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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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学研究范文

对于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发展趋势，中国学界也做出了积极的应答，由此形成了1996、1997年国内讨论的几大热点话题。

比较“文学”与“文化”谈

早在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就在《比较文学新视野》一文中指出“当前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总体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2〕刘象愚、曹顺庆等学者也相继提出，“当代比较文学的论争已经离开了文学的领域，争论的要点已经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问题”〔3〕，“在比较文化大潮涌起之时，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4〕

为了能够尽快融入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学术界所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也均以此为题。如主题为“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的1996年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由差异走向共存，并通过中西文字在言、象、义三个方面的对比，探讨其对于中西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此外，与会者还围绕着人文精神对于中西不同的时空观与生死观进行了剖析，并强调了在全球表面趋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异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的“跨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变，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这是一个机遇，但同时由于本学科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从而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影响最为广泛的则是在历届年会中规模最为盛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定为“文学与 文化对话的距离”。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大力倡导东西方文化、文学平等对话，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大势所趋，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正经历着一次新的科际整合。与会者还对中西诗学的异同、阐发、对话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中国传统诗学及文论话语应尽快完成现代化转换，通过与西方对话发现差异，从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更新发展的显性话语”。〔6〕

就此，乐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对于比较文学之所以“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发生历史性转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新的国际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则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这一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是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比较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转型，过去得到广泛认同，认为无可置疑的默认常规都已受到挑战而变得不确定。”由此，乐先生做出了相应的预测，尽管如今比较文学“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和悖论”，但“只要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学就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7〕只是在这个新阶段到来之前，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例如，比较文学是应以文学研究还是以文化研究为本？文化研究会不会导致文学本体的失落？学科边界的泛化将会对比较文学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话题都是颇有争议的。

对于“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开拓”这一命题，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对其发展前景相当乐观。如乐黛云教授认为，“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展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8〕叶舒宪教授也提出“比较的视界仅仅停留在‘文学’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华到比较文化的透视高度……‘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9〕

但是，同样的命题在另一些学者眼中却意味着新的危机与挑战。正如当代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乔纳森·卡勒针对有些学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帜指出的那样：“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其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种类的话语和文化产品”。〔10〕事实上，比较文学是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那么其所设想的比较文学的广泛性也就无异于镜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11〕所以说，刘象愚、曹顺庆等教授对这一问题如此重视并非是空穴来风。刘象愚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一文中，将这种“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的比较文学研究倾向称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并强调，“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湮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同时，他也对这种“泛文化”出现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哲学背景是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其中以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解为最烈。”当强劲的解构主义浪潮将文学的自身本质特征消解殆尽，“文学变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语言的游戏’”之后，文学自身的失落必会令比较文学变成纯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的研究，呈现出非文学化的倾向。此外，打破了学科界限却缺乏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性、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混为一谈的新历史主义，关注焦点始终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女性主义和新，也都是令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较文学必须固守文学研究的立场，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要跨越民族文学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学科的界限，但不论跨到哪里去，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本位。换言之，研究者的出发点和指归，必须是文学。在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补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较文化中，它才能成为核心。”“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层面，比较文化是比较文学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这一论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谢天振在《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较文学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发展，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身特点所早已决定了的”。但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不应抹杀或混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以文学文本为其出发点，并且最后仍然归宿到文学(即说明文学现象)，而不是如有些学者那样，把文学仅作为其研究的材料，却并不想说明或解决文学问题”。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定位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而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否则，“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向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1 3〕

那么，这场由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问题所引发的讨论，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谢天振等学者认为，这些争议均来自“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研究的阙如和忽视”。比较文学自身所特有的边缘性，“一方面使它充满活力，成为本世纪文学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显得范围空泛、方法繁杂”。这既“扩大了学科之前的新领地”，也“使一个国家的学科与他国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14〕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福克玛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专门谈比较文学理论了，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因为文艺理论研究完全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对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还是作为方法论更为适当，学科理论究竟存在何种特征与疏漏，中国学者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于比较文学学科所独具的边缘交叉性、开放性，为其划定学科界限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说：“不设限，不成其为学科，固定设限又妨碍学科的发展”，这门学科注定在“名”与“实”的不断发展中走向成熟。〔15〕刘象愚教授更是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从这一学科具有开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说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这就是说，它的界定将处于一个永无终结的动态过程中。它将永远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永远需要说明自己是什么。”〔16〕对于这个问题，饶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是“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进行研究。

当然，学科理论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可有可无，而是表明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它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断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丰富自己。”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探讨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并不意味着要求人们围绕着所谓的比较文学定义进行无休止的概念游戏，而是要求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寻找比较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思考，并作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总结。”〔17〕陈悖进而将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限定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研究，二是关于本学科学术研究和自身发展的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18〕至于学科理论的核心规范，刘象愚教授则将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学、跨学科、文化、语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学性、中国传统文学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质之上，正是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辩证互动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核心”。〔19〕

总而言之，以往作为理论背景出现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将凸显出来，这已是国际学术界对于“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的普遍定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文化研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实的双刃剑，至于其是否能够切实起到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将其淡化甚至是湮没，还在于用剑之人，即比较文学研究者自身对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与应用。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与文论》上，有两组代表了文学研究新趋势、极为重要的笔谈，分别是围绕“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这两个话题展开的。

与“比较文化”对于学科影响的本质性相比，“后殖民主义”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冲击似乎来的更为外在，也更为直接。对于这一思潮力量之强劲，学者张颐武究其原因，认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现代性话语所编码的那种普遍性／特殊性、时间上的滞后／空间上的特异的二元对立，有力地切入当下中国的“状态”及历史之中。这种中西双向的阐释策略能够“以理论获得对当下状态的分析，以当下的状态反思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打破旧框框的想象力与创造性”。〔20〕王宁、陈跃红等教授则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认为，尽管其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构的特质，对于西方的中心主义与第三世界所处于的“他者”角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仍是对“以往的旧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之内部的批判”的继承和强化。这是由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决定的，应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1〕陶东风在对“后殖民批评”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浪潮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检视西方中心主义或东西文化关系时，必须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标准或文化相对主义来消解文化价值的普遍标准”的独到见解，并认为“这是摆脱我们在文化的民族化与世界化两种诉求间紧张关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体到比较文学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比较文学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这对于欧洲知识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摆脱自身的殖民倾向，努力接受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意味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则是面临着“在后殖民的全球语境下，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世纪之交后殖民阶段的到来促使民族文化复兴、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为全球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异态分布，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寻求全球共享文化价值的过程之中进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话语以求异质文化的交融共铸便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3〕

对此，乐黛云教授认为，西方中心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只能是“以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自愿交流”，而这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基础。这就推衍出与其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过何种方式交流。”乐先生提出，“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现代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至于如何交流，这主要取决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沟通的话语，“双方都能认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谈规则”。各个文化群体或个人之间所进行的自由对话是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的。“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对方的文化场中经过了变形的。”在多种文化体系间进行平等对话中，“可能会借助旧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话语也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样的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24〕与乐先生从国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刘象愚教授则将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国家的不同种族之间。他侧重于“族群”，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认为“后殖民主义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力图重新审视东方的同时，也催发了比较文学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现为从互为他者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对事实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从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权和差异的根源”。族群研究所体现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于这种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如今业已成为比较文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25〕

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自李达三、陈鹏翔等著名学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所在。“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有无必要、其理论特征与方法论体系何在成为争论的中心。以乐黛云、刘象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说法并不以为然，认为刻意地追求一种派别上的划分是毫无任何意义可言的。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坚持，中国比较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皇甫晓涛曾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要超越传统必经的几个转变：“一是从学院里走出来，走向交流与发展；二是从欧洲中心论走出来，走向世界与全球；三是从文学里走出来，走向历史与综合；四是从方法论里走出来，走向目标与创造；五是从民族、种族文化对峙中走出来，走向互补与完善；六是从纯学术中走出来，走向人文与文化。”〔26〕这也同样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学派”的赞同者中，曹顺庆教授率先为其作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阐述与界定。他认为，“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跨越了国家界线(或称国家‘墙’)，沟通了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第二阶段(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学科‘墙’)，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的各国文学关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以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即“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通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27〕在方法论层面上，他认为“中国学派”应以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等五种方法为支柱，从而深化和发展比较文学的研究。

总之，惟新是鹜、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态固然不可取，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同样会阻住我们研究和发展的脚步。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并将中国传统诗学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进行现代性转换，建构真正能够跨文化的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中起到“中国学派”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新领域、新方向——文学人类学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除了传统的异质诗学比较之外，另有以叶舒宪和萧兵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他们借鉴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力图从总体文化的角度、从富有历史纵深感和阐释力度的深层破译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发现与概括。这就是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有机地结合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所谓文学人类学，就是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28〕这对于文学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人类学是最没有边界的学科”，“它最不怕迷失个性、迷失自我，因为它是研究人类及其体质、文化发生发展和转换、生成的科学。”〔29〕

文学人类学是一门非常有潜力的学科，因为它所研究的是文化之“本”，是对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读。现阶段的文学人类学，就研究对象而言，还主要是神话与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侧重于形态比较分析，侧重于以人类学的一般模式研究具体的文本，再由具体归于一般，由此寻得人类的普遍规则。因此，正如刘毓庆所言，我们应当“将人类学的一般文化模式与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背景还原)相结合，考察民族文化独特的内涵，从而对民族文化与文学做出新的认识。这样由普遍返回具体，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实处”〔30〕，这样文学人类学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如今，这门新兴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重视。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而在学术体制上保证了文艺学与人类学的沟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在厦门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就科际整合课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讨论。《文艺研究》与《新华文摘》也先后刊发了以“探讨文学人类学，拓展研究新领域”为题的专栏，在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说，文学人类学的特点，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综合和对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视。“在文学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对事物内在关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学科，又是兼容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拥有最丰富的技术手段的学科。也许，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形式，就将以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为开端。”〔31〕

与理论的蓬勃发展相应的是，1996、1997年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也是颇丰的。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属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与比较诗学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数量与过去几年相比明显增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理论研讨的重视。其中包括李达三、罗钢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新开拓》(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论文集著，梳理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并传达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与信息。

对文学关系、接受、影响的研究，如今仍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主体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约有43篇(本)，如黄鸣奋的著作《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试论三大宗教经典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江汉论坛》1996年第二期)，谢莹莹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国文学》1996年第一期)等。学者们通过对于文学影响研究上的比较与阐发，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崭新视角对文学、宗教、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异质文化圈中的跨文化传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们还通过这种对比，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并将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加以观照，从而对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体作家与文本的“两两比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树”，1996、 1997两年约有76篇(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为了与学科理论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体文本的研究也都纷纷从人类的共同的生命和体验出发，对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根据其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这些共同问题所做出的独特解答进行分析，从而由点及面地应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层模式的比较。如王瑜琨的《从〈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看中西挽歌式悲剧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二期)，郑万鹏的《〈白鹿原〉的史诗构造：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比较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与比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学科研究与形象学研究，作为新兴的学术门类也已获得长足的发展。比较学者们纷纷著文，对其学科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学科理论进行建设。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们对这两门学科的探讨仅止于理论层面，真正能将理论付诸实践、进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学术著作也不过是寥寥数篇而已。尽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乐〉中的狮子形象》、刘阳的《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等文章仍为这一舶来理论向中国文本分析的转化作了有益的尝试。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比较文学而言，1996、1997两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上承“后殖民主义”影响研究，从而形成了有关“中国学派”应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话语权的讨论；下启文学人类学、形象学等新兴学科方法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应用，体现出了比较文学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为世纪之交比较文学即将进行的文化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

〔2〕〔8〕《比较文学新视野》(代序)，《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刘象愚《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4〕〔11〕〔27〕曹顺庆《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7〕《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9〕叶舒宪转引自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10〕乔纳森·卡勒《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2期。

〔13〕〔14〕〔17〕谢天振《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15〕《比较文学——在名与实之间》，《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8〕《三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语境之中寻求》，《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1〕王宁《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2〕《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之我见》，《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5〕《“后”字号理论与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26〕《发展研究与中国比较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8〕彭兆荣《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29〕萧兵《文学人类学：走向“人类”，回归“文学”》，《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第2篇：文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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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文学研究范文

很多人会将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要想更加深入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首先对这两种文学有明确的区分。翻译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以中国文学的思考方式并使用汉语的形式诠释和阅读西方文学，将外国文学中国化、本土化，是将中外两种文学思想、文学背景、以及中外两种文化通过语言进行互通和交融的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文化内部的研究，具有单语性。而外国文学，是跨文化的一种语际研究，相对翻译文学来讲，它明显的带有双语性。通过上述的概念区别，我们已经了解，外国文学并不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不等同于各个国别的文化简单的进行累加，它是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文学研究。并且可想而知，它面向的主要教学对象应该是中文系的学生(对于外文系的学生来讲，它就不能称之为“外国”文学了)，那么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将外国文学教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结合起来。翻译是各种语言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种媒介，虽然它的最终结果还要归属于语言，但它是连接各国之间进行交流的桥梁，是自然语言非常特殊的研究对象，另外还应该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跟最初级的翻译文学研究不用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对于语言的研究上，更侧重的是将翻译中所涉及到的文学现象放在民族背景、社会文化的层次上进行研究与考察。其次，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把外国文学当做翻译文学来讲授，还要注意翻译文学的局限性，同时还应该经常性的将译本与原著进行对照，去考察其中是否有增删、更改?两种文学版本之间是否存在变异?有什么错讹的地方?然后进一步思考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和效果又是怎样?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文学翻译的可能性、必要性、丰富性和局限性。

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中文系以及相应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国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以下的优势:人力优势，当前我国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的研究机构，其人员优势是其他机构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为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础;国内高校的教学涉及多个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涵盖的领域之广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相应的学者可以更加完善的进行研究;在学校中，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于教学的，使学生通过这些研究的学习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国文学的背景、文化底蕴以及文学差异，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人员师资的稳定性，当前国内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师资队伍，有资深的教授引导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时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队伍前赴后继不断壮大;各国高校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学术交流会，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团队可以不断的接收到新的思想，与各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接轨，丰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课题。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优势很是明显的，从国家规划到具体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国家高度的宏观调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学者之间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难免会发生学术研究重复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浪费。

2．当前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会趋之若鹜于某一个时期热门的课题以及热点的作家，而面对较有难度的课题或者学术难题时，就会很少有学者敢于接受挑战，对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之处也很少有人问津，以至于这些领域遭遇搁置和冷落。

3．虽然当前不乏国际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但是我们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的了解还是会相对滞后的，仍然会有很多的作品仅仅是对外国文学的简单的翻译和罗列、盲目的跟风，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4．虽然目前国内对于外语的热衷程度很高涨，但还是以英语为主流，而且主要还是处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国文学的队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语水平较低、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原著，只能依赖于相关的翻译作品或者其他的评论著作，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响到了对于原著内涵的领悟。

5、我们的文论话语尚存在问题。面对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击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中往往处于一种比较艰难的境地。

四、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接下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还应该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挑战。

1．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一向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以来，虽然很多国外的文学理论都有相应的译著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径进入中国，从而被国内的广大读者阅读。但是，至今现在国内或缺的仍然是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著以及评介文章等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立创见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束缚了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这种状况亟待解决，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国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最大力度的减少重复劳动，加强各高校师资之间的学术探讨、信息交流、互通有无，避免学术封闭研究，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复浪费，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强我们当前外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的各项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填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上一些空白的项目等等，遮羞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6、外国文学教学与教材编著标准需要转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潮流的推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极大影响，政治性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开个开放的大局影响，外国文学在教材编著以及教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审美性也开始成为教材编著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7、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更新于调整。首先要从学科性质上带来更新与调整，要求我们大胆的突破现有的教材体系和框架，吸取全新的科研成果，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充分的体现新课程要求;其次要更新学术理念，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高度注意翻译作品的价值与局限性，重视文学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另外要注意到教学方法方式等方面的调整和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让课堂变成了知识的硬性灌输，课堂变得枯燥乏味。

第4篇：文学研究范文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第5篇：文学研究范文

李健　著　新华出版社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繁荣，既是对中国古典史传文学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西方传记文学的借鉴与模仿。

鉴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书以比较分析和综合评述的方法，分别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形成的背景及其意义：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新突破；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作品的新突破；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与西方传记文学的交融及创新；中国现代传记交学对古代史传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现代性六个方面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和论述，以期通过对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研究，更好地建构和提升我国新世纪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写作。

《仙骨佛心――家具、紫砂与明清文人》

严克勤　著　三联书店出版社

这是一本写物的专著，写的是家具、紫砂；这是一本写人的专著，写的是明清时期特定的知识分子阶层特定的人生价值驭向与行为方式。

本书试图从家具、紫砂入手去解开郁集在明清文人心头的“结”。阅读本书同时也是阅读与明清有关的文学史、书法史、绘画史、建筑史，他们或出自明清文人如张岱、冒辟疆、李渔、沈复、顾炎武，或出自现当代文人如宗白华、林语堂。某种程度，《仙骨佛心》就是一部明清江南文人历史的文字追记，而穿插在书中的两百多帧明清名画和家具、紫砂等图片，大大丰富了本书的信息量。

《放养孩子》

勒诺・斯科纳兹[美]　著　中信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不敢让孩子自己走路或坐公交车去学校，而是必须每天都开车接送他们?为什么我们总是忍不住给孩子打手机，询问他们的一举一动?为什么孩子大学毕业了、成家了，却成了“啃老族”?

今天，孩子似乎成了父母的个人档案卡，父母的一切成功与失败都会被记录在上面。能否把孩子养好，成了公众评价父母的主要依据之一。于是，父母们普遍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全程控制和安排孩子的生活。

作者勒诺・斯科纳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父母有必要为孩子“全程保驾护航”吗?她以中肯实用的“十四诫”告诉父母们：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永远没有遭遇任何风险的机会，恰恰才是最大的风险。父母需要做的就是把需要的东西教给孩子，然后给孩子一个自己玩耍、自己闯荡、自己体验失败和自己赢得成功的成长历程。

《慢养2：给青少年一个好性格》

黑幼龙　著　中信出版社

书中引入卡内基经典原则，通过自信、抗压、热忱、沟通、人际关系、影响力六个篇章，辅以卡内基青少年班学员的真实成长案例，为父母及青少年厘清思路，找到提高情商、性格塑造的关键入口!

书中案例真实呈现了青少年性格形成过程中可喜的变化，从不知所措的困惑，到有能力解决问题，而这一切变化都得益于卡内基所倡导的六种能力。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在青少年时期储备这样的能力，未来，他们才有机会赢得人生!

《以弱胜强的沟通术》

罗恩M・夏皮罗、马克A・詹克斯基[美]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欺善怕恶、蛮横无理之人无处不在，独断的老板、贪婪的客户、自私的邻居、阴险的竞争者

让你的生活事事顺心的方法就是搞定那些强势人物，方法就在本书中!

第6篇：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城市文学；文学史；空间形态；当代意义

Abstract: The meaning in literatur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is re-surveying and stud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a spatial angle of view， digg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urban literature resources fully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good for rebuilding a space-time concatenate， more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can also provide a wide historical sigh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text for the pres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urb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spatial form; present significance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呈现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城市文学属于古代文学的特殊分支，在内涵上与乡土文学、山水文学相对应而存在，具体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文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然是多样化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自清末黄摩西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问世，内容由简到繁，容量由少到多。无论单本断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无不将时间（具体言之是朝代）作为写作纲目，通行的写法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依次介绍历朝历代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重要作家及其优秀作品。考察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各种文学史写作始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悠久，覆盖地域广阔，文体繁多，内容丰富，作家队伍浩大，成员无数，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全部囊括，挂一漏万势所难免。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弥补通史写作相对粗疏和过于简括的不足，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前辈与时彦不断推出各种分体文学史，如诗歌史、赋史、词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说史等。此类著作仍以时间为贯穿全部材料的线索，只不过是就某一类特定文体的历史演进状况作出较为详细描绘和评价，由于笔力相对集中，对对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统和深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民族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高度发达，而空间意识和宇宙意识则相对薄弱。将时间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观照角度，便于撰写者们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把握文学的时代风貌之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忽略文学存在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态，从而导致诸多研究空白长期得不到填补。

文学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既可以在时间的延续中体现，也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形态去认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1］而文学的演变包括了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如果通过对文学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对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把握，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对应关系的揭示，同样能够发掘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被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探讨地域、空间对古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影响，遂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地方（省市）文学史相继推出。当学者们开始从空间视角去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现象时，又明显表现出对产生于乡村的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高度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诸如山水诗史、游记文学史之类著作的出现即为标志。相比之下，对文学产生的另一空间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则普遍缺少关注和重视，不仅参与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与系统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城市文学特色没有得到总结和提炼。毋庸讳言，城市文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古代城市文学是全部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势必发现许多新问题。例如，文学家的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构成形态究竟如何？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有何共同点？城市遭际与城市体验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其中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体现于何处？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又如何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们能否从古代作家创作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寻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乡差异？欲圆满地回答此类问题，不仅需要借助时间线索，而且需要空间观照视角和区域文化观念，如果采用时空并置的双重视角，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必将更加完整和系统。

此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为古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质与特色。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2］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影响，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土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作为大量财富聚积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无疑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它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小说创作与城市的密切关系，早期小说产生和传播的空间背景不可能是以单家独院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广阔乡村，而应是人口相对集中、信息传播比较方便的区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镇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古典小说经宋元由文言而白话的转折，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与昌盛，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后者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戏曲的情况与小说大体相同，古典戏曲的繁荣（包括创作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发展与审美趣味。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欲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提高，强化和扩大城市研究视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审视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建构在西方现代城市理论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系。与重视横向移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纵向比较的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在当代学者的研究观念里，历史上“乡土文学异常发达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是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国度”［3］。“历史经验”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纵向座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史因此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

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巨大影响，“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和书写。无论匆匆过客抑或成功地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其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的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农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新的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昨天的文化意味。当然，这种“告别”尚未形成解构和颠覆，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对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正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隐而显，由弱变强，逐渐汇入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之中。人类在进行改变生活空间、建设城市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发掘内化于文学空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历史视野。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观照和评判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纵向参照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时代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p1.

第7篇：文学研究范文

现在翻开台湾关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能够清楚地看到其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上呈现出一种过分依赖美国批评动向的路线，过多地采用美国多元文化中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文化等研究理论去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偏离了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理论意义。这样不仅没有形成台湾独特的华裔美国文化的视角，也没能抓住华裔美国文化的核心和主流，无法彰显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与学者本身的求学经历有关，台湾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学者大部分都曾有美国留学经历，或者在美国完成华裔美国文化的硕士、博士论文，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对美国国内的批评动向非常敏感，联系紧密。尽管如此，台湾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高的成绩，对大陆研究美国华裔文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台湾学者开创性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并取得的诸多成绩和创建的基础框架，为后学者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奠定了基础。

二、具有“文化中国”情节的大陆视角

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陆所有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一共不超过5篇。大陆最初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纯粹自己的见解，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美国本土多元文化和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理解的影响，这一阶段属于大陆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探索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华裔美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像中国台湾境内的学者那样“步调统一”，在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现了两类不同文学背景的研究学者：一类是以中文文学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学的中文系学者，另一类则是以英语文学为研究背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英语系学者。大陆对海外文学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小范围的海外华人的中文作品进行研究。随着对海外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对港台地区的海外文学感兴趣外，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所有华人文学研究扩展，包括东南亚文学、新加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华人聚集比较密集的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以英语系学者为主要研究人员的中文系海外文学研究，研究成员队伍更加庞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文化内涵。他们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过程始终以“文化中国”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华裔美国文学，并且试图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母语文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发表的多篇博士论文和文学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多元化研究。与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学研究队伍不同，由英语系组成的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队伍最初是以翻译华裔美国文学为主线，侧重于将中国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对比。恰逢21世纪初，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持续升温的时期，大陆境内各个大学、期刊纷纷设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机构或者期刊专栏，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已增加到近两百篇。这样，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进入到了国内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的课程，为英语系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硕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学研究还是英语系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华裔文学的属性入手，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分析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引导和向度。从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题已不再仅仅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融与冲突”等角度一同展开。在大陆，虽然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还在持续升温，但都与国内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华人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和中华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随时间和空间改变的。

三、美国多元文化下华裔美国文化的差异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始终不变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响和思想观念。美国自称是一个自由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大国，随着移民而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创新，这就像一个文化熔炉维系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美国国土无论多么的开放、自由，美国社会各民族的特点、民族的文化价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思想和政治观念，他们对一些主流的美国政治观念并非完全能够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国多元文化下的差异文化政治。在一个多元化语境之下，美国文化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来消除民族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政治观念。如果美国完全丢弃族裔的文化特点，而以白人种族文化作为文化同化的方向，势必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差异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单一性和同质性，新时期的差异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对华裔美国文学，贯穿整个文化脉络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对美国主流的文化来讲，华裔美国文学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华裔美国文化应该呈现出一种具有正面、正统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创出具有独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学成就，并能够形成影响美国文化，赢得自己生存空间的独树一帜的差异文化政治。

四、中国文化与华裔美国文化

第8篇：文学研究范文

一、文化意识下英美文学研究需遵循的原则

(一)交际性原则

所谓的交际性原则，主要是指通过研究跨文化文学作品增强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还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英美文学研究中若要增强跨文化意识，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还要熟悉、了解相关的文化特征与社会背景，并对这些文化因素进行深入解读，从而促进文化交流，实现语言沟通。

(二)实用性原则

这里所说的实用性原则主要指在分析跨文化英美文学作品时，要结合客观现实的语言环境，运用合理的语言材料，并兼顾语言要素和文化要素。若要全面解读英美文学作品，就必须提升跨文化意识，充分遵循实用性原则，立足客观文化特征，并寻找合适的作品切入点。

(三)阶段性原则

文化内容的研究和吸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综合考虑接受者的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因此，在进行英美文学研究时，必须遵循阶段性原则，根据研究者的实际接受能力，分阶段、有层次地研究跨文化的具体内容，由表及里地研究作品中的人文地理、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元素。

二、文化意识与英美文学研究的关系

文学作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特征、风俗人情、文化习惯和心理状态，因此，若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全面解读这个民族的文学作品。而文化意识又与文学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思考文化意识下的英美文学研究，就必须首先探究二者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通过作品研究掌握文化差异

全面解读和了解英美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文化差异，加深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的认识。因此，我们要在英美文学研究过程中开阔自身的文化视野，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并探究差异形成的原因，从而加深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提升自身的文化意识。英美文学作品中广泛涉及英美国家在各个时期的风俗人情、历史传统、生活习惯和社会心理，因此，全面解读英美文学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进而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通过作品研究了解英美文化发展

英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并且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阶段，在近现代文学发展阶段，英国的写实文学则趋于多样化。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社会的变更和发展。不同时期的英美文学反映了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特征。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还是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到了19世纪末，美国文学的创作特征初步形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成熟，一批颇有成就的创作者也随之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文学的创作主题和创作风格也逐渐确立。60年代“实验学说”盛行，到了70年代文学则趋于多元化，创作方式和创作风格也较之前有了显著变化。总体而言，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发展充分展现了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因此，研究英美文学作品对了解英美文化发展有极大帮助。

(三)通过解读作品领会英语语言文化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对社会文化的综合反映和归纳，它既源于现实，又超脱于现实生活之上。文学作品是语言文化的有机组合，因此，要全面解读英美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和认识英语语言文化，与之相对应的，研究英美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理解和探究英语语言文化的过程。文学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对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生命状态的思考和判断，也反映了时代生活和社会环境，同时也展示了相关的语言文化。因此，在解读英美文学作品时不仅要结合自身的见解及文学审美，更要结合对应时期的英语语言文化，以文学作品为依托，充分体会英语语言的表现力和演变历程。

三、英美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内容过于陈旧

传统的英美文学研究和教学更加关注基本文学常识的讲授和思考，缺少对英美文学作品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的探究，对作品的跨文化分析更是甚少涉及。许多研究者并未从文化意识的角度系统探究英美文学作品，研究内容多局限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常识，忽视了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文化意义。

(二)研究方式有待改善

目前，我国英美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表现在研究方式上，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关注知识的被动接受，这使得研究者未能充分认识作家和作品的独特性，不能全面了解同一历史时期作家和作品的共性与差异性，同时，对不同历史时期也缺乏科学的纵向比较。此外，这种传统的研究方式根本无法深入研究我国文学与英美文学的差异性，这无疑对中西文化交流发展极为不利。除此之外，在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中采用灌输式教育手段，与学生的沟通互动较少，导致学生未能全面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创作背景和创作内容，使英美文学学习和研究都显得刻板枯燥。

四、文化意识下英美文学研究策略

通过以上对英美文学研究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对英美文学的研究存在较多不足和问题，未能从跨文化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解读英美文学，这对于英美文化研究和跨文化交际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若要全面解读英美文学作品，必须增强研究者的跨文化意识，笔者认为文化意识下的英美文学研究策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合理运用多媒体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的普及，多媒体已经成为现代化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手段，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合理利用多媒体手段，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英美文学作品的研读。在英美文学研究和教学中要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观看相关的图像、声音和视频，并利用相关的软件，及时存储英美文学研究数据，建立文学研究数据库，以增强英美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系统性。尤其是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运用多媒体工具，组织学生观看与英美文学相关的视频资料，帮助学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形态。同时教师也可以制作课件为学生详细讲解英美国家的发展历程，从而引导学生思考文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此外，教师还可以运用PPT为学生讲解英美文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及相应的文学特征，让学生充分体会英美文学的动态发展历程，以增强学生对作品内涵的体悟，提高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

(二)深入探究英美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独特领悟，它需要长期的体味和积淀过程。因此，研究者要深入研读作品文本，结合自己的文学体验，领会作品的文化内涵，丰富自身的文化积累，增强文化意识。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则要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丰富学生的文化体验，根据作品内容为学生讲解相关的英美文化知识，帮助学生全面解读文学作品，并引导学生从跨文化角度解读所学的英美文学作品。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分享自己所积累的相关文化知识，并引导学生从跨文化角度体会和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当然，对英美文学作品的解读和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作品的总结和概括，要结合多种文学资料，从不同角度审视作品内涵，进而提升自身的文化意识。

(三)加强师生间的互动交流

教育作为英美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同样需要从文化意识角度出发。单一的英美文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因此，在英美文学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并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学习兴趣，加强师生互动。例如，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讲解相关的英美社会发展史，或特定时期的风俗文化。根据学生讲解内容引入对英美文学创作背景的介绍。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所学作品知识为学生推荐相关的影视资料，并在下节课中结合作品与影视内容全方位解读文本。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在英美文学学习中的积极性，还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意识，让学生将文学研究与语言能力、社会背景、文化习俗、历史演变结合起来，从而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解读。

五、结语

第9篇：文学研究范文

1.明确英语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自从新课改实施以来，教育界就存在很多问题争执不下，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英语复合型人才的培育。大多数学校开始实施英语和专业相结合的模式进行全民英语素质的提升。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英语课堂发挥最大的价值。依据目前的状况来看，实用主义风气盛行，人们都开始意识到法律、经济等课程的重要性和适用性，却开始怀疑文学课堂的价值。从英语水平功能的视角进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英语专业的学生一定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础知识：字面意思、理论推断、批判手法以及鉴赏方法方面英文的阅读。学生在掌握阅读技巧的同时，还要重视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其中主要有剖析、表现以及谈论不同层级，英语文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培育学生的写作能力和理解能力。从文学素养和鉴赏情趣的视角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英语文学主要是向中国学生介绍英语国家长期的本土风情和文化遗产，通过不同经典书籍和刊物的阅读，长我不同民族的发展历程和文明传统，从而体会相关国家人民的精神领域和生活情趣。其实，《英语专业英语的教学大纲》中已经明确规定，英语文学课程的设置是为了提升学生的文学阅读能力和文章理解能力，同时促进学生培育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从而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语言基本功，让学生可以全方位地感悟西方文化的魅力，树立正确的文化批判主义精神。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英语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加强英语文学的研究力度，创造出文学界的新辉煌。

2.冲破传统媒介的限制和约束

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电子信息技术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中，给英语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帮助英语文学研究寻求出新的探究路径，让英语文学研究人员在更科学的道路上查找英语的内在含义，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接收英语文学研究信息，从而全方位进行英语文学研究。同时，最近几年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多频率出现在大荧幕上面，扩展了英语文学作品的普及范围，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英语文学作品，感受到英语文学作品的魅力。可是，存在优势的同时也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从现实情况来说，大多数英语文学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的重点放在观众的视觉效果上，语言表达比较直接，内容相比较来说更加肤浅，所以英语文学研究者和普通大众的学习过程难免会受到影响，思维方式也会随之改变，逐渐从主动式学习转变为被动式接受，从而慢慢丧失阅读原著的习惯。另外，快速的生活节奏让更多的群众没有心思停下脚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内容繁杂的文学作品，从而越来越少的人可以领悟到英语文学作品的精髓。在内容直接的影视作品的带动下，很多导演对同一部作品的解释也存在极大的不同，导致文学变成市场上的商品，缺乏其中的韵味。对于信息技术给英语文学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人员应该有清楚的了解和掌控，并且采用有效的解决措施。特别在英语文学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意识到英文原著和参考文献的重要性，落实翻译文学的来源，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使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可以在阅读时积极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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