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德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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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一、话语及话语理论

人同语言处于最亲近、最密切的关系状态。人一开始说话或思考，人则必定进入语言，无语言或离开语言，人之说或人之思则无法甚至不可能展开。人在语言里才能言说，人在说着话，人在言说着语言，实际上，话在说着人，语言在言说着人，话通过人在说着话，语言通过人在言说着语言。人在说话与被说，言说与被言说的时候，感受到了存在、回到了安在之家。“于是，对语言的深思便要求我们深入到语言之说中去，以便在语言那里，也即在语言之说而不是在我们人之说中，取得居留之所。”[2]P983

人在语言里倾听与言说，阅读、思考与写作，音响形象与书写文字是人在语言里展开交流与对话的物质媒介（载体）。在交际中，人们必须面对讲演、课堂、文字物品（书籍、报刊、试卷、信笺、应用性文据、研究报告，……），日常谈话。这些现象被语言学家以术语“话语”名之。“简单、通俗一点说，话语是言语交际单位，是实际语言运用中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及形式上的完整性的书面语和口语成品（也有人将口语排除在外）。小至电文、便条，大至长篇多卷巨著，都可理解为‘话语’。”[3]P382

当“话语”概念从语言学领域被引入到其它研究领域（文学、哲学、文化、社会学、……）的时候，“话语”概念本身由于新的意义的被赋予而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模糊，更加晦暗不明了。

米尔斯（Sara Mills）在其专门研究“话语”概念广泛而普通地被使用在诸领域的著作《话语》（Discourse，2004）里开宗明义地写道：“术语‘话语’在诸学科里已经变得一般的通用：批判理论，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心理学和许多其它的领域，如此之多以至它常常是不确定的，似乎它的用法完全是一般的知识。它在分析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文本里被广泛地使用并且它以不明确的而且有时晦涩难懂的方式常常被用来表示一种确定的理论的复杂性。它在文学的和文化的理论里可能有任何术语的可能的词义的最宽的范围并且它在最少被定义的理论的文本里仍然常常是一术语。”[4]P1

于此，必须明白的是：在本文的论域里，“话语”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界域而被理解的，其次是在语言的维面上展开“话语”的探讨工作的，其关系状态体现在 之中，因此，本韦尼斯特（Benveniste）说：“语言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话语中不曾有过的。”[5]P116

二、文学理论话语及文学理论话语理论

文学理论研究赖以凭依的表达方式，范畴体系则应归在“文学理论话语”之下，而文学理论话语理论则是以文学理论话语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范型。关于文学的话语及其理论在话语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由于文学作品及其创作直接同人的存在、精神需求、审美诉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米尔斯说：“在某种程度上，总的说来，作为术语的话语对于允许我们询问关于文学和文本性质的问题是最重要的。”[4]P20

（一）判断文学理论话语状态的标准

面对着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首先是被其概念、范畴所包围，我们该如何去通过这些概念、范畴去获取这一文学理论的整体面貌和概要思想呢？无疑，从这一文学理论的话语出发来审视、把握它是切中了问题的关键。于是，先要展开的工作则是要判断、确认这一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那么，判定一种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标准是什么呢？笔者从两个方面陈述、说明：

1、话语范式

对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认识与了解，首先是从它的话语范式着手的。所谓话语范式是指话语被结构组织成一种有效的外在表达方式。阅读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著作，最先全面而直接作用于研究者（阅读者）的则是文学理论的话语范式，这是由于只有先牢牢抓住了文学理论话语范式这一外在的表达方式（形式），方才有了通过这一方式（形式）而把握住文学理论自身的很多东西（内容）的可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话语范式首先是一种外在的表达方式，即具有“形式因”的意义；第二，这种外在的表达方式必须具有有效性，即是一种“合法的”表达形式；第三，这种外在的表达形式是由话语组织而成的一种结构表达。因而，文学理论的话语范式成了文学理论内容的外在形式，理解话语范式则是为文学理论勾勒出了一种外部轮廓，由此而能够还原性理解文学理论本身的东西。无疑，这是理解文学理论而不得不做的基础性理论工作。

对话语范式的认识与理解，就必须认识和理解话语范式的媒介形式：语言。任何话语范式都必须借助于某一语言而得以表达、展现出来。语言在话语范式与思想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每一思想需要一特定的话语范式，某一话语范式表达一特定的思想，语言使二者的对应成为可能同时也带来了某些限制。由此知之，对某一文学理论的理解与建设最终是要从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着手，方才抓住了最根本的原点。

第2篇：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着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这种对内容上的凸显，使得形式上受到过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时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视，但“文”始终没有占主体地位。而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在“文”与“质”，这种内容与形式来说，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对在艺术方面的成为其主要特点，从《伊利亚特》和《奥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和欧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妇女》，都是运用着写作的形式，艺术的方式，来取胜的。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都体现着“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对人的教化作用确是没有显现出来。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写的那样，把一切诗人与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亵渎神灵，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谎言夹杂其中，而这种对“人”的描写，更会滋养人的，使人心灵中低劣的部分显现出来。

第3篇：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现阶段许多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往往停留在语言层面，忽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把它们分离开来。语言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知识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所以要恰当的把语言和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提高英语交际能力。学生们如果只是学会了语言知识，往往会在实践交际中出现这样的问题：话语表达不恰当、用母语的文化大环境去改造所学的语言而闹出笑话，这对正常的交际是非常不利的。在实际的英语交际中，语用错误往往比语法错误更为严重。因为在和外国人交流时，他们对于我们的发音和语法的错误更能够宽容和理解，但是如果不按照他们的说话规则来的话，轻则闹个无伤大雅的笑话，重则会显得对人不够礼貌。所以，如果学生的语法等语言问题掌握的非常牢固的前提下，句子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因为对于其所学语言所处的文化坏境不甚了解的话，在社会交往中就会出现误解，因为表达的不恰当、不得体。所以我们高校在英语教学中务必要融入文化因素，使得文化因素充分的发挥其自身的作用，使两种不同语言的背景文化在使用者的头脑中融合并消除差异，这样可以有效的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并且使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得到质的突破。

2.在文化因素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1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在大学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实则是中国文化及外国文化的两种文化的交融过程。学习英语时我们肯定要涉及汉语及英语两种语言，我们学习英语时需要用英语及其所处的语言文化背景来表达出来信息，而我们还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汉语来对其进行翻译消化。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因素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汉语充当了一个参照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中介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学好大学英语的一个基础桥梁。中国人需要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学习英语，虽然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制约，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英语，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有些情景是必须用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才能明确清楚的表达出正确的意思，所以把中国文化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中是非常有必要的，它是弘扬我国优秀的灿烂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中国文化下的汉语作为学习英语的一种参照物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学习英语的一个有效的过渡桥梁。当学生在学习一门语言时会慢慢的转移到对其文化的学习，这个时候他不自觉的就会用他自己的文化来解释他说看到的现象，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往往会使学习者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及行动。在大学英语的教学中，应该重视中国母语文化对其学习英语产生的作用，对比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相同和差异之处，让中国母语文化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正能量的参照，使得学生们可以更好的去学习英语，提高学习英语的质量和效果。

2.2注重多样文化知识积累并着重培养交际能力中国的大学生在汉语体系中生活太久，受其影响太大，习惯了中国文化下的语言环境及表达方式，习惯用中国式的价值观去衡量事物。所以这些对于英语学习来说都是不同程度的阻力。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对其所处的文化的了解，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些文化知识，就很难真的融入到那样的语言环境中。所以我们有必要积累外国文化知识来填充对所学语言文化知识的缺乏，并在这样的文化知识背景下去培养自己的交际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对于每个阶段都需要融入文化因素，使文化因素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大学英语老师应该充分的让学生了解说英语的国家的文化背景，向学生们不间断的传输这些信息。在英语交际情景演练中，老师要为学生创造适宜交谈的文化环境，这样才能有效的培养学生们的交际能力。

3.总结

第4篇：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　渗透

在跨文化交流中，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早已引起国内教学者的关注,在英语教学中阐释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现已成为其重要的研究引导课题。众所周知，语言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语言承载着文化，由此可见，英语教学的进行不仅仅是传授语言知识,还应更加注重在语言这个载体上文化的传递。这其中的文化既要包括英语语言文化,同时也要涵盖汉语语言文化。

一、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现状

作为国际交往中使用频率最多、最重要的沟通交流工具,英语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识。但是这样的大环境总会给人错误的引导，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英语比汉语还要重要，人们在不自觉中忽视了对汉语尤其是汉文化的学习。新加坡学者研究发现,在新加坡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造成社会凝聚力低的主要诱因便是母语教育的不完善,而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纵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教材，课程在设置上大多都是突出英语和英美文化。英美文化固然值得学习，但是教材中不可缺少汉文化的渗透，学生只有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下才能对自身环境有正确的认识，进而提升自身的修养。不单单是知识这么简单，文化底蕴会伴随学生的一生。对于英语学习者，尤其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的首要目的是通过英语这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对于汉文化的认识。然而大多数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知识为了通过四六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英语中该怎样翻译。现今的局面就是，在我国各个阶段中英语教学大纲的目的都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但是这似乎只是落实在口头上。英语教学,是一个学习者通向西方文化的窗口,也是未来学习者向外输出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在的通道。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学习者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开阔视野,走出去,再寻根思源,看回来。这才是英语教学的目的。让他们在世界文化的长河里找到中国的位置,窥视文化的根源。这往往比单纯的讲授知识更加有意义，知识只有在文化的背景下才能散发出引导之光。

二、英语学习者的对自身的认识

每个英语学习者在面对外国人时都充当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你的一言一行和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都会影响或改变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中国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我们每个英语学习者都应该深刻的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传承是自身的任务和使命。英语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文化的媒介,通过它可以表达我们的文化，而其中的基础便是对汉文化很好的认识与感悟,作为中国人，应该理解汉文化独特的魅力，以及用何种手段传播自己的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林雪在谈到外交官的素质时说:“我认为,第一是要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有了这种信念就有了动力,在这种动力下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因为外交工作很有挑战性。第二就是广博的知识。一个外交官要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一定要了解中国,了解外国,然后找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这样做起来自己也会感到高兴,这种喜悦是高层次的享受。”

三、注重教师的文化意识与教学方法

最近几年,中国英语教材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前行的全球一体化浪潮处于不断更新发展中。教材内容渐渐充实，但却极少看到中国文化的经典。我们过多的关注于对学生进行异国文化的教育,却忽视了自己本土文化的渗透教育,这是英语教育中的硬伤。中国文化渗透在英语教学中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重要的引导者,首要职责就是要坚定文化立场。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并欣赏祖国灿烂的文化,应包容地为学习者介绍中西方文化。这样才能结合把祖国文化和外语教学结合来。

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创新。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要求学以致用,胸怀宽广，教书育人，要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面对文化。随着国际间交流的不断深化发展,文化事业尤其显得更加昌盛繁荣,所以外语教学中对于文化的渗透愈发重要。简单的英语语言教学已无法适应多变的文化环境。这就要求英语教学者能够站在文化的立场上纵览本民族文化,站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高度上,诠释英语教学,如若达到这一高度,英语教学定会向更深更广的境界发展。

第5篇：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 师道 孝道 经典 内学

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应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这块土壤。这是艺术教育发展、成长的源泉，离开它，艺术教育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各种不同的艺术教育模式，不管是舶来的，还是本土的，无论是学习、继承还是发展，我们本身应具有一个较高的视点去评判。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否则舶来的东西就难辨良莠，或导致另一个结果，即盲目地排外而妄自尊大。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出现了偏颇，即重技艺而轻人文。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与传统的人文教育产生了严重的断层，这足以导致人的精神领域极其浅薄与苍白，加之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介入，我们正在加速度地蜕变为“香蕉人”，而我们的艺术教育也增加了“功利”与“竞争”的倾向。过分重功利就会轻仁义，人与人的过度竞争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国与国的过度竞争最终的结果将是共同毁灭。

一、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

近现代西方注重的是科技教育。在科技进步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环境污染等。核能的开发本来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但我们今天却随时都要遭受核战争的威胁。因此，人们形容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盲目地发展科技无异于盲人骑瞎马。

近现代西方注重的是竞争教育。孩子从小就被灌输竞争意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中国传统的教育是教人礼让、互助合作、共存共荣。中国古人并非不懂科技，但更懂得科技发展的弊端，因此，大力提倡发展人文教育，认为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当前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我们无意开历史的倒车，只是尽可能地让科技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科技好似一匹野马，需要一名睿智的骑手去驾驭。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并非基于一种民族情结去赞美和宣扬自己的文化，也并非基于一种复古的情结而厚古薄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集称为经典，“经”是纵贯通达，“典”是典范、标准，古今一成不变之真理，可以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 艺术教育包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

马一浮先生在《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文中曾提到：“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艺术教育依托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使其理论更加完备、深广，还可使其教育理念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层面，在其空洞的“形式”中摄入更多的人文色彩，使其能够更多地关注人本身、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三、艺术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

艺术教育不应被认为仅仅是画画、唱歌、弹琴等技艺的传授，艺术教育是要把人类最高的智慧、德能与才艺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造福于人类。

中国历史中的绘画、雕塑、戏剧等大多展示、宣扬的主题思想是“忠、孝、仁、义”，在娱乐之余不失其“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教育功用。无论是过去的君主时代还是现在的民主时代，艺术教育也要承担起一种责任与义务来改善我们的身、心、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集又可称为内典，内典即是内学之典集，其中所盛载的智慧与德能来自心灵的最深处，是人心本来具有而非从外学来的一种亲证的现量境界，不是一种想象、推理构建的理论。通过这些典集可以开启我们内心深处处于休眠状态的智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发式教学”。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国学，被马一浮先生称之为“六艺之学”。马一浮先生在《论六艺统摄于一心》的文章中写道：“举网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先要识得纲领，然后可及其条目。六艺之教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这是一个总纲领，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一遗。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帮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艺术也本是人心中分内的事。艺术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表里的关系。艺术教育中的“教育”本身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艺术教育中的“教”，左边是“孝”，意思是说老与子、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右边是“文”，其意为文以载“道”。教育是师道，其根本是孝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师道与孝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人生宇宙的真理、规律。在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五伦十义，即“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应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长惠幼序、朋谊友信、君敬臣忠等关系为原则。思想、行为不违背自然规律，并把这种品德保持、发扬、增长就是“育”，久而久之会有所得，德者，得也。人与人的关系依止于“仁”，仁者爱人，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他人，这种爱是“仁爱、博爱”，而非贪爱，这种博大而崇高的品质正是出自这样的文化背景的熏陶，这种品质可物化、外现于各种艺术表现形式。

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艺术教育以人为本，首先要确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价值观。艺术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的出现对于社会人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艺术教育首要关注的事情。高雅的艺术对于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的境界是大有益处的。艺术即使不能起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用，至少也不应是“精神污染”而有害于社会人群，何去何从基本上取决于艺术教育的导向。

第6篇：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学校体育 传统体育文化 教育

民族传统的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继承几千年流传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吸收民族传统体育的精髓，剔除其糟粕，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机地融入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课题。

一、在学校体育中进行传统体育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学校体育课程教育是学校教育组成的一部分。国家对于教育的指导方针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这个也是社会的需求。所以学校对于体育教育应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各种形式组织学生进行身体的锻炼，增强体质，提高他们的体育能力和运动水平。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的教育活动有计划、有组织、有效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也为社会主义现代设会建设提供可靠的服务支持。学校是传播体育教育的一个主要平台，学生是社会的新生力量，是将来建设社会的主力军，所以学校要积极推动体育文化的传播，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

同时，传统的体育教育与其他教育不同，它有着自身的内涵、手段及方法，这种独特的内涵和理论是学校发展和拓展体育教育新思路的基础。民族体育是一种具有综合性的民俗文化，主要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构成。物质文化指在中华民族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传统体育是其形成的物质形式的产物，精神文化是指传统的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折射出人类文化的只用教化方式就是通过对身体的实践来教化人，完善人的个性以及培养人的能力，这些目的通过别的途径是很难达到的。传统体育教育重视人的身体和情感的欲望，并且是以普通的、自娱自乐的形式来满足大众的需求。此外，体育教育文化对于振奋民精神，维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着显著作用。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对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需要。因此，研究传统体育教育对克服西方竞技体育教育模式下产生的弊病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我们应该把解决现存问题的落脚点放在如何在学校体育中改革课程设置、教学观念以及综合人文关怀等方面。

二、在学校体育中进行传统体育的具体举措

（一）优化校园文化体育育人环境

人的文化素质是人内在的品质，一般在外界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下通过个人内化形成。人文素质的教育与校园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校园的文化氛围陶冶着学生的人文素质。在硬件上，有计划有重点地营造校园人文景观，如古今中外名人塑像、校训、校规等，使学生在优雅的校园文化中受到耳濡目染的影响。在软件上，重视各种体育橱窗建设，各种传统体育队伍建设，使它们同其他队伍一样系统规范。如武术队(兴趣小组)、围棋、舞龙舞狮等等。增设人文讲座，不定时地进行对传统体育的讲解，经常开展传统体育方面的娱乐和竞赛活动，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发挥社团组织在人文素质培养中的作用，以便于人文精神的形成。

（二）传统体育课程与人文学科交叉结合

传统体育文化体系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育，把传统体育课程与人文教育学科交叉结合起来，比如哲学、伦理学、美学等等诸多学科联系起来开设传统体育人文教育课程，为校内学生提供广泛的知识接触点，以极大地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开阔学生的视野，陶冶学生的情操，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传播传统体育文化，并注重与其他学校的结合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可使学生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

（三）改革学校体育课程，突出人文理念

现在的体育教育强调“快乐体育”“终身体育”，在这种前提要求下，我们对于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择应该加以重视，不但要看到体育教育对人生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要重视体育教育活动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利用传统体育的文化因素促进人的道德形成，社会化以及个性发展旧。以往的体育运动项目是单纯的成人化竞技式的体育运动，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善，加入具有民族文化的体育内容和乡土文化的体育内容，同时加强教师在体育教学方面的创造性，鼓励学生在体育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创新，通过参与和学习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又让学生在参与运动项目的同时，了解我国各民族的特点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使学生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得到了较好的本质教育。

结语

通过传统体育教育，丰富学生的体育理论知识，随着西方强势体育的冲击，中国传统体育在学校的阵地越来越萎缩，使很多青少年缺乏对本民族的文化的认识，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有助于青少年全面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民族文化，把握民族精神，继承民族传统文化。通过对传统体育的学习，有助于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与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学校体育中贯穿传统体育教育，不仅是培养全面人才的系统工程，更是对本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第7篇：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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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意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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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思想、言论、行为的一种物化形态。《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作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必修课，在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引导学生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并且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理性升华，是推动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高等院校开设的《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体系及其规律的综合性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奠定深厚而坚实的文化基础，对他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一、 有助于激发大学生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对国家、民众的深厚情感，以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报效祖国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核心内容。

1．激发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对 “忧患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起源于“忧患意识”，中国社会 的发展立足于“忧患意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也是 “忧患意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不同、文化精神之差异都可以由此找到答案。“忧患”一词较早见于《孟子》一书：“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陇患意识的实质，是对现实的忧思和对人生的关注。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环境优越，物质条件非前人可比，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思考得不够充分。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恰恰可以利用传统文比中“忧患意识”的积淀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补足。纵观中国文化历程中的伟人，无一不在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 “杖汉节牧羊”的苏武，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顾宪成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他们 的灵魂深处都打上了忧患意识的烙印，成为一种支配其行为的清醒的自觉理念。通过《中国文化概论》 课程逐步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不仅可以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更可以引发他们对自身肩负的历史责任的深度思考，激发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民族、爱祖国历来被视为 “大节”，是爱亲人、爱家族的情感的升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以及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始终。虽然在封建社会“精忠报国”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实质上它是将 “君”作为国家的代表，“精忠”的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南宋末代宰相文天祥被敌俘获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仍坚定信念，保持民族气节，最后挥毫写下 《过零丁洋》，留下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诗句，表达了崇高 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和民族气节。《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不仅要充分利用辉煌的文化成果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力和民族 自豪感，更要使学生懂得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大学生要保持民族气节，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尊严为最大耻辱，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 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通过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得以强化、巩固和发扬光大的。

1．提升正义感，培养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中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周易 ·乾》说：“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把刚健当作一种最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首先是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社会责任。孔子十分重视 “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 刚毅指坚定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倡知识分子要 “弘毅”。他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无穷，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强调了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刚健有为还是一种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他把 “养浩然之气”作为培养人生追求的一种方法，并把 “大丈夫精神”即刚健有为、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确立为人的行为准则。苟子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对刚健有为思想的一大拓展。王夫之说：“圣人尽道而合天得。合天得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他又说： “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他的创新在于赋予刚健有为思想以主动性、能动性，把 “刚健”与能动有机统一起来。因此，立志持志，自我磨炼，这是奋发刚健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要激励学生有自我磨炼的砥砺意志及吃劳耐苦精神。刚健有为的品格使人奋发向上，充实着生命本真的力量，这种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色性格和气派，应当在大学生的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

2．树立积极态度，培养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自强不息”出自 《易经 ·乾》，原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是： 君子应当以 “天为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进取，决不懈怠。这一思想两千多年来激励着正直的中华儿女拼搏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内部的恶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作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贞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哲学思想，极力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主张人活着就要勤奋学习。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下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从而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主张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代的大学生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伟大的事业需要用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引导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潮中去，培养他们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熏陶和影响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三、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严重倾斜于物欲和私利，存在重个人轻社会、重功利轻道义、重索取轻奉献的现象，这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价值目标构成了挑战。因此，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见利思义、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已成为 《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

1．明确义利关系，引导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

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其中先利后义、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并没有拒斥利，也没有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主张是义利统一， “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孟子要求 “先义而后利”，培养 “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可以说，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利后义，但同时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精髓。苟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亦不能去民之好义。”_9 孟子要求人们 “去利怀义”，主张谋求个人利益应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骊，弗视也。” “弗顾”、“弗视”只是因其不合道义，不难推论，若合道义，顾视便是合理的。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辩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是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所提出的处理利义关系的见利思义原则，始终为世人所信奉、恪守和弘扬。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所倡导的 “见利思义”原则在处理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关系中仍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所要做的，是对具有复杂内容的传统文化义利观进行清晰人理的讲解，带领学生弄清它所应用的范围和层次，并在具体的范围和层次上去分析评判并决定其扬弃取舍，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见利思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2．明辨公私关系，引导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在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中逐步形成了克己奉公的美德，要求把维护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伦理道德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 “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历来以 “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 “公”字。可以说克己奉公作为处理公私关系上的要求具有普遍的适用本性。它与集体义原则有一定的共振点，但这种以公为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利与集体主义原则又有着本质区别封建私有制社会里，公与私从本质上说是根本对立的。它的重公轻私正是建立在这种对立基础上的故它往往需要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利是统一的。因此，它虽然也要求重公利，但并不轻私利，更不排斥个人利益；相反，由于社会公利是所有的人的普遍而长远的根本利益，它总是以关心、服务和发展个人利益为其最终目标的。《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既要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克己奉公的美德，又要使学生真正理解现实条件下 “奉公”精神的培养，从而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需要崇高精神的支撑和推动，培育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需要认真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站在这个基点上，充分发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找准课程与民族精神教育的结合点，必将使 《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在民族精神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2][6][10]万丽华．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郭或．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5][8]张燕婴．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o6．

第9篇：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礼教；人文化成；宗法伦理；人情人性

中图分类号：B8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058－05

作为中华文明固有特征之一，礼教兼有宗法情感、伦理道德、政教制度、人文理想、价值尺度、审美标准等多重意蕴。礼教之所以长盛不衰，从原始的“事神致福”衍变为宗法伦理的信仰体系，经诸子形上阐释和汉代经学理论总结，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思想传统的重要内核，不仅在于“以礼教治天下”政治理念的落实，更在于礼教可以解决人生诸多内在问题，无论是慎终追远的宗法情结对灵魂安顿、心灵慰藉所产生的归宿感，还是别上下、明贵贱的社会身份认同意识，或是对人之情、性、欲的心理调节作用以及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的道德教化功能，均可以在礼教的框架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整合。因此，礼教的意义不仅外在于社会政治制度之创设，更内在于人精神之寄托，其人文化成意义、宗法伦理情感与人情人性理念，对中国文论发生特征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

在古人的文化视野中，礼教是文野之分、华夷之辨的核心所在，是人文化成的重要纽带，即《周易・贲・彖传》谓“文明以止，人文也”，《荀子・礼论篇》谓“礼者，人道之极也”。对个体而言，礼的价值在于明确辨析了《孟子・离娄下》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对社会而言，礼的价值在于社会化进程中的人文化成意义，亦即《贲・彖传》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礼具有一套严格的价值系统，在西周建国方略上有着重要意义，是“体国经野”的制度保障，是区分周民族为主体的“国人”和虞、夏、商等被征服民族“野人”身份的重要标志，在《诗经》、《论语》、《春秋》、《孟子》等著述中，均明确地流露出“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所以在《论语・子罕》中，孔子有“欲居九夷”，以华夏礼义教化“九夷”之举。

商周之际，礼主要还是“事神致福”的具体仪式，《今文尚书》的《金滕》、《洛诰》、《君》等篇出现“礼”字十一次，均指祭祀。《诗经》中出现“礼”字十次，如《风・相鼠》“相鼠有体，人而无礼”，《小雅・十月之交》“曰予不伐，礼则然之”，《周颂・丰年》“蒸畀祖妣，以洽百礼”等，“礼”不再指具体祭祀，而是具有礼制、礼仪等制度规则的抽象涵义。东周以后，文献中出现的“礼”字就非常多了，在《左传》等文献中，礼之于社会人生的意义不断延伸，诸如德、恕、敬、尊、顺、忠信、卑让等内涵被不断地注入，伦理化、政治化、理念化趋势日渐明显。对于礼的认识，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礼坏乐崩”局面的加剧，礼制的文本化――礼书开始出现，礼学开始兴盛。春秋早期，礼是政治体制核心，如《左传・桓公二年》晋师服云：“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春秋中期，礼区分等级差异，如《庄公二十三年》鲁曹刿认为礼“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春秋晚期，《昭公二十五年》有子产关于礼乃天经地义民行的论述。就变化趋势而言，礼乐教化已经由早期用于宗教祭祀发展到主要依附于国家社稷，成为社会政治、伦理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礼学的理论总结中，儒家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孔子《论语・颜渊》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引入仁的核心价值；《学而》倡导“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仲尼燕居》有“夫礼，所以制中也”，树立中和的价值标准，从社会价值层面作了极具启发性的阐释。孟学反省求诸己，《孟子・万章下》谓“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强调仁义道德教化对于善性保持与发扬的意义。苟学反省求诸外，《荀子・性恶篇》谓“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认为君子、圣人的产生有赖于礼义教化对本性的改造。在儒家的理想君子标准形成历史过程中，礼教蕴涵的恭、宽、信、敏、惠等内在质素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外在规范，始终占据着价值核心的位置。

春秋以后，随着周礼在制度层面的崩坏，思想家更多地从理论层面总结，统治阶层更多地从政治制度层面提倡。秦朝统一，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多项思想整合措施，尤其是“行同伦”，通过一套系统的礼教制度实施，收到明显的效果。大汉继周，以正统自居，注重宗庙祭祀，“以孝治天下”。汉代学者有意识、有目的地对“三礼”进行整理、注释，从文本的角度使礼制趋向系统化、规范化和细致化，将儒家人文理念贯彻到实际操作层面，形成了政治运作与学术信仰互动的帝国意识形态。这种制度化、典章化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解释儒学经义，京房以“八宫卦”确立汉易象数之学的理论基础，《白虎通义》以“国典”形式贯通五经大义的种种实践中，同时，也为汉代经学以礼释诗、政教一体诗教原则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这对于中华民族共同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并在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层积淀上发挥了信仰源泉与价值本原的作用。逮至梁萧纲在《昭明太子集序》中，依旧认为：“文藉生，书契作，歌咏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南朝虽为儒学衰落时期，但人文的内蕴仍然被礼的内容所涵盖，可见礼教传统的惯性力量依然巨大。

二

三代以来以血缘、宗法、伦理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文化意识使得血缘之亲疏远近，成为维护政治权力和财产分配的重要手段，也就凸现了伦理道德问题在古代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了解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古代精神文化特质的关键所在。以孝敬为主体的伦理思想源于“亲亲”、“尊尊”的宗法理念，自三代以来就根植于中国社会，规范着国家政治制度的制定、社会伦理秩序的俗成以及个体道德修养的选择。所谓“报本反始”、重祖敬宗的渊源在商人，商代众多祭祖卜辞，即为明证。周人强调“尊尊”、“亲亲”、“敬敬”，提倡“孝友”、“慈爱”、“忠顺”，重视孝悌的伦理观是周代宗法制的基础，见于金文的“孝”字就很常见，孝与敬天、尊祖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于天命敬德，于宗法重孝，故《论语・学而》中曾子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三礼”中记载了一套完整体现宗法伦理观的祭祀制度和丧葬制度，以礼教为核心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伦理谱系，所谓“礼者，礼制。教者，非宗教之教，亦非教育之教，盖含有伦理而兼政治者也”，正复此意。

从学术传统看，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价值观，

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伦理学，从孔子“仁学”到宋儒“格物致知”，所强调的主要是伦理责任与道德践行。孔子极为重视宗法伦理关系，其君臣、父子的人伦原则，涵盖了以忠孝为主的社会关系和伦理规范，奠定了传统时代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孟子・滕文公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融合了血缘、宗法、等级关系，将西周以来的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宗法伦理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宗法伦理思想在汉生了本质的变化在于“三纲五常”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教行于上，化行于下，这就直接影响到经学传统以及文学传统的形成。譬如《诗大序》高扬礼教精神，从宗法伦理向政教伦理渐次推广，“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所体现的上行下效的政教价值观，“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体现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价值观，“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所体现的家国一体的群体价值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所体现的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包含了政教、秩序、群体、道德等多重意蕴，极大地强化了“大一统”模式下的宗法伦理意识。又如有汉一代士人围绕屈骚展开的争论，其间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心态，除有感于屈原独特的人格气质外，根植于内心的忠孝情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屈原将忠君思想演绎到极点，正是儒家伦理精神的标本，王逸谓“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应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业已点明此一文化现象背后所隐涵的伦理意义。

宗法伦理精神培育了文论家独特的艺术审美感知与文学批评趣味，以伦理道德为文学批评标准是文论家的一般价值取向，少有人能够溢出此一视野去关照社会人生。宗法伦理观念影响下衍生的圣人观、忠孝观、青天意识、善恶观、气节观、贞节观、修养观、节欲观等，往往先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艺术感受力和判断力，其审美感知与审美想象亦受制于这种强大的思维惯性，各种伦理动机、道德理想、政治忧患、社会义务作为潜意识先于艺术审美而存在，它们不仅成为文学家创作的动因与起点，也常常是文论家价值判断的主导因素与首选标准。

从诗歌创作与批评来看，《诗经》中有大量关于宗法伦理情感的描写，如《大雅・思齐》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从夫妻之情说到兄弟之亲到家国之安，体现了宗亲伦理、家国天下的治国理念；《小雅・蓼莪》有“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抒发了诗人内心对父母的爱。毛序“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孔疏“民人劳苦，致令孝子不得于父母终亡之时而侍奉之”，均将宗法伦理视为诗歌批评的重要标准。从戏曲创作与批评来看，元末高明创作《琵琶记》，借副末明主旨：“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对此，王骥德《曲律》评云：“故不关风化，纵好徒然，此《琵琶》持大头脑处。”李渔在《闲情偶寄・密针线》中，则将赵五娘千里寻夫，路途无伴的贞节问题纳入批评视野，以此认为《琵琶记》结构上不严密，足见伦理道德意识之根深蒂固。逮至晚清平剧，剧中必寓礼教，凡《二进宫》、《四郎探母》、《三娘教子》，涉及到君臣之礼、华夷之礼、母子之礼等，文学艺术必有礼教道义寓于其间，自是中国文化之基本特质。

三

对人情人性的重视，是礼教的正价值。礼所表达的对先祖圣贤、国家社祭的感情，不仅联系着政治制度、社会整合等意识形态运作，更联系着血缘亲情、身份认同，是一种内在的情感要求与精神寄托，所以梁漱溟先生《儒佛异同论》认为：“儒家极重礼乐仪文，盖谓其能从外而内，以诱发涵养乎情感也。”儒家强调情本性，情乃礼之本，在《荀子・乐论篇》、《礼记・乐记》、《诗大序》等文献中，对文学艺术中情性与礼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微的辨析，新近出土的上博简和郭店楚简中大量关于情性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传统研究中的一种看法，即早期儒家言情多为实义，少有感彩。从汉初陆贾、贾谊到董仲舒的理论建构、叔孙通的定制礼乐、齐诗以“情性”解诗等，均强调教化的意义在于明人情，辨人性，知人道，如《汉书・翼奉传》有“《诗》之为学，情性而已”，《匡衡传》有《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诸说法，均秉承此一传统，只不过因时而异，有时与社会功能结合得紧密一些，有时与个体情感结合得紧密一些，宽窄、松紧不同而已。随着经学化进程的加深，礼教、诗教的各种原则渐趋完善，从“以礼节情”、“以道制欲”到“以理灭情”，情感的、审美的内涵愈来愈受制于礼义规范，礼教对于文学思想的负面影响也就逐渐显露出来。

对于情与礼的关系，古人既肯定伦理道德之于个体内在情感的重要性，又将个体情感与政教治乱、时代风俗相联系，赋予其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体现在文学思想上，一是重视情性之正，一是以礼制情。重视情性之正，是古代文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传统。古人认为情志同源，心有所感，故形于诗乐舞，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论语・八佾》“乐而不，哀而不伤”，《礼记・孔子闲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等论述，赋予“言志”情感的内涵，强调中和原则下有节制的社会情感。《荀子・正名篇》认为“情者，性之质也”，所谓“大圣”不仅通乎大道，且要“辩乎万物之情性”(《哀公篇》)，视情为人性本质力量的要素之一。汉代《礼记・乐记》是论述礼乐与情性关系的集大成者，既强调人情对于礼乐之教的重要性，所谓“礼乐之教，管乎人情矣”，又将音、声、乐的审美特质及情感体验阐释得极有层次，并对诗乐舞与社会政教状况进行一一比附，“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以此证明声音之道与政通的礼乐政教观。历史地看，古代文学思想中主流的言志、物感、政教诸说，其理论前提与运思逻辑当源自早期儒学对于情性的重视，如同章太炎先生在《文学略说》中评价汉大赋：“道德非尽出于礼，亦生于情。”可谓一语言中。

从晋代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挚虞《文章流别论》“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的论述开始，古代文学思想领域出现“缘情”一说，这与主流“言志”说的发展路径不同，也与先秦两汉以来的抒情传统不同。从《楚辞・惜诵》最早提出“发愤以抒情”到《诗大序》“吟咏情性”、“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论述，可以看到，早期“抒情”传统与“言志”不仅有着直接的政教承传，而且“情”与“志”在相当程度上是并用的。逮至六朝“缘情”的提出，抒情传统才逐渐得以摆脱政教伦理的拘限，沿着“情灵摇荡”的路子发展开去。其后齐梁刘勰《文心雕龙》有“人秉七情，应物斯感”、“为情而造文”、“辞以情发”、情经辞纬、情志结合等论述；唐代皎然《诗

式》有“真于情性，尚于作用”，白居易《与元九书》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之论断；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有“别才别趣”之论；明代李贽《童心说》有“童心”、“真心”，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有“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袁宏道《叙小修诗》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陶孝若枕中呓引》有“情真语直”等论断；逮至清代袁枚《随园诗话》亦有“专主性情”等，不胜枚举。纵观历代文论家围绕艺术创作中礼教与情性关系的论述，除李贽《读律肤说》“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为强调情性之贵而贬礼义，不免矫枉过正外，大部分理论家均能在礼与情的取舍中达致一种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