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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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关键词：关键词：文学史 周作人 评价 权力话语

一

正文之初，我们先对搜集的文学史进行列表，对资料进行客观呈现。

二

针对以上表格的整理归纳，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下列问题，第一，以年代为时间段，上述的评价资料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又在何处？第二，排列秩序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又在哪里？第三，对周作人应该怎样评价？

评价资料的变化史：

70年代，此处搜集了四本文学史。总体上看，7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对周作人普遍持较严厉的批判态度，在中南区七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开篇，所有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中没有选入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刘绶松的《新文学史初稿》中，没有提及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甚至淡漠其“人的文学”观念，在文学改良主义者的章节中亦未点引。实际上，其做法是直接将周作人赶出了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在林志浩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其他社团及作家”一节中，用了约一百字对周作人进行了批判性介绍，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语丝社一节中，着重关注其“附逆”行为，并对此进行批判。

所以，周作人在70年代末出版的文学史中基本无立足之地或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或进行严厉的批判性介绍，这一时期学者们注重的乃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文学本身。

8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三本）里面又分出了小阶段，以85年为界。黄修己在83年成书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一书中依然继承了70年代的态度立场，在“多种风格散文”一章中有对周作人的讨论，但物理篇幅较少，评价多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或审美立场，政治的、革命的、社会的倾向比较高，甚至有“丧志”的说法。在随后邵伯周的《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及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两书中，观点发生了变化，二者都淡化了“附逆”之说的历史，而转向了周作人的散文风格，钱理群等的文学史更是直接标题“周作人为首的言志派散文”，周作人这才相对客观地有了一席之地。

90年代（六本）文学史呈现出“融合”的特点，一方面有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美学风格的讨论介绍，同时也兼顾到了历史维度中的周作人。92年成书傅子玫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续接了80年代末的立场，谈行文风格而淡化政治历史。

以此处为界，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处，文学史中对周作人的评价基本是呈单线形式，或者完全批判，或者单讨论文章风格特点而淡化历史（后者属于褒扬的态度），态度立场是单一的。真正的融合性态度是在90年代中后期，首先是周作人在文学史中有了一定的位置，一般是单独成节或与散文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当然，与鲁迅相比较则不足为道，只是将此与先前的文学史作比），93年版凌宇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占据了一小节位置，97年版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是列在名士派小品中的一个单节讨论，评价中肯且相对较高，同时，在章节结束的几行文字中捎带“附逆”之说；98年版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林语堂放在一节，但排列秩序位于最后，也有对史实的涉入，排列秩序上可能是兼顾了社会政治影响与文学成就；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位置上，将周作人、朱自清放在一节中讨论，排列顺序上周作人为先，但历史描述，但历史描述也最为严厉，引用了张菊香在《周作人散文选集》（87年版）中的序言——“爆发后变节附逆，出任伪职。华北沦陷期间，在敌伪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一部分吹捧日帝、汪伪的汉奸文学……”。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的排列位置放在第一，但同时引用的批判也最为严厉，似乎走的两个极端。

新世纪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02年版蒋淑娴、殷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周作人介绍的篇幅不长，基本淡化“日伪”说，排列秩序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周作人、林语堂列在第一位，次为冰心、朱自清，再次为鲁迅；03年版的两部文学史中在周作人处没有出现新的观点或态度，宋阜森，张用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涉及周作人——“平和冲淡的小品”，但重点作家作品中并不包含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唐金海、周斌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杰出散文作家的创作硕果”一节周作人列于第一位，后有冰心、林语堂、朱自清、梁实秋。论述介绍得相对比较充实，有对“附逆”的引入，但较之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态度则温和缓和许多。05年版吴景明，韩晓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作了单独一节讨论，淡化历史，与87年版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如出一辙，未有新说；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周作人评价作为散文创作中一个小节的一部分，与冰心、朱自清放在一起讨论，周作人仍列于第一；朱栋霖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序数上同于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在为数不多的篇幅中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周作人自1937年出任伪职至1967年逝世的大致经历，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07年版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序数仍同于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但周作人有单独的一节，基本淡化了“附逆”之说而主要强调文学成就与文学影响；08年版苏光文、胡国强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排列顺序上呈现了新的变化，即鲁迅，朱自清、冰心，周作人、林语堂，与93年版凌宇等所编的文学史，98年版黄修己所编的文学史具有相似性；09年版王嘉良、颜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语丝派散文与周作人的创作单独成节讨论，没有提及意识形态内的附逆之说；而同年的罗振亚、王锡龙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又涉入了历史；10年版刘勇，邹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语丝文体与周作人的散文，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评价甚高，但不乏“依附日伪”之嫌。

新世纪的“多元化”显得更为复杂，这应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两个极端存在联系，排序上的第一与最为严厉的措辞，在新世纪的学者看来都不大合适，他们有倾向于平和或客观，是对90年代融合管的一种大体继承。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中有着更为偏激的态度，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政治色彩浓厚，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提及较少，多是站在国家立场，民族立场。

这种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态度立场的单向性走向融合的多元化，但其中存在迂回：

无立足之地、纯批判性介绍的政治阴影文学审美探索文学审美兼顾对本民族的历史思考，得到一个较为理性的融合。迂回则表现在单一的民族主义层面。

三

下面再来观察排列秩序层面的变化：

在主流秩序上，周作人是列于第一者的。

在这些学者们或编或著的现代文学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周作人的态度立场变化以及周作人在散文写作者中的排列序数变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学者们（知识分子）自身，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制约着，一方面，与学者们的思想、知识结构相关，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到书籍的出版，它与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呼应的。即存在写作者主体性的发挥又包括隐藏在背后的权力话语。

70年代的高度政治化体质，文学必须接受高度统一的规范，必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甚至要充当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存在一个文化限度史“关于那些模糊的，一经发生必然被忘却事件的历史。由于这些事件，一种文化拒斥某些东西，使它们成为它的外部”①，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某些行为，在当时的大文化环境中是被排斥的，从最先的无立足之地，到后来的批判性介绍，这种决定权掌握在知识阶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手中，且知识阶层又不得不隶属主流意识形态，在70年代尤其如此。权力，我们知道，它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②同时“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这个网络而存在。”③所以，周作人在那个时段被剔除或批判便成为理所当然。随着的结束，的粉碎，以及的召开，人们的思想开始得到解放，改革开放及新一轮外国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的介入，文学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尤其是“文化精神年”“1985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块界碑。文学打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格局，呈现出多远发展势头，对原有的文学思维和观念进行清理、辨析，开展‘方法论’大讨论”。④文学环境变得相对轻松，知识分子、学者们的文学观念相应发生变化，政治的历史的态度立场遭到文学的抵制，而纯文学，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则放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如何面对周作人问题亦相应地发生变化，周作人的美文地位得到提升，而其历史上的所谓“污点”则被淡漠或者不提，80年代后期的两本文学史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文学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并存不悖且相互渗透”⑤，由于这种文化格局，知识分子的自由度较之70年代相对更大，但又不脱官方主导文化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在外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体制密切相关”⑥，周作人要受到批判，在内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互文者的诗学追求相关”，他又是受到尊敬的，最为明显的是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表现的两个极端，批判的最为严厉，引用的是其他学者的话，但在排序上却是第一位，这在客观上实际是是承认了周作人的文学地位，但编者存在顾虑，所以显得相当矛盾。较之于70年代、80年代的单线评价，这里显示出了融合，这种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又略有矛盾。

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一方面有对90年代的观点态度的延续，比如在周作人的排序问题上，大多将他放在散文写作者的第一位，批判的措辞显得相对温和，介绍讨论进入了一个辩证阶段，显得更加理性化。但随着民族复兴主义的兴起，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提倡，周作人的评价又呈现出迂回，最为明显的则是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态度十分偏激，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

四

综合上面的阐释归纳，如何评价文学史中的周作人，它一定受着至少两个方面的制约，其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二，学者们、知识分子层的知识结构与诗学追求。在当下形成的基本态度则是理性地辩证地看待文和人。文学史中的评价立场态度与这些年来的的周作人研究专著是潜在呼应的，这从周作人的研究综述文章中不难发现，究竟怎样看待周作人的人和文，此处不多说也不便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体作家者中，他一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写作者，这也是我们研究他的目的之所在。（作者单位：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雷达主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2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关键词：中国 现当代文学 现状 发展方向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学在历史岁月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文学也进行着自身的改变和进步，在接近七十年的发展、努力和探究之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伴随着越来越多人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现当代文学也得以更加细致和全方位的展现，相对应的是不断提升的学科地位。但是面临着现代化社会信息爆炸的现状，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网络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侵略，使得现当代文学偏离了其原来的发展路线，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渐渐暴露出来的大部分问题，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生存起到了严重的阻碍。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和发展过程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

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结合，统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一般情况下，现代文学指的是从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的文学，当代文学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时间点，它们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而产生，而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质是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历程。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指的是文学革命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是该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文学社团，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和鲁迅。第二个十年是革命文学的十年，指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是巴金、和老舍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左翼作家，而伴随着矛盾的作品《子夜》的发表，文学的形式也进行了创新。第三个十年指的是抗战时期，指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鲜明的时代特点被注入了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将社会背景通过文学作品进行反映出来，在这其中，国统区最为优秀的作家是钱钟书和张爱玲，而解放区最为优秀的作家以赵树理为代表。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

（一） 、商业化的文学创作

在现代社会，市场化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侵蚀了当代文学创作者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巨大变化，朝着文学功利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成为了谋取利益的工具，成为了名利的附属品。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刺激下，“纯文学”逐渐消失，伴随着大众文化在网络等传媒方式大肆发展，导致严肃文学对文学地位受到“俗文学”的挑战。文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启蒙、审美甚至教化功能，被逐渐放大的仅仅是文学的娱乐功能，抑制了文学作品中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严肃文学逐渐的被边缘化，仅仅被一部分的精英分子所接纳。伴随着文学的功利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到了市场和名利的竞争当中，他们希望各种奖项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而获得，想让自己在文学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加希望市场被自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主导，并且从中赚取大量的财富，文学创作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庸俗化、名利化和市场化占据了文学创作过程，扭曲了原本正常的文学创作状态。

（二）缺少自我审视精神

对于“自我”的认真反思和审视，是文学研究和批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方式，我们传统文化的延续指的是“自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根基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当代文学创作的营养应该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阶段，自我的反思和审视被我们忽略甚至放弃，文学的发展自由散漫。因此，当代人深刻的心理，没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缺少自我审视精神是文学极端化的表现。

（三）缺乏创新研究

通过分析人们现在的生活情况可知，人们的生活被都市文化和网络文化填满，社会发展阶段非常迅猛且日新月异，在这个阶段，发展较快的是纯文学和先锋文学，并且成为目前文学领域方面研究方向和热点。举例来说，底层写作、革命小说和乡土文学。与此同时，在时展特征的影响之下，深刻的变化也在文学研究方面发生，造成了研究领域和形式的便捷化，导致功利性占据了文学领域的研究。在目前的时代社会环境中，我国大多数学者都在积极努力的对现当代文学发展进行研究，这种现当代文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虽然将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人们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角度得到了增强，但完全没有体现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意义，并且将现当代文学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缩减，造成了降低研究深度的后果，在大家忽略了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之下，文学创新研究更是迟缓，学术研究的负担过重的现象层出不穷。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方向

（一）民族化的文学模式

在当前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回归传统，就必须要发展民族化的文学模式，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相符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西方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民族文化还没有被一些当代文学作者忽略。举例来说，现当代文学当中，部分作者创作的白话诗歌，它们的来源多是描述民间的真实生活，或者是一些关于民间生活的歌谣，将民间的这一生活群体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表现出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族化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现当代文学创作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弘扬的心理，也在民族文化的描写和中华民间产物的汲取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积极地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外来文学的借鉴必不可少，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也要在创作过程当中得以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基石是传统文化和民间精神，这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层次发展才会得到保障和促进。

（二）世界化的文学模式

将创作现当代文学的时代背景作为出发点，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西方化”的观点要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进行剔除，文学发展的模式要走向世界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文化承载体，文学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它的发展应该能够将人类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进行反映，而不是将人的价值观进行否定或者是从中获利。文学没有国家的界限，也没有阶级的区别，所以，在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种世界性的交流模式亟须被建立，只有这样，每个国家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才能够得以保持，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才会更好的促进。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要明辨是非，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扬长处避免缺点，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不是将创作动力基于西方文化，也不是固执地发展传统文化，而是要将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内涵和创新动力的新文学精神进行建立，积极健康的文学精神是具有创新性的，看待世界文学要用整体的眼光，才会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三）人性化的文学模式

通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发展史可以得知，中国的文学创作者在挖掘人性本质特征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方式，也会树立起一些人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要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中国当代作家不能忽视重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只有将经典进行重读，才能将新文化达到更好的衔接，才能更好地传承我国民族文化。第二，要持续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氛围，在扩大的过程当中，还要持续的深入研究传统的古诗词和戏曲，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进行深刻的体会和感悟。与此同时，还要重视社会变革或转型期的市民文学，将它的文学特性和社会效应进行认真分析，使得文学发展的平衡可以得到保持。第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缺少的是感动人心的语言，面对这种现状，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一定不能将自己的意识进行禁锢，要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将生命的意义进行寻找，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社会发展过程，用独一无二的方式进行重绘或记录。发展人性化的文学模式，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第3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您好！

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很多老师都在启发我们思考与此相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些疑问。

在很多人看来，莫言赢了村上春树是赢在他的“中国经验”，他将现代的手法与中国的特殊经验结合，使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起来。而村上则是一个从里到外、从形式到内容都接近西方式写作的作家，与日本传统的细腻的感官描写方式不大一样、但我却觉得，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与西方一样的发达国家。在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当代人都会遇到的。村上春树探索的，是整个人类的精神哲学的问题。可是，反倒是这种更宏观的世界性的思维，使村上输了吗？因为我觉得，不能够单单把他看成是一个畅销书或者青春文学作家，他所写的城市经验，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性，而且他迷人的想象力也是不输给莫言的。

另一方面，莫言写中国农村，写计划生育，写中国与众不同的历史，是不是优秀的作家就需要有这样的“历史癖”？如果中国再继续发展下去，城市经验越来越多，乡村经验越来越少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都生活在城市里，如何再写出具有中国民族性的作品呢？难道我们仍然必须去历史中寻找那些历史的材料么？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发展，在书写现代性经验或者和城市经验方面，还能够具有中国特色吗？我想，我们并不希望所有的当代文学作家，经过一二十年之后，依然在过去的中国中去挖掘那些奇怪的、特殊的东西如果我们的作家一直在中国苦难的过去中寻寻觅觅，好像只有“苦难的中国记忆”才是对一位作家的最高奖赏中国的历史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作家产生时，他们不再经历农村生活，他们如何在趋同性的同质化的城市生活之中，找到与众不同的经验呢？

希望得到老师的启发。谢谢老师。

学生

××

2012年10月17日23时××同学：

你好！

我先归纳一下你的问题：1.中国经验是什么？是专指所谓的“底层苦难经验”，如莫言笔下那种残酷的乡村经验吗？如果是，那么从小生活在城镇里的，或者生活在乡村但并没有受苦的年轻一代，他们的经验算什么？对他们的“伤痛”“焦虑”“迷惘”等各种精神困境的表达，算不算纯文学呢？2.只写历史经验，而回避当下经验，不就是一种“历史癖”吗？3.村上春树的小说写的那些城市经验，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经验更贴近，与当代城市生活更贴近，为什么没有予以重视？4.无论是文学奖所褒奖的、还是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似乎都与我们的经验无关，随着中国的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融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写作？

读着这封信，我感觉就好像孩子问父母：为什么那颗星比这颗星亮呢？我无法全面回答你提出的看似简单实际复杂的问题。但我可以尝试着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是关于“中国经验”问题。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一种焦虑心理，原因是本土经验没有得到有效表达和传播。于是，他们不断地念咒一样：本土经验、本土经验，还要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来给自己打气。我们有56个民族56朵花，一年出版几千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就没有“越是世界的”呢？现在莫言终于是“世界的”了，仅仅是因为他“越是民族的”了吗？我看恐怕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本土乡村经验表达的力量和有效性。经验是平等的，无论它是底层的还是上层的、边缘的还是中心的、苦难的还是幸福的、农民的还是市民的，表达经验的文学水平却是有高下之分的。对经验多样性的尊重，是现代社会的要求；对表达有效性的追求，是文学自身的要求。要警惕新的题材决定论：认为饥饿经验一定要高于脚气经验。村上春树和莫言作品所表达的经验都很重要。换句话说，是莫言对中国经验表达的文学性吸引了世界读者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而不是“中国经验”本身吸引了他们。如果是后者，他们就无需读文学作品，只需要看报纸和网络的新闻就行了。至于为什么不是村上春树而是莫言，那我不知道，要问马悦然。

第二是关于“历史癖”问题。这个问题涉及记忆与文学的关系。莫言作品中的确充满了个人和民族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是沉重的、苦难的、伤痛的、残酷的。很多年轻的读者，特别是青年女性，在阅读接受中有感官上的不适应。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文学审美的理解过于狭窄。他们迷恋一种所谓“纯美”的东西，迷恋“治愈系”的文学，将文学阅读和听流行音乐，仅仅当作人心理治疗的一种手段。这固然无可厚非，但仅有这种阅读态度是不够的。何况你还是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文学鉴赏需要更健全和更多元的胃口，什么都能欣赏，像“食铁兽”那样，铁都能消化，而不是只关注与自己个人经验相关的东西。激活记忆和反抗遗忘，是文学最基本的功能。作为“素朴”的时代的古典文学，主要是将那些“美”的东西直接呈现出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直接铺陈出来就行。作为“感伤”的时代的现代文学，关注“美变成是什么样子了”，更关注历史进程中“美如何被毁”的问题，对历史的思考因此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现代文学更加复杂，更需要理智的介入。对于写作来说，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无论是遥远过去的事还是刚发生的事，都属于经验范畴，它都要先于语言的发生，因此，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记忆，是对转瞬即逝的历史和当下经验的挽留。阅读更是如此，是对人类被现实压抑的经验的召唤。

第三是关于乡村与城市的问题。莫言擅长“乡村经验”而不擅长“城市经验”。他善于塑造母亲或农妇形象，特别是“泼妇”形象；不善于写现代城市女性形象，特别是“情人”形象。其实不仅莫言如此，当代中国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如此，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课堂上也讲过。传统乡村是一个“诗意”的“传奇”的世界，现代城市是一个“散文”的“叙事”的世界，对这两个世界进行文学表达，差别非常大。莫言擅长前者，村上春树擅长后者。

乡土的自然世界是神造的世界，是为“永恒的人”准备的。土地上的人一出生就好像得救了。天人都合一了，阴阳都和谐了，那还要创造干什么？只需要学习圣人和重复前人就行了，只要合符先贤制定的规范就行了，只要歌颂永恒不变的熟悉事物就行了，如：春花秋月、悲秋伤春、晚照晴空、来鸿去雁、美玉琥珀，总之，是日头星空之下和山水土地之上的动物、植物、矿物意象体系。人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像谷子一样生长的儿子，像土地一样能长谷子的母亲，像花草一样生长和衰老的女人，归根结底还是植物，只能生长在泥土上。这种想象中的审美世界，掩盖了乡土经验的残酷性。现代文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个古典审美的幻象揭穿。莫言就是这一现代文学传统的传人。但他笔下全是些缺胳膊少腿的农民，这无疑不符合当下中国的状况。健壮的有头脑的中国人呢？即使是新一代农民和农民工，他们的肉体也是健壮的，尽管他们经常受尽欺凌。新的文艺要表达当代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特别是城市经验的表达，还需要操练。

城市这个人工世界，是人类自己为自己建造的，是人类对“天堂”的模仿，是为“世俗的人”准备的。他们是否能够得救全靠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创造各种物质来满足人的欲望；创造各种制度以保护世俗生活；创造各种理论来培育人的思辨力，从而防止某些个体和集团发疯；创造各种想象性产品来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能够在文学中描写现代城市经验的前提，就是城市文化的发达，进而使城市经验变成文学形式。这在当代中国是近30年来才开始的事情（不考虑20世纪中期上海的特殊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才能看到效果。

第四是当代世界经验的“趋同化”问题。所谓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趋同化”或“同质化”，对文学而言是伪问题。与传统乡土世界恰恰相反，现代城市世界正是建构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个人才是世界的基本元素，而不是家庭和家族。因此，对个人经验异质性的表达，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起点。文学恰恰就是要呈现出世界经验“同质化”中的“差异化”来。真正的文学就是要抵御经验的趋同化，通过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形成一种经验交流的互动关系。每一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应该是具有差异性的。但大众传播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建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你忘掉这种经验的“差异性”，使你的生活变成一种时尚，一种可以替换的公众经验。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就是对这种大众文化神话的破解。文学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每一个作家及其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自足的差异化的世界。莫言跟大江健三郎不一样，略萨跟赫塔·穆勒不一样，《生死疲劳》跟《酒国》差别也很大。要学会面对每一个独特的作家和独特的作品，而不要急于去概括出一个什么规律出来，就像要学习面对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群体。

至于文学教育及其话语制度对年青一代构成的压力，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年青一代与我们这一辈人强调社会意义上的“弑父”不同，他们在审美趣味上与父辈产生冲突，是趣味上的“弑父”。消除这一冲突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并创造出自己的经典，让他们的记忆形式化并且历史化，同时让老旧的事物自然地死去。

最后，祝你生活快乐，学习进步！

第4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莫言的获奖圆了中国人的一个梦。中国其实与诺贝尔文学奖蛮有缘的。早在1938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以《大地》一作获奖。这部作品的素材就取自邻近我家乡的皖北宿县。几十年后的2000年，一位名叫高行健的法籍华裔作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从各方反应来看，这位高作家的获奖实在是没有什么公信力。直至来自山东高密的莫言众望所归地摘取今年的奖项。

这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本土作家获奖，其意义远非前两位可比。梳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有资格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很多，比如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但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而不是其他中国作家呢？这不能不提到莫言背后的一个人。在莫言获奖之后，许多行家都称，莫言能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努力。这个人就是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女士。

陈安娜开始翻译莫言作品大约是在1994年到1995年前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等三本小说的瑞典文版译者均为陈安娜。最近的一本《生死疲劳》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这部作品陈安娜2006年就开始翻译，费六年之功，全稿修改至少七次，直至今年5月才出版。除陈安娜之外，另外一个功不可没的人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没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说译成英文，莫言的影响力也难以进入西方。作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国际级大师，数十年来，他已将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绍给英语国家的读者。

翻译无疑成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一个关键。因了陈安娜，莫言才被瑞典文学院认知，才有了今天莫言的辉煌。以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市为例，每年都有许多国家的书商和出版机构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展。中国也曾有幸在前两年成为该书市的主宾国。但即便中国成为当年的主宾国，中国作品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须知，在有“全球最大书展”的法兰克福书市上参展的，95%都是英文作品。除了华人之外，世界上有多少人能说汉语？又有多少人能读懂中文？中国作品再出色，没有翻译这个媒介，最终还是无法如愿走出国门，也就无法让更多的民族、更多的读者欣赏。翻译一直是、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中国作品走向世界的主要瓶颈。

好歹有了莫言。当莫言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用“洛阳纸贵”来形容莫言作品的畅销程度绝不夸张，甚至还有所不及。这是莫言的幸事，但绝不是中国文学界的幸事。在读者和粉丝们纷纷涌向莫言作品专架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目光同样投到其他中国传统文学作家的作品上呢？

这让我不禁联想起在德国的时候。乘火车长途旅行时，经常看见车厢里的旅客捧着一本简装书在静静阅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人抽烟，无人喧哗，更无人打牌、嗑瓜子……

这就是德国，这就是欧洲。其实早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也曾有过这样的读书型社会出现。那时的人们在刚刚走出了“”的文化沙漠之后，对知识的渴求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尤其是青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公交车上、校园的一角、昏暗的路灯下……

可惜的是，商品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来得过于迅猛，对刚刚形成的读书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年轻人不再流连于书籍，而是沉迷于网络；学生不再为思想和理想读书，而是为考本读书……

理想在沉沦，信念在沉沦，文学在沉沦……一切为了生存。尤其是文学。难以想象，在书市萎缩、读者萎缩的情况下，文学还怎么生存？先是诗歌渐渐走入历史，继而是散文、是小说。后者还在挣扎，只不过换了一种活法：如果网络小说也能称为小说的话。

第5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我国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是千百年来逐步形成的，他们各自独特的内涵是需要挖掘和探索的。虽然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不同，但他们却都有着类似的发展道路，有很多方面也是共同的，特别是在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方面也是大体相同的。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进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用他们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粗犷豪迈的气质书写了不朽的诗篇，打开许多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所赞颂的真善美和批判的假恶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大小来划分文学作品的贡献，而是应当正确认识到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

1.当代文学发展不能缺少少数民族文学

当我们进入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工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学被弱化直到少数民族被弱化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从弱化的文学发展到具有独特文学特性的轨道中来。从大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叙述和构建上都存在着多民族文学和文化领域缺失这样的问题，很少有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做出比较详尽的论述。中国文学历来都是把朝代或时代作为分界来书写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人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上，都把文学国家化、民族正统观念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但对于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以及建立强大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却缺少依托，需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纳入到大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中来。正是由于把少数民族文学和我们认为的正统文学加以区分，才把少数民族文学排挤在中国文学的大门之外，多民族文学发展领域就被人为地加以干预，造成了多民族文学的缺少，把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极不和谐的声音。中国文学呈现给我们的精彩画面，缺少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参与和影响，少数民族的许多优秀作品改变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错误认识，少数民族无数精美的诗篇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荣誉。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更是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难以确定，但多民族文学在现实社会中是确实存在的，我们暂且不把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形态等作为文学的评判尺度，单就文学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局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学列入到中国文学之林。多民族文学是存在的，是各个民族文学精华的荟萃，是组成中国文学的多个有机体，具本身鲜明的特点和独有的民族特性，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学才拥有了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才使得中国文学史独具魅力，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和喝彩。

2.发挥各民族文学特色，促进当代中国文学大繁荣大发展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讨论和研究日趋成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辅相成和交融互动，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民族，而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汇集到一起加以研究，从中发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文化渗透和相互影响。在多数人看来，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差别不大，并且很多文学作家在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把他们叙述的那么接近，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是和过去所提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无论是汉族文学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家，都要站到新的高度来完成自我观念的改变，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放在全新的视角，不能把各民族的文学特长和之间的相互关联视而不见，重新体现和定位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只有不断发挥出各个民族的文学优势和特色之处，中国的当代文学才能更好地实现大繁荣、大发展。

二、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及其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系

1.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是具有时代特征以及现代文学意识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民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是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连带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整体。

2.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促进当代当代文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其严肃的民族性，这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品格。虽然当代文学工作者非常重视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当代文学并没有因此忽视本民族的文学和审美需求，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和先锋性的同时，应当把民族文学的构建和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为此，应答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不断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一些好的做法，进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实现更好地发展。

3.加强各民族文学工作者沟通交流，共同传播优秀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逐步屏弃民族之间的差别，把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吸收到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来，这其中包含有很多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文学工作者没有民族之分，更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相互抵触。对于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地进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实现各民族间友好互助，文化共享，共同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递给世界。

三、结语

第6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贾平凹的《古炉》贡献在哪里？评论家雷达说，《古炉》的写作，整个节奏是缓慢的，他写出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血液灵魂中最深藏的东西，即所谓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情绪，中国人是怎样的活着。这个写法很深刻，就是最基层的叙述。贾平凹在写作中，生存状态是第一位的。他写出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也在写真实、写灵魂，肩负还原生活本身的自在性、完整性、复杂性、多义性和纠缠性。

中国现代文化馆副馆长吴义勤认为，《古炉》在思想上达到“非常高的高度”。一是传统小说描写的能力被发挥到极致，二是叙事的能力高超。正由于贾平凹的这种叙事经验，让我们看到中国乡土小说叙事的传统在今天被超越的可能性。这是贾平凹特别重要的贡献。

贾平凹在后记中所体现的写作姿态也引起了评论家们的关注。他提到，“我不在乎市场怎么样，就按照我想的写。”对此，《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表示非常认同。他说，现在很多著名或不著名的作家，在小说第一页、第二页的时候就让人看到巴结读者的态度，令人感到乏味。他们太容易把握故事的走向，太知道故事可以改编成电视或者在市场上销售好的原因，反而扭曲了自己写作的姿态。

“平凹在后记中声称他不是为好读而写的，我看成是他有意对这种阅读习惯进行挑战。如果抱着读一个非常好读、顺畅的故事的话，我们会失望，假如我们调整一下阅读习惯，也可能从中间会读到一些别样的东西。”评论家贺绍俊认为，《古炉》是对读者阅读习惯的挑战。当下我们的小说创作的整体趋势越来越追求故事化，越来越追求好读好看，特别是在网络新媒体的冲击下，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

《古炉》重得让人翻不动。北京大学副教授邵燕君坦率地说，挑战的不是读者的智力而是耐心。邵燕君说：“贾平凹今日的写作路数与其说是古典的不如说是现代的，与其说是传统的不如说是代表先锋实验性质的。所有让叙述流畅起来的惯常通道被堵死了，但是遗憾的是以此为代价换来的又确实是一些鸡零狗碎的日常细节。比如现代小说的那种寓意象征，我们读先锋小说在形式上突破语言的，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讲，可能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那种阅读期待都落空了，这是让我感觉到阅读困难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写作《秦腔》时，贾平凹曾经表达过被动和困惑之意，他谈到，《秦腔》之所以与其以往的创作不同，是因为“原来的写法一直讲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慢慢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现在再按那一套程式就没法操作了”而在《古炉》的创作谈中，他更强调选择的主动性以及多年的坚守坚持，并且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成熟成功。邵燕君指出，在这里出现一个悖论，贾平凹要负载一个典型的启蒙的主题，但是却摒弃现实主义的写法，而那种写法的作用不仅引人入胜，同时也是主题深入。

第7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全国政协教科文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翟泰丰，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著名作家、版协少读工委主任海飞，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一司司长唐华东，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朱新中，著名诗人儿童文学作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金波，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束沛德等30余位在京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上，专家学者对刘先平的这部作品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样一部作品的问世具有重大意义。

《美丽的西沙群岛》是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系列作品的最新力作。作者以其亲身经历配以大量照片，向读者讲述了在西沙群岛探险的历程。作者用散文的笔调，纪实性地展现了考察西沙群岛海洋生物以及海洋生态时所看到和所经历的事，书里还有对驻守西沙群岛的官兵热爱西沙，保卫西沙，自觉呵护西沙生态的生动描写，角度新颖，感人至深。作品通过对西沙群岛神秘海洋世界的描绘，力图寻找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人与自然相和谐，共荣共存。作品着力表现了西沙群岛的自然风光美(包括植物美)和动物美，更揭示了西沙守岛官兵的心灵之美。驻守西沙群岛的官兵，这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洋生态部队”的感人故事，栩栩如生，震撼心灵。

作者亲身亲历，以第一手翔实资料，展现丰富多彩的海洋知识，包括海洋环境、海洋动植物知识、各种与海洋相关的逸闻趣事等等。尤其珍贵的是，作者以满腔激情，描写了一支世界上绝对独一无二的“海洋生态部队”的故事，满眼新意，感人至深。这是中国人民守卫西沙群岛的部队官兵，首次以这种独特的风姿，作为主角展现在少儿文学作品之中，堪称开风气之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大量彩色照片来自部队的专业摄影家，很多镜头弥足珍贵，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西沙守岛官兵的英姿，准确传递了这支伟大的“海洋生态部队”的精神风貌。

人类最长史诗漫画巨作藏族英雄传奇惊心动魄

《格萨尔王》漫画正式出版

本刊讯近日，根据有“东方荷马史诗”之称的《格萨尔》改编创作的大型全彩《格萨尔王》漫画(全5册)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格萨尔”研究界和“格萨尔”爱好者以及动漫界的强烈关注。

《格萨尔王》漫画由金永彪担任总策划，著名“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和吴伟主编，东方巨圣(北京)文化有限公司投资制作，著名漫画家权迎升担纲编绘。《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她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王”的故事曲折动人，编绘者运用娴熟的漫画技巧，以幽默诙谐的漫画语言，塑造出一个符合当下少年儿童阅读口味的全新“格萨尔”——他英俊、机智、勇敢、正义——相信这部漫画为传统史诗英雄人物被今日孩子们接受和热爱奠定了基础。2011年，这部漫画一举夺得第五届亚洲青年动漫大赛最佳连环漫画奖。书中所附的水墨画作品荣获2011年“大师杯”国际插画艺术双年展最高奖“至尊大师奖”。

《格萨尔王》漫画的问世，将使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以便捷、愉悦的阅读迅速了解这一伟大经典。目前，《格萨尔王》漫画的英文版也已进入翻译制作中，已有多家国外出版商对此表示极大的兴趣，并有引进版权或合作出版的意向。

(馨闻)

《我是乔布斯》引进出版

本刊讯近日，凤凰阿歇特联合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出版重磅少年版乔布斯传记《我是乔布斯》。此书由美国最大的图书公司之一西蒙&舒斯特(即中信版《乔布斯》的原出版方)，于2012年2月在美出版，上市半个月，销售就超过5万册，在美国学校中掀起一股阅读风潮，美国少年都在争相阅读。

第8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中国是个翻译大国，季羡林为《中国翻译词典》所作序言中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中国文学翻译有两次，一是魏晋六朝佛经文学翻译，一是晚清起的近现代文学翻译。若从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中国百年来翻译作品已达上万种。在全部文学书籍中，翻译作品占到三分之一强。晚清以来域外文学的引入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其外来动力即源于此。新文学作家中，假外国文学之手催生创作的并不鲜见，很少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边译边著相互渗透合而不分的作家比比皆是。翻译文学作用之大显而易见，但其性质又比较暧昧，长期归属不清。早期虽有阿英、、陈子展、罗根泽、王哲甫等在有关的文学史著作中加以注意，后来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却几乎对其只字不提，“中国文学史”教材即使涉及也是语焉不详。翻译文学简直成了弃儿！

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兴起，翻译文学才真正受到重视。二十余年间，翻译研究成果不少，涉及翻译文学的著作主要有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840—1966）》（1989），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1996），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7），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谢天振《译介学》（1999），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99），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0），《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2001），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2000）等。以上著作大大推进了翻译文学史的研究，使翻译文学史开始与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史知识系统。

2003年，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建开博士的专著《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出版。这部翻译文学断代史著作，与前面提到的陈玉刚、郭延礼、孙致礼的论著既有时间上的对接又有内容上的互补，填补了英美文学翻译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本书分七章：1．英美文学译介研究的历史沿革及评述；2．积习与转折：五四初期关于译介方向的论辩；3．域外来风：译介态势与成因；4．现代文艺期刊对译介的推进；5．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6．对英美文学的不同评说与选取；7．结语：英美文学译介实用倾向的语境因素。

第一章为文献总结，分阶段梳理评说了英美文学译介方面的著述，指出英美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尚缺乏整体性专门研究，此前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引用材料有时显得单一与不确。二、过于简略。三、译本信息量不完整，原作的英文名、原作者名、出版者及年份往往不得其详，译本的种类、前因后果的交待亦欠详尽。针对以上问题，作者确立了本书的目标和任务：视英美文学为一整体，描述现代中国（1919—1949）对其译介过程中所取的姿态和抉择；通过探索，力图为现代中国的英美文学译介勾勒出一幅整体概貌，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章评述20世纪20年代各方面对于译介方向的论争。作者指出“五四”以后英美文学译介呈现批判地继承特点，作家、译者、出版者、读者等各方面人士对“林译小说”为代表的翻译现象进行反思，主要侧重在选材、内容等层面而很少停留在纠正译文错误的语言层面。经过讨论，人们逐渐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即文学创作与译介不能只为消遣，更应促其发挥服务社会的现实功用，译介作品要能对“他者”文化起到改造促进作用。这对于此后译界与出版界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影响巨大。

后面的四章，作者利用大量资料（包括许多表格与统计数字），史论结合（而不是简单的以年代为序罗列译作清单及相关史料），从不同角度探讨30年英美文学译介倾向显示的规律。最后一章作者得出结论：30年外国文学译介隐含着一个主导思想，即外国文学译作要紧贴现实、要与之相结合；要配合国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译介实践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折射出强烈的实用（功利性）意识。新文学观念及国难的笼罩促成并强化了这一趋向。

本书视角独特，体现在：一突出现代文艺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二重视读者反应。这点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此后，文艺期刊的文学译介活动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相关的研究专著开始增多，以文艺期刊的译介为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也越来越多，个案研究越来越深入，而本书实有开拓之功。

文艺期刊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现代期刊周期短、信息快、售价低，积极介入文学译介活动，几乎凡期刊必有译文，无译文不成期刊。因而期刊对文学译介在多方面起着出版社与单行本译作无法企及的独特作用。然而期刊对译介的重要性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全面的研究更未能展开。以往的翻译文学研究多习惯于将目光投向出版社与译作单行本，编纂文学翻译资料大都局限于单行本书目，即便对期刊偶有涉及，侧重点也是放在期刊创作而非译作上面，谈及译介也大多比较分散和简略。有些研究者虽对个别重要期刊的创作活动作了探索，但尚未形成文艺期刊译介状况的整体认识，也未出现较有系统的专论。

针对以上问题，本书作了扎实研究，几乎所有章节都涉及到文艺期刊。如第三章虽为1919—1949年英美文学译介概览，仍以最后3节探讨期刊的译介作用。作者先集中分类列举外国文学丛书（含英美文学丛书）并提供了最新的译本统计表，接着评析了一书多译、译本换名重版、著译合集、“翻译年”等译介现象。他指出，著译合集很能凸显新文学家的译介情结，而在文艺期刊上他们著译并举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在不同刊物、同一刊物、甚至是同刊同期上同时发表创译作品，两栖身份一目了然。书中第105—106页例子颇多，如《诗》月刊1卷1号同时刊登王统照诗2首、译诗3首，欧阳予倩先后在《戏剧》月刊发表剧作9部、外国译作2种、译作论文4篇、论文16篇，是著译与研究合一。

由于30年代文艺期刊的繁荣，文学译作数量大幅度上升，引出了关于“翻译年”的讨论。起先，1934年被时人称为“杂志年”，当年仅创刊的新增期刊就有400多种，而这一年《文学》出翻译专号，《现代》有美国文学专号，内容几乎全是译作的《译文》、《世界文学》创刊，翻译大为时兴，“翻译年”之说随之浮现。先有《申报》（1934年10月6日）刊出黑婴《翻译今年又成行了》，称杂志年因推动了翻译活动而见功绩。其后文坛即有了积极回应。1935年1月，《文学》发表茅盾《今年该是什么年》，首次谈及与1934年这一“杂志年”对应今年该是“翻译年”。2月《文学》又有其续文《对于“翻译年”的希望》。稍后的1935年3月，《文化建设》登载杜若遗《“翻译年”的翻译工作》加以呼应。由于对此命名不以为然，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的《文学》上发表《非有复译不可》，主张以重译纠正前几年粗糙译本带来的副作用，从而真正在翻译方面做出成绩来，不必乱命名什么年。作者对这一翻译史佳话的清晰勾勒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期刊译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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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更是对文艺期刊译介的专门研究，探讨了期刊对文学译介的巨大推进作用，指出其独特作用表现在：营造文学译介态势（直接见于刊名英译、创刊词、办刊宗旨、稿级、编者的话等），设立译作专栏，推出翻译专号、英美文学专号、外国作家专号，连载译作，编读往来（见通信、读者、书评等栏目）、集中推介来华作家（如泰戈尔、萧伯纳）等方面。作者还从期刊译介研究的缺失、期刊繁荣状况、译者队伍、专载译文的主要期刊、文艺期刊的销量、译介方式的多样化等角度探讨期刊译介的特色。这样，本章与其他相关章节一起突显了30年英美文学译介的规模与倾向，展示了文艺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全貌与实绩。

依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需要接受读者多方面阐释才能真正产生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原作读者虽与译作读者不同，但他们的参予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丰富、发展了原作。现代中国30年文学译介的兴盛，读者亦功不可没。他们并不是总处于被动接受译作的地位，更以其积极的解读参与了文学译介，乃至对译介倾向施加了积极影响。王著全书都体现了重视读者反应的特点。他在众多章节大量引用作家、译者、编者、出版者对文学翻译各方面（如译介方向、体裁、内容、宗旨、计划等）的评论，还精心搜求有关译作、期刊在读者间的传播情况、反馈意见、发行版次等资料，而且书中有不少章节集中讨论读者反应。

第9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关键词:灵性文学;基督信仰;圣经;文学创作

    手捧这套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小说家兼诗人施玮主编的“灵性文学丛书”,[1]

    非常高兴。终于在中国见到了有中国作家自己撰写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切入当今生活的又与基督教文化有着某些关联的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主要选编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卷《此岸与彼岸》、诗歌卷《琴与炉》、小说卷《新城路100号》(上、下)、长篇小说《放逐伊甸》(中国电影出版社)共五册。

    心想何不干脆就用“基督教文学丛书”,为何却要绕着弯子起名“灵性文学丛书” 呢?掩卷三思,终于还是明白了施玮先生之所以这样做的独特见解和良苦用心。我在举双手赞成的同时,甚至也萌生了一点个人的领悟和感受。适逢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与“灵性文学丛书”主编施玮合作,于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金秋十月,佳美良机,旧朋新友,学术畅谈,我也来凑凑热闹,把自己的这点看法谈出来,岂不快哉!

    当然只打算来凑凑热闹,随意发言估计还是不行,诚如会议主办者所言,此次会议是此方面研究领域学者的一次聚会,将汇集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的朋友,将对于“灵性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然如此,就当慎重。言下之意,就是把赞成的这点原因,借着发言讲出来,与大家分享,共同探讨。

    一、文学与基督信仰

    基督宗教与文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各家出版社纷纷出版基督宗教与文学的专着,甚至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也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最近的出版界接二连三地抛出有关的专着,如:上海师大扬剑龙教授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2] 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3] 西南师大王本朝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4] 济南大学刘丽霞教授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5] 等,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特殊的学术现象。

    一般来说,基督宗教有社会功能、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三个层面上的特征。基督教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及其在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到了现当代社会可能不能完全应付社会所要求的整合,但其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却仍然有其活力,且越来越彰显其在思想和文化影响上的重要性。诚如杨慧林先生所论:“在有关‘价值’的各种人文学思考中,神学的视角越来越显示出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世俗的领域里追索价值,我们最终只能发现一切‘价值’都充满了相对性。通过后现代主义批评对于‘宏观叙述’的结构,基督教神学实际上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空间显示了人文学与神学的深层同构。”[6]

    这世界需要文学,因为文学可用想象为我们提供一个方式来认识世界,也为我们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力又有效的对话渠道。而基督信仰更需要文学,因为基督信仰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话语” 的传递上的,而文学的本质便是把语言、文字推到极致,像用杠杆推动一个沉重的观念,举重若轻。文学中的故事更有其魅力,可直指人心渴望,同时又能呈现世界本相。想一想,圣经各卷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文学手法来书写,岂是巧合?这其中必有上帝的心意。所以在信仰中,文学应和神学、护教学相辅相成。我们需要大声疾呼,也需要轻声细语,我们需要促销,也需要渗透。没有文学的信仰,就像断翅的鸽子,飞不高也飞不远,更遑论深入人心。[7]

    那么如何认识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呢?假如只说基督教文学是用文字作见证,那就是一种误解。当然,能写出好的见证也可以是文学,但真正的基督教文学却不仅是用文字写成见证而已。而一部上乘的极具灵性的文学创作,很可能整部作品中不见一个基督教的惯用术语或专有名词,却仍然可以成功地传达基督信仰的精神。而相反地如果作者对基督信仰没有较深的了解,整篇作品中尽管采用了许多基督教的名词与圣经章节,仍然不能算是基督教的文学作品。就拿两个日本现代作家来说吧,比如三浦绫子,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却对基督信仰有深刻的认识。她从创作小说《冰点》[8] 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后来的作品越来越多,在日本基督教文学界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技巧上她坚持以间接的方式传达基督信仰的信息。她对以文学传福音有她自己独到的看法。她说如果今天施洗约翰忽然出现在东京的街头,大声疾呼:“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们一定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因为东京没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施洗约翰能为耶稣预备道路,而她认为她只能为施洗约翰预备道路。这就是三浦绫子对文学创作与基督信仰的关系的看法。而她实际上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许多日本青年正是在读了三浦绫子的小说后而悔改归向了基督。就连翻译她小说的翻译家朱佩兰女士的受洗归主,也是因长期研读三浦绫子的作品而受到影响的。至于日本另一位作家远藤周作,他作品中所蕴藏的基督教信息和神学思想,可能更为深湛。他的代表作《沉默》[9] 是一部相当有深度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不仅在日本有极大的反响,早已拍成电影,即使放到世界基督教文学中来看,也有其卓越的地位(早已译成十几国文字)。远藤周作对圣经和基督宗教神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才能写出《沉默》那样的巨作。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家们,可能需要作更多的努力,不单是在写作题材或创作技巧上,而且还要对基督宗教,特别是圣经,有精深的了解与认知,换言之,即对基督信仰的内涵要痛下功夫。[10]

    所以说把定点放在作品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上来认识和把握这种文学就显得尤其重要。

    圣经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上帝独生子的荣光。” [11] 西方的与基督信仰关系密切的作家和诗人,频频提到,文学在信仰中,深具“道成肉身” 的力量。怎么说呢?文字书写本来就是以有限描述无限,以具体呈现抽象,以象征来指向神圣。当作者用具体的意象、人物和故事来包裹、呈现属灵真理时,就是一种“道成肉身” 的方式。就像上帝藉着拿撒勒耶稣的肉身,来彰显望不见、也摸不着的自己一样。[12]

    而基督教文学家施玮更进一步地扩展了这一认知。她说:“道不仅具有太初原有并永恒存在的客观性,也具有让人可以亲身看、听、触摸,而产生的主观体验性;道不仅具有创造性,同时也具有同在性;万有藉道而造、从他而出、在他里面,他又道成肉身,住在万有中间,与被造之人同住;道具有真理的光照性和审判性,同时又具有救赎的丰满完全性与恩典性;道具有自我存在的荣光,同时又具有自我表明的启示性。”[13] 她鉴此而进一步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是基督信仰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一种“道成肉身” ;是藉着表述人亲身对这道的主观体验而见证这“道” (基督信仰);是以上帝赐于人的创造性来表述这道与人同住,见证道在人里面,人在道里面;是在真道的光中重新解读自己、他人、社会、世界,并传递出这种以道(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描述出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在这道启示性的光照下,认识人的犯罪与上帝的救恩,形成一种对罪的弃绝和痛悔,同时藉着对上帝救恩的信心与盼望而创造出充满喜乐和心灵安息的文学。[14]

    可喜的是这种“道成肉身” 的文学创作(即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文学)正在中华大地悄悄崛起。当代中国以北村、施玮、莫非、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正在我们身边一一涌现。他们大多数都有基督信仰。他们在圣经的光照下,以上帝的启示性真理作视角,以文学创作的各种形式为表达,解读和阐释自己、他人、和社会。他们有的擅长吟诗,有的喜欢写小说,撰散文,题材不一,形式多样。比如施玮,她擅以诗的形式抒写灵性之光和肉身之道,着意把深刻的灵性凝铸为优美的意境,在人间情爱中映射那属天的真爱。[15] 她同时又撰写小说,如在《放逐伊甸》里刻画了像李亚、赵溟、戴航等为代表的栩栩如生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他们透过死亡窥见了生命的意义;穿过罪恶认清了自我的本相;冲破怨恨懂得了爱情的真谛。张鹤先生曾评价说:“《放逐伊甸》的确为当代中国信仰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讲述的可能性。”[16] 再看早已名扬四海的小说家兼诗人北村,他早年曾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后以“神性写作”又成为中国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像小说《施洗的河》、《老木的琴》、《玛卓的爱情》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读了他的诗,我们一定也会像施玮那样产生共同的认知:“他的诗歌却让我在一片晨曦中,看见一只突然腾空飞起的鸽子。温润、雪白,是他灵魂的歌吟。歌唱着天国和爱情。透过这些简朴、内敛、温暖而充满哲思的诗句,我被带入他心灵的深处,被一份爱的炽热灼痛。”[17] 还有像莫非、区曼玲、鹤子、陈卫珍等的短篇小说;像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姜庆乙、匙河、王怡等的诗篇,像宁子、小莹、范学德等的散文,无不浸透着生命、爱情、和智慧。他们有的讲述朴素,却发射出活泼生命的力量;有的表达犀利,却蕴涵着真爱的温存;有的言说浪漫,却散发出智慧的馨香。

    二、灵性文学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