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人文地理学科评估范文

人文地理学科评估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文地理学科评估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人文地理学科评估

第1篇:人文地理学科评估范文

地理学是一门涉及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叉科学。地理学科文理兼备的综合性、社会实践性、区域性的特性决定了其在研究性学习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为研究性学习的开展提供了内容基础、社会实践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如地理学中关于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环境保护、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交通运输、城乡规划以及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区域问题及其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均可构成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素材;地理学要求培养学生很强的实践能力,这种实践能力,小到地图的辨识与绘制,大到城乡规划、国土开发整治等,恰恰是研究性学习所需要的;地理学注重人地关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综合集成,强调多种方法的灵活选择与组合,如比较法、文献资料分析法、实证分析等。此外,地理学科善于利用先进的3S手段和计量地理工具,对地理事物和现象进行准确描述、合理解释和预测,这些正是研究性学习所需要的方法论基础。

随着国家教育部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纳入“实践教学重点”和“教育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以及“十一五”规划中“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定,创新性教学与研究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旋律。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教学与教研相长,是地理教师队伍必备的素质。凭借地理学科特性优势,地理课程教学在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等领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条件更成熟、更优越,为研究性学习的开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

二、地理研究性学习的课堂组织

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渠道,是地理研究性学习的主阵地。地理研究性学习的开展,必须充分考虑到地理学科特性和专业培养目标,遵循一定的组织原则,结合各校地理师资条件、实验和实习条件以及学生能力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选择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和组织模式。

1.研究性学习的组织原则

在研究性学习中,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五个原则:一是自主性原则,即把学生真正置于主体地位。强调学生的自主意识、自主能力、自主习惯,通过学生自主选题、自由组团和自觉研究,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潜能,使学生在学习中实现自我、创新自我和发展自我。二是实践性原则,即充分利用地理学科的实践性特点,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构建应用型的研究性课题,让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让学生在社会大熔炉中完成实地考察、调研以及课题相关信息资料的搜集,提高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能力,增强对社会实际的了解,并收获人际交往技能、沟通技能、与他人合作技能,培养社会适应能力、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三是兴趣性原则,即研究性学习课题的选择不仅具备研究价值和科学意义,同时必须要有趣味性,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点。教师要善于发现和捕捉周围客观环境的新变化,增添研究性学习课题的时代感和吸引力,以促使学生兴趣火花的不断迸发。四是创新性原则,即研究性学习活动能够通过主动参与、自主探究,培养学生对地理事物和现象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心理倾向,能够树立起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求新精神。五是可操作性原则,即研究性学习课题的开展,必须着力于高师地理院校自身条件和学生实际能力水平。在内容设置上,要有一定的难度和能力要求;在空间尺度上,应以学校周边社区、城市或区域为研究重点,给学生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并能实现费用成本的最小化,增强学习研究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2.研究性学习的内容体系

根据地理学科特性和研究性学习开展的基本原则,笔者以人文地理部分课程教学为例,进行研究性学习课题素材的挖掘。人文地理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在研究内容上,注重人地关系,并以人地关系为主线,以当前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为重点,贯穿于工业、农业、交通、商业、城市等内容之中。在人文地理学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中,产生了诸如文化地理、人口地理、农业地理、工业地理、聚落地理、语言地理、宗教地理、旅游地理、政治地理、行为地理等众多的分支学科。在地理教材的人文地理部分中,可以从基本理论、方法论及部门地理三个方面,提炼出以下研究性学习课题(图1)。

其中,基本理论部分包含的主要研究性课题有人文地理学的应用及理论价值、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观等;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部分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人文地理工作者(教师、科研人员、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能力要求的探讨;部门地理中可以挖掘出众多的研究性课题素材,如文化地理部分的不同空间尺度的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人口地理部分的人口增长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等)、人口政策(户籍制度、计划生育等)、民俗景观中的人地关系态度等;农业地理部分,包括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条件、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地关系问题(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保险等);工业地理部分的技术创新与工业革命关系、工业布局的影响因素及其时空演变、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问题(如区域协调发展、环境保护、主体功能区划分)等;聚落地理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城市(镇)体系、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城市交通拥阻、城市教育医疗卫生支撑体系等)、农村聚落规划与管理(如古村落景观、农村聚落空心化现象)等;语言地理部分,包括语言分布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地名景观中的人地关系等;宗教地理中的与国家关系(如国民特质、国家凝聚力)等;旅游地理中的旅游活动对区域的影响(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等;政治地理部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战略(尤其是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外交战略)等;行为地理中的人类行为空间尺度的影响因素、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等。

3.研究性学习的组织实施

研究性学习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良好的课堂组织,尤其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共同努力和真诚合作。研究性课题的组织实施可以分为课题选择、计划制定、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成果表达、成果交流和成绩确定(课题结题)等七大步骤(图2)。

第2篇:人文地理学科评估范文

关键词:地理学 前言探索 特点问题

一、学术研究的前沿探索

1.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研究

全球变化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界为迎接人类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而设计和实施的研究计划,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超级科学计划。全球变化研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涉及古地理环境演变、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减轻自然灾害、典型区域环境定位研究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的对策等众多领域。我国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等区域和全球环境变化关系密切,正是地理学研究可以发挥特长、显示才干的领域。

2.陆地表层过程和格局的综合研究

地理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是发生在陆地表层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异和空间组织。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地理学界发展了地表热量与水分平衡、地理环境中化学元素的迁移转化以及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的交换等三个过程研究的方向,国内外地理学界也发展了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空间格局的人文地理方向。在这些方向上,自然地理学研究注重野外定点观测和室内的实验研究,人文地理注重地理空间人流和物流的调查分析。

3.自然资源保障和生态环境建设研究

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是地球人类家园支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掠夺式的开发和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不同尺度的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保持协调的关系。因此,应综合研究我国各类自然资源的格局、过程和动态,从整体出发,研究各类自然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组合特征和演变规律。研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不同区域的资源与环境之间,特别是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自然资源的时空变化规律并评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效应,阐明人类经营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其调控机制和对策。土地退化生态环境恶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要划分不同的生态类型,对其成因机制、动态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宏观整治战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途径和措施。

4.区域可持续发展及人地系统的机理和调控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而人地关系的协调需要从全球、国家和地区等不同尺度和层次上进行。人口、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和生态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无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不同的地域,其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内涵也不同。区域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地理学更能发挥优势的领域。

5.地球信息科学、技术和“数字地球”研究

地球信息科学是地球系统科学、空间技术和信息科学等交叉、融合的产物。它以信息流为手段研究地球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人流的运动状态和方式。由于地球信息科学的多学科性,它能够为地球系统中许多研究领域的综合、大型地学问题的解决和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至于全新的研究和解决方案。地球信息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信息时代地球科学的研究方向,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有能力对全球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促进了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现代化和信息化。“数字地球”的核心思想是用数字化手段,整体性地研究解决地球问题和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它不仅为地球可视化提供平台,而且为地球科学实验提供一个基本模型框架。利用这个框架,可以重演地球整体各圈层的演变与相互作用的历史、评价现状、预测未来。地球信息科学研究则为“数字地球”关键技术的解决奠定了科学基础,其发展将有助于推动“数字地球战略与中国对策”的研究。

二、结合实践的热点问题

1.资源环境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指出:改善生态与环境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大问题。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加剧;污染物无害化处理能力低;全球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亟待提高我国参与全球环境变化合作能力。纲要列出的资源环境“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有: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综合开发利用、综合资源区划、生态脆弱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重建、全球环境变化监测与对策、城市生态居住环境质量保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与防御。纲要提出的“科学前沿问题”和“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中涉及资源环境问题的有:地球系统过程与资源、环境和灾害效应,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机制,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

2.城镇化与城市发展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为研究对象,以探求可持续发展机制及对策为己任的现代地理学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城市地理学是近年来世界和我国地理学科中发展速度最快、应用性最强、学术思想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城市地理学研究历来有两大走向:一是把城市作为“点”,研究区域的城镇体系;二是把城市作为“面”,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从应用角度看,两者均是为城市和区域规划发展服务。目前的研究热点与学术前沿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城市化与乡村城市化机制和体制创新研究,城市体系与城市群(都市区、都市连绵区)的研究,大城市空间扩展与社会空间、感应空间的研究,信息化与城市发展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等。

3.区域统筹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的提出既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理论发展的结果,又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统筹区域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说,全面发展就是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等各种地区都要得到发展;协调发展就是各种区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区域关系融洽、区域处于良性互动的发展状态;可持续发展就是区域发展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重点是加强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注重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区域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在区域层面的战略要求。通过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从区域的层面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打好坚实的基础。

4.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因此生态文明及其首要任务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成为地理学领域的热点问题。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在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已较大的背景下,如何在有限的国土空间合理布局,以承载人口增长、经济扩张带来的高强度的经济活动,使我国生态脆弱和环境恶化的地区得到保护和改善,使大都市区、城市密集区、经济带等实现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面向未来的发展趋势

1.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长期以来,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割裂对立的二元论阻碍了地理学整体综合研究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影响也愈加显著。地理学应十分重视人文因素的影响及其反馈的研究,重视和发展与人文因素有关的分支学科,并促进其与自然地理学各学科间的渗透和融合。在人类对自然环境影响日益强烈的今天,人地关系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且扩展成为全球环境变化问题。

2.深化微观研究,探究地理事物的成因和变化机理

从发展趋势看,微观研究的深化主要表现在由静态、类型和结构的研究转变向动态、过程和机理的研究以及进一步的动态监测、优势调控和预测预报等。自然地理侧重生物、化学和物理过程的研究,人文地理侧重经济、文化和社会过程的探讨。注重物质迁移过程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人文机理, 物质在多界面转化和传输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从不同的物质尺度, 对地形发育、径流形成、环境演变、污染物迁移、土壤发生形成、植被演替、土地退化、城市化等地理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3.进一步拓展地理学的应用研究领域

在地理信息系统快速发展的20多年,地理学不仅仅在决策支持方面,在涉及区域和空间问题的管理方面也拓展了许多应用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前,地理学的决策支持研究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工业的资源开发和利用、重大项目的选址、区划和区域规划领域。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资源保护、环境建设、灾害防治、城市和农村发展等问题成为地理学应用研究的热点,以GIS技术应用为龙头的地理信息和3S技术应用产业化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有力地增强了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4.研究方法和技术的现代化

地理学经历了从个别地理知识的记载到地理现象的归纳解释,从定性的文字描述到定量化揭示地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从最初的多元统计与线性规划的应用,到后来系统科学、灰色描述、模拟实验在人地相互关系、自然过程模拟、社会发展因子相关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到今天对地观测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卫星网络通讯技术的建立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地理研究的效率和质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也从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由区域到全球。地理学研究技术手段的丰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当代地理学也正在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

参考文献

[1]李旭旦.人地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J].世界地理集刊,1981(2)

[2]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J].地理学报,1998(5):470-477

[3]郑弘毅.农村城市化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周一星,孟延春.北京的郊区化及其对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第3篇:人文地理学科评估范文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小林. 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M].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3-12.

[2] 陆翔兴. 论我国乡村地理学发展问题, 人文地理学研究[M]. 吴传钧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4, 89-91.

[3] 石忆邵. 乡村地理学发展回顾与展望[J]. 地理学报, 1992, 47(1):80-88.

[4] 李仁贵, 张健生. 国外乡村学派区域发展理论评介[J]. 经济评论,1996,( 3): 67-71.

[5] Cater.J., Jones.T.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ssue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194-221.

[6] John.L.Allen. Progress in Rural Geography[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83,36(1):124-125.

[7] Phillips,M.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imaginations in rur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4(2):121-153.

[8] 袁书琪, 郑耀星. 论当前中外社会地理观[J]. 人文地理, 1994,9 (3):37-43.

[9] Gauthier,H.L, Taaffe,E.J. Three 20th Sentury "Revolutions" in American Geography[J]. Urban Geography, 2002, 23(6): 503-527.

[10]王兴中. 社会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型的内涵与研究前沿方向[J].人文地理, 2004, 19(1): 2-8.

[11]Roche,M. Rural geography: searching rural geograph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 26(6): 823-829.

[12]Roche,M. Rural geography: a stock tally of 2002[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3, 27(6):779-786.

[13]Valentine,G. Social Geographies, Space and Society[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01.249-293.

[14]Grimes,S. Rural area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minishing distance or increasing learning capac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0, 16:13-21.

[15]Grimes,S., Lyons,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que opportunity or potential threat?[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994, 6(3):219-237.

[16]Lobao,L., Saenz,R. Spatial inequality and persity as an emerging research area[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497-511.

[17]Friedland,W.H. Agriculture and rurality: beginning the 'final separation'?[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350-371.

[18]罗吉斯.埃弗里特, 拉伯尔.J.伯德格. 乡村的社会变迁[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160-192.

[19]李晴, 郑耀星. 试论社区研究在社会地理学中的基础地位[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6, 19(3): 244-249.

[20]Liepins,R. Exploring rurality through 'community':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spaces shaping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rur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 325-341.

[21]Mormont,M. Rural nature and urban natures[J], Sociologia Ruralis,1987, 27: 3-20.

[22]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M].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2.417-419.

[23]Scott,K., Park,J., Cocklin,C. From 'sustainable rural communities' to 'social sustainability': giving voice to persity in Mangakahia Valley,New Zea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33-446.

[24]MacKenzie,A. On the edge: 'community' and 'sustainability' on the Isle of Harris, Outer Hebrides [J].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2002, 117:219-240.

[25]Joseph,A., Lidgard,J., Bedford,R. Dealing with ambiguity;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hange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mmunities [J].New Zealand Geographer, 2001, 57:16-26.

[26]Murata,Y.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 2002,68(1):1-34.

[27]Audas, Rick.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1990s[J]. Canadian Social Trends, 2004, (73):17-18.

[28]Cook,J.C. Rural-Urban Migration Rates and De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Note[J]. Review of Urban &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1999,11(1):63-75.

[29]Bronwyn,H. The Rural-Urban 'Digital Divide' in New Zealand: Fact or Fable?[J]. Prometheus, 2001,19(3): 231.

[30]David,D. Countryside planning[M]. Andrew w. Gilg. 1978.44-76.

[31]Philips,H.L. Tomorrow by design-a regional design process for sustainability[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8.33-43.

[32] 王云才, 刘滨谊. 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村景观规划[J]. 中国园林,2003,19(1):55-58.

[33] Spedding,R. Agricultural systems and the role of modeling[M]. NewYork: Wiley, 1984.179-186.

[34]Nelson,P.B.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395-407.

[35]Poudevigne,I., Rooij,S.V., Morin,P., et al. Dynamics of rural landscape and their main driv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in the Seine Valley,Normandy, France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7, 38:93-103.

[36]Vos,W.H. Meekes trends in European cult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3, 46:3-14.

[37]Naveh,Z. Interactions of landscapes and cultur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2(1):43-54.

[38]Ruda,G. .Rural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2):93-97.

[39]Arriaza,M., Canas-Ortega,J.F, Canas-Madueno,J.A., et al. Assessing the visual quality of rural landscape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9:115-125.

[40]Terkenli,S T.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landscape: the Agean landscape as a cultural imag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1,57:197-208.

[41]Mander,U,Jongman,H.G. Human impact on rural landscapes on central and norther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149-153.

[42]Morris,C., Evans. "Cheese makers are always women": Genderedrepresentations of farm life in the agricultural press[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001, 8(4):375-390.

[43]Bryant,L. The detraditionalisation of occupational identities in farming in South Australia[J]. Sociologic Ruralis, 1999, 39:236-261.

[44]Mormont,M. The emergence of rural struggles and their ideological effec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7, 7:559-575.

[45]Phillips,D, Williams A. Rural Britain: A Social Geography[M]. Oxford:Blackwell, 1984.130.

第4篇:人文地理学科评估范文

【关键词】实践教学体系 建设 基础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1

高师类高校培养的人才,毕业后的去向主要有直接走上工作岗位和继续深造两种,直接工作的多以教师岗位为主。因此,高师类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除过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外,一是要重视学生就业的师范性质,加强师范技能的训练,能够胜任未来的教学工作;二是要营造鼓励学生成为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者,在大学学习结束后,具有继续学习和深造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实验和实践技能。因此,如何针对高师学生的去向,改革和调整大学期间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关系学生能够胜任教育工作或继续深造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教学成败的标志。为此,为了在我们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建立探究式、师范类高校的教育教学模式,营造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我们在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速进行师范类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方面做了以下的工作。

1 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和改革

1.1 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培养方案

以更新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理念为先导,以培养方案的创新为切入点,修订教学计划,实行根据地理专业自身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指导性教学计划,重点强化实践技能与实践训练,在本专业开设的必修课中,增加实验课的比重,特别是综合实验课。

1.2 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

1.2.1 普遍增加基础实验课程教学内容

地理信息系统的上机时间由原来54学时增加到现在的90学时,地质学基础由原来的4个实验增加到现在的10个,自然地理学实验也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现在的24个,文献检索课程由原来的纯理论教学到现在增加6个学时的网上检索实践。更重要的是多门课程还设置了选修实验。

1.2.2 使用多媒体与网络技术,提高实验教学水平

自然地理学制作了完整的网络课件一套,已全部上了学院网站,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网上学习资源。其它重点课程的课件制作也正在进行中。

1.2.3 重视和加强地理学野外综合实习,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对于学习地理科学,不管是自然地理学还是学习人文地理学,野外教学实习活动都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教学环节。在野外观察和实践中使学生接触自然地理中广泛的未知领域和人文现象的多样性,从而激发学生探索大自然奥秘和人文文化的热情,学习钻研科学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对培养学生逐渐成长为有生物科学理论素养、见多识广、思路灵活、有创新能力的地理科学工作者以及陶冶情操、锻炼意志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我们在组织学生野外生物学综合实习时,派出教师指导组,将学生组建成若干个课题小组,将学习与课题研究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2008年开始,我们将地理科学野外综合实习地点定在人文与自然结合典型的山东泰山(自然地理实习)与曲阜(人文地理实习),这样将自然与人文景观很好的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

1.3 加强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展

提倡和鼓励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是一项非常不错的举措。我们从2007年3月以来,一直开展的“地理讲坛”就非常成功。

地理讲坛是我们根据师范类地理专业的特点与培养目标而发起、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参与点评的一个地理知识性课外讲坛。地理讲坛,对一个学生来说,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从选题到查阅资料、从资料整理到讲述、从讲解到接受指导的完整过程;在思想上经历一个从理论学习到联系实际问题、从思考问题到机制探讨、从发现问题到探寻解决途径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对学生是一个全方位的锻炼和提高过程,对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师范技能的培养等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1.4 强化创新意识和科学能力训练

第一,在理论教学中,倡导教师将课本理论知识与学科前沿特点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课堂教学,为学生掌握学科前沿动态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第二,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科研训练必修课程,鼓励学生进人科研实验室、参与教师的科研,特别是对于考研究生的学生。目前,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有:土样采样、分类与前处理,水样采取等。

第三,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到其它大学或相关单位进行考察与学习,拓宽其视野。

2 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基础建设

做好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必须重视该体系建设所必须的硬软件建设。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实践教学环境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抓好实验教学环境建设是进行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基础,加快实验教学队伍建设,是进行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和确保实验教学质量的首要任务。

2.1 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

2008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建3个野外实习基地、2个师范教育与实习和3个地理实验室。教学实验室面积有很大的增加;固定资产总值由2007年的100万发展到2008年的248万元。

2.2 加强实践教学管理

我们系各实验室能够按照国家有关基础实验室、专业实验室和评估评价标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实现实验室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修订实验酬金分配办法,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

2.3 加强实验教学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实验室队伍的整体素质

随着实验设备的不断增加和实验技术的提升,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提高实验室队伍的整体素质,包括外出业务培训、参观、理论学习、外语培训、专升本学习等。我们要求实验指导教师必须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实验技术人员,努力提高实验室队伍的业务水平和实验技能,以适应学校实验室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通过这些措施,规范和严格了日常实践性教学,提高了实践教学队伍的整体素质,并促使大家把自己的工作与创新人才的培养联系起来,极大地促进实验教学中心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氛围的形成,专业成立以来,我们在加速进行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和成功的尝试,并取得显著进展。我们还要不断努力,开拓进取,为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第5篇:人文地理学科评估范文

综合研究有现代过程的研究和历史过程的研究两个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方面。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的综合研究包括: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物质、能量的交换。景观学和土地科学从类型结构角度对自然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而自然区划则从区域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自然地理学的发展较之人文地理学更强一些。20世纪50年代以前,林超、黄秉维等就已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工作,如黄秉维在30年代编撰了《自然地理原理》[1] 和《中国地理》[2] 等,周廷儒在30~40年代开创对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的研究。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经历了20世纪的初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又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还受到原苏联地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目前在科学之林中占居一席之地。5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在古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景观学和土地科学、现代自然地理过程、区域自然地理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1 古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学,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此项研究遵循“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则,通过沉积、孢粉、同位素、冰芯、树木年轮、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等多种分析手段获取各种代用资料,对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行复原。

我国古地理学研究是随着近代地质学、近代自然地理学、近代气候学等地球科学的出现而起步的。20世纪50年代后,古地理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周廷儒于60年代初提出发展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方向,196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开设古地理学课程,随后创建古地理研究室。《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3] 和《古地理学》[4],分别为国内古地理研究的第一部区域性与原理性专著。80年代后,他将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改变的文化景观—未来景观的预测联成一体进行规律的探索,以期把握未来环境变迁的方向,引领中国环境变迁研究。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对过去全球变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古地理学研究也获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竺可桢开创的基于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气候变化研究,刘东生、安芷生等领导的中国第四纪黄土及古季风研究[5],施雅风领导的中国东西部第四纪冰川研究[6]、以及全新世环境演变研究,汪品先等领导的中国海域第四纪环境演变研究,及其他大量区域环境演变研究[7~9]。青藏高原、第四纪黄土和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研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新生代以来的地理环境演变,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备受中外学者重视。

古地理学研究的突出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中国第四纪以来环境演变过程与全球变化过程在总体格局上一致;青藏高原的隆起不仅使其自身从亚热带景观向干寒方向转化,还导致现代季风环流系统的建立与加强,强化了我国西北内陆地区的干旱程度,出现荒漠环境;新生代以来我国的环流系统经历了非季风、古季风和现代季风的演变过程;第三纪是我国自然环境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该时期我国气候普遍比现代温暖,其后随着全球性的新生代衰退,温暖程度逐渐降低;第四纪时期,随着全球性冷暖期的交替变化,我国自然地带发生多次推移;全新世暖期盛期,我国东部地区平均温度较现代高2.5℃左右,增温幅度北方大于南方;气候干湿程度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亚于冷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中国西部和华北的干旱化趋势得到认证;第四纪时期,海面随冰期—间冰期的交替而升降变化,最后冰期时海面低于现代海平面130~150m,与此相应,大规模的海陆变迁成为第四纪东亚地区最显著的地理变化之一。

我国自然地理学方向的古地理研究恰与国际性的全球变化研究相接轨,积极参与了PAGES等国际研究计划,正进一步深入研究全球变化在中国的表现与响应、以及中国环境演变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主要是关注15万年来及两千年来两个时间尺度的环境演变,注重分析技术的改进、新代用资料的开发、高分辨率序列的建立,及定量化程度的提高。

2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10]

综合自然区划研究是对自然区域的划分、研究、描述。一个国家的自然区划水平是反映对自然地理环境认识深度和自然地理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合自然区划是从自然环境的综合特征出发进行的地域划分。综合自然区划不仅要正确认识地域分异规律,还要深入分析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对各级自然综合体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全面认识。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综合科学考察的逐渐深入,各类观测站网的建立,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积累了许多基本科学资料,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因而有了长足的进展。先后有林超等[11]、罗开富[12]、黄秉维[13~15]、任美锷等[16,17]、侯学煜[18,19]、赵松乔[20]、席承藩等[21] 以及郑度等[22~24]、傅伯杰等[25,26] 几个方案。其中侯学煜、郑度、傅伯杰等的方案更多地渗入了生态学的观点。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秉维方案。由于该区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林、牧、水等事业服务,区划所采取的原则,一是先进行类型区划,然后进行区域区划;二是偏重现代的自然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三是以地带性为第一性因素,非地带性为第二性因素;四是地带性因素先考察较难以人力改变的温度,然后考察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限度内可以人力改变的水分状况;五是在拟定温度带(原称热量带)和水分状况地区的界线时,一般先着眼由温度及水分状况的地域差异所导致的其他现象的地域差异,然后选取界线,再寻求较能体现地理相关性的界线指标。原则和方法既适合中国特点,又便于与国外相比较。综合自然区划的结果显著地显示出自然地理地带性规律,将全国划分为3大自然区,6个温度带,18个自然地区和亚地区,28个自然地带和亚地带,90个自然省。这是中国最详尽而系统的全国性区划,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60年代和80年代,黄秉维又对该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

50年代以来,中国各省区大多先后完成自然区划研究,并有专著出版。如甘肃省综合自然区划[27],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一些特殊区域,如河西走廊、珠江流域、华南热带、川西滇北、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干旱及半干旱区、黄土高原等也都作了相应的综合自然区划。此外,还有为特殊目的服务的自然区划,如为水土保持服务的黄河中游黄土区自然区划[28],橡胶宜林地区划,为公路建设规划服务的全国公路自然区划[29] 等。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自然区划的若干基本问题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见解。例如,从时空角度综合来看,地带性因素与非地带性因素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因此,在自然区划中,应该将贯彻始终、影响全局、决定分异本质和过程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有机结合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划分中,往往需要根据不同分异联系的主导规律,是否应如此就引发了单列系统和双列系统之争。发生学原则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开始应用到区划实践中,但迄今国内外学者仍缺乏共同的理解和明确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此外,关于区域共轭性原则的争论集中在这一原则的具体应用上等。

对于区划原则和等级单位体系存在的观点分歧和方案的不同,集中地反映在各级区划单元界线划定上。为了解决热带与温带之间连续过渡所产生的困难,结合中国亚热带性特别显著的特点,借用气候学的概念,划分出一个亚热带,可以缓冲和弥补某些缺陷,更正确地刻画自然界的渐变。竺可桢[30]、黄秉维[31,32] 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北纬34°,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由于这条界线无论在自然条件方面,还是在农业生产上,意义都比较明确,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界线的具体拟定仍存在一些分歧。中国的半湿润地区和半干旱地区地域广袤,两者之间无论在自然界的客观实际还是在农业生产状况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意义的,但它们之间的界线划分至今仍存在较多的分歧和争议[33~40]。

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地表最基本的分异规律,亦是进行自然区划的基础。关于地带性学说,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两种不同的理解。黄秉维主张从广义来理解地理地带性分异规律,认为自然地理地带性包括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等3个组成部分。胡焕庸等主张狭义理解,即地带性主要是指纬度地带性,而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属于非地带性。中国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客观上存在着地带性规律难以辨识的困难,黄秉维1959年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方案揭示并肯定了地带性规律的普遍存在,这对于中国自然地域分异规律研究,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自然地域分异规律作为各类自然区划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而得到充分反映[41]。

在黄秉维1959年区划方案中,直至第三级的划分都遵守生物气候原则,即根据气候与土壤、生物、农业的相关性来划分。所考虑的规律主要是广义的地带性,划分的结果亦基本上是水平地带性规律的反映。低级区划单位的地域分异则是地方性差异,主要取决于非地带因素,以地貌、地质构造与岩性、土壤温度与土壤水分、地表水、地下水……等因素为划分依据。

在垂直地带性规律支配下,具有一定高度的山体所产生的由下而上的带状更迭,称为垂直自然带。发育在不同地域山体的垂直自然带具有各自特殊的带谱性质、类型组合和结构特征。发育在不同水平地带的垂直自然带的各类型之间,亦存在一定的联系,反映出它们在三度空间上的规律变化。黄锡畴[42] 研究了欧亚大陆温带山地垂直带结构类型,划分出大西洋沿岸垂直带结构亚纲、大陆垂直带结构亚纲和太平洋沿岸季风区垂直结构亚纲。姜恕[43] 在划分川西滇北山地垂直带类型时,主张将垂直带谱分为纲、类、型等3级。

多山地和高原是中国自然界的突出特点之一。60年代以后,随着青藏高原自然区划工作的开展,高原山地自然区划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并日益深化。应用三维地带性观点进行垂直自然带谱分析,已较广泛进行。中国几大高原的地势结构不一,海拔高度不同,在自然区划中的位置也不一样,郑度等[44,45] 认为,要阐明其自然地域分异,必须对高原各种地貌类型组合的基面的海拔高度进行比较分析,按照不同区域确定代表基面及其海拔高度范围,以便首先使水平地带性得到充分反映,然后再体现垂直地带性的差异。张荣祖等[46] 按照垂直自然带谱的基带、带谱结构、优势垂直带以及温度、水分条件等特点,将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带划分为季风性和大陆性两类带谱系统,前者又分为湿润、半湿润和高寒半湿润3个结构类型组,后者又分为高寒半干旱、高寒干旱、高寒极干旱、极干旱、干旱和半干旱等6种结构类型组。郑度、杨勤业等[41] 认为,热量平衡随高度而改变是垂直地带性的起因,是在能量分布和水分作用等基本分异背景下派生的地域分异规律。垂直自然带既有与水平地带相同的成分,但亦有大量相似的和独特的成分,它不完全重现纬度地带的序列。同时,垂直带的类型结构存在于它所处的水平地带,是在水平地带的基础上发育和发展起来的。

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关系的深入研究,为高原山地的自然区划提供了可能。关于青藏高原地域分异规律,长期存在不同观点。或认为水平地带性被垂直地带性所掩盖,或认为高原上的地带仅能由垂直带辨认,或强调高原非地带性明显,不应划分为自然地带等。郑度等[47] 认为,从三维地带性出发,高原边缘的垂直带与毗邻低地的水平地带有联系,在内部其基带优势垂直带在高原面上联结、展布,反映出自然地带的水平分异,反过来又制约着垂直自然带的特点,是三维地带性在高原上的体现。从上述认识出发,依据大地貌的区域差异,温度、水分条件的不同组合,地带性植被、土壤和垂直自然带结构类型的异同,高原被划分为9个自然地带。这一划分已经成为协调区域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亦为世界其他高原山地提供了借鉴[48]。

地表的自然地带性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每一个地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年龄。由于现代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四度时空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张荣祖等[46] 研究了上新世以来青藏高原水平地带和垂直自然带的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邢嘉明等[49] 分析了更新世以来华北平原水平地带的变化。杨勤业等[50] 绘制了黄土高原不同时期自然地带示意图,认为现代自然地带是第三纪以来地质历史演变的产物。但时间因素或残遗因素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尚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3 景观学与土地科学研究

土地类型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地理各要素(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综合体。它是在自然地理要素研究,以及继综合自然区划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类型研究,因而其形成、发展被看作是20世纪综合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陈述彭等[51] 就开展了大比例尺景观调查与制图的实践。此后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广东鼎湖山、北京怀柔、内蒙古毛乌素、甘肃民勤等地进行大比例尺的土地类型调查与制图,随后相继开展了中比例尺制图与调查研究工作。60年代以来对许多山区进行的山地垂直带研究和制图工作,也是中、小比例尺的土地类型研究[52]。自70年代起,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土地资源评价,确定土地利用结构并开展农业区划的应用研究有较大的发展。在林超、赵松乔、陈传康的倡导和推动下,吸取德、苏景观学派和英、澳土地学派的长处,以土地类型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土地评价、土地利用、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决策的系统研究,已经全面发展为土地科学的系统研究。根据1978年制订的全国自然科学和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在全国开展了编制1∶100万土地类型图、土地资源图和土地利用图的研究工作。此期的研究成果,一是提供了宜农荒地自然类型、质量高低、开发条件和面积数量,为国家农业开垦提供了基本依据,二是在土地类型分级和土地系列制图上积累了经验,逐步完善和建立了独立的土地类型学体系,并为土地科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土地类型调查和制图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下,1981年1月成立了由39个科研、教学、生产单位组成的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主编赵松乔),参与此项研究的专业人员200余名,至20世纪末,取得的进展包括:第一,确立了土地类型在综合自然地理学中的地位,明确其研究对象是地理环境中的类型综合体,具有反映地段综合特征和属性的功能。通过系列制图的实践,土地类型基本上可分为三级:土地类、土地型和土地单元。从中国国土辽阔、地域差异大的实际出发,中国1∶100万土地类型图编委会在土地类之上设立0级单位(土地纲),作为土地类型分级的控制单位,实际上也是综合自然区划的基本单位。土地纲划分的基本依据是水分、温度大尺度分异,将全国划分出:A湿润赤道带,B湿润热带,C湿润南亚热带,D湿润中亚热带,E湿润北亚热带,F湿润半湿润暖温带,G湿润半湿润温带,H湿润寒温带,I黄土高原,J半干旱温带草原,K干旱温带暖温带荒漠,L青藏高原。土地类为土地类型分级单位的高级单位,反映了主导分异因素地貌的变化,如滩涂,低湿河湖洼地,海积平地,冲积平地……等。适用的制图比例尺为小于1∶100万。土地型是土地类下的续分单位,表示植被型(或亚型),土壤类(或亚类)的组合匹配形式,适于1∶20~1∶50万比例尺作图。土地单元是土地类型分级的基层类型单位,表示的是植被群系(或群系组)、土壤属(或种)的组合,或局部地段的综合特征,适宜于1∶5万~1∶10万比例尺成图;第二,具有大批同一区域不同比例尺土地类型系列图件,适于满足不同管理层次级别的精度需求。至1989年,按国际分幅出版了西宁等8幅彩图,鉴定评审通过了北京等23幅,覆盖面积达国土面积的40%以上。各省(区)同期为农业区划需要编制了大量1∶20~1∶50万比例尺土地类型图件,基本制图单位为土地型。以省区级独立完成的有宁夏等19个省区,大部完成的有四川等10个省区;第三,拥有大量典型区域以土地单元为制图对象的资料、图件,是深入解析不同自然区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土地合理布局的基本依据;第四,对某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土地类型,如沼泽、海涂,荒漠、绿洲等进行调查、制图,在促进区域开发和环境整治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第五,亦有不少理论方法总结,如《土地类型结构与农业综合自然区划的初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53]、《贵州省地域结构与资源开发》[54]、《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55] 等。

以土地类型为基础进行不同利用目的的应用研究,在80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农业合理用地规划、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方面。《中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的编制(主编石玉林),基本摸清了我国宜农、宜林、宜牧土地质量与数量,并为国家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在若干地区的研究中,也取得成绩。如西藏自治区土地利用的研究[56],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应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完成大中比例尺的现状调查,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服务于单项目的的土地质量评价研究,亦有很大发展,如对水稻、柑橘、茶叶、橡胶的单项土地适宜性研究,均可视为土地属性深入研究的成果。80年代后,土地的应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扩展到旅游、城市用地和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旅游质量用地评价依据土地利用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科学研究价值,采用景点、景观单元、游览线和景区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通过对北京旅游区、乌鲁木齐南山风景区、广东丹霞山风景区、黄果树瀑布区等的研究,初步确立了我国旅游用地评价体系。城市土地评价在90年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兴起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不仅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更多地依据城市土地的经济价值(地租)进行评估,对于建立城市用地合理结构有积极意义。以土地类型生态属性为基础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的研究,有80~90年代在中国“三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林灌草布局规划、黄土高原重点产沙区水土流失治理设计、吉林西部退化土地恢复整治生态建设、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利用土地类型空间结构分析方法进行自下而上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80~90年代完成了北京市、贵州省、青海省、云南省、甘青宁“三北”地区、江汉平原区、关中地区、秦巴山地等区域。在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评价研究基础上,80~90年代相继开展了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以土地评价分等单元为依据的类型等级法,进行了柴达木盆地、黄河大柳树灌区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由静态研究转变为跟踪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准提高的动态研究,以适应动态管理决策的需求。

由于航空航天遥感资料和计算机的应用,土地研究日益向定量化方向发展。80年代,利用假彩色合成卫星图像和彩红外合成航空像片逐渐普及,解译准确性和制图精度亦渐趋成熟,90年代开展了超小比例尺航空像片的解译及应用。利用卫星像片编制1∶50万土地类型与土地资源图件在80年代已经成功,利用1∶10万TM卫星像片编制相应比例尺土地图件,已较广泛应用于若干重大项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土地利用管理决策和ARC/INFO软件制图的新技术应用,90年代亦日渐成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正广泛开展,并取得可喜成绩[57,58],成为土地系统分析与评价、土地质量指标体系建立与环境效应预测的重要科学基础。但是,不同驱动力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驱动力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定量化表述存在难点,从而严重阻碍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综合研究以及动态预测模型的建立与运行[59]。

景观作为科学名词被引入地理学,具有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与某个限定性区域的双重含义。最早是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倡导景观研究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自20世纪30年代景观生态一词为C. Troll首先提出,景观的概念被引入生态学,作为位居生态系统之上的一种尺度单元。景观生态学是一门在景观地理学和生态学综合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它以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吸收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之所长,研究景观的结构(空间格局)、功能(生态过程)和演化(空间动态),研究景观和区域尺度的资源、环境管理,具有综合整体性和宏观区域性的特色,并以中尺度的景观结构和生态过程关系研究为所长。

景观生态学的建立源于西欧20世纪30年代,在80年代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81~1988年是引入介绍阶段。1983年林超发表了C. Troll的“景观生态学”和纳夫的“景观生态学发展阶段”两文的译文,在国内是首次介绍景观生态学的代表性文献。1985年陈昌笃发表“评价Z. 纳维等著的景观生态学”,1986年景贵和发表“土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陈昌笃发表“论地生态学”,对景观生态学和地生态学内涵作了有意义的探讨。1988年李哈滨等发表“景观生态学—生态学领域里新概念构架”,重点介绍美国学派的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60,61]。80年代末,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方向、景观空间结构、景观异质性动态变化、景观生态类型、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生态过渡带研究、以及其他方法研究。90年代,出版了几种景观生态学教材。以后,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被国内同行广泛接受。

4 现代自然地理过程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黄秉维就提出自然地理学要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他指出,从更广阔的视野看,3个方向存在着外延部分叠合的关系,可以将不同尺度的研究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并将导致对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及其地域分异秩序的全面了解[62]。这样,就突破了描述性的、以要素为主体的传统综合研究模式,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深入和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开创了新路。物理过程包括风力作用、水力作用、地表水分和热量平衡;水力作用研究包括径流的形成过程,侵蚀作用与河床过程,则与坡地利用和坡地持续生产力研究相联系,偏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学科本身的系统研究只是在20世纪末才渐有起色。化学过程原以盐分平衡开端,水盐动态着手,后来转向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地方病和环境保护研究;生物过程则与农业生产潜力相联系。后来,发展为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的综合研究。它包括蒸发过程、蒸腾过程、根系吸水过程、土壤水分运动、土壤水与地下水的相互交换过程以及水分在传输过程中各环节和界面上的势能变动和阻力等在内的水分传输和能量传输研究。1956年,黄秉维就提出要发展自然地理定位观测与实验。60年代初相继在石家庄、德州、衡水和延安、武功、民勤等地开展定位试验。又于1979年在山东禹城建立了禹城综合试验站,80年代筹建了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对太阳辐射能、光量子能量、农田二氧化碳浓度、土壤水分状况、作物叶面温度、作物气孔阻力等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测定,还对灌水定额和灌溉制度、耕作和轮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研究,完全与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融为一体。随后几年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建立了田间试验研究网络。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直接主持的田间试验网络包括从中温带至中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及干旱地区不同生态类型的8个试验站,在80年代进行了两整年的同步观测、其中作为农业生产潜力研究基本组成部分的太阳辐射分光谱(包括紫外、可见光、红外辐射)观测研究在国内是首次开展;建立了计算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数学模型。这些定位观测试验的部分研究可以认为是黄秉维开创的热水平衡研究和左大康开创的太阳辐射研究的继续。但实验研究和测定技术仍然薄弱。1973年黄秉维首先提出了光合潜力的概念、计算公式及公式中各项系数的数值。认为,光合潜力是在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正常,其他环境因素都处于最适宜状态时,具备最适宜于接受和分配阳光的群体的,高光合效能作物充分利用阳光所能生产的植物质(包括根、茎、叶和繁殖器官含水15%的干物质)。所采用的光合潜力估算方法是将太阳总辐射〔卡/厘米[2]〕数值乘以0.124(后订正为0.123)便是光合潜力[斤/亩]数值。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每项参数的选择都经过比较仔细的考虑,又经过一些验订,总的倾向是偏保守一些。随后又完成了光温潜力、光温水潜力的分析计算方法,并就全国各区域的情况分别予以讨论。此后,农业生产潜力研究被广泛应用到不同自然区域的综合研究工作中。过去几十年,点上的观测试验、方法论研究和过程模拟已经相当深入,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深入是无止境的,但工作内容过细,学科比较单一,已经不像综合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试验研究。似应建立更加综合的试验基地,开展自然地理、地貌、水文、气候、生态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是正确的方向。同时,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综合显得十分不够,亦需要予以解决[63]。

5 区域自然地理研究

区域研究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全国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自然区划(初稿)丛书、70~80年代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的《总论》、任美锷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中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赵松乔的《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a》以及各大学地理系编撰的《中国自然地理》教科书等。

区域性的自然地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国干旱区自然地理》[64] 从综合自然地理、地貌、气候、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以及动物地理等方面对干旱地区分别进行了概要分析和探讨。《新疆综合自然区划概要》[65] 分析了新疆自然地理特征、自然资源概况,并对区划划分的各个单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其基本特征及其利弊,以及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设性意见。《西藏自然地理》和《中国的青藏高原》[66] 全面阐述了青藏高原基本自然特征、组成自然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揭示了高原区域的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其中,《西藏自然地理》是我国第一部重视从生态学角度进行区域地理阐述的著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赞扬。《横断山区自然地理》[67] 讨论了横断山区地域分异特点、垂直自然带谱、地形因素以及区划界线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自然区划。《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土地系统》探讨了高原山地地区土地系统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分析了土地类型、土地结构、土地分区、土地评价、土地生产潜力、土地发展规划和土地人口承载潜力等子系统,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中国绿洲》[68] 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干旱荒漠区的基本自然地理过程,绿洲地域系统及其类型、特征和演变,绿洲结构及其功能,绿洲经济与文化,绿洲发展规划与管理体系建设等。《中国天山自然地理》[69] 是对我国境内天山全面系统论述的自然地理著作。此外,较具代表性著作还有《湖南自然地理》[70]、《湖北省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1]、《河南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72]、《青海省自然地理》[73]、《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自然环境》[74]、《南迦巴瓦峰地区自然地理与自然资源》[75]、《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自然地理》[76]、《广东自然地理》[77] 等。可见,区域自然地理研究大多与综合考察相结合,始于边远、资料缺乏的地区,而后才逐渐向较发达、人口较多的地区延伸。同时,研究亦从单纯的自然地理学向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此外,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工作还包括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退化土地的整治与恢复、坡地改良与利用、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自然灾害的综合研究以及环境脆弱与环境冲突研究等领域亦都取得成绩[78~80]。

区域地理学新的发展趋势包括综合研究与区域整合、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区域地理研究的信息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强调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关注人在区域性质的产生、延续与演变时所起的作用[81]。

第6篇:人文地理学科评估范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在一定区域内,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当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在空间上、时间上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所作的总体安排和布局,是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础。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又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核心。因此,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能够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利用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浪费,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1-2]。

1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的概念

土地利用结构就是指各种用途的用地比例和空间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指通过土地资源的规划配置,对土地水平和垂直方向进行开发利用,以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土地使用率,在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土地利用配置,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生态经济最优目标,依据土地的特性,利用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对区域一定数量的土地利用结构、方向,在时空尺度上,分层次进行安排、设计、组合和布局,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产出率,使土地生态系统维持相对平衡,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

“优化”是一种针对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问题而提出的人类期望和目标,包括目标优化、结构优化、效益优化等。随着近几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土地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获得较高的产量和品质是土地资源进行优化的目的。“配置”则是一种过程,是通过对土地潜力适宜性进行评价之后,利用合理的土地利用管理方式进行配置。Plummer L N在1993年给出了具体的定义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生态经济最优目标,依据土地资源的自身特征和土地适宜性评价,对区域内土地资源的各种利用类型进行更加合理的数量安排和空间布局,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维持土地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的目标设置

大多数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的目标都是基于短时间内、小范围的规划,例如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水、食物、生活、交通、生产、居住等。实际上,经济、社会和生态更是人们应该关注的目标。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其涉及到诸多的因素,例如科技进步、信息畅通、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等方面,因而其优化目标也具有多样性,各目标相互制约,各目标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对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配置不仅要符合单方面的目标,更要与综合目标相统一。

3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模型设计

进行模型设计时不能仅以寻找静态最佳方案为目的,这种思想不适应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因为人群的思想和社会经济水平构成的多样性,再加上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产业,使得土地利用结构必须时刻保持动态的变化才可能适应当今社会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因此,选择模型方案时必须要考虑到未来的各种情况进行模型建立,即动态的优化模型。在进行模型设计时可以把模型看作是一个系统,对系统进行分析和描述,进而形成模型设计的产物——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流程图。

3.1准备工作阶段

准备阶段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进行组织准备。建立领导机构,组织专业队伍,举办技术培训,制订工作计划。二是进行资料准备。需要准备的资料包括地形图和遥感资料等。航片、卫片航片收集时要注意摄影时间、航高、焦距等参数资料。收集时还要注意航片是否经过纠正,对未纠正的要进行纠正或转绘。三是进行背景资料收集。背景资料主要包括专业调查资料,如行政区划图、地貌、地址、土壤、水资源、草资源、森林资源、气象、交通等图件与资料;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如人口、劳力、耕地、产量、产值、兽医、分配等。

3.2土地现状调查与评价

为了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必须要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土地现状评价,构建土地资源数据库,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布局、土地适宜性评价、土地利用现状、土地生产潜力、土地物理经济生态条件等。对这些选定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来设定其权重。

3.3分析与数学模型设计

通过对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土地集约经营程度、土地用途的选定及其与土地评价单元质量的比配,土地利用的综合(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等)效益,土地供给量需求量的分析,了解土地利用的现状,土地利用的优点和缺陷,掌握土地的质量状况和土地的利用潜力等。

传统的优化设计侧重于定性研究,这就导致了主观判断占有主要地位。不同人群的判断千差万别,导致决策结果的不一致性。因此,要逐渐加大模型的引入,进行科学准确的定量分析,当然也不能舍弃定性分析,因为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进一步延伸。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分析方法,最终得出结论[3-4]。

由于土地利用需求受到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这就需要使得规划目标的时刻变动,也就是模型方案也要处于动态中,所以要建立规划目标与规划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建立二者之间的信息反馈机制,从而能够方便快速地进行模型的微调[5-6]。

3.4对比与决策

对比计算各种方案下区域土地的总生产潜力,作为评价土地经济效益的标准;对比确定生态用地量和各资源利用率,评价土地利用结构的生态效益;对比考虑土地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与社会需求适应性,评价土地利用结构的社会效益。最后通过总结3种综合效益进行抉择。

3.5方案实施与反馈

在土地利用结构化配置方案实施后,要运用计算机和相关软件对提出的优化方案进行中长期的观察反馈与纠正,并由决策者和优化方案实施者如土地管理者、土地利用规划人员对优化方案进行实地的检验,动态评估优化方案的实施过程。只有经过反馈、纠正、实地检验这些过程,才能够确定方案是否合理。

4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的建议

4.1重视研究领域的学科交叉

由于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的研究与经济学、规划学、房地产学、管理学、土地信息系统都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在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时也就要对相应的学科进行研究整理,将学科交叉应用到具体的土地利用空间中,做到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在社会、经济、生态等各方面的协调统一。

4.1.1建筑规划学角度。在规划、建筑学专业知识背景的基础上,严格参照区域土地规划和建设的要求,分析工程技术的可实施性、经济性,并注重进行多因素综合分析和多方案选择。

4.1.2经济学角度。以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为基础,运用经济学中的各种模型,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着重从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角度分析设计土地利用结构。

4.1.3地理学角度。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要更好地发挥土地资源的作用,就要在优化的过程中对地理的各种因素进行周密考虑。充分发挥人文地理学的优势,将自然、经济、社会理论紧密结合起来,以此作为研究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注重地域的差异和分工,采用GIS和CAD等专业工具进行绘图。

4.14从生态学角度。生态学理论将土地作为典型的社会经济与自然复合的生态系统,从物质能量流、生态协调系数、自我调节能力等方面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研究设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4.2重视科学性

以应用土地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为基础,结合各种数学模型优化采集、存储、操作、管理、分析和显示输出地球空间数据的各种操作过程,为规划管理和决策提供信息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利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与GIS方法获取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库,以促进信息共享,为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提供资料,最终实现数据信息的采集、录入、编辑、管理、浏览、查询和数据的可视化功能。

4.3重视社会性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要注重了解社会群体对土地利用结构各方面的需求,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建设,加强公众参与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研究。在以往的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往往更加重视社会上层集团的利益,而忽视社会其他各方团体的利益。传统的这种土地利用结构配置方法只能满足人数较少的上层集团的利益需求,限制了土地资源的优化,不能使土地资源发挥其重要作用,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要注重基层土地用户的需求,协调好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人地关系协调稳定发展。

总之,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逐渐发展,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方案,确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配置,才能确保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才能保证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7-8]。

5参考文献

[1] 严金明.土地利用结构的系统分析与优化设计[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1996,19(2):88-95.

[2] 刘彦随.区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25-27.

[3] 王万茂.土地利用规划学[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67-78.

[4] 尹珂.多尺度土地资源配置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0.

[5] 张艳芳.景观尺度上的区域生态安全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5.

[6] 苏高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式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09.

第7篇:人文地理学科评估范文

[关键词]高星级酒店;男性气质;性别;绅士;广州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42-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0

引言

在传统的性角色理论中,男性被定义为追求成功、拥有自信、在上处于主动地位等的形象。学者普遍认为,“男人”不只是一种性别,更应是一种社会角色和责任。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男人被界定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承载者和社会道义的承担者。但随着“花样美男”时代的到来,这种认知也遭受巨大冲击――与阳刚之气迥然不同的妩媚妖艳更受众人的追捧,愈来愈多的男性形象开始变得女性化、异质化。这种与传统男性认识的背离也引发了社会对男性身份的焦虑和认同的担忧。社会媒体充斥着对男性及“男性危机”的焦虑[1],并进一步导致了一些学术著作的产生,以寻求社会科学关于所谓“男性危机”的见解[2-3]。学者首先否定和批判了基于“生理性别”理论的传统男性认识论,并指出了性别认同的历史和地理特殊性,有关性别的社会建构论开始显现。学者指出,性别及性别气质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不同的环境塑造着不同的性别气质。

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下,诸如酒店、社工等服务性行业中的男性职员的性别身份依然是被社会大众所诟病的对象,高星级酒店等服务空间被认为是承载“男性身份危机”的场所。因此,本研究以高星级酒店中的男性职员为研究对象,援引西方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地理学等学科中有关“男性气质”与“性别认同”的相关理论,从空间和社会建构的角度,分析诸如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和后现代消费空间是如何规训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的,男性气质在这样的空间中具有怎样的变化和重塑。研究尝试建构微空间男性气质研究的框架,建立国内地理学男性气质研究与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对话,并补充与完善西方语境下男性气质研究理论,同时也为国内酒店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1 研究回顾

虽然目前西方学术界关于“男性气质”的概念尚无一致定义,但关于男性及男性气质的研究却早已开始,并经历了从生理学模式到人类学模式再到社会学模式[4]的漫长演变。且随着地理学有关性别研究的介入,男性气质的研究开始进入了“社会建构模式”(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del)时代。学者逐渐将空间理论引入男性气质的研究中,提出男人不是生来的,而是创造的,男性很积极地构建了自己的男性气质的论断。由此,男性气质的定义也由聚焦于性/性别生理系统发展到强调男性气质的历史性和地理性差异(空间性)上来[5],学者逐渐开始关注男性气质的时空演变过程。

早期地理学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男性气质空间属性的解释及对性别气质多元化的解读。男性气质既具有时间性,又具有空间性[5],它是多元化的、多样的、因空间而异的[5-6],同时又是不稳定和矛盾的,而不是统一的和单一模式的男性气质[7-8]。它是“依据适合一个人的性范畴态度以及活动规范化的概念来管理这个人行为的一种活 动”[9]。而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Conell在《男性气质》(Masculinity)一书中将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男性气质分为4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这些类型均是男性气质的不同表达方式,它们共同建构着现代西方社会性别秩序中主流的男性气质模式,以及其相关的实践和关系等[10]。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以及城市地理对性别研究的深入,使得男性气质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和走向。研究不再将男性气质固封于某一种既定的特性和本质框架之下,而是聚焦于更多元的男性气质内涵,论证不同的男性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社会性地建构具有历史和空间特色的男性气质,并进一步指出,空间环境决定了男性气质的特点[11]。因此,有关城市男性气质的研究则见证了男性气质研究由固封的性别气质研究向男性身份与认同解读的转变。

西方有关服务业男性性别气质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那些跨入非传统男性行业工作中男性的身份和气质问题,如医护业[12-14]、社会工作[15-16]、酒店餐 饮[17-19]等。学者指出,男性从事女性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一个重要的方面可能会对男性气质和男性身份有着不同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这些带有严重女性色彩的服务性工作,男性职员也被要求学习温顺、顺从、同情心等“女性化”的技能[20-22],而这会把他们建构成女性化的职员[23];其次,服务性工作通常被社会主流话语归为是一种“苦活、脏活”[24],而且面临着待遇不高,地位低下[23-25]的困境,因而被认为是不适合男性的工作[26]。因此,Williams指出,在非传统男性职业中工作的男性,经常被冠以不是男子汉的诟病,同时,他们自身也表示让自我与他人确信他们也是男子汉实属困难[27]。因此,学者指出,比之传统岗位上的男性,在非传 统岗位上的男性趋向于表现出较少的男性性别 类型[28-29]。

可见,性别研究作为国外人文地理学跨界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话题,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国内有关性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30-31],关于男性及男性气质的探讨比较少。不可否认,对男性气质进行空间性解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城市高星级酒店作为极具男权色彩的消费空间,其典型服务性使得其内的男性职员受到来自多方话语的身体压迫及气质影响,为有关男性气质的微空间解读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素材。因此,本研究以广州城市高星级酒店为案例,从男性气质社会建构理论视角来探究微空间下男性气质的建构与演变,以期丰富和推动有关服务业男性气质研究,也为转型期有关酒店男性职员性别气质的误解和偏见予以学术上的纠正。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案例地

研究选取广州市高星级(四星及以上级别)酒店为案例地。广州是中国最先开放的城市之一,也是现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服务业十分发达,且思想开化程度相对较高。根据广东省星级酒店名录,截至2015年1月,广州共有白金五星酒店1家,五星级酒店22家,四星级酒店41家。本研究主要选取了广州市的3家国际品牌酒店(海航威斯汀酒店、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广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和2家本土酒店(广州恒大酒店、白天鹅酒店)共5家五星级酒店的职员作为调研样本。本研究选择以上案例地主要是兼顾国内和国际品牌酒店和可进入性及资料收集的便利性等,研究尽力做到样本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环境的差异性,以便全面反映高星级酒店男性职员性别建构的过程。高星级酒店作为舶来品,其所建构的“绅士化”空间对本土文化语境下男性的传统气质有着剧烈的冲击和影响;同时,高星级酒店作为浓缩的社会,其多元的工作内容需要有男性职员的参与。因此,高星级酒店不仅仅具有非传统男性行业的普适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实地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研究者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对研究中所选的5家五星级酒店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于2015年4月至5月进行了相应的补充调研。调研内容主要有酒店实地考察、非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第一手数据,并与访谈者建立网络好友关系,并在访谈后收集与访谈者相关的网络博客信息等二手资料。同时,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不仅局限于高星级酒店中的男性职员,同时还涵盖了女性职员,以及酒店消费者等酒店内活动的多元主体,他们均与酒店男性职员有较为深入的社会互动,不仅对酒店男性职员有一定的认识,同时对酒店男性职员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共访谈了酒店男性职员20人22人次(表1)和女性职员10人13人次,另外,还访谈了10位具有丰富酒店消费经历的顾客,他(她)们在酒店平均每年消费的时间为30天(含)以上。女性职员和酒店消费者根据访谈时间顺序,分别编码为:F-1、F-2……F-10与C-1、C-2、……、C-10。在以上的访谈过程中,综合运用了个体深度访谈(包括3人次的网络访谈)和小组焦点访谈。此外,还采用了文本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对样本酒店的相关规章制度、员工手册、职员博客、网络信息、影像视频、图片等文本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尽可能全面研究酒店男性职员的空间规训与性别气质之间的互动关系。

3 研究内容

3.1 职业规训:酒店工作要求与职员男性气质建构

众所周知,高星级酒店不仅具备着豪华、昂贵的硬件设施,同时需要有高品质的服务与服务人员保证这种豪华与高雅的文化氛围。因此,由外而内地构建酒店员工礼仪、形象,对于提高酒店的产品质量及品牌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32]。所以,酒店为员工制定了一套详细的约束和规训办法,并以员工手册、各类规范书等具体文本信息,以及岗位培训、早会、交流等管理活动展开,最终具化到职员日常工作实践当中。

3.1.1 管理制度约束与男性气质塑造

酒店为自己的职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规章制度,对职员的仪容仪表、行为动作、工作态度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以实现对酒店男性职员言行、举止、态度、衣着等个体行为方面的掌控,将男性职员建构成正式、整洁、绅士的外在形象。在访谈酒店里前厅部、餐饮部等一线部门的基层职员时,提到最多的就是酒店对职员仪容仪表、着装打扮的要求等。如广州某五星级酒店员工手册第4章第10节关于“个人仪表”的规定:所有员工都代表酒店形象,因此整洁端庄的个人仪表对于建立良好的宾客关系至关重要。员工应随时保持干净整齐的形象,并遵守以下的行为准则:

[个人卫生:\&员工必须每天刷牙,保持口腔及呼吸口气的清洁\&内衣:\&内衣的图案或颜色不得透出制服外\&袜:\&男员工:暗色的短袜

女员工:自然色的没有走线或没有洞的丝袜\&制服/上班着装:\&制服/上班着装保持干净、得体,并着装整齐,不得有洞,纽扣掉落或松垮衬衫、外套应扣上纽扣,衣袖不得卷起\&\&……\&指甲:\&指甲修剪整齐,保持清洁,涂自然色的指甲油\&首饰:\&除了样式简洁的手表、结婚戒指和女员工的小耳环外,不得在穿着制服时佩带其他珠宝等首饰

女员工:每个耳朵上只可戴一个耳环,且不可以戴悬垂式的耳环

男员工:不可戴耳环\&]

――广州某高星级酒店规章制度节选

规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微观权力,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除了规章制度之外,还需要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发挥其效用[33]。由于酒店的规章制度影响作用往往是暂时性的、易变的,酒店还会在员工培训的过程中强化酒店对职员的规训力度和效果。“入职之后都会有培训的……告诉你怎么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做的不好会有什么结果什么处罚等,都会具体和你说明,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在培训中啊,工作中啊,一点点形成的……”(访谈者M-10)。酒店的培训、早会、例会等为酒店提供了监视、裁决以及检查男性职员的机会和具体方法。这种监视往往是隐性的,如通过职员早会中的工作盘问、经验分享等,以实现对男性职员工作的掌控和监视。同时,酒店往往会利用例会等活动进行对职员的奖惩和规范化裁决:通过将个人表现纳入一定的整体空间中,并根据规范化的标准对个体行为进行精确评估,标出差距,通过具有“矫正性”的规训权力针对性地对身体进行惩罚和奖励[34],以达到对男性职员的规训作用。“有忘记弄头发,试过几次,有几次就是不想弄;但是早会前大家看到都会相互提醒,而且进入工作区域了就会弄的很好,就不会很随意……”(访谈者M-17)。

因此,高星级酒店中的男性职员,在酒店管理制度约束下,不仅要求仪容仪表方面必须衣冠得体、干净整洁;同时个人行为必须举止大方,无不良嗜好;对客态度上也需具备礼貌谦和,稳重文雅的气质,表现出酒店男性所特有的良好修养,塑造酒店男性职员的“绅士化”形象。

3.1.2 日常工作实践与男性气质塑造

管理制度约束只是酒店对男性职员身份和形象规训的开始,而酒店工作对男性职员的塑造作用更多的是灌注在职员日常的工作当中。酒店的工作相对其他行业来说,具有工作时间长、不定时、职责多变、工作琐碎复杂、需要处理不同的需求和服务等特性[35]。一般在刚开始的时候,男性职员在酒店服务工作中的表现会逊于女性职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工作经验的累积,男性也慢慢表现出仔细、耐心、温和、健谈等诸多方面的特点:“能力方面,相对来说,细心、细节方面不会有女性做得那么细……(和之前比)和客人的沟通会好一些,会流畅很多,见得多,对客人的性格就有所了解……洞察力性格方面,刚开始内敛,然后会变得放得开”(访谈者M-2)。

酒店工作强调的是具体的服务,而这种具体的服务进一步挑战了男性职员一些传统的男性自我表达方式[36]。因为酒店服务除了需要酒店职员付出大量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外,还需要他们付出大量的“情绪劳动”,如“微笑服务”等[37]。因此,酒店关于职员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集中在对客服务的态度方面。诸如卑屈、温顺等“女性化”的态度往往能够更好地被消费者所接纳而被高度赞许[26],因此,处于这种温顺和顺从所支配的环境中,男性职员需要学习一些女性化的技能[21-22,38]。如男性职员也被要求以温柔和谦卑的态度面对顾客。“我们会要求员工(工作中)保持微笑,而且说话声音不能太大,对客人说话的分贝都有要求,还有说话的语气什么的……如果偶尔遇到不讲理的客人,都是要求不能直接顶撞客人,员工先道歉解决,不行就找领导……”(访谈者F-8)。除此之外,“容忍和委屈”是酒店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要求。酒店客人很多时候比较敏感和挑剔,员工随时可能受到客人的抱怨和指责,压抑和伪装的情绪给酒店员工带来较大的压力[37]。“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土豪,但是他会觉得他是客人,可以从这些客人的行为中看到mind(思想),他们的思考模式就是,认为我给了钱,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访谈者M-7)。由于受到酒店规章制度的约束,酒店男性职员即使在遇到消费者无理取闹的情况,也必须仍然保持礼貌、谦逊的态度。“投诉一般都是直接和员工抱怨,员工处理不了就会找领导……遇到投诉(我们要)先道歉,所有的岗位都是一样的,然后找办法解决”(访谈者M-5)。但是“有时候会有冲突,因为有时候可能,男性处理问题,客人一骂他,可能自尊心比较强吧,就会受打击吧,就会有:你来这里用餐,你把自己当什么,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这样的想法,但不会说……”(访谈者M-14)。因此,与传统男性冲动、攻击、极力捍卫自己权力的表现不同,酒店男性职员更多的是主动或被动采取隐忍、退步、主动放弃的行为和决策。随着时间的流逝,男性职员这种被动的态度逐渐转化为自我的一种无意识地约束,在行为上的表现就是成为彬彬有礼的“绅士”。

综上可知,酒店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层次、目标组合而成一种特殊的技术手段与权力类型,来实现对男性职员的规范化训练[33]。与传统男性所表现的粗狂、大气、自我的性质不同,酒店男性职员被要求尽力做到温顺、乖巧,以及情绪管理和顺从等,在外在形象与表现方面逐渐从“被动的绅士”演变成“主动的绅士”,身心合一的实现酒店的目标“We are ladies and gentleman serving ladies and gentleman(我们是为绅士淑女服务的绅士和淑女)”(访谈者M-19)。

3.2 “他者”规训:“他者”作用与职员男性气质建构

酒店男性职员不仅受到来自酒店的规训作用,同时也受到来自酒店空间中“他者1”的规训,包括女性同事、上层管理者、其他男性同事以及酒店消费者等。这些“他者”的存在,对酒店男性职员性别气质的建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将主要从酒店职员(女性同事、上层管理者)以及酒店消费者两个层面探究“他者”对酒店男性职员性别气质建构的影响作用。

3.2.1 职员之间的协商与作用

国外有关男性气质的研究在讨论服务业及其他女性工作对男性气质影响的时候,往往只集中在工作本身对男性气质的影响和建构作用,而忽略了女性同事以及其他层级职员对男性职员性别气质建构的影响。地理学研究强调空间权力关系对男性身份的塑造作用,而女性及其他层级职员作为空间关系中最重要的他者,对酒店男性职员的发展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协调和确认作用。

(1)女性职员的凝视和影响作用

酒店行业作为典型的服务性行业,特别是高星级酒店,目前职员的性别比例仍然是女多男少。在酒店和餐饮方面,女性的比例达到59%,而男性的比例只有41%,而国内酒店业女性所占比例则超过60%[39-40]。诸如服务员等岗位女性的比例更是高达77%[41]。因此,酒店男性职员首先面临着与众多女性职员和谐共事的任务和压力。而由于受父权制度或思想的压迫,男性被灌输了主动承担繁重棘手的劳动和保护女性的责任和义务。因此,酒店中虽然女性在数量上占据着优势,但限于生理因素,工作上诸多事情往往不得不求助于男性职员。这种男女互动关系促进了男性职员对自我男性身体(体能)的认可和男性身份的认同,再现作为男人所具有的“威武”“阳刚”的男性气质。如:“女生放不下面子的就会让男人去做”“比如客人点睿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就会不好意思,就会推男生去做”(访谈者F-5),以及“像酒吧等部门,或者是晚上值班呀,查房呀,男生都有绝对的优势的……女生就比较危险嘛,所以都会叫上男生帮忙……”(访谈者F-7)等。因此,虽然男性职员处于酒店工作空间的空间管制之下,但女性职员的依赖及自我生理优势,使得男性职员在一个小的场域内,提供了建构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可能。

此外,由于受女性同事存在的影响,以及日常生活交互、团队工作任务协作等其他诸方面的压力,男性也会在语言风格、做事态度等行为上做出相应调整,通过弱化支配性气质来达到与女性职员的协同共存。正如Galbraith所说,男性可能会接受一种“转型”的男性气质,而在这种男性气质中,一些传统的男性标准和价值,如野心可能会继续维持,但是传统的性别界限就会被抵制[42]。酒店男性一方面通过身体和硬气展现自我作为男性所独具的刚性、支配性的气质,一方面迫于工作和环境的压力而调节自己的特质,与女性做出广泛的妥协,而不是裸的统治或者说一不二的演示。如“语言风格上可能会稍作调整,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话,可能会留意自己的沟通风格,跟他们讲的时候会事先考虑如何表达一件事情……”(访谈者M-6),“不能说是女性化或者娘吧,可以说更斯文一点……”(访谈者M-12)。

(2)不同层级职员之间的协商与作用

由于特殊的职员等级制度,酒店不仅有严谨的职位区别,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同一职位也会划分出不同的职员等级,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不同的权力。同时,酒店还存在着不同等级不同职位职员共事于同一空间、从事相同工作的现象。“(我们)也会做擦桌子、收拾餐具的事情;如果是很忙,什么都要做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客人愉快的用餐,如果员工忙不过来,上级都不帮忙的话,那是不可能的……”(访谈者M-12)。

因此,由于上级管理者的存在,使得酒店基层男性职员在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内也加强对自我言语及行为的约束作用,这首先体现在日常的言语交流中。“说话啊,玩手机啊什么的都有……肯定不会那么死板嘛,只要不被经理看到就行……”,“(平时休息的时候)就各种聊啊,吐槽这吐槽那,也会聊老大,但是聊的不多,隔墙有耳嘛……”(访谈者M-11)。

可以看出,由于工作和生活空间中有上级权力的介入,以及隐性监视的存在,使得基层男性职员原本的行为言语受到干预和破坏,进而使得其变得更加谨慎和细心。可以说,上级管理者的存在使得酒店基层男性职员不得不表现出男性气质中的从属性――服从和沉默。当然,这种不同层级之间支配性和从属性男性气质在酒店等级森严的工作空间下总是相对的,相对于上级对下级的支配性,则有下级对上级的从属性。

因此,酒店男性职员不同层级间相互影响其男性气质的建构。一方面,基层男性职员在上级职员权力和隐性监视的作用下,不断完成自我从属性男性气质的建构;另一方面,酒店高层职员基于对基层职员的行为示范效应,不断认同与强化自我男性气质的支配性特质。

3.2.2 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和消费倾向的影响

酒店作为典型的服务性行业,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不同的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务。高星级酒店的消费者市场定位为社会精英人士,其对酒店男性职员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消费实践的显性影响作用

高星级酒店的服务对象往往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他们的服务要求更加细分和专业。这就要求男性职员不仅具备良好的工作心态,更要求酒店男性职员的自我内涵塑造与社会知识养成。“当然你如果会英语就更好,可以和他们(外国消费者)飙英语,不会的话就只能用手势简单交流了……如果遇到好的客人的话,他也会教你说(英语)……”(访谈者M-11)。同时,酒店职员在与此类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也会在有意无意中进行自我知识的生产和综合素质的提高。酒店复杂的服务环境和内容提供了酒店男性职员多样的社会知识习得的机会,丰富了个人社会认知以及交际能力。所以,纵然酒店男性职员平均文化水平处于较低状态,但是却拥有着较高的社会见识和素养,酒店男性也呈现出“素养高、见识广”的男性气质状态。“这一行做久了,和客人之间的沟通,会更好一点……会比以前流畅很多……长时间的话,见得多,对客人的性格就有所了解,聊几句就会知道客人大概什么性格,就可以聊不同的话题,自己在沟通方面和交流方面都有大的提升,对人的方面了解的比较多一点,各种各样的人都会见到……”(访谈者M-14)。

对于酒店男性职员而言,社会知识习得可以说是酒店消费者对男性职员的正面作用。有些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向作用男性职员性别气质的建构,但这种反向作用往往起到正面作用。“因为酒店有时候,在中国这个服务环境下,来的客人很多都不是温文尔雅的,有些是傲慢粗暴无理,如果服务员没有足够的忍耐力,很容易就控制不住,明明是他错了,他还是要指责某个职员有问题……不过,我们一般都会控制自己”(访谈者M-12)。

来自社会精英阶层的高星级酒店的消费者往往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力,而在这种话语权力驱使下的个人行为及性格品质也会带入酒店空间,而消费者的这种本位主义思想以及对权力的极度追求,又与酒店的规章制度或管理支持一起,迫使酒店男性职员选择从属性的行为表现,以从属、顺从的性别身份和行为参与酒店实践过程中。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酒店男性职员向社会精英靠近的素养与能力,实现酒店男性职员从“形式美的绅士”逐渐演变成“内涵美的绅士”。

(2)消费实践的隐性影响作用

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强调商品的重要性,而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其主要提供的消费商品就是服务,因此服务的质量问题及与之对应的酒店职员的服务管理问题,成为酒店建设的重点内容。由此可知,高星级酒店消费者往往更注重服务的质量,有着更高的服务要求等。而高星级酒店消费者除了会基于高规格的服务要求给予酒店男性职员直接的身体互动和行为塑造外,消费者对酒店男性职员的作用往往可以延续到更深的隐性层面,即直接参与酒店职员的管理。

高星级酒店消费者除了在消费现场与酒店男性职员存在互动以外,往往会以意见卡、消费体验等形式记录下消费过程中的体会以及更详细的要求,而这种意见卡、消费体验等,酒店则会以文本的形式保存,并由酒店某一部门(如前厅部)负责记录、收集,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转交给人事部门,由人事部门负责统一整理、提交数据库等。而这些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对酒店职员的投诉、批判及感谢等内容,会构成酒店对职员奖励和惩罚的依据。“客人投诉服务不够好,当然大多时候是针对某个员工,然后给张warning单(黄单),下次长记性就好啦”(访谈者F-4),员工也会接受来自管理层职员的批评或惩罚,进而做出调整和改进,“但如果同类投诉较多,那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就涉及管理模式的问题……”(访谈者M-8),进而会从规章或制度入手,从根本上对职员产生影响;而与之相反,消费者的反馈同样会有对员工的感谢与褒奖,“之前有一个客人在我们酒店集团下的一家酒店住宿,把她的iPad落下了,然后就是好像是在一次和员工聊天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然后那个员工就记下了,然后真的就找到了,而且打电话给这个人,给她寄过去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集团酒店每次都会拿这个案例出来分享……”(访谈者F-7)。由于酒店的惩罚或奖励均会记录在册,同时会以会议、通报或通知的形式被周围其他职员同事所了解,因此,这种后期的、偶然的惩罚或奖励实践,往往会给予酒店男性职员更大的影响作用。消费者的这种隐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作用,促使酒店男性职员,进行“全方面的绅士化”建构。

3.3 自我规训:酒店男性职员的自我主动建构作用

3.3.1 基层男性职员的身体实践与酒店男性气质建构

酒店基层职员作为酒店工作空间中权力最弱的主体,受到来自酒店规章制度、上级管理者及消费者等多重压力。而在这样的权力空间和制度规训下,基层男性职员一方面主动或被动接受着酒店空间权力对其身体、性别气质的规训作用,而另一方面也会基于自我需要积极地将自己与周围环境进行融合,从而加速自我男性气质的建构。

(1)高品质物理环境下的自我约束

酒店基层男职员除了受到酒店规章制度等直接的有形规范作用外,同时还受到酒店整个工作空间环境的无形规训作用。高星级酒店豪华的硬件设施与弥漫于内的高雅人文气息,给予工作于此的职员以极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影响。差异和变化是理解文化身份的关键[43],同时,文化身份也具有一定的空间政治意义[44]。当意识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时,个人往往在这个身份的框架内来感知周围的世界,即在不同空间,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启动不同的身份[45]。酒店职员通过对酒店空间的凝视和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反身建构于自我的身体之上,进而积极地将自我与酒店空间产生联系,积极主动地重构自己的酒店男性形象与身份认同。如:“你想你在这样高逼格(规格)的环境下工作,那你这个人肯定要先正派起来,表现得像一个绅士,这样才能对得起这样一个工作的环境……”(访谈者M-1)。

(2)主客关系环境中的我者身份完善

酒店男性职员虽然在与消费者消费互动过程中被凝视并被动地进行自我身份建构,但同时也会根据自我对消费者这一主客关系中最重要的他者产生凝视作用,从而选择性地对自我进行启发和生产。消费者消费与接受服务的过程,也是被酒店男性职员凝视的过程。这进一步使得消费者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话题以及内容等也会对男性职员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如:“那个客人会和他(男职员)聊篮球聊NBA,而且还特别喜欢跟他说一些自己的经历,说一些大道理,教他怎么做人啊……”(访谈者M-6)。“第一次操作的时候特别紧张,手一直在抖,反而客人叫我不要紧张……有的外国人还会教你说外语……”(访谈者M-3)。这种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与交流往往会对酒店职员的工作及性格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酒店工作因为其高度的流动性而被社会主流话语认为是暂时性、过渡性的职业选择。虽然酒店工作被冠以各种不平等的标签,但事业的发展仍然是酒店男性为表达作为一个“男人”的有效途径。因此,酒店男性职员会通过对自己身体的改造而积极地将自己塑造为酒店需要型人才。如:“能够晋升当然主要是工作能力,可能我在工作上会比他更细心,比如客人想要什么、喜欢什么,都做个记录……大概就是这样咯,肯定是谁做得好谁上去……”(访谈者M-2)。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基层男性职员往往会更好地将自己融入酒店的制度和文化中,积极满足酒店对男性职员的气质要求,自我主动建构酒店式的绅士化气质,在与客人互动过程中,更多地从顾客角度出发,牺牲自我传统男性的霸权意识,在行为和性格上更加约束自己,进而表现出从属性的绅士化气质。

3.3.2 高层管理职员权力实践与身份表达

相对于酒店基层男性职员(主管及以下),酒店高层男性职员除了具备基本的酒店男性形象以外,如礼貌、绅士、温和等气质,同时也因为拥有着更多的空间权力,而呈现出不同于基层男性职员的支配性绅士化气质。

(1)高层男性职员酒店尺度支配性绅士化气质的建构

基于高星级酒店空间权利的严重分化,高层男性职员因为职位差异而享有充分的酒店空间支配权及话语权。如对空间布置、陈设、硬件设施等的管理和决策权,对下属职员的选择、奖惩等管理权,对公司层面建设的决策权等。而支配性的主要产生动因便在于此,主体凭借在阶级关系中的文化动力或权力来声称和拥有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6]。虽然并不是说拥有机构权力或大笔财富的人便具有绝对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话语权力给予酒店男性管理层职员以支配性男性气质形构的基础和动因,如酒店高层职员通过开发自己的管理风格来重塑空间的惯习,对酒店空间及下属职员宣誓自己的权威性――男性气质获得支配性的标志 [46]。“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比如我们之前那个经理……说做什么改变什么政策就照他的意思进行……”(访谈者M-7),“对员工宿舍,我都希望像军人一样,我们会检查员工宿舍……我们给他们的解释就是,你们在公司里面下了班,这个就是你们自己的家,你在家里面到处脏不拉叽,这会影响到工作的行为和习惯……”(访谈者M-6)。

对职员的控制是酒店高层男性管理者展现自我权力和权威性的一种有效手段,而除此之外,其工作中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高层级的职员之间的对话、行业间的专家交流等,都有效构建了高层职员的权威性和支配性。“遇到投诉一般都是我们先道歉,然后如果权限允许的话就按客人要求满足他就行了,如果客人不满意或者什么的,那就要找领班啊主管啊,或者是经理出来,一般经理出来,客人就不会那么嚣张,情绪就会好一点……”(访谈者M-15)。酒店高层男性职员在与基层职员和消费者互动时,一方面建构了自己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又示范和强化了酒店男性职员绅士化的内涵。“不管是对员工还是对顾客,都要表现出彬彬有礼……我们的言行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非常重要,是留住员工和留住顾客的根本……”(访谈 者M-8)。

(2)高层男性职员在超越酒店尺度层面的支配性男性气质表达

酒店高层男性职员不仅仅在酒店尺度积极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作为酒店的管理者和代表人,也需要在超越酒店尺度层面展演支配性男性气质,如酒店的发展规划、市场战略、人力资源模式等,不仅仅需要在酒店尺度进行设计,更需要在超越酒店尺度层面进行有效的社会互动。“我们需要有敏捷的思维定位我们的客户群,还需要告诉我们的客户,酒店的品位是什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酒店管理者亲自出马,例如主办一些活动,或者参加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在外面更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形象”(访谈者M-13)。“酒店中的高管是很受欢迎的,他们都很绅士,我们所接触的一些酒管高人,都是魅力四射的,风度翩翩的……”(访谈者C-3)。

除此之外,酒店高层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更多的是表现在不同酒店之间的交流活动以及重大事件或重要消费者的接待之上。如,代表所在酒店进行酒店业界的相互沟通、交流和学习,在此过程中,酒店高层男性职员的言行举止往往决定了外界“他者”对自我酒店的感知和认同。“在国内行业中,有过一些次数,有代表过酒店出去分享。在和人家交流的时候,都是行业的人与事……每个酒店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更多的是凸显一个酒店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何提升它,如何保持它。这一点上,我们酒店在过往的具体事件中,有自己的哲学……”(访谈者M-6)。

可见,酒店高层男性职员在超越酒店尺度层面的商业交流中,如社会活动、校园招聘、校企合作、培训讲座等,通过自我的行为展演,宣示酒店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与酒店特质。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立足于国内社会日趋凸显的男性身份危机以及新时代男性社会责任和意义转变的现实背景,以及国外人文地理视角下的建构主义男性气质理论背景,以广州市高星级酒店男性职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对比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酒店男性职员的男性气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对其酒店男性气质的建构、协商和展演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发现:

(1)酒店男性职员通过管理制度约束、具体的日常工作实践等职业规训,逐渐从“被动的绅士”演变成“主动的绅士”。

(2)酒店男性职员通过与女性及其他层级职员之间的空间互动,以及消费者的显性与隐性引导等“他者”规训,逐渐从“形式美的绅士”蜕变成“内涵美的绅士”,实现“全面的绅士化”建构。

(3)酒店基层男性职员通过酒店物质与人文空间的自我约束与自我发展,完成了从属性绅士化气质的建构。酒店高层男性职员通过酒店尺度与超越酒店尺度两个层面的自我权力和自我行为展演,实现了支配性绅士化气质的表达。

酒店男性职员在职业规训、“他者”规训以及自我规训的综合影响下,呈现出具有酒店特性的“绅士化男性气质”。研究认为,酒店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建构是多方面多维度的,既有来自酒店方面的制度与环境影响,也有来自其他同事、消费者等“他者”的作用,同时还有自我的积极建构作用。酒店男性职员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表现出外在西装革履、整洁干净,内在温柔、礼貌、幽默、见多识广的形象气质,建构了具有酒店特色的绅士化男性气质。研究呼应了男性气质身份政治[7]的结论,认为男性气质是多元的、发展的,而非固定的、单一的,不同的空间环境下会造就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

此外,学者关于其他服务性行业,如医护业、社会志愿者等的研究指出,这些职业因为带有女性化色彩,会将工作于内的男性职员建构成女性化的职员[20-23]。本研究通过对高星级酒店男性职员的性别气质研究指出,诸如温柔、顺从等传统被认为是女性特质的属性,在酒店中被酒店男性职员内化为自我绅士化的一面,相对于其他男性,酒店男性职员表达出礼貌、谦让、热情、细心、有内涵、善交际等酒店男性气质。因此,本研究也进一步回应了地理学有关男性气质研究的男性身份研究取向,明确“如何成为男人”更多受到所处微观环境的影响与 作用。

西方地理学者在对男性气质进行分析的同时,虽然指出了男性气质的多元性、不稳定性等[5,7-8],但仍然将男性气质作为一种固化的、一维的性别气质进行分析,而没有深入探析某一类男性气质的具体构成。本研究通过对酒店男性职员在酒店空间中的性别气质研究指出,男性气质的多元性不仅在于主体不同而呈现不同气质类型,同时,同一主体在同一空间下也会受到空间规训呈现动态的气质建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从职业规训到“他者”规训到自我规训逐渐演变的,形成从被动到主动,从形式到内容的自我内化过程。该结论补充了男性气质建构的内涵,认为男性气质是一个投影于空间的动态建构过程(图1)。

在实践方面,本研究对酒店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酒店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员流失率高,人员缺口比较大,高素质人才难以获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酒店自身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以及社会对酒店岗位的诟病[47],本研究结论有助于纠正社会对酒店岗位的误解,同时为酒店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更加细化(如按照性别、地域、学历、年龄等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的管理理念。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Campbell H, Bell M M. The question of rural masculinities[J]. Rural Sociology, 2000, 65(4): 532-546.

[2] Savran D. Taking it Like A Man: White Masculinity, Masochism,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M]. Princeto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0.

[3] Robin L, Campbell H, John C D. Masculinities in Aotearoa/New Zealand[M]. Wellington, New Zealand: Dunmore Press, 1999: 67-83.

[4] Kimmel M S, Michael A. Men’s Lives[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5: 4.

[5] Berg L D, Longhurst R. Placing masculinities and geography[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003, 10(4): 351-360.

[6] Bettina V H, Kathrin H. Spaces of Masculinitie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20.

[7] Jackson P.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Towards a social geograph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1, 16(2): 199-213.

[8] Jackson P. Black male: Advertising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asculinity[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1994, 1(1): 49-59.

[9] West C, Zimmerman D H. Doing gender[J]. Gender & Society, 1987, 1(2): 125-151.

[10] Conell R W. Masculinities [M]. Liu Li, tr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3: 104. [R. W. 康奈尔. 男性气质[M]. 柳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104.]

[11] Walsh K. Migrant masculinities and domestic space: British home-making practices in Dubai[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1, 36(4): 516-529.

[12] MacDougall G. Caring-a masculin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997 25(4): 809-813.

[13] Mn J E R. Men in nursing: Issues of gender segregation and hidden advantage[J].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997, 26(2): 226-231.

[14] Evans J. Men in nursing: Exploring the male nurse experience[J]. Nursing Inquiry, 1997, 4(2): 142-145.

[15] Segal L. Why Feminism? Gender, Psychology, Politic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185-188.

[16] Crompton R. Restructuring Gender Relations and Employment: The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5.

[17] Lindsay C. ‘McJobs’, ‘good jobs’ and skills: Job-seekers’ attitudes to low-skilled service work[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15(2): 50-65.

[18] Biswas R, Cassell C. Strategic HRM and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hotel industry: A case study[J]. Personnel Review, 1996, 25(2): 19-34.

[19] Mok C, Pine R, Pizam A. Work values of Chinese hotel manager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1998, 21(3): 1-16.

[20] McDowell L. The trouble with men? Young people, gender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00, 24(1): 201-209.

[21] Lupton B. Explaining men’s entry into female-concentrated occupations: Issues of masculinity and social class[J].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006, 13(2): 103-128.

[22] Anderson B, Ruhs M, Rogaly B, et al. Fair Enough?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Migrants in Low-Wage Employment in the UK[M].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6: 29-35.

[23] Kofman E, Phizacklea A, Raghuran P, et al.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urope: Employment, Welfare and Politic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135-160.

[24] Raghuram P. Migrant women in male-dominated sec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A research agenda[J]. Population Space & Place, 2008, 14(1): 43-57.

[25] Smith A, Stenning A, Willis K, et al. Social Justice and Neoliberalism: Global Perspectives[M]. New York: Verso, 2008: 61-81.

[26] Batnitzky A, McDowell L, Dyer S. A middle-class global mobility? The working lives of Indian men in a west London hotel[J]. Global Networks, 2008, 8(1): 51-70.

[27] Williams C L. Still a Man’s World: Men Who Do “Women’s Work”[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3-15.

[28] Jome L R M, Tokar D M. Dimensions of masculinity and major choice traditionality[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98, 52(1): 120-134.

[29] Chusmir L H. Men who make nontraditional career choices[J].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1990, 69(1): 11-16.

[30] Qin Jinfang, Yang Zhao. Percep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mong female employees in Beijing five-star hotel[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9): 63-70. [秦金芳, 杨钊. 北京高星级饭店女性员工性别感知分析[J]. 旅游学刊, 2015, 30(9): 63-70.]

[31] Tang Xueqiong, Zhu Hong. Gender issues in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07, 22(2): 43-48. [唐雪琼, 朱f. 旅游研究中的性别话题[J]. 旅游学刊, 2007, 22(2): 43-48.]

[32] Du Juan. Construction of etiquette image through four stages in high star-rated hotel staff[J]. Tourism Overview (The Second Half), 2014, (9): 82-83. [杜鹃. 论高星级酒店员工礼仪形象的四个阶段的构建[J]. 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4, (9): 82-83.]

[33]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Liu Beicheng, Yang Yuanying,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193-218.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193-218.]

[34] Zhao Fangdu. Body Discipline: The State Power and the Body in the Progress of the Modernity in China: Take Jian County in North Sichuan Province as Example[D].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2010. [赵方杜. 身体规训: 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国家权力与身体――以川北剑县为例[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0.]

[35] Buick I, Thomas M. Why do middle managers in hotels burn ou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1, 13(6): 304-309.

[36] Mcdowell L. Capital Culture: Gender at Work in the City[M]. Wiley: Wiley-Blackwell, 1997: 185.

[37] Chen Qiuping. Research on manage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hotel[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e Travel Edition, 2007, (5): 40-44. [陈秋萍. 我国饭店情绪劳动管理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旅游版, 2007, (5): 40-44.]

[38] Matthews G, Ruhs M. Are You Being Served? Employer Demand for Migrant Labour in the UK’s Hospitality Sector[M]. Oxford: COMPAS, 2007: 16-30.

[39] Yang Yun. Career development of women employees in hotel industry[J]. Journa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2008, 30(19-20): 65-70.[杨云. 我国饭店业女性员工的职业发展[J]. 经济管理, 2008, 30(19-20): 65-70.]

[40] Ng C W, Pine R. Women and men in hotel management in Hong Kong: Perceptions of gender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ssues[J].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3, (22): 85-102.

[41] Cross S, Bagilhole B. Girls’ jobs for the boys? Men, masculinity and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J].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002, 9(2): 204-226.

[42] Galbraith M. Understanding career choices of me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J].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2, 85(4): 246-253.

[43] Sun Yue. Exploring of Stuart Hall’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ory[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12. [孙越.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探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2.]

[44] Hall S, Gay P D, Bauman Z, et al.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M]. London: Sage, 1996: 1-17.

[45] Wu Xiaoyong, Yang Hongsheng, Cheng Lei, et al. Identity salience: The switch of self[J].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5): 712-722. [吴小勇, 杨红升, 程蕾, 等. 身份凸显性:启动自我的开关[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5): 712-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