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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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女性问题，种族歧视，身份认同，早期澳大利亚女性文学

 

澳大利亚女作家们立足与男作家们不同的视角，聚焦被男性所忽视的问题，特别对性别、种族和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示了她们独特的价值取向，创造了“她们自己的文学”，所以有人评论道：“澳大利亚拥有不寻常的杰出的女性文学传统，它应该得到国内读者的欣赏和国外读者的更好了解。” [1]XV

一、女性问题

身为男权社会中的“第二性”，澳大利亚女作家们与世界各地的妇女一样，对妇女依附于男性、屈从于男性的古老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她们的作品必然会关注妇女生活，力图表达她们对妇女命运的追问与思考。

澳大利亚最早的女小说家安娜•玛丽亚•邦（Ann Maria Bunn）在1838年匿名发表的小说《监护人》中，就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妇女问题，如女人要不要结婚？婚姻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如果没有了爱情，婚姻是否应该被解除？小说中的朱莉亚小姐在恋爱中觉得爱人十全十美，婚后却大失所望。“她才做了三个月的纪德夫人，就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可怜的女人，因为纪德先生在他俩独处时，从来不会挽着她的手一起去共进晚餐，早上看到她也只是‘恩’一声。无论她做什么，他都不会表示感谢；无论她说什么，他根本不会聆听。”[2]175小说中的屈福特夫人也只把婚姻当作女儿的归宿：“我并不在乎他是否爱她，我只要他娶她。爱来得快，去得也快。” [2]100

在1854年发表的澳洲第一部女性小说《克拉拉•莫里森》中，女作家凯瑟琳•海伦•斯彭斯（Catherine Helen Spence）笔下的韦塞琳小姐把婚姻作为获得自己一生安定生活的唯一出路。与之相反，小说主人公克拉拉坚持自立自强，为了养活自己，不惜降低中产阶级小姐的身份，给人做女仆。。她用自己的汗水和才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更赢得了甜蜜的爱情。小说中的玛格丽特小姐则是作者的化身，她与凯瑟琳•海伦•斯彭斯一样，积极投身社会改革，闯入了长期为男人独占的世界，把一身奉献给了人类的进步事业，甚至决定终身不嫁。

女作家艾达•坎布雷奇（Ada Cambridge）的小说《三位金氏小姐》讲述了三位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贫穷卑微命运的女子的故事；《违反规则》记叙了一位遭丈夫虐待的女子在误以为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改嫁，导致被前夫纠缠不休，直至难产而死；《家庭主妇》塑造了一个整日忙于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珀丽。她的诗作“一位妻子的抗议”和“ 誓言”等，则反映了女性羞于成为男子发泄“”的工具，拒绝接受单纯的肉体结合。

罗莎•布立德（Rosa Praed ）不仅根据母亲的经历塑造了《柳拉一家的运气》中的布伦达等女性形象，还把目光投向身陷婚姻暴力的妇女。她在小说《婚姻契约》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婚姻契约”适用于什么范围？女人是否有权离开暴力的男人？她的小说《纳丁：一个女人的研究》则提出：如果一个女人未婚先孕该怎么办？难道是她的错误吗？她在多大程度上有权背弃过去和获得自己的孩子？罗莎作品中对妇女和财产、家庭暴力、离婚、孩子监护权等问题的探讨，使她成为了一位女性主义的先驱。

二、种族歧视

在男权社会中，白人妇女与土著一样，都是白人男子征服的对象。白人妇女不会害怕黑人妇女，因为她们不相信黑人妇女会对她们的身体造成威胁。相反，白人男子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倒使白人妇女联想起女性的普遍经历。所以，在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征服的主题，女作家们大多十分同情土著的遭遇。

早期最重要的女性日志作者安妮•巴克斯特（Annie Baxter）曾描述了一位奄奄一息的黑人土著妇女的悲惨生活状况，并写道：“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病弱的还是健康的——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姐妹！”[3]38澳大利亚第一位最重要的女诗人伊莱扎•汉密尔顿•邓洛普（Eliza Hamilton Dunlop）曾根据报纸上关于麦奥河大屠杀事件的报道，创作了“土著母亲”一诗，以一个幸存土著母亲的口吻，描述了土著被白人捆绑、斩首和焚烧的情景，哀婉动人。伊莱扎认为，土著也是人，也有家庭，有情感，不应遭到非人道的对待。为了更好地了解土著，伊莱扎还学习了土著的语言和文化，尝试着翻译土著的歌谣。女作家珍妮•冈（Jeannie Gunn）在小说《小黑王子》中，也表现了她对土著的爱和尊重，她笔下的黑人土著“真实而可爱，被以一种幽默和同情的笔调展现在读者面前。”[4]699罗莎•布立德则在自传《我的澳大利亚童年》中，写到了她和黑人伙伴瑞戈的友谊。她的小说《逃亡的安娜：荒凉丛林中的罗曼史》通过一位从暴虐的丈夫身边逃到丛林中与土著共同生活的白人女子安娜的视角，赞扬了土著，批判了白人的残忍与严酷，特别是白人对黑人的杀戮。

凯瑟琳•马丁（Catherine Martin）创作的澳大利亚第一部以黑人土著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讲述了土著女子伊利亚帕的经历：她目睹大批白人在原来土著居住的地方安营扎寨，开矿淘金，经常平白无辜地拘捕和关押黑人。她丈夫被逼远走他乡，她儿子又被白人抢走。为了找回儿子，她踏上了长路漫漫的旅程。小说由此展现了一位土著母亲的骨肉分离之痛，进而谴责当时白人为了同化黑人而普遍采取的将土著母子隔离、把孩子送到白人教会学校教养的非人道之举。小说还从土著的视角，批驳白人的价值观。例如，伊利亚帕的丈夫说：“我学会了骑马、赶牛、牧羊；我学会了挖井、清洗容器和修筑围墙。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对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厌倦了，因为他们总是今天想着明天或下个月必须做什么，而我累了之后只想到丛林里去，去打猎、捕鱼或捉鸟，想睡就睡，想起就起。”[5]34

三、身份认同

早期的澳洲女作家大多是英国移民，她们远离故土和亲朋，对母国充满了眷念之情，为此她们努力在文学作品中确认并补偿背井离乡所造成的心理分裂；她们在澳大利亚定居后，又深深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澳洲真实、准确地呈现给欧洲读者，以免他们把澳洲看作荒蛮之地。

路易莎•梅瑞狄斯（Lousia Mererdith）在移居澳洲之前已在英国发表过若干作品，她最初在澳洲发表的作品不少仍以英国为背景，表现出对英国价值观的尊崇和对母国的思念，但她后来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澳洲的喜爱和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她认为澳大利亚人不应该单纯模仿英国人，而应该根据自身环境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例如，她在《1839-1844年居住新南威尔士期间对该殖民地的记录》一书中写道：“这里出产一些很棒的鱼••••••但在悉尼的餐桌上，我却从未看到过当地的鱼。只有来自英格兰的鳕鱼和鲑鱼，价格极高，而依照我的口味来看，它们根本没有澳洲那些便宜的鲜鱼好吃。但人们总认为‘贵的”东西才有‘品位’，任何事情都要服从这种标准。”[6]43当然，她也批评澳大利亚人文化气息不浓：“先生们不是没时间看书，就是觉得看书没有抽烟带劲；女士们则如一位诙谐的朋友所说，‘更注重脑袋外部而不是内部的装饰’。”[6]49同样，艾达•坎布雷奇婚后一个月就随夫移居澳洲，她在《三十年》中仍忘不了当年与亲朋话别的场景，发出了思乡的感叹。但是，她又写道：“（澳大利亚）真是个好地方。虽然我有些思乡，却还要满怀真诚和感激地说，我在这儿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幸福。并且，我百分百地相信，澳大利亚迟早将迎来辉煌的解放和进步，并必然会变得美好而伟大。” [7]303-304

生长于澳洲而后却回英国定居的罗莎•布立德的作品也涉及到如何使新、旧世界的价值观一致的问题。。她曾在向英国读者介绍自己的小说时写道：“用几页书稿描述澳大利亚生活的不同层面是我长久的愿望。小说中人物的主要兴趣和热情与活跃在欧洲舞台上的社会名流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又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民族的影响。” [8]iii-iv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英国公众更多地了解澳洲。

至于在澳洲土生土长的女作家路易莎•阿特金森（Lousia Atkinson）和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Lousia Albury Lawson）等，她们没有新旧两个世界的情感交织问题，而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澳大利亚。。路易莎•阿特金森的小说《移民格特鲁德：一则殖民生活故事》再现了澳大利亚人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如丛林、干旱、火灾、死婴等，表达了她对澳大利亚深厚的感情。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则在作品中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她在《澳大利亚的歌》一诗中写道：“我们在伟大而崇高的土地上欢呼，它是南海的骄傲。” [3] 226她在另一首诗《澳大利亚妇女》中则写道：“这个国家的女儿们，怀着宏伟而壮丽的理想，伴着无聊的寂寞孤独，来到这片土地，把自己奉献给国家，成为一个爱国的群体。” [3]226

[参考文献]

[1] Spender, Dale. Writing a New World: Two Centuries of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M]. London and New York: Pandora. 1988.

[2] Bunn , Ann Maria. The Guardian: ATale by an Australian [M]. Sydney: J.Spilsbury, 1838.

[3] Adelaide, Debra. A BrightAnd Fiery Troop：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C]. Penguin Books,1988.

[4] Green, H.M., History ofAustralian Literature [M]. Sydney:Angus & Robertson, 1984.

[5] Martin, Catherine. TheIncredible Journey. London:Pandora Press,1987.

[6] Mererdith, Mrs.Charles. Notesand Sketches of New South Wales during a Residence in That Colony from 1839 to1844[M]. London: John Murray, 1844.

[7] Cambridge, Ada .ThirtyYears in Australia [M]. London: Methuen, 1903.

[8] Praed, Rosa.Policy andPassion: A Novel of Australian Life [M]. London: Bentley, 1881.

第2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转型期文学；农村女性形象；传统道德；文学市场

[作者简介]余芳(1975―)，女，江西余干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西南昌330029）

在当前批评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对转型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尤其是农村女性形象似乎兴趣不大，更没有一个全面的观照和研究。其实，在农村被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对文学中的当代农村女性形象――农村中最严重的边缘者，进行一个整体的观照与分析，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大致说来，转型期文学中主要有两类当代农村女性形象：一类是在农村生活或劳作的女性形象；另一类则是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在城市的一角艰难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两类女性形象大致出现于转型期文学中的不同时间阶段，前者主要出现于转型期文学中的早期，后者则大量出现于世纪之交以及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先来扫描一下转型期文学中前一类女子的遭遇和性格特点。

金菊与高马两人恋爱上了，然而她父亲要高马出一笔财礼，才同意他们的婚事，否则就要金菊去为她大哥换亲。无可奈何之下，他们俩私奔了，并发生了性关系，然而没几天就被金菊家里给逮回来了。金菊父亲勒令高马拿出一万块钱，否则就要他与金菊一拍两散，而这时金菊已怀孕在身。高马本希望蒜苔能卖个好价钱，不料竟卖不出去，筹钱无望的他大闹县政府，最后为了躲避追捕逃奔他方，而感觉生活毫无希望的金菊则挺着肚子上吊自尽了(莫言《天堂蒜苔之歌》，1988)。寡妇玉秀娘与村里一个没了老婆的男子偷偷地相好了，见他家没个女人料理家庭，自己想照顾他与他的几个儿子，又怕村里人说闲话，于是便想让 15岁的女儿辍学嫁给他的儿子。眼看着一场包办婚姻的悲剧就要发生了，后来还是书记做主，玉秀娘才得以与心上人结合，而她女儿玉秀也才得以避免封建包办婚姻继续上学。(杨泥《良缘》，1991)。

从上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看出，虽然她们的年龄层次不同，并且所发生的故事也有差异。然而这些故事的发展和其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都有着共同点，即在绝大多数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故事的发展和女性形象的塑造都依赖于两性关系这一主轴。并且这些女性形象大部分上仍是传统的女性形象，在两性关系中更多的也是处于被动的角色，缺乏主体性。仍深深地打着传统道德的烙印，根本不能进入到现代女子形象的系列中。

我们再来浏览一下转型期文学中离开土生土长的故乡到城市谋生的农村女性形象。九月和同村女孩孙艳怀着一个美丽的城市梦出来打工，然而城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工作劳累，待遇极差，且常被老板猥亵。一连换了几家工厂都是如此，她们失望了，卖给老板只不过能留下做工，还不如卖给外人可以拿到钱，于是她们开始，直到一次时被公安机关抓了后，九月才决定拿着她们出卖肉体与尊严所换来的十多万块钱回乡踏踏实实过日子。然而曾为的身份是一块无法洗净的污点，即使她为了村民换回地契合同，贡献了自己的身子，甚至最后把浸满她血和泪的十多万块钱全部用在了村里的贷款和开荒上，仍不为有些人理解(关仁山《九月还乡》，1996)。乡下姑娘晶子在城郊的一家酒店当服务员，为了快点儿发财好给家里盖上瓦屋，晶子后来将身体也出卖了。婚后她丈夫知道她结婚前曾做过后便拳打脚踢，想打得她主动提出离婚。对于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晶子十分后悔，但离婚是万万不愿意的，娘家又不让回去，离婚再嫁也很渺茫。此时的晶子可谓进退无路，最后还是作者不忍心，安排了其原先的酒店老板领走了她，并与她进行了一场婚礼――一个略显光明而不现实的“尾巴” (周大新《消失的场景》，1997)。

从上面的简单浏览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虽然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但都醒目地贯穿着一条线索，那就是女性的易。女性的易，尤其是性乱成为了作品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人物的不幸遭遇也都紧密地围绕着这些单调的因素而展开、延伸。

二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转型期文学中这两类女性形象出现于不同时间段的原因，以及这些女性形象是否真实完整地表达了农村女性的真实困境。

首先，这两类形象的出现是作者对现实关注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中国的民工潮还远未兴起，那时出城打工的多是沿海省份的百姓，并不普遍，且以男子为多，当时农村出现了“男耕女工”的社会现象。这是处于此阶段的转型期文学中的农村女性为何都扎根于农村的现实原因。转型期早期文学大多从爱情婚姻这个角度来折射反映农村女性生存的困境也是有着其生活基础和现实目的的。当时农村的封建包办婚姻还大量存在，人们的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由此而引发的个人悲剧也时有发生。

而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我国农村开始出现了进城打工的热潮，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和女子涌入城市，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以致部分农村出现了土地荒芜的景象。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转型期文学中大量出现农村女性进城的历史背景。

其次，这些描写农村女性的作家是有一定社会使命感的。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文学已开始出现商品化、市场化，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严肃文学则面临着读者稀少和创作者日渐减少的双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作家仍能够守住严肃文学的立场，从现实生活出发来展示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继承了传统文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严肃创作态度。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类作品从整体上看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这两类形象远未全面地反映出当时农村女性的主要困境。其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女性，除了爱情和婚姻困境，她们还要面临物质生活的困境。同时，她们应该还要忍受实现自我价值而不得的困境。这后一点，我们尤其不能忽略。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农村女性进城面临的很大一部分困境则并非像小说所写的一样，仅仅是不道德或非正常的性引发的。她们面临的事业发展、爱情选择、家庭矛盾、子女教育等类的困境应该说与非正常的性的关系并不大。

第二，这两类农村女性形象绝大部分都是以悲剧形象出现的。这与农村现实显然不符。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农村的爱情悲剧虽然并不鲜见，但美好的爱情、正常的生活仍是主流。因此就单个的作品而言，描写爱情悲剧无论写得多悲惨、多压抑也不为过，但众多的作品都一致地把农村的爱情婚姻都写得那样悲惨，似乎有点脱离现实。而到90年代中期时，农村女性固然由于自身素质的不高和就业环境的恶劣，在城市就业中处于劣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得像作品中所写的不出卖自己的身子就无处立足。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打工女性受到了害或是受到了易的诱惑，但绝大部分的打工女性还是靠自己的辛劳、聪明和忍耐在城市中奋斗。但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其中的美德、其中的昂扬、其中的希望者却很少。

第三，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内涵比较单薄，其中的悲剧让人感觉只是苦难的堆砌而已，难以让读者对作品产生更深的思索。这类过多的苦难使作品在不断的情节转换中跳跃，缺乏塑造人物内涵的空间，加强了情节却牺牲了形象的丰满和可信。

三

现在我们来简略地分析一下这些不足背后的原因。

首先，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作者或多或少都会有接受焦虑，在这点上严肃文学的作家也不例外，只有获得读者的接受，作品才能产生意义。在文学已被日益商品化的转型期，作者的接受焦虑也日益加深，他们对读者的迎合也日益明显。我们先谈谈第一类女性形象对观众的迎合。对于悲剧，人们总有着天然的兴趣，悲剧既可释放自己的压抑情绪，又可让人们获得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爱情婚姻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再加上那时人们走出扼杀一切感情，尤其是扼杀爱情的也不过几年，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兴趣较之正常时期自然会更加浓厚。再来看一下第二类女性形象。中国读者由于传统文化及转型期这一特定社会背景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阅读兴趣。“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与欲望，而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压制人的欲望，特别是，女人的尤其被视为“洪水猛兽”，更遑论给其一个合理的事实生存空间和被讨论的空间。欲望既然得不到合理的宣泄，自然会以一种变异的形式出现，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就是人们在公开场合鄙视、唾骂一切有关性的话题，然而私下里对于性又有着无尽的兴趣和想象力。因此性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一下就泛滥开来，通俗文学中的性描写自不用说，严肃文学也到处是性的影子。其次，作者自身优越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以来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隔离”格局。城市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并随之形成一种相对优势的文化，广大乡村则逐渐落后于现代文明，成为需要启蒙的对象。而文人优越感则要源远流长得多。这些作者大部分都受过高深的教育，又身居城市（或成功地进入了城市），因此在描述农村生活或是乡下人进城的辛酸时，更多的是采取一种猎奇和俯瞰的角度，不愿意深入细致地体会其中的深沉而丰富的情感，体会其中的人生百味，把握他们的痛苦和需求，提供真正的人文关怀。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做法，浮光掠影地摘取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和特点，加以想象，“塑造”形象。这样的作品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性格的塑造单调而肤浅，其人物和情节与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

再次，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古代女子来说有两个重要规范：“相夫教子”的社会角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严格贞节观。而严格的贞节观则使贞节成为女性尊严的底线，不断地进逼或者突破这一底线似乎就能触及女性们的灵魂深处和命运根本，从而加深作品的心理深度，提高作品层次。这也就是转型期作者为何都爱从性的角度来展示农村女性形象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3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女大学生 就业 性别歧视 对策

前言：

新华网北京5月25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日发表的《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妇女在就业、升职和工作等方面普遍收到歧视。人权记录说，美国妇女频遭歧视、暴力和犯。少数族裔妇女怀孕期间遭歧视。

而2011年引发全美关注的性别歧视案重新将性别歧视回归到人们的视野。关于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歧视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往往由于人们对歧视的理解不同，不知维权而无法吸引媒体的关注，从而远离了公众的视野。沃尔玛性别歧视遭百万员工集体诉讼因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而备受瞩目。在我国，对于女性的就业歧视由来已久，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同工不同酬，女性三期得不到保护，女性晋升，性骚扰等。

一、女大学生就业中性别歧视分析

现在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尤其严重，目前女大学生就业中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性别歧视

因为现在女大学生就业空间相对狭小，除了这些明目张胆的显性“性别歧视”外，还有许多用人单位则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办法，表面上一视同仁，但在面试通知时却是有男无女。其次，女大学生找工作时，没有拥有与男生相同或相等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女大学生找工作的难度要大于男同学。

2.外貌歧视

很多用人单位从不正确的审美角度出发，不注重女大学生的内在素质，而是更多地强调女大学生的自然条件，年龄、身高、相貌这些的先天条件应聘中“有力的核心竞争资本”，而能力、学历却成了这些条件的附加脚注。对于男生来说，女生耗时长、成本高，有的女生求职消费已达千元工作仍无找落。

3.工资歧视

现在女大学生都只能就低上岗，找到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或与能力不一致的低层次工作，或同样岗位却报酬偏低的工作，使得很多女大学生不能得到与自己能力相符的岗位和工资报酬，有的女博士只能与男硕士同等录用，女硕士只能与男本科同等录用，因而在待遇上与男性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而产生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的原因首先是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的影响：因为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念左右着劳动力市场，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偏见与歧视严重作祟，为女大学生求职就业投下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深重阴影；其次是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现在市场用人单位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并会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全面衡量男女大学生毕业生的“性价比”，结果是：女大学生的“性价比”低于男大学生。主要是因为女大学生的声誉及相关成本还有预期劳动生产率和提前退休福利成本；最后一点是因为女大学生就业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在高校毕业就业的法律法规建设上，对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和义务规范不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法规的内容计划体制色彩浓厚，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等等，堵塞了就业渠道，影响了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就业。

二、消除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的对策

1.要加快经济发展

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有利于妇女就业难题的解决。所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从而可有效消除女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的现象。

2.政府方面：完善就业市场，健全法规和制度

要消除就业的性别歧视，最强有力的武器还是政府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平等的就业制度，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女大学生就业的各种权利，法规的出台能对招聘单位性别就业比例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检查，能有效保障女大学生的就业平等权，有助于促进政府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3.社会要加大宣传性别文化的观念

传统文化中的性别差异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要消除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性别差异观念。全社会要致力于消除文化观念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要改变社会对男女价值的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女大学生的优势。

4.要提高自身素质

自己找不到工作除了现在存在的就业歧视问题之外，自身的就业素质也很重要，为了能够在将来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需要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和加强学习能力，要大量阅读课外书籍，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增强自己的社会经验，培养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这样方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业歧视问题实际存在现实生活中使许多高校女大学生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在解决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方面，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所以，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为女大学生就业搭建平台，使学有所成的女大学生有机会回馈社会，报效国家。女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主动适应市场就业竞争，为自己的未来争取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廖克玲.女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 机械职业教育. 2005(10)

第4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一、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的西方女性文学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便有了女性文学的踪迹。但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这一漫长的时期，在史料中却找不到一位有名望的女性作家。这一时期的西方妇女的自我意识还很不突出，但从这一时期仅存的少数几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却很容易感受到她们对于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强烈愿望。17-18世纪西方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起步。17-18世纪，由于诗歌体裁的文学作品很难达到西方女性作家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要求，于是她们选择了小说这一比较自由的文学形式。正是由此，西方女性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上最初的贡献，同时也是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在小说方面。欧洲第一部完整的心理小说及欧洲第一部批判奴隶制的作品均是出自女性作家之手；伊莱莎•海伍德的代表作《多余的爱情》是英国当时除《鲁滨孙漂流记》之外最畅销的小说；安•瑞德克利夫的《乌尔多福的奥秘》是哥特小说的经典之作，它确定了哥特小说在英国的地位，而且还深刻影响了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文学创作。这些都很好说明了当时女性小说文学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她们对于西方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发展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的西方女性文学虽然还没有呈现出洋洋大观的局面，但她们对西方文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早已使得她们成为了西方文学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二、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

19世纪人权运动的出现才真正意义上的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产生，这一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19世纪是西方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人权运动使得19世纪的西方妇女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她们也获得了选举权、财产权、接受高等教育和出版著作等权利。19世纪女性作家的数量急剧增加，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和经典的女性文学作品。但是，19世纪的西方妇女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处于附属男性的地位。这一时期把顺从男人的家庭主妇定义为完美的女性，否则，则被称之为“魔鬼”。这一时期女作家作品中对所谓女性美德的宣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女性观的制约下形成的。浪漫主义是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的典型艺术风格。西方19世纪初盛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当时的女性作家的影响很明显，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抒发个人情感、歌颂大自然、描绘理想的比比皆是。19世纪的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视角和审美观对社会进行观察后，也对社会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同时，女作家们也很关注合反映女性在社会现实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她们通过一部部作品在诉说19世纪妇女所受的痛苦遭遇和社会压力的同时，并开始大胆地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内心深层的感受进行描写。

三、20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

第5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老年女性高血压临床特点及家族史分析

 

高血压病是一种以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主要表现的慢性疾病，常伴有脂肪和糖代谢紊乱以及心、脑、肾和视网膜等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并出现相应的后果[1]。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为了进一步了解和探索女性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以及家族史高血压患者的发病特点，我院对168例老年女性高血压患者进行了对比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0年1月～2011年7月收治的老年女性高血压患者168例，所有患者的疾病诊断按照我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标准：血压≥140 /90mmHg(1mmHg=0.133kPa)，排除继发性高血压患者，明显的心、肝、肾功能异常和甲状腺疾病患者。按照有无家族史分为家族史阳性组和家族史阴性组，高血压家族史系指家族中父母至少1人，直系亲属中有1人或1人以上患有原发性高血压。其中，家族史阳性组84例，年龄41～72岁，平均年龄65.1岁；家族史阴性组84例护理论文，年龄46～73岁，平均年龄59.2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指标检查 采集两组患者空腹12h的静脉血，分离血浆，检测血糖、甘油三酯、肌酐、尿素氮、总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计算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较和分析两组患者发病年龄和血压级别进行对比分析。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s)构成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构成表示,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家族史阳性组患者发病年龄较家族史阴性组患者小，差异显著(P<0.01)；在血压级别比较中，1级和2级高血压的发生率家族史阴性组明显高于阳性组(P<0.05)，但3级明显低于阳性组，差异显著(P<0.01)。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发病年龄和血压级别的比较(%,±s)

 

组别

n

发病年龄

高血压1级

高血压2级

高血压3级

家族史阳性组

84

41.2±10.2

25

16

43

家族史阴性组

84

47.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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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亦舒，女性文学

 

以前，很少有以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通常把与世抗辩作为一种写作姿态，那种与世抗辩的姿态也改变了女性形象在传统文学中的缺席地位，而 “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在我国评论界出现于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大量使用。

在这些作品中，将女人塑造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独特的角色，文学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和视角上，用有别于男权审美标准的独特的女性审美来诠释女性。女性文学也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文学是指女作家的一切创作；狭义的女性文学则指女作家创作的富于女性意识的文学文本，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家有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等等，不胜枚举。论文参考。

亦舒是香港“女性文学”作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透过对女性婚恋、情感纠葛的分析，进而深入探讨女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她的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视角为主，“我”这个人称代词以女性居多，从而对女性的心理得以细致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都市女性在面对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时心理、生理上的抗争与矛盾。在塑造了都市众生相的同时，亦舒小说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它有别于其它言情小说的最主要原因。

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可以依靠的，终归只有自己。”。她认为女性只有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才能被社会、被他人所认可，才能跳出传统社会给女性定义的枷锁。社会生活中，安逸的生活会使女性的思维麻痹，例如其作品《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天天吃喝玩乐，做医生太太”、《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家境富足，努力向学，却频频被祖母讽刺说“女孩子，至要紧是嫁个好人，读那么多书作什么？”，这些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标准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使女性将自己自身的价值取向有了模式化的定义，从小又因受到的教育使女性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弱势群体，需要讨好男人的一种群体。这种思想无声的侵蚀使女性对自我的认知走向了一种错误而又可怕的方向，在女性的主体意识中抹杀“女性自我”、“女性个体”的存在，这对于女性群体来说是可悲的，最可悲是她们在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背景的大前提下认识不到自己的可悲。如《我的前半生》中的周太太、王太太……连文学作品中的名字都被略去，只留下一个“某太太”的称号。

在男权意识的强势压迫下，只有当女性摆脱传统定位的“第二性”依附心理，走入社会，独立面对承担自己的生活，才能找回自我。女性作为被男性视为另一族群，在社会上打拼只会更加艰难：“现代女性非得装成最坚强最大方不可，否则，会被讥笑为不懂自爱自重。” 不得不指出的是，生活在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下的都市女性又是矛盾的。亦舒笔下的女性很多都宣称：“真正的男人，是保护女人的男人，一切以她为主，全心全力照顾她心灵与生活上的需要。”、“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等等，被保护欲与现代女性经济独立论、反抗父权观有着明显的必然冲突，但这一冲突却又在亦舒小说中得到消解，因为在小说中很难找到“男性需要通过对女性的保护来反射两倍大的男性形象”。

亦舒小说对女性性意识的描写很少且隐讳，但小说中时代女性报复男性或献身男性，都是建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的基础之上的。亦舒小说对男女两性中的性开放意识持平等态度，男人“风流成性一样找不到好妻子”。文本中也有着对大男人主义者“处女情结”的鄙视与嘲弄。在《玫瑰的故事》里，黄振华在结婚前夕从别人口中得知未婚妻苏更生曾结过婚，方寸大乱之下追着苏更生说：“我会原谅你的”，苏更生却义正辞严：“我有什么要你原谅?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你的思想混乱得很，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的伟大原谅才能重新做人，你以为你是谁?”苏更生有权利要求真正的爱与尊重，这来自于她心理上的自立，更来自她经济上的自立。若对方不给，她不必迁就他。这是标准的女性主义的姿态。

对于传统作品女性形象定势的颠覆体现了亦舒独到的女性审美，却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在人物塑造上的片面性。她的大多数作品几乎将阶层与女性类型进行了简单化的一对一绑定，既出身中产的“玫瑰型”和出身底层的“野草型”。出身中产阶层的女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尽管辛苦，却生活无忧富足，像是花店中的玫瑰花，寂寞、精养。而出身底层的女性则多数命运坎坷，经历重重磨难才能赢得独立，像是石缝中的野草，坚韧、顽强。这种将阶层与女性类型简单粗暴的压模定型化的处理，未免有些限定了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开拓空间，使得某些实际存在的，独特的女性特性、心态无法在她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性别偏见，却又掉入了较为片面的女性形象类型化的误区，这是让人较为遗憾的。

亦舒的作品主要用形象塑造来突出女性，导致其作品中的男性大都被湮没在突出的女性形象背后，可以说是对男性形象的漠视。然而字里行间中男女主角的情感碰撞，又可以看出亦舒对两性意识的独特观点。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由，没有自我，一切的伦理道德为束缚着女性，当她选择一个男性，并嫁给一个男性，她就变成男性的附属品。亦舒反对这些旧有的观点，反对大男子主义，也反对软弱、只知道寻求依赖的女性。她渴望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责任和权利平等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伴随着女性文学的逐步发展缓慢觉醒的一个过程。打破了传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主动书写代替了被动描写，打破了女性文学因为传统文学中主流话语的强制干预而缺乏独立性的局面，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话语秩序。

亦舒的大多数作品描写并不着重于“反抗”压迫的两性对抗，而是在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的基础上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书写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在社会不断发展，男权价值体系逐渐松动的时代，女性应如何自处、自立、自强、自爱，始终是她想要探究和描写的主要话题。

亦舒小说从写作效果来看，不是生理性别而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作为新的精神而注入到作品中，将时代女性的独特经验、群体感受、生存困境、矛盾心理一一展现，它是以非常感性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论文参考。论文参考。在对男性霸权主义进行批判之后，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接纳和赞扬，从而使其“性别歧视”较为温和。在当代作品中，亦舒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抒写出时代女性内在感受，不沉湎于虚幻的爱情，反而揭示爱情的虚幻。

第7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第8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女性主义；吸纳；创新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时，人们对它的态度是谨慎的。从“西方”到“中国”，文化过滤是一个关键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研究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吸纳、分析、运用、升华。它不断地被中国的学者们在理论实践中所借用、改造近二十年，最终被“成功地”植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在近2O年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翻译引进”、“理论实践”及“研究创新”三个阶段。

一、“翻译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新式的哲学理论，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入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在中国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理论实践”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已经不能再满足国内学界的研究，他们开始积极地将相关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实践的勃兴期。女性主义理论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研究视角，这样的实践活动使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成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研究对象。于此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创新”阶段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沉淀，女性主义的研究进入到深化期，在当代女性主义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者。他们许多在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通过将女性主义理论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培养出一批批新的学者。在一些高校还成立了女性主义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他们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西方的女性主义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研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完成了“中国化”。

然而，在女性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疑问，甚至要面临着被再度被忽略的危险境遇。陈顺馨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研究的情况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研究者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学者们从容应对，许多相应的对策和建设性的意见被提出。如学者乔以纲、贺桂梅等都曾撰文，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研究对象的确立、理论资源的清理、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及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结语：综上所述，在中国发生和发展走过了二十多年历程的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翻译引进”、“理论实践”和“研究创新”阶段，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理论已初步形成了，并在中国逐步成为一种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

参考文献：

第9篇：女性文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双性同体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出身于伦敦一个书香名门，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培养家中的男孩上牛津、剑桥等一流名校，可女儿却只能留守在家接受来自父母的教育。儿时的不平等遭遇为伍尔夫日后投身女权运动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她不仅成为西方女性文学评论的理论先锋，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她娴熟运用手中笔墨，为女性的独立解放摇旗呐喊，为推动女性文学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伍尔夫的早期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提出女性要写作，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间房既是女性潜心创作的物质空间，也是女性心灵归属的精神空间。然而，伍尔夫感慨道，这样一间独立的书房对于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而言，无疑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简·奥斯丁终其一生都只能在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一种藏藏掖掖、时断时续的状态下完成。

伍尔夫认为，要使女性自由创作，充分展露其才华，除 了自己的一间房，还得拥有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只有这样双性同体，女性才有可能四处行走，置身于广阔的生活天地中，获取更丰富的写作素材和人生阅历。而不是像简·奥斯丁那样足不出户，因此她的生活阅历和活动空间决定了她的小说只能写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故事。让伍尔夫倍觉惋惜的还有夏洛蒂·勃朗特，她之所以“傻得以一千五百英镑售出了她的几本小说的版权”，【1】 除了缺少人际交往和人生经验，生活拮据也是她不得以廉价出让的原因之一。所以伍尔夫设想，如果夏洛蒂拥有三百英镑的年金，如果她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她将会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同样不幸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她用一个男性的笔名遮掩自己女性的身份以免遭人耻笑和攻击。因为女性写书在当时被认为精神错乱，非疯即傻。不仅如此，乔治·艾略特由于爱上了有妇之夫而必须得隐居乡间“自绝于尘世”。【1】 可想而知，这将对她的创作产生多大的伤害！而在欧洲的另一端，出身名门的托尔斯泰却能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各种场合，与各阶层的女子自由交往，后又投身战场，记下生活与战争的点点滴滴，这才有了传世巨作《战争与和平》。假如托尔斯泰携一位有夫之妇“自绝于尘世”，是断然写不出大气磅礴的《战争与和平》的。

在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父权社会，很多女性不战而败，心甘情愿地成为“房间里的天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该与写作绝缘，浑然不觉地充当着男性的的女佣和附庸。自我牺牲、纯洁优雅是这些“天使”最重要的美德，她们丧失了自我，一味地臣服于男性。伍尔夫除了哀其不幸，还怒其不争。为此，她大声疾呼：女性要独立，要成为自己，必须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打破男性强加于她们的道德桎梏，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获得思想的解放和行动自由。

然而，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被边缘化的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想要通过当时的一些妇女组织和女权运动与男性分庭抗礼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伍尔夫不同于那些激烈声讨的激进女权运动者，而是另辟蹊径试图缓解两性冲突。她认为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是存在了几千年的父权文化制度，而不仅仅是当下的某一些男性。在男性文化霸权的长期统治下，女性不仅是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执迷不悟的参与者。所以她劝诫女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双性同体，先要认识自我，重建自我，“建立一种自主又开放的女性自我，既独立于男性，又与男性、与整个世界有着生生不息的相互依赖、相互促使的关系。”【2】 既然男权文化在两性头脑中根深蒂固，男女完全平等很难实现，不妨忘却幽怨与愤怒，承认两性的差异，将两性中美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两性和谐共存。

二．“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

在伍尔夫看来，两性的和谐首先是“头脑的和谐”。【1】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正如柯勒律治所言，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双性同体”这一概念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指人类最初身兼两性、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荣格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人的情感和心理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即男性的强悍果断和女性的温柔体贴。伍尔夫沿袭“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将它引入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奥兰多》就是其中一部最具夸张特色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自传体小说，对“双性同体”有着充分而精彩的诠释，是伍尔夫最具魅力的作品之一。

奥兰多在三十岁时由男变女，“性别的改变，改变了他的前途，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特性。”【3】 三十岁前的男性奥兰多“年轻、富有、英俊，他所得到的喝彩声，无人可比。”【3】 而三十岁后的女性奥兰多虽然在男性的眼中“一直是而且永远是女性的典范、佼佼者，完美无缺”，【3】 但此时的她却处于迷茫混乱的状态，对自己的人生心有余悸。在男权社会，无论多么完美的女性都是社会的“第二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优雅高贵如奥兰多者也概莫能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身为女人就不应拥有任何财产双性同体，因此奥兰多被剥夺了对祖传豪宅的继承权。回想曾经作为男性所拥有的特权，奥兰多百思不得其解。在她看来，除了性别，所有其他方面都与过去别无二致。为何曾经由他统治的世界仅仅因为性别的改变使她步履艰难？伍尔夫的一段男女有别的言论恰到好处地回答了奥兰多的疑问：

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男子可以直面世界，仿佛世界为他所用，由他随意塑造。女子则小心翼翼，甚至疑虑重重地斜视这个世界。【3】

伍尔夫并未让奥兰多在性别转变之后即刻进入两性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是让她在两性间摇摆不定，轮番发现两性的弱点，一次次陷入彷徨困惑，一步步通过不断磨合逐渐走向双性融合的理想境界。奥兰多先男后女的人生经历不仅使其收获了双重的人格，也促成了其诗作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奥兰多既是伍尔夫“双性同体”观的形象化表现，也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理想化产物。在这个身兼两性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伍尔夫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她认为男女两性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必须从根本是消除两性之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消除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伦理价值标准。”【4】 只有这样，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能与男性和谐相处，与整个世界和谐共生。

三．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三重意义

首先，“伍尔夫作为把女性思想全面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她不仅把批判父权文化的意识、情感和思想注入了文学批评，她还改变了批评话语惯有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女性主义思想以截然不同于父权理论的声音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5】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为女性争取独立的物质环境和自由的文化空间上，她还呼吁女性应敢于冲破男性文化霸权为女性设定的缄默温顺的话语模式，要大胆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让男性、也让整个世界听到女性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独到见解。伍尔夫身先士卒，不断挑战男性文学规范的统治地位，大力倡导从女性立场出发，用女性话语进行女性写作。因此，一位西方研究者在评价伍尔夫时说，“她以自己的力量、失败及困惑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建筑师与设计者。”【6】

其次，伍尔夫作为把重建女性主体引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人，她不仅仅致力于改善女性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还将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指向重建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伍尔夫之前的女权先驱们倾向于向男性社会争取各种平等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等，而自伍尔夫之后，女权运动就增加了一个新目标：在女性主体内部重建女性的精神世界。”【7】 伍尔夫强调女性在重建自我的同时双性同体，也应与男性建立一种互相扶持、互相合作、开放包容的两性关系。女性应走出“自己的一间房”，与男性、与整个社会融合在一起。“尽管伍尔夫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十分反感”【8】，但纵观西方整部女权主义运动史，伍尔夫以其开阔的胸襟和宽广的视野成为当之无愧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

最后，伍尔夫作为把“双性同体”理论引入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人，她既不屈服于男权文化的权威，又不局限于女权意识的单一，而是倡导男女两性同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伍尔夫反对无限夸大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强调两性和谐并存，男人与女人不再是对立的二元，这是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的积极方向。”【9】 “未来的女性解放，肯定不只是男女平等那么简单，而是如何建立一种尊重性别差异的平等。它意味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有更多的对异性的了解和尊重，也要有更多的对自身性别的内省。”【10】 由此可见，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仅体现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对两性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结语

总之，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为后世女性文学批评开启了理论先河，也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所主张的在女性独立基础上的两性融合更为两性和谐共存开拓了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 贾辉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1、62、84、85.

2.王建香.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立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4）:28-32.

3.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 林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9、12、102、107.

4.张昕.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6(12)：221-225．

5.马睿.从伍尔夫到西苏的女性主义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1999(3)：1-7.

6.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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