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设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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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制建设论文范文

截止201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已先后公布六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包括5例行政案件。对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行政案件，法院主要采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这两种法律解释方法，遵循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运用位阶次序。具体到指导性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该案的裁判争点是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的当事人享有要求举行听证权利的行政处罚。该条在明确列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这三种行政处罚决定后出现了“等”字。文义解释一方面可以当作第一个方向指标，另一方面可以划定解释的界限［4］。从本案的裁判理由可知，司法者正是在此意义上利用文义解释方法，认为此处的“等”为不完全列举的示例性规定，其所概括的情形还包括与明确列举出的三种行政处罚程度相当或者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行政处罚。继而受案法院运用目的解释方法将没收较大数额财产的行政处罚纳入听证范围，以证成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行政处罚法》所追寻的目的之一便是保护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行政处罚决定的合理合法，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处罚权。第42条通过设定听证程序，赋予行政相对人陈述权和申辩权，贯彻上述目的。而本案被告在作出严重影响原告财产权益的行政处罚时，并未告知原告享有听证权利的事实，剥夺了其本应享有的程序权利，使行政相对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若不予以撤销，必将影响行政法律目的的实现。又如指导性案例21号“内蒙古秋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呼和浩特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行政征收案”，法院经由目的性解释方法的应用，将违法建设行为排除在免除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相关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指导性案例22号“魏永高、陈守志诉来安县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亦是如此。

二、我国行政司法审查中法律解释方法缺陷探析

尽管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大都能为社会所接受，被奉为“精品案例”“模范案例”的指导性行政案例更是充分展现出司法者成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因素，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正视其解释方法的所具有的缺陷，以求得更好的发展。

(一)忽视行政法解释的价值取向

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性，其并非一种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操作，解释法律时必须进行价值判断。而法律绝不仅是徒具语言形式的东西。它有所志，有所意味(2)。人们透过法律规范以追求某种目的，以贯彻某些价值。释法又不同于造法，故法律解释者要查明所欲解释的法律包含的价值判断，并服从这种判断。在实务中主要表现为对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的利用。毫无疑问，行政法解释必须受制于行政法的内在价值，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也必须基于对行政法解释价值取向的考量。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有不同的侧重点。如历史解释主要着眼于立法原意，目的解释则强调法律在适用当下的规范目的。根据前述的考察，目的解释在我国行政司法审查中使用频率最高，其他解释方法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行政法解释偏重于对法的妥当性的维护。而笔者认为，行政法最重要的内在价值为维护，保障行政法治。这就意味着，行政法解释原则上应以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价值取向，再兼顾法的妥当性，维护实质正义。虽然有些情况下，不同解释方法的适用可以得到相同的裁判结果，也不影响裁判结果的妥当性。如指导性案例6号便如此。但从长远来看，势必阻碍我国体制的发展和法治原则的实现。

(二)解释方法元规则缺位

解释方法的元规则即解释方法的位阶。法律解释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解释方法，但解释方法不具有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功能，经过解释只能获得可能答案而非唯一正确答案［5］。因此，我们需要解释方法元规则，以确保解释方法的适当性，以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从反面来看，解释方法元规则的缺位，使得法律解释学难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6］。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判决结果常常充满变数。在我国行政司法审查实践中，释法者严格遵循先文义解释再论理解释的方法位阶。但论理解释中并非只包括目的解释这一种方法，随着解释发展的深入，各种论理解释方法间的冲突也必将凸显，它们间的位阶如何，都需要我们做出解答。且与民法、刑法不同，行政法不存在统一的法典，规范数量庞大，效力层级复杂，不确定概念较为多见，更易因释法者观点的差异而引起解释的对立。特别是在行政法制较不健全的当下，行政法解释元规则的确立显得格外重要。此外，解释过程实质上也是释法者主观性展现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元规则的确立能对释法者产生一定的客观约束，减少解释引起的不确定性问题。

(三)解释方法运用水平较低

指导性行政案例的解释活动均都严格遵循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位序，但二者之间的衔接，裁判理由并未作出详细的说明。且运用二者进行解释时的说理也不够全面充分。如指导性案例21号、22号只对目的性解释方法的运用加以简单说明。又如指导性案例6号，法院适用文义解释对“等”字作出限定后便径直适用目的解释。虽一切法律解释活动，均必须从文义解释入手，如法之文义明确，无复数解释之可能性时，仅能为文义解释，自不待言［7］。为此，首先必须说明“等”字存在复数解释之可能，尔后才有进行目的解释的空间。作为助词的“等”字，既可以表示列举未尽，也可以用于列举煞尾，即作“等内等”或“等外等”的理解都符合文义。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行政处罚法》之目的加以说理:第一，“等外等”理解更符合《行政处罚法》所追求的整体目的，即第1条的相关规定;第二，“等外等”理解与《行政处罚法》第4条公正、公开原则相契合;第三，“等外等”理解满足了正当程序的相关要求;第四，“等外等”理解并不会降低行政效率等等，至此形成的裁判理由才够确当。

三、完善行政司法审查中法律解释方法

(一)考量行政法特性，妥当选择解释方法

行政法解释是广义的法律解释的组成部分，也分享着法律解释理论长期积累起来的理论资源，但是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质又决定了它不能完全地套用一般性的法律解释理论来解决其自身的理论问题，而应该是将一般法律解释理论放置于行政法领域中进行重新考量，并结合行政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理论主张。在行政法解释方法选择这个问题上，也必须遵循同样的法则来进行。法律解释理论和实践中公认的解释方法众多，典型的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当然解释、合宪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类推解释、扩充解释、限缩解释等等。而这些在私法基础上形成的法律解释方法并非都适合行政法领域，特别是我国的行政法实践。释法者适用时应该充分考虑行政法特性，如类推解释、当然解释等解释方法，是否符合行政法解释的价值取向不无疑问之处，切忌盲目嫁接。此外，在多种解释方法都能实现正义时，法院应该结合各解释方法的自身功用，选择与行政法解释特性相契合的解释方法，以维持行政法目的的一以贯之。而不是以释法者对解释方法运用的熟练程度及自身喜好为选择依据。

(二)确立行政法解释方法元规则

法律解释是受规则、程序规制的艺术［1］。因此，行政法解释方法之间不能杂乱无章，应当存在一定的位阶。而解释方法的位阶并不是凭空设立的，其取决于行政法解释的价值取向。体制和法治原则决定了我国行政法解释必须以维护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前提，再兼顾法的妥当性和实质正义性。故在行政法解释活动中，重视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的解释方法应当占据优势地位。笔者认为，行政法解释方法应当遵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的适用顺序。行政法律规范记载于文本，固定于语言，欲正确解释法律，须先理解其所用词句的意义，脱离法条文义的解释必将损害法的安定性。以法律体系及概念用语统一性为目标的体系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安定性对行政法律规范外在形式的要求，应该成为紧随文义解释的第二顺位解释方法。历史解释强调行政法解释要忠实于立法原意及立法者立法时的意图，使释法者受制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以保证法的一以贯之。而目的解释强调行政法律规范现时所具有的合理含义［8］，与历史解释不同，其侧重于实现法的妥当性和实质正义性，故其应位于历史解释之后适用。合宪解释为监督性的解释方法，将其置于最后适用乃是基于它的功能的考虑。行政法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在应用其他解释方法获得结论后，都该利用合宪解释加以检验。当然，行政法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只是给释法者提供一种可能的逻辑思维，并不意味着适用在先的解释方法获得的结论就要优先被采纳。如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得到不同的结论，甚至互相冲突，而依历史解释将导致裁判结果明显不公平、不合理时，我们就应当采纳目的解释的结论。又如，维护法安定性的解释方法获得的结论存在多种可能时，则需要目的解释进行补充、完善和校正。

(三)提高运用解释方法时的说理论证能力

行政司法审查中，某种解释方法的运用论证了哪些法律问题，发挥了怎样的法律效用，为什么需要先适用此种解释方法，为什么还需要运用其他解释方法，又为什么采纳该种解释方法得出的裁判结论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完整的呈现。解释方法的说理论证越充分，随意适用的可能性就越小，获得正确解释结论的可能性就越大，裁判活动也就越公开透明。此外，依据严密的逻辑和论证说理得出的解释结论不仅能使原被告对法院的裁判结果予以信服，而且能使民众对裁判及法律的内在公正价值得以理解。尤其对于指导性行政案例而言，解释方法的说理论证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指导性案例乃是各级人民法院学习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具有的独特的启示、指引、示范和规范功能除了对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起作用外，对裁判时运用的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其次，指导性案例还是宣传法治的实例，是树立法治和司法权威的典型，是体现司法智慧与审判经验的载体。那么，没有说理论证的支撑，指导性行政案例该怎么发挥以上作用，又怎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呢?

四、结语

第2篇：法制建设论文范文

1.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含义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分广义和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是指关系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养老保障制度，在这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个人账户和基本社会统筹账户。从狭义上讲特指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制度。以下主要从狭义方面谈本人的一些看法。

2.我国的老龄化迅速加快

经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国家的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达到1.79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7%，绝对数接近1.2亿。国际上以老年人超过10%作为老龄化标志，照此标准，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我国的老龄化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我们的老龄人口的绝对数多。据目前的增速估计到2013年底我国的60岁以上老人可能首次突破2个亿；第二，进入老龄化的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且可能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期，届时我国60岁以上老人可能达到4个亿；第三，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有人叫“未富先老”。如果我们国家人均GDP收入比较高，政府应对老龄化就有更大的财力。事实上我国现在是“未富先老”，意味我们国家在人均收入还不高情况下还需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所以我们所面临的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难度极大。

据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其中第一代农民工再过两三年即将面临退休，他们工作前二十年单位基本上没有给他们交养老金。除此之外在广大农村还有大量的60岁以上的在家务农的老人，在他们失去在土地上的劳动能力后便没有了固定收入。我们国家目前的老龄化水平比发达国家还是略低一点。比如2010年我们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8.87%，而日本2008年的65岁及以上老人已经占总人口的22.6%，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为15.9%，世界平均水平7.6%。但是，我们和发达国家还不能完全相比，他们的人均GDP水平是几万美金，我们中国才4000美金，差很多，所以人口老龄化对我们的挑战还是很大，我们要科学研究、统筹考虑、妥当应对。

二、我国现有的养老法律的局限

1.分散性

到目前为止,我国仅在2010年通过一部专门规范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即《社会养老保险法》，但其他大量关于养老问题的法律都是做零散规定，如我国《劳动法》第9章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做了专门规定,再如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0条规定：“国家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另外,由于具体实施社会养老保险是政府的行为，所以许多有关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规定都是通过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的颁发来实施的。前者如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后者如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发的《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等。

2.差异性

由于目前存在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所以导致在养老立法这方面存在二元的结构，且广大农村的养老立法建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城镇居民可以享受由国家和企业为主提供的养老保险，比如，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更进一步明确，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社会保险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贯彻基本养老保险职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原则。而农村养老保险则主要由个人缴纳，我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摘要：随着我国老龄化的逐渐加快，我国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立足于最新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人口结构性数据，深入分析目前我国养老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建设对策。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享有社会保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既然同样是基本权利，为何在实施中却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因此这种充满城乡二元特征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在社会保障的初级阶段不得不存在，但决不能作为城乡不同养老差异政策的原因。

3.滞后性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归根结底由经济基础决定，它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完善，但至今仅有一部从整体上专门规范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险法》，而诸如《劳动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养老保险问题则更是轻描淡写，可操作性极差，普遍落后于社会发展。另外，各地在推行社会养老保险的过程中大多是自行摸索，各行其是，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也不适于社会发展，使得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难于解决。

三、加强我国养老法制建设的对策

1.针对性

这主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在国家立法层面要增强专业性建设，针对具体问题设立具体法律来解决。这方面我们要向英国学习，英国于1908年通过《养老金法》，1925年颁布了《养老和遗嘱保险法》，1975年还通过了《社会保障退休金法》，1993年颁布了《退休金计划法》[2]。所以英国的养老立法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密切关注养老的关键领域，比如在养老的文化建设、养老的场所建设、养老金的来源等具体方面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其次，要针对不同的养老主体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保障不同利益群体的权益。在这一点上德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早在1889年颁布的《伤残及养老保险法》，一度成为各国效仿立法的楷模，该法规定:对工人和普通官员一律实行老年和残疾社会保险。接着1911年通过了《职员养老保险法》。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联邦德国于1957年颁布《农民老年救济法》[3]。在我们国家，养老的主体身份非常复杂，我们有公务员为主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民工群体以及大量在家务农的农民，因而正确处理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各自需求，并且做到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我们在专业立法方面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最后，加强社会养老的规范管理，要按照需要与可能，尽快制定出台各级各类服务标准和评估监督办法等，加强服务队伍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引进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并积极探索试行专业社工制度。在这个方面，笔者强烈呼吁教育主管部门要跟上养老发展的形势，大学要抓紧设立养老专业学科，培养合格的为养老服务的技术人才，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养老工作。

2.平等性

其一，首先打破城乡的二元养老格局，实现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英国于1908年通过《养老金法》，确立了养老保险制度，该法规定：凡年满70周岁且经调查证实生活确有困难者，可以得到国家税收提供的养老金，养老金额对所有的人数目相等。1925年颁布了《养老和遗嘱保险法》，该法律将1908年规定的需对领取人经济状况做过调查才能发放养老金的制度，改为强制性养老保障制度，从而使每一位达到退休年龄者均能领取数目相等的养老金。其二，逐步建立全民化养老制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这就倒逼我们不得不进行户籍改革，把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城市保障的对象。目前,中国养老保障制度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构建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统账结合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向更广覆盖的方向发展，过渡为普惠式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差别性的职业养老保险制度，最终发展成为统一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其三，养老金是养老制度的核心问题，所以要充分保障养老金在工资中的比例。假如一个人退休前工资为5000元，退休后养老金为2000元，那么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占工资的百分比)就是40%。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此后一直下降，2011年为50.3%。世界银行组织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这样看来，我们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偏低，不利于养老事业的发展。

3.同步性

第3篇：法制建设论文范文

变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其背后法律价值博弈和变迁的结果。

(一)人权观念的复兴最初

奥托•迈耶在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引入行政法时，主要是基于两个基础:一是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存在依赖性非常强的相互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学校与学生、监狱与罪犯等关系都有这种属性;二是公共管理的目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相关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这总是意味着对现有自由的限制。”显然，其背后的法律价值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机关所谓的“公共管理目的”，在此种情形下，人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是维持秩序的工具，毫无人性的尊严可言。二战后，浴火重生的人们通过反省二战期间种种涂炭生灵、践踏人权的行径，逐渐达成了法律要对人的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的共识，人权观念的复兴成为战后最为瞩目的政治思潮。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因其严重忽视“特别权力关系”内部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各界的激烈批判。基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以及人权的普遍保障原理，任何人都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即使是罪犯、军人、公务员、学生等这些“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相对人，也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区别对待，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剥夺和侵害，同样须受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人”并非维持秩序的工具，亦非基于一般性的道德谴责即可剥夺其重大权益的对象，而是一种享有不受任意剥夺的权利与自由的主体，权利与人之主体性密切相关，任何涉及重要权利的高权行为均需接受公法规则约束和司法审查。应当说，二战后的法律价值观逐渐强调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给予尊重和保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均是对这种法律价值变迁的积极回应。

(二)“司法国”理念的兴起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从其诞生至成熟，与极权思想、极权体制如影随行。二战后，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勃兴，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法制上建立“司法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法学界。所谓司法国的理论，是指一切行政权都必须臣服于司法权之下，法院对行政机关全部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司法审查权，即便是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下的行政行为也概莫能外。然而，要司法权对所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非但在客观上不现实，法院也有越俎代庖之嫌。以教育行政关系为例，法院及法官根本没有精力对高等学校所有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专业及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具备审查高校教学事务及对学生的学术评价行为的资质和能力，反而会被世人诟病为，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精神的蛮横干涉和亵渎，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行为。基于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及随后的“重要性理论”根据性质、重要程度将纷繁复杂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将涉及当事人身份或基本权利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纳入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以及司法审查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建立“司法国”的理论浪潮的一种现实的、无奈的回应。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的启示

就中国大陆而言，法律上及司法实务上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其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行政法理论上，通说认为行政行为可以划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相应地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外部行政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而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内部行政关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均把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和学校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前者只赋予申诉权，排除司法救济。在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外部行政行为才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规定的除外)，当高校与学生产生管理纠纷时，法院通常以其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而不予受理。此外，由于“办学自”“学术自由”等观念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高校实务界对法院介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也几乎是本能地抗拒。因此，在我国，支配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回顾“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进之路，虽然，对其改造和修正未能如各界所期望的那么彻底，那么完满，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史，本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行政机关)博弈的历史，是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历史，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博弈的历史。深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及其背后所彰显的法律价值的变迁，对处于不成熟状态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同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

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乃人类固有之基本人权。基本权利系以人性尊严为基础，作为一个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权利;而基本权利之保障可说是宪法制定的最终目的，不仅为宪法秩序中最重要构成部分，也被公认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基本权之存在要求国家各种权力乃至人民的社会行为皆须对基本权给予最大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中，更应该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及育人理念。而不应仅仅是将学生看作被管理的对象，以维护教学、生活秩序之名，轻易侵害甚至剥夺学生的基本权益，也应避免年轻学生因某一两次过失而被秩序维护者剥夺终生的前途。

(二)科学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

在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制中，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教学自，如高等学校可以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组织实施相关教学活动(如制定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指派教师、组织考试、选编教材等)，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享有财产上的处置权等，其共同特点是主要涉及教学和学术范畴，且未对行政相对人(教师或学生)的权利作出直接处置;二是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属于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高校基于“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的理念，纯粹对内部事务进行安排所衍生的权力。在传统认识下，除法律、法规在程序和救济上作出特别规定的重要事务(如学位授予)以外，其余行政管理的事务由高校自主决定。然而，在人性尊严之维护及基本权利之保障日益彰显，以及学生权利意识日益高涨之情势下，高校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名而实施的上述诸多事务并不能截然归于排除司法审查的领域，而应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及其对学生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应当给予充分的外部救济。在此，“重要性理论”不失为科学界定我国高校自主管理权可资借鉴的一种法律思维形态。

(三)厘清大学生享有的权利类型

在科学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进行科学的划分，厘清大学生权利的类型，以便依据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及诉讼规则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其中，受教育权主要包括获得学生资格权、学籍权、考试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等;人身权主要包括名誉权、隐私权、婚育权;财产权包括债权、物权以及知识产权;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上述权利，有些是作为大学生这一特殊身份所特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有些是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依据上述对大学生权利类型的划分，大学生权利损害无外乎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人身权与财产权受到侵害、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和剥夺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其权利救济的方式、途径及法律适用不同，应当明确加以区分。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根据“特别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理论”，关系到大学生身份的权利及基本权利，如学生资格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学籍权、人身权以及政治权利等受到侵害，学生理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而若财产权受到侵害，主要应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除上述侵害大学生基本权利的行为外，法律应当允许高校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生活及公共秩序，对学生权利和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

(四)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有权利即有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实现之可能。尊重和维护学生人性之尊严，保障学生之基本权利，必须依赖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提供无死角的、完整的保护。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拉开了我国法院司法审查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序幕。然而，十多年过去，我国在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的建设上仍无根本意义上的进步，高校擅用自主管理权侵害学生尊严，损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件仍屡见不鲜，类似2014年底河南商丘学院“学生表白被开除事件”的现象屡屡见诸媒体。究其根源，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之争议性，法院受案范围之不确定性，高校校内规章制度合法性审查的缺失，教育行政复议如同虚设等，是导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应吸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一是在立法上更加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科学合理地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确立法律保留原则，对涉及学生基本权益的事项纳入法律保留范畴;三是清理高校违宪、违法的校内规章制度，建立受教育权违宪审查制度;四是重构教育行政救济机制，遵循有权利必有救济、充分救济及权利救济途径渐进的原则，构建和完善渐进式、无缝式的学生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救济机制，即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三、总结

第4篇：法制建设论文范文

冀州的法制思想丰富多彩，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有许多法制思想原则仍可以为当代所用。我们应该广泛吸纳这些可借鉴的历史资源，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一)冀州“礼法合一，综合为治”的法律观念对当代“以德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冀州广川人士董仲舒提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原则，对儒法合流、礼法并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这一指导思想一直指导和影响着冀州封建法制建设的走向。到了隋唐时期，冀州儒学家推动法制建设的发展，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理论原则。礼与法走向了统一，古代冀州德礼的法律化正式完成，从此，冀州“礼法合一”的法制思想就深入人心了。虽然冀州法学家提出的这种“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的原则把“礼”当成主调节器来调整社会关系，把伦理道德摆在最高位置，当作是指导原则，而忽视“法”的作用，认为“法”只是实现“礼”、“德”的工具，这一思想固然是与现代法治所提出的法律至上、依法治国是相背离的，但是，冀州的法学家们并没有全面否定“法”在治国中的作用。冀州法学家们认识到法律应该与伦理道德相辅相成，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共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是我国当代法制建设所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冀州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在当代法治建设中有积极的作用

冀州大地可谓人杰地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豪杰冀州出，丹心照后人”。正因为冀州人重信义、轻名利的美好品质，故体现在冀州的法制中表现出了“重义轻利”的法律观。这一法律观包含“取利有义”、“见利思义”等思想，看到利益，首先应该想到道义。这一思想无论是作为一种人格品质，还是作为一种商业精神或立法指导原则，都给人一种积极的正能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导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地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效应也有消极的一面。“重义轻利”的观念可以使人们在面临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冲突时，能够舍己为人，能够为了尽到法律义务而忽视或放弃个人利益，这种高尚的品质在如今更是值得提倡的。

(三)冀州“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对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有正面影响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习惯法还未产生，冀州先民就形成了对自然的崇拜，人们敬畏超自然的力量，认为有天神的存在。发展到封建社会时期，冀州人民讲究“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随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指人与自然相统一。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非常强，冀州人民只能靠天吃饭，人民的生活完全依赖大自然，风调雨顺可以使他们人寿年丰、平安无事，人们才能幸福的生活下去。旱涝不均的恶劣自然条件则会严重威胁到他们的生存问题，因此他们懂得珍惜保护自然［1］(P146－147)。当今我国处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导致了对大自然的过渡索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森林减少、资源枯竭、沙漠化严重、自然灾害频频不断，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今，人们在大自然的惩罚中觉醒开来，国家提出了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政策。所以现在重新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观念———科学发展观，这一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

(四)冀州人“无讼”的法律价值观念对我国特色调解制度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古代冀州人历来追求和谐、安定的大同世界。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人们相处应遵守礼节、互相谦让，将人们之间没有争端的和谐状态看作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因此，一直以来，“无讼”成了冀州传统法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为了实现“无讼”的目的，人们宁可委曲求全、丧失公平、曲解法律。当然，这种一味地强调调解的做法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存在很多的消极因素，与现代社会的调解制度并不相符。但是，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形式，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管辖面积辽阔、地区差异大，公民文化素质和法律保护意识不是很高的、法律基础薄弱，法律专业人员与司法人员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2］(P57)。我们应该继承吸收古代冀州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自治方式，构建一种公平、自愿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调解制度。这种调解制度的建立能够起到重视人权、减少诉累、提高办事效率的目的。

二、冀州法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

尽管冀州古代法制在当代现实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冀州古代法制观念受到等级制度、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等影响，更多地是为维护封建皇权贵族的利益的，反映了封建法律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缺乏公平公正。另外，因为时代的变迁，当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些迂腐顽固的法制思想以及其保守、非理性的残存陋习已不再适用当今社会，反而给如今的法制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前进。所以，我们应该克服这些传统法律文化弊端，摒弃这些传统迂腐的法制思想观念。

(一)冀州法制受传统“礼治”和“人治”观念的影响，而忽视了“法治”

在古代，冀州人民主张“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认为人在治国安邦中起主导作用，法律不过是人治的附庸。并且，冀州的法学家多是名臣大儒，他们把儒家的“礼”发挥地淋漓尽致，把“礼”当作调节社会生活的主要工具，认为“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冀州早期存在的各种礼仪，例如，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等这些构成冀州人民早期的日常行为准则，而忽视法律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认为法律则是道德的附庸，是居于道德和“人治”之下的。这种顽固的思想一直影响至今，造成了现代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没有按照法律的适用处理，而是按照上级的指示来处理，更有甚者，对案件的审理是按照道德习俗来评判的。这种轻视法律的现象违反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违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应为我们所遗弃。

(二)冀州古代“亲亲互隐”的观念延续至今，造成包庇犯罪，阻碍案件的侦破

冀州的法学家大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制定法律，依然是从维护礼教原则出发，为了维护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儒家礼制，他们肯定孔子提出的“亲亲互隐”的原则，同意“事亲有隐而无犯”的思想，认为亲人犯罪，对其包庇，为其隐瞒，则不构成犯罪，允许亲属容隐制度的存在［2］。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今。现如今很多人都不赞同“大义灭亲”的行为，认为亲人是不可背叛的，这一思想助长人们相互包庇之风，袒护犯罪分子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阻碍案件的侦破。所以这种“亲亲互隐”的原则是我们所不提倡的。我们应该将法律放在第一位，为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为了社会的和平安定，我们应该维护法律，不避亲友，并及时劝阻亲人正视罪行、承担罪责、投案自首。

(三)冀州自古形成的“法刑一体”的观念，使公民害怕法律，难以自觉守法

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律》中就制定了残酷无比的刑罚，即使在汉代以后，“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开始提倡，但刑与法始终是分不开的。“刑”本身不是一种规范体系，而是法律的附属，仅仅是国家用来保证“法”实施的强制手段，是从属于“法”的。这种情况导致冀州人民形成了畏惧法律的心理，对法律不够信任。这种观点根植于人们心中，至今仍有些人抵触法律、害怕法律，没有将法律当作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工具。然而，现代法治对公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仰法律、拥护法律，公民的信仰和拥护构成当代法治最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每个公民都应该明确理解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工具，最终产生对法律由衷的赞叹和深厚的感情，自觉遵守和维护法律。只有这样，法治有可能实现。

(四)冀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法制思想，不利于创造公开的法制环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原是指国家对人民进行统治，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需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做和在做什么。后唐朝冀州法学家孔颖达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提出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今制法已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则权柄移于法，故民皆不畏上［3］(P135)。认为应该保持法的秘密状态，不向社会公开，以便“临事议罪”，使民畏于上。这是儒家“人治”思想的突出体现，构成冀州法制的特点之一，在当时封建社会或许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观念违背了法律的“可知性”和“可用性”原则，不利于建设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丧失了正面意义，是我们所摒弃的。

三、结语

第5篇：法制建设论文范文

关键词: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7-0055-01

一、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化的必要性

1.只有法制化,才能强化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当前,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所带来的不道德、不文明现象,在社会生

活、经济生活中屡禁不止,这表明现代社会单靠思想疏导和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法制。众所周知,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主要是通过劝说、鼓励、说明以及舆论力量等等方式影响社会成员内心世界,规范他们的行为。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象征,是由国家暴力机器强制执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不可抗拒性。一旦触犯国家法律便依法制裁,直到使用暴力予以严惩。因此,当仅靠舆论、劝说、鼓励无法规范社会公众的行为时,只有以法律为保障,才能强化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2.只有法制化,才能形成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现阶段我国党风、社会风气不尽如人意,要扭转这一局面,实现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法制化,用法制来扶正祛邪,扬善除恶。要从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人手,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法制的强制作用,来开展反腐倡廉活动,依靠法制制裁和严厉打击犯罪行为;依靠法律坚决纠正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权钱交易、假冒伪劣及欺诈行为;坚持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坚决查处新闻媒体、文艺作品中制造和传播文化垃圾的行为;认真解决好社会治安和公共秩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重视提倡、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动用法律同违法分子作斗争,要用法制强化对见义勇为的一类英雄模范人物的鼓励、表彰和优抚,为促进人们在危难关头弘扬正气提供制度保证。

二、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化对策探讨

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化,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时代化发展要求,本着求实、务真的原则,分阶段有重点地进行,并注重增加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1.应把重点放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上。思想道德法律化不仅应表现在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打击和制裁上,如对见死不救的法律约束,也应表现在促进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建立上,如对见义勇为的法律奖励。应努力探寻这方面的规定,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其既卓有成效,又稳步进行。同时应继续深化和完善智力、文化建设的法律化,增加力度,加快步伐。在当前,尤其应加强和加速文化市场、教育改革、新闻出版事业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化。

第6篇：法制建设论文范文

一是真正实现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二是让行政符合法治的要求，使行政管理法律化、制度化，真正做到一切行政管理都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是保证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三是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行政效率。四是防范和惩罚行政违法行为，避免行政不当。五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均纳入法制轨道运行，从而提高工作的效率，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法律环境，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有序进行，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依法行政制度的实现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制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但是，当前我国在依法行政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违法行政问题依然突出、依法行政工作体制依然不顺畅、依法行政意识依然不牢固、部分规范性文件依然不规范、行政执法监督力度依然不强等等。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了依法行政的六项基本要求，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这六项基本要求，体现了依法行政的内在精髓和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对指导和规范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参考价值。

2.1坚持合法与合理行政的根本原则

法律是行政机关进行各种活动的标准，依法行政是对各级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中国是在八十年代末提出“依法行政”这一基本原则的，它的提出是政治、经济及法治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合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管理和行政行为，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不得违反法律决定。合法行政，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首要要求，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与合理行政原则一起，共同构成法治政府的根基。行政合理必须以行政合法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在建设法治政府过程中，行政行为既要贯彻合法原则，又要体现合理原则。必须避免任何合法不合理或者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行为。2.2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所遵循的方法和步骤。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不仅要遵守实体法，有良好的目的和动机，更要遵循正当程序的原则，把自己的行政行为纳入到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当中，严格按照正当程序办事。

2.3坚持权责一致的原则

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因怠于履行职责或者违法履行职责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权责一致，是指行政机关所应承担的责任必须和依法所应享有的权力相一致，不应当有无责任的权力，也不应有无权力的责任。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本质要求。行政责任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其违法失职行为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尚不构成犯罪，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其性质属于行政违法或违反行政纪律，只能从行政上追究其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2003年SARS事件后，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开始在一些地方政府起步。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还出台了责任追究方面的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但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权责不清是我国行政管理中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在追究行政责任时，责任主体模糊不清。二是缺少相关的法律规定，现有关于行政责任的立法，立法等级低，政策性的文件以及地方性文件居多，缺少国家层面的立法。不作为，管理失控，是当前行政机关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行政机关必须认真履行法定的职权，否则就要追究其行政责任。完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行政责任的具体渠道和保障，是确保推行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实施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可以减少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使行政行为更加规范，更好的执政为民、服务于民、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

2.4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

国家文明、社会进步，必须有良好的法制作保障。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行政诉讼的实践和理论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立法方面、依法行政方面、审判成就、检察（法律监督）成果、促进社会观念的进步、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推动政法体制改革的进程、造成良好的国际影响以及理论突破等方面。同时，在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确立“依法行政”观念、完善行政法制体系、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审判实践中，仍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行政案件数量偏低、行政案件撤诉率高、行政判决执行难、行政审判质量不高、行政诉讼类型、行政诉讼目的、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受案范围、期限、政诉讼管辖等等都存在着问题，已无法满足行政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所以对行政诉讼法修改已势在必行。我们必须认识行政诉讼的现状和问题，深入分析问题的成因，对我国《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

2.5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

第7篇：法制建设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课程；建设

为了推进教育创新，深化教学改革，进一步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从而全面提高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以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启动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为了切实做好精品课程的建设工作，就高等职业院校精品课程建设中的有关问题与各位同行进行探讨。

1高职院校精品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课程教学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课程教学质量是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其核心工作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加快课程建设的步伐。可见，课程建设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基本建设中最具基础性的核心工作，其水平、质量和成果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志。

2高职院校精品课程建设的目标

精品课程建设的目标是：以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为基准，以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重点，以整合各类教学改革成果和优质教学资源为手段，从全校的公共课和主干专业课入手，实现加大教学过程中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加强科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促进学生主动和自主地学习，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3精品课程的特点

精品课程建设的特点主要通过以下课程的理念、内容、实施和教师水平的四个先进性来反映。

3.1课程理念的先进性

要明确理解高职课程的内涵与外延，清晰认识课程的服务对象、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职业指向以及课程与职业岗位和就业市场的联系等。

3.2课程内容的先进性

表现为课程内容的科学性、前沿性、适应性和技术技能应用性。科学性是指课程内容与形式的合理，前沿性是指课程内容反应了科学技术及应用的最新动态，适应性和技术技能应用性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最本质属性。

3.3课程实施的先进性

指课程实施要根据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合理灵活地采用各种方法，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要创新教学模式，增加研究型、讨论型、自主实践型等课程，实现从以教师为主体到以学生为主体的转变。同时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先进实验仪器设备将之有机整合到教育过程中，构建富有成效的师生满意的课程实施平台。

3.4课程教师水平的先进性

高职院校教师水平的先进性是指教师学术水平高、技术应用能力强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没有三位一体的高水平的教师，精品课程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精品课程建设的重点

高质量的精品课程建设的重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4.1教学队伍建设

要逐步形成一支以主讲教师负责的、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梯队，要按一定比例配备辅导教师和实验教师。

4.2课程体系建设

在精品课程开发与建设中，课程体系建设要与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需求相适应，要与技术进步相适应，要与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相适应。新的课程体系既要有本地区、本行业、本专业、本课程的特色又要有普遍适应性。

4.3课程内容建设

教学内容的整合重组和精选优化既要注重技术教育，又要注重人文教育；既重视专业教育，又重视综合能力培养；既充分发挥课程在课程群中的独特作用，又注意加强各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增强其内在逻辑性，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提高素质的结合上构建高职人才培养的课程框架。

4.4实践性教学环节建设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建设，构建实践教学体系。要加快实验项目的改革与更新，加大实验室建设与开放的力度，积极推进多形式、多层次的实验、实习、实训体系开发与建设。大力开展仿真实验、模拟实验的研究。

4.5建立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

课程评价是办学主体依据自身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对被评课程的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现代化建设、教材建设、课程管理、教学效果等诸方面的价值判断。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课程的评价与检查，以评估促进建设。

4.6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

在高职院校精品课建设过程中，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是确保出精品的有力措施。激励机制的建立要能充分体现教师的个人成长，要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参考，同时也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精品课程的建设不仅是集众智的过程，更是建设优质教材，建设先进的实验、实习、实训基地的过程，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很难获得这些物质性的优质教育资源。

5精品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

5.1制定本课程建设目标

要按照培养岗位能力为着眼点，依据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制订好课程建设目标。

5.2课程教学内容与体系的研究，包括教材建设

要根据课程的建设目标，构建新的课程体系，并按照层层分解的能力要素确定教学内容。在课程内容体系结构中，不追求学科的完整性，内容的取舍遵循教学规律，知识结构有序可循，知识的综合具有有机性和相融性，教学内容与培养目标相呼应。

5.3课程实践环节与实验、实习基地建设

精品课程配套实训基地建设是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一部分，在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到精品课程实训要求，模拟生产一线或就业岗位环境，把单个实验（训）室的建设，向综合性、创新型实践基地发展。

5.4师资队伍建设

高职院校精品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应紧紧围绕“双师型”队伍的建设展开，形成以“双师型”教师为主体的高中级职称教师占一定比例的，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教学效果好的教学群体。

5.5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

第8篇：法制建设论文范文

预习即课前准备，由学生独立地阅读新课的内容，做到初步了解新课。由于小学数学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概括能力、较强的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因此，在预习过程中，教师应给学生进行“发现问题回答法”的指导，即让学生通过预习把教材中的重点问题提出来，创造性地变成自己的观点，在同旧知识的对比中发现问题，找出共同点，作尝试性解答，然后带着问题去听课，把教师的讲课思路与自己的自学思路进行比较，以提高听课效率。同时，预习还是学生发挥主体性的一个过程，对提高自学能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指导学生预习的过程中，应该让学生按照“复习旧知—预习新知—找出重点—尝试学习”的步骤进行学习。布置预习任务时一定要注意难度适中，具有诱发性和趣味性，预习要求要明确，可操作性要强，任务落实到位，温故才能知新，让学生通过做练习尝试或解决简单的问题才能检验自己的预习效果。

二、在上课过程中进行学法指导

上课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按照教材的内容进行释疑、讨论、练习等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在学习过程中，上课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消化课本、启迪思维、培养能力的主要场所，听课的能力、方法等都将直接影响着学习效果。因此，在课堂上，教师要注重指导学生的听课方法，要指导学生找重点、关键字句，进行压缩性记忆。一般情况下的概念、定义、性质、法则等都用文字来表达，对其中的重点词要抓住不放，再在理解动词、数量词、连词的基础上，重新压缩成简单易记的内容。如讲“长方形”时，长方形是“对边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由四条线段围成的图形”，重点词有“对边相等、四个角、四边形”，通过压缩后成为“对边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另外，根据数学学科的特点，在上课过程中，教师还要培养学生多用手、眼、耳、脑等器官，要求学生首先用眼看准，看老师演示、板书和动作；用耳听懂，倾听老师的讲解和同学的回答；用心思考，想所学的内容，反思自己学会了什么，还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见解；用脑去归纳、概括；再用手去实践，即动手操作学具并尝试做练习。在指导学生听课时，应按照“专心听讲—当堂弄懂—抓住关键—理清思路”的方法进行指导。同时，还要学会质疑，要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不断地提高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

三、在达标巩固过程中进行学法指导

达标巩固是指学生在课内外运用所学知识自己动脑、动手完成思考、练习的过程，检查、反馈、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实践意义是学习中的重要环节。当前，在教学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部分学生上课时能听懂教师的讲解，但在完成达标巩固时却感到困难，因此，教师应教给学生独立完成达标巩固的方法，要求学生先复习后做题。要指导学生仔细、认真地审题，根据题意显示的条件，认真分析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之间的关系，并看准解题所要达到的目的，明确解题思路，通过图式的有机结合，从局部分析到整体综合，最终确定解答的方法。同时，还可指导学生进行逆向思维或多向思维，由已知条件向未知条件步步推导，或由题目要求的结果向已知条件推导，以找出正确的解题方法。此外，还应注重解题格式的规范化，作业完成之后应仔细检查，可用估计法、重算法、运算法、另算法、代入法等进行检验，以提高解题的正确率。由此，让学生在解题中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例如，学生已熟练掌握了乘法分配率，但是对诸如99×2，56×99+99×44，125×88等变式题却不会简算，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审题不深刻所致，为此，练习时，教师还应引导学生注意寻找更新颖、简捷的解答方法。指导学生独立完成作业一般要按照“审清题意—寻找思路—正确解答—题后检查”的程序进行。同时，要求学生对批改后的作业进行及时订正，若仍有不懂的地方，应及时请教老师或同学，以达到牢固掌握所学知识的目的。

四、在复习的过程中进行学法指导

复习是对已学知识的再学习，由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安斯的遗忘曲线可知：知识遗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知识中保持率下降的过程是先快后慢，最终只剩25%左右的东西能保持下来，可见复习是学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例如，指导学生复习小学数学知识时，应采取利于视觉、听觉、运动实践等感官参与的复习方法，主要采用尝试回忆与阅读教材相结合的方法，即在复习时先不看书，把相关公式、定理、法则动手写一写，推导一下，再对照教材阅读，两者交替进行。也可采用“归纳整理法”，即指导学生复习时，不要将已做过的作业机械重做，而应动手整理要复习的内容，使知识内容系统化。除此之外，还要指导学生对复习时间进行合理安排，重视及时复习，并注意良好复习习惯的培养，才能将知识转化成能力。指导学生复习时，应达到“融会贯通—查漏补缺—强化记忆—总结规律”这一目标，使学生做到“三个为主”。即复习时，以课本为主，以加深理解和加强记忆力为主，以掌握知识的系统性为主，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掌握好所学知识。

五、在综合与实践过程中进行学法指导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指出：“教师应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导学生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以体会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数学来源于生活，也用于生活。学生数学的学习也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生活经验，在教学中注重数学学习与生活现实的联系，使其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并能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从而使学生用数学的眼光看待现实问题，结合实际学数学。因此，教师应指导学生注意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在学习知识前后，可提供给学生综合实践的机会及展示的平台，让他们在具体的操作中经历一次次愉悦的情感体验，使他们更加热爱生活，逐步养成从数学的角度真切地认识生活、感受生活的意识和习惯。例如，有这样一道题：一个顾客带420元去买衣服，一件上衣198元，他拿200元给营业员，问：营业员应找给他多少钱？他还剩多少钱？这些问题连学困生也能回答，于是420-198=420-200+2=222，从而得出“多减的要加上”的性质，通过这种方法学习，学生学的兴趣高，而且理解深又记得牢。

六、结语

第9篇：法制建设论文范文

国家审计权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审计结果的透明度和其是否得到良好的运用。虽然我国《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我国不断提倡“阳光执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等，如果按照“阳光”的要求，审计结果就应该客观公正地向社会公众公布，然而，由于国家审计机关并不独立于政府部门，现实审计工作中审计结果公开“弹性”很大，“可以”公开而非“必须”公开，已对外公布的审计结果也往往只是粗线条地披露几个问题，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审计情况，加上审计结果在用人决策、法纪监督、纠风治乱和经济管理中运用的不理想，大大降低了国家审计监督权在社会公众中的权威性。

审计机关的管辖范围的局限性使得审计盲区存在，如部分

省直管单位（最典型的国地两税、电信电力行业等）不属地县审计机关的管辖，遇上上级审计机关任务繁多、无暇顾及的情况，就使得违法、违规行为有机可乘，也加大了审计的风险。另一方面，国家审计权缺少强有力的制约机制，使得审计监督质量不高，如审计机关对责任人无直接处分权，《审计法》第四十四条和四十九条就明确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法违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的，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被审计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说明了审计机关只有建议权，无直接处分权，直接导致审计范围不能全覆盖及审计处分权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从法治中国建设的角度来考量国家审计权，独立性是国家审计的最基本要求，我国对国家审计权的定位是从属于行政权，可预想审计对政府的监督效果必然有限，审计监督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法治水平，因此，应以符合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需求为基本前提，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审计体制，使国家审计权彻底独立于行政权，才能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无数的事实证明，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和极易产生腐败的权力，国家经济想要平稳发展，经济决策到执行的全过程都需要强有力的监督。

其次是权威性，权威性则是意味着国家审计权的运行和结果都具有社会公信力，能使人民信服，权威性的关键在于审计程序和结果的公正和审计结果能得到切实的运用，程序的公正是实现审计公正的前提，能降低审计的不可预知性，且其具有广泛的适用效力。实现结果的公正就是要提高审计结果的透明度，西方许多国家的审计报告都是置于规定的地方供公众随时查阅的，审计结果透明是民主法治的需要。加强审计结果的切实运用，把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和对资金的“问效”有机结合起来，使审计结果运用到用人决策、法纪监督、纠风治乱和经济管理中，全面规范审计结果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