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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学院党总支贯彻落实《关于报送2020年第四季度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形势分析研判报告的通知》,学院领导班子对学院内的意识形态风险点进行分析和排查,切实维护学校的安全维稳工作。
一、意识形态阵地管理
对自身的心理体育与健康学院的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相对于学校内的其他学院有特殊性,因学生均住于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在师大校园内进行阵地建设较为困难。但在广西师范大学的协同管理之下,学生受安全防范、生活指导等方面的教育宣传程度能保持与广西师范大学学生保持同步。在线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方面,学院每学期按照学校要求进行新媒体平台信息登记,和学生进行询问排查有无在校园内出现一些不良的微信、QQ群。
1、新媒体和自媒体平台管理
形势研判:在师生及舆情员的监督下新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出现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问题的威胁可能性小。
风险点:学生加入一些传播不良信息的群聊,受不良信息危害。
解决办法:定期通过学生舆情员了解学生近期思想动态。
2、学生参与社团的管理
形势研判:学生参与漓江学院各社团的情况较其它学院数量较少,部分学生会参加师大的社团活动,出现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问题的威胁可能性小。
风险点:学生参与师大的社团,学院缺少了解和监管。
解决办法:目前体育与健康学院在汇总统计学生在师大参与各类社团及成为学生干部的情况。指派社团联干部与团总支学生会成员协助关注该部分学生群体。
二、师生教育教学管理
体育与健康学院把安全维稳工作实抓细抓落地,按学校规章管理制度做好师生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1、对于教师教学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形势研判:目前教师教学管理出现意识形态和安全稳定问题的威胁可能性小。
风险点:外聘教师的监管问题、新入职教师监管问题。
解决办法:体育与健康学院每学期定期召开外聘教师交流会议,同时严格外聘教师任课资格审查,各教研室定期开展查课活动,每学期开展学生交谈会议,了解老师上课情况。
加强党总支委员对新入职教师的沟通工作,指派党总支委员一对一了解新入职教师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生活,促新进员工较好的适应工作,了解述求。
2、对于学生教育管理方面
形势研判:学生管理工作时刻不能松懈,随着冬季到来,学生宿舍内的违纪行为照以往会上升,需进一步加强学生宿舍的管理。
风险点:学生不服从管理在师大雁山校区违纪,给漓江学院带来不良影响。
对策措施:辅导员通过周末晚例会,每周各年级统一主题开展教育活动,从2020年6月份至今体育与健康学院在符合广西师范大学及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下,一直坚持每周线下课堂晚例会,对于毕业班学生每周一直坚持线上晚例会,做到学生日常教育的全覆盖和重质量。
三、对于特殊群体的管理
体育与健康学院建立《特殊关注及跟踪人群台账》,对可能引起和发生问题的学生或已经发生问题的学生情况进行记录,提醒辅导员定期关注该部分学生并谈心谈话,对于已发生处理的事件问题对处理办法进行记录,吸取成功经验。
形势研判:目前体育与健康学院特殊群体中首要需要处理的是“赵凤娇”事件。赵凤娇于2020年6月份在上课时被同班同学的铅球砸到腰部,该生哥哥在向学校索取赔偿,赔偿金额加医药费约为2万,并且该生哥哥认为此次事件为校园安全事故,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教师在上课时已做好安全提醒,砸人学生未按老师要求砸球,并且出现脱手。
风险点:赵凤娇及其家长因在校被铅球砸伤来学校引起冲突和社会不良影响。
对策措施:目前体育与健康学院正在积极的和砸人和被砸学生及家人沟通,已通过党政事务部与法律顾问,在赵凤娇的和解协议上进行修改完善。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如能和解是最好,如果被砸学生不支持和砸人学生的和解协议,则下一步走法律诉讼程序。
四、对于舆情的管理
建立《体育与健康学院舆情事件台账》。自2019年5月份起,体育与健康学院对每月学院发生大小舆情事件进行记录,了解事件处理办法、引起原因、造成后果,不断的在事件中吸取经验,加强学生舆情管理,同时设置各班级年级舆情员,舆情员教师,学生舆情员为各班各年级心理委员,舆情员教师为郭时骏。
形势研判:体育与健康学院发生重大舆情事件的可能性较小,但小范围的舆情事件发生可能性较大,近期需要多方面关注、了解学生生活学习。
风险点:体育与健康学院教职工目前处于两地办公的情况,学生与辅导员、老师之间的沟通较其它学院来说有一定不便,学生突发舆情事件的反应可能会较慢,在酝酿、发酵中的舆情事件可能不易发现。
对策措施:继续发挥宿舍党小组作用,了解学生宿舍生活。同时结合辅导员查寝,班级舆情员关注、宿舍长QQ群,多方面、多渠道了解学生出现的问题。
五、转设期间的焦点问题
体育与健康学院相对其它学院师生对于专设的关注度明显较高,主要原因为体育与健康学院学生均住于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大量外聘老师来自广西师范大学,专设问题更加密切的联系到了学院内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生活。
形势研判:对于学生方面,各年级辅导员已经收集了学生的问题,辅导员们统一口径对于能回答的问题进行了统一回答,学生目前尚未有发生不良舆情和行为的趋势。教职工方面,目前教职工对于转设的关注度较高,但尚未有发生不良舆情和行为的趋势。
风险点:教师因转设而离职,学生因转设发表负面言论。
对策措施:学校方有对转设下发的新信息新精神做好传达工作,和师生传递“转设只会越转越好”的积极心理,收集师生转设意见和疑问。
按照XXX要求,XX党委现将意识形态风险隐患排查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加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成立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能职责,落实人员责任,加强学习教育,引导全体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开展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和集中整治的重要意义,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长效机制,即查即改,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领导小组严格履职尽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狠抓整改。对工作不落实,排查整治不力,敷衍作假的,进行通报批评;对发生责任事故的,严格追责问责。
(二)隐患排查情况。
一是严格党员干部纪律约束。加强对全体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管理和教育,教育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头抵制生活中、朋友圈的各类谣言,严禁在手机朋友圈造谣传谣,对在公共场合中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非议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的党员干部依法严肃查处。
二是加强舆情监控。成立网络舆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涉及卫生计生领域的重大舆情监控,对可能涉嫌发生重大舆情的,相关科室要第一时间介入,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迅速展开舆情事件调查和处置工作,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加强舆情会商和研判预警,控制舆情态势,严格把握信息工作。
三是管控好信息传播途径。加强本系统内外网管理,严禁利用内外网、传播各类损害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通过增加监控软件、硬件防火墙等设备,截断传播途径,发现相关隐患及时处理。
四是管控好信息审核关。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类信息的审核和把关,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切实把控好“出口关”。
(三)总体评价
总体判断,XX能够深入学习贯彻XXX精神,坚决贯彻落实XX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署,强化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深入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形势。通过对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情况分析认为,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总体向上向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比较到位。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坚强有力,中心组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和普及、网上舆论阵地管控、对外宣传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等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取得明显成效。
二、存在问题
个别部门、人员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些人认为意识形态工作离我们距离尚远,无需操心;有些领导干部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协调发展,在理论武装、干部教育等方面投入不足,把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业务工作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投入较少;管理不到位,不善于研究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
三、改进措施
(一)勇于担责,补齐责任短板
要“高处”发力。全面贯彻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建立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
(二)夯实基础,补齐保障短板
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已有规章制度落细落小落实,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高效落实。要配齐配强宣传委员、宣传干事,加大培训力度,通过全员轮训、专项进修等方式,提高基层宣传干部业务素养。
关键词:大数据;大数据工程;意识形态安全
一、大数据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
马克思在很早的时候便注意到了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自然科学通过技术与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内在联系,认为:“技术会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根据的观点,虽然科学技术本身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可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意识形态的变化具有深刻影响。大数据不仅是指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多样、高速变化、真实质差的数据集合,而且也是一种现代技术,其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革命f生影响。
1.大数据技术成为把握受众思想动态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三网融合、云计算等IT技术与数字电子技术、无线技术及光纤通信技术等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呈“井喷”状态,这其中就包含着大量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意识形态工作者运用数据采集技术全方位大纵深地获取源于不同信息载体的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运用数据存储技术,将类型多样、结构复杂的数据转换为单一的或是便于处理的结构,运用数据清洗技术对内容残缺、重复冗余、过时失效以及带有随机噪声、孤立噪声等问题的数据进行清洗,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对清洗后的可信赖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模型,进而达成对受众思想动态的准确认知和把握。很明显,大数据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工作者把握受众思想动态的手段。
2.大数据思维改变了意识形态传统决策模式
大数据不仅是指体量巨大、类型多样、高速变化的复杂数据集合,而且也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大数据思维可以被理解是一种在汇聚整合数据、分析处理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思维,是一种基于客观事实而少凭借主观经验进行决策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传统决策模式是指意识形态工作者依靠自己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学识才能、经验教训等,在对以往进行概括总结及对未来开展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决策活动的思维模式。科学决策并不绝对排斥经验,但决策的“个人权威性”与“个人经验性”相结合,往往可能导致决策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发生决策失误。意识形态工作者在大数据思维的指引下,深入挖掘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对其进行关联分析,在此基础上制订意识形态工作方案,这有助于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效度,增强意识形态治理能力。显而易见,大数据思维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意识形态传统决策模式的替代。由此,大数据思维改变了意识形态传统决策模式。
3.大数据标准影响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权威
可以说,大数据的使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科学研究、教育治理等方面带来了重大机遇,另一方面对社会其他领域带来了严峻挑战。比如,大数据使用存在泄露隐私的隐患;“大数据的异构性、规模、及时性、复杂性和隐私问题从各个环节阻碍了数据价值的创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标准(数据搜集标准、数据计算标准、数据分析标准等)的不一致,直接导致了数据结论的不一甚至迥异。当前,由于数据的采集标准不同、分析标准相异、计算标准有别,导致社交媒体、智库、互联网公司等的数据分析报告同意识形态宣传部门所的结论相去甚远,甚至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意识形态领域噪音不断、余音不绝,消解了“权威”与“元叙事”,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权威。
4.大数据处理将增加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工作成本
大数据时代,各种信息载体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结构复杂、体量巨大、时效性强的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存储等是把握受众思想动态的重要前提。但是,传统的数据挖掘、数据存储技术难以处理大量结构复杂、体量巨大、时效性强的反映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具体而言:在数据存储方面,“传统的数据库追求高度的数据一致性和容错性,缺乏较强的拓展性和较好的系统可用性,不能有效存储视频、音频等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目前,数据存储能力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数据的增长,设计最合理的分层存储架构成为信息系统的关键”。在数据挖掘方面,“从数据库的观点看,挖掘算法的有效性和可伸缩性是实现数据挖掘的关键,而现有的算法往往适合常驻内存的小数据集,大型数据库中的数据可能无法同时导入内存,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增大,算法的效率逐渐成为数据分析流程的瓶颈。要想彻底改变被动局面,需要对现有架构、组织体系、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进行重组。”为此,应当对已有的数据技术进行升级。毋庸置疑,升级数据存储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需要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投入资金、制定科学合理政策等。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工作成本。
5.大数据治理将为维护自媒体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创造条件
大数据时代,具有平民化与大众化特征的自媒体,改变了固有的信息生产模式,重塑了信息生产主体,变革了信息生产中的精英主义传统,激发了大众压抑已久的创造欲望。大众化的话语形态因此而大量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权威”与“元叙事”,造成了自媒体空间主流与非主流观点并存,红色、黑色、黄色信息同在,正面报道与负面谣言同台竞技。这在较大程度上挤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力,“同时也消解了主流话语的公信力。”毫无疑问,自媒体空间的话语治理首先应当是法律治理,但与现实公共空间不同的是,自媒体空间是话语与技术相融合的空间,所以,有必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自媒体空间的话语治理。通过大数据采集技术对自媒体空间的话语进行大规模实证采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并揭示自媒体空间话语方式多层面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媒体空间话语监测数据库,开发自媒体空间话语监测预警平台,进而为规范自媒体空间的话语传播,提升自媒体空间的话语传播质量,维护自媒体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创造条件。
二、大数据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
鉴于大数据对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一系列革命性影响,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大数据的发展,研发出了许多先进的大数据技术。一方面运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大数据方面的技术优势,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为确保上述目标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西方国家从宏观战略层面制定战略规划,指引大数据发展进程,从微观政策层面建立保障体系,确保战略目标得以落地。
1.制定战略规划,指引大数据发展进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大数据的作用,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指引大数据发展进程。2011年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提出建议,认为大数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联邦政府在大数据相关技术方面的投入不足。作为回应,美国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建立了大数据高级监督组以协调和扩大政府对该领域的投资,并牵头编制了《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以下简称《计划》)。2012年3月29日,《计划》正式对外,标志着美国率先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如澳大利亚,2012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信息与通信技术战略2012-2015》,强调应增强政府机构的数据分析能力从而实现更好的服务传递和更科学的决策,并将制定一份大数据战略作为战略执行计划之一。2013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信息管理办公室(AGIMO)成立了跨部门工作组――“大数据工作组”,启动了《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制定工作,并于2013年8月正式对外。
2.建立保障体系,确保战略目标得以落地
为确保大数据战略得以顺利实施,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一系列保障体系。一是技术支撑: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专注于大数据理论研究,对关键性技术进行前沿性研究,在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安全等方面研发出了大量实用技术。二是资金保障:“法国政府宣布将在2013年投入1150万欧元,用于7个大数据市场研发项目,旨在通过试点探索,促进法国大数据发展。”2012年3月,美国政府启动了2亿美元的注资计划,意在提升从大量数据中“沙里淘金”能力。三是人才支持:美国《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扩大从事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的人员数量。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鼓励研究性大学设立跨学科的学位项目,为培养下一代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做准备,并设立培训基金支持对大学生进行相关技术培训,召集各个学科的研究。此外,美国的一些大学通过设置大数据相关专业,培养大数据人才。四是政策扶持:(1)数据共享政策:2010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宣布“云优先”政策,规定所有新建的政府信息系统必须优先考虑云平台。应用云平台为实现政府部门间共享数据提供了便利,因此,“云优先”政策的实质便是数据共享政策。“法国制定了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路线图,其核心内容为:更广泛便捷开放公共数据,促进创新性再利用,为数据开放共享创造文化氛围并改进现有法规框架等。”(2)数据开放政策: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自此,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向公众大量开放公共数据,并把许多数据公布在中央信息交换库――Data.gov网站上,便于民众查阅;加拿大实施了开放地理空间数据政策;2013年5月9日,奥巴马总统签署开放数据政策(Open Data Policy);法国制定了Open Data Proxi.ma Mobile政策。(3)数据安全政策:澳大利亚政府于2012年7月了《信息安全管理指导方针:整合性信息的管理》为海量数据整合中所涉及的安全风险提供了最佳管理实践指导@。“欧盟也一直非常重视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欧盟的数据保护指令实行于1995年,当时互联网的使用并不普遍。但目前为止,27个成员国对该法令的认知各不相同,因此在推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大分歧。2012年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全面改革1995年的数据保护指令,以加强网络隐私权利的保护和促进欧洲的数字经济。”
有了促进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及保障体系,西方国家得以将大数据技术成功地运用到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运用数据分析技术自动分析出本国信息载体所蕴含的意见倾向,从而达成对本国受众思想动态的认知和把握,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工作内容与议程,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大数据方面的技术优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通过这种柔性方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维护其所谓的国家利益。大数据在西方国家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方面的具体应用如下:首先,运用数据采集技术收集反映我国舆情动态的数据。2013年6月,CIA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透过美国《华盛顿邮报》与英国《卫报》向外界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2007年启动了代号为“棱镜”(PRISM)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在此项计划中,NSA要求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Vefizon)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联邦调查局与NSA均可直接进入微软、雅虎、苹果、Palmlk、谷歌、AOL等网络巨头的服务器,通过数据传感体系、智能识别体系等数据采集技术对中国的聊天记录、文件、视频、音频等上网信息中的反映我国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进行识别、定位和接入,进而获取了大量关于我国舆情动态的数据。其次,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对涉舆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在线数据分析、预测性数据分析、数据网络挖掘、特异群组挖掘、图挖掘等数据分析技术,对涉舆数据进行关联分析,进而精准地把握我国的舆情动态。第三,通过数据载体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把握我国舆情动态的基础上,打造契合我国受众接受心理的话语体系,通过手机、社交平台(skype、YouTube、Facebook)、数据库等数据载体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第四,改进意识形态渗透方式。运用情感语义分析、网络行为分析等数据分析技术,自动分析出我国受众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情况,以进一步改进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增强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实效性。
西方国家之所以将大数据作为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大数据的运用减少了意识形态渗透阻力。大数据时代来临前,西方国家以教育文化交流和培训项目为载体,以经济、技术交往为途径,以广播、电台为平台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种裸的渗透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国受众的反感,意识形态渗透的有效性因此而大打折扣,达不到其预设的渗透目标。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广泛搜集反映我国受众心理需求、接受特点、思维习惯的数据,达成对我国受众接收特点的准确认知,通过打造契合我国受众接受心理的话语体系,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阻力,增强了意识形态渗透的实效性。二是西方国家具有先进的大数据预测技术,为把握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象和时机创造了条件。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一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不是要教机器像人一样思考,而是要把数学计算运用到海量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斥巨资研发出了许多先进的大数据预测技术。在全方位、大纵深地获取反映我国受众思想动态的数据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大数据预测技术,精准预测出我国舆情的发展趋势,进而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象和时机。
三、实施国家大数据工程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
大数据时代,实施国家大数据工程是应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系列挑战的重要举措。
1.从宏观战略层面把握实施国家大数据工程的原则
一是普惠原则。要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让信息时代的缺席者有机会通过网络平台表情达意,为意识形态工作者挖掘“沉没的声音”,科学制订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案创造条件。二是技术优先原则。无论是从类型多样、体量巨大的数据集中抽取出正确、真实的涉舆数据,还是对涉舆数据进行存储和关联分析,对关键、敏感涉舆数据进行保护,都离不开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做支撑。因此,必须秉持技术优先原则,着力开发包括数据存储技术、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在内的大数据技术。三是共享原则。掌握反映受众情感、诉求的数据或涉舆数据是开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前提。当前,涉舆数据广泛分布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部门,由于上述部门缺乏统一的数据存储标准,各部门所拥有的涉舆数据无法实现兼容,这加大了涉舆数据的采集成本。因此,必须坚持共享原则,建立部门间数据资源统筹管理与共享复用制度,进而突破数据共享瓶颈,形成部门间数据共享共用格局。四是法制保障原则。采集反映受众情感、诉求的数据(涉舆数据)是科学制订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在涉舆数据的采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人隐私遭泄露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某些权力机构或掌握实权的人物可能为了一己之私而泄露、滥用涉舆数据。一旦一些关键、敏感的涉舆数据或数据分析结论遭泄露或被滥用,很可能会造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处于守势。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制层面严格规范涉舆数据的采集和利用,为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石。五是人才支撑原则。大数据从概念到实践,从技术到应用,从战略到执行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既谙熟大数据理论又具有数据搜集、存储、分析及应用经验的数据人才。六是内外结合原则。对我国而言,实施好国家大数据工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技术难关有待突破。因此,不妨学习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具体做法。当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灵活借鉴,防止生搬硬套。
2.从具体技术层面完善国家大数据工程的内涵
国家大数据工程,毋庸置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因此,要实施好国家大数据工程,就必须丰富各子系统的内涵,充实各子系统的内容。
一是实施数据搜集工程,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方案准确性。还有不少人因为各方面原因无法通过网络平台表情达意。诚如徐继华所言,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和城市底层居民,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成为信息时代的缺席者,无法在网络世界表达意见和诉求。尽管他们的意愿也会由一些网民代为表达,但毕竟只是“被代表”。为此,有必要通过实施数据搜集工程,搜集反映这部分人群思想动态的数据,以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的准确性。(1)实施信息惠民工程。国家每年应从网络基础设施投资中,拨付固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村现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大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平台表达情感、反映诉求提供便利,为意识形态工作者搜集反映该群体思想动态的数据提供渠道。(2)大力发展农村现代信息教育。依靠国家财政可以建设一大批农村现代网络基础设施,但是,如果做为信息时代缺席者的农民不懂得如何使用这些网络基础设施,意识形态工作者同样无法获取反映他们的思想与情感方面的数据。为此,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现代信息教育,提升广大农民的信息素养。
二是实施数据清洗工程,确保数据真实可靠。有必要通过实施数据清洗工程,清洗掉虚假的涉舆数据,以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的准确性。(1)着力发展数据清洗技术。数据清洗技术(Data Cleaning)可以起到改进数据质量的作用,被广泛运用于数据仓库及决策支持系统中,其主要任务是从原始数据集中剔除内容残缺、重复冗余、过时失效及错误的数据。目前,已有一些用于数据清洗的ETL工具提供了功能强大的软件平台,利用它们可以从类型多样的数据源中对数据进行抽取、转换后加载至数据仓库中。因此,应当采取有力举措大力发展数据清洗技术,借助数据清洗技术,从原始的涉舆数据集中清洗掉虚假、错误与重复数据,抽取出正确、有效的涉舆数据,为开展涉舆数据分析,精准研判舆情创造条件。(2)公开数据。在确保关键、机密、敏感的涉舆数据不外泄的前提下,通过移动通信客户端、信息可视化等渠道公开涉舆数据,接受公众监督,让虚假数据无遁隐之处,为从涉舆数据集中清洗掉虚假涉舆数据创造条件。(3)监测数据。积极培育社会化的第三方数据监测机构,使其参与到涉舆数据的管理、控制与评估工作中,以剔除虚假涉舆数据,确保涉舆数据的真实可靠。
三是实施数据分析工程,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分析能力。对数据的误解,会动摇意识形态工作者对意识形态工作紧迫性的认识。为此,我们应该通过实施数据分析工程,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者对大数据的解读能力,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对意识形态工作紧迫性的认识。(1)培训意识形态工作者。借助高校平台,并积极发挥社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作用,对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等学科培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分析能力。(2)开发数据分析技术。发挥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社会组织等的作用,着力研发一大批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比如,情感语义分析、探索性数据分析、定性数据分析、离线数据分析、在线数据分析等,以帮助提高广大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分析能力。(3)做好聘用大数据分析师工作。积极聘请既谙熟大数据理论又有大数据分析实践经验的数据分析师服务于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帮助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分析能力。
四是实施强化数据意识工程,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意识。伴随着各种随身设备、物联网和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的发展,人和物的所有轨迹都可以被记录,数据因此被大量生产出来。海量数据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我国民众的思想、情感,为有效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条件。可是,长期以来一些意识形态工作者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没有养成基于数据进行决策的思维习惯。因此,有必要实施强化数据意识工程,以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意识,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方案的可行性。(1)做好大数据知识普及工作。应通过报纸、电视、新媒体等渠道,以社会大众普遍可以接受的方式,开展大数据知识普及工作,帮助意识形态工作者提高对其的认知水平,促使他们逐步养成基于数据分析做出决策的思维习惯。(2)建立和完善意识形态数据库。建立与完善意识形态数据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其中之一就是需要意识形态工作者及时把握舆情导向。这就会促使意识形态工作者经常去密切关注各种涉舆数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数据意识。(3)对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培训。一方面通过集中学习、讲座与开会等方式对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大数据理论培训,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者对大数据理论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聘请数据专家在数据搜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安全等方面给意识形态工作者以具体指导,从实践层面强化其对大数据的认知。
关键词:民族崛起;民族软实力;先进文化发展机制;根本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我们国家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加强中华民族软实力建设,塑造强大民族之魂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什么是民族软实力?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其概念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以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是这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
约瑟夫·奈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第一,它的文化,即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第二,它的政治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第三,它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
二、成熟民族文化的表现
一个民族的成熟最终表现在制度文化和民族文化胸怀上的成熟。首先、成熟的民族必定有博大的民族文化胸怀,善于吸收一切民族的一切优异成果。真正成熟而伟大的民族是"泰山不辞杯土""江河不择细流"才成其高成其大的民族,理性对待世界一切赞美和批判、甚至诋毁的民族,在脚踏实地的行动中增强世界的影响力的民族,决不是靠暴力统治世界的民族。决不是张扬且霸气十足的民族,必定是以其不张扬而达张扬目的的民族。要用这样的心态理性对待这个世界,只有这样的民族心态看待一切,对待一切,我们才能轻装上阵,不为眼前的迷雾而迷失前进的方向。如当前世界上掀起的抵制中国奥运,将奥运政治化的做法,我们要理性对待,不能过于刺激民族情绪。
成熟的民族必定是善于开放的民族,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改革的民族。一个国家若无开放,则绝无好的改革。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精神,以博大的胸怀,实行民族文化的对外开放。中国必须把眼光放到国际上,尽可能把握大的趋势,研判世界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体制、方法、组织形态,去粗取精,区分优劣,看那些能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好效果,值得学习借鉴。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应有的态度,才是一个执政党应有的治国理政的成熟态度,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根本标志。决不能投鼠忌器、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决不能以一党一己一小集团利益之私见而置民族国家利益而不顾,以什么国情为借口拒绝改革,拒绝向外国学习。要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的关系,真正摆正党和人民的位置。从制度构建,文化构建上找出路,真正实现主观与客观、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实践的内在逻辑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好制度准备和文化准备。我们不能搞形而上学主义;更不能搞灵魂和躯体分离主义。灵魂和躯体分离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强大的,也不可能实现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政党文化是国家的灵魂,人民是国家的躯体。只有二者的一体化,国家才能真正崛起。一个公民和执政党离心离德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最终要丧失政权。
三、"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
硬实力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是硬实力持续发展永久壮大的文化根源。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特别是其经济实力,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增长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源,比如说,能够买更好的文化工作设备、雇佣更多的人、开办更多的媒体、让相关的从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出国;更进一步,能够从国际上为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包括媒体雇佣更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等等。所以,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没有相当雄厚的硬实力为基础,并以此在许多方面作长期、稳定、有效的投入,就能够推动软实力的显著提升。
但是,我们对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作过度的线性解读,否则,就成了物资崇拜主义。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只要有大量的金钱、对外贸易、兵力,就一定在国际社会里有与之相匹配的软实力影响。假如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能够直接、同步、迅速、有效地转化为软实力的话,那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不会是像这样的了。纵贯当今世界,还有一些国家,规模很小,整体的硬实力亦很有限,但它们在国际社会却令人敬重;它们的声音受到广泛的关注;它们提出的一些规章、建议,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好评--它们常被称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公民"。这类国家至少可以列举出好几个,诸如挪威、芬兰、瑞典、丹麦、新西兰、荷兰、冰岛、瑞士等。
这些国家从硬实力来讲,在全球的头二十名以下。它们的人口很少,没有吓人的军队和核武器,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然而,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无论是西方的大国,还是东方的大国,都很难忽视。譬如新西兰,全国人口400万,远不如北京市的人口多,但这个国家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受人尊重的角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西兰就以它的国内种族关系方面的进步开明,令美国人刮目相看。多年来,新西兰一直坚持其周边领域为无核区,即便是它的战略盟友美国,也不能将核动力军舰泊进它的水域和港口。那些北欧诸小国就更不用提了,它们在国际和平、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拒绝作世界上现有大国的附庸。它们经常批评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当然也经常批评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由于在大国主导的当今国际秩序中,这些小国秉持基本的国际公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权而呼吁奔波,它们在国内的社会政策和人权方面的持续进步,使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它们硬实力的相应规模。
关键词:高校;青年教师;思想特点;教育对策
高校青年教师是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力量,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根本要求,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育人机制改革、夯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做好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我们把握规律、有的放矢、讲求实效。
准确把握高校青年教师思想特点
一要准确把握高校青年教师整体思想状况。高校青年教师大多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学历层次高,综合素质强。在职业选择多样化背景下,能够抵挡住各种职业诱惑,选择从事高等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说明其对教育事业具有深厚感情与职业向往。同时,当下进入高校工作门槛不断提高,竞争激烈,青年教师能够在激烈的就职竞争中脱颖而出,证明其具备较强的能力和素质。整体而言,当前高校青年教师主体积极健康向上,政治立场坚定,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工作热情高、创新意识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往往能够较快地进入角色,迅速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中坚与骨干。同时,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加上青年教师工作生活压力增大,极个别人在政治信仰、思想道德、育人意识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模糊或错误认识,主要表现为“重业务、轻政治”“重个人、轻集体”“重科研、轻教学”等。
二要准确把握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教育规律。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的主体为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受过高层次的教育培养,有着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具有相对独立的分析判断能力和较强的自我塑造、自我教育能力,许多青年教师还直接参与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对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都有着较高的期许。这要求我们在对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不能高高在上、坐而论道,而是应充分尊重其自我教育的主体地位,积极构建开放式、参与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努力实现其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转变。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思想解放、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同时又有着广泛的接收信息渠道,对各方面知识信息和社会思潮反应敏锐。要求我们紧跟时代潮流,积极探索掌握卓有成效的工作形式与渠道,主动占领意识形态领域新阵地。
三要准确把握高校青年教师现实需要。青年教师大多处于事业和人生的起步阶段,职称和职务相对较低,工资收入和资源掌握有限,课题申请、职称晋升和结婚、买房、子女升学、赡养老人等工作和生活现实问题给他们造成的压力较大。特别是与大学毕业后从事某些高收入行业的同龄人相比,经济收入和生存状态的反差常常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心理失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社会认知。可以说,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方面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要求我们要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做到政治上主动引导、专业上着力培养、生活上热情关心,真心实意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发展,积极为他们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四要准确把握高校青年教师育人优势。相对中老年教师,青年教师在育人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第一,接触、影响机会多。青年教师大多处于教学科研管理一线,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接触学生,其本身也大多乐意与青年学生进行接触、交流,对学生的影响机会多、更直接。第二,年龄、心理差距小。青年教师特别是“80后”青年教师与学生年龄差距较小,生活方式趋同、思维方式相近,更善于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与现实需求,在交流沟通中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思想和行为上更容易产生共鸣和默契。第三,知识、信息更新快。青年教师思想活跃,能够及时追踪社会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在知识和信息的更新方面优势明显,能够较好地满足青年学生对新鲜事物和资讯的需求。鉴于青年教师在影响青年学生方面的特殊地位与独特优势,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其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激发立德树人的责任意识,同时要积极帮助其掌握科学有效的育人方法,并为其创造良好的育人条件。
扎实推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一是理论教育。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开展青年教师思想理论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其思想特点,切实转变传统“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说教式、灌输式方法,积极探索理论学习教育的新内容、新方法,不断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坚持不懈地对青年教师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教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要综合采用专题学习、辅导报告、座谈研讨、网上学习、实践考察等丰富形式,不断增强学习吸引力、感染力。要注意区分层次、突出重点,对于大多数思想积极向上的青年教师,应强化日常学习教育;对于学成归国的青年教师,应开展专项集中培训;对于少数思想落后的,应进行重点转化教育。要积极为青年教师创建便捷的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为其开展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实践锻炼。社会实践是人的正确思想形成发展的源泉、是思想发展的动力,是思想认识的目的,也是检验思想观念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要把社会实践作为开展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有效载体,加强经费条件保障,深化平台基地建设,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广泛参加生产劳动、调查研究、学习考察、志愿服务、挂职锻炼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开拓视野、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社情、校情,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要加强相关政策导向,将青年教师参与社会实践锻炼的经历纳入职业履历体系,作为职称评定、岗位晋升的重要参考,充分调动其参加实践锻炼的积极性。
三是典型引路。作为受过高层次系统化教育的成年人,高校青年教师价值观已经基本成型,思想相对独立。对他们而言,“言传”的影响远不及“身教”来得深刻。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作用,注重典型引路。为此,应积极开展教师先进集体与个人评选表彰活动,并配合以全方位、大力度的宣传报道,着力树立教师身边的典型,让广大青年教师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有效发挥辐射教育功能。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实事求是地树立和宣传榜样,务必做到“树得起,立得住”,切忌弄虚作假、任意拔高、脱离实际;应主动适应青年教师获取社会资讯、接受外界影响的途径方式转变,积极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与传播方式,塑造和呈现生动可信的榜样形象,强化典型示范成效。
四是助力发展。要积极构建高效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及时了解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和关注问题,建立完善青年教师诉求表达、矛盾化解、利益协调机制。要切实改善青年教师成长发展的制度环境,努力营造有利于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要积极鼓励优秀青年教师继续深造与境外研修,切实提高其职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尊重青年教师的劳动成果,通过改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和医疗保障等,使他们的劳动价值得到合理体现。要密切关注青年教师心理健康,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他们缓解压力、调适心理,以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投入各项工作。要千方百计解决青年教师住房和子女入托上学等实际困难,不断完善服务保障体系。
摘 要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更加严厉,煤炭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企业内部增量不足、减收增支因素增多、煤价下跌、资金需要巨大等诸多困难与挑战的严峻形势下,煤炭企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始终将形势任务教育工作作为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予以强力推动,不断探索实践创新方式方法,及时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增强危机意识、创新意识、发展意识,助力企业形成坚定改革发展的信心,凝聚起应对危机、推动企业经济平稳运行的合力和正能量。
关键词 形势任务 企业 健康发展
一、持续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是企业平稳发展的实际需要
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坚持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是煤炭企业的优良传统,是始终抓在手上的重要管理手段之一。特别是2012年以来,煤炭市场的突变给企业经营管理和改革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干部职工思想意识和观念与形势的不适应,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形势任务教育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更加需要我们投入精力抓好抓牢这项重要的企业管理举措。
持续深化形势任务教育工作,是企业应对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需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干部职工必须对当前形势政策有一个科学的研判和把握,进而统一思想,形成合力,积极应对。不断深化形势任务教育,引导干部职工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认识,消除盲目乐观思想,增强危机意识、创新意识、发展意识,振奋精神,鼓足干劲,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危机和挑战就显得尤为重要。
持续深化形势任务教育工作,是企业应对干部职工思想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需要。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和战略遏制,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信息传播技术迅猛变革,人们的思想意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导致个别职工理想信念缺失,思想道德滑坡,价值观扭曲,爱岗敬业精神消褪,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共同体意识淡化。这些思想观念与目前企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极不相适应,必须通过持续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加强正面引导,使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切实增强危机感、压力感和责任感,勇于担当,勇于创新,开拓奋进。
持续深化形势任务教育工作,是企业推动内涵发展、转型发展的需要。形势任务教育,不仅讲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也要讲企业发展的优势,坚定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更要讲应对危机、推动发展的措施和办法。通过借助形势任务宣传教育这个平台,不断延伸内涵、拓展影响,将形势政策教育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工作进行有机结合,引导干部职工把主要精力放到企业应对新形势的统筹部署上来,放到企业的重点工作上来,放在自身的岗位创效上来,从而从推动了企业内涵发展、转型发展。
二、持续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为企业发展提供稳定内部环境
稳定的内部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要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稳定干部职工思想,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
(一)构建三个平台,让所有人员都参与
1.构建层层宣讲平台。在组织各级领导、政工人员广泛宣讲的同时,整合拓展落实教育工作的人力资源。组织专业人员讲,让安监人员讲安全、运销人员讲煤质、财务人员讲成本、技术人员讲创新,向职工交实底、亮家底;组织职工代表讲,让职工代表深入班组、宿舍,宣讲集团公司应对危机的思路、措施;组织职工家属讲,让职工家属深入一线讲心声、讲期盼、送温暖、送信心。
2.构建互动教育平台。要组织开展“全力创新发展,应对市场挑战”大讨论、内部市场化大讨论、内涵发展大讨论,让职工结合自身实际谈认识、讲体会,变被动受教为主动参与。
3.构建新媒体平台。利用矿区内网、区队网站、QQ群、博客、手机短信等播发行业动态信息、宣讲材料、教育视频等,让干部职工随时掌握形势变化。还要建立企业“班子成员”QQ群,实现信息共享。
(二)注重实效,让所有机制都发动
1.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的作用。在落实企业创新战略过程中,形成员工帮助计划、全员大沟通、“五小”工作法、虚拟社区管理、新媒体平台、大学生班组等多项思想政治工作成果。要把这些成果充分应用于实施形势任务教育。组织心理辅导讲师进行“企业有困难我该怎么办”“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投身应对市场挑战”等专题心理辅导报告;利用“虚拟社区”这一平台,组织社区片长、联络员将形势任务教育工作做到家庭,将教育对象由职工全员扩展到家属;利用千人沟通会、职工代表沟通会、区队沟通会、班组沟通会等,面对面解答职工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
2.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着力于具体实在、凸显特色、凝魂聚气,部署等方面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增强形势任务教育的厚度。开展道德讲堂、“读书一刻钟”、国学经典品读交流等活动。认真组织收看能源集团纪录片《路》和《超越之路》。
3.充分发挥典型引领的作用。以优秀榜样激励人教育人。启动了第二届“感动新矿”人物评选,层层选树爱岗敬业、危中求进、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方面的典型。组织开展“青春榜样”优秀青工事迹巡回报告会。用典型实例启示人塑造人。
四、持续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为企业经济工作提供强大动力
形势任务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激发“人的潜能”进而最大限度地挖掘“企业潜力”,实现步步深化、以变应变、推动发展。
(一)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个性问题
让广大干部职工真正认清形势任务,这只是教育的第一个层次,属于共性问题。随着市场的持续下行、推动发展的压力加大、中心工作举措的出台,思想教育进入到了“深水区”,如何因时因事、抓准抓具体地解决个性问题,成为思想教育需要破解的主要矛盾。要围绕影响和制约着企业创新发展、内涵发展、转型发展的深层次思想问题,突出强化创新意识、市场意识、质量意识、内涵发展意识等专项教育。在增强内部市场意识教育中,组织开展提炼和宣贯个性化理念活动。“干多少活、挣多少钱、多干多挣、不干不挣”、“拿材料当钱花、把设备当人待”;“不节支不降本、工资收入就亏本”等理念,成为企业的流行语和干部职工的自觉实践。
(二)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实际问题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迈开步子。要坚持把教育激发出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到促进企业转型发展上来,走“轻资产、精用工、市场化、均量高”为主要特征的新矿内涵发展之路,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共识。通过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推进内部市场化管理,保持“人员零增长”,以及创新驱动和节支降本、提质增效劳动竞赛等,深入挖掘成本潜力。同时,采取“三支撑一强化”的营销策略,以低成本、适销对路和高质量的产品及优质的服务作支撑,强化全员抢占意识,促进了产品销售。牢牢把握安全这条底线和红线,紧紧围绕“安全零死亡”,做到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变化,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不动摇;不管生产任务多么紧,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的理念不动摇;不管资金周转多么紧张,始终坚持科技兴安、技术保安和安全投入足额到位不动摇等“七个不动摇”,使应对危机、内涵发展有了安全稳定的环境。
西华大学易班作为以高校师生为主要使用对象的网络虚拟社区,对加强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引导,提高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文立足于西华大学易班建设经验,提出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的策略。即,以搭建良性互动平台为切入点,构建高校和谐的师生关系;以构建丰富的信息内容为着力点,强化高校校园网络的正能量;以现实班级易班再造为归宿点,检验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的成效。
关键词:
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形成;引导;策略;西华大学易班
如何满足当代大学生对网络多元化的需求,加强高校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引导,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西华大学作为沪外易班建设的首家试点高校,遵循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立足西华大学实际,将易班建设与高校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引导有机结合,从寻求切入点,强化着力点,实现归宿点三个角度探索出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的策略。
一、以搭建良性互动平台为切入点,构建高校和谐的师生关系
易班作为以高校师生为主要对象的网络虚拟社区,如何才能构建出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是西华大学易班建设中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多次的讨论中,不论是学校领导还是各位教师代表都提出要充分利用易班的特点———“物理身体不在场”的熟人网友关系,搭建良性的互动平台,将大学生与老师之间不便当面说的话题利用易班实现相互之间的沟通。根据这一原则,西华大学在易班建设的过程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强调师生之间在通过易班进行互动的过程中,遵循“主体间性原则”,强调彼此应清楚自己在对象中的权利与责任。正如马克思而言,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并不存在什么先定的抽象关系,人“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1]。也就是说,从教师的角度,要时刻清楚自己在通过易班与大学生的交流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通过积极的活动,让学生参与进来,了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从大学生的角度,要文明上网,通过易班互动平台,全方位的提升自己。二是通过易班网络互动平台,做好彼此的牵引工作。首先,相互导向。一方面教育者在易班上通过完善个人主页、撰写博客,话题、设置调查问卷、开发添加各类轻应用等方式不断塑造自身网络形象,提升个人魅力,以“网友”身份与大学生互动交流,将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引导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达,让大学生乐于接受。另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在易班上的对话、博文、贴文、照片、讨论、参加投票、开发添加各类轻应用等记录大学生活,表达自己的情感,对教育者进行导向。让教育者在充分对大学生的网络信息进行分析与研判的基础上决定传送什么内容和运用什么方式对大学生进行网络舆论引导。其次,相互促进。“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有潜力、最富创造性的群体,相对于一般的社会群体,大学生群体还具有相互交往频率高、持续时间长、群体目标共性强等特征。”[2]
这也就决定了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在与社会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时,具有独特性。因此,教育者在通过易班与大学生进行互动时,若还存在网络意识弱、技术水平差、敏锐性不强等问题,将不能有效的开展工作,从而促使教育者不断提高水平,弥补其不足。另一方面,大学作为传道、授业、解惑之所,教育者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将在互动中对大学生的知、情、意、行产生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对校园网络舆论的引导,使大学生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最后,相互转化。这实际上反映了教育者与大学生在通过易班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体验性与迁移性。即两者在体会、揣摩、反思、体悟的过程中,实现对对方的理解,达到对某种观点、理论、思想的认同,有助于使校园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引导趋向一致性。通过易班搭建师生之间相互沟通的平台,避免了师生之间直面沟通时会出现的尴尬局面,有利于师生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实现和谐的师生关系。
二、以构建丰富的信息内容为着力点,强化高校校园网络的正能量
信息内容是西华大学易班网络虚拟社区的生命力所在。也就是说,大学生注册使用后,信息内容量、信息内容传播的广泛度与共鸣度是留住大学生、聚集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校园网络舆论与教育合力的关键。因此,西华大学在易班建设过程中,以构建丰富的信息内容为着力点,遵循弗隆期望理论和斯金纳强化理论的观点,不断强化高校校园网络的正能量。具体体现在:一是整合内容,扩大信息内容量,满足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需求。西华大学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将校园网络的信息内容整合为学生事务管理、新闻信息、文化活动开展、学习资源服务四个方面。学生事务方面重在解决大学生的日常事务与管理问题。如:查询一卡通余额、课表、成绩、图书借阅情况、学校电话、校历和校车时间、奖助学金评定、社团活动报名、新生入学业务、课程中心在线学习等。新闻信息方面主要在第一时间学校的各类信息,让学生了解学校动态。如: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学术报告,校园趣闻轶事、成都本地高校动态、成都演出展览电影等文化娱乐信息和旅游购物交友等生活资讯。文化活动开展方面重在组织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吸引学生。如:易班学生工作站策划、组织了易班微访谈、网薪换实物、易周精彩等富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化活动。学习资源服务方面重在为大学生提供各类学习资源。如:名校名师的在线课程;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老师建立的课程班级,接收老师发送的通知和学习资料,与师生在线进行学习讨论等。正因为具有丰富的内容,西华大学易班虚拟社区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成为教育者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状况进行了解与掌握的主要渠道。二是拓宽信息内容传播的渠道,提高信息内容传播的广泛度。学校组建了西华大学易班机构号,建设了服务全校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的公共号,组建了网络创新实验室等虚拟班级群等,组织了“易班英语四六级辅导”等学习活动。各学院建设了学院公共号,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学院通知、组织主题教育活动、报道学院师生典型,学生只要关注学院公告号,学院的各类信息就可以及时准确地送达学生手机。另外,各学院还以班集体为单位,建立班级群号,信息传播全方面覆盖。三是加强引导,实现信息传播的共鸣度。如何强化大学生对教育者在易班上信息的认同,更有效地实现对校园网络舆论的引导,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西华大学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研发了“西华资源分享系统”、“西华电话本”、“西华签到系统”、“西华报名系统”、“西华广播”、“西华电视”等应用。学校组织了基于易班的APP创意创新大赛,围绕学生需求和创意,将订水订饭、团购、二手物品交易等更多应用系统纳入开发计划,满足学生的需求,让学生切实感受易班的各种便利,从而增强学生对学校各类信息的认可,产生共鸣。另外,西华大学还建立信息内容处理机制。在第一时间了解大学生的诉求,大学生反映的问题及时处理并通过易班进行信息反馈,做到重大活动集体推广,重要问题集体发声,主动参与网上意识形态斗争,发出正确声音引领校园舆论。以信息内容为着力点,不断传播正能量,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校园网络舆论,规范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直接决定着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的成败。效果如何,则可以通过现实班级在易班的网络再造进行检验。
三、以现实班级易班再造为归宿点,检验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的成效
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的成效如何?西华大学在易班建设的过程,提出了现实班级易班再造,实现归宿的问题,其目的在于让大学生能充分把握校园网络舆论的本质,具有不易被虚拟社会中的各种舆论所异化的能力,它反映了校园舆论形成与引导的成效。若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成效显著,大学生在易班班级发展与事务管理的过程中,必然会充分发挥自主力,进行符合教育者期望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劳动。否则,则相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面对虚拟社会中海量的数字信息,能结合现实社会中班级发展的需要,对各种校园网络舆论做出独立判断,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为现实班级在易班上再造做准备。不能把虚拟社会中的各类数字信息作为一种快餐文化来对待,只浏览,不消化;不能过度依赖各类数字信息,产生信息崇拜,影响其对现实社会所提供信息的判断;不能面对海量的数字信息产生恐慌,应根据现实社会中班级发展与事务管理的需要,有针对性对各类数字信息进行梳理、分类、总结,形成对校园网络舆论的正确判断,以满足在易班上对班级发展与事务管理进行网络再造的需要。二是对校园网络舆论做出的判断进行反思,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根据与标准。在对海量数字信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于校园网络舆论做出的信息判断往往会随着新的校园网络舆论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因此,它需要大学生不断反思自己梳理、分类、总结的数字信息的根据和标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
“对象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构成了大学生反思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说,大学生应根据教育者的要求以及班级发展与事务管理的需要,对不断出现的校园网络舆论进行取舍,反思对数字信息取舍的根据,从而按“两个尺度”的衡量标准形成相对稳定地处理校园网络舆论的根据。三是将各种校园网络舆论有效整合并付诸行动,在易班班级发展与事务管理中展现。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的活动是一种“生存”活动,而人的活动则是一种“生活”活动,是一种“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4]的活动。作为一种目的性的活动,它反映了大学生内在的向往与追求;反映了大学生在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上的认知与参与,以及有效利用校园网络舆论进行易班班级发展与事务管理的意图。在现实班级通过易班进行网络再造的过程中,大学生对于校园网络舆论的有效整合与运用反映在两个层面:第一,大学生参与到易班班级中各种信息的处理以及交往性的实践活动中,体现为一种外向性的实践方式。如:易班班级聊天、班级成员飞信、班级信息、班级事务讨论、班级发展规划、发起班委选举、奖助金评定等各类相关问题的投票活动等。第二,大学生利用易班,创造出各种体验性的实践活动,将班级发展的网络再造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体现为一种内敛性的实践方式。现实班级管理中不可能实现或实现难度较大的问题,大学生通过易班虚拟社区来实现,如: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之间建立虚拟学校,展开各种学习资源、信息的利用;建立符合大学生需求的休闲娱乐活动;建立符合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各种志愿者组织;开展各类网上模拟的创新创业活动等。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易班虚拟社区还处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大学生在易班班级发展与事务管理中内敛性实践方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当然,在大学生发挥自主力进行现实班级易班再造的过程中,若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效果不佳,则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校园网络舆论评判标准与根据将与教育者期望相背离,通过易班将班级发展与事务管理等进行网络再造的实践活动将不能有效展开。近年来,随着教育部易班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易班虚拟社区的示范作用不断扩大。通过易班虚拟社区探索高校校园网络舆论形成与引导的策略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必将有助于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19卷.人民出版社,1963:405.
[2]李昌祖,周杰,郑苏法.高校网络舆情及其研判的若干思考[J].江苏高教,2010(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274.
1国际气候谈判的路径和轨迹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20年来国际气候谈判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为代表的成果,这个阶段见证了不同缔约方力量的消长、谈判集团的“碎片化”和国际减排机制的“退化”。2012年底达成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拨乱反正”,使气候变化谈判回归到应有的轨迹上。
1.1议定书确立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机制,谈判集团逐步“碎片化”
议定书落实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规定附件I缔约方的二氧化碳(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年均排放量在2008年到2012年承诺期内必须比1990 年降低至少5%。议定书还参考了各国的不同能力和国情差异,为附件I名单中的不同国家或区域一体化组织设置了有差别的减排承诺,以整体实现上述5%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议定书下不需承担此类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以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别的合作减排。议定书标志着在公约框架下正式形成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首先制订总量控制目标,之后在附件I缔约方进行分解)、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COP4)上,一直以整体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分化: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提出愿意自愿承担减排目标。这一分化对后续谈判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直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整体谈判实力。随着谈判的不断进展和关注角度、立场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小集团”越来越多,2012年达到14个之多;两个传统阵营之外更出现了“环境整体性”和“卡塔赫纳”两个“跨阵营”集团,谈判集团呈现“碎片化”趋势。
1.2《巴厘路线图》坚持已有减排机制但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有所增加
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排放开始快速上升,不满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极力转嫁责任开始呼吁新的减排安排。2007年底在巴厘会议(COP13)上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是20年谈判的一个转折点。整体上,巴厘路线图延续了公约和议定书精神,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响应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要求全球立即行动起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呼吁,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有区别的义务性质和履约方式定下了总体基调。但是,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的适当国家行动(NAMAs)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非附件I国家的履约义务开始增加。
1.3哥本哈根协议使现有减排机制面临挑战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哥本哈根协议不仅首次在公约文件中认可了2℃度全球目标,更隐晦地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减排机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提出减排/减缓目标,但对发达国家实施类似于议定书下的“三可”制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磋商和分析”。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减排保证”(pledge)+“统一核查机制”(review)的全球减排机制逐渐显现,原有的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减排机制受到很大挑战并开始动摇。随后的《坎昆协议》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部分正式化,正式承认了2℃全球目标,2012-2020年间的减排安排框架基本尘埃落定。
1.4德班平台直指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安排
2011年公约大会通过德班平台,2012年多哈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巴厘路线图”谈判,从法律上确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结束谈判,德班平台工作计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多哈实现了平稳过渡。从2013年起国际气候谈判将转入到以“德班平台”为主的“一轨谈判”,目标是到2015年底形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protocol,法律约束力强)”、“其他法律文件(legal instrument,法律约束力未知但应该弱于前者)”或“经同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法律约束力最弱)”,2020年生效实施[1],气候变化谈判由此进入转折期。
2未来国际气候机制走向分析
为构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将温升幅度控制在2℃之内,在过去20年谈判经验基础上,随着研究和谈判的进展,不同的设想纷纷出现。总体而言,这些构想可以大体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以及两类之间的某种过渡形式。
2.1“自上而下”机制与“自下而上”机制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用来涵盖一系列不同的国际气候政策构想。从理论上讲,严格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包含很强的全球协调性、得到普遍认可和追求的总体目标、分阶段目标和时间进程表、共同遵守的规 则机制(如市场机制)、严格的进度报告和核查机制以及遵约机制;“自下而上”机制则相反,没有或很少涉及到全球协调(或者所谓的协调仅局限在少数国家),各国自行安排相关行动,进展情况由国内核查制度来确定而不接受国际核查,也没有国际遵约机制约束[2-3]。总体而言,《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机制的代表(虽然它的覆盖面一直备受争议),而《哥本哈根》以及《坎昆协议》所确定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是一种近似的“自下而上”机制。
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一定时间段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体减排目标和国别减排责任,并通过市场机制的介入降低减排成本。此外,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制定了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制度以及相应的遵约机制[4]。
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主张各国自主提出减缓目标和行动,接受略有不同的核查机制,无国际遵约机制。至于所达成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美国强调“对称性”(legal symmetry),即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都应该接受相同的约束力[5]。此外,美国一直努力将气候变化纳入公约外多边机制对话之中,并倡导建立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MEF)”、八国集团(G8)、20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等国际集团和组织也纷纷涉及气候变化议题,通过集团共同立场或国际组织决议对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机制形成影响[6]。通过这些公约外机制发挥影响和作用,也是“自下而上”机制的重要内容。
2.2主要缔约方关于“2015年协议”的总体立场动态
2013年4月德班平台第二次会议之前,各缔约方应主席要求就谈判内容提交提案。根据这些提案,主要缔约方对“2015年协议”的立场如下:
欧盟:以气候变化进程引领者自居的欧盟一直倡导建立覆盖所有缔约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统一减排框架”[7],并将其作为接受议定书二期的首要条件[8]。德班平台达成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以欧盟为主的部分发达国家接受了议定书二期,使议定书在法律上延续下去。2013年3月以来,欧盟开始就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广泛征求意见。在欧盟提案中[9],欧盟重申2015年达成的协议成果应该是一个覆盖100%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同时,最不发达国家(LDCs)、小岛屿国家联盟、独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AILAC)等众多集团与欧盟一样,支持制定新的议定书,甚至强调其在覆盖范围、减排强度、实施力度上均要超过《京都议定书》。此外,欧盟也认可各缔约方的减排承诺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确定,有所区别的“光谱式”(spectrum)多元化国家减排承诺是可以考虑的。
美国:一如既往,美国反对“自上而下”的减排安排,提倡“自下而上”的“光谱式”多元化国家减排许诺结构,同时,美国提出了“轴辐式协议(从中心向外辐射状,hubspokes)”概念[10],即构建一个所有缔约方参与的、相对恒定的、包括关键设计要素的“轴协议”(hub agreement),围绕这一作为核心的“轴协议”,就细节问题达成一系列具体、可实施、不一定所有缔约方参与、便于修改的“辐决定”(spoke decisions),共同构成一揽子协议体系。“轴决定”强调国内的地区、企业、NGO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并高度重视公约外多边机制的作用。“辐决定”游历于公约之外,既不要求所有缔约方参与,也不需要遵守公约原则,其参与行为体可以是主权国家之外的行为主体,实施内容也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公约外机制紧密结合。
因此,未来减排机制的设计方面,欧美之间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欧盟以达到2℃温控目标为前提,提出自上而下分配减排任务,强调全经济范围和全体国家的参与,希望通过强有力的体制约束达到目标。而美国则提出减缓需要加强现实世界的力度(promote realworld ambition),2℃温控目标仅能作为参考而不具有强制力,减缓仍应建立在各国自愿性贡献上。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成为下阶段谈判的主线之一。然而,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欧美在针对发展中国家时的“联合一致”,如强调全体缔约方、不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分法”等,矛头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大国。此外,澳大利亚提出了具有三层结构的新协定,中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辅以各种有或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补充性条款和制度,并将国家时间表作为附录,该方案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欧美的主要观点,有可能弥补欧美之间的分歧,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也在众多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一致,正在成为气候谈判中一股重要力量。
2.3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决定公约下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发挥主导作用
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必须由全球行动来解决。已有科学认知告诉我们全球长期浓度目标越低,越要求更快的减排速度和更广泛的参与,而且越早行动相应的减排代价就越低[11]。尽管尚存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总体上实现2℃温升目标很可能要求本世纪末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CO2当量上下,相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持续下降。“自下而上”的松散机制远远不能保证此目标的实现。议定书二期所覆盖的排放量占2010年附件I缔约方排放量的35%(全球总量的14%),锁定的减限排承诺相比1990年降低18%-19%,远远低于IPCC所提出附件I缔约方到2020年整体减排25%-40%的目标;即使考虑其它附件1缔约方和非附件I缔约方的自主减缓目标和行动,到2020年,距离实现2℃目标要求的差距仍有80-130亿t CO2当量[12]。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扭转,全球升温将超过4℃[13],人类可能面临不能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2℃共识,那么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机制才能为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互信并激励尽早开展实质性减排 活动。
实际上“自上而下”机制(京都议定书)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减排成效,引领了世界低碳发展潮流。首先,议定书激励、加速了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低碳产业和市场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新能源技术成为经济危机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就业的新领域。欧盟2009年通过了“Directive 20-20-20”,第一次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确定了强制国别目标; 议定书所确定的灵活机制为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同样在议定书下承诺减限排目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也都在排放权交易、碳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第二,议定书促进了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截止2013年6月,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的CDM项目超过7 000个,签发的经核证的排放量(CERs)近13-6亿t CO2当量。欧盟成员国投资了超过50%的CDM项目,日本投资的项目个数超过10%。一些CDM项目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脱贫、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第三,大多数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国内整体排放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完成京都目标没有悬念。以欧盟为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渗入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之中,2011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比1990年下降17%,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通过履行国际承诺,这些国家的低碳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他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参加灵活机制也基本能完成目标,而从来没有批准议定书的美国和退出议定书的加拿大,其2011年排放分别比1990年上升8.4%和17.4%。
2.4德班平台谈判下的其他关键问题
除关于德班谈判成果框架、原则和减缓这一系列焦点问题外,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的重大关切,是共区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也是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将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统一归为实施手段,以此形式与减缓、适应等问题并列,其旨在把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作为一般性实施手段,而弱化其作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支持承诺的实质。同时,发达国家强调私营部门在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转化成市场化行为,从而使发达国家免于承担其责任义务。在2013年4月的波恩会议上,几乎所有缔约方都不否认适应是“2015年协议”的重要内容,发展中国家认为适应行动应在现有适应机制基础上继续加强,继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在多哈会议突然升温以后,这一议题依然是波恩会议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对推动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的长期资金承诺依然没有见到任何具体计划,相反,OECD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OECD国家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额呈现下降趋势[14],绿色气候基金依然面临无米之炊。德班会议初步建立了以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为基础的技术机制,在多哈会议上技术机制谈判模糊触及知识产权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示满意。波恩会议尚未就德班平台下的技术转让进行进一步谈判,但可以想象随着新技术机制在2013年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的谈判诉求仍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也很难妥协。
3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公约谈判进行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世界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更快速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11年我国CO2排放占全球28.6%, 已经超过欧美之和[15];1990-2011年我国的CO2排放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过60%,人均排放已接近部分发达国家。随着这种结构性力量的增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别是气候公约谈判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6]。
在公约谈判中,中美欧仍是决定未来谈判走向的三股重要力量,任何二者的联手都会对谈判格局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对2015年协议的内容和形式,欧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欧盟虽然暂时同意从“自下而上”的“自主许诺+审评”模式入手,逐渐按照一定的标准提高各国减排力度,但其实际上追逐的仍是通过公约体制最终实现“自上而下”全球统一行动机制,这与美国的“去中心化”或“虚中心化”的松散机制立场仍有本质性不同。中国虽然还没有很明确地表示立场,但在避免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对国家发展造成硬性约束这一点看,中美态度比较接近,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崇气候领域“中美共治”的原因之一。
2013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中美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认识到“气候变化危害和全球应对努力的不足”,中美两国应“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行动”,并承诺将在2013年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美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始终居于首要位置,将气候变化纳入中美整体外交中是完全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不仅在气候变化领域,在整个中国的外交战略上同样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世界低碳发展趋势看,欧盟倡导“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议定书模式扩大化)也值得中国认真思考。
中国还没有将发展战略与气候变化大背景和全球经济技术发展大趋势密切联系起来。全社会对低碳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共识不够,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和道路没有透彻了解和深入分析,“低碳”这个概念远远没有纳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地方打着“低碳”的旗号,走的仍是“高碳”的老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外促内应成为推动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动力[17]。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美丽中国”,还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下逐步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与大国地位和形象相称的贡献。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