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世界文学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世界文学范文

原始文学到民族文学再到世界文学，是文学发展从低到高的一种趋势。民族文学是否被世界文学取代，要看全球化在各个领域延伸的程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世界文学必然取代民族文学，但不是现代，而且非常遥远。毫无疑问，世界文学具有世界性，而民族文学具有民族性。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但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性是构成世界文学丰富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民族性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识别，在世界文学的交流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世界性的推进有赖于民族文学的不断深入。两种属性在抗争和融合的张力中，文学创新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文学同质越来越少，文学新质越来越多。钱中文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既是开放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开放的。龙云在《爱默生和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爱默生在歌德思想的启发下，主张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互动的动态联系，明确了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是一种并存而非替代关系。当今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共存的时代。世界文学与辽宁民族文学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在多重交流中，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寻求自我丰富、扬弃和发展。其次，民族自我认同是民族文学建构的核心。民族认同表示个体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即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意识。认同问题关系到一个个体或族群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确定自身身份的尺度，民族文化身份关涉到“我是谁”、“我走向何方”、“我有什么认同”等重要问题。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四海一家、包容天下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坚忍、自强、变通和包容的民族特性在不断更新和转化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我认同为民族文学建构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民族文学一旦具有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就能保证在与世界相处时的明确的方向定位，否则，就会产生不知所措和无法应对的感觉。民族认同解体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的必然趋势是民族主体意识和民族自我身份的丧失，并进一步形成对全球性帝国霸权的文化特征的认同和依赖。毫无疑问，辽宁民族文学建构需要民族自我认同作为思想核心，寻求自我，肯定自我。

二、辽宁民族文学建构的策略共存

除了意识共识之外，辽宁民族文学建构需要“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策略共存。“全球本土化”策略是指以民族文化为根基，而“本土全球化”策略是指去民族文化根基化。两者都强调，借鉴世界文学的多重属性，保持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形成形式上的新、思想上的深和新，获得民族文学民族性、现代性、文学性的有机融合。两种策略中，民族文学独特性依然存在，一直贯穿于文学创作之中，不会消失，但不是一成不变、固定僵化的，而是创新的、有生命力的。尽管，一定程度上，民族文学特征模糊性不可避免，但是，过分担忧民族文学特征消失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这两种策略，本质上，在变化中寻求发展，不断创新，促使文学新质产生。那么，为什么“全球本土化”策略的实施是非常必要的呢？因为强调民族文化的发扬和传承是一个思想意识的内化过程。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把民族文学思想意识观念内化为人们固有的、自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尽管这种策略具有一定的僵硬性，但是确实对促进民族文学的成长意义重大，是文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国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本土化”策略创作上最好的表现。寻根文学超越传统政治形态的束缚，立足母体文化本位，强调外来技巧的借鉴和文学表现本土内容的有机融合。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以高密东北乡的民族文化为根基，运用天马行空、行云流水、荒诞怪异的叙事手法，囊括了地域风情、诡异的人性、精神的奥秘等多层意蕴，展示出他卓尔不群的独家风范，其小说对本土文化的融合令人敬重。

那么对于“本土全球化”策略的问题呢？因为，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个体主体地位的凸现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全球本土化”策略的抗拒和排斥心理加大。这样的背景下，去根基化，呼吁多元、平等和尊重，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本土全球化”策略同样蕴含着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不论是“全球本土化”还是“本土全球化”策略都是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转型的动态过程。他们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现阶段，“全球本土化”策略是必不可少的，遥远的未来，可能它将被“本土全球化”策略取代。辽宁民族文学“全球本土化”策略和“本土全球化”策略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共同存在的。两种民族文学策略建构都是世界文学视域下必然存在的结果。在策略建构中，辽宁民族文学要如何借助世界文学的超民族性、经典性、流通性、普世性和相对性等属性来完善其内涵？第一，超民族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要超越本民族内文化的局限，与汉族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多向互动，进行积极对话和交流。第二，经典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走向经典化，成为作家创作自觉的目标。民族文学要改变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的传统经典模式，尝试具有现代性的多重模式，即主流作家的超经典、非主流作家的反经典、退出历史的影子经典、处于经典次要地位的次经典。第三，流通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要加强传播疆域的拓展，走出本民族、走出国门。第四，翻译性方面，翻译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获得新生的必要渠道。辽宁民族文学要加强翻译的工作，否则，其始终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境地。第五，普世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要彰显普世理想，呼喊真善美的人类普世价值，考察人类普遍关注的人性、道德和宗教精神问题，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发展、人类道德的回归做出贡献。第六，在相对性方面，辽宁民族文学要考虑民族差异性，保持和尊重各民族基本文化特征。可见，这样的建构可以使辽宁民族文学具有现代性、文学性和民族性，很好地把它们融合，相信辽宁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指日可待。

三、结论

第2篇：世界文学范文

〔关键词〕 世界文学；国际视野；歌德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35-05

世界文学不仅在欧美，而且在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蓬勃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学研究注入活力。世界文学正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它为不同文学传统的研究提供的不是时尚的理论趋势，而是恢宏的国际视野。时下的理论多发端于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分析、社会学或哲学等。其结果是批评话语因为远离文学本身，而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许多学者和批评家都已逐渐意识到，当下主要的问题是理论脱离文学。

作为今天的语言学家，你不一定要了解很多的语言，尽管在过去这是“语言学家”一词的内在含义：在过去的五六十年，语言学形成了一套无关语言细节，自成一体的研究项目。与此类似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文学研究也似乎再无需提及文学作品。〔1〕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文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回归文本阅读提供了令人翘首的机会。无论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还是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阅读、欣赏及阐释正在为批评实践和理论探究提供新的机会。世界文学让文学研究者们认识到，他们要做的，或者应该做的是，首先让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作品走出狭义的语言学或民族的疆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文学的兴起也是对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19世纪20年代阐述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的复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歌德建构这一概念的相关背景。歌德正是在与约翰・彼得・爱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谈及他读到的一部中文小说译本时，做出了这一著名的断言“……诗歌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民族文学如今已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努力”。〔2〕普适诗歌的概念不仅使歌德成为欧洲传统的伟大诗人，也成为了世界诗人。然而，歌德的普适主义并非只局限于欧洲文学经验。从中我们或许不难发现约翰・ 戈特弗利德・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影响。赫尔德认为，人们不同的声音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歌德提出的概念则涵盖了世界上所有文学表达，包括非欧洲文学。他在关注文学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给予了共同人性同样的欣赏。尽管异域文本存在陌生性，但正是文化的类同感告诉歌德，有一条潜在的纽带连接着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伟大的世界文学。事实上，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歌德对欧洲之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更为广泛的兴趣，这不仅从他对中国小说的阅读中可见一斑，也体现在他对波斯诗人哈菲兹哈菲兹（本名沙姆斯丁・，约1315年-约1390年），著名波斯抒情诗人，常被誉为“诗人的诗人”。据统计他的诗集在伊朗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哈菲兹为其笔名，意为“《古兰经》背诵者”。他还有许多其他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色拉子夜莺”等。在伊朗，10月12日为哈菲兹日。――译者注的赞赏中。正是哈菲兹的加扎勒（Ghazal）加扎勒（Ghazal）是一种抒发爱情的诗歌体裁，多采用对歌的形式，由韵文与副歌组成。公元1000年左右产生于波斯，有着很深的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苏菲禁欲神秘主义-Sufism）的根基。因为爱是神圣的（最高境界的“爱”是同真主的精神结合），理想的Ghazal应该有三层“爱”的含义：、神秘和哲理。在诗歌的意境里Ghazal多采用拟人或暗喻的表现手法，来表达爱的情感和思绪。――译者注激发了歌德的灵感，使他得以创作出《西东诗集》（Weststlicher Diwan，1814-1819）。歌德的世界文学因此展现出真正的国际视野。

比较文学的发展起步于19世纪欧洲，但却是根植于民族文学。在方法上局限于从历史和传记的角度观照作品的影响和接受，注重实证，即让-玛丽・卡雷（JeanMarie Carré）①所谓的“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3〕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鉴于对语言学能力及文化类同性的要求，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社会政治背景，比较文学在发展之初并没有实现歌德概念中的全球视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注重影响研究，对于揭示文学历史，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及媒介、翻译、出版商的作用等，的确功不可没，但其概念是建立在民族，甚至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因此，其研究倾向于关注采用欧洲主流语言写作的主流作家对其他弱势语言文化作家的影响。从16世纪开始，法国国力日渐兴盛，产生了极强的语言文学的民族自豪感。文学文化上典型的高卢中心主义对法国比较文学的概念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②指出的，歌德坚信“没有所谓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科学”。〔4〕相反，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③则认为，“法国学派”是影响研究。〔5〕他甚至在其撰写的一本初级读物中，特别列出了一个图表，以具体标明法国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并指出未来比较研究需要填补的空缺在于证明法国作家的全球影响和声誉。这种爱国主义自豪感并非只存在于法国或欧洲的知识界，所以，不管我们谈论的是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学，我们都需要警惕学术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及民族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战后的学术研究中受到了质疑。由此，比较文学逐渐将重点放到平行研究，特别是基亚所说的“美国时代（American Hour）”④，以期通过观念、形象和主题的类比，开启新的研究空间。不同文学艺术作品都存在类同性，然而这些作品之间却不一定有实际的接触或影响。〔6〕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影响很难成为文学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毕竟，没有一部莎剧是纯粹原创，或者说莎士比亚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出处并受到前人或前期作品影响的。诗人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再创造而已。因此，对影响源头的探寻，严重地制约了比较文学研究。韦勒克（René Wellek）甚至将其讥讽为“文学外贸”。⑤然而，鉴于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中依然存在着权力的不均衡，时至今日，歌德世界文学中所蕴涵的全球视野依旧是未能实现的理想；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依旧匮乏，比较文学也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虽然在新的世界文学概念中确实表达了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愿望，当下的一些讨论却仍笼罩在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下。比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所描述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法国文学评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她的著作《文字的世界共和国》（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里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不受政治经济法规制约的，高度自治的世界文学国度。根据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卡萨诺瓦提出边缘作家只有通过作品在大城市的流通，融入世界文学当中。在卡萨诺瓦看来，世界文学的生成经历了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三个重要时期。――译者注，及其形成扩展的历史过程，便是一例：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因富于拉丁文化遗产而成为了第一个被认可的文学强国。接下来是法国。16世纪中期七星诗社兴起，开始挑战拉丁的霸权以及意大利语的推进，从而形成了跨国文学空间的第一个试验性框架。随后西班牙、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加入到文学“资产”（assets）和传统的比拼当中。到了19世纪，民族运动在欧洲中部兴起，同时北美，拉美也登上了国际文学舞台，由此宣称了新的文学存在。最后，随着去殖民化，非洲国家，印度次大陆以及亚洲也开始要求认可其文学的存在和合法性。〔7〕

在卡萨诺瓦的呈现中，世界文学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而后随着19世纪欧洲列强的扩张，以及20世纪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而渐次向世界其他地区迁徙。她尤其强调了巴黎作为文字世界共和国首都的地位。在她看来，以巴黎为中心的文学空间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声称巴黎是文学的首都，并非基于高卢中心论，而是细致的历史分析的结果。事实表明，几个世纪以来，文学资源在巴黎的聚集，逐渐成就了它作为文学世界中心的地位”。〔8〕然而，人类的历史显然远比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时期更久远，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有多个重要的中心，这些中心也远比巴黎更大。我们不禁会好奇，对于希腊罗马的文学或是古旧的圣经文学，卡萨诺瓦会说些什么？我们也不禁要问，她是否意识到欧洲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强大的文化文学中心，如波斯、奥斯曼帝国或中国？它们早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很久，就已经是东亚的中心了。笔者以为如此基本的史实脉络即便是法国高中也是要讲授的吧。那“细致的历史分析”又怎么会疏漏掉这些事实，对法国以外的世界视而不见呢？卡萨诺瓦的著作颇受热捧，被批评界视为对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或许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但只是希望她眼中的世界文学空间能与可靠的世界历史地图更加吻合才好。

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意大利裔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他认为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而非艺术，要想对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则必须抛弃文本细读。由此，他提出了“远距离阅读”的概念，即通过收集分析文学大数据来理解文学。他的《远距离阅读》一书获得国家图书批评界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基于这一理念，2010年莫瑞提创立了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通过计算机分析进行文学分析。――译者注是另一位世界文学研究的巨匠，他所提出的“远距离阅读”为完成浩瀚的世界文学阅读提供了一剂良方。世界文学之多，浩若烟海，即便是读完其中一小部分也是不可能的。莫瑞提认为“远距离阅读能让你关注到比原文本更细微或者更宏大的部分：技巧、主题、比喻，抑或类别和体系”。〔9〕远距离阅读有助于辨析这些单元的模式，不过远距离阅读也必须辅以文本细读，以便给予每个文本及文本细节足够的关注。莫瑞提最大的贡献在于叙事小说领域，特别是将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别进行研究。他认为在世界不同的文学中，小说的发展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即从注重都市文化的欧洲中心过渡到非欧洲的边缘。“……作为西方正统影响（通常指法国和英国的影响）和‘本土材料’相妥协的结果”。〔10〕这种中心-边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实用，但如果机械地照搬，则会使小说与本土语境间复杂的关系愈加模糊。小说作为文学形式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本土的语境有其固有的叙事传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依据现代小说的形式进行被动造型的“本土材料”。

例如，中国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早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比《唐吉柯德》还早200年。中国18世纪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也称《石头记》）几乎对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都产生了影响。现代小说作为舶来之物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实则没有太大的影响，倒是古典的传统，特别是本土方言小说构成了中国文学这棵勃发的大树的根茎，成为外来形式得以嫁接的基础。即便是20世纪早期，中最激进的知识战将们也没有把小说视为西方正统影响而全盘接受。因为离开了本土传统的滋养，小说根本无法生长。鲁迅（1881-1936）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史之一。他那些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就是古典与现代的巧妙融合。（1891-1962）倡导重新审视中国古典传统，从而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方法，直至今日仍颇具影响力。因此，边缘地区的现代小说史不仅是关于舶来的西方形式如何改变当地文学面貌的故事，更是，或许更有意义的是，西方形式自身在遭遇本土叙事传统时，如何被改变，以及小说作为一种动态形式如何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故事。正如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h）所观察到的，“……文学作品通过异质文化空间的接受而成为了世界文学。这一文化空间在很多方面是由本土文化的民族传统及其作家的现今需求所定义的”。〔11〕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文学类别也适用于个体文学作品。

显而易见却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是一个地理学术语，它涵盖的是全球，而不只是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无论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还是其他地区。严肃地对待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意味着两点：其一，任何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必须走出同源或从属的语言文化区域，如欧洲或东亚语言体系，以覆盖更广阔的领域；同时必须考虑到来自各大洲的文学。要确保提出的言论并非局隅于某一个区域，文化地图学就尤为重要。这就引出了第二点，即翻译在世界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并充分理解不同语言谱系的作品必然面临语言学困境，要解决这个问题，翻译的作用不容小觑。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就是“在翻译中实现的写作”。〔12〕的确，正是翻译使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走出其最初的民族语境与读者对话，从而在不同的语言社区获得新的一席之地。这就意味着翻译是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世界文学关注的不是不可翻译性及（具有误导性的）文化的不可通约性，或是翻译者的主观性及（具有误导性的）翻译晦涩性的理论争辩，而是实际的翻译与质量的关系，是翻译与原文的对等，以及翻译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达到对等的问题。世界文学将引发关于翻译的全新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文学翻译的真正贡献、面临的挑战、翻译的功能性及其创造性。

世界文学方兴未艾，它正随着我们居住的世界不断改变。文学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不容否认。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一方面对欧洲中心论颇有微词，一方面又津津乐道于现今亚洲经济的腾飞，南半球地位的提升，特别是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上的蒸蒸日上。然而，将文化的嬗变仅仅看作是全球政治经济现状的苍白投射，却是一种浅薄的误解。狭隘的民族主义无论何时出现都是危险的。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关键不是用中国中心论或是其他种族中心论取而代之。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需要重提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及其国际愿景，这将帮助我们建构全球视野，多元世界观，认识到所有的文学具有同等的意义，从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理解欣赏不同的文学作品。这是局隅于民族疆界，孤立地看待文学作品时所无法实现的。如果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直在力图超越民族文学的局限，那么，当今的世界文学则在为迎接全球视野下的文学研究而蓄势待发。世界文学概念上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使以往被孤立，被忽视的区域的优秀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可能，它正扩展着我们的视野，有效地改变着我们对世界文学文化丰富性的认识。我们在当今世界所急需的国际视野正是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涵盖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1〕Saussy， Haun. 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M〕// 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6： 12.

〔2〕von Goethe， Johann Wolfgang. 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M〕. Trans. and ed. by John Oxenfor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83： 212-213.

〔3〕Carré， JeanMarie.Foreword. Marius Franois Guyard.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5-6.

〔4〕〔6〕Guillén， Claudio.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M〕.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1， 60-68.

〔5〕Guyard， Marius Franois.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57.

〔7〕〔8〕Casanova， Pascale.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M〕. Trans.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46-47.

第3篇：世界文学范文

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著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展望”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无数学界大家成功的学术经历明白地昭示我们，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其他二级学科所获得的新成果，能够很好地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三、结语

第4篇：世界文学范文

关键词：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体系；世界文学史

1997年国家教育部进行学科调整，将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二级学科后，许多学者和高校纷纷开始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出现了好些优秀教材。但这一学科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体系的形成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其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适应文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改革，将有限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最大限度加以利用。二是如何通过极其有限的专业授课时数，让这门囊括了全球范围、知识信息量非常大的学科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从课程体系建设入手，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学科知识分解成不同层次进行教学。整体课程体系由三个学习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为“外国文学作品选”，以讲解外国文学经典为主。致力于学生艺术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该课程适用于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新闻专业等基础课程，在大学低年级开设。第二阶段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主要适用于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专业，在大学高年级开设。这一阶段主要体现本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启迪学生的专业兴趣，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第三阶段是在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再开设专业选修课：如“比较文学”、“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东方文学专题研究”、“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专业选修课可根据学校师资特点和优势，灵活开设。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理性思维水平，进行一定的学术训练，在专业选修课中一般将“比较文学”作为必选课。因为虽然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但比较的方法并不等于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课程，更偏重于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介绍，同时对比较文学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研究。这三个阶段的课程讲授的内容和知识体系各个不同，各有侧重，但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就是通过学习，让学生具备文化创新能力，为从事现代文化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精神。

依据上述课程体系，我们需要打破过去将文学史和作品解读一锅烩的教学内容体系，重构上述三级课程体系中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外国文学史”。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外国文学教材越编越厚，所涉及的知识面越来越宽，对知识点的罗列愈来愈多。绝大多数评论，对教材的这种变化给予充分的肯定甚至高度的赞赏，以“既……又……”这样的句式来概括之，以示教材涉及知识的全面甚至无所不包。但笔者认为，这种趋势并不值得倡导，因为所有的教材都面临对知识信息的筛选问题，落实在课程的教学中更是如此。教学内容体系无论如何不可能囊括学科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必须通过一定的价值观为学科知识进行定位，确立在教学体系中有效的知识。而且，还须进一步对知识运用到教学中的“度、位、量”，进行提示说明，才能体现教学内容体系对学生学习的指导性作用。

目前在“外国文学史”这一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许多老师经过教学改革实践，基本上在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是外国文学史中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知识组合；二是要破除过去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中的“西方中心论”，东、西方文学应该并举，同时得到重视。根据这些共识，现有的教材编写在知识内容的更新和东、西方文学结构体例上有重大突破。特别是大量引进了中、西方文学交流等“影响研究”方面的内容。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却仍然沿袭着两种基本教学模式：一是将东、西方文学分离，用大概2/3的时间讲授西方文学，用1/3的课时讲授东方文学，或者因课时的原因，干脆在必修课中省略东方文学，而将东方文学作为选修课。二是虽然同时讲授东西方文学，但东、西方文学实际上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或者将“世界文学史”讲成“中西比较文学”。

为避免上述两种模式的缺陷，已有学者呼吁：“应站在人类总体文学的高度，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比照，寻找在文学中蕴藉的人类文化本源，探讨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总体特征，描绘出人类总体文学的基本构架。”应当说，上述见解描绘出了学科建设的理想状态。但这些有益的见解如何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体系中去呢?

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课程讲授中，应该着重于整个世界文学总体发展的文学路径的描述，就像绘制文学地图一样，在各民族文学总体特征的比较、概括中，注重不同的文学形态的类型划分和对比，注重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对文学作品表现内容和方式的制约。通过深入研究，尽量廓清世界文化发展总体线索。不仅做到东、西方文学并举，更重要的是，以比较的方法，打通东西方文学的共时性联系和差异，以宏观的视野，引发学生对人类文学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因此，需要大胆调整世界文学史的分期，打破外国文学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陈旧分类法，以崭新的理念和逻辑框架对外国文学知识元素进行重组和定位。在教学内容体系中，世界文学史分期不一定完全以社会形态和阶级属性线索作为标准，且宜粗不宜细。可以将东、西方文学放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比较，把整个世界文学史参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代文学(17――19世纪)、现代文学(20世纪文学)。对过去划分比较混乱的中古文学和近代文学大刀阔斧地进行重新整理、分类、合并。将中古东、西方文学的下限统一划在16世纪末。以便将中古时期的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放在同一时限下考察研究。将17世纪到19世纪东、西方文学统一合并为近代文学。这种划分， 目的是为了更连贯地理清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生、发展与文化、文学发展进程之间的联系，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下，考察东、西方文学的总体规律。这样的教学内容体系避免了对外国文学支离破碎的讲授，让学生形成宏观文化视野，并对世界文学的演进过程作规律性的把握。

除了对世界文学史分期进行调整外，对每一时期中东、西方文学现象作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例如古代文学时期，我们不一定为了证明教学体系的博大厚重，就一定要从几大文明古国所有文化现象说起。可以直接从文学起源及最早的文学要样式入手，以口头文学的主要样式：神话、诗歌、戏剧发展过程为线索，在文学样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东、西方文学都存在的典型样式进行比较研究，比如神话，我们可以将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古希腊神话进行总体研究，既总结出各民族神话的共性，又寻求制约着不同体系的神话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同时从希伯宋文化与巴比伦文化之间

的血缘传承和变异中，比较巴比伦神话与希伯莱神话相似的基因以及变异，而史诗和戏剧，则同时以希腊史诗、戏剧和印度史诗、戏剧及其他民族早期史诗相比较，或以“平行研究”，或以“影响研究”来了解世界史诗文学存在的不同形态。这样的比较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势。说明东、西方文学之间，并非是截然划分，互不相干的文学形态，而一开始就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在处理史诗问题时，由于过去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体系都预设了古希腊史诗的标杆作用，一直以来，学者们费尽心机去阐释中国为什么缺乏史诗性作品。其实，站在世界文学这一整体的角度，这个问题也可以倒过来问，为什么西方缺乏中国那样的抒情性短诗?在诗歌起源、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东、西方民族特性的不同，出现了哪些典型的诗歌形态?在这样视角的提问下，就可以认定古希腊的叙事性史诗和中国的抒情性短诗分属于的不同典型的诗歌形态，而且各自成为自己民族文学的源泉。这样，中国的《诗经》和荷马史诗，就无所谓优劣，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典范性。

这里涉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疆界的新问题，即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中国文学作为比较对象和世界文学史的对象，是否应该进入该课程?如果要进入，应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讲授?笔者的看法是：从世界文学总体发展格局中，对于世界文学多元存在和发展，中国文学对此起到过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在哪些方面具有典范性?如果关涉上述问题，中国文学现象就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如果与上述问题没有联系，则不必在世界文学的知识框架中涉及中国文学。不然就很可能就将世界文学史讲成了中、西比较文学。

另外，中古时期是世界格局变化最剧烈、最动荡的时期，也是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态变化最难以捉摸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将文艺复兴运动从中古时期分离出去， 自成一体，其依据是以社会性质和阶级属性，来强调人文主义文学作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划时代意义。但这样却完全割裂了宗教文学与人文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将西方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滋生的人文主义文学的演化过程，分离成静态孤立的现象。这样便无法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讲清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密切关系，也割裂了一些文学类型之间的有机联系，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共同的基督教色彩。事实上，基督教文化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信仰与理性、神性与人性之间此起彼落的矛盾张力。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的兴起，不应视做完全是与宗教文学的对立，而是基督教文学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人文主义文学对“人性”的大力张扬，实际上也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笼罩下展开的。从这一角度，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阐释《神曲》作为基督教文学的经典之作的价值意义，而不会有“落后的基督教因素和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矛盾对立”之迷惑。因此不宜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为不同质的文学，硬性划分出去。

一般的文学史还将中古东方文学延续至19世纪，给人的印象是东方文学辉煌一段时期后，就进入漫漫的落后时期。由于中古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在时间划分上的不一致，就无法在一个时空的横向比较中，把握其世界文学的基本格局和总体特征。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整个东方文学从14世纪到18世纪几乎完全缺席、失语，形成教学和研究的空白。因此，将东、西方文学的下限统一到16世纪之后，有利于在世界整体格局中把握其内在联系。

应当说，在中古时期，世界三大宗教先后确立、发展和扩张，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形成或者是政教合一、或者是政教分离的紧密关系。东、西方的主要地区，以三大宗教为纽带，大致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因此，当时东、西方文学中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呈现出深厚的宗教色彩，这是中古世界文学的总体特色之一。

同时，随着三大宗教的发展和扩张，在三大文化圈之间，形成剧烈的冲撞，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战争不断，基督教文化圈的扩张带来东、西方文学剧烈的震荡，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世界虽然多次进行，以武力征服了东方，给东方人民巨大的灾难，但东方文化反过来给西方文化以极大的刺激。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其实包含着大量的东方因素。碰撞过程中的交融也就包含着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过程。不同文化圈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与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处于活跃状态。相同的文化圈内，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交融也同样如此。如在佛教文化圈内，虽然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步衰落，但它播散到亚洲各民族之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又产生变异。从这个角度认识当时的很多具体作品，我们也许可以重新发掘《堂吉诃德》、《源式物语》、《一千零一夜》、《西游记》这些作为世界经典著作的跨文化价值。因此，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具有先导性质，而且在彼此的渗透、融合中，促使西方文学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中古世界文学的总体特色之二。

17世纪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学中理性与情感因素，越出宗教藩篱，轮番主宰文坛，成为近代社会主导性趋势，也成为文学的主旋律。这一趋势在历经18世纪之后，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之后的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有一次大回旋和反拨。在此运动过程中，宗教的躯壳褪尽脱落了，但基督教信仰中“神秘”和“爱”却一直融铸成西方文化之魂，成为文学表现的最高境界。

近代文学时期，可以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不以国别文学为主要线索，而从文化圈理论入手，找到这一阶段文学史构架的基本思路。文化圈的碰撞，不仅是中古时期的文化特征，也是近现代甚至当今时代的文化特征。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军事、扩张，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头队伍的西学东渐形成强大的文化扩张态势。大量珍贵的文物和文献资料通过各种途径流到了西方，许多实用技术也被西方吸收运用。凭借殖民扩张的强势，西方文学确实前所未有地影响了东方文学。但即便如此，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冲击与回应模式。“东学西渐”的状况仍大量存在。东方文学作为与西方文学形态迥异的独特类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文学在表现人的本能欲望和心理深度方面，有东方文学无法企及的先天优势，那么，东方文学在意蕴、哲思表现方面，在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方面、与西方文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泰戈尔、纪伯伦、曹雪芹、川端康成等人的创作，从世界艺术水准和体现东方美学的最高境界而言，并不亚于托尔斯泰、乔依斯、爱略特等文学大师的创造价值。因此，在教学中，如何重点选择联结东、西文学的典型个案，将能够联结东、西方文学的重大文学现象和重要作家作为教学重点，是有效整合东、西方文学的关键，比如日本文学在西方文学和亚洲文学中发挥的“桥梁”作用。还有在传统和现代剧烈冲突中探索前进的阿拉伯地区文学。

第5篇：世界文学范文

关键词：英语文学 文化疆界 形象阐释

英语文学是指使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者并非是来自使用英语的国家。它是一种文化融合促进的体现。英语文学发展历史悠久，影响甚广。许多英语文学名著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英语文学有一定的文化疆界与形象阐释，下面我们将就英语文学文化与形象阐释展开话题讨论。

一、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概况

（一）传统的英语文学文化疆界

诺贝尔世界文学奖是世界文学界的“奥斯卡”，获奖者是世界不负盛名的作家。相当一段时间，世界文学奖项被欧美白人所包揽，这不仅体现出英语文学对世界文学所做的突出贡献，体现出英语文学的蓬勃发展态势。在传统的英语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星光熠熠的作家与文学作家。英语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它研究的不仅是英语语言艺术，而是对文学艺术的一种阐述。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在意大利兴起的遍及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掀起了欧洲大范围的文学艺术的改革，这也正是欧洲等使用英语的国家地区英语文学如此旺盛的原因。但丁、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但丁被称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莎士比亚是英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学巨匠。

（二）当代英语文学文化疆界发展变化

英语文学的繁荣，为世界众多文学家效仿，许多作家也积极投身于英语文学写作当中。当代英语文学不仅被欧美地区独占鳌头，而且也波及到亚非拉一些国家地区。亚非拉及其他国家的作家凭借其英语文学作品逐渐走向国际，逐渐在国际文学奖项上崭露头角。印度的泰戈尔是近些年来英语文学作家的代表，它的《飞鸟集》是当代英语文学中的一个代表作品之一。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作品大胆创新，别具一格，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英语文学的形象阐释

英语文学有很多内容，在世界上广为传播。英语文学具有民族性的特征，文学具有时代性，文学是社会时代的产物。英语文学也是当时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文艺复兴诞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教皇教会的黑暗统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宣传资本主义制度与批判封建教皇统治为主。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性，批判了欧洲中世纪以来的黑暗统治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哈姆雷特》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具有批判性的戏剧作品为英语文学的繁荣注入了新鲜的血液[2]。哈姆雷特是一个悲情式的英雄，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使充满了复仇的怒火，他也不滥用暴力。他对生活由充满信心到迷茫到再次坚定，在磨炼的过程中他通过亲身的经历和自己的思考来提升自己。在磨炼中他变得坚强，变得不再犹豫，做事果断，他要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命运。最终他虽然为父亲报了仇，但还是为了正义被奸人所害，他的愿想也就落空了。他是为正义而死，死得伟大，但是也让人感到遗憾和惋惜[3]。

第6篇：世界文学范文

在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会产生一种学术上的迫切感，那就是这种研究不能总是囿限在传统的文献范围做文章，新一代学人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从历史角度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由近而远地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应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来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触及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像。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这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协调、相接轨的必要途径。

虽说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但像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外播如此广泛而持久、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者，实在并不多见。也许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庶几可比，——不过，照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的话说：“希腊衰微了，罗马倾覆了，中国却跟我们同在，而且它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现着……”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历程，不难看出，实际存在着近播邻国和远播欧美两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响所及，也正是所谓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领域。

中国文学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学的外播一样，始自与近邻的文化交流。韩国史书有箕子入朝、诗书从焉的记载(《东国通鉴》)，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车马舟楫之便，传入了山水毗连的邻邦。此后它又东渡扶桑，南至菲越缅泰诸国，对于远东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学在邻国的播扬之中，以东渐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公元三世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经籍由百济传入了日本，这是它东播的肇始(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那时，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从外舶来的中国文学便成了惟一的书面文学，也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文学”的催生剂。关于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有所描述：“用这一帝国的共通语——汉语，来表现人类世界所共通的思想与感情，是日本知识阶层理所当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日本文学不仅借用语言符号，而且还刻意模仿中国古代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随着文学思潮的兴替，汉文学作家追随中国文苑新说，步入文坛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应制、聚饮唱和、登临抒怀、伤时感事等等文人习尚，也以中国为摹本。在假名出现以后，日本的和文学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本土文学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国文学通过训读本、训译本和意译本，而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学纷至沓来，中国文学的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传播，却借助现代学术而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总而言之，它对日本和其他邻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未能像汉语对远东的影响那样，占据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孔雅瑟《亚洲文学》)。

中国与欧美相距迢遥，其间且有关山阻隔，中国文学的西播自然起步较晚。一方面，我国汉代曾经开拓西域，发使“黎轩”(《史记·大宛传》)，但并没有把文学带到欧洲去。另一方面，虽然早在公元前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及中国，后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报导也给西方人民以多种遐想，但直到十六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撰写《大史》之时，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成了明代童蒙读物《明心宝鉴》的西译，迄今所知，这是中国文学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得以亲身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学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现了许多趣闻和佳话，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移植中国戏剧，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称赞中国小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诗经》，均直接间接地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所关联。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信念的震撼，中国作为独立之邦的复兴，西方现代派对异国艺术的孜孜追求，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隆然崛起等等——这一切，均给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运，使它继而影响到了西方的现代文学。诸如意象派、垮掉派、赛珍珠、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缘，便是它在西播历程中的新篇章。异质文学姿态别具，彼此间易于截长补短，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鉴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一定会日益广泛，日益深入。

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几乎无不是通过学者的译介、注释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与传入国的学术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国外首先形成了综合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 (Sinology)；后来渐渐分化，甚至文史、语文的综合研究也渐渐解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横向来看，如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堪称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尽管这些学术实体有历史久暂之分，成果多寡之别，但它们无不是既重视译介，又重视研究。两者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使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国古典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学者们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细地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国外汉学界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均撰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明显具有若干特色。第一，这一研究在将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互相比照、证同辨异之时，便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跨越国界追寻中外文学间的实际联系，辨认中外文学间的似与不似，是比较研究关注的焦点。平行学派倡导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二，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田。本世纪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冲击着各国的学术论坛，中国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诸如意象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创作主张和批评理论，都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也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积极地开展起来。凡此种种，无不丰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国外学者的批评方法、分析角度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多变，其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又与我们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做的结论，很多在国内论坛实属罕见。第四，这一研究经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均早于国人的同类著作，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又如国外佚书的著录和考证，国内学者往往不得其便，这是一种占尽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诗、寒山诗研究，则又常常以不同于国内的文化心态进行观照。第五，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国外绝少关门闭牖做学问的现象，学者们很注意参考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在着手做某一课题之前，务求资料详备而后止。他们重视从国际学术的背景上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料的疏漏、观点的偏颇或者劳动的重复。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各个学术板块相互比较，也可见出不同的特点。日韩的治学方法受我国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们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仍以传统眼光大量做注释、考证、校勘、索引等学问，并且做得又深又细。西方学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前苏联和东欧学者坚持文艺观，特别重视进步文学的研究，多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欧诸国(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喜欢尝试新方法，每每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蕴，他们明显有追随新文艺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倾向。总之，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观念、试验新方法、开辟新领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学术品格具备了现代性与国际性。

既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是一种历时悠久、横贯东西、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考察，才能窥见其全貌，捕捉其精蕴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呢?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而又系统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应该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种方法。所谓历时研究，就是从纵向角度去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质文化圈和异质文化圈里的传播情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对象应该不同对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无论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采用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的视角，分别描绘出外播的热点与重心、触媒与契机、途径与方式、际遇与影响。民族文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件，而是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理性认识。因此，任何一种有关文学外播历史的描述，都必然与文化观、历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体察世界文化与文学如百川汇海、既见融合又见分立的总体趋势，才能明辨异国他邦对中国文学何以采取亲疏、迎拒态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过文学与文化交流那种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其潜在的客观规律。

所谓共时研究，就是从横向角度去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由于国外学者的主客观条件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必然会对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学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也常常采用中国古今学者的定论成说，但即使如此，即使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那种特殊的学术环境里，也不管其独有的真知灼见、弘论博识、以及可备一说的论断。显而易见，如果单纯地依靠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总结这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设立专题，分门别类，横向加以归纳、整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当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该说针对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辩明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全面还是片面，公允还是偏颇，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际上还具有披沙拣金、采珠集玉的性质。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相应地分成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系列。前者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历史的梳理，按照学术板块分别加以描述。但为了说明某一影响的性质，也不排斥通过横向比较进行阐说。后者主要是以文学体裁为单位，整理、归纳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也用一定篇幅来概括说明某一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纵一横、纵横交织的探索，最终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文化现象，做出系统深入、全面细致的描述。

这是一项特殊的信息反馈工作，我们坚信，它能够带来多方面的报偿。首先，它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无中国文学这块瑰宝，便不得世界文学全璧”的共识，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矢志破除“东归东、西归西”这一顽固观念的试图和伟业，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各国文学衬托之中的鲜明形象。这些信息不仅启迪着我们长久弘扬中华文明的设想，而且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和地位，提供客观公正、准确无误的参照和标准。其次，它可以带我们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氛围，使我们得以窥见形形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总总的具体观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说，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时引进，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实际进展。因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观点，正如中国文学之补益于外国文学，无疑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成为我们积久成习的思维模式的重要补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切磋研讨国际化，自然可得兼听的好处。所以，对我们而言，学术交流更是文学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再次，它可为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当代文学创作不可能孤立而存，总要受源远流长、势能强大的传统的制约与激发。而对于传统，我们又习惯于采取因循的态度，有时竟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国外的研究，因为换了透视的角度，对传统多有新见。例如，在《诗经》里寻找意识流手法，在梦窗词里分辨现代派的跳跃式思维，或者否认所谓传统小说心理描写不足的说法，而认为它以言谈举止写心理，更写得心机毕露，情志昭然……这些探索和观点，如达于当代作家的视听，想必会改变对古典文学的传统看去，或许会促使他们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最后，它可以反馈多种有关的学术信息，如每外佚书、汉学机构、学者生平、学术会议、研究计划等等。这些情况或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它附属性的种种侧面，若对此有所了解，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外学术的交流。

第7篇：世界文学范文

东亚文学与世界文学・东亚文明与文化共同体

单看这一议题，就可以理解作家们在思考“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时的现实环境。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经济发展上的优势，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显出强态。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界在向着多极化发展。东亚的作家也希望通过写作发出自己更响亮的声音，与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进而为世界和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作家铁凝说，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当今世界实际上是多元的。恰恰是对一小部分东西方文学经典的接触，使我感到没有简单的东和西的对立，所有的人类在许多方面如此相像。不论东方与东方之间还是东方与西方之间，不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少不同，我们的外表有多大差异，我们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赏彼此间文化的差异。中国作家莫言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国界的。

中国作家王宏甲认为，过去的500年来，西方的迅猛发展及其形成的西方文明体系对全球的征服性渗透，已使世界不同文化源流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西方文明观来评述文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文明的时代，首先应当确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源流和不同的文明观。而东亚国家的文明具有同源性。东亚各国应该在充分珍视自身文明渊源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互相学习，形成相得益彰的文化共同体。

韩国作家崔允说，全球化已经浸透在我们的生活里，包括文学。在20世纪中期以前，还属西方文学单方流入亚洲。这样一来，文学领域的片面全球化要早于经济领域。如今，亚洲文学也逐渐被翻译成各国语，当然还存有一些质量上的不均衡。我对如今朝着多中心流动着的全球化颇感兴趣，特别对东北亚及其文学抱有期待。具有共通文化的亚洲，必定要肩负重任。亚洲文学也要拥抱世界。

日本作家中泽惠也在发言中表示出对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关注。她说，文学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文学这一领域受到了文化的明显影响。尽管世界走向如此的趋势，但绝不会是同一种色调。毋宁说通过这样的相互混杂，有可能滋生出具有独特色彩和形态的文化。

中国作家孙甘露曾被评论界称为“先锋小说”的代表性人物，从其作品中可见到不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孙甘露否认了指引其写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由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而是自己经验到的汉语在当下的处境。他说，人们缺少的可能不是生活经验，而是一种对文体的理解。相似的生活在不同的文体形式下，折射出的艺术之光是不一样的。一个作家不能照一种方式重复下去，这样的写作没有多少意义。汉语写作的面貌也是可以改变的。误读也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而误读中常常包含了有意思的信息。

中国评论家季红真认为，世界文学的实践要早于“世界文学”的理念，只是从模糊到清晰、由狭窄到越来越宽广而已。在这个逐步扩大持续数百年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世界文学的萌芽成长迅速。而20世纪的世界文学，更是充满了人类交往中的文化融合。归根结底，文学本来就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在语言的形式里蕴涵了独特的人文思想。尽管误读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中会有流失，但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有差异的思想提供着不同的拯救可能。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各民族各国度的差异给人类提供了博大的精神情感家园。

韩国作家郑玄宗谈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水质和空气的污染一样，由噪音引起的精神污染也日益严重。这是产业化、城市化、机械化所附带的不可避免的生存条件。人类似乎在采取“以噪音对付噪音”式的生存战略。无论是欧美文学还是东方文学，都该对此作出反省。文学语言如果不甘心成为为噪音添油加醋的工作，就要求写作的人心静如水，能很好地反映事物的动静，能跟随着想像力，发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生动而又意味深长的声音。这正是文学永恒不变的责任。

故乡、国家、地域共同体、世界

常言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东亚作家应该写什么？当然是用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书写，表达人类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为世界文坛的百花园增添亮丽的景色。而作为书写者，故乡是内心中最难忘的场景，最真实地传达出民族性和地域性。在论坛上，各国的作家讲起了一个个与故乡、与自己成长相关并伴随自己创作理念始终的故事，让人回味不已。

韩国作家黄皙映诞生在洲时期的中国长春，光复后回到故国平壤，却又因战争来到分裂后韩国首尔的永登浦。他说：“在地图上，我并不想指定我的故乡，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使用母语来写作的一名作家。”

日本作家津岛佑子出生在东京、成长在东京、生活在东京，但总觉得“东京”、“日本”不过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地名”而已。这样想来，“故乡”也许可以换言为童年时期的记忆。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和“故乡”之间的联系。她说，文学为什么是我们始终追求的呢？我想无论“母国”、“故乡”有多么了不起，人们作为生命的个体仍然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孤独，而我们只能是和这些个体相伴而生。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生命个体，当我们意识到童年的记忆在苏醒，这时，我们就要从个体的生命中抛开“日本”、“东京”，这样才会在“孤独”中产生出独特的释放感，这时我们才会给予他们理解。人原本是具有灵活适应力的生物。这种适应力必定是伴随着个体的孤独，并且受到由此产生的想像力的支撑。

中国作家苏童说，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记忆的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打开着，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像故乡，发现故乡。

中国作家孙惠芬说，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从没用心想过“历史”这个词跟文学的关系。以后在阅读学习中，发现那些大写的历史知识总是好像被自己身体里的一道屏障天然排斥着，而自己的心思被牵引去的地方却是屋檐下的鸟去了哪里？母亲苞米地里的草有没有拔完？在孙惠芬那里，身边的现实总能成为躲避历史阅读的避难所。她说，所谓身边的现实，其实也是由时间流转做成的现实，时间转瞬即逝，过去了就成为历史。只不过它们不在典籍里，而在自己出生成长的这片土地上，在自己触手可及的生活中。所经历的乡村生活，既是现实又是历史，却不是书本里的历史，它经历了时间的穿梭、过滤和积淀，而成了身边的现实。所经验的现实，是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变化，给乡下人带来了无穷尽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困扰、困惑。实际上，梦想与现实，既是乡下人的困惑，也是城里人的困惑，它其实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她说：“不断地在人的精神困境中探索生存的奥秘、人性的奥秘，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历史，是我创作永远的动力所在。”

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出生在美国，虽然三岁前就回到了日本，但拥有双重国籍，其后又有在墨西哥留学的经历。他说，文学不是要强调与地区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家”的概念，它要接受成长在这一文化下的和与这一文化相背离的人的历史，文学要呈现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与土地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又形成了怎样的共同体。它不是传统的地区主义的，也不是个人等同于国民的现代主义，而是要表现自立的人们是如何共处于同一个场所的。

中国作家韩石山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个“一方”，小一点儿说就是你出生的县和村，大一点儿说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所在的州。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是不能由自己选择的。而一个地方与别的地方既然有富饶与贫瘠的差别、文明与蛮荒的分判，那么这出生也就多多少少带上了幸与不幸的色彩。一个作家在他的一生中，能时时感受到他的国家的劫难与繁荣，能时时感受到他的人民的沉寂与奋起，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能说不是一种绝大的幸运吗？

韩国作家申京淑觉得，现在东亚国家的作家们能坐在一起，就是一个奇迹。她说，我们能走得这么近，是得益于文学。在灿烂的文学作品世界里，没有韩国、中国、日本之分。虽然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但是不管读者身处何方，只要能接触到好的文学作品，就会打动读者，使他们萌发新的思想，渴望自由，挑战禁忌，鄙视权力，让废墟重获生机，和消灭万物的时间对峙，与虚无展开激烈的战斗。文学作品使我们丰富的回忆驻足长留，将来也必定会用更多的方式继续描绘这幅壮伟宏图。

文学的未来

在谈及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写作这一话题时，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都说到了信息时代互联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加以应对。

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说，纵观社会，IT并没有使人的心灵发生激变。过去也不乏喜爱写作的人，而网络的发达使写作者人数爆炸般剧增。写文章变成了日常生活，与可以匿名发表的网络空间有很大关系。网络空间任何人都可以适应，每个人都可以有多重身份，很多人在网络上编织虚虚实实的故事。这样一来，如今触发写作动机的人，写作时不再那样朴素，具有多元视点和多元意识。我们作为专业作家不能只是担忧，应该面对现实，向前开拓道路。我希望，能将新时代的新潮流、我所相信的文学主流、我觉得有趣且喜欢的东西，都能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来，极大地丰富我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永远只是现在。

韩国作家吴贞姬谈到，上世纪90年代，网络开始普及，多媒体开始激活，文学的生产者与享有者极其自然地发生了巨大的交替，叙述方法变了，视角变了，创作技法也变了。文学产生于所处时代的风貌，但是无论时代风貌和活着的方式怎样变迁，人间的爱恨情仇与生老病死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只要这个本质尚存，文学创作就脱离不开真正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的意味以及人生的净化这一古典命题。欣赏过去年代的作品，我们从古时的时代风貌中仍会感到极大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这正是因为文学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疏通人与人的隔阂。对我而言，未来的文学即是我的人生阅历与精神世界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的过去的总和。

中国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通向未来的最便捷的途径是回顾过去，未来不会复制过去，但对过去的理解将深刻地影响我们面向未来时的选择和行动。上世纪末，新的社会条件和传播条件使得汉语中各种公共语言领域迅速发育；与此同时，网络带来了又一场大规模的语言解放。这可能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面临的最大变局。在此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正视文学面临的挑战，才能重新出发去探索它的未来：它在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它在我们语言生活中的功能和边界。也许惟一明确的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独自确立他的语言策略，或者反过来说，在无数正在书写和言说的民众之中，那些有能力令我们屏息静听的人，就是未来的作家。

中国作家许龙锡说，不能因为书籍滞销而怪罪于网络，更不能因为文学的危机而加以扩大化。就像发明印刷术以后口头文学转变为活字媒体文学那样，眼下只是有部分活字媒体文学正在转移为数字文学而已。文学是强调叙事结构的艺术，即使活字媒体逐渐萎缩，也会有在新的数字环境中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延续其生命力的。由数字技术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没有了书籍的实物性，但是依然保存了半永久性，而且费用低廉，谁都能轻易接受。通过数字文学作品，反而能达到文学的大众化，也能成为扩展文学领域的机会。

韩国作家罗喜德也没有对互联网给文学的影响显出什么担心，她说，超文本改变了传统的作家与读者的概念，正在摸索着两者间新的沟通方式。对作家而言，比起无限下载的电子媒介，印刷媒介更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保护他们的著作权。作家们追求精神上的探索，但在技术面上仍旧相当保守，所以，肯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新媒介的作家其实并不多。事实表明，网络上流通的超文本的想像力、结构、文章表述力等都要相差于以印刷媒介流通的小说。所以，倘若不能超越技术的新奇性而提供审美体验，超文本将失去它的美学特点，难以维系持续的创作与沟通。就目前而言，超文本对传统的文学还不能构成威胁。无论是再新颖的媒介，它的养分仍然取之于传统的文学，两者将维系着共存关系。

日本作家绵矢梨沙算是“80后”，她上高中步入文坛时正逢互联网的发展壮大，第一部作品出版以后就收到了电子书籍的订单，后来又收到面向网络的PDA电子书籍的订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最终都转化成电子书籍的形式出版了。她说，在网络电子书籍之后，又出现了专供手机阅读的电子书籍，使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了。但是，现在还不能想像大量的读者在手机上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的作品。手机上的故事是在非特定多数人群的真情实感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由此也涌现出了专门为手机写小说的作者，从这些情况来看，互联网已经找到了和自身相匹配的独特的书籍形式。由于任何一方在网络上都可以平等的传输信息，也许今后的网络文学将和固有的文学分庭抗礼。文学也将随着媒体一起走向多样化。

第8篇：世界文学范文

我选来一簇簇压满枝头的桃花图片，贴在贺卡封面的上下两角。老师，您可曾看见，“桃李满天下”，三十多年的执教，一生的执着，今天开得如同天上的繁星，今天开得如此的艳丽，那是您的收获，是您的骄傲。

我选来一个金色的花瓶图片，贴在封面的中央，我画上亮丽生机勃勃的正在怒放的花朵。老师，我想画58朵，把我们全班同学都装进您的花瓶里，在您的花瓶里我们吮吸着您知识的营养，我们在您的精心呵护和关爱下茁壮成长。

这么多的花，老师您一定闻到了扑鼻而来的香气，老师您高兴吗?我给我的贺卡起名叫“花香四溢”!

打开贺卡，老师，您可曾看见那一串串彩色的泡泡，那是我从剪贴画上剪下来的。是您告诉我们校园生活就如多彩的泡泡，是丰富多彩的;我又剪下两道彩虹，贴在贺卡上，是您告诉我们人生的路上一定会有彩虹，天空总会晴朗的，要做一个乐观、向上、勇敢的少年。

第9篇：世界文学范文

那时，几毛钱一斤的水果，妈妈从来不买，她只买几分钱一斤的处理水果，在我还没有到家的时候，把水果上那些烂掉的、坏掉的部分用刀子剜掉，用水洗得干干净净，摆在盘子里等我回来一起吃。

有一次，妈妈洗好了、剜好了这样一盘新买来的小沙果，恰巧，我的几个学生找到我家来看我，我赶紧把这些小沙果拿进了里屋，我有些不好意思让学生看见我生活的寒酸。偏偏妈妈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她从里屋把沙果又端了出来，招待学生们吃。我觉得很伤我的自尊，心里很别扭。

等学生走后，我向妈妈发脾气，赌气不吃那盘烂沙果。

妈妈听着，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吃着那盘烂沙果。

事后，我有些后悔冲妈妈发脾气。我虽然亲身经历着生活的艰难，但我并没有真正懂得生活，我不懂得生活其实是一天接连一天的日子，不管这每一天是苦是乐、是希望着还是失望着、是有人关心还是被人遗忘……都是要过去的，而要过的每一天物质需要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节省。节省和节约不一样，节约，是自己还有一些东西，只不过不要大手大脚一下子用完花光；节省不是这样，节省是东西本来就这么些，要在短缺局促的方寸之间做道场。节约，像是衣柜里有许多服装，只是不要光穿那些漂亮的豪华的衣服，要拣些朴素的穿；节省，却是根本没有那么些衣服，甚至没有衣柜，必须要将破旧的衣服补上补丁来穿。因此，我说节约是自我约束的一种品质，节省却是一门从艰辛生活中学来的学问。在平常的日子里，尤其在富裕的日子里是不会学到的。

那确实是妈妈的一门学问，我是在妈妈这种学问的熏陶中渐渐成熟起来，渐渐懂得了生活。

【阅读感悟】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节俭不仅显示了个人的道德观与生活能力，也与整个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我们要学会勤俭节约，即使是一顿粥、一顿饭，也应当想到它来得不容易；即使是半根丝、半根线，也要想到劳作的艰辛。

【文中找宝】

1.根据短文填空。妈妈把42元半经营得（ ），（ ）一样让每分钱都（ ）地派上用场，让已经破败得（ ）的家重新张起了有些生气的风帆。

2.我觉得很伤我的自尊，心里很（ ）。

A.惭愧 B.难过 C.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