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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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本次调查根据需要将其整合为3个维度[3]：日常生活管理（包括不良嗜好管理、一般生活管理维度）、疾病医学管理（包括症状管理、急救管理、疾病知识获得管理、治疗依从性管理维度）、情绪认知管理（情绪认知管理维度）。把自我管理行为按指标得分划分为高、中、低3个水平[4]，其中≥80%为高水平，60%～79%为中等水平，＜60%为低水平。调查方法由调查人员发放问卷，统一解释语，面对面逐条询问填写，同时请患者家属回避，问卷当场收回。2.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录入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法。
结果
自我管理行为评分结果本次调查中，患者的自我管理总分为（81.53±7.86）分，其中55.4%的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处于低水平，44.6%处于中等水平，无1例处于高水平。说明农村老年冠心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不够理想。得分结果详见表2。社会支持对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对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及总分与自我管理行为的3个维度及总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与自我管理行为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0.320～0.761，P＜0.01）。见表3。
第2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保费归集，农业银行，信用社，储汇局，资金风险
积极探索农村保险运作模式是保险业服务和支持“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农村保险运作模式内涵丰富，既包括客户开发、产品创新等直接面向市场的前台服务，也包括客户投保后如何归集保费资金等后台支持问题。城区的保险客户通常可以到身边的金融机构交纳保费或者通过诸多商业银行转账，但广大农村的情形却千差万别，农村保费资金的及时有效归集是关系到农村保险业务有序、健康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何利用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实现保费资金归集得安全和时效，成为保险公司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目前农村金融服务现状的基础上，对乡镇、乡村(以下简称“两乡”)保费资金归集的金融渠道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一、农村保费资金归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保费资金归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保费资金归集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保费资金从保户到基层公司，二是基层公司将保费资金上划至上级公司(即：狭义的保费资金归集)。对于第一个层次保费资金的归集环节，目前的做法一是通过银行代收交至公司账户，即：由个人人以现金交款，客户到银行交费、授权自动转账。二是由个人人和客户直接以现金、银行卡方式交至公司柜面。从实际操作层面，在首期保费资金的收取上，个人人收取现金的形式占大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展业模式决定的。对于续期保费资金的收取，在银行网络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城市，投保人通过银行交费和自动转账收费则更多地被采用，但个人人收取续期资金的方式也大量存在。在管理措施上，对个人人收取的保费资金，保险公司多采取规定资金缴交期限、定期核销单证、客户回访、个人人管理系统等多种方式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对于第二个层次保费资金的归集环节，目前保险企业多实行“收支两条线”，通过开立收入账户专门归集保费资金，并定期向上级公司上缴资金。而保险公司通常对开户银行都作了相应的要求，且大都不允许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开立账户。
众所周知，农村地域广阔，金融机构和服务存在缺失，给保险公司在农村归集保费资金带来许多障碍，资金归集效率较低且存在较大风险。具体表现在：一是既有银行渠道出现断层。县级公司在认可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农业银行开设账户，但农行县以下的对公业务和储蓄业务存在缺位，个人人无法将资金通过农行交至公司账户，投保人通过农行交费也很困难，使得县以下的保费资金无法通过农行渠道顺利归集。二是现金交至县级公司方式风险增大。由于受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的限制，诸如资金上缴期限、定期核销单证、客户回访等制度规定的可操作性均受到挑战，在实践中难以有效执行。此外，由于上述风险监控措施未能得到有效实施，降低了资金归集的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个人人的道德风险。
据了解，有的保险公司已就农村业务的资金归集做了一些工作，但从整体上看，公司的资金归集模式在县域尤其是县以下地区的运行仍不畅通。只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且农村保险业务发展慢于城市，这些矛盾或问题才没有引起高度关注。为了多渠道疏通资金归集通道，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有必要先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进行研究。
二、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分析
随着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相继收缩服务网点，并陆续撤出农村市场，现在农村金融机构的主体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村银行类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存款和汇兑结算等金融服务，基本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地区，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能够享受到金融机构提供的储蓄、汇兑等基本金融服务。
(一)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的网点遍布城乡，其中有61.9%的机构网点、51.5%的在岗员工分布在县及县以下，是农村保费资金归集的首要渠道。
1.农行网内收付业务功能。2006年，农行统一了网内收付业务的管理规范(网内收付是指农行营业机构根据存款人委托，通过农行现金管理系统，实现系统内跨农行营业机构人民币结算账户资金实时收付操作的行为)。对保险公司而言，网内收付业务能解决非开户行的资金代收代付问题。根据农行数据集中及现金管理系统升级的进度，大部分分行已具备开通网内收付业务的能力。但对于网内收付服务，目前只针对异地转账有明确规定，未提及同城转账是否收费。
2.农行单位理财卡创新。农行部分分行开办的金穗单位理财卡(以下简称“单位卡”)业务，是在金穗借记卡基础上专门为单位(公司)开设的具有资金归集管理功能的单位卡。此卡可开设多张子卡，主卡不能存取现金，子卡只存不取，单位卡账户资金从对应子卡转账存人，并且只能转账支出到其单位的对应账户。主要适用于系统性、集团性单位客户的资金清算和归集需求，具有使用安全、实时到账、封闭运行、结算成本低等特点。
(二)邮政储汇局
邮政金融业务是在综合利用邮政网点设施、人员等资源的基础上，面向城乡居民提供的零售金融服务。目前我国邮政储蓄营业网点超过3.5万个，其中县及县以下农村营业网点占比近80%，约2.8万个网点，覆盖面很广。为适应邮政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突破邮政储蓄与邮政企业混合经营的管理体制，2005年7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行政体制改革方案》，提出改革邮政主业和邮政储蓄管理体制，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实现金融业务规范化经营。中国银监会也在积极推进邮政体制改革，加快成立由中国邮政集团控股的邮政储蓄银行。
邮政金融的业务类型主要包括储蓄、转账、汇兑、、清算和国际业务等。由于暂不能开设对公账户，这里仅从业务角度探讨资金归集的实现方式和成本分析。
1.汇兑业务。作为全国最大的个人汇款网络，中国邮政汇款网络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系统传递汇款信息。目前已形成覆盖全国所有市县的邮政电子汇兑系统骨干网络，建成了联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68个县市、2.5万个联网网点的邮政电子汇兑计算机处理系统，开通了投单汇款、24小时汇款、2小时汇款和实时汇款等业务。全国遍布城乡有约5万个汇兑网点(包括近3万个联网网点)均可办理邮政汇款业务。汇兑业务基本资费按汇款金额的1%收取，单笔最低收费2元，最高收费50元(单笔最高汇款金额5万元)。在同一县域范围内，资金归集如果采用邮政汇兑方式，需按资费规定支付汇兑费，但如果通过银行渠道，则无需支付费用或者只需支付少量费用。出于成本预算的考虑，保险公司大都不采用这一渠道。
2。转账业务。目前我国邮政绿卡用户达到9000万户，邮政储蓄已成为我国第四大发卡机构。邮政储蓄储户总数达2.7亿户，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邮政储蓄网络可实现国内的异地实时转账。省际间转账业务的基本资费按汇款金额的1%收取，单笔最低收费2元，最高收费50元(单笔最高汇款金额5万元)。对于省内转账业务则是在不高于省际标准的情况下，由邮政各省局自定。按照现行规定，邮政储蓄虽能开办针对个人的储蓄业务，但不能为单位开设对公结算账户，因此对于转账业务如何实现资金结算还需与邮储局进一步探讨。
3.业务。邮政业务包括保险和代收付业务两部分。与资金归集直接相关的是邮政代收付业务。邮政代收付业务是邮政部门接受客户(法人或自然人)的委托，依托邮政及邮政金融网络优势，利用自身的经营职能和技术手段，按照委托协议代收代付，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经营行为。主要包括工资、养老金，代收电信资费、公益事业费，代缴税金等业务，品种达数十种。目前对于代收付业务由各省分局为主自行办理，总局没有作统一要求。
(三)农村信用社
1.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农信社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199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了农村金融改革。2003年8月，深化农信社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到位。通过改革，一是形成新的管理体制。农信社1996年与农业银行在管理体制上脱钩后，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改革后管理职责被移交给省级政府，初步形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管理体制框架。二是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形成了两种产权模式(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四种组织形式(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县农信社统一法人、县与乡镇农信社两级法人)并存的产权结构。目前除少数地区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或者农村合作银行外，大部分地区都选择了省级联社作为其省级管理机构。截至2005年11月底，已组建农村银行类机构59家，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1家，农村合作银行48家，另有10家银行类机构批准筹备；组建了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的农村信用社联社334家，另有384家已批准筹备。三是资产质量普遍不高。2005年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信社平均的资本充足率为5.89%,未达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的8%要求；不良贷款率21.23%，远高于商业银行10%的平均水平。
2.在农信社开户的利弊分析。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要机构，在农信社开户能够提供“两乡”地区归集保费资金的通道。其优势体现在：具备基本的银行结算功能；资费水平较低；网点分布广泛，在乡镇甚至较大的村落均设有营业机构，客户和人缴费方便；深化农信社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通过农信社归集保费也存在较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大部分县乡信用社为独立法人，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抗风险能力较弱，存在较大的非系统性风险；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结算手段较落后，结算效率低下；监管政策的认可标准较为严格，编制偿付能力报告时，信用社存款为非认可资产；与商业银行相比资产质量普遍不高，资本充足率普遍较低，一旦农信社出现经营风险，公司的存款可能变为不良资产；地区发展不均衡，各地农村信用社在资产质量、管理水平、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进度方面差异很大等。
三、利用农村现有金融服务归集保费资金的探讨
保险公司要充分利用现有农村金融服务归集资金，强化部门间协作，加强对农村人的管理，明确交款和单证管理的要求。引导或要求人鼓励有条件的客户采用授权转账方式交保费，逐步减少现金交费。
(一)充分利用中国农业银行的网络
在“两乡”地区通过农行网点归集保费资金优势明显：农行是目前唯一一家在两乡地区尚保留营业网点的国有商业银行，开户风险小，技术手段相对先进；方便农村地区客户和人缴费，降低了人在送款途中的人身风险；缩短了保费资金在人手中停留时间，减少资金占用；结算成本低；对账相对简单。
建议：一是充分利用农行网内支付业务开展银行代收业务。对有农行网点的地区，保险公司应积极利用其现金管理系统，通过开通网内收付功能实现保费资金的归集。二是关注农行单位卡的功能改进和应用范围的最新进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利用单位卡实现保费资金的归集。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还应通过宣导转变个人人和投保人的观念，引导持有农行存折或银行卡的客户签订转账授权书，实现转账代收，减少现金收款。
(二)探索利用邮政网络归集资金
邮政金融在机构网点、储蓄客户以及地方影响力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保险公司的资金集中需要。由于一直以来资金的收付都是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邮政储蓄本身不能对公结算，因而与银行相比，存在资金不能实时到账，资金归集效率较低等问题。另一方面，无论是汇兑、转账或代收，资金快速归集至公司后，基层公司的管理压力增大，体现在：对账工作量将急遽增加；农村地域导致日常的在途资金和期末大量的未达账项等。虽然邮政储蓄未来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但是发展进程还不十分明朗。
建议：一是充分利用邮政储蓄网点，开办代收付和转账业务。从邮政储蓄目前的管理体制看，各省分局具有较大的业务开办权和定价权。保险公司可与储汇分局进行沟通，约定上述业务实现的方式和费用水平。二是通过邮政汇兑实现保费资金的归集。除3.5万个邮政储蓄网点之外，遍布“两乡”尤其是乡村腹地的还有约2万个汇兑网点，都能提供汇兑功能。个人人从保户手中收取的、“两乡”展业网点收到的及客户交的现金保费，就可采取这种汇划方式转入保险公司代收保费项下。利用邮政网络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合理确定代收保险费的资费水平。与农行相比，邮政储蓄的转账、代收费和汇兑的资费水平明显偏高。保险公司可与邮储分局分别协商确定结算资费，尽量比照银行同类服务的资费标准。这是因为：邮政资金运用体制的改变使得其扩大中间业务的动力较强；各地情况存在差异，当地邮储局有一定的定价权；邮储银行成立在即，使得在邮政资费与银行资费标准之间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水平成为可能。三是关注邮政储蓄银行的最新进展，积极跟进解决保费资金归集的新渠道。
第3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到2013年底，邳州市农村公路总里程达总里程2538公里，其中县道384.8公里、乡道1109.468公里、村道581.351公里。公路密度达225.06 公里/百平方公里。农村公路通车运营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交通条件，初步形成规模效益。然而与邳州农村公路建设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及远景目标相比，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严重滞后的现状渐渐显现出来，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市农村公路高速发展的需要。
二、邳州市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中所出现的基本问题
1.对农村公路养护的重要性认识程度不够。目前，在我国公路建设中，重建轻养还是非常普遍，也是当前邳州市农村公路发展过程中最为普遍的问题之一。其中，主要表现在：对各项道路建设任务非常重视并积极争取，对建成后的公路养护管理重视不足，特别是对于刚建成通车的农村公路，由于没有及时列入管养计划，沿线村民为了生产生活方便，在道路上堆放各种建筑材料、肥料等。路肩、边坡种植现象也及为普遍，不仅对交通安全造成一定影响，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对道路的破坏。
2.日常养护工作亟待提高。从目前养护管理工作的成效性来看，虽然大多路段能够及时开展养护管理工作，但尚有部分路段的日常管养不能正常保证，未达标路段养护不到位现象更为严重。在养护工作中，由于日常管养不到位，突击养护较为普遍，这种现象乡、村道尤为突出，公路水毁、路面裂缝不能及时得以修复，预防性养护不到位，造成路况质量下降。沿线百姓乱推乱放，虽然各县区都成立了农村公路路政中队，由于线多面广，毁坏公路及附属设施等现象时有发生。雨雪天气道路养护不足也值得重视，要加强积水路段的及时排放，以免积水时间过长对路基造成毁坏。另外，水泥砼路面接缝、里程碑、路肩、边坡、边沟、沿线交通安全设施等养护也需进一步加强。
3.资金筹集缺乏相应的保障。农村公路养护是长期的任务，目前还没有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资金保障机制。养护资金缺乏，地方政府自筹能力差，除了上级安排的养护资金外，地方政府承诺的养护配套资金难以落实，导致养护资金的来源渠道不宽、经费不足，路面维修没有资金保障，最后形成农村公路加速毁坏。如何建立稳定、长效的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资金渠道，是亟需破解的难题。
4.公路养护技术力量比较薄弱、机械化程度比较低。一线技术人员偏少是制约养护发展的主要原因。公路专业技术人员普遍匮乏，业务不熟练，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养护技术水平低下。农村公路缺乏专业的养护技术队伍及高效率的养护设施，道班工人对于沥青类、水泥类路面的常见病害不能处治，扫帚、铁锹仍是主要的养护工具。不少乡村公路养护人员是当地农民，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缺乏应有的养护知识，培训难度大。以邳州市远通公路养护公司为例，现有人员184人，45岁以上的为112人，占全部人员的61%，工程师及技师以上人员为12人，仅占不到7%，邳州市农村公路多为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工作基本上采用人工挖刨以及人工摊铺，致使工作效率低下，维修质量得不到保证。
5.各种超限运输对公路造成危害。伴随着农村公路技术等级的不断提高下，交通流量得到不断增加，从而出现各种超载的现象，据对邳州市各乡镇的调查走访，石膏矿共有52家，经调查统计，每天经过县道207林四路、208戴庄线，301邹台线等外运石膏车辆500多辆次，对道路破坏非常严重。也有部分车辆为了逃避通行费而绕行至农村公路，从而导致农村公路加速毁坏，虽然对部分路段采取了限高限宽等措施，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农村养护公路管理工作的基本对策
1.建立农村公路养护机制。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首先要加强对农村公路管养机构的监督管理，对其中的县、乡道以及村道进行养护与维护，相关部门在利用招标、投标的措施中，将资金落实到位，从根本上加强对农村公路的养护。要积极健全制度，利用各种检查方式以及各种考核方式，加大对公路的检查力度，督促提高整个公路的养护管理水平。
2.加强对公路养护队伍的建设。对农村公路而言，要实行长期有效的管理，不仅要加强对各个地区公路的建设，并且还要组建一支具有专业能力的养护队伍，并使其保持稳定的状态。各个地区的公路管理部门要经常养护人员进行公路养护知识培训，提高养护人员的基本素养以及操作能力，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能够逐步朝着专业化以及正规化的方向发展。3.加强对公路的日常养护工作，加大养护巡查力度，强化路面保洁等日常养护管理。针对路况毁坏严重，大中修力度较小等客观原因，因路制宜，推进县道小修保养工程，重点实施农村公路的预防性养护工作，加强对水泥路面病害修补和接缝的灌缝养护工作，对桥梁栏杆、桥头跳车、桥梁伸缩缝等要及时维护，以保障通行安全，充分利用有限的农路管养经费，逐步提高养护质量。
4.抓好治超工作，延长农路使用寿命。由于农村公路设计标准低，建设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有些路段毁损严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交通运输业逐渐壮大，农村公路的负荷不断加大。要加大宣传《农村公路保护条例》，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重要性，做好源头治理超限工作。邳州市农村公路超载车辆90%以上为本地车辆，以矿区材料运输为主，要充分依靠当地政府，加强源头治理。对超载车辆路政管理部门要坚决予以卸载。健全超限治理网络，以便及时查处。对超限比较集中地路段，以《农村公路保护条例》为法律依据，在必要的路口、节点设置限宽限高设施。
5.健全资金保障机制。农村公路养护是长期的任务，要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资金保障机制。如何建立稳定、长效的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资金渠道，是亟需破解的难题。从目前情况来看，县、乡财政安排的养护配套资金都难以落实，导致养护资金的来源渠道不宽、经费不足。农村公路管养工作还没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认识，重建轻养的思想还很突出。地方政府虽为养护资金的筹集主体，但缺乏一个资金筹集的监督体系。由于管养资金的缺乏，给农村公路管养长效机制的形成造成很大困难。
四、结语
第4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部分村民都对自己村里的文化设施不清楚。比如现在大部分村（社区）都建有农家书屋，有一部分村民从未去过村图书室看过书，甚至还有村民不知道村里就有图书室。村民对图书室的知晓率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村干部对于村里文化设施的宣传力度不够，二是部分农民文化程度低，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此外，里面的书籍数量较少，内容混杂且少有更新，与群众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农村社会学习氛围的形成及发扬。
二、推进农村基层文化公共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转变职能，承担起农村基层文化的公共管理服
1.强化目标责任，提高农村文化建设重视程度
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呈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即为了实现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工作的重点并非主要在于提高农民的满意度，而只需以数据总结式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例如，“建成‘农家书屋’×个”，“配备农家图书×册”，“完成送剧下乡×场”等。换言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是村干部以及基层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因此农村文化建设中往往会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的弊端。要真正把农民对文化需求的“满意度”作为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密切干群联系，沉下心去听百姓需求，保障农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2.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
积极争取政府资金和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并举，完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加大建设文化设施力度的同时，还要及时对已有的陈旧、滞后的文化设施进行整改与更新；要重视对文化设施的维护与修复，延长文化设施的使用年限；要加强管理，提高文化设施利用率；要做好宣传工作，让老百姓知道村（社区）提供这样一个地方，对老百姓开放，供他们休闲娱乐使用。
3.加强扶持引导，打造高水平农村文化队伍
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农村文化队伍的推动。要推动大学生村官结合自身特长、当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充分发挥其学历高，理论素养深和知识面广的优势，多措并举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如聘用大学生村官担当书屋宣传员和图书管理员，盘活农家书屋，打造文化生活主阵地。或者依托党员活动室、墙报等载体，以“顺口溜”、“千字文”等形式，开展惠民政策宣讲、致富项目推广。还可以针对村民中存在的学用科技意识不浓的问题，把活动演出内容与村民需求和各村产业特色相结合，在节目编排中普及相关科学知识，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二）引入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1.进行文化服务购买
要推进农村基层文化的发展，光靠政府、村（社区）的力量是不够，利用现在社会的资源，农村可以很好的引入公共文化服务购买机制。比如，文化活动较多的村，可以和社会上一些文化工作室签订协议，以每年多少次表演，多少个节目来进行结算。一方面，可以很好的减少村文化工作的压力，只需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即可；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整个文化市场的活力，节目越多，越是对一些文化工作室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这样可以有效地繁荣当地文化市场。
2.引入社会文化管理奖励举措
第5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育个人回报率、明瑟模型估计、能力偏误、测量偏差、工具变量法
中图分类号：F064.1文献标记码：A
Estimatingtheprivatereturntoschooling:Aoverviewoftheeconometricmethods
Abstract：Theordinaryleast-squaresestimationcouldnotprovideanaccurateestimateofthereturnstoschoolingbecausetheeducationonearningscan’tprovecausalityaswellasthereportingerrorinestimatingtheyearsofschooling.Thispaperoverviewthekeyeconometricapproachtotacklethisproblem,whichincludescontrollingtheabilitydirectly,using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andtakingtwindatatoeliminatetheunobservableability.Theauthoralsoevaluatestheproandconofthesemethodsandinterprettheresults.
Keywords：PrivateReturntoEducation,MincerModelEstimation,AbilityBias,MeasurementError，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
一、引言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劳动经济学领域发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为劳动者带来更高的收入（Becker,1964）。60年代后，发达国家微观层面数据的大量出现，以及计量经济-方法的发展，为检验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便利。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确实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是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这一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教育收益率涉及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个体教育投资决策行为、不同性别和种族教育程度的教育收益差异、教育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几乎与劳动、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邢志杰,2004）。因此，对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也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定量研究。另外，教育收益率的讨论对于转轨国家还具有特殊意义，众多研究考察了教育收益率的时间趋势特征(李实和丁赛，2000；Zhanget.al,2005)，并将教育回报率的变化作为判断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赖德胜，2001;孙志军，2004)。
教育回报率包含教育个人和社会回报率，虽然一些政策报告如（Psacharopoulo，1994）也考虑教育社会回报率，但主流文献更多讨论的是教育个人回报率的问题，因此，本文也研究重点定为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内容。本领域已经有一些优秀的综述文献，国外如（Card,1999），国内如（孙志军，2004）。本文的特色是从计量研究方法的角度总结研究脉络，总结并讨论国内外学者为克服普通OLS回归估计可能产生“能力偏误”和“测量偏差”两种计量缺陷，采取的直接衡量能力法、利用各种情境下的工具变量法、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三类计量调整方法。最后，作者对于这些精确估计的方法和结论做出了评价。
二、明瑟模型的设定和基本结论
学者通常依赖明瑟回归模型(Mincer,1974)估计教育回报率。该模型在控制个体工作年限、性别、种族、所在区域及行业的影响基础上，估计教育水平对于收入的贡献程度。教育水平通常包含连续变量在校年限和最高学历哑变量两种度量方法。运用在校年限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的平均收入增幅。该回归结果简单且直观，但其缺陷是，在教育投资回报呈现边际递增或递减趋势时，无法了解到不同教育年限对于收入边际的贡献。因此，一些研究采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作为教育哑变量进行估计，计量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水平的额外收入增幅。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不同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的教育年限可能存在差异，从而计量估计容易引起偏误。两种度量方法的估计结果具有不同的意义，多数研究会同时考虑两种模型设定形式。
利用基本的明瑟模型，（Psacharopoulo，1994）对于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估计，带给读者对于教育回报率估计值的直观认识：（1）用在校年限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教育回报率的平均水平为10.1%，亚洲地区非OECD国家为9.6%；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中高及高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较低，分别只有7.8%和6.6%，而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达到11.7%和11.2%。而利用我国80至90年代数据，绝大部分研究显示教育回报率在6%以下（孙志军，2004），这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2）用最高学历的哑变量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的平均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29.1%、18.1%和20.3%。亚洲区域内非OECD国家的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39%、18.9%和19.9%，初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收入较低的国家，初、中、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较高，横向比较来看，各国教育投资总体上呈现边际递减倾向(Psacharopoulos,1994)。将这些数据与针对我国80至90年代的研究结果比较，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Li，2003)，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却较高，如(Liet.al,2005)估计发现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2%，另外，与在其他国家发现的情况正相反，我国教育投资总体呈现边际递增趋势（孙志军，2004；Liet.al,2005）。
三、模型估计中的常见问题
从Becker（1964)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明瑟模型估计存在着“能力偏误”（abilitybias）问题：教育程度并不是一个外生的客观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们选择的结果，显而易见能力较高的个人学习更轻松，可以理解为他们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较低，因此更容易选择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能力较高的个体也会因为工作能力强而得到较高的收入。教育程度是可以观测到的，个体的能力是很难衡量和观测到的，造成明瑟模型中衡量能力的变量的缺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能力较高而带来的较高收入，就会因为能力变量的缺省和能力与教育水平的正相关，而转嫁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获得的高收入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教育的作用，明瑟模型教育收益率比实际上的要高估了。(Spence,1973)著名的教育分离均衡模型，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揭示了，即使教育无法贡献于生产力，仅仅是雇主筛选高质量人才的信号时，我们同样可以观测到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模型均是在内生考虑教育程度选择下，发现明瑟教育收益估计存在偏误。(Card,1995a)在(Becker,1967)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之上，构建了内生教育投资模型，本质上也是服务于更好精确的测度“能力偏误”。从教育投资回报的早期文献开始，“能力偏误”一直是该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重点，学者们开发出各种手段解决该问题，权威综述可见(Card,1999;2002)。
明瑟教育模型估计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被称为“测量偏差”（measurementerror）问题。测度偏差的来源包含以下几种情况：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来推测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同样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可能不同，这就造成了测度偏差。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年龄和工作年数来反推受教育年限，由于劳动者入学时间的差异以及失业等因素，教育年限的测量结果与实际情况也会产生偏差。另外，问卷中直接询问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调查所得的数据难免与实际数据存在出入（Ashenfelter&Krueger，1994)。从计量经济学理论不难得知，“能力偏误”问题会引起估计结果产生正的偏误，而“测量偏差”问题将引起估计结果产生负的偏误Griliches(1977)。学者们当前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各种计量偏误问题，从而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四、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
1．直接衡量能力
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一个思路是寻找衡量劳动者能力的变量，如(Griliches,1977;Griliches&Mason,1972)用IQ和其他测试成绩作为度量变量。这种方法的最大弱点，是很难找到一个不与教育程度相关的能力测试指标，当控制变量与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时，估计结果同样会存在偏误。因此，近期文献很少直接采用该种处理方法。
2．寻找工具变量解决能力偏误
明瑟模型中的能力偏误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工具变量，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具体到明瑟模型估计，问题的难点是，如何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该变量必须与劳动者的个体收入无关，而与个体的教育程度相关。
2.1利用劳动者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早期的一些研究使用家庭背景变量（通常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这种处理方法背后的假设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与本人教育程度相关，但与其收入无关。但父母教育水平是否与子女的收入无关，到目前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运用家庭背景情况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难以保证（Boundet.al,1996）。从逻辑上来看，家庭背景情况确实具有潜在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可能性。因此，将反映家庭背景情况的变量作为收入回归控制变量是比较合适的。
2.2利用教育制度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为了解决能力内生性问题，学者们思考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的“自然实验”方法寻找工具变量。(Angrist&Kruger,1991)利用教育制度造成的不同月份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作为工具变量。两位学者注意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学校入学政策，它法定的入学时间为每年的1月1日，而孩童必须要在入学时达到六岁，其二是强制教育法案，它要求学生在年满16或17岁才能够离校成为劳动力。结合两项政策，对于期望离开学校从工的学生，其中年初出生的学生在较大的年龄入学（比如一月份出生的孩童只能等到下一年1月1日入学，其时她已经达到了6.9岁，但因为离校的年龄又相同，因此被迫在学校逗留的时间就短一些，受教育的时间也就短一点。作者利用1930-1959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发现出生在第一季度的人口相比出生在其他季度的人口，受教育的时间确实稍短一些。如果出生年月与人口的能力是不相关的话，出生季度就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作者在控制了种族、出生地区等因素后，分别估计了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男性的教育回报率，IV估计结果基本与OLS估计比较接近，表明OLS估计中的能力偏误问题并不严重。该研究由于方法新颖而备受关注，学者们沿此思路开展了大量工作。
(Harmon&Walker,1995)利用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变化的教育制度变更事件，造成的不同时间段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差异构建工具变量。英国1947年出台的教育法案，将最低离校年龄从14岁提升到15岁，1973年，该法案又将最低离校年龄提升到16岁。这就意味着，在英国，1934年前出生的人口，面临14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而1934年到1957年出生的人口，面临15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1957年后出生的人口，面临16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作者利用英国男性数据，利用1934年前出生、1934年到1957年出生、1958年后出生人口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IV估计的教育回报率超过15%，远远高于OLS估计的6%。
(Meghir&Palme,1999)同样利用教育制度变革中法定最低离校年龄的变化，而由于发生在瑞典教育制度的变革是渐进的，同一时间内地区之间的改革进程是不同的，学生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存在差异，这样，就可以在相似的经济环境背景下，运用自治区是否参与教育改革构建工具变量，得以更加精确地估计教育回报率，瑞典在1949年开始启动教育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将最低离校年龄从7或8岁提高到9岁，该改革直到1961年才在全国各个自治市推广开来。作者就关注1945年到1955年出生的男性人口，利用人口是否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在控制出生年份、父亲教育变量后，得到的IV估计约为3.6%，而OLS估计约为2.8%。
(DuFlo,2001)考察了印度尼西亚1973年到1978年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教育制度变革事件。印度尼西亚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目标是在281个区中建立指定数量的初等学校。以计划新建学校数与适龄初等教育学生的比值作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实施强度的衡量标准，Duflo发现，在实施强度较高的地区即新建学校-学生比例较高的地区，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增长比较快。作者用1950年到1972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利用出生年份与各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强度的交叉项工具变量，得到教育回报率OLS估计值为7.8%，意味着在校年限每增长一年，工资平均增长7.8%，而IV估计值为6.4%。
2.3利用人口地理分布造成的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Card,1995)利用美国青年人口数据，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其背后的逻辑是，若学生成长地与大学并不相邻，学生就读大学无法在家中居住，特别是对于比较穷困的家庭，就会潜在提高了教育投资的边际成本从而减少教育投资缩短教育年限。Card利用数据证明了，相邻于大学的个人教育年限确实较高，而且地理因素对于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影响更大，因此，Card引入是否毗邻大学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7.3%，而IV估计结果为9-19%。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学生在教育投资上具有主动权，教育年限体现了学生选择的意愿，因此教育投资的成本会直接影响到投资的决定，而不似教育资源比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基本是学校设置门槛选择学生，首先学生需要入学成绩足够高被大学录取后，才会有大学投入的成本-收益决策来决定是否去上大学。
利用类似的研究方法，(Maluccio,1997)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运用菲律宾农村家庭调查数据，考虑了1950年到1974年的出生人口，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高中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他们将个人与最近的高中的距离以及在当地是否存在一个高中的哑变量交叉项作为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5.7%，而IV估计结果为6.4%。
2.4利用特殊事件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Angrist&Kruger,1992)利用美越战争的特殊事件，巧妙的寻找到了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1967年到1973年的美越战争中，大多数美国青年并非自愿参战，除1967年外，每年非自愿参战人员从年满20岁的青年中根据抽签选取。每个青年会随机获得一个抽签号码，几个月之后，在某个号码以下的人就会被征召服役，因此抽签号码数字较低的人群就会有较大的概率被征召服役。然而也有办法延迟逃避服役，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入学。抽签号码较低的人群因为预计到被征召服役的可能性较大就会在获得号码的几个月内尽快去注册入学，这样就造成了抽签号码的大小导致教育年限不同，而抽签号码与后来的收入水平则不存在关系，因此抽签号码可以作为适龄人口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Angrist&Krueger获得教育年限回报率的OLS估计值为5.9%,而IV估计值为6.5%。
(Ichino&Winter-Ebmer,1998)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事件对于适龄人口教育水平的影响，寻找到了工具变量。利用奥地利和德国两国男性人口的数据，作者发现两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0年到1935年出生）人口的教育程度受到了显著影响。这样，使用1930年到1935年出生的人口作为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后，针对奥地利的IV估计为9.5%，高于OLS估计的5.2%，针对德国的IV估计为5.9%，高于OLS估计的2.9%。
(Lemieux&Card，1998)也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寻找到了工具变量。他们考虑了战争对于加拿大英语地区和法语地区退伍军人的不同影响，他们注意到，世界大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军人很少能够就读魁北克法语学校，而英语学校却允许那些甚至没有完成高中的英语地区退伍兵人就读大学。因此，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兵人基本没有享受到教育福利，而英语地区加拿大人享受到很大的教育福利。本文用是否属于英语地区人口与1924年到1927年出生人口的交叉项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运用198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OLS估计为6.2%，而IV估计为7.6%。
2.5利用家庭性别结构对于教育行为的影响作为工具变量
(Kristion.F.Butcher&AnneCase,1994)利用美国家庭性别结构对于女性教育行为的影响，构建了针对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作者注意到，美国家庭似乎比较重视“独生女”的教育，如果一个女性在家庭中拥有一个或多个姐妹，其教育程度就会显著的降低。而对于男性从数据上就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作者利用1920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性人口数据进行估计，当运用家庭中是否有姐妹的哑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控制家庭规模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估计时，OLS估计为9.1%，而工具变量估计为18.4%。
3．利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因素
劳动者不可观测的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会影响收入，然而，对于能力和家庭背景相近的双胞胎来说，他们之间收入的差异就不会受到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利用双胞胎数据差分明瑟模型能够分离能力因素，从而解决能力偏误问题，这通常被称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model）处理方法。沿着这种思路，早期研究如(Groseline,1932)采用姐妹数据分离能力因素，之后学者便采用效果更佳的双胞胎数据，主要工作包括(Behrman&Taubman,1976；Taubman,1976；Behrman,1977)等，早期研究的共同缺陷，是由于搜集方面的难度造成样本数量较少，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难以保证。随着数据搜集能力的提升，近期研究均采用了较大的双胞胎样本量以提高估计的精确性。
（Ashenfelter&Krueger,1994)带来的计量方法创新，使得利用双胞胎数据的估计得以更加精确。两位学者从理论上证明了，利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虽然能够解决“能力偏误”，但“测量偏差”的问题却更加严重了。(Ashenfelter&Krueger,1994)巧妙地设计的调查问卷，增加了让每个双胞胎报告互报教育年限的一项。一种考虑是，由于互报报告的数据与真实数据相关，而与自己报告的数据偏误不相关，我们可以用互报教育年限的差作为自报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但这种修正方法仅在互报教育年限相比自报教育年限误更小时，才能够改进估计的精确度。另一种考虑是，如果某人自报和报告他人教育年限在误差上存在正相关时，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改进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应当较小。两位学者通过数据研究发现，双胞胎自报和报告别人教育年限的相关性很高，故采用后一种修正模型比较合理。(Ashenfelter&Krueger,1994)运用OLS估计结果为8.7%，传统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11.2%，而固定效应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13.2%。之后的双胞胎数据研究均将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视为理想的估计方法。(Card,1999)在总结几篇利用双胞胎数据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文献后，总结出普通OLS估计一般会高估10-20%。
五、针对我国教育回报率的精确估计研究
(Li&Luo，2004)利用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特殊社会背景，巧妙地寻找到工具变量。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中，男子承担照顾父母的重任，而女儿终归是别人家的人，儿子女儿实际上对于家庭的贡献相差很大。所以，儿子的存在会造成对于女儿教育的歧视。作者将是否存在亲兄弟的哑变量作为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对于女性教育回报率的OLS估计为9.8%，而利用工具变量的GMM估计结果为16.9%。
（Meng&Gregory,2007)和(Gile,Park&Wang,2007)均运用的事件，找到适当的工具变量。（Meng&Gregory,2007)发现，发生在1966年到1977年的，在其不同阶段对于不同适龄教育程度的学生入学和教育都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总的来说，1966年到1977年的适龄教育人口的教育程度显著得降低了。作者据此找到了两种工具变量，其一是如(Ichino&Winter-Ebmer,1998)的做法，把1946年到1962年出生的人口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而1942年至1946年和1962年至1966年出生的人口作为控制变量。这种方法的问题是，由于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差异估计结果就会引起偏误。另一种做法，由于主要对城市人口的教育水平产生了影响，可以利用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排除时间趋势对于第一种做法中工具有效性的影响。但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存在系统化差异，而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较少，数据方面只允许研究高等教育学历以下人口的教育回报率特征。因此，作者主要采用第一种思路设计工具变量，作者运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1999和2002年的调查数据（IDS）和中国城调队城市人口收入和支出普查（UHIES）数据，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6-7.8%，而OLS估计结果为5.4-5.9%。
(Gile,Park&Wang,2007)从另外的角度，他们发现，在期间，子女能否获得教育与父母是否拥有管理职位有很大关系，而与父母的教育程度相关性变低（Deng&Treiman,1997），因此，期间，教育对于政治上存在问题的学生是壁垒。作者首先从数据上验证了这种说法，并以此事件作为工具变量，运用2001年5个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CULS），发现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5-7.7%，而OLS估计为8.3-9.6%。
（Liet.al，2005)进行了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方法展开了的研究。他们运用OLS估计得到的教育回报率为8.4%，运用双胞胎组合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教育回报率下降到2.7%，而运用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为3.6-3.8%，但仍与OLS估计有很大差距。这与利用其他国家数据发现的调整能力偏误后，估计值略微下降的结果颇为不符。另外，OLS方法进行估计，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7-10.5%，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1-61.3%，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2.4-34.4%，在工具变量估计中，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1%，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40%，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22%，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高等教育回报较高而高中教育较低。李宏彬等人将此现象归咎于中国考试导向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由于大量的人口准备进入限额的大学，高等教育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采取的方式是统一入学考试。只有很少的很聪明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这样，能力偏误问题非常严重。另外，为了准备大学资格考试，中国的高中教育是考试导向型的，包括学校、教师的激励都是入学考试成绩导向的，并不能增加知识和工作能力，而学习内容根据大纲而定，学科固定，因此该教育体制只是选择了更有能力的学生，而不是提供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最终造成高中教育回报率很低，而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回报率较高。
六、精确估计的基本结论及评价
如前所述，由于直接衡量能力的方法难以奏效，学者们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双胞胎分离能力法和工具变量法。
从利用双胞胎分离能力的处理方法来看，虽然(Ashenfelter&Krueger,1994)的计量方法创新，大大提升了利用双胞胎数据进行估计的精确度。但无论计量估计手段多么高明，双胞胎样本占人口比例过低的事实，使得双胞胎样本估计的教育回报率难以具有普遍意义，此方法的先天性缺陷是学者们难以逾越的。
工具变量法似乎是一个有前途的工作方向。但目前的研究难以得到精确的估计结果。(Card,1999)在总结了数篇利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教育回报率研究后，发现工具变量估计通常比OLS估计高出20%到30%。如果工具变量法主要解决的是能力与教育程度相关性的问题，工具估计应当比OLS估计偏低，那么实际估计结果偏高就比较出乎意料了。总结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
（1）工具变量本身并不有效。如(Angrist&Kruger,1992)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由于下一次招收参军人员的数量未知，即使编号较高也面临被抽中的威胁，因此，事实上大部分适龄人口都采用接受教育来逃避战争，由此造成彩票编号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很差，这时候利用彩票数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难以准确，理论计量研究也表明，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比OLS估计将引起更大的偏误（Bound&Solon,1999;Neumark,1999）。另外，如(Harmon&Walker,1995)运用教育系统变更的事件，用特定时间段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由于各时间段间还存在其他影响教育环境的事件，因此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事件影响的估计就会引起偏误。
（2）计量方法不够考究。(Card,2001)总结了工具变量法在计量方法的上的几种潜在问题。其一是测量偏差问题。(Griliches,1977)和(Angrist&Krueger,1991)认为，虽然工具变量法解决了能力偏误问题，但如果测量偏差问题的问题非常严重，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放大测量偏差的问题而使得估计结果反而偏小。第二种是模型设定问题。(Ashenfelter,Harmon&Oosterbeek,1999)发现，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模型设定中，学者们通常选择给出教育回报率最高t检验的模型形式。如果这种模型设定的调整对于工具变量估计的精确性影响不大，但对于估计区间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就缺乏有效性。第三种是估计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Card,1995)强调教育回报率在个体间异质性所引发的估计偏误。根据教育系统变更事件而开发的工具变量，比如建立在强制就学或学生地理位置的工具变量研究，通常对于低教育人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如果这些人群选择较低的教育程度是因为就学的边际成本较高，而不是边际收益较低，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会高于实际平均边际教育收益率。
另外，运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精确估计，遇到的另一个困境是方法和结论难以推广。上述工具变量计量研究通常也被称为“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方法，经济学家根据特定的经济背景环境特征，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绞尽脑汁找到的工具变量，一般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运用。比如，由于中国教育制度背景与美国迥异，无论是(Angrist&Kruger,1991)利用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还是(Card,1995)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均不适用于中国。然而，中国利用独特如等环境背景，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具变量，但也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
参考文献
[1]．李实、丁赛（2003）：《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赖德胜(2001)：《教育与收人分配》[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孙志军（2004）：《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
[4]．Angrist.JoshuaD.andAlanB.Krueger(1991),“Doescompulsoryschoolattendanceaffectschoolingandearning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06:979-1014
[5]．Angrist.JoshuaD.andAlanB.Krueger(1992),“EstimatingthepayofftoschoolingusingtheVietnam-Eradraftlottery”,NBERWorkingpaper
[6]．Angrist.JoshuaD.andAlanB.Krueger(1994),“Estimateoftheeconomicreturntoschoolingforanewsampleoftwins”，AmericanEconomicReview(84):1157-73
[7]．Ashenfelter,OrleyandCeciliaE.Rouse(1998)，“Income,schoolingandability:evidencefromanewsampleofidenticaltwin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8]．Ashenfelter,Orley,ColmHarmonandHesselOosterbeek(1999)，“Areviewofestimatesoftheschooling/earningsrelationship,withtestsofpublicationbias”，LaborEconomics,6,453-470
[9]．Becker.Gary.S(1964),“Humancapital:Atheoreticalandempiricalanalysis:withspecialreferencetoeduc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10]．Bound,John,andDavidA.Jaeger(1996):“OntheValidityofseasonofBirthasaninstrumentinwageequations:acommentonAngristandKrueger’s‘Doescompulsoryschoolattendanceaffectschoolingandearnings?”,NBERWorkingpaper
[11]．Card,David(1995)：“UsingGeographicvariationincollegeproximitytoestimatethereturntoschooling,”InL.N.Christofides,E.K.Grant,andR.Swidinsky,editors,AspectsofLaborMarketBehaviour:EssaysinHonourofJohnVanderkamp.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95.
[12]．Card,David(1999)：“Thecausaleffectofeducationonearnings”inhandbookoflaboreconomicsVolume3A
[13]．Card,DavidandThomasLemieux(2000)：“Dropoutandenrollmenttrendsinthepost-warperiod:Whatwentwronginthe1970s?”Natin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
[14]．Duflo,esther(2001)，“SchoolingandlabormarketconsequencesofschoolconstructioninIndonesia:evidencefromanunusualpolicyexperi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91(4)795-813.
[15]．Griliches，Zvi(1977)，“Estimatingthereturnstoschooling:someEconometricproblems”Econometrica,52,1199-1218
[16]．Hausman,ColmandIanWalker(1995)：“EstimatesoftheeconomicreturntoschoolingfortheUnitedKingdom,“AmericanEconomicReview，85，1278-1286
[17]．Ichino,Andrea,andRudolfWinter-ebmer(1998):“Thelong-runeducationalcostofWorldWarⅡ:AnexampleoflocalAveragetreatmenteffectestimation,”
[18]．JohnGiles,AlbertPark,MeiyanWang（2007）,“TheGreatProletarianCulturalRevolution,DisruptionstoEducation,andReturnstoSchoolinginUrbanChina”，Workingpaper
[19]．Kristion.F.Butcher，AnneCase(1994)：“TheEffectofSiblingSexCompositiononWomen''''sEducationandEarning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09,No.3.(Aug,1994),pp.531-563
[20]．Kling,Jeffrey(1999)：“Interpretinginstrumentalvariablesestimatesofthereturntoschooling”Workingpaper
[21]．Maluccio,John(1998)：“Endogenouslyofschoolinginthewagefunction：evidencefromtheruralPhilippines”
[22]．Psacharopoulos(1994),ReturnstoInvestmentinEducation:AGlobalUpdate.WorldDevelopment,22(9),1325-1343.
[23]．Li,Haizheng;Luo,Yi（2004），“ReportingErrors,AbilityHeterogeneity,andReturnstoSchoolinginChina”，PacificEconomicReview,9:3，pp.191–207
[24]．Li,Hongbin，PakWaiLiu，NingMa,JunsenZhang，“DoesEducationPayinUrbanChina?EstimatingReturnstoEducationUsingTwins”，workingpaper
[25]．Lemieux,Thomas,andDavidCard(2001):“Education,Earnings,andtheCanadian‘G.I.Bill”,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34(2),313-344.
[26]．Meghir，CostasandmartenPalme(1999)：“Assessingtheeffectofschoolingsonearningsusingasocialexperiment,Workingpaper
[27]．Mincer,Jacob(1974)：Schooling,ExperienceandEarning.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28]．Staiger,DouglasandJameHStock(1997)：“Instrumentalvariablesregressionwithweakinstruments,”Econometrica,65,557-586
第6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法律宣传教育;依法治国;小康社会
普法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涵的要求,我们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即繁荣富裕、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就更加需要发挥法律规制、调解纠纷的作用。
自1986年以来,全国已经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规划。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有了明显的变化,农民的法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农村法制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发现了问题,笔者仅就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飨读者。
一、在当前进行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意义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三农”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农村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中之重。“五五”普法把农民作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充分表明了普法教育对于建设新农村具有深远意义。
(一)是提高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不懂法律就难以参与经济活动,农民不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会影响和滞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因此,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二)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的重要保障
推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推进基层法制政府建设,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市场的能力,促进农民和农村经济实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从而保障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三)是实现“五五”普法目标的重要举措
“五五”普法规划提出了“‘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重要的是要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律素质。实践表明,农民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法制化建设进程就会加快,“五五”普法规划的目标就会圆满实现。
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农民法律意识增强了,基层稳定了,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其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得到满足,根本利益也才能得到体现和维护。
二、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我国虽历经“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四个阶段的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由于我国历史原因、地理原因、民族原因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在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这一块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思想上认识不足
一些乡(镇)级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有名无实,忽略了此项工作,如有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检查时,就突击安排敷衍了事,甚至有时出现“推一步走一步”的状况,有的村干部把普法宣传教育当成是“听话”教育,要求农民学法主要是要农民听话,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没有正常开展。
(二)经费上保障不力
大部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地方普法宣传教育经费没有能列入财政预算内,有的虽然能列入财政预算,但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空头支票”,经常性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难以开展。
(三)时间上集中困难
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生活的自由化程度高,自主安排自己的耕种。另外村民居住比较分散,他们的规律是早出晚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部分人员外流,加之普法宣传教育力量不足,集中学法难组织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正常开展。
(四)形式上手段单一
一些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还习惯于借助行政化的手段来进行,依然是讲讲课、出板报、搞专栏、开动喇叭、张贴标语,进行普法宣传形式传统单一。另外,由于普法宣传教育人员和宣传员深入农村少,编写的教材不能满足农村普法教育的实际需要,观念陈旧,形式单调的教育方法,给人感觉是走过场,影响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深入。
针对存在的种种问题,原因分析如下:
1.宣传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有的认为,经过近20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已经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一些常用的法律法规知识都已学过,已经达到了普法的目的。因此,大规模、全民性的普法任务已经完成,普法工作该结束了。还有少数基层单位认为,普法是软任务,搞好搞坏无足轻重,对此项工作持轻视态度,产生组织领导上的“疲软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普法工作摆不上位子,挂不上号,上级抓一抓就动一动,完全处于应付状态,在组织领导上不够得力。
2.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绝大多数单位在制定计划时,没有针对本地实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对象,根据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特点来确定学习内容,制定的“规划”、“计划”上下一个样,学习的内容也是各地一个样,缺乏针对性。
3.部分干部工作方式难以服众:近年来,有极少数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因此造成一些农民认为:“法律条文讲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就走了样,法讲的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套,学法无用”。由于这种学法脱节、执法不公的现象,挫伤了农民学法的积极性。
三、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思考
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由于其范围广、人员多,文化层次差异大、组织程度低,始终是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进入新的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实施方法上、学法需求上等诸多方面,与前四个五年普法相比,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1.由于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集体活动的时间和机会明显减少,使得过去采用的利用农闲时机进行集中普法教育的方法也难以实施。2.由于行业分工的细化,农民对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关心程度明显高于过去,尤其是对了解和掌握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的欲望日益强烈。这就使农村普法工作出现了多样化、专业化的要求。3.由于经济发展,农民需要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了提高,使农村普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笔者结合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新特点,对“五五”普法教育中的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有一个初步的思考,现将思考认识表述如下:
(一)健全组织机构,强化具体领导的责任
首先,从思想上要重新认识在我国普法教育任务重。普法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们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搞突击、搞运动。要把普法宣传教育当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来对待。我们实施法治国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广大农村还残存着封建意识和封建做法,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和思想不是靠打压封杀,要靠教育慢慢的影响从而改变其思想。我们的普法宣传教育就是要做到通过以案说法、以理服人等方式启蒙农民兄弟的法律意识之门,唤醒其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掌握法律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其次,我们还要在组织上给予保障。我们要明确机构,确定专人负责,真正做到“保障有力,责任明确”。法律宣传教育工作人员要有一定的专业素质,要经过一定的考核,不能随便找人说教宣传,最起
码从事普法宣传教育的工作人员自己要“知法、懂法,守法”。同时相关的政府机构应该在财政预算中增加专属的普法宣传教育经费,经费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再次,对于普法宣传教育不能搞标准化检查、突击检查。我们不能拿一个量化的、精细化的普法宣传标准来进行考核。我国地域辽阔,风俗迥异,区间差别很大,我们不能拿一个地方的做法去要求其他地方的做法,我们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农民的法律意识提升了,法律的文明程度改善了,任何方法、方式都可以尝试。同时,我们也不能搞突击、临时检查。这种随意性检查有可能既起不到检查的目的同时也伤害了当地群众的情感或利益。
最后,我们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奖惩得力”。我们既不赞成搞突击检查和标准化检查,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或姑息普法宣传的涣散、无力。如果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我们要对相关人员的工作进行考核,我们应该从组织建设到措施保障、从长远规划到具体计划、从实现目的到阶段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发掘、表彰一批措施得力、成效显着的机构或人员,惩戒一批敷衍了事、推诿扯皮的人员,真正做到让有能力的人肯干,肯干的人愿意干。
(二)探索宣传方法,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方法
我们很多地方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目前还停留在“说”的阶段。一进入农村就是用大喇叭说法,或者在宣传墙上用图画文字的形式说法。一般情况下来的时候兴师动众,效果却差强人意。其实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的做法,我们不仅仅要会“说”,同时我们还要会“学逗唱”;我们不仅仅要会编排“法制黑板报”,还要会利用网络、电视等影像设备进行宣传。我们可以通过比赛、歌会、晚会等形式,通过地方剧种、歌舞、小品、相声等手段进行普法教育。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仅仅是主持人或者宣讲者,他同时可以是参与者或者是听众。我们要想尽一切方法,只要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都可以承载普法宣传的内容。其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普法宣传教育也同此理。
(三)宣传具体到位,讲授农民实用的法律知识
我们不仅要能宣传、肯宣传、会宣传,而且还要知道宣传什么。由于我们从前的普法宣传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全国一盘棋,村村都相似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急需解决广大农民兄弟目前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目前他们破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什么?他们感到迷茫困惑的法律问题又是什么呢?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坐而论道”,自我臆想和空谈理论的做法在农村普法宣传教育中会适得其反,挫伤广大农民兄弟的学法积极性。这就需要我们的普法宣传工作者进行实地调研、制定长期规划、提出具体目标、采用有效手段、宣传实用内容。
我们只有解决了“谁宣传、怎么宣传、宣传什么”的问题,才能在农村真正推广普及法律知识,真正实现“提高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目标,从而才有可能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和构建和谐、民主社会的宏伟蓝图。
【参考文献】
[1]刘建发.“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法治教育[J].世纪桥,2007,(1).
[2]陈万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至关重要[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5).
[3]马建新.论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路径[J].大连干部学刊,2007,(1).
[4]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第7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进程中，应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为宗旨。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非常巨大的。行政管理、监督、执法是必须遵循的主线，而农村经济行政管理的主体职能的落实则是前提条件，在这一基础上，推动和促进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与发展。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以确保实现规范化、法制化的农村经济管理。在农村经济工作中，不断借鉴国内外的农村经济管理的经验，总结教训，结合本地区的农村经济的特点，在发展中探索和寻求经济管理的新方式、新途径、新方法，不局限于旧的模式和旧的方法，创造出适合本地区特色的农村经济管理模式，进而使得农村集体资产上的财务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以及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得以充分实现。
2农村经济管理的任务
2.1农村财务和资产管理
加强农村的财务和资产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管理监督体制，并使其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的农村经济管理中，审计职能较为薄弱，因此应强化审计职能，并且改革现有的财务管理模式，使财务管理模式适应新时期的需求。同时，还要强化农村财务民主管理，使农村的会计委托制度得以推广。充分发挥试点的示范作用，在有能力的地区开展会计电算化的试点，在试点工作中总结经验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通过试点的示范作用，使会计电算化在农村地区实现全面推广。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经济的根本，应加强对其的管理，合理利用资金和资源，确保集体财产的安全。
2.2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的切实减轻，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目前，农民的减负问题已经基本落实，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农民的负担进行监督和管理，防止出现反弹的现象。具体措施就是强化对于农民负担的专项治理以及落实和健全相关的制度。在处理农民负担问题时，要切实加强针对问题的落实进度进行监督和跟踪调查。
2.3实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以农村服务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核心，推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遵循农村市场发展的规律，满足其发展的需求，强化农民专业合作，使之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开展专业合作的试点和示范工作，总结经验以便推广。当地的培育和规范工作是实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点环节，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应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推进工作机制的转变，确保机构队伍的稳定。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寻求和探索更加有效的社会化服务制度的组织形式。
3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
3.1提高经济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对于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是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质量的有效途径。切实落实我国的农村政策，使政策的制度化和长期稳定化得以实现。为了解决当前农村的重要矛盾，应最大程度的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获得繁荣与发展，使农民的收入获得稳步持续增加，以维护和实现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切实推动和促进农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体的讲，作为各地各级农业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对于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指导和及时的解决。新农村的建设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农村经济则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的经济支持。
3.2加强经济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
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是农村经济管理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内容，应根据政府和党委的相关要求，建立和健全农村管理工作体系，并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对其进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在我国的乡镇地区，加强经济管理机构的建设尤为重要，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对机构的人员进行编制，实现定岗定员，既要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又要避免某些地区经济管理人员不足的情况，确保所有的地区都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经济管理工作。此外，根据农业技术推广办法，在制订经济管理的财政预算时，应将业务经费和人员经费都纳入其中。
3.3提高农村经济执法水平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相关法规和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依照依法治国的方针，推动法规制度建设的完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要顺利进行，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规范。首先要做的就是执法责任制度的建立，岗位执法责任的划分与明确是提高农村经济执法水平的有效途径，避免了执法混乱现象的出现，也防止了出现问题后的互相推诿。其次，还应该建立工作规章制度，并加以严格执行。工作规章制度是开展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具体措施，在农村经济工作中，应以此为指导，合理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等问题。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更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将农民减负的工作落到实处。此外，还应注意对农村财务管理加以规范。
3.4加强调查研究
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面临着很多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同时也是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解决新的问题和情况，并在机遇和挑战下求得发展是当前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经济管理应重视调查研究、转变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应讲求方法，注意其系统性，深层地研究涉及农村稳定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化建设成为时展的必然趋势，农村经济管理同样离不开信息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满足新时期农村发展的需求。切实提高农村经济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使统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进行农村政策的制定时，需要根据本地情况考虑多种因素，而农村经济信息无疑是最能体现农村经济现状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因此加强农村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5建设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第8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一、实验课题的产生
1.深入本乡实地调查，认识到农村教学改革的紧迫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种田在农村迅速普及，农民需要科学种田的知识，急需使用各种化肥、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用来提高单位面积上的作物产量。调查中了解到：以前毕业的初中生，不知道化肥、农药的性能、保管和使用方法，看不明白市售农药、化肥的配制浓度和配制方法。不认识化学肥料的分子式，不会计算常用氮、磷、钾化肥的有效成分百分含量。调查结果，给我们很大震动，坚定了实验信心，增强了化学学科教学改革的紧迫感。明确了学科教学必须适应当地农村发展的需要，面向实际教学，传授生产急需的化学知识，为农村建设培养实用人才。
2.实验目的和措施。要振兴农村，在校的初中生，就是明天、后天的生产者和技术人才，因此，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劳动素质，依靠学校教育，依靠学科教学。“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材”。在实施过程中，结合化学科的教学内容特点，在适当的章节中，强化、渗透土壤、农药化肥等农村应急的化学知识。编写具有本乡特点的乡土教材，同时要解决好实验基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措施是学校实验田与学生家庭的园田地相结合的办法。
二、实验改革的内容与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农村初中化学教学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经济的需要，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在化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认真执行并完成全日制化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材中的具体内容，注重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学科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为打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进一步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同时，结合我乡生产实际强化、渗透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应急适用化学知识。
针对乡情，编写具有本乡特色的乡土教材，使基础教学与生产实践紧密配合，相互渗透。
三、实验效果和我们的体会
1.实验促进了常规教学，使化学基础知识稳步提高。
几年来，学生通过田间实践劳动，看到辛勤劳动后的丰收景象，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明确了学习目的，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拓宽了视野，促进了常规教学，使基础学习成绩稳步提高。
2.实验培养了新型农民，学校教学真正服务于社会。
3.实验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第9篇：农村管理论文范文
首先班主任要根据学校有关制度，从农村初中班级管理实际出发，出台一些学生认可并适合本班级管理的制度，并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作出适当的调整。教师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奖罚分明，做事做到公平，做到“一碗水端平”；其次是在班级工作中，每月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进行总结，其中包括学习情况、道德纪律、卫生习惯等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进行及时地引导；再次，对平时表现良好的学生要进行适宜的鼓励，树立榜样，激起他们的上进心，逐步强化他们的团队观念，使学生自觉地遵守班级管理制度。
二、班风建设是班级管理工作的重点
优良的班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构筑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文环境及浓郁的学习氛围。其中通过思想组织建设来加强学生的集体精神和人文素养，进而形成良好的班风。一个班集体思想建设风貌的好坏直接由这个班级班风所决定，班风具有与散文同样的特点，那就是“形散而神不散”。优良的班风可以对学生个体产生环境造就人才的良好循环效应。但其优良的班风的形成是需要教育者花费多数时间，进行大量艰苦工作实践和与学生的密切合作才能形成。
（一）班风建设应当从教室学习环境抓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需要良好的环境，优化教室环境是培养和形成文明班风的重要手段。
（二）其次每个学生都特别注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希望得到老师和同伴们的正视和肯定。教师要对学生做到“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做到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对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对形成良好班风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最后就是进行严格管理，严格管理对班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只有严格管理，才能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进而去养成良好习惯，比如自我反思、自我控制等，为班风建设提供有利条件。
三、爱心是班级管理工作开展的前提
对学生的亲密关爱是做好班级工作的前提和起点，班主任对学生的关爱度是学生与教师合作优劣的评判标准，是走进学生心灵的有效手段，是连接师生情感的纽带。因此班主任在班级工作的过程中，首先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在校的一切情况。比如课堂中与学生多交流，课后从科任教师、家长那里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尽可能地与学生多交流、多沟通，让学生知道并认可教师对他的关爱，为以后班主任管理班级工作的顺利开展减少交流阻碍因素。要想融入学生当中，就得与学生平等对话，跟他们做朋友，了解他们的身心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用心去感受学生的想法，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通过对学生的交流，可以发现他的优点和缺点，从合适的角度去开展班主任管理工作。抽时间去学生家里，进行家访，与家长做好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状况，并与家长做好反馈工作。
“桃李不语，下自成蹊”，在教育工作中，对学习、生活有困难的学生要以教师的多重角色实施管理，比如因为农村地区条件有限，教师要随时身上准备一定数量的现金，方便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班主任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在亲近与研究学生的过程中，要努力展现自身文化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学生对你“既亲近又崇拜”，既认定你是值得信赖的老师，又把你当作好朋友相待。同时，班级管理过程中对同学们管理也会轻松起来。
四、尊重学生是班级管理工作的原则
初中学生处于青春叛逆时期，渴望被教师和同学正视和认同。教师在开展班级管理工作中就应当以尊重学生为工作原则，只有教师怀着一个平等、引路人的心态去管理工作，是可以在无形之中感染到自己的学生，学生会觉得老师是亲切的。班级管理工作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管理班级，要“以德服人”。主要体现在一个前提下开展管理工作，就是要让学生信服，用人格魅力去征服学生。如，可通过着装、发型、仪态以及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去展现自身的才学，，让学生对你有一个仰慕的感觉，也就有了初步信服的开始。最后，用激励人心的总结性语言：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最终，以人格魅力征服学生，使师生间关系相处越来越融洽。
教师更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比如兴趣、爱好、特长等方面，因为班集体生气与活力来自一个以许多人构成的战斗团队的许多兴趣、爱好和特长，这就要求教师在工作中注意这些方面的工作。一个班里的学生如果都是些缺少个性的孩子，那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民主意识将失去存在的基础。所以，在班级创新管理中，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的同时，也要尊重个性发展，为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平台，让每个学生充分展示才能和个性，享受成功和喜悦。譬如，举行“我爱班集体”的演讲比赛、“心理交流会”等沟通强的活动，达到有效整合；像接力比赛、拔河等团队协作的体育比赛来激发集体荣誉感和认可感，提高团队凝聚力。
五、有效激励是班级管理工作的重要手段
每个学生都是具有十分巨大的发展潜力的，只有我们这些“伯乐”去鼓励他们，他们才有可能表现出“千里马”的能力。另外根据心理学研究表明，得到激励是每个学生内心深处十分渴望的事情。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激励，激励学生配合教师参与班级管理工作，使班级管理工作效益得到最大发挥。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这足以证明，通过激励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内在动力，促使学生主动探索，自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