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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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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农(1966)在其重要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他将硕士论文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区位因素结合起来,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因以及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后,fdi和贸易的实证研究与此前相比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日本学者小岛清(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此说明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他认为:fdi可以在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
李普西、维斯(lipsey,robert,1984)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
胡弗鲍尔等人(hufbauer.g.c,1994)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和出口总量作比较,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和fdi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马提亚(matthiaslucke,1999)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不仅比较了eu和cees之间的fdi的外溢效应,而且实证分析了fdi对cees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从而得出fdi对全球贸易有影响的结论。他利用“引力模型”以评估欧盟与东欧国家的一体化的深化,提供了中东欧国家系统的估计预期的长期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
费雷拉、安娜保拉 (manuelaferreirama卿h助s,八刀 apaulaafrieano,2007研究调查了股市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地理格局的贸易流量与葡萄牙的经济的关系。引力模型使用的是葡萄牙经合组织国家加上巴西从1998年到2000年两国之间的贸易。研究发现,出口对贸易平衡产生积极影响,且大于进口对贸易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解释上述的“正常”出口从候选国到欧盟低于“正常”的进口的原因。
炳民(byungs.min,2004)指出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fdi和贸易都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出口的迅速增加在危机爆发有助于改善韩国的外汇储备,亦有助经济复苏。尽管存在着危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己逐渐上升。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这种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欧盟服务业投资是较高的,这和fdi流入的财富效应假说相符合。与此同时,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导致了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但是,由于大幅增加并购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干涸,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期溢出效应值得争论。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赵伟、贾玉平在《产业结构、要素察赋与中日贸易模式—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与趋向》一文中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就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l)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2)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察赋变化,而在两国相对要素察赋的变化中,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
杨逸(2000)、赖明勇(加01)、丁文丽(加01)分别使用相关系数检验、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均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张小蒂、李晓钟(2001)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1983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及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有重要促进作用。邓兰兰(2001)指出开放政策较快利用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出口的迅速增长。在开放条件下,特别是“入世”后,静态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将是自然的选择。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实现更快的发展,应该大力促进国内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加快出口比较优势的升级。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110-03
1江苏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况
经济飞速发展的21世纪,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国际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经营并掌握一定的经营控制权的投资活动。它是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资本国际流动不仅弥补和缓解了东道国的投资缺口,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在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己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江苏是个经济大省,积极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资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08年度,江苏省累计实有外商投资企业38554户,投资总额为4159.30亿美元,注册资本为2203.10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3.45%、17.9%、16.9%。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仍好于全国其他省市和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超过广东省,跃居全国第一。在外资流入不断增长的同时,江苏外贸出口从1985年的15.8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80.4亿美元,增长了近150倍。显然二者发展是具有同步性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出口贸易发展的具体影响有多大?造成这种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通过分析,得出相应结论,找出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2FDI与江苏省对外贸易关系实证分析
2.1FDI对江苏省进出口总量影响
外资企业1995年进出口金额为67.28亿美元,2008年为3035.6亿美元,随之,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进出口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41%增加到2008年的77%。2008年全省出口总额达到3922.7亿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额为1749.6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74%。数据显示,总体来说,总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我国总的进出口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我国进出口额的贡献已超过了50%。
表1中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对江苏省企业进出口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充
2.2FDI与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所需变量及分析指标。
根据进出口方向的不同年度分为以下具体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2);出口额(EX)、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进口额(IM)、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选用1999年至2008年这1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的分析软件为SPSS13.0。
(2)FDI与进口出口量相关性实证分析。
FDI为当年江苏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FDIC为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因为一般经验认为FDI当年的流入并不会立即引起出口增长,因为FDI企业建厂初期有筹备、引进设备然后再进行生产的过程,所以FDI对出口有一个滞后效应,又考虑到资本的累积效应,因此在对FDI对江苏出口总量影响的分析中运用FDI-2,FDIC两个变量,EX为当年江苏对海外的出口额,IM为江苏当年从海外的进口额。
根据表2所列数据,运用SPSS软件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前两年外商投资额与进出口额的相关性。
表21999-2008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额情况 (单位:亿美元)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2)、出口额(EX)、进口额(IM)。
从输出结果表3中,每个变量都有三行数据:第一行为该变量与相应列上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第二行为相关系数检验的相伴概率值;第三行为参与计算的观察值个数。从表第二行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前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江苏的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具有某种线性相关性,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比前两年的外商投资额与进出口的相关性更强,简单相关系数达到了0.944,0.926,而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出口的相关性又超过了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系数达到了0.950,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进口的相关性超过了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系数达到了0.927,且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时,都通过了统计检验,都呈现出了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首先说明了江苏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江苏的进出口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看到FDIC,FDI-2与进出口的相关系数更大的现象,这说明了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存在时滞性的特点。之外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当年的出口促进作用大于进口。
表3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口量、出口量的相关系数
表4中所列数据为1999-2008年江苏省各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情况。我们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由于时滞性强,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相关性比较大,因而为了改进研究结果,除了选用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以外,还选用了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作为研究对象,以FDI-1来表示。
先研究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的相关系数。其次以出口为例,选取FDI-1与EXM,EXP,EX分别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对直接投资额与初级产品出口额,制成品出口额,出口总额作回归分析,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制成品出口额(EXM),出口总额(EX)为被解释变量,以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为解释变量。
表41999-2008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对外贸易结构(单位:亿美元)
注: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
如表5所示,外商直接投资中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上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初级产品的进出口均呈现较大的相关性,出口商品中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比重与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当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这反映了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江苏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表5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关系数
由此可得方程:EX=339.467+0.674FDI-1(3)
以上的三个方程FDI-1的系数的T值都比较大,在显著性水平a=0.05下,大于t检验的临界值,表明系数都很显著,可以用来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1)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工业制成品出口就提高0.667倍,在(2)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初级产品出口就提高0.007倍。在(3)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总出口就提高0.674倍。这表明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改善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要从国外进口大量机器和设备。可见,相对于初级产品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更能促进工业制成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结构有显著的改善和优化作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3总结与建议
3.1总结
由于长三角经济带造成的磁场效应,再加上江苏良好的投资环境,来江苏投资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突破了先前以港、澳、台为主的局面,并且在加入WTO后欧美发达国家在江苏的投资逐步扩大。
外资在江苏以制造业为切入口,向商业、证券、保险银行等服务业和多领域渗透的步伐明显加快。
FDI在江苏省三大区域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增长,是江苏省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有短期的需求拉动效应,也有长期的供给创造和溢出效应,但长期效应小于短期效应。因此,合理借助FDI的区域分布来逐步消除江苏省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2相关建议
(1)应进一步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努力营造地区聚集效应。
首先,要重视投资的硬环境建设。江苏在投资硬环境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昆山地区开发区先后投入30多亿元用于交通、通讯、供水、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在投资软环境上,应特别强调树立服务意识,实行“亲商”政策,始终使外商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成有利于FDI发展的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后,苏中、苏北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吸引FDI的有利因素。苏中、苏北地区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包括加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和实行,发展为FDI服务的配套产业,增强为FDI服务的意识。
(2)发挥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引导外资流向。
目前,在外商投资的具体行业上,制造业投资比重仍然较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以及化学、纺织、机械、冶金等产值比重排列前位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江苏省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往第一、三产业延伸。对于第二产业,关键是要注意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实现长远发展。因此,在引资政策制定上,应该有所侧重,有所选择,有所鼓励,积极引导外资进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门,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领域。
(3)加强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技术研发能力。
中国过去多年引进外资的教训之一就是以“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失效,多数外商愿意转让的标准化技术不但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而导致低水平建设的重复,而重化工业赖以升级的先进技术,外商要么不予转让,要么作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商独占技术秘密,把中方人员严格地隔离出来。因此,对江苏内资企业来说难以通过这种利用外资方式达到学习目的,只能造成国内产业发育、壮大的市场基础丧失。而对于一些先进的技术,由于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强,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反而造成其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内资企业要取得技术的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强其自身的研发能力。进而,即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也可以促使外资企业采用更高的技术水平,扩大其技术溢出效应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研发合作,加大内外资企业人员之间的流动,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指导,从而保证内资企业可以有效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最终增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
(4)促进自主品牌成长。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最终都体现在产品的竞争能力上。充分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优势,通过延伸产品的加工深度、精度,提高最终产品和中高档产品的比重,实现“以质取胜”,创自己的品牌。政府应把保护知识产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加快科技创新的载体建设,结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的全国专利技术产业工程的一系列政策,配合出台有关地方措施,优化专利市场环境,采取各种方式,让专利的拥有者与需求对接,促进专利技术的转化和实施。对外贸易要进一步推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优先发展和扶持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重点扶持具有自主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以质取
胜策略,狠抓出口商品质量;实施出口品牌战略,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快形成品牌优势,最终提高外贸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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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澳双边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 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3. 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10 年2 月24 日到26 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 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 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极为密切,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将在中澳双边贸易谈判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中澳贸易、FDI的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中澳贸易与投资效应,说明其对中澳双边贸易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FDI贸易效应的研究,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的结论有三类:一类认为FDI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一类认为FDI与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还有一类认为东道国利用FDI与其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是难以确定的。Svensson(1996)认为国外生产对于母国最终产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应,同时促进了中间品的出口,但是净效应是替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Markuson和Svensson(1985)采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他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何,如是合作关系,则商品的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否则就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尤其以研究中国总体FDI贸易效应的文献居多。秦臻、陈继勇(2006)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1992―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孙纲(2010)运用1987―2007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还有些学者从国别的角度出发,研究具体某个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三、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到的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的区间是1987年到2012年。分别选取了中澳的进出口额以及澳对华的FDI,在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前进行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用LNEXP和LNIMP,LNFDI表示。
(二)实证分析。
要研究澳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澳贸易的关系,建立模型,首先要对论文中所涉及的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果变量是平稳的,还需要检验这些变量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下面对FDI和中国对澳出口和进口额做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1、单位根检验。
论文利用各样本数据的对数值,对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1。
上表中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对于澳对华的FDI、进出口额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本文中出现的所有变量都是单整变量,这说明FDI和进出口额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2、协整分析。
下面通过对这些数据做协整检验来验证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本文将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澳对华的FDI和进出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故先通过基于VAR模型 最优滞后期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比较相应的AIC值和SC值来确定最优滞后期,由此可得出最优滞后期为5。
表2 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结果
由于本文VAR模型选择的最优滞后期为5,所以协整检验的滞后期确定为4。本文选择“序列不含确定性趋势,而协整方程含截距但不含趋势项"的模型形式对LNEXP、LNIMP和LNFDI两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得到如表3所示结果。
表3 LNSH与LNEX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分别大于各自的临界值,拒绝了并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最多存在两个个协整方程的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这表明LNEXP、LNIMP和LNF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2个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可将LNEXP、LNIMP和LNFDI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用协整方程表示:
LNFDI=3.382636LNEXP--2.229940LNIMP
(0.44482) (0.62686)
其中括号内为标准差。从协整方程中标准化的协整系数符号可以看出,LNFDI和LNEX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LNIMP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即澳对华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而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进口存在负相关关系。综上所述,1988-2007年,FDI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出口对FDI产生积极地影响,EXP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增加3.382636个百分点;进口前的系数是― 2.229940,说明进口对FDI产生消极的影响,进口与FDI之间是一种负向的关系,即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FDI减少-2.229940个百分点。
四、结论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首先,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对中国对澳出口贸易初期存在替代效应影响。其次,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与中国对澳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存在着推动作用。
再次,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对澳进口贸易之间初期存在互补效应,这是由于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在初始期要从澳大利亚引进技术和进口大量机器设备以及用于进口加工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从而带动了中国对澳进口的增加。
最后,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与中国对澳进口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这是由于中国对澳进口的产品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澳大利亚外商所生产的产品与中国对澳的进口需求比较接近,所以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创造效应部分地被这种替代效应所抵消。
综上所述,长期内,出口将带动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进口将减少其对华直接的增长。因而,我国应当积极促进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增加对澳出口,从而带动FDI的增长,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提高我国人民的福利水平。同时对于进口也应采取明智而合理的措施,尽可能进口一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能产生比较大的促进作用的东西。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硕士(学历),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参考文献:
[1]张鹏,滕大星. FDI对贸易的影响:国外实证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09(5)
关键词:国际收支,顺差,FDI,资源配置
一、国际收支概况及成因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06年,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经常项目顺差249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5%。其中,货物贸易顺差2177亿美元,增长62%;服务贸易逆差88亿美元,下降6%;收益顺差118亿美元,增长11%;经常转移顺差292亿美元,增长15%。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84%。其中,直接投资顺差603亿美元,下降11%;证券投资逆差676亿美元,增长12.7倍;其他投资顺差133亿美元,上年为逆差40亿美元。200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比上年末增加2475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截至2007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2万亿美元。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至1990年开始,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还将继续保持,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从我国内外经济情况分析,不难发现当前经济内外部失衡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简单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鼓励政策。论文大全。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经济。
2、 国内金融市场的低效率。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成本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的缺口,加之金融体系不发达,我国居民和企业都被迫过度储蓄,而资本市场的落后使得储蓄无法通过其它渠道转化为国内投资。
3、 外资政策的扭曲。我国各省、市引进外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与重复建设,以长江三角地区为例,其产业结构趋同率高达70%,不但是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和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迅猛发展。原来亚洲设在其他几个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已经大量转移到我国,同时主要发达国家长期保持“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导致其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后者再通过输出资本弥补了发达国家国内储蓄不足,这种格局可能还将持续。
除此之外,我国宏观经济前景看好、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国际流动性过剩等问题都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这种不合理结构的原因。这种体制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对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进行深层次的结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落脚到FDI的引进和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上。
二、FDI流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FDI(对外直接投资)是现代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这种投资既涉及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间以及不论是联合的还是非联合的国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所有后续交易。从1979-2004的25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5000亿美元,FDI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由于对外资及外资技术的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平面同质性扩张以及大量出口导致的贸易摩擦等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FDI战略。
2006年数据显示,与德国、日本等主要贸易大国相比,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高出3-4个百分点,仅低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外商投资企业占据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额的58.9%,其顺差占贸易总顺差的51.4%,但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附加值低。
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收益是利用外资弥补本国储蓄缺口、外汇缺口和技术缺口。目前,我国国民储蓄大幅过剩,外汇储备远远高于进口和偿还外债的需要,引进外资的收益集中在弥补技术缺口方面。然而实证研究表明,以长江三角为例,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一方面,跨国公司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研发资金,又十分注重技术竞争,2004年我国申请的专利中,国内发明专利的绝对比例数量虽然有不少的上升,但仅占申请总数的23.6%,而国外占86%;同时跨国公司极力抑制其在中国市场的技术扩散,外资企业的独资化和技术垄断倾向越来越明显,在抢占制高点的同时,纷纷成立知识产权部,对其在华知识产权活动进行科学化管理,这使得以前在合资企业中,中方可以分的一定的先进技术的条件越来越难以实现,要通过模仿和借鉴实现也增加了不少困难。另一方面,FDI的大举进入将中国企业向产业链低端排斥,国内企业仅具有对产业低技术部分如组装的加工能力,自身缺乏产品设计和研发德的创新能力,走资源消耗型的发展道路。第三,跨国公司具有优越的科研环境,对国内企业的科研人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其实施的人才战略,是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向跨国公司逆向技术扩散,进一步加削弱了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
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导致我国资本项目巨额顺差,同时又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引起我国贸易项目持续对外顺差。一边是FDI在中国市场占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且长期享受国内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实现生产经营活动和所属国资源的节约化,一边是中国经济承担着产业低端化和重复投资的巨大损失和大额顺差的巨大压力,两相差距之大,是我国在引进外资这一政策上必须予以重新审视和调整把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我国国内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全年,居民户存款增加2.09万亿元,存款余额高达16.15万亿元,而全国银行业机构贷款有效需求却相对不足,2005年仅为2.5万亿元。从消费与投资的比例来看,2002-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只有8.8%、9.1%、13.3%和12.9%,二者比例失衡加剧。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投资严重不足;以长三角、珠三角、津京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中西部资金严重不足;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农村依然资金匮乏。这些问题都突出反映出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严重问题:储蓄剩余意味着消费不足,同时存在的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实际也映射出国内储蓄转化投资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成长缓慢,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对外资的依赖过大等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落后而引起国内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如余永定指出,许多企业需要资金,但由于信贷规模的限制,于是以各种方式引入外国资金,然后把外汇卖给政府,以换取人民币资金,从而突破信贷规模,即所谓的“绕信贷规模”,使得外资流入不但没有以购买外国资本品的方式,即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的形式流出,反而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形成“双顺差”,另一方面,国内储蓄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让渡给国外部门使用,这种资源配置的无效性使得我们出现了一个“穷国借给富国资源以供富国超支消费的”讽刺局面。
中国长期苦于资本不足,在总体上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几乎每年都要向国外借新债,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一边是外资持续涌入赚取高额回报,推高外汇储备余额,一边是中国的资金持续多年净流出,而投资回报率偏低。可见并不是中国资金严重不足,也不是国内企业多得用不了,从根本上说,最关键的是由于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引起了“双顺差”不断扩大的局面形成。论文大全。
四、纠正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的出现,纠正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对引入的FDI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减少或禁止一些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产品、产业趋同性强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入,把通过借款或FDI 而得到的外汇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管理和支付其他费用,促进本土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2、 深化推进我国人才战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体系,提高我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国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中国不能只发展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成为一个技术大国。
3、 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和投融资体系,以及价格形成体制,使国内储蓄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的同时,充分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提高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透明度,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同时逐步拓宽市场投融资渠道,引导资源流向真正需要并且有发展潜力的部门,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健康发展。
4、 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同时鼓励新兴企业,中小型企业到海外发行上市。
5、 增加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缩小地区差异等方面的公共支出,鼓励合理消费。
结语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加剧了我国的国际风险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和产业的不平衡发展。
立足自身找原因,中国想利用FDI的流入来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管理和网络的目的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其实FDI并不是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反而挤出了本土技术创新,并加大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对资源利用的低效率。论文大全。因此,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在积极观察、应对国际环境带来的风险的同时,应认真审视国民经济内部是否合理地对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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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领域 投资环境 投资贡献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80年兴办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起,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截止2004年底,宁波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9153个,总投资371.60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l1.8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9.6亿美元。外商投资成为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投资规模:外商实际投资稳步增长,尤其是2000年开始,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新一轮大发展的态势。大项目投资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17项。(2)投资方式:已由中外合资经营为主转向以外商独资经营为主。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合资项目520个,合作项目14个,外商独资项目达到674个。(3)资金投向:外商投资行业集中度仍然较高,但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第二产业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实际外资。200年宁波外商投资项目共1209个,其中第一、第二产业为1154个,第三产业为45个。与此同时,外商投资可持续发展理念日趋显现。(4)资金来源: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近两年,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增幅明显。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的德国、英国,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等,增长较快。(5)地区分布:南北差距比较明显。鄞州、余姚、慈溪、北仑、镇海等县(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要大于南区的奉化、宁海、象山。(6)引资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闲置厂房和土地资源正成为宁波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宁波民营经济发展快、竞争力强,借助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制和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可以提升产业层次,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而民企的不断壮大,产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稳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业与民企合资合作,这是“双赢”。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苏州的比较
(一)总量比较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总量上与苏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3年宁波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3亿美元,虽然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排名第五,但与排名第一的苏州的68.05亿美元相比,差距达近51亿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苏州累计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616.9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232.22亿美元,而宁波这两项指标则分别只有96.5亿美元和53.55亿美元,不及苏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可以看出与苏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宁波总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资构成、投向比较
无论是苏州还是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欧美国家为辅。以2003年为例,在两地投资处于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七个国家或地区相同,说明两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单一,外商直接投资来源过度集中。同时宁波和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也较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幅射影响、带动力比较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缓解两地建设资金短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经济的参与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宁波与苏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市经济的贡献度还不高,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大。一在涉外税收占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两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无论是在绝对值上还是在比重上,苏州都高于宁波。二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上,宁波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苏州这几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说明宁波投资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明显不如苏州。三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莺上,宁波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重偏低,长期徘徊在30%左右,而苏州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就达到60%以上,2003年更是达到86.3%。这说明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外贸的拉动作用也明显不如苏州。四在三资企业从业人数上,从三资企业从业人员在城镇从业人数中的比重来看,宁波和苏州两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几年都在40%左右,这说明两地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
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落后,这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不够高
对利用外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长期以来,宁波对利用外资的作用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解决建设资金不足这一点上,而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出口创汇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认识不足。不仅领导重视程度明显偏弱,而且支持、鼓励利用外资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少,与周边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个节拍。
(二)配套条件不够强
宁波生产力布局比较分散,生产要素积聚程度较低。外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大项目的进入,一般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当地有没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灵通,企业配套资金能否保证,相关行业是否发达,市场潜力和辐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问题。而宁波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工业布局呈现“低、小、散”的状况,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地区布局分散。1988年财政体制改革后,浙江实行了“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虽可调动各县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加剧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低层次竞争,不利十生产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进程慢,小城镇数量过多、布局分散、规模偏小。如2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广东有31个,山东有27个,江苏有22个,浙江仅有8个。这样,必然造成浙江工业企业布局重复雷同、生产配套半径过大、生产成本过高,不利于质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资项目难以落户。
(三)工作体制不够顺
宁波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经济圈范围内,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做好接轨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工作机构不够稳定,专业招商队伍力量不足;管理体制不够统一,项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较分散;招商水平还不高,招商引资的成本较高,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招商网络不够健全,招商方法不够灵活,大项目批准难,公关手段少,变通方法少。
(四)投资环境不够优
有关政策的科学性不够,透明度、稳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强,政策编纂不及时,优惠政策承诺随意性过大;法律制度还难以满足外商对投资保障的心理要求,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监督不力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商的税外乱收费现象仍时有发生,涉及外商的经济纠纷发生频繁,外商投诉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务机构建设上,除宁波开发区、保税区外,其他各县(市)区、各级开发区都没有建立完整的投资服务机构,市里虽然成立了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但服务、协调的制约很大。各地重招商、轻服务,不能为外商提供咨询、注册、建设、经营全过程、全方位专家式服务。服务工作不够深,服务效率不够高。
(五)舆论宣传效果不够明显
与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广东的招商重点为港澳,福建为台湾,上海为欧美大公司,江苏为新加坡,山东为日本、韩国,目标均比较明确。而宁波始终没有在招商的重点国别上有明确的定位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队伍走马观花,打一枪换个地方,钱花了不少,效果却寥寥。在招商项目准备方面,宣传资料十分简单,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项目资料也难以集中。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部门协调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导向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库,喊了多年始终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国家级新闻媒体对宁波的宣传力度与大连、青岛、苏州等城市比相去甚远,宁波主要媒体很少有外语节目或宣传国外先进技术信息的专门栏目
四、宁波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宽领域有重点地利用国际资本。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向传统农业改造、生态农业、绿色食品、农产品加工、水产品养殖加工等特色农业领域;重点吸引外商资金投向电子信息、现代医药、石化、纺织、服装等五大标志性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先进装备制造、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造纸业及纸制品、家用电器及设备、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长性产业;抓住我国开放服务业的契机,加大科研服务、管理咨询、工业设计、现代物流、金融租赁、教育培训、文化传媒等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和房地产、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新兴服务产业领域的引资力度。
(二)做好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目前宁波的企业建设中,港澳台中小企业存量投资已经很大,今后引进国际资本的重点应放在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上,争取更多国家的大公司、大集团来投资设厂,并促进已投资跨国公司积极增资扩股。要制定更为完善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国外高技术企业来投资,以提升宁波的工业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三)加快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政府应提供优惠政策,加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能够提供关键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减税和利息补贴支持,加速折旧,优先提供政府采购项目合同等,来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转让先进技术。通过实施企业r&d退税补贴,提高财政科技投资支出比重,优先提供土地、建筑、运输、电力等政策措施,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在宁波设立r&d机构或基地。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趋势
伴随着纷至沓来的外商投资,一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自1997年以来出现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独资化浪潮,加入WTO以后,这一浪潮更为猛烈。199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452.57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161.87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35.7%。而近几年的情况是这样的: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630.30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462.81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73.4%。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额158.93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共计123.38亿美元,约占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77.6%。从上面具体客观的数据来看,外商独资正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流方式。这篇论文
商务部的一项调查表明,2005年~2007年,82%的跨国公司继续扩大对华投资,57%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的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可见,外商投资独资化的情形在未来更是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独资化的原因分析
1.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放宽,市场准入领域扩大
外商在华投资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合资、合作是外商进入中国的最佳选择。随着我国加入WTO,在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进一步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权限制,对银行、保险、电信、运输、旅游、法律咨询等服务领域的外商独资经营限制进一步放宽,更多的产业领域允许合资企业中外商持有51%以上的控股权。这项政策的改变起到了鼓励外商独资化的作用,不仅新建的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比例上升,原先无奈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外资,也纷纷转变为独资化企业。
2.合资企业双方在管理和文化的冲突
合资企业在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尽管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管理理念不合或因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内耗大幅度增加的案例也不在少数。一项国际性的合资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合资企业的成功率一般只有三分之一。很多跨国合资企业在管理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资双方在企业管理和文化上的冲突。有了合资关系,就要花很大气力来协调管理制度和风格,协调成本很高。
3.保持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
依照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所有权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另一是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企业规模、组织管理等方面,尤其以先进技术最为重要,这些是他们相对于东道国竞争者的比较优势,是企业获得长期竞争力的核心能力。以契约投资的方式与东道国合伙人共同建立合资企业,将会导致专有性的无形资产迅速扩散。当合资所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企业为防范其“技术外溢”所花费的成本时,跨国公司宁愿选择具有较高控制程度的形式,也就是独资。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独资化对本土企业的影响
1.减弱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
FDI技术外溢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在跨国直接投资中,由于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成立合资公司等形式的国际化生产,使技术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向东道国扩散,从而带动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质的提高,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进步,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其技术溢出效应是对本土企业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独资化趋势的加强和自有知识产权的保,这种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扩散的渠道也被封死了,减弱了正的溢出效应,使得本土企业的学习模仿变得更加困难,阻碍了本土企业对先进技术的获取。这篇论文
2.阻碍本土优势企业的发展,挤占国内市场份额
通过以往多年的竞争,我国已经形成一批有较强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有名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场占有率的本土企业。不过,由于诸多制约,这些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实力还有明显差距。独资跨国公司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与其产品的差距,在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挤占了本土企业的产品市场,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居垄断地位,从而控制国内市场。目前,国内一些行业的本土企业已被外商控股,特别是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不少商品已被外资占有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3.导致人才竞争更加激烈,本土企业更难留住人才
企业之间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逐一角逐之后,以知识为标志的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性生产要素,也是企业间争夺的焦点资源。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凭借良好的知名度、优越的软硬工作环境以及优厚的薪水待遇,能吸纳到国内许多优秀人才为其工作。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往往由于用人机制不活、待遇不高,在吸纳人才方面,本土企业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就业问题,农民工,全球化
起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爆发两周年,国内外各种有关研究和反思这场危机的著作和文章铺天盖地般不断涌现。从中国的角度考察,这场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下降曾带来农民工大规模失业返乡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沿海地区某些出口行业的产业结构偏低和工资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业出现了“民工荒”和“招工难”的问题。
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非常多,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千差万别。当今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共同体,从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演变的角度来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并找出应对之策,应成为今后我们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农民工返乡和“民工荒”现象都是“开倒车”
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失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而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金融危机发生后,南方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大量减少员工雇佣数量。据农业部的统计测算,全国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约为1.3亿人,2008年,其中约有15.3%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人数达2000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致使大批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不得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农民工返乡的“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们知道,我国政府出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给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口形势出现复苏增长的较好局面,然而又出现了新的“民工荒”问题,东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为例,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2009年7月的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为60.3万人,求职总人数为35.4 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用工需求无法满足使出口企业不得不放弃大量海外订单,企业生产设备大量闲置。“民工荒”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沿海地区原来的很多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附加价值很低,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越来越小。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减少,加上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民工荒”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并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从宏观经济层面考察,我国现阶段在农村人口比例依然较高的背景下就过早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实际上减缓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开倒车”,应引起国家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资本和劳动力要结合起来“走出去”
当前,随着我国企业资金实力的逐步增强,“走出去”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外投资的总量和投资的产业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企业本身属于赢利性组织,其投资决策的目标主要还是在国际市场上追逐更高的利润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最终的情况可能是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将打造更多的中国跨国企业财团,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同时却又导致大量的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而我国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居高不下。
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学上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生产要素。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资本过剩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一方面,国内的过剩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大量涌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依然较高,“民工荒”现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国就业机会过多,而是能够提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预期工资水平的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也应该紧密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必须以对外投资为依托,在国内就业市场的基础上去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就业市场,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将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三、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的若干政策建议
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的若干应对措施来看,主要侧重于保就业、保增长、保稳定,如果从国内层面分析,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我国的出口行业也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势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我们有必要打开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探讨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全球就业问题,让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变得切实可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去”创造机会
当前,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外汇储备资金主要都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操作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投资的效果并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国庞大的政府外汇储备主要投资美国国债,虽然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这种海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开辟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我国国内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中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必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国际压力。坚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将有利于降低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技术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种土地,再招聘国内的农民工去发展规模农业,进而带动我国农民工出国打工、种地、定居、创业。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政治阻力,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帮助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海外就业。而且,这种对农业技术项目的投资,有利于吸引广大农民工在海外长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设项目劳务输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稳定、临时性等问题。
(二)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鼓励国内企业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
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大型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目前我们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同时对于大型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其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解决我国国内就业问题方面。因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之一应是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将资本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在海外投资实施方面又存在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对外投资应以企业为独立主体,以市场化运营为基本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这其中,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关注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三)提供培训、外交协调、护照办理等系列服务,切实帮助农民工“走出去”
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做好信息支持、技术、语言培训等方面的保障工作,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要在海外使馆设立专门的部门,协助解决我国农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种种困难,帮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并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
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但这一趋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同时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这些都客观上限制了我国农民工顺利走向国际劳务市场。为此,国内外交部门应尽量协调解决农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国家的签证问题,争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国家给予中国“免签证”政策或“落地签”政策,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也应尽量配合简化农民工的护照办理手续和其他出国手续。
(四)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与保险保障服务,切实支持农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个农民工要出国就业,办理包括体检、培训、签证、机票等各项手续的费用,至少要花费1-2万元,高的甚至可达3-5万,这笔钱对许多农村劳务工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建议,为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自筹资金不足的出国打工农民工,可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由政府财政予以全额贴息,将小额信贷作为出国务工的启动资金,鼓励返乡农民工借助贷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项鼓励政策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同时在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的同时,还必须向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险保障,结合海外劳务输出现状,开发在海外推广适用的保险产品,为外出农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险、医疗险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服务。保险服务的提供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建议采取“政府资助引导、商业保险运作”的方式,由政府对出国务工农民购买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让农民工以更少的保费支出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导农民工积极购买保险,为农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同时还应鼓励出国务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对于出国务工期间按时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返乡后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
既然西方国家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带到了中国,那我们也应该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我们必须统筹安排,从战略角度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考察国内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工作,将国际投资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结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确保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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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成因
作者简介:张发民(1978-),男,河南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助教,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资本运营。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5-0033-0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在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均衡地进入到我国各个地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带来看,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从各个具体省份来看,FDI的区域分布差异也是非常悬殊。外商直接投资在地理空间上的这种非均衡分布状况对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差异的现状
(一)绝对差异
从表1可以看出,河南明显落后于山东,在差距较大的2003年达到了20.1倍;和四川相比,差距也较明显。2004年,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为全国的1.4%,同是中部,却是江西省的42.7%,湖北省的50%,湖南省的61.6%。这表明,河南利用外资的规模相比于全省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需要而言还比较小,这种状况与其在中部地区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总体上来说还需要大力吸引外资。
(二)增长率差异
从变动速度看(见表2),三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波动的幅度较大。2000~2005年,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本上是一直增加的,2003年达到了最高点72.7%,但2004年却跌到了最低点-12.8%。而河南和四川的增长率都表现得不很稳定,特别是四川。总的来说,近两年河南出现引资增速较快的趋势,这对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有一定推动作用。
(三)相对规模差异
从相对规模来看,3个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更为明显。如表3所示:
“相对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吸收FDI水平的重要指标,表示的是该地区FDI与当年GDP的比值。2000年,FDI/GDP的全国平均水平为2.41%,3个省份中只有山东超过了平均水平,河南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此外,在全国来看,“相对规模”最低的省市,FDI/GDP比例均低于1%,河南就在其中,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表现出更大的差距,明显的表现为引资不足。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与潜力差异
FDI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指一个统计年度),该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根据这种方法,选取2000、2005年作为分析的样本,计算得出这两年河南省利用FDI的业绩指数分别为0.245和0.166。由于样本年的业绩指数值都小于1,可见河南省吸收的FDI与其GDP规模不相称,或者说,相对于其GDP规模而言,河南省吸引了较少的FDI。
FDI的潜力指数,是指该地区未来吸引FDI的国际竞争力和潜力。依据UNCTAD所采用的方法,选择7个主要变量作为评价各省市吸引FDI的潜力指标。7个变量分别是:(1)人均GDP;(2)过去10年实际GDP的增长;(3)出口占GDP的比例;(4)人均基础设施投入;(5)人均商业能源消耗;(6)R&D支出占GDP的比例;(7)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通过计算得出,在2000年和2005年,河南省都属于落后省份,表明这期间,河南省在利用FDI方面业绩变化不大,潜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河南省利用FDI的潜力逐渐增强,而业绩却是趋于下降的。
以上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3个省份的区域分布差异是显著的,不仅反映在外资规模的绝对差距上,同时更多地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规模等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差异的形成有它的客观原因,是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性因素的差异
从全国各个区域来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简单地说,中央政府渐进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分布的格局。最早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政策上的优势,对其发挥潜在的区位优势将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并且还会形成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下的自我强化力量,这些都使外资倾斜政策的影响更加重要而且持久。
在此方面,东部的山东省率先享受到了国家优先开放沿海城市的优惠政策,对其大量引进外资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这也是山东拉大和河南省等内陆省份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处于西部的四川省也在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享受到了一些优惠政策,对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对中部地区发展经济来说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具体对于河南省来说,可以利用这一政策上的有利因素,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根据自身的特点,更大、更高质量地吸引外资,以弥补吸引外资方面的不足。
(二)区位因素的差异
宏观意义上的区位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单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区位因素――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问题也和区位因素具有很高的关联性。比如:山东省的区位优势可以被具体化为接近港口和对外联系的便捷运输条件等。由于我国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进行投资。而地处中部地区的河南在这方面却不具有任何的优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正是这种区位因素的作用,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注重一般性规律的前提下,表现出自身集聚与扩散的规律,并因此也导致了我国在地区分布上吸引外资的差异状况。
(三)要素禀赋的差异
地区要素禀赋主要包含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说,我国各地区自然资源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特点。如果对能源、矿产资源、耕地和气候资源进行综合比较和测算,3个地区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的排序应该是四川居于前列,其次是河南和山东。但是,从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
要素禀赋的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力资源。从效率工资的角度来看,全国最低的省区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若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来考察,基本来说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2006年数据,目前高于5000万人口以上的省区中河南位于第一位,其次是山东,四川居后;若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而论,则山东居于全国的前列,河南和四川都较为落后。相对来说,劳动力资源是山东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反映技术资源优势度的各地区综合科技水平居于前列的地区有四川、山东,河南较为落后,可见从这方面来说山东仍然占据优势。这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和我国外资分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四)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
要素禀赋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差别,是反映各地区静态差异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从动态的经济运行效率角度来看,不同地区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必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相关性。因为,从任何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总是希望投资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具体就资金这一资源来说,东部地区的山东由于其在吸引投资过程别注重引进产业链条长的资金,其吸引的投资企业基本包含有一个行业的上、中、下游企业,因此其投资效率相对较高;而河南省在这方面存在不足,据了解,其产业园区内吸引的投资企业关联性很小,产业链很短,在吸引投资之初,较少考虑投资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这也是造成地区之间引资差异的一个明显因素。
四、结论
通过分析三省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我们发现,不管是从绝对量、相对量上还是从增长率、业绩与潜力上来说,河南都落后于山东和四川。导致外资在3个省份区域分布差异的原因主要有政策方面的差异、区位差异、要素禀赋差异、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等等。
利用外资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FDI不仅仅表现为资本变量,它更多地体现为知识、技术以及经验的载体。因此,FDI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是单纯的某个方面,它可以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发挥作用,其中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
当前,正值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际,中部地区各省市纷纷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在中部六省市中,河南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和后发优势,基础条件较好,但是,河南还有人均占有量少、改革滞后、经济开放度低、高层次人才缺乏、就业压力大等许多薄弱环节,因此,积极有效地引进FDI对解决上述问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此,建议河南在今后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从自身优势出发并为吸引外资构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责任编辑:郭金宇)
参考文献:
[1] 杨特.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D].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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