“古人之作画也,以笔之动而为阳,以莫之静而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体阴阳以用笔墨,故每一画成,大而丘壑位置,小而树石沙水,无一笔不精当,无一点不生动,是其功纯熟,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画所以称独绝也。”石涛的《画语录》则以“一画”为核心,融合周易、道家学说和禅宗之说B36。

历朝的都城规划与宅第布局,同样遵循周易及阴阳五行之理念,善用左阴右阳,采“九”为阳数至极之法。《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至于宫殿型制,则遵循儒家规矩“前朝后寝”之制,所谓“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九为分,九卿治之”B37。东汉末年道教盛行之后,阴阳五行风水之说更深深影响其营建法制。《旧唐书》载武则天建立明堂的诏书:“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外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以八卦之形为台基,重视阴阳的顺序。而后之紫禁城,南京的明孝陵,其宫殿布局、尺寸与用色,都可察见五行五色与阴阳与风水之特征潜藏其间。以空间布局著名的苏州“留园”,西北为太祖山、祖山,是风水术中“干”位所在。为求“龙脉”流贯,因此于中部掘水池为“龙潭”,而东南“巽”位为“风”,在此设建筑,以求“风生水起”“龙气盈贯”。此“龙脉”相应于水墨画,则为画中山势之起伏,[清]王概比喻为人之气脉B38;王原祁则以为“龙脉”为画中气势,与开合起伏互为体用,若强扭龙脉则生病矣。B39

因此历史学者姜波认为:“北周五郊坛的高广和距城之远近,都合乎五行之数,使五行观念与五郊坛的对应关系更加整齐。……西汉晚期确立了阴阳五行学说在祭祀方面的指导地位……”何晓昕则说:“中国风水术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独特表现,是中国建筑与环境学的一种传统“国粹”。”B40

三、结论

中国画以线造型,以形写神,注重白描、散点透视、虚实相映,以有限之景寓无限之情,追求“象外之象”,以拟造气韵生动的“境”;中国园林则讲究虚实、透漏、因借和景移,其植栽与庭院的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以有限的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这种殊途同归的艺术审美,以儒家思想、老庄哲学、佛家轮回与五行风水为文化底蕴,发展出具有“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的建筑审美,也酝酿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绘画审美,无异是中国艺术精神现象的凝聚。

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是精神与生命的写照,是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追求,所有艺术犹如万流同归一宗,具有相隔却相通、神似而体异的审美共通性。尤其是集技艺与艺术于一体的建筑艺术,与传统绘画具有“和谐与教化”、“题名与定性”、“隐喻与象征”、“气韵与意境”、“布局与五行风水”、“心灵自在与自我抒发”、“对和的禁忌”等面象的审美共通性。这些审美共通性体现艺术品欣赏与审美之规律与经验,从而为扩充与深化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感受,实现审美超越,提供多样化的条件与契机。(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引自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②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下册,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79页。

③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④ 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

⑤ 参见张士全《论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水美学思想》,新浪博客网。

⑥ 刘月《中西建筑美学比较论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⑦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⑧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⑨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5页。

⑩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36页。

B1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46-157页。

B1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58页。

B1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5页。

B14参见曾炎辉《“气论”在宋朝山水画中的影响》,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3-69页。

B15方咸亨《中国画论类编》,《邵村论画》,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版,第145页。

B16参见朱晓红《沈宗骞――中国书画画语图解》,《芥舟学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B17参见叶育男《形体的自由化――东方书法与美学在数位构筑中的初探》,台北新竹国立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19页。

B18唐孝祥《近代岭南建筑美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B19倪晶玮《范姜老屋建筑彩画中之文化意涵》,《建筑学报》(台北),2009年第68期,第236-239页。

B20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B21李乾朗《台湾建筑史》,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68页。

B22此联置于拙政园西山之“雪香云蔚亭”,为[明]文征明所题。原文出自[南朝]王籍《入若耶溪》诗“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影逐回流。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之其中二句。

B23此联置于陈氏书院(陈家祠)首进大厅格扇,上下联之大意为:“追寻着太邱祖的道路,将贤德之士集于一堂以切磋学问,昌盛后世;与德芳百世的广雅书院为邻,以优良的学风培育我百粤的子弟,举拔人才,提振文风。”文在缅怀先祖,尊崇广雅书院的文风,并勉励后代子孙勤奋向学。

B24参见罗兰•巴特《神话学》,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9-187页。

B25参见全景博物馆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名画博物馆》(第四卷),第450页。

B26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B27参见李倩《中国传统建筑象征的审美文化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4页。

B28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

B29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B30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B31《十三经注疏》卷11《礼记注疏•中》,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3-1135页。

B32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0页。

B33郭熙《美术丛书》第九集《林泉高致集》。

B3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B35蒋和《学画杂论》,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B36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页。

B37转载自罗哲文、王振《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B38[清]王概《芥子园画传》该段原文:“所谓嶂,盖山之颅骨是也。此处起伏为一山之主,而气脉联络,并为通幅之一树一石,皆奉为主。又有君相存焉。……山有高有下,高则血脉在下,肩骨开张,基脚厚壮,峦岫环绕,映代步绝,此高山也。”

B39[清]王原祁《雨窗漫笔》该段原文:“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古法虽备,未经标出。石谷阐明,后学之所矜式。然愚意以为不三体用二字,学者中无入手处。龙脉为画中气势,源头有斜有正,有浑有碎,有断有续,有隐有现,谓之体也。开合从高至下,宾主历然。有时结聚,有时澹荡,峰回路转,云合水分,俱从此出。……若知有龙脉,而不辨开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势。知有开合起伏,而不本龙脉,是谓之顾子失母。故强扭龙脉则生病。开合逼塞浅露则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则生病。”

B40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41页。

Aesthetical Intersection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Drawings

TANG Xiao-xiang1,WANG Yong-zhi2

(1. School of Agricul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Scien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