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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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质性研究、尤其是人类学考察、民族志研究进路。论证是一种实时发生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实践活动，通过人类学考察能全面而真实地对其具体形态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释，进而确切揭示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开展田野调查，尤其关注其实际生活中论证活动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与解释其中的特定行为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参阅人类学家关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记述的论证行为和活动，进而揭示其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此外，我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着论证实践的诸多文本，也为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论证实践的特殊形态和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②。
第2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一)上层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冲突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实际上是一种上层意识，反映的是这一特权阶级本身的经济利益与稳固政权的需求，并通过多种形式，对其经济和政治上已经具备的优势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宣扬。同时，统治阶级以此为基础，来设计其政权组织结构、统治形式以及政治策略手段和政治系统的运转机制等［5］。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通过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其政治影响力最终转换为社会公众内心的政治权威和价值标尺，与政治强制手段一起共同维护其统治地位。十分显见的是，这种上层意识将社会公众的利益放在了时展的最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种上层意识都最终遭到了社会的遗弃。在当今社会，上层意识已经难以发挥其传统的社会功用，并与民主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尤其是在“人治”和“法治”的冲突中，让公众再一次认识到了追求民主、体现民主对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二)平等观念与等级观念的冲突
虽然在我国的传统行政文化中“平均”思想一直被推崇，在特殊的年代，还产生了难以预料的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或者并未伸展到社会发展的根部。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等级身份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的社会利益是极为不同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个体都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固定角色，这种角色的“分量”也就直接决定了他能够得到的权利与社会地位［6］。但是，可以断定的是，这种在传统行政文化中长期存在的等级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体现的平等观念明显相悖。在当代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注重的是按照个人能力的大小和对社会贡献的高低确定其价值以及其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这表明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三)人治与法治的冲突
在我国以往的社会中，行政管理的实施主要依赖于“人治”，即通过树立统治者的权威，通过强制式甚至是教化式的方法将统治者的权威神秘化和神圣化，“权威崇拜”或则“屈身权威”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常态，百姓在统治者树立的权威系统中完成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是，无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以其他时代的眼光对此进行测度，“人治”下的行政管理和因此而形成的行政文化是有其致命的缺陷的，从行政效率低下、效果不突出到贻误国家大事的事实比比皆是。可是在当今时代，这种曾经广受推崇未受任何质疑的行政管理方式却与时代的要求相冲突，在人的充分发展得到越来越广泛认可的大时代背景下，需要通过法治的形式取代人治。法治的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相对于人治而言，法律的公正属性更加明显，作为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法治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得到了认同和施行。
(四)功利主义与伦理至上的冲突
在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儒家、墨家和法家都讲功利，但从本质上讲，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行政文化还是有意无意在淡化着功利色彩，伦理至上的成分更多，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我们能够看到太多的“重义轻利”的案例，甚至会将人们对物欲的追求视作非君子之为。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在我国，历经了改革开放的思想释放，作为对传统行政文化中“伦理至上”思想的否定，功利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和兴起。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人们必须对物质利益予以重点关注，否则，在社会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今时代，其利益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和窃取。所以，功利主义成为当今社会的常态已经变得无可厚非。而这与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可以得到调和的迹象。
二、传统行政文化视角下当代行政管理的发展与回归
中国传统文化与行政管理的契合并不是偶然完成的，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传承一直都没有间断。因此，在当前情况下，行政管理要想获得长久的健康发展，就需要在传统文化视角下，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回归，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庞大树荫下，回归到“人”的和“文化”的本性中去。
(一)充分认识行政管理的文化属性
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是极为直接和深远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要想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高效化，就需要充分认识行政管理的文化属性。这是因为，如果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依存较为松散，社会活动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制度结构和日常生活就会变得混乱。因此，为了构建一个平等协调、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通过当代行政管理搭建一个间接的平台，以此协调各种文化，使不同文化思想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实现共融，真正发挥政府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合理挖掘传统行政文化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其中的行政文化也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行政文化中，有些思想和方法在兴盛多年之后已经逐渐趋于腐朽，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从这个角度讲，为了实现当代行政管理的回归和发展，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外，更需要的是对其及其所属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批判。只有在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辩证的挖掘和使用，才能赋予其时代的生机，才能在传统行政文化和当代行政管理之间找到契合点，实现社会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三)加强行政管理的道德建设
“正大光明谓之政，国泰民安谓之治”。政是治的条件，治是政的结果，一个国家、社会的行政人员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要从己做起，以德服人。从行政学的角度讲，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体制是否科学，执政方式是否完善，执政绩效是否明显，是评价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今社会，统治阶级执政理念的实践效果，除了要通过“法治”的形式加以实现外，在客观上还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成效直接相关。单就这一点而言，当代行政管理就应该向传统行政文化获取道德建设的精要。“政者正其身”，“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官员只有做到了品行端正、执法守法，社会公众才能上行下效，执政主体的施政主张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三、结语
第3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一）民间艺术的特点
“一提到民间艺术，很多人立即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民间工艺制作。”的确，较之其它层面的艺术活动，民间艺术具有更为明显的物化特征。民间艺术是艺术的审美形式与实用工艺相融合的产物，是劳动者自己，而非专业美术工作者创造的在乡村城镇中广为流传的艺术，它寄托了民众的美好理想和心愿，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见。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自己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念和艺术形式。民间艺术的审美形态和形式种类非常地丰富多彩，其文化内涵丰厚，他的许多造型、图式可以上溯到华夏民族的起源与中国文明的源头。民间艺术按照材料工艺分类有：雕塑、绘画、刺绣、印染、编织、金属工艺、漆艺、陶瓷、木版年画、剪纸等。按照使用功能分类有：家具、建筑、服装、环境装饰、节令用品、玩具、文房四宝等。
（二）民间文化中保留着大量原始成分
讨论民间艺术，不能不谈原始艺术。民间艺术的源头与母体，无疑是原始艺术，直到现在，很多偏远地区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中，具有他们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仍保持着较浓的本民族原始艺术风貌。从人类出现早期包含了强烈生存欲望而由现实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原始装饰艺术，自身具有顽强的历史时代特征，从产物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原生状态民间装饰艺术，同时它本身一直延续影响着今天的民间艺术，因此，我们现在依然能够或隐或现、或淡或浓地看到从原始艺术中承袭着的文化思想、民族情感、审美标准、艺术形式等，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具体图形和艺术词汇。这一特点与人类社会发展中其他社会层面发展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较为鲜明的断代性颇有不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陕西安塞一带民间剪纸中将大块平面纸张刻剪成线条后形成的蛙形象与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上所描绘的蛙形象在造型方面非常近似；还有陕西民间刺绣如“双鱼连生贵子图”的图制与在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上所绘“双鱼生人图”也有着显而易见的沿袭特征。他们都是原始艺术中出现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图示和词汇。在民间艺术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原始艺术。
二、民间艺术对当代绘画的影响
在美术史中，各个民族的传统艺术元素都或多或少地被传承了下来，并且很多被运用到了当代艺术创作当中，以下就是说明国内外民间艺术对当代绘画的一些影响。
（一）西方当代绘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当代绘画与民间艺术相融合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当代绘画还是民间艺术都得到了新的升华。在当代西方社会充斥着各种非理性思潮、革新思潮、反叛工业文明及现代主义思潮、颓废与虚无的思潮、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思潮、怀旧即传统回归的思潮，这些新旧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艺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拼版图，成为当代或后现代西方文化艺术新的重要绘画艺术创作思想。其中传统回归也是其特点之一，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使很多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文丘里是视觉艺术领域早期突出的代表之一，认为建筑师应当是“保持传统的专家”。他提出了“对艺术家来说，创新可能就意味着到旧的或现存的东西中挑挑拣拣”的大胆观点。文丘里以非理性的态度坚持和继承性地应用传统，他提出在当代保持传统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传统和适当引进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和“通过非传统的方法组合传统部件”。在文丘里、霍莱因、斯特林等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作品中，出自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等历史时期的建筑部件和符号被大量挪用，并且进行了颠倒、转换、异变等方式的重新构合，利用这些传统元素融合新的技术使其产生了新的意义。具象回归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架上绘画艺术创作的重要倾向之一，其保持和挪用传统的方式同建筑艺术极为相似。在此风格的创作中，传统的民间艺术元素被有机地分割成不同符号化的元素并分别加以应用，进行重新打破再组合和造型上的异化，而非学院式的忠实复制和虔诚模仿。在当代西方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的创作中,“挪用”现象极为多样化，有的被衬托表现气氛，有的被用以强调精神或文化的联系，还有的则单纯只是一种形或思想的“戏似”。对于很多现代西方艺术家而言，在作品中引用传统元素，是审美观念趣味的轮回，也是在创作中试图寻找新的艺术语言和出路的一种方式。如高更、马蒂斯、鲁奥等人都是突出代表。高更早期的作品中虽然表现出追求形式的简化和色彩的装饰效果，但并未摆脱印象派的表现手法。之后画家多次前往法国布列塔尼的古老村庄绘画写生，对当地的自然风情、民间版画多有涉猎，之后又对东方绘画的风格感兴趣，逐渐摒弃了之前绘画中的写实表现法。高更的艺术思想总是向往着远方，喜爱具有不同民族风格和异国情调的艺术特色，他提出绘画艺术应抛弃古典文化和现代文明冲突产生的矛盾阻碍，回到最简单、最原始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他在作品中抱着极大的生活热情真诚地描绘土著民族人物形象及他们的生活状态。《神日》是高更的代表作，作品用线条和强烈的色块组成，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装饰效果，整幅画面简洁、色彩强烈、活泼鲜明、富有想象力。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绘画也将西方先进的艺术思想同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相结合，创作出了新的艺术风格。
（二）我国当代绘画运用民间文化元素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命线，我国的当代绘画应当对民间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圆浑的整体，例如在历经多个时代的古城陕西，无论是目前科考已出土的周、秦、汉、唐文物，还是民间保留的风土民俗、服饰剪纸、戏曲民歌等。中国的民间艺术更富有东方高层次的艺术品质。在我国的传统民间装饰图案中，有许多恒久不变的常用主题，并越来越具有相应的世界认知度，如中国的吉祥图案龙、凤、牡丹、麒麟、鲤鱼、莲花、福字等，这些具有相同主题和意义的图案虽然会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具有形象的变化，但是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及造型没有较大差异，这些具有传统民族特点的图案纹样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绘画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的艺术特点。对民间文化艺术重新认识、全面认识、并广泛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撞击，使中国艺术从“现代艺术热”转向对传统文化反思后的“寻根热”，激发了人们对民间文化的空前热情。不少美术家吸收民间艺术元素，使自己的作品风格为之一变，更加具有原始味、民间味，并不断有思想独特、形式新颖的作品出现，创造出了新的艺术风格，同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顾黎明就是当代中国新艺术风格的代表画家之一。他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结构的造型符号为作品构成基础，以中国民间广泛且多远的艺术词汇为作品母体，在深入进行文化思考前提的同时，对中国民间艺术的造型符号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解构，开辟了中国油画后现代主义意识探索的新思路。在作品的造型上画家采用审美造型，参考民间传统造型中的创作形象，汲取中国意象造型的特征，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精确刻度把握。色彩观念方面则大胆地将当代因素、时代特征带入民间传统绘画色调，以富有文化感、历史感的情绪表达画面中每块色彩的情感倾向性，以期改变以往绘画中一旦借鉴传统中国民间年画风格即在画面中大量使用红、绿、黄、蓝等直接色和强对比色组合的简单化的表达。他创作的《门神—线版•色版》系列的文化感塑造得极为深刻。画家从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刻印制作过程中，由民间年画的意象表现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从而感悟中国民间艺术工艺操作的文化内涵，领悟中国民间艺术在本质上是以操作、实用过程获取审美满足感的人文艺术。画面中传达出的高冷艺术与民间画工制作的矛盾交融，透露出历史感、文化感的灰色与民间艺术艳丽色彩的互补，使画面表现出富有极强思想性的艺术水平。
三、民间艺术元素对艺术发展的影响
第4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当代油画；中国传统文化；融合
在当前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在多元、立体交叉大的文化语境里，要如何研究和发展我国的文化美术事业，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认识，深刻理解和把握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这对我国文化艺术及绘画艺术的发展、创新具有实质性的深远意义和价值。当代中国油画在受到西方绘画影响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我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
我国当代油画面临的现状是进入21世纪，随着西方的各种艺术思潮的影响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带动下，不仅使得一些艺术家迷失了方向也使我国当代油画艺术的审美和评价标准模糊不清。
一些中国当代的油画艺术家由于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淡薄，导致思想上越来越多的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表现在作品上便是缺乏中国特色和文化内涵，使作品失去了应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艺术市场，攫取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评判权，使得一些中国的油画家盲目地迎合西方文化艺术的评价标准，得到西方策展人的承认，从而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汇聚中华人民几千年的智慧和劳动，它经历了古老的彩陶和文字的发生时代，经历了青铜时代，在历史的传承中，我们的祖先创造发展了自己特色的漆文化和茶文化，有附和自己文化和历史的雕塑，建筑和家具，享有丝绸之国，瓷器之国等美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中国油画艺术应该是以其灿烂的民族文化为背景，向世界展示一个历史悠久，蓄势待发的一个民族。中国油画艺术应该既能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又能体现时代的风貌。所以，当代油画中有必要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认识到其中的迫切性，中国油画的文化语言才会真正走进世界，立足于世界,被人们记住。
我国当代油画艺术创作的提升有赖于艺术家建立自身传统文化修养和艺术修为。面对文化的全球化，作为中国油画家不仅应该熟知哺育自己成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还应了解和研究西方的各种艺术语言，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艺术文化修养。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不断融合、不断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民族，许多少数民族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对外来民族文化艺术的引进、选择与吸收融合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如印度佛教文化的进入，在艺术上丰富了中国的绘画、雕塑、舞蹈和音乐的发展。佛教绘画传入中国后，迅速的提高和丰富了民族绘画的技巧和表现力:比如闫立本、李思训等画家吸取佛画中金银色和其它多种强烈色彩的手法，创立了金碧山水画。
因此，中国当代油画家需要正视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唤起主体民族意识，使中国当代油画作品由于继承了民族文化精神而具备更高的艺术价值。
进入21世纪，通过其开放包容的特质，中华民族再次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给中国油画带来了外国的艺术思想，随着西方的艺术思潮迅速在全国的传播，给封闭以久的国内艺术界带来新的气息。但是，当时中国只单纯的对西方艺术思潮和西方现代艺术各流派的借鉴和挪用，并没有自己创新。紧接着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带动下，伴随着后现代艺术思潮涌入导致一些艺术家迷失了方向。针对我国当代油画的艺术审美标准应该怎样确立，判断和评价，其发展应该如何评估，油画艺术的基本价值应建立在哪些基点上，国际文化艺术领域都在反思和审视当代和后现代艺术的状态，并认为应该重建本土文化精神，重新认识本民族传统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品质。
中国当代油画面对文化全球化，应对中国传统文化引起关注，尤其是具有丰厚文化传统的东方美学艺术的思想体系。中国艺术、美术的发展、审美取向及价值标准的核心也只有一个，即以民族精神为主导和统领的艺术多元化。所以注重民族精神内涵的表现，大力提倡和弘扬民族精神，也是我国文化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应该具有时代精神、民族特色、个性创造的艺术语言，我国油画艺术应该进入一个独立创造为主的新层面，只有这样中国面对文化全球化发展当代油画艺术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历史的必然的趋势。
第5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第6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1.国画意境论的概况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国画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具有多样的品种、丰富的形式与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都是珍贵的财富。国画的精髓便是其意境，国画意境是指画家在作画过程中，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与认识，将自身的思想与感情融入到其画作中，进而形成了一种艺术境界。在画作中体现了画家的情感、思想、愿望与心志等，让画作呈现出情与景的交融，体现出生动之美，结合了虚与实、有与无等，同时国画中蕴含着空白美学、气韵美学与笔墨美学等。在提倡民族艺术传承的今天，国画意境论决定了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美学本质。
2.图形设计的概况
图形通过视觉及其生动的、具体的形象，从而实现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是一种视觉符号，它在平面设计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现代图形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设计的目的，通过设计要实现信息的传递，传递信息是图形设计中最为基础的要求，也是其根本原则，因此要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其二，设计的语言，设计的语言不仅包括信息，还包括感官艺术；其三，设计的形式，要保证其具有多元化、多样化与符号化；其四，设计的理念，其理念要不断创新，使其设计具有个性化与独特化，从而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同时要保证其设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使其能够通过生产，从而创造一定的社会价值。图形设计作为文化符号中的一种，虽然在形式方面与国画有所不同，但仍需关注意境的问题。当代图形设计要根据国画意境论与图形意境论，对其进行灵活的运用，才能保证其设计具有中国特色。
二、国画意境论对中国当代图形设计的影响
国画意境论是作者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在作画过程中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其中从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具有中国韵味的国画。在画作中展现了景的美与情的真，将景与情进行了高效的融合，从而显现出了中国国画艺术的精髓，体现了意境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在文化方面世界各国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国设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面对着不同的国际元素，在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特的魅力，即：民族美、中国韵。中国设计师逐渐注意到，在世界的舞台上，要保持自身的特点与魅力，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能在设计界独树一帜。当代中国图形设计要保持其传统的特点，使其设计的图形具有一定的意境，因此，要对国画意境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设计作品中不断尝试，将传统美与现代感进行有效的结合。中国设计师，要对客观事物进行全面的观察与认识，并在设计中融入其感情，使其作品富有活力与生机。当代图形设计中运用国画意境论，其创作过程中要坚持结合意境与形象，坚持融合情与景，坚持结合虚与实。图形是意境的重要载体，通过具体的图形让人们感知其中的意境；设计师在图形设计中要注意意境的创设，将图形的相关元素进行组合与排列，从而刺激欣赏者的情感，在意境中生成形象。融合情景，便是通过图形传递设计者的情感，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明确其创作的意图，从而选择适合的图形开展其创作，不仅要使其达到传递信息的作用，还要让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结合虚实是创造意境最为重要的法则，在图形设计过程中要注重对图形的布局，突显象的实质；同时设计师要对接受的对象进行选择，使其意境符合对象的心理需求，还能够体现设计师的审美观念。当代图形设计中运用国画意境论，其创作的主要途径有构图、笔墨与气韵，通过三者的有效结合，从而体现图形的意境。国画的构图形式是通过画面结构来体现意境之美的，主要的构图方法有散点透视与空白处理，在图形设计中将二者进行有效的运用，将使其具有浓厚中国绘画艺术美感、东方传统意境与哲学韵味，同时还使其具有极强的现代感；笔墨在意境创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墨色的变化，使画面具有丰富多彩的效果，在设计中运用笔墨，将使其设计更加简洁、丰富、大气，同时通过笔墨营造出的不同意境，将带来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
三、总结
第7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当代平面设计；影响
0 引言
我国许多当代平面设计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身影，可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当代平面设计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虽然，平面设计是属于真建行实存在的，要具有一定的物质性，而且这一内容是不能够有任何违背的，但是设计同样也是一种文化，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平面设计。无论是平面设计人员还是平面设计的需求人员都不可避免的受到周围生存环境的影响，也都在有意或者是无意的与传统文化亲密的接触，也正是因为平面设计中有了传统文化的引入，平面设计作品才显得更加生动，更加的多姿多彩，充满艺术的气息。
1 构图形式
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一直都在追求中、全、和。对于中就是中心，不偏不离。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就是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大家风范，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儒家的思想观念为古代的设计指引了方向，阴阳五行为设计标定了主要的方式。例如，在我国古代的建筑设计上就有着充分的展现，古代建筑在成体的布局上讲究层次感，而且对于对称性十分看重，表现色彩认为寒色是最高等级的颜色，代表着无比的尊贵。系统规划的设计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构图的主要方式上也存在着较多的体现。
1.1 中线 中线就是以中间的一条线为基准，从上到下贯穿整个设计画面的构图方法。在我国目前的图形设计中，应用中线这种构图方法进行排版的作品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种方法与德国采用的上升式斜线排版方法以及日本所采用的重心在下的构图方法有着十分强烈的对比，这种构图方式正是求中观念对于当代平面设计师设计作品的影响。
1.2 对称 西方的古典美学中认为对称是一种美的表现因素。我国许多美术团的构成中也都是成双成对的，像不对应的对称之美也是如此诞生的。例如，我国的剪纸传统艺术、风筝的彩绘等等。对称的方式能够将均衡美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设计师对于对称的构图方式十分喜爱也展现了我国传统文化无可抗拒的魅力[1]。
2 表现形式
我国儒学讲究的要中规中矩要有章法，但是我国的道家思想却是自由和随性，这两种观念同时也代表着我国古代两种完全不同的实际思想，其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使得我国的设计思想更加的全面、完整。就好比拥有者至高等级的紫禁之巅也能与江南的景秀园林和谐共处一样。道家思想讲究清净，有着自身独特的道德准则，同时还有着封闭含蓄的文化内涵，使得我国传统艺术上开始重视，那种朦朦胧胧、蕴含深意的艺术表现方法，为我国图形设计注入了新的附有活力的血液。
2.1 传统水墨 中国绘画是一种传统文化更是一种艺术，当代平面设计从我国的绘画中学到了很多内容，例如，画笔描绘的线条以及整体的色调等，最为重要的是传统水墨画那种随意的笔动，那种虚实相交的表现方式被我国当代平面设计广泛借鉴，它并没有具有特定的规律，但是它具有着良好的渗透性，它能够与当代的商业设计合理的融合在一起，给人们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每一个水墨画家都认为自己手中的画笔是有生命的，水和墨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灵魂。中国的水墨作品能够具有着良好的表现力与绘画应用的工具盒材料是分不开的。例如墨、宣纸都严重的制约了水墨作品，毛笔蘸着墨水与宣纸接触，落笔之后就不能够再有所更改，只有在真正放松状态下自由的绘画才能够得到满意的作品。许多的当代平面设计师对水墨有着过多的偏爱，也是因为水墨具有的那种随意、那种洒脱。
2.2 传统文字 我国的汉字可以说随着我国的历史进程不断的进行演变，是我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在当代平面设计中，应用到中国文字的平面作品随处可见，使得平面作品具有着本土的艺术文化气息。中国汉字最大的魅力展现就是它形象的字形和特别的结构，汉字中可以说暗含着视觉表现所有可能性。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在我国清代时期非常吉祥的文字黄金弯梁就是利用汉字的结构，然后，巧妙的将这四个字连成一个图案，也是我国现代字体展现的成功案例。乾隆皇帝曾经在美丽的西湖题字，写下虫二两字，这两字正是风月二字的字心，这种引发内心思考的表现手法，不仅仅能够使人们感受到文化上的趣味，同时，还能够进行信息的传达。我国的书法和篆刻是汉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使得汉字更加具有内涵。我国书法类的字体，线的流动，笔锋婉转有力，也使得书法文字造型受到广泛当代平面设计人员的喜爱，并且应用到如今的广告或是产品的外包装上。
2.3 色彩表现 在我国的古代对于色彩的应用是有着严重制约的，黄色为颜色的最高等级，所以，在皇宫之中才能够应用。一些王侯将相的府邸应用红色，对于贫民的住处只能应用黑、白等颜色。同时不受限制的在我国民间不断发展开来，而且表现出一种十分绚烂的面貌。在我国的当代平面设计作品中也能够感受到大俗与大雅这两种鲜明的个性。
朴素就是在我国当代平面设计中所表现的黑白对立的表现形式，黑色和白色也是构图的基本色调。在我国的古代黑白两种颜色被称之为玄素，也就是说黑色为万色之父，白色为万色之母，黑白两种颜色构成的太极图案也被人们认为是色彩表现的最高境界。朴素的图形能够有效的舒缓人们视觉疲劳的状态，将作品所蕴含的典雅气质更好的展现。浓艳就是注重于各种颜色搭配，我国古代浓艳主要应用的颜色有五种，通过合理的配置，表现效果十分的强烈，也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这种传统的浓艳表现方式在我国当代平面设计中也有所展现，在我国的传统食品的包装上是最为常见的，例如桂花糕、月饼的包装上。
3 结语
传统文化的内涵就是当代平面设计作品的灵魂，许许多多的当代平面设计作品中都含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气息。面对西方表现形式的冲击，如果一味的追寻和模仿只能使的设计作品更加的死板、呆滞、没有生机，只有将传统文化融于当代平面设计作品中才能够使得作品具有生命力。
第8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当前，水利行业尤其是黄河系统，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黄委和网管中心为主点，向全流域扩散为面的、四通八达的网络体系，而水利系统的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平台仍然是有待填补的空白，现已迸发出与数字黄河不和谐的音符，已逐渐显现出对“三条黄河”发展的一种制约作用。因此，顺应时代潮流，适时推进水利行业档案信息化建设，是黄河水利档案工作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加速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提高档案信息服务水平的必由之路。
2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并且强调，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档案工作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着如何始终做到与时俱进的关键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推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档案事业更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广大档案工作者应积极投身于信息化建设的浪潮中，以科学、创新的姿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增强时代责任感，增强服务意识，充分认识到只有通过档案资源信息化，采用先进的数字和网络技术，建立起有效、快捷的档案信息服务网络体系，形成向全社会开放的服务平台，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自由共享，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档案资源，为国民经济和水利行业向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息保障。
3思路与建议
3.1以人为本，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人才是知识管理人才，信息的知识性及档案工作的专业性决定了档案管理者的劳动是知识性劳动。当前，档案现代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和核心，就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即计算机档案管理。电子计算机以其高速运算与极强的数据处理能力给档案管理者带来了科学的管理手段与先进的检索方法。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不仅需要具备图书、情报、档案学的专业知识，还需具备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加工处理能力等。目前水利系统档案人员知识结构还远远达不到要求，这将成为制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瓶颈问题。所以，加快培养和造就一批信息化建设的管理型、技术型和复合型人才就成为了当务之急。3.2要改变档案工作长期无声无息的封闭局面。要面向全行业，乃至全社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加强协调能力，为档案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3加强对档案工作者信息意识培养。彻底改变传统的档案“重藏轻用”局面，使档案人员在工作中充分调动和运用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和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对档案信息资源实施科学管理与有效开发利用。
3.4加强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学习与档案信息化相关的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数字化技术知识、网络技术知识、现代管理技术知识、外语知识等，提高档案工作者掌握和运用现代化技术的技能，以适应档案信息化的发展。
3.5强化训练，加强培训。对档案工作者分层次进行基础知识教育、高级理论培训及档案专业教育，同时突出时代应用知识教育，对档案工作者进行市场经济理论、法律、WTO等知识系统的教育培训，培养一支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年轻的档案生力军，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档案管理队伍中，使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而且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
3.6加大档案现代化管理的投入。制约档案现代化管理的因素有很多，如资金、人才等，但起主要决定因素的是领导者的现代化意识水平，表现以下四点。
3.6.1首先，应投入大量的精力关心和支持这一工作，没有资金，应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投入资金；没有设备，应千方百计配置先进设备；没有管理人才，应积极培养、选拔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把档案现代化管理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列入本单位重要达标的内容进行考核。
3.6.2其次，各级领导，尤其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每年至少要研究一两次档案工作的重大事项、重要课题，定期听取档案工作汇报，了解档案工作现状，提出要求，下达任务，指导档案部门依法开展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3.6.3再次，上级领导要重视和加强本系统内的交流与合作，在本系统造成一种互帮互学，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以先进带动落后，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档案现代化管理上的差异，取长初短，共同提高。
3.6.4最后，宏观上要有总体的指导思路，实现发展战略上的创新，微观动作上实现管理内涵和技术手段的创新，这对档案事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9篇：当代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 文化 传统 后现代性
一、现代性在文化领域中的梳理
1．现代性的界定。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歧义颇多的概念。比如：哈贝马斯从作为“时代意识”的文化精神角度把现代性理解为“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吉登斯则明确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认为“‘现代性’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此后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我们认为，从内在规定性来看，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换言之，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包括精神飞跃和制度更新）发生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折，即现代化。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精神，它代表着渗透到现代社会所有方面的本质规定性。
2．现代性的核心――理性意识。理性意识是现代性最根本的哲学观念和哲学精神，这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的，因为，从传统社会的经验结构中脱域出来的现代社会的理性存在方式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理性或精神获得了一种自觉性或反思性。17世纪，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启蒙运动理性意识觉醒的先声，使得“我思”、理性作为近代哲学的基点凸显出来；黑格尔在启蒙运动之后将“我思”、理性上升到“绝对精神”――自在自为的世界、历史之本体的高度，给予理性以客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释。启蒙运动对理性的理解基本上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理性是人类的一种理智能力和对这种理智能力的运用，这就是启蒙运动的理性观，也是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理性意识的根本立场。
3．现代性的文化维度。(1)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在前现代的经验文化模式下，绝大多数个体是按照经验、常识、习俗、惯例而自发地生存。只有当个体超越纯粹的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的阈限，同科学、技术、理性的自觉的精神再生产或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发生实质性的关联时，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断裂才实质性地发生，现代意义上的人才真正产生。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个体的自觉状态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殊状态，而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普遍的生存状态。(2)理性化的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当个体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本质性特征和规定性时，整个社会的普遍心理、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验式、人情式的宗法血缘的前现代的文化基因让位于自觉的、理性化的人本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公共文化精神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必须兼顾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现代个体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如何保证那些追求自我利益和自我实现最大化的自由个体形成一个合理和合法的共同体。(3)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现代性的文化精神维度不只是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和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精神，它还会进一步整合为一种关于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前景和人类的终极目标的总体性的、同一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纲领化的文化精神或社会价值，或者说，整合为一种系统化的、自觉的意识形态，一种自觉的、理性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一种具体设计和规范人类历史目标的“宏大叙事”。
二、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焦虑
对于中国学人而言，对现代性的认知是“西学东渐”后的事情。以晚清作为起点，现代性是中国学人在精神上与社会变迁上经历已久的问题。从思想观念――社会运动的现实认知角度讲，现代化首先为中国学人所认知，这是由于作为普世化的“现代”思想与社会运动影响中国社会，首先是从现代化的普世化运动之强行楔入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获得根据的。依据这一运动提供的强有力支持，现代化携带的现代性基本理念进入了汉语文化语境，这是此前中国人所完全陌生的文化理念和社会运作方式。
当前，中国正是这种“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同构成了一种本土文化的内在阐释焦虑，同时也形成对西方文化及全球文化的空前的阐释焦虑。我们当下的境遇是，再沿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轮回式的轨迹重来一圈，用“前现代”的标准替代“封建遗毒”的名号，将中国文化再涂污一遭？还是以当代西方文化语境出现的批判现代性话语或后现代性话语，作为反思中国当前文化语境的现代性问题的横移性资源，来确证汉语语境中现代性问题反思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呢?还是别有蹊径，避免再次地落入这循环的怪圈？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当代定位和价值诠释又一次处在了巨大的困境之中。
三、中国文化现代性设计的中国关怀
1．现代性与传统的对话。首先，传统与现代性相互依存。现代性在消解那些顽固不化的旧传统同时，又大量地吸收了传统中有价值的因素;传统在现代性的冲击过程中，既丢掉了一些累赘―早已“死去”了的陋习，又在新的环境中获得了复活的空间和吸收了新的成分。这表明“流动”和“发展”是传统和现代性所必须追求的，尤其是正在遭受着现代性冲击的传统更需要努力创新和转变。这就可以毫不奇怪地看到，全球化的冲击并没有导致诸多民族和国家的传统完全消失，相反，这些民族的传统以一种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特性的新面貌而重现在世人面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在后传统社会中，传统不是为消亡而生的，而是为创造而存在的，这恰恰是现代性冲击的结果。其次，传统守护者与专家存在着积极的对话。两者随着社会内容的变更而改变着自己的职责，传统守护者不再为纯粹的守护而排斥新事物，而是通过阐释传统中的精髓来宣扬和丰富传统，而专家应从局部的领域中走出来，放眼于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在世俗性和吸收新事物方面，专家的经验值得传统守护者借鉴，而在诊断和阐释大事件方面，传统守护者无疑是专家学习的榜样。
2．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共谋。现代性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冲突，而内在冲突集中体现为当前的“后现代转向”。而后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审美现代性，或者说深深植根于审美现代性。它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置疑理性，张扬个性，开放、矛盾、混乱和无意义，是对理性至上倾向的反驳。它像一个魔法师，在现代性发生偏执的时候，唤醒它的记忆，提醒它还有久被遗忘的自身的另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性是不可以被超越的，任何后现代性的转向，其实并不是现代性的否定。因此，讨论后现代性的话题，目的不在于判断和定性，而在于实践。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含有现代性实践使命的后现代性实践，在一种后现代性实践中完成或展开现代性。
总之，在文化的现代性设计中，我们主张传统与现代性的对话，现代性和传统都统一于我们的当前实践中，我们在历史中理性地思考、实现着现代性；另一方面，后现代只能是更现代，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自身超越的过程。现代性的叙事才是我们应该书写和叙述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