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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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本次调查根据需要将其整合为3个维度[3]：日常生活管理（包括不良嗜好管理、一般生活管理维度）、疾病医学管理（包括症状管理、急救管理、疾病知识获得管理、治疗依从性管理维度）、情绪认知管理（情绪认知管理维度）。把自我管理行为按指标得分划分为高、中、低3个水平[4]，其中≥80%为高水平，60%～79%为中等水平，＜60%为低水平。调查方法由调查人员发放问卷，统一解释语，面对面逐条询问填写，同时请患者家属回避，问卷当场收回。2.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录入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法。

结果

自我管理行为评分结果本次调查中，患者的自我管理总分为（81.53±7.86）分，其中55.4%的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处于低水平，44.6%处于中等水平，无1例处于高水平。说明农村老年冠心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不够理想。得分结果详见表2。社会支持对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对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及总分与自我管理行为的3个维度及总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与自我管理行为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0.320～0.761，P＜0.01）。见表3。

第2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保费归集，农业银行，信用社，储汇局，资金风险

积极探索农村保险运作模式是保险业服务和支持“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农村保险运作模式内涵丰富，既包括客户开发、产品创新等直接面向市场的前台服务，也包括客户投保后如何归集保费资金等后台支持问题。城区的保险客户通常可以到身边的金融机构交纳保费或者通过诸多商业银行转账，但广大农村的情形却千差万别，农村保费资金的及时有效归集是关系到农村保险业务有序、健康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何利用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实现保费资金归集得安全和时效，成为保险公司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目前农村金融服务现状的基础上，对乡镇、乡村(以下简称“两乡”)保费资金归集的金融渠道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一、农村保费资金归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保费资金归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保费资金归集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保费资金从保户到基层公司，二是基层公司将保费资金上划至上级公司(即：狭义的保费资金归集)。对于第一个层次保费资金的归集环节，目前的做法一是通过银行代收交至公司账户，即：由个人人以现金交款，客户到银行交费、授权自动转账。二是由个人人和客户直接以现金、银行卡方式交至公司柜面。从实际操作层面，在首期保费资金的收取上，个人人收取现金的形式占大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展业模式决定的。对于续期保费资金的收取，在银行网络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城市，投保人通过银行交费和自动转账收费则更多地被采用，但个人人收取续期资金的方式也大量存在。在管理措施上，对个人人收取的保费资金，保险公司多采取规定资金缴交期限、定期核销单证、客户回访、个人人管理系统等多种方式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对于第二个层次保费资金的归集环节，目前保险企业多实行“收支两条线”，通过开立收入账户专门归集保费资金，并定期向上级公司上缴资金。而保险公司通常对开户银行都作了相应的要求，且大都不允许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开立账户。

众所周知，农村地域广阔，金融机构和服务存在缺失，给保险公司在农村归集保费资金带来许多障碍，资金归集效率较低且存在较大风险。具体表现在：一是既有银行渠道出现断层。县级公司在认可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农业银行开设账户，但农行县以下的对公业务和储蓄业务存在缺位，个人人无法将资金通过农行交至公司账户，投保人通过农行交费也很困难，使得县以下的保费资金无法通过农行渠道顺利归集。二是现金交至县级公司方式风险增大。由于受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的限制，诸如资金上缴期限、定期核销单证、客户回访等制度规定的可操作性均受到挑战，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执行。此外，由于上述风险监控措施未能得到有效实施，降低了资金归集的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个人人的道德风险。

据了解，有的保险公司已就农村业务的资金归集做了一些工作，但从整体上看，公司的资金归集模式在县域尤其是县以下地区的运行仍不畅通。只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且农村保险业务发展慢于城市，这些矛盾或问题才没有引起高度关注。为了多渠道疏通资金归集通道，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有必要先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进行研究。

二、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分析

随着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相继收缩服务网点，并陆续撤出农村市场，现在农村金融机构的主体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村银行类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存款和汇兑结算等金融服务，基本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地区，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能够享受到金融机构提供的储蓄、汇兑等基本金融服务。

(一)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的网点遍布城乡，其中有61.9%的机构网点、51.5%的在岗员工分布在县及县以下，是农村保费资金归集的首要渠道。

1.农行网内收付业务功能。2006年，农行统一了网内收付业务的管理规范(网内收付是指农行营业机构根据存款人委托，通过农行现金管理系统，实现系统内跨农行营业机构人民币结算账户资金实时收付操作的行为)。对保险公司而言，网内收付业务能解决非开户行的资金代收代付问题。根据农行数据集中及现金管理系统升级的进度，大部分分行已具备开通网内收付业务的能力。但对于网内收付服务，目前只针对异地转账有明确规定，未提及同城转账是否收费。

2.农行单位理财卡创新。农行部分分行开办的金穗单位理财卡(以下简称“单位卡”)业务，是在金穗借记卡基础上专门为单位(公司)开设的具有资金归集管理功能的单位卡。此卡可开设多张子卡，主卡不能存取现金，子卡只存不取，单位卡账户资金从对应子卡转账存人，并且只能转账支出到其单位的对应账户。主要适用于系统性、集团性单位客户的资金清算和归集需求，具有使用安全、实时到账、封闭运行、结算成本低等特点。

(二)邮政储汇局

邮政金融业务是在综合利用邮政网点设施、人员等资源的基础上，面向城乡居民提供的零售金融服务。目前我国邮政储蓄营业网点超过3.5万个，其中县及县以下农村营业网点占比近80%，约2.8万个网点，覆盖面很广。为适应邮政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突破邮政储蓄与邮政企业混合经营的管理体制，2005年7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行政体制改革方案》，提出改革邮政主业和邮政储蓄管理体制，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实现金融业务规范化经营。中国银监会也在积极推进邮政体制改革，加快成立由中国邮政集团控股的邮政储蓄银行。

邮政金融的业务类型主要包括储蓄、转账、汇兑、、清算和国际业务等。由于暂不能开设对公账户，这里仅从业务角度探讨资金归集的实现方式和成本分析。

1.汇兑业务。作为全国最大的个人汇款网络，中国邮政汇款网络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系统传递汇款信息。目前已形成覆盖全国所有市县的邮政电子汇兑系统骨干网络，建成了联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68个县市、2.5万个联网网点的邮政电子汇兑计算机处理系统，开通了投单汇款、24小时汇款、2小时汇款和实时汇款等业务。全国遍布城乡有约5万个汇兑网点(包括近3万个联网网点)均可办理邮政汇款业务。汇兑业务基本资费按汇款金额的1%收取，单笔最低收费2元，最高收费50元(单笔最高汇款金额5万元)。在同一县域范围内，资金归集如果采用邮政汇兑方式，需按资费规定支付汇兑费，但如果通过银行渠道，则无需支付费用或者只需支付少量费用。出于成本预算的考虑，保险公司大都不采用这一渠道。

2。转账业务。目前我国邮政绿卡用户达到9000万户，邮政储蓄已成为我国第四大发卡机构。邮政储蓄储户总数达2.7亿户，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邮政储蓄网络可实现国内的异地实时转账。省际间转账业务的基本资费按汇款金额的1%收取，单笔最低收费2元，最高收费50元(单笔最高汇款金额5万元)。对于省内转账业务则是在不高于省际标准的情况下，由邮政各省局自定。按照现行规定，邮政储蓄虽能开办针对个人的储蓄业务，但不能为单位开设对公结算账户，因此对于转账业务如何实现资金结算还需与邮储局进一步探讨。

3.业务。邮政业务包括保险和代收付业务两部分。与资金归集直接相关的是邮政代收付业务。邮政代收付业务是邮政部门接受客户(法人或自然人)的委托，依托邮政及邮政金融网络优势，利用自身的经营职能和技术手段，按照委托协议代收代付，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经营行为。主要包括工资、养老金，代收电信资费、公益事业费，代缴税金等业务，品种达数十种。目前对于代收付业务由各省分局为主自行办理，总局没有作统一要求。

(三)农村信用社

1.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农信社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199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了农村金融改革。2003年8月，深化农信社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到位。通过改革，一是形成新的管理体制。农信社1996年与农业银行在管理体制上脱钩后，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改革后管理职责被移交给省级政府，初步形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管理体制框架。二是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形成了两种产权模式(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四种组织形式(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县农信社统一法人、县与乡镇农信社两级法人)并存的产权结构。目前除少数地区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或者农村合作银行外，大部分地区都选择了省级联社作为其省级管理机构。截至2005年11月底，已组建农村银行类机构59家，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1家，农村合作银行48家，另有10家银行类机构批准筹备；组建了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的农村信用社联社334家，另有384家已批准筹备。三是资产质量普遍不高。2005年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信社平均的资本充足率为5.89%,未达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的8%要求；不良贷款率21.23%，远高于商业银行10%的平均水平。

2.在农信社开户的利弊分析。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要机构，在农信社开户能够提供“两乡”地区归集保费资金的通道。其优势体现在：具备基本的银行结算功能；资费水平较低；网点分布广泛，在乡镇甚至较大的村落均设有营业机构，客户和人缴费方便；深化农信社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通过农信社归集保费也存在较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大部分县乡信用社为独立法人，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抗风险能力较弱，存在较大的非系统性风险；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结算手段较落后，结算效率低下；监管政策的认可标准较为严格，编制偿付能力报告时，信用社存款为非认可资产；与商业银行相比资产质量普遍不高，资本充足率普遍较低，一旦农信社出现经营风险，公司的存款可能变为不良资产；地区发展不均衡，各地农村信用社在资产质量、管理水平、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进度方面差异很大等。

三、利用农村现有金融服务归集保费资金的探讨

保险公司要充分利用现有农村金融服务归集资金，强化部门间协作，加强对农村人的管理，明确交款和单证管理的要求。引导或要求人鼓励有条件的客户采用授权转账方式交保费，逐步减少现金交费。

(一)充分利用中国农业银行的网络

在“两乡”地区通过农行网点归集保费资金优势明显：农行是目前唯一一家在两乡地区尚保留营业网点的国有商业银行，开户风险小，技术手段相对先进；方便农村地区客户和人缴费，降低了人在送款途中的人身风险；缩短了保费资金在人手中停留时间，减少资金占用；结算成本低；对账相对简单。

建议：一是充分利用农行网内支付业务开展银行代收业务。对有农行网点的地区，保险公司应积极利用其现金管理系统，通过开通网内收付功能实现保费资金的归集。二是关注农行单位卡的功能改进和应用范围的最新进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利用单位卡实现保费资金的归集。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还应通过宣导转变个人人和投保人的观念，引导持有农行存折或银行卡的客户签订转账授权书，实现转账代收，减少现金收款。

(二)探索利用邮政网络归集资金

邮政金融在机构网点、储蓄客户以及地方影响力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保险公司的资金集中需要。由于一直以来资金的收付都是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邮政储蓄本身不能对公结算，因而与银行相比，存在资金不能实时到账，资金归集效率较低等问题。另一方面，无论是汇兑、转账或代收，资金快速归集至公司后，基层公司的管理压力增大，体现在：对账工作量将急遽增加；农村地域导致日常的在途资金和期末大量的未达账项等。虽然邮政储蓄未来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但是发展进程还不十分明朗。

建议：一是充分利用邮政储蓄网点，开办代收付和转账业务。从邮政储蓄目前的管理体制看，各省分局具有较大的业务开办权和定价权。保险公司可与储汇分局进行沟通，约定上述业务实现的方式和费用水平。二是通过邮政汇兑实现保费资金的归集。除3.5万个邮政储蓄网点之外，遍布“两乡”尤其是乡村腹地的还有约2万个汇兑网点，都能提供汇兑功能。个人人从保户手中收取的、“两乡”展业网点收到的及客户交的现金保费，就可采取这种汇划方式转入保险公司代收保费项下。利用邮政网络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合理确定代收保险费的资费水平。与农行相比，邮政储蓄的转账、代收费和汇兑的资费水平明显偏高。保险公司可与邮储分局分别协商确定结算资费，尽量比照银行同类服务的资费标准。这是因为：邮政资金运用体制的改变使得其扩大中间业务的动力较强；各地情况存在差异，当地邮储局有一定的定价权；邮储银行成立在即，使得在邮政资费与银行资费标准之间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水平成为可能。三是关注邮政储蓄银行的最新进展，积极跟进解决保费资金归集的新渠道。

第3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魔力;新媒体的选择和使用;不拘泥于常规;管理智慧

我们生活中面临那么多自媒体的使用和选择，自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微博、个人日志、个人主页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托管平台是美国的Facebook和Twitter，中国的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平台、人人网、陌陌、百度贴吧等，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我们想要的信息，同时还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见闻，孩子们在新媒体浸润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怎样在纷繁的信息里面寻找适合孩子的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信息。

一、心灵互动拉近师生距离

农村学生的课堂管理落实到具体教学上是会面临许多实际问题，这所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有其特殊性性：它不完全是乡村学校，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学生有乡村孩子不重视学习的毛病，却没有乡村孩子的淳朴，尤其难于课堂管理，因此我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接地气”，因为上了几节课后，学生反映：这个老师的普通话（我是省级普通话测试员，还没有学生说我的普通话有问题）还不如他们的班主任说的好，我顿时明白，学生首先是不适应我的语言和语速，我找到首要的症结，让自己的教学语言更朴实，学生不知道真正的普通话应该是怎样的，要接地气，因此曲高和寡是不灵的。但是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我可以为了学生改变，但孩子们马上面临毕业考试，要适应新老师，也需要时间。面对新的环境，面对不同的学生，按照以往的教学模式似乎是行不通的，因此我想给大家分享我在新的教学环境里的魔力课堂管理模式。我的这些新学生平时看到的耳濡目染的都是我没有料到的，尤其是这些孩子的家庭结构：单亲家庭还算是好的，有些孩子根本就是留守儿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守着负责吃的、穿的，对学习、对媒体的选择利用、对媒体的控制使用都无法做到。渐渐地我们教师的教学方式要做相应的改变，我们现在手机上玩的最多的一个是微信朋友圈了，那么我给大家看看，我到了三小后，微信朋友圈是怎样使用的，大家请注意时间，我们老师是随时随地与家长保持联系，不再有上班下班时间区分。

二、课堂教学改进新模式

我想先从一节试卷讲评课说起，每次考试过后都要试卷讲评，一节有趣的试卷讲评课要上好也要动脑筋，如果按照常规的试卷讲评要求：教师先发试卷，念分数，然后按照试卷内容逐一讲解，本次考试的试卷讲评我就改革了一下，没有发试卷给学生，而是先讲评，为了让学生认真听讲，要求学生只能凭记忆再对试卷中的错误进行改正，这时候有的学生怕记不住老师讲的内容会比平时更加认真听讲，有点学生在偷偷记笔记，我讲评完了，把试卷发给学生，我说：“好，现在凭刚刚听课的记忆把卷子中的错误改正。”这正是我要的结果，他们自己的选择，比你要求他们怎样怎样要高效很多，况且很多孩子是不知道做笔记的，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事该记住的，听课就抓不住重点。通过这个小实例，学生懂得该强记和听懂的内容的区别，上课不累，还可以针对性地学习。

三、饕餮盛宴前的开胃小菜

学生刚刚上我的课，我必须拿出些杀手锏给他们看看：我的课从来不会直接就讲课本，我一定会讲一个和英语相关的小故事，小笑话，学生在上课前就很期待我的故事，小笑话，第一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是成功做到了，每次看到学生明亮的眼神就知道他们的期待是什么：铃声一响我就站在讲台上开始我的小故事：我们中国人在国内学了N多年的英语，出国旅游仍然听不懂老外说什么，一位游客在美国旅游时候出了车祸掉下悬崖，打救援电话后救援人员来了询问游客：Howareyou?这个游客一听，啊，终于有听得懂的了，他赶紧回答：I’mfine,thankyou.老外很疑惑：Areyousure？他骄傲滴回答:I’mfinethankyou,andyou?这虽然是个笑话，学生听了哈哈大笑，我进一步引导学生：如果真的发生事故，这个时候要说：Help！Help！以这样的方式上英语课，学生印象深刻，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复习测试中有一道题刚好考到这个内容，有的学生发现了说：“咦，这不是老师讲的那个笑话吗？”因此教学就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是一味说教。

四、随机奖励

第4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部分村民都对自己村里的文化设施不清楚。比如现在大部分村（社区）都建有农家书屋，有一部分村民从未去过村图书室看过书，甚至还有村民不知道村里就有图书室。村民对图书室的知晓率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村干部对于村里文化设施的宣传力度不够，二是部分农民文化程度低，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此外，里面的书籍数量较少，内容混杂且少有更新，与群众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农村社会学习氛围的形成及发扬。

二、推进农村基层文化公共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转变职能，承担起农村基层文化的公共管理服

1.强化目标责任，提高农村文化建设重视程度

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呈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即为了实现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工作的重点并非主要在于提高农民的满意度，而只需以数据总结式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例如，“建成‘农家书屋’×个”，“配备农家图书×册”，“完成送剧下乡×场”等。换言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是村干部以及基层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因此农村文化建设中往往会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的弊端。要真正把农民对文化需求的“满意度”作为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密切干群联系，沉下心去听百姓需求，保障农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2.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

积极争取政府资金和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并举，完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加大建设文化设施力度的同时，还要及时对已有的陈旧、滞后的文化设施进行整改与更新；要重视对文化设施的维护与修复，延长文化设施的使用年限；要加强管理，提高文化设施利用率；要做好宣传工作，让老百姓知道村（社区）提供这样一个地方，对老百姓开放，供他们休闲娱乐使用。

3.加强扶持引导，打造高水平农村文化队伍

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农村文化队伍的推动。要推动大学生村官结合自身特长、当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充分发挥其学历高，理论素养深和知识面广的优势，多措并举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如聘用大学生村官担当书屋宣传员和图书管理员，盘活农家书屋，打造文化生活主阵地。或者依托党员活动室、墙报等载体，以“顺口溜”、“千字文”等形式，开展惠民政策宣讲、致富项目推广。还可以针对村民中存在的学用科技意识不浓的问题，把活动演出内容与村民需求和各村产业特色相结合，在节目编排中普及相关科学知识，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二）引入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1.进行文化服务购买

要推进农村基层文化的发展，光靠政府、村（社区）的力量是不够，利用现在社会的资源，农村可以很好的引入公共文化服务购买机制。比如，文化活动较多的村，可以和社会上一些文化工作室签订协议，以每年多少次表演，多少个节目来进行结算。一方面，可以很好的减少村文化工作的压力，只需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即可；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整个文化市场的活力，节目越多，越是对一些文化工作室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这样可以有效地繁荣当地文化市场。

2.引入社会文化管理奖励举措

第5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育个人回报率、明瑟模型估计、能力偏误、测量偏差、工具变量法

中图分类号：F064.1文献标记码：A

Estimatingtheprivatereturntoschooling:Aoverviewoftheeconometricmethods

Abstract：Theordinaryleast-squaresestimationcouldnotprovideanaccurateestimateofthereturnstoschoolingbecausetheeducationonearningscan’tprovecausalityaswellasthereportingerrorinestimatingtheyearsofschooling.Thispaperoverviewthekeyeconometricapproachtotacklethisproblem,whichincludescontrollingtheabilitydirectly,using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andtakingtwindatatoeliminatetheunobservableability.Theauthoralsoevaluatestheproandconofthesemethodsandinterprettheresults.

Keywords：PrivateReturntoEducation,MincerModelEstimation,AbilityBias,MeasurementError，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

一、引言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劳动经济学领域发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为劳动者带来更高的收入（Becker,1964）。60年代后，发达国家微观层面数据的大量出现，以及计量经济-方法的发展，为检验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便利。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确实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是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这一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教育收益率涉及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个体教育投资决策行为、不同性别和种族教育程度的教育收益差异、教育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几乎与劳动、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邢志杰,2004）。因此，对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也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定量研究。另外，教育收益率的讨论对于转轨国家还具有特殊意义，众多研究考察了教育收益率的时间趋势特征(李实和丁赛，2000；Zhanget.al,2005)，并将教育回报率的变化作为判断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赖德胜，2001;孙志军，2004)。

教育回报率包含教育个人和社会回报率，虽然一些政策报告如（Psacharopoulo，1994）也考虑教育社会回报率，但主流文献更多讨论的是教育个人回报率的问题，因此，本文也研究重点定为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内容。本领域已经有一些优秀的综述文献，国外如（Card,1999），国内如（孙志军，2004）。本文的特色是从计量研究方法的角度总结研究脉络，总结并讨论国内外学者为克服普通OLS回归估计可能产生“能力偏误”和“测量偏差”两种计量缺陷，采取的直接衡量能力法、利用各种情境下的工具变量法、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三类计量调整方法。最后，作者对于这些精确估计的方法和结论做出了评价。

二、明瑟模型的设定和基本结论

学者通常依赖明瑟回归模型(Mincer,1974)估计教育回报率。该模型在控制个体工作年限、性别、种族、所在区域及行业的影响基础上，估计教育水平对于收入的贡献程度。教育水平通常包含连续变量在校年限和最高学历哑变量两种度量方法。运用在校年限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的平均收入增幅。该回归结果简单且直观，但其缺陷是，在教育投资回报呈现边际递增或递减趋势时，无法了解到不同教育年限对于收入边际的贡献。因此，一些研究采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作为教育哑变量进行估计，计量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水平的额外收入增幅。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不同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的教育年限可能存在差异，从而计量估计容易引起偏误。两种度量方法的估计结果具有不同的意义，多数研究会同时考虑两种模型设定形式。

利用基本的明瑟模型，（Psacharopoulo，1994）对于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估计，带给读者对于教育回报率估计值的直观认识：（1）用在校年限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教育回报率的平均水平为10.1%，亚洲地区非OECD国家为9.6%；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中高及高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较低，分别只有7.8%和6.6%，而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达到11.7%和11.2%。而利用我国80至90年代数据，绝大部分研究显示教育回报率在6%以下（孙志军，2004），这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2）用最高学历的哑变量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的平均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29.1%、18.1%和20.3%。亚洲区域内非OECD国家的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39%、18.9%和19.9%，初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收入较低的国家，初、中、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较高，横向比较来看，各国教育投资总体上呈现边际递减倾向(Psacharopoulos,1994)。将这些数据与针对我国80至90年代的研究结果比较，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Li，2003)，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却较高，如(Liet.al,2005)估计发现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2%，另外，与在其他国家发现的情况正相反，我国教育投资总体呈现边际递增趋势（孙志军，2004；Liet.al,2005）。

三、模型估计中的常见问题

从Becker（1964)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明瑟模型估计存在着“能力偏误”（abilitybias）问题：教育程度并不是一个外生的客观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们选择的结果，显而易见能力较高的个人学习更轻松，可以理解为他们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较低，因此更容易选择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能力较高的个体也会因为工作能力强而得到较高的收入。教育程度是可以观测到的，个体的能力是很难衡量和观测到的，造成明瑟模型中衡量能力的变量的缺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能力较高而带来的较高收入，就会因为能力变量的缺省和能力与教育水平的正相关，而转嫁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获得的高收入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教育的作用，明瑟模型教育收益率比实际上的要高估了。(Spence,1973)著名的教育分离均衡模型，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揭示了，即使教育无法贡献于生产力，仅仅是雇主筛选高质量人才的信号时，我们同样可以观测到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模型均是在内生考虑教育程度选择下，发现明瑟教育收益估计存在偏误。(Card,1995a)在(Becker,1967)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之上，构建了内生教育投资模型，本质上也是服务于更好精确的测度“能力偏误”。从教育投资回报的早期文献开始，“能力偏误”一直是该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重点，学者们开发出各种手段解决该问题，权威综述可见(Card,1999;2002)。

明瑟教育模型估计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被称为“测量偏差”（measurementerror）问题。测度偏差的来源包含以下几种情况：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来推测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同样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可能不同，这就造成了测度偏差。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年龄和工作年数来反推受教育年限，由于劳动者入学时间的差异以及失业等因素，教育年限的测量结果与实际情况也会产生偏差。另外，问卷中直接询问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调查所得的数据难免与实际数据存在出入（Ashenfelter&Krueger，1994)。从计量经济学理论不难得知，“能力偏误”问题会引起估计结果产生正的偏误，而“测量偏差”问题将引起估计结果产生负的偏误Griliches(1977)。学者们当前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各种计量偏误问题，从而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四、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

1．直接衡量能力

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一个思路是寻找衡量劳动者能力的变量，如(Griliches,1977;Griliches&Mason,1972)用IQ和其他测试成绩作为度量变量。这种方法的最大弱点，是很难找到一个不与教育程度相关的能力测试指标，当控制变量与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时，估计结果同样会存在偏误。因此，近期文献很少直接采用该种处理方法。

2．寻找工具变量解决能力偏误

明瑟模型中的能力偏误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工具变量，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具体到明瑟模型估计，问题的难点是，如何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该变量必须与劳动者的个体收入无关，而与个体的教育程度相关。

2.1利用劳动者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早期的一些研究使用家庭背景变量（通常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这种处理方法背后的假设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与本人教育程度相关，但与其收入无关。但父母教育水平是否与子女的收入无关，到目前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运用家庭背景情况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难以保证（Boundet.al,1996）。从逻辑上来看，家庭背景情况确实具有潜在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可能性。因此，将反映家庭背景情况的变量作为收入回归控制变量是比较合适的。

2.2利用教育制度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为了解决能力内生性问题，学者们思考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的“自然实验”方法寻找工具变量。(Angrist&Kruger,1991)利用教育制度造成的不同月份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作为工具变量。两位学者注意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学校入学政策，它法定的入学时间为每年的1月1日，而孩童必须要在入学时达到六岁，其二是强制教育法案，它要求学生在年满16或17岁才能够离校成为劳动力。结合两项政策，对于期望离开学校从工的学生，其中年初出生的学生在较大的年龄入学（比如一月份出生的孩童只能等到下一年1月1日入学，其时她已经达到了6.9岁，但因为离校的年龄又相同，因此被迫在学校逗留的时间就短一些，受教育的时间也就短一点。作者利用1930-1959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发现出生在第一季度的人口相比出生在其他季度的人口，受教育的时间确实稍短一些。如果出生年月与人口的能力是不相关的话，出生季度就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作者在控制了种族、出生地区等因素后，分别估计了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男性的教育回报率，IV估计结果基本与OLS估计比较接近，表明OLS估计中的能力偏误问题并不严重。该研究由于方法新颖而备受关注，学者们沿此思路开展了大量工作。

(Harmon&Walker,1995)利用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变化的教育制度变更事件，造成的不同时间段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差异构建工具变量。英国1947年出台的教育法案，将最低离校年龄从14岁提升到15岁，1973年，该法案又将最低离校年龄提升到16岁。这就意味着，在英国，1934年前出生的人口，面临14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而1934年到1957年出生的人口，面临15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1957年后出生的人口，面临16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作者利用英国男性数据，利用1934年前出生、1934年到1957年出生、1958年后出生人口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IV估计的教育回报率超过15%，远远高于OLS估计的6%。

(Meghir&Palme,1999)同样利用教育制度变革中法定最低离校年龄的变化，而由于发生在瑞典教育制度的变革是渐进的，同一时间内地区之间的改革进程是不同的，学生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存在差异，这样，就可以在相似的经济环境背景下，运用自治区是否参与教育改革构建工具变量，得以更加精确地估计教育回报率，瑞典在1949年开始启动教育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将最低离校年龄从7或8岁提高到9岁，该改革直到1961年才在全国各个自治市推广开来。作者就关注1945年到1955年出生的男性人口，利用人口是否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在控制出生年份、父亲教育变量后，得到的IV估计约为3.6%，而OLS估计约为2.8%。

(DuFlo,2001)考察了印度尼西亚1973年到1978年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教育制度变革事件。印度尼西亚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目标是在281个区中建立指定数量的初等学校。以计划新建学校数与适龄初等教育学生的比值作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实施强度的衡量标准，Duflo发现，在实施强度较高的地区即新建学校-学生比例较高的地区，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增长比较快。作者用1950年到1972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利用出生年份与各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强度的交叉项工具变量，得到教育回报率OLS估计值为7.8%，意味着在校年限每增长一年，工资平均增长7.8%，而IV估计值为6.4%。

2.3利用人口地理分布造成的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Card,1995)利用美国青年人口数据，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其背后的逻辑是，若学生成长地与大学并不相邻，学生就读大学无法在家中居住，特别是对于比较穷困的家庭，就会潜在提高了教育投资的边际成本从而减少教育投资缩短教育年限。Card利用数据证明了，相邻于大学的个人教育年限确实较高，而且地理因素对于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影响更大，因此，Card引入是否毗邻大学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7.3%，而IV估计结果为9-19%。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学生在教育投资上具有主动权，教育年限体现了学生选择的意愿，因此教育投资的成本会直接影响到投资的决定，而不似教育资源比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基本是学校设置门槛选择学生，首先学生需要入学成绩足够高被大学录取后，才会有大学投入的成本-收益决策来决定是否去上大学。

利用类似的研究方法，(Maluccio,1997)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运用菲律宾农村家庭调查数据，考虑了1950年到1974年的出生人口，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高中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他们将个人与最近的高中的距离以及在当地是否存在一个高中的哑变量交叉项作为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5.7%，而IV估计结果为6.4%。

2.4利用特殊事件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Angrist&Kruger,1992)利用美越战争的特殊事件，巧妙的寻找到了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1967年到1973年的美越战争中，大多数美国青年并非自愿参战，除1967年外，每年非自愿参战人员从年满20岁的青年中根据抽签选取。每个青年会随机获得一个抽签号码，几个月之后，在某个号码以下的人就会被征召服役，因此抽签号码数字较低的人群就会有较大的概率被征召服役。然而也有办法延迟逃避服役，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入学。抽签号码较低的人群因为预计到被征召服役的可能性较大就会在获得号码的几个月内尽快去注册入学，这样就造成了抽签号码的大小导致教育年限不同，而抽签号码与后来的收入水平则不存在关系，因此抽签号码可以作为适龄人口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Angrist&Krueger获得教育年限回报率的OLS估计值为5.9%,而IV估计值为6.5%。

(Ichino&Winter-Ebmer,1998)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事件对于适龄人口教育水平的影响，寻找到了工具变量。利用奥地利和德国两国男性人口的数据，作者发现两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0年到1935年出生）人口的教育程度受到了显著影响。这样，使用1930年到1935年出生的人口作为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后，针对奥地利的IV估计为9.5%，高于OLS估计的5.2%，针对德国的IV估计为5.9%，高于OLS估计的2.9%。

(Lemieux&Card，1998)也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寻找到了工具变量。他们考虑了战争对于加拿大英语地区和法语地区退伍军人的不同影响，他们注意到，世界大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军人很少能够就读魁北克法语学校，而英语学校却允许那些甚至没有完成高中的英语地区退伍兵人就读大学。因此，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兵人基本没有享受到教育福利，而英语地区加拿大人享受到很大的教育福利。本文用是否属于英语地区人口与1924年到1927年出生人口的交叉项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运用198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OLS估计为6.2%，而IV估计为7.6%。

2.5利用家庭性别结构对于教育行为的影响作为工具变量

(Kristion.F.Butcher&AnneCase,1994)利用美国家庭性别结构对于女性教育行为的影响，构建了针对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作者注意到，美国家庭似乎比较重视“独生女”的教育，如果一个女性在家庭中拥有一个或多个姐妹，其教育程度就会显著的降低。而对于男性从数据上就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作者利用1920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性人口数据进行估计，当运用家庭中是否有姐妹的哑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控制家庭规模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估计时，OLS估计为9.1%，而工具变量估计为18.4%。

3．利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因素

劳动者不可观测的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会影响收入，然而，对于能力和家庭背景相近的双胞胎来说，他们之间收入的差异就不会受到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利用双胞胎数据差分明瑟模型能够分离能力因素，从而解决能力偏误问题，这通常被称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model）处理方法。沿着这种思路，早期研究如(Groseline,1932)采用姐妹数据分离能力因素，之后学者便采用效果更佳的双胞胎数据，主要工作包括(Behrman&Taubman,1976；Taubman,1976；Behrman,1977)等，早期研究的共同缺陷，是由于搜集方面的难度造成样本数量较少，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难以保证。随着数据搜集能力的提升，近期研究均采用了较大的双胞胎样本量以提高估计的精确性。

（Ashenfelter&Krueger,1994)带来的计量方法创新，使得利用双胞胎数据的估计得以更加精确。两位学者从理论上证明了，利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虽然能够解决“能力偏误”，但“测量偏差”的问题却更加严重了。(Ashenfelter&Krueger,1994)巧妙地设计的调查问卷，增加了让每个双胞胎报告互报教育年限的一项。一种考虑是，由于互报报告的数据与真实数据相关，而与自己报告的数据偏误不相关，我们可以用互报教育年限的差作为自报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但这种修正方法仅在互报教育年限相比自报教育年限误更小时，才能够改进估计的精确度。另一种考虑是，如果某人自报和报告他人教育年限在误差上存在正相关时，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改进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应当较小。两位学者通过数据研究发现，双胞胎自报和报告别人教育年限的相关性很高，故采用后一种修正模型比较合理。(Ashenfelter&Krueger,1994)运用OLS估计结果为8.7%，传统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11.2%，而固定效应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13.2%。之后的双胞胎数据研究均将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视为理想的估计方法。(Card,1999)在总结几篇利用双胞胎数据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文献后，总结出普通OLS估计一般会高估10-20%。

五、针对我国教育回报率的精确估计研究

(Li&Luo，2004)利用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特殊社会背景，巧妙地寻找到工具变量。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中，男子承担照顾父母的重任，而女儿终归是别人家的人，儿子女儿实际上对于家庭的贡献相差很大。所以，儿子的存在会造成对于女儿教育的歧视。作者将是否存在亲兄弟的哑变量作为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对于女性教育回报率的OLS估计为9.8%，而利用工具变量的GMM估计结果为16.9%。

（Meng&Gregory,2007)和(Gile,Park&Wang,2007)均运用的事件，找到适当的工具变量。（Meng&Gregory,2007)发现，发生在1966年到1977年的，在其不同阶段对于不同适龄教育程度的学生入学和教育都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总的来说，1966年到1977年的适龄教育人口的教育程度显著得降低了。作者据此找到了两种工具变量，其一是如(Ichino&Winter-Ebmer,1998)的做法，把1946年到1962年出生的人口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而1942年至1946年和1962年至1966年出生的人口作为控制变量。这种方法的问题是，由于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差异估计结果就会引起偏误。另一种做法，由于主要对城市人口的教育水平产生了影响，可以利用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排除时间趋势对于第一种做法中工具有效性的影响。但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存在系统化差异，而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较少，数据方面只允许研究高等教育学历以下人口的教育回报率特征。因此，作者主要采用第一种思路设计工具变量，作者运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1999和2002年的调查数据（IDS）和中国城调队城市人口收入和支出普查（UHIES）数据，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6-7.8%，而OLS估计结果为5.4-5.9%。

(Gile,Park&Wang,2007)从另外的角度，他们发现，在期间，子女能否获得教育与父母是否拥有管理职位有很大关系，而与父母的教育程度相关性变低（Deng&Treiman,1997），因此，期间，教育对于政治上存在问题的学生是壁垒。作者首先从数据上验证了这种说法，并以此事件作为工具变量，运用2001年5个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CULS），发现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5-7.7%，而OLS估计为8.3-9.6%。

（Liet.al，2005)进行了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方法展开了的研究。他们运用OLS估计得到的教育回报率为8.4%，运用双胞胎组合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教育回报率下降到2.7%，而运用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为3.6-3.8%，但仍与OLS估计有很大差距。这与利用其他国家数据发现的调整能力偏误后，估计值略微下降的结果颇为不符。另外，OLS方法进行估计，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7-10.5%，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1-61.3%，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2.4-34.4%，在工具变量估计中，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1%，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40%，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22%，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高等教育回报较高而高中教育较低。李宏彬等人将此现象归咎于中国考试导向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由于大量的人口准备进入限额的大学，高等教育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采取的方式是统一入学考试。只有很少的很聪明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这样，能力偏误问题非常严重。另外，为了准备大学资格考试，中国的高中教育是考试导向型的，包括学校、教师的激励都是入学考试成绩导向的，并不能增加知识和工作能力，而学习内容根据大纲而定，学科固定，因此该教育体制只是选择了更有能力的学生，而不是提供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最终造成高中教育回报率很低，而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回报率较高。

六、精确估计的基本结论及评价

如前所述，由于直接衡量能力的方法难以奏效，学者们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双胞胎分离能力法和工具变量法。

从利用双胞胎分离能力的处理方法来看，虽然(Ashenfelter&Krueger,1994)的计量方法创新，大大提升了利用双胞胎数据进行估计的精确度。但无论计量估计手段多么高明，双胞胎样本占人口比例过低的事实，使得双胞胎样本估计的教育回报率难以具有普遍意义，此方法的先天性缺陷是学者们难以逾越的。

工具变量法似乎是一个有前途的工作方向。但目前的研究难以得到精确的估计结果。(Card,1999)在总结了数篇利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教育回报率研究后，发现工具变量估计通常比OLS估计高出20%到30%。如果工具变量法主要解决的是能力与教育程度相关性的问题，工具估计应当比OLS估计偏低，那么实际估计结果偏高就比较出乎意料了。总结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

（1）工具变量本身并不有效。如(Angrist&Kruger,1992)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由于下一次招收参军人员的数量未知，即使编号较高也面临被抽中的威胁，因此，事实上大部分适龄人口都采用接受教育来逃避战争，由此造成彩票编号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很差，这时候利用彩票数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难以准确，理论计量研究也表明，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比OLS估计将引起更大的偏误（Bound&Solon,1999;Neumark,1999）。另外，如(Harmon&Walker,1995)运用教育系统变更的事件，用特定时间段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由于各时间段间还存在其他影响教育环境的事件，因此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事件影响的估计就会引起偏误。

（2）计量方法不够考究。(Card,2001)总结了工具变量法在计量方法的上的几种潜在问题。其一是测量偏差问题。(Griliches,1977)和(Angrist&Krueger,1991)认为，虽然工具变量法解决了能力偏误问题，但如果测量偏差问题的问题非常严重，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放大测量偏差的问题而使得估计结果反而偏小。第二种是模型设定问题。(Ashenfelter,Harmon&Oosterbeek,1999)发现，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模型设定中，学者们通常选择给出教育回报率最高t检验的模型形式。如果这种模型设定的调整对于工具变量估计的精确性影响不大，但对于估计区间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就缺乏有效性。第三种是估计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Card,1995)强调教育回报率在个体间异质性所引发的估计偏误。根据教育系统变更事件而开发的工具变量，比如建立在强制就学或学生地理位置的工具变量研究，通常对于低教育人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如果这些人群选择较低的教育程度是因为就学的边际成本较高，而不是边际收益较低，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会高于实际平均边际教育收益率。

另外，运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精确估计，遇到的另一个困境是方法和结论难以推广。上述工具变量计量研究通常也被称为“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方法，经济学家根据特定的经济背景环境特征，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绞尽脑汁找到的工具变量，一般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运用。比如，由于中国教育制度背景与美国迥异，无论是(Angrist&Kruger,1991)利用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还是(Card,1995)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均不适用于中国。然而，中国利用独特如等环境背景，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具变量，但也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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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基本内涵；具体策略

有关中小学班级管理工作，其主体主要包括学校、老师以及学生三者，并通过这三者之间的配合与写作来达到一种教育管理实践的效果。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的基本内涵的核心在于围绕学生为管理的根本，将管理的内容集中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这种关系处理上，并最终实现中小学班级管理的目标，即培养学生的理想而完整的人格品质。所以要将这些理论内涵真正贯彻落实到具体的班级管理中，则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一、关于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的基本内涵

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坚持把学生作为管理教育的根本。在过去传统教育过程中，学校教育学生主要是从成人的视角和权威标准作为出发点，并按照统一而标准的办法来塑造和管理学生。而当前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其管理理念和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教育理念逐渐发展到以学生为发展主体，促进学生在校教育的全面和谐发展，并逐渐让学生在校教育中感受到其主人翁地位，根据学生的个性、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来进行管理，充分发挥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并实现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中围绕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管理理念。另外，在中小学班级管理中还有一个核心关系即是师生关系，要求在处理师生关系的过程中，应从价值理念出发，平等、公平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与相处。教师在班级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师生关系的处理中，即作为老师，应在实际管理工作中重视学生并向着学生。为了让老师行为的教育价值充分发挥出来，那么老师应该立足于与学生相处的师生关系中，通过恰当的行动融入学生的发展中，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二、中小学班级管理的有效策略

1.构建美丽的班级教室。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学校的组成离不开一间间教室。同时从社会角度而言，这些不同的教室也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学校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社会。教室中每个学生个体即是生命，所以教室为生命而存在。教室不仅是老师传授知识的载体，同时也是承载生命个体的地方。要做好班级文化建设这项教育工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性工作。但也不乏还存在一些中小学老师认为做好班级文化建设工作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而且认为只需要通过装扮教室环境即可。但事实上，真正建立“美丽”的教室，在于那份“真”。在这个教室成长学习的学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成长印记或者是自己的一片天。学校教育要对学生起到积极、正确的引导作用，就必须树立学生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自信心，并使其意识到自己成长与学习中的点滴进步。因此，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中，应构建一个“美丽”的教室，其美丽在于能够真正呈现出学生的美丽心灵，并让教室成为学生可以表达自我的美好空间和平台，并非只是通过满教室墙面的彩色图纸来让教室显得空洞而缺乏内涵，相反地，应该让学生能通过这个美丽的教室感受到生命的本真。2.始终坚持一切从学生出发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并对当前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这是解决班级管理问题的根本前提。而班级管理中的情况其实质也即是学生的实际情况。在中小学班级管理过程中，师生之间的矛盾性关系即是幸福与痛苦的根源。其中所说的这种幸福即是学生的主观意志和老师的实际班级管理行为是协调统一的，这也就意味着学生的所需正是老师所给予的，从而达到两者的相互配合与统一。这种“幸福”的原因在于老师要充分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和调查情况，从而对学生的需求和需要有一个准确而恰当的把握。而痛苦则是与幸福相反，学生的主观意志想法正好和老师的相反，学生的需求得不到老师的解决，同时老师给予的也不全是学生需要的。这种痛苦的背后归结于老师的失职，没有充分去了解和知悉学生的需求，而是主观性地去把未必是学生的需求强加于学生。

综上所述，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工作是新课改的重点，作为中小学老师必须重视班级管理，并一切以学生为根本出发点，来培养和塑造有素质、有能力以及有理想的人才。

作者:孙晓萍 单位:湖南省武冈市邓家铺镇双桥中学

参考文献：

第7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金融改革，农业银行改革，邮储资金，政策性金融，农信社改革，农村金融机构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一、面向三农推进农业银行改革

如何面向三农推进农行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农行内部也进行了大讨论，并将县域支行分为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的重点服务领域，争取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作用。

在改革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细节问题能否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行改革的成效。也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之处，才是农村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差别所在。

细节一：农行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

例如，一位农行的客户是农村的城镇居民，他向某农行支行申请贷款40万元，抵押品是自家的一座建筑面积520平方米的房屋，和1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了拿到这笔贷款，他需要支付的费用有：一是评估费用，房产评估40万，评估费按评估值的0.4%收费，共计1600元；二是登记费用，房产抵押登记费130元，查档费400元，土地登记费100元，共计630元；三是保险费，按房地产评估额每年0.06%收，共计240元。以上费用总计约2470元，占贷款成本1.235%；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如银行上浮40%，则利率达10.458%，借款人实际支出成本约11.7%。农行针对个人的贷款利率和农信社差不多，比民间利率也低不了多少。一些农行的贷款不管额度大小，大部分要上报市分行审批，有的甚至省分行审批，并且在审批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补充有关材料，不少贷款等审批下来，已经误了农时和生产旺季。农行要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的作用，还需要简化县域贷款的手续，否则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

细节二：惜贷问题还有待解决。

近年来农行实行了较严的贷款问责制，导致部分县级以下分支机构和信贷人员，在贷款发放方面存在这样的思想，那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一些支行行长为避免贷款损失，年终被通报和扣奖金，不是看准了，有十分把握，宁愿不做贷款业务。

细节三：系统内上存问题。

农行存款的平均综合实际付息率约为1.27%，而系统内上存的平均利率为2.5%左右，能赚一个点以上的利差，并且几乎不用承担风险。我们都知道，涉农贷款风险一般较大，信用等级普遍较低，贷款风险系数较高，贷款利息收入扣除贷款营销费用以后，与系统内上存资金利息收入差距较小，而且还要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一些基层支行不想也不敢发放涉农贷款，宁愿将资金转入系统内上存获取利息收入，而不愿主动营销贷款，去获取风险不确定的贷款利息收入。调研中了解到，某省农行存款相当于农信社的1.6倍，但支农贷款只有农信社的44%。农行改革的定位是“县域金融的主渠道”，但如不解决系统内上存等细节问题，农行要想恢复在农村金融的龙头老大地位，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细节四：农行对县域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标准较高。

某县农行支行对有信贷关系的251家中小企业进行调查，被评为A至AAA级的中小企业占37.45%，B级的占5.98%，C级以下的占55.38%。按照农行的有关制度规定，B级及以下的企业属于信用不佳、限期退出的企业，按照这个口径，该县60%以上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普遍偏低，很难从农行得到贷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严格的贷款问责制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县域担保机制不健全，银监会规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的贷款担保机构的注册资金应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且必须是实缴资本，这对从事县域信贷担保的公司造成了冲击，一些资金实力较弱、贷款困难、真正需要担保的县域中小企业，往往无法进入担保公司的视野。如果不健全县域担保机制，就很难解决县域支行“惜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农行自身能解决了的。

二、拓宽政策性金融的服务领域

2004年之后，农发行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积极探索开发性金融的新路子，服务领域逐步从产后的粮棉油收购等产后业务，扩展到产前和产中。

从2004年起，农发行开始市场化发债筹资，逐步摆脱了对央行再贷款的依赖。三年来已累计发债筹资4410亿元，累计归还再贷款2637亿元。另外，还通过开办同业拆借、组织企业贷款、与邮储办理协议存款等方式，开展市场化融资，降低了资金成本，改善了负债结构。

三、促使邮储资金回流农村

邮储银行已于2007年3月20日成立，作为一家长期承担普遍服务职能的新企业，其优势十分明显：一是网点多，3.6万个网点，遍布全国2800多个县市；二是网络大，拥有全国一体化的电子网络，能够实现资金实时到帐；三是资金实力雄厚，存款余额1.6万亿，仅次于四大银行；四是客户群体广泛，绿卡近2亿；五是历史包袱轻，不良资产几乎为零等。

当然，邮储开展存单质押贷款业务，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人才储备不足，风险控制能力弱；邮政的全资子公司，来自股东的支持不够等。另外，邮储银行是一级法人体制，这种体制能否适应农村金融发展的需要，还有待研究。

在农村，邮储和农行、农信社系统有许多重合之处，都有大量网点，重点业务特别是零售业务基本上以吸收存款为主，客户以中低端客户为主，网络、客户和业务重合，如何在竞争中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引起注意。

四、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

2003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江苏等8省市，启动农信社改革试点，2004年8月在全国铺开。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末，已组建银行类金融机构93家。资本充足率从-8.45%提高到5.89%；不良贷款率从36.93%降至17.54%，资产质量明显改善；从2005年开始，农村合作金融系统开始营利，结束了从1994年以来连续10年的亏损。

农信社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各个地区要有所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信社改革，可继续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在经济发达地区，美欧等国社区银行的做法，可能更有借鉴意义。在美国的农村，社区银行的数量很多，其营业机构数量占农村社区所有银行营业机构的58%，存款份额占49%。美国还专门成立了《社区再投资法》，鼓励社区银行的发展，美国还规定社区银行免征各种税赋，不用交存款准备金，可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在我国，如何建立一套适用社区银行发展的规章制度、监管机制和可供推广的操作性经验，对我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很重要。另外，还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像一些国家硬性规定：社区银行要有一个较大比例的储蓄资金，用在本地，同时社区要定义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否则将很难保证社区银行的资金不会流向工商业，不流向城市。对老少边穷、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农村山区的农信社改革，要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造，不能简单套用现代银行制度模式。

要尽快理顺省联社同县联社、信用社的管理体制，确保基层农信社的独立性，严禁上级联社指定下级联社负责人。省联社不能办成行政性管理机构，要在尊重法人经营权的前提下，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发挥人才、信息、管理上的优势，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机制，开发适应农村各类市场主体需要的系列金融产品；要重点发展金融咨询、、保管、担保和个人理财等中间业务，加快银行卡联网，实现联合经营。

五、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

2006年底，银监会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截至今年2月末，已在6个省、区试点三类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了34家，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将在全国各省、市积极稳步地推进试点，正在筹建当中的还有62家机构。

应该说，这是个好办法，但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东必须是金融机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不包括社团法人。一些NGO（即非政府组织）人士感到很遗憾，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论，比如NGO的小额信贷是否应该向银行类金融机构过渡？如果能过渡将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

现在全国各地的小额信贷形式很多，差异很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第一，银监会合作部将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纳入监管范围之内。发展小额信贷需要有个总体的规范。建议银监会制定一个“农村小额信贷发展指引”，并在实践中逐步规范。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在成立之初，要到银监会的县监管办备案，这样也便于监管部门及时掌握各地小额信贷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拓宽小额信贷融资渠道。股本融资是最好的融资渠道，但持有小额信贷机构股票不能在二级市场销售，所以投资者不会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股票感兴趣。国际经验证明，只有当小额信贷机构发育成熟并有一定的营利能力后，才有可能吸引社会投资者。考虑到我国尚未建立起针对小额信贷机构的信用评价体系，所以短期内小额信贷机构债券融资的前景不乐观。另外小额信贷机构的信用贷款缺乏抵押物，虽然有预期的现金流，但信息不够充分，小额信贷顶多能算作关注贷款，想通过小额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目前还不现实。目前社会各界向小额信贷机构的投资大多被看作是一种公益行为，很少被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

第8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一、实验课题的产生

1.深入本乡实地调查，认识到农村教学改革的紧迫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种田在农村迅速普及，农民需要科学种田的知识，急需使用各种化肥、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用来提高单位面积上的作物产量。调查中了解到：以前毕业的初中生，不知道化肥、农药的性能、保管和使用方法，看不明白市售农药、化肥的配制浓度和配制方法。不认识化学肥料的分子式，不会计算常用氮、磷、钾化肥的有效成分百分含量。调查结果，给我们很大震动，坚定了实验信心，增强了化学学科教学改革的紧迫感。明确了学科教学必须适应当地农村发展的需要，面向实际教学，传授生产急需的化学知识，为农村建设培养实用人才。

2.实验目的和措施。要振兴农村，在校的初中生，就是明天、后天的生产者和技术人才，因此，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劳动素质，依靠学校教育，依靠学科教学。“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材”。在实施过程中，结合化学科的教学内容特点，在适当的章节中，强化、渗透土壤、农药化肥等农村应急的化学知识。编写具有本乡特点的乡土教材，同时要解决好实验基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措施是学校实验田与学生家庭的园田地相结合的办法。

二、实验改革的内容与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农村初中化学教学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经济的需要，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在化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认真执行并完成全日制化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材中的具体内容，注重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学科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为打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进一步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同时，结合我乡生产实际强化、渗透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应急适用化学知识。

针对乡情，编写具有本乡特色的乡土教材，使基础教学与生产实践紧密配合，相互渗透。

三、实验效果和我们的体会

1.实验促进了常规教学，使化学基础知识稳步提高。

几年来，学生通过田间实践劳动，看到辛勤劳动后的丰收景象，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明确了学习目的，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拓宽了视野，促进了常规教学，使基础学习成绩稳步提高。

2.实验培养了新型农民，学校教学真正服务于社会。

3.实验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第9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我国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包括: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我国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包括:1、土地补偿费。2、安置补偿费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

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包括：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2、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概念的理解以及阐述了农村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和在土地征用时应补偿范围和标准。另外，根据我国目前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并在“公共利益”范围界定，征用制度完善，补偿制度完善，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公共利益”范围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程序

我国土地的所有形式包括两种，一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所有权的转移，它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给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应的补偿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一、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

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并且在某些地区耕地又浪费严重。随着人口的逐年增长，耕地将继续减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要做到这一要求，必须坚持：(1)加强规划，严格管理，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2)要优先利用荒地，非农业用地，尽量不用耕地(3)要优先利用劣地，尽量不用良田(4)加大土地监察和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制止乱占耕地的滥用土地行为。

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不但因为征用土地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且因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国的最高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体现，私人行使权利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在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时就得对私人利益加以限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建设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因此应在贯彻节约土地，保护土地的前提下保证国家建设用地。

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

集体土地征用意味着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利益的丧失，故用地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妥善安排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是对被征用土地的生产单位要妥善安排生产，二是对征地范围内的拆迁户要妥善安置，三是征用的耕地要适当补偿，四是征地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要适当补助。

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土地征用的补偿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所征用的土地，也不是使用该被征用土地建设项目的直接受益者，而用地单位则兼具这两个因素，由其支付征用土地补偿是合理的。用地单位的补偿是一项法定义务，承担此项义务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条件。用地单位必须按法定的标准，向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组织给予补偿。

二、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用。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1、土地补偿费，主要是因国家征用土地而对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土地投入和收益损失给予的补偿，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补偿费标准规定。

2、安置补偿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标准规定。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如房屋，水井，林木及正处于生长而未能收获的农作物等，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三、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说，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征地审批程序的规定，可以间接推断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城市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应当属于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事实上，为实施城市规划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谁使用。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难把握。

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目前已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

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再补办手续，做善后工作，最终实现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现违法占用土地案件4.69万件，结案2.78万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处分，62名违法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1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处罚率仅为千分之几。既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也没有使违法者受到震慑。

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在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给予四种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前两种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后两种费用则是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国家在对农村土地征用后，受偿的主体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而个人承包经营农户不能作为受偿的主体，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受偿，失地农民不仅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加之没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产和生活，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极度困难。

四、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我们并不否认为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

业建设需要牺牲部分人或集体的利益，但不得不对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适用的范围、征地的程序和损失补偿产生了质疑。国家征用权的滥用和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卖、出让等形式高价转移给土地开发商。把这一行为认定为了“公共利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该行为使农民的私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远远不及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利用率。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农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其中也涵盖了一部分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对农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农民个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较低的补偿强行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体单方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强行征用农

民承包的土地。当农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会上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失地农民”，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寻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们不断地上访、告状，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这是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我国的广大农村中，县、乡、镇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着绝对的权力，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但县、乡、镇政府部门却是所有者主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上需要听从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地的现象。由于农村土地征用费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闲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补偿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未规定应给予相应的补偿。与宪法此规定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不完备。如《环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种禁止性、限制性的规定，但却未规定应当给予何种补偿的规定。其次，补偿办法规定不合理、不科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的六倍至十倍，对安置费的补偿规定为最高不超过十五倍，两者相加不超过三十倍。这样的规定能否合理体现被征用土地的实际价值令人怀疑。据权威部门统计，

近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补偿到了农民的手中呢？

五、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

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

在实际征地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损害农民权益和农地非农化失控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征地的指导思想有偏差，目的动机不纯，往往是出于利用土地做无本买卖，以求尽快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加快建设，或者为了体现个人政绩。其实，规范的征地制度应具备两项基本功能，或者说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具备保障农民权益的功能，以确保农民在失地的同时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就业、医疗和养老的条件；二是具备控制农地非农化趋势的功能，将农地占用纳入合理利用和保护有限土地资源、实现生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这是衡量征地制度是否科学、合理、规范的唯一标准。只有以此为出发点，并作为实施征地过程的指导思想，辅以切实措施，才能确保在推进城市化过程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农民权益和有效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

2、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抽象性，而我国现行法规对“公共利益”的范围未作出明确界定，这为任意解释“公共利益”、扩大征地范围留下了空子，以至于出现“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这类现象，参照国际上有关国家《征地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范围作出明确限定，主要包括：(1)、国防、军事需要；(2)、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需要；(3)、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及环境保护等建设事业；(4)、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机关，以及以非营利性为目的的研究机关、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公共利益”具有动态性，为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应倡导、重视社会民众的参与权、选择权。对于社会普遍承认的、独立于社会和国家现行政策之外的公共利益用地项目，如有关国民健康、市政基础设施等，政府应严格按有关土地征收、征用法规办事，而对那些由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所引发的符合社会、国家急需要的相对公共利益项目，尤其是有争议的项目，则应建立特定的制度，即通过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说明其“公共利益”之所在，提倡由政府和全体民众讨论、认同。

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

在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它既是征收、征用的主体，又是补偿的主体。虽然，新修改的《宪法》对有关土地征用的条款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但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强势地位并未有多大的改变，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仍在政府，征地的程序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对征地如何补偿的决定权还是在政府。因此，如何规范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构成了规范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为此，首先要严格控制政府的征地权力，理清征收、征用的界限。其次强化平等协商和监督机制。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要征收或征用集体土地时，必须尊重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主体地位。政府在对集体土地征收、征用的决策作出之前，必须与集体农民进行平等的协商，征得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同。再次要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在征地和供地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利益空间。它构成了滥用征地权力、任意降低补偿标准的症结。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

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

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征用事关农民的生存，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还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几个步骤：其一应该加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其二，应该增加农村土地征用的听证程序。在农村土地被征用时，农民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农村土地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应当增加听证程序以听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见，满足他们的知情权，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强农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虽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无权决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对征地补偿的确定及补偿费用的分配及使用，却有权进行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是少数农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决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监督征地使用单位对土地使用情况，如果被征土地被闲置，农民当然地有权申请恢复土地的耕种，如此不仅达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还更有利于保护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

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如何完善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中的“土地年产值”是个极不易确定的数值，各地差异也相当大，计算时主观性很强，不仅增大了政府自由补偿的随意性，而且在实践中征地的双方多数时是达不成共识的。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补偿标准。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只有以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的标准才较为合理，让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实了解土地征用，参与讨价还价，如此才能满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给予安置。应该在给予金钱补偿的同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给予安置。另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将一部分补偿拿出为失地农民办理保险，这也是维护他们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径之一。第三，扩大补偿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对农民的实际损失给予了补偿的同时，还应该加入预期的利益。预期的利益当然是很难确定，但是可以从失地农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润中予以确定，尤其是对于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期限还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们的预期利益更应该给予维护。

参考文献资料：

1、《宪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

2、《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

3、《房地产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马建华张卫国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