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变化为题的作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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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以变化为题的作文范文
一、心灵润色技巧与初中男生记叙文写作
（一）心灵润色技巧
心灵润色是记叙文写作的一种技巧，它是将情感渗透到写作中，来为记叙文的写作润色，这需要初中生心灵的参与，将自己的感情寓于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使记叙文的每一部分都充盈着情感的流露，能让读者体会到记叙文所孕育的真情实感。如以“那一段的时光”为题的作文，教师可以引导男生关注生活中或愉悦，或痛苦，或焦虑，或甜蜜的时光，让他们产生心理上的共鸣，从而更好地进行情感的表达与宣泄，将内心世界与写作有机结合。初中生可以通过记叙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当然，教者也可以此来了解初中生的所思所想，这样的记叙文写作如同一座桥梁，既沟通了师生间的情感，又能对初中生的生活与学习做出相应的帮助与指导。
（二）初中男生记叙文写作
记叙文写作是中考的重要环节，也是初中生提高自身写作水平的重要路径。但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初中男生的记叙文写作能力相对较弱。一是初中男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总是运用同一句话或同一个词，并将相同的句子反复应用于不同的作文中；二是初中男生的素材选择单一，从初一到初三的难忘事情甚至是同一件，不能从生活的细微处发现新鲜的素材；三是初中男生在写作时没有个人情感的参与，套话太多。原因既有初中男生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有教师的原因，依据初中男生心理发展的特点来看，其心理发展水平要落后于女生，男生更凸显出成熟与幼稚之间的冲突，这无疑会干扰他们对知识、事物等方面的理解。另外，初中男生的理性思维要多于感性，这使得他们在写作中感情渗透比较滞后，不能用语言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思维等也会影响学生的写作水平，因此，教师要积极加强对初中男生在记叙文写作中心灵润色的引导。
二、心灵润色技巧在初中男生记叙文写作能力中的应用策略
（一）增强叙述情节的心灵润色技巧
初中生记叙文写作的质量与记叙文开展的线索紧密相关，一般而言，记叙文的写作会以作者或文中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为线索，或以事情展开的先后顺序为线索，很多时候是两者融合。记叙文写作需要的不是华丽的语言，粉饰的句子，而是能够给读者带来心灵震撼的叙述，即使语言朴实无华，只要能够让读者与作者之间实现心灵的交融即可。因此，教师在写作指导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初中男生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来创设多彩的故事情节，依据记叙文的写作主题，充分发挥想象，将情感渗透到记叙文写作中，让每一个故事情节都能凸显自己的真实体验。如以“这样的画面，让我流连”为题的作文，教师可引导学生回想生活中的画面：温馨的亲友团聚、闲适的书画相伴、热烈的运动竞技等，从而迅速打开思路。
（二）提高叙述语言的心灵润色技巧
记叙文的写作是通过语言的文学性来表达心灵的感触的，因此，教师既要让学生掌握心灵润色的方法，引导学生在句段中灵活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又要引导初中男生用心灵来关照自己笔下的人或物，将自己的情感与经历寄托于叙述文中，寓情于文，充分表现自己的心灵世界。如《幸福是什么》一文，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引用诗句来增添文采。
（三）深化叙述情感的心灵润色技巧
第2篇：以变化为题的作文范文
一、立足课文，夯实语言输入
学生练习写作文，要么写时无从下手，感到深不可测；要么写出来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究其原因，积累不够，脑中无物。如何才能让学生每节课都有收获，每天都有新的积累，就应该从输入上着眼，从课文的教学上着手，把每篇课文当范文，通过背诵、复述、改写、仿写等有效形式，把课本上的东西转化为学生的积累。
1.背诵：背诵课文不单单是机械记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思维延伸。挑选典型课文让学生背诵有助于使学生在感悟内容中提高能力。“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能生巧这是古训，同样也适用于英语。多背诵就会多积累，以至于写作时不会手忙脚乱，茫无头绪。
2.复述：是一项课堂任务。其实课文就是范文，让学生用提示单词或画图，重新组织语言，把课文内容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达出来。通常复述课文时，教师应适时给出相应的关键词或脉络大意，适时给予提示。在课堂上尽可能让多的学生参与，也可以集体进行复述，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提高了学生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3.改写：也是针对课文进行的一项语言内化工作。一些含有较多搭配、句型的对话式课文，可以将对话改写为短文，如仁爱版九年级上册Unit1 Topic3 SectionA的课文是两个人谈论纽约的对话，就可以改写为以“Changes in New York”为题的文章。学生在改写中运用现成的词汇、短语和句型将对话变成自己的习作，既学到了知识，又增强了写作的信心，敢于下笔。
4.仿写：在课文中遇到一些长难句，学生理解、运用起来较困难，可让他们进行仿写。仿写的过程也是形成印象和记忆的过程。仿写时，教师应进行适当指导，或举例讲解，或写出范例，甚至可以规定主题，限制词汇以辅助学生完成练习。仿写完成后，教师一定要及时反馈点评，这样可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二、精心安排，演练前重指导
积累不能代替实战，课上、课下的积累最终得拿起笔来写。根据教材的要求，每个Topic完成后都会有相应的写作练习。
在写之前，教师应安排时间进行写前指导，包括：
1.解释题意。详细说明写作的要求及目标，指导学生如何审题，确定主题和要点，并以此为基础寻找相关内容选材，划分段落。在此过程中帮学生列出所能涉及的词汇、短语和句型，参考备用。
2.列出提纲。许多学生认为提纲不重要，要么就敷衍了事，乱写或不写，所以教师应在写作课上边督促边指导，让学生从题意出发，构思框架，用英语写出每段的主题句，并以此写出相关内容，形成提纲。同时注意详略得当，如在写题为“Changes in one’s Hometown”的作文时，虽然内容包括以前家乡的情况和现在的变化，两者今昔进行对比，但重点应在“今”，相较之下，不可用大量篇幅去写“昔”。明确哪些详写，哪些略写，才能保证切题。
3.注重细节，考虑周全。指导学生时，在平时他们容易出错的地方点拨、纠正。包括时态的选择、中国式英语、字数等问题，一一交代，保证习作质量。
三、把握重点，写作后重指导
写作完成后，讲评工作至关重要：
1.及时批改。在每次布置完作文后，教师要及时批改，最好做到当面批改，特别是针对初一的学生，他们大多初次写作，会存在较多不规范的地方。而当面批改，对于出现的问题可以进行一对一交流，及时给予改进意见，使其迅速入门并提高。
2.课堂反馈。在批改时，对于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和错误进行详细记录，包括原句及错误点，分析错误的根源所在。在课上进行反馈，将错句等不恰当表达方式列在黑板上，让同学们一起来找错。
3.品评优秀。学生中的优秀篇章要拿出来展览或誊抄于黑板上，让学生们从是否书写规范、拼写及标点是否无误、表达是否得体、结构是否清晰等方面进行互相评价，同时教师给出评价标准，如：
a.是否能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及字母大小写；
b.单词拼写是否正确；
c.所写作文是否切题；文句表达是否准确、得体；
d.有无时态、语态、名词单复数、句型、习语、固定搭配主谓一致、人称一致等问题。
e.文章条理清晰、上下连贯；
f.书写是否规范、清楚；
g.文章立意是否新颖。
第3篇：以变化为题的作文范文
1.“打包”阅读。
在学生自主阅读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形式各异的语言材料。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比较适合学生自主阅读，而偏重于文学性的内容，学生理解起来就较为困难，有时难免会出现囫囵吞枣的现象。例如本单元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内容，如果没有老师的引导，学生对田园诗主题的把握就只会停留在表面，无法形成深刻鲜明的认识；如果没有老师对田园文学片段的梳理，学生难以形成对田园生活更鲜明、更丰富的认识。此外，这部分的课程资源相对较少，我在寻找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如果让学生自己去阅读，仅查找的过程就足以打消相当一部分学生的阅读热情了。既然如此，就不如把时间节省下来，由教师去搜集阅读资料，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学生也会注意并学习到教师搜集资料的方法。于是我把相关的文学作品片段按照四时顺序整合在一起，利用这样一节课，集中呈献给学生，我称之为“打包”阅读。这种阅读方式降低了学生在寻找阅读素材上的时间损耗，目标也更为明确，因此也大大提高了阅读的效率。
2.以读促悟。
我一直都相信语文的味道是读出来的。而不是讲出来的。所以在这堂课上读，更确切地说是齐读，是贯穿课堂的主旋律。学生倾听老师的范读，学着亲切地叫出“桃儿”、“杏儿”的名字，感受春天的热闹；在配合默契的师生对读中，一起荡舟在夏天的碧海中欣赏草塘不同层次的美；在声情并茂的表演中，学生把自己变成了胖胖的荔枝和爱美的西红柿；在春风般轻柔的音乐的指引下，学生用声音品味春的芳香、夏的繁茂、秋的华美、冬的静谧……只要学生能够读出文本的味道，那么，每一个片段都是一道美味佳肴，令人口齿留香，回味无穷。无须担心这种轰炸式的读到底能让学生记住多少美词佳句，只要让学生浸泡在语言里，他们的语言思维就会得到滋养，不断膨胀。萌芽，最终发展壮大。可以说这种类型的阅读课，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主题学习“简单”的理念。与一带多的辐射式课型相比，它呈现的是平行跟进的态势，随着节奏的变化，有起伏，亦有，更像一条涌动翻滚的河流，载着对语文学习的渴望，一路向前、向前。
3.读写结合。
读的目的是为了锤炼语感，积累文本语言，最终转化为自己的语言，为“写”服务。这堂课在读的环节结束后安排了一次练笔，这次练笔完全是为了完成单元习作设计的。学生有了充分的读的基础，写的欲望被唤醒，最起码不再感觉无话可写。当老师出示了练笔内容后，学生几乎是同一时间抓起笔就开始写，5分钟内，短则二三十字、长约二百余字的感悟自然流诸笔端。刘纪兵同学以“好一个乡下人家”开头，一口气写了4个排比段，穿插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描写了田园之乐；王千怡同学有感而发，写下一首《忆江南》：“田园好，风景四时鲜。锦绣乡村美如画，勤劳度日乐无边。能不恋田园？”就连班里最愁写作文的宋墨儒也用一首打油诗抒发了自己的感悟：“田园多美丽，风景在画里。院里鸡觅食，河边鸭嬉戏。鲜花满大地，最美是这里。”仔细阅读每个孩子的习作，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课堂上那些语言片段的影响和感染。有些句子是以前的孩子和现在的我都写不出来的。激动之余，也渐渐体会到主题学习与幸福教育之间的某种联系。有效的读，必定能促进高效的写。读的过程是收集幸福，写的过程是展示幸福，从读到写，收获幸福，这份幸福，源自于不同个体从阅读中获得的心灵感动。
第4篇：以变化为题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语文；综合学习；合作；实践
在以专业化、特色化为发展路子的职业教育中，文化课程在职业学校课程设置领域里不再占绝对的优势地位，学生对语文课程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淡化。但是，无论对于学生的现实需要还是长远发展，语文课程的开设是势在必行的。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的语文教师来说，急需探索一条适应职校学生发展的语文教学新路子，于是，针对本校语文课程的教材中新增的“综合学习”内容，本人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摸索、尝试，经过两年的教学实践，得出以下一些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语文综合学习是新内容，笔者所在的学校从2010年秋季第一次开始使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第2版《语文》教材，相对以往的教材，它最大的特点是在每个单元中新增了“综合学习”。在形成了传统的阅读教学为主的固定课堂教学形态中，这显然是对本校语文教师的一项挑战。但不能回避的是《中职语文教学大纲》中《实用语文课程标准》的课程性质和任务又强调“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各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文化课，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学好各科知识，形成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能力，以及今后的工作、生活和继续学习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显然，作为语文教师，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了解综合学习的内容、形式等，能针对校园生活、社会生活、职业生活情境进行语文综合学习的教学探索和尝试。
二、对综合学习的认识
语文综合学习是一种以语文课程的整合为基点，通过语文学习与生活的结合，以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的新型语文课。尊重学生个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探究能力，是全面发展学生综合素质的最佳途径，是我国语文课程体系的有机构成。
在中职学校语文综合学习又有它的实际价值。开展综合学习，就是要把语文的知识、能力与专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利用语文知识服务专业学习，强调在活动中学习，学有乐趣，学有所用。我们在综合学习过程中广泛利用各种资源，包括课本资源、学校资源、社会资源、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语言训练、调查研究、生活拓展的各种机会。
三、开展语文综合学习的实践过程
1.学习目标的综合性
语文教学最基本的要求是对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综合学习是对这些能力的全面训练，可是这种训练和一般的阅读教学或作文教学又有区别。巢宗祺教授在《语文综合性学习的价值与目标定位》中指出“让语文走出课堂，走入生活，加强书本学习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以活动练习语言表达能力，以活动带动阅读兴趣，以活动促进写作，切实落实语文学习领域中的听、说、读、写，实现活动与语文知识技能的结合，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和语文素养”。
2.教学方法的综合性
（1）实践和理论的结合
语文学科与生活的联系密不可分，作为母语课程，语文离不开现实生活这块土壤，现实生活是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源头活水。语文综合学习提倡跨领域学习，注重学科间、课内外以及学校与社会的紧密结合。无论是学习途径、学习过程，还是学习目的都离不开语文实践。
如，“学会做事――我们将来的事业”活动中教师布置这样的任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职业理想是什么？你将如何实施你的职业目标？”让学生自主探究，完成一份报告。学生自己查找资料，分析自己的能力、兴趣、个性和专业发展倾向后编制了一份行动计划。在这个过程中，90%以上的学生都会独立地从网上查找资料，但是编制实现职业发展目标的学习、工作、培训行动计划时就犯难了，我提醒他们何不用你们身边活的资源呢？许多学生就恍然大悟，开始搜寻自己身边的类似职业的亲戚、朋友等，通过他们打听相关信息。
我们学校的主要专业是汽车维修、销售，在工作中介绍产品、报告情况、布置展览等都需要运用解说。那么如何才能根据需要，恰当地进行解说呢？在“学会沟通――品牌轿车一日展”活动中，教师就要学生先了解解说的方法和技巧等理论知识，带领学生进4S店参观学习，然后组织内容，分工协作，进行汽车销售的解说演练。
（2）自主学习活动与合作探究的结合
罗伯逊说过：“限制和顺从不能养成创造性，权威主义的教育，只能造就驯服的学生，而不是创造性的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是创新的心理基础，自主学习的权利是创新的物质保证，自主学习活动是创新的载体。因此，还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是造就21世纪创新型人才的必然要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仅仅让学生自主学习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也违背了语文教学，尤其是综合学习的要求。如今在这样一个交流、开放、竞争的时代，任何一个社会成员要想完成自己的任何目标，都要具备社会交往能力与参与竞争能力。因此，在教学中，积极倡导合作学习，是学习者成为有效的合作者和内在的自我激励者，培养学生既能独立思考，又能积极合作，既能有效地提高课堂效率，又能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逐步形成一个关系融洽、学习氛围浓厚的优秀集体。关键是教师首先得明确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自主学习，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合作探究。
如，在“学会做人”学习中，对于“我是什么人？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学生只要通过独立思考就能给出答案，这本身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不需要合作解决。在“学会珍惜”中“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一题中，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合作探究。
（3）评价方法的综合
评价为促进发展服务，关注学生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养成。在此基础上，语文综合学习应从关注学生综合能力的养成，关注学习过程中学生对学习方法运用和学生精神品质等方面确立多元评价内容。在综合能力的养成方面，应关注学生语文素养的综合评价与实践能力的整合评价；在学生对学习方法运用方面，关注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表达展示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评价。在精神品质的养成方面，关注学生的活动态度参与意识、合作交际意识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生成评价，多角度确立语文综合学习多元的评价内容。
3.学习成果的综合性
语文综合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成果展示，我们主要采用了这些方法。
（1）语言训练方面
开辩论会或会。如，在第八单元“学会继承――感受中国画和古诗的魅力”活动中，全班学生根据自愿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以“技校生更应该喜欢婉约派词还是豪放派词”为题展开辩论。在“学会写作――我来说家乡”活动中，采用“爬山、涉水、说环保、话旅游”的活动思路，引导学生从名胜古迹、现代景观、环境建设和旅游开发等方面，展开家乡风景美和文化美的活动。
（2）专辑方面
我们开展了研究活动之后，对每个活动主题下学生的成果都进行资料收集、编辑、出版的工作。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征文摄影比赛活动结束后，我们把一些优秀作文编辑成一部集子，把摄影作品做成展板在全校公开展示。
四、对开展语文综合学习的反思
1.避免学习模式化
教材中每个单元的综合学习都是由品读、对话、体验三部分组成，我们语文教师为图方便就完全照搬教材的模式，我想在今天提倡“用教这样材教”“以书本为中心”的语文课改背景下，这样一刀切的模式就是课堂结构固化，教师完全可以做适当的调整。
2.避免合作探究形式化
自主学习和合作不是并列的，而应该是相互支持和补充的，且在序列上存在历时性的特点。简单地说，在教学实践中，教师首先鼓励学习者在学习中要自主学习，发现问题自己研究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寻求合作解决。不是每个问题都能让学生自主学习的，也不是每堂课都需要合作探究的，所以，一刀切式地牵强某种教学方式的课堂是不可取的。
总之，在中职学校，语文综合学习的教学实践是一个不断探索的领域，教师要结合职校教育的特点、学生的实际，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通过一些专题类的活动引导学生在生活中使用语文、运用语文，从而提高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杨红兵.中职语文综合学习活动实施策略管见.陕西教育，2011（10）.
[2]何永生.演艺式课堂将语文课教改带向歧途.语文教学与研究，2013（01）.
第5篇：以变化为题的作文范文
由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主办，浙江大学承办的第十五届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The 15th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简称GCCCE2011）于2011年5月29日至31日隆重召开。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是一项国际学术会议，每年举办一次，旨在汇聚世界各地教育政策制定者、学者、教育工作者、校长及一线教师，分享有关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教育应用的实践方法及成功经验，以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促进教育创新。值得强调的是，本次会议已列入美国规模最大的专业学会――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会议列表。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创新，旨在深入探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创新的相关问题，推动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界同仁的交流。围绕此主题，本次大会开设了十个子会议进行深入讨论：移动学习与泛在学习、教育游戏与非正式学习、ICT在华文教学中的应用、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数字化学习环境构建与教育软件设计、数字化测试与评价、数字化学习与企业培训、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与应用、中小学教师论坛、博士生论坛。本次会议共吸引了500多名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非洲等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其中正式代表240人，嘉宾40人，研究生代表220多人。
二 论文集主题与作者信息
为保证论文的质量和吸引广大学者的积极参与，本次会议收录的论文被IEEE出版，并送交工程索引（EI）检索。当然，这也是前14届高质量的会议成果铸就了今天的国际认可，从这一层面也可看出主办方为促进学术繁荣所做的努力。
1按论文主题划分
本次会议收到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非洲等国家或地区的学者积极投稿，共收到论文1327篇，经过严格的评审后，录用论文414篇，录用率为31.2%。其中张贴论文73篇，大会最后还评出优秀论文22篇。论文集紧密按照大会主题进行编订。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和“数字化学习环境构建和教育软件设计”来稿数量不相上下，依然沿袭往届的特征，说明在计算机的教育应用领域，学习环境的构建和教育软件的设计是热点。“教育游戏与非正式学习”的篇数紧跟之后，并且与往年相比，数量有所上升，表明在游戏中教育和组织非正式学习受关注度较高。而“ICT在华文教学中的应用”与往年相比数量有所下降，这与大会召开的地理位置相关：本次会议在大陆召开，而此主题研究者多为台湾地区。经研究分析，本次大会研究热点和重点话题基本与往届相同。
2按作者来源划分
本次会议收录论文的作者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笔者按照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统计得表2：
分析表2的数据得知，除了中小学教师论坛，其他主题论文的作者半数以上来自大陆地区，除了地理优势外，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大陆地区的研究者积极参与学术研究，推动教育信息化稳步发展。
三 会议内容聚焦与评述
会议邀请来自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非洲等地教授、学者做了四个大会主题演讲和十个专题讨论会，另外还组织参会者对杭州胜利小学进行半天的参访活动。
1大会主讲
香港大学罗陆慧英教授以“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为题，认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多个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组成，任何一个单一的教育创新的做法都不会成为未来的教育模式。把信息和通信技术引进课堂教学，是对传统的教与学模式的“破坏性”转型。罗陆慧英教授以一个园区的变化为喻，提出要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处理教育创新问题，并给出了五项教学改革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条件：一是政策，即跟变革相配合的明确的政策方向和压力；二是鼓励和支持策略，即适当的政策措施以栽培崭新实践的出现；三是专业连网，即教育人员专业战略协作和联网机制：四是为学习而建的架构，即机构学习是教学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五是学习•信息技术•技术，即以信息技术作为教学创新的物质体现、中介和基础设施。罗陆慧英教授的报告从系统的宏观角度深刻分析了信息技术能够促进教育创新，但是教育创新改革的可持续发展过程艰难，需要五项条件统筹配合。
华中师范大学杨宗凯教授主题演讲的题目是“深化融合，支撑创新――关于教育中长期规划教育信息化问题的思考”。杨宗凯教授作为国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编制专家组组长，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九章“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内容及国际教育中长期规划的需求为背景，阐述了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思考。在报告中，杨教授指出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整体上处于起步、应用阶段，并结合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介绍了国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编制的指导方针、工作方法、整体风格以及四部分的成果，让所有教育工作者提前学习到国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最后杨教授还欢迎大家在国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的意见稿推出时给出自己的意见和思考。
台湾科技大学黄国帧教授主题演讲的题目是“移动与泛在学习的研究趋势与应用”。在报告中，黄教授完整的介绍了移动与泛在学习的定义、实现架构及研究趋势，同时结合实例说明过去的教学工具与策略如何与新的科技结合，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黄教授已发表超过350篇与数位学习及智慧型系统相关的论文及著作，在演讲中，黄教授展示了多个在自然科学及乡土教学方面的实际应用策略及成果，不仅为教师和研究者提供了具体的参考内容，还为研究生树立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研究的典范。最后，黄教授总结说“教育为本，科技为用”，指出了所有的科技都是教育中的工具，教育才是重点。
华中师范大学祝智庭教授在大会最后一天下午以“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新发展：从班班通到教育云”为主题，分析了在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现状与发展趋势，提出了班班通到教育云的发展路线。在报告中，祝教授先介绍代表国内先进水平的“绿色班班通”解决方案以及在全国各省市的推广应用状况；接着推出基于大教育装备的“绿色教育云”开发计划，介绍其核心技术及服务框架；最后就如何通过电子书包作为云端个人学习环境，介绍具有前瞻意义的电子书包系统功能建模，以及电子课本――电子书包技术标准研究进展。据了解，电子书包已经在上海、扬州的部分学校进行开发使用。祝教授的报告内容吸引了众多华人的兴趣，台湾、香港等地专家学者纷纷提问，表示对此研究的支持和认同。
2 部分子会议报告综述
据统计，此次大会的子会议共有182场，同一时间段有5场报告在同时进行，笔者选取部分报告进行综述分析。
(1)移动学习与泛在学习
移动设备的迅速普及和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移动和泛在学习，创造了这两种新型的并极富潜力的学习模式。移动与泛在学习（台湾称为“行动与无所不在的学习”）历来是GCCCE大会研讨主题之一。从本次会议的收录论文来看，移动和泛在学习以台湾学者研究为代表，并以自然科学和英语学习为实例，以混合学习、泛在学习等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当下流行的技术设备为工具和手段，以实证研究等为研究方法，探讨相关的学习环境、学习模式、学习活动等。
(2)教育游戏与非正式学习
在娱乐中学习的思想催生了教育游戏，经统计发现，该主题主要是台湾地区研究生作为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范围之一，研究的思路是以一定心理学方法或策略为基础，用量表、问卷等工具，并结合各种教学策略，设计各种教育游戏，对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其中，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佳燕的题为《目标层次与鹰架策略对国小学童程序设计学习成效与认知负荷之影响》和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宋涵钰的题为《基于凯利方格之游戏学习模式对改善学习成效及态度之研究》为典型。此类选题的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值得大陆的研究生借鉴。
(3)ICT在华文教学中的应用
在华文教学中写作课程的教学是一大难点，很多非大陆地区的华文研究者都在研究如何更好的利用ICT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在报告中，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的苏彦宁团队的《导入网络同侪互评策略于国中写作课程之学习环境建置与初探》和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Jo KimLee团队的《线上作文互评功能在教学上的设计与使用》不约而同的用到学生的线上互评策略，此策略吸引了与会者的兴趣并展开热烈的讨论。该主题的主持人陈明溥教授最后总结时指出，在华文教学中，不管使用何种策略，对社会性软件的选择很重要，而学生对社会性软件的使用热情度与学习环境的设计或学习活动设计相关，因此学习环境的设计或学习活动的设计才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重点。
(4)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从论文投稿和报告数量来看，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是目前的一大研究热点和重点。北京师范大学蔡苏代表他的团队做了题为《基于三维交互虚拟学习环境的案例开发与探究》的报告，报告中以四个众所周知的数学案例――天体运动、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二定律、单摆运动展现了三维交互的虚拟学习环境，最后还用增强现实技术现场展示了这四个案例，吸引了众多与会者的注意和探讨。不得不说，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尤其增强现实技术，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与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前景会更宽泛。
(5)数字化学习与企业培训
数字化学习与企业培训是计算机在非正式教育领域应用的典范，但一直受到教育界的关注和研究，在往届的GCCCE大会中数字化学习与企业培训就受到专家及学者深刻探讨，当然此次大会也不例外。台湾师范大学张基成教授的《台湾企业数位学经验与个案》的报告是有关中小企业网路大学校在台湾的实施和推广。这个网路大学校的建设是为满足台湾企业从业人员、中小企业的自主性学习需求，课程内容浅易入门、广而多元，为台湾中小企业营造了数位学习的氛围，其运营模式主要包括学习入口网、学习平台、教材管理、学习服务、组织学习、推广服务和专案管理。这个中小企业网路大学校为逐渐兴起的企业大学的建设提供一个好的案例。
南京师范大学张义兵老师的《企业培训课程的设计与开发》是以苏宁电器的员工培训为例，介绍了他为苏宁电器设计和开发的培训课程的阶段成果。针对苏宁电器的要求，张老师对苏宁电器进行知识管理、培训教材设计、网络课程设计和e-learning策划。张老师的研究告诉我们企业培训没有通用的课程，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工作性质、不同的员工培训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深入研究企业培训，先深入掌握企业各个岗位和员工特征。
四 GCCCE促进教育技术发展
经笔者调查统计，发现到会作报告的专家学者多是教育技术专业的背景或是与之相关专业的背景，徐州师范大学更是有20多名研究生参加，可见此次大会在教育技术人心中的重要性。计算机应用于教育是教育技术电教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标志性的分支阶段，不仅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广泛，应用越来越深入，更因为提高教育质量是教育技术的根本问题和使命。
1 名称问题
2011年4月20日教育部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的意见征求稿，提出将“教育技术”更名为“教育信息技术”。对于此问题，《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社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广泛征求了改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众多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专家参与讨论并给出自己的意见。根据微博留言可知大家意见不一，总体认为教育技术更名是必要的，但是更名为“教育信息技术”是不合理的。
众所周知，教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多次更名的现象：教育技术起源于“视觉教育”，后来更名为“视听教育”，再到“视听传播”，发展至我国曾有学者（至今有学者）称为“电化教育”，最后到广为大家接受的“教育技术”。我们不难发现教育技术的名称变化过程中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于是教育技术是否要更名，免不了要考虑技术是否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然而，纵观此次会议中所有专家学者在报告或论文中所用到的技术发现，专家学者们都在强调计算机在教育中的应用，并没有提出新的技术，只是技术使用过程中方法的创新。鉴于此点，笔者认为教育技术更名还没有更名的必要。但是在此次会议中，许多大陆的专家学者提到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他们指出我国还处在教育信息化的起步、应用阶段，要达到教育与应用的融合发展还需要经过融合和创新阶段。另外“教育技术”的名称毕竟是从国外引进，并不具有中国特色。考虑到以上两点，笔者赞同一些专家在微博中提出的更名为“信息化教育”的说法，同时“信息化教育”说明了教育技术的重心在教育，从而避免了教育技术姓“教”还是姓“技”的争论。
2 技术促进教育
正如台湾科技大学主题报告时所说“教育为本，科技为用”，教育技术的根本落脚点也是在教育，任何的技术（包括计算机相关技术）都是为提高教育的手段。我们关注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更强调是各种新技术下的教育能否得到提高甚至改革。
此次GCCCE（2011）大会“数字化学习与企业培训”的主题会上专门安排了一场由清华大学、中国教育技术协会钟晓流教授所做的题为《关于中国教育技术行业标准研制》的报告。2010年5月12日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技术标准委员会（下称“标委会”），专门从事教育技术行业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钟教授的报告内容是标委会提出的在2011年开展并完成《多媒体教学环境规范建设》研究与制定工作的成果。《多媒体教学环境规范建设》的研究与制定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50所高校的65位专家和教育技术领军企业的10位专家共同参与的，并分为六个小组分别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制定：供配电、网络和建筑物理环境，音频环境与扩声系统，视频环境与视频设备，智能化控制系统，语言实验室与教学资源系统，系统集成。声、光、电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许多方面，《多媒体教学环境规范建设》的六个方面正是在声、光、电等技术的应用基础上从硬件和软件两个角度同时改善了传统的教学环境，并彻底改变了一黑板一粉笔的教学设施。
技术促进教育的最好证明就是教学环境的软硬件设施得到改善和提高，而《多媒体教学环境规范建设》研究与制定正在落实着这一点。对于整个教育技术行业来说，教学环境的建设与维护是教育技术行业的核心工作，是数字化校园建设和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创新的重要体现。当然，教学环境的规范建设只是标委会对教育技术行业标准研制的一方面，随着技术在教育中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其他的标准也会相继出台，每一位教育技术工作者都有责任和义务为自己的行业标准做出努力和贡献。
第6篇：以变化为题的作文范文
[关键词] 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学科
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学科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体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学者们赖以界定自己学术活动范围和限度，以及专业活动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对从事于该学科的研究者起着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作用，从而使同一学科的学术活动具有某种共同性，形成某种“研究传统”或“学术共同体”，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有效对话。无论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还是通常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是以学科为基本的建制而展开的。可以说，学科已成为一幢幢分门别类的知识大厦的基石。论文百事通
在近来的中国哲学界，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至今所产生的汗牛充栋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丰富成果，都有失去学科保障，从而在该学科失去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危险。中国哲学学科基石是否稳固，成为学科内部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哲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就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试图化解目前存在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中国有无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或者从中国哲学学界自身的立场来看，将问题置换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诸如此类的疑问困扰着中国哲学界。如果我们不能对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就无法对我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说服我们自己继续开展这种学术活动的根据。因而，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是学术活动的意义危机和从业者的信心危机。由于“中国哲学”又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西文化的对话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义体系相关，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又是一个在人文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相关的讨论意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讨合法性危机出现的特点、意义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
一、追源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说，在中国谈论“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学术，与中国固有学术或中国当代学术进行会通，并不一定就发生类似“中国哲学”的历史性“错误”。在黄遵宪的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他们常使用“学术”、“思想”等字眼，来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虽然他们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是“中国思想之痼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大都走的是一条“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汇中西并发展中学的道路。中国人刚开始大规模接触和移译西学，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只好用中学来格西学之义，“缘附”之类的毛病是在所难免的。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
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由于这个典范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赘述。
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这里，不再是过去的学者们所熟悉的“汉宋兼宗”，作为古论思维代表的义理之学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训诂的汉学相对，而是“汉学”、“西洋哲学”的“兼治”，西洋哲学已取代“宋学”成为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虽然说所树立的经典范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本人确实是大手笔，说得很是中肯，有着深厚的“汉学”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鉴和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讲述中，则更多地照顾到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较多地采用汉学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当然一些附会也是免不了的。在对中国哲学史料的解释上，紧随其后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则有显著不同。冯友兰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的哲学史实践也是依照这个主张来操作的，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来格中学之义时，由此，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诸如此类的可怪之论。“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诠释时，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远离了她，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
这些苦心经营中国哲学的前辈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所创立的范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被誉为韩国东洋哲学第一人的学界前辈柳承国教授在回忆牟宗三、冯友兰等人的学术影响时说：“他们的影响很大，是当时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不管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学术如何评价，但可以说，当时比他们更好的没有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他们在介绍亚细亚学术文化时所说的，人们是绝对信从。其中，冯友兰是名声最高的。”当然，我们并不能指责前辈学者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作为学科的领路人，同时也是探路者，在无现成的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
二、辨惑中国有无哲学
既然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不免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依傍西方哲学而建立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问得再直接一点，可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史）呢？”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的态度是，“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国有没有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根据这样的哲学定义，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冯友兰与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或标尺，来“发现”中国的“哲学”；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特殊性出发，（当然是以“哲学”作为通名来使用为前提的），强调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性。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中国有哲学”的论证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
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界，“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例如，张立文、李宗桂二教授近来都明确地发问并作了解答。“中国有无哲学”这一涉及学科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需要重新加以“证明”，加以“澄清”，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我们从传统虚无主义的极端中逐渐走出（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仍然很令人感到担忧和可怕），但业已放松了“强国保种”的生存压力而可能保有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的文化人，则不能不对事实上已经断裂的文化传统发自肺腑的悲鸣。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情绪称作文化民族主义，那么它和中国哲学学科之所以发生关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学科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对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从业者们来说不无讽刺而又应当认真加以关注的是，这样的批评不仅来自于学科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学科的外部，尤其是来自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人们已习惯将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习惯于通过对哲学的把握来理解整个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国哲学史未能提供给人们一种有效的通达传统的路径。
重提学科问题的第二个背景是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影响至深的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断裂表现出麻木不仁和幸灾乐祸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刻地经历了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国哲学界的前辈们并不乏“传薪”之外还要“传火”的自觉。传薪，亦即传学；传火，亦即传道。无论是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还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飘零”心态下主张的“返本开新”，都有着传道传火的自觉。然而世事毕竟不尽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来规范哲学创造与哲学活动的一元化。哲学的发展权成为政治权力的专利和特殊待遇。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界，自觉努力实现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转变的，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一种日益多见的理论诉求。和合学、心灵哲学、中国经典解释学等，都已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思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已开始得到中国哲学界的确认，而这一点却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提中国哲学学科问题的第三个背景来自于西方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变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黑格尔曾经武断地断定中国人的思维是主体“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合一，因而将中国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学史之外。现代的海德格尔把“哲学”理解为西方传统上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而将中国人以“非概念思维”或“诗性思维”为特征的论说系统称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东方的“思想”，企图借鉴东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维”的“形而上学”。2001年9月，德里达在他的中国之旅中与中国学者对话，明确地说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德里达的说法在许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我们可称之为“哲学民族主义”的话，那么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这种类似黑格尔的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专名使用的方式，同样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民族主义，虽然德里达声明：他的说法“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这种哲学民族主义的产生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期望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有哲学还是有思想，都需要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来做出说明。中国哲学界已经厌烦了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指挥棒”来转。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活力的创造活动也给中国学人以很大的刺激，他们不仅想学习西方人的哲学或思想，还想进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国哲学或思想也获得西方哲学或思想那样的生机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哲学界又开始就“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进行“辨惑”工作。人们大体上仍是结合着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方式来证明中国有哲学的。从普遍性证明出发，人们或者力证中国哲学中有许多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给出一个哲学的普遍性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证明中国哲学也符合这个定义（这种证明实际上在给出定义时就已经暗含着了）。从特殊性出发，人们认为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中国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形态，不能用西方哲学的特殊形式来判定中国有无哲学，而中国学人应当重视中国哲学的形态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范式。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就意味着中西哲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统，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从事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张士英教授和从事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他们的回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能否化解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呢？我个人认为，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机中国哲学是否可能
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表象上看，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解答着眼于过去，即中国“哲学”的“史”。我们向更深层的方向考察，并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话，这个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中国哲学能否发展、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相互联结的问题。
首先，既然所谓的“中国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学术以及传统的学科分类，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延续这个“错误”？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冯友兰先生对这个问题曾提出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严格地筛选中国义理学史料，而获得“中国哲学史”；一是不必理会西方哲学，中国义理学我行我素，而获得“中国义理学史”。当然，能否以义理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的统称也是成问题的。对于第一种选择，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界相当普遍的一种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现今也有人赞同，认为中国没有“狭义的哲学”，不如称作“中学”或“中国的古学”。也有学者不赞同此种态度，认为这种“自我放弃、退出、拒绝”“哲学”的做法，“既不合现代学科分类的时宜，亦迁就了西方哲学中心主义”。实际上，当我们按照西方哲学家的指引，以“思想”来定义中国的理论思维时，又不免入“中国有无思想”的窠臼。“思想”在这里又有着特殊的含义，并非我们日常语言所说的“思想”一词的含义。海德格尔等人“发现”了东方的“思想”对于克治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以及作为后果之一的“科学”或“科技主义”的弊病的意义，“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之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就象西方传统的复杂性，而海德格尔将东方思想理想化，与我们惯常将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样，都有着价值取向与解释维度上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虽然略通老庄，然而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当然，张祥龙先生主张退出“哲学”，并不等于放弃“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这里作为西方哲学专名使用的“哲学”，已经被置换为“思想”了。无论是主张“哲学”，还是主张“思想”，当然无损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历史存在，但却能够影响到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学科建制、范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陈来教授认为，在冯友兰提供的两个选择之外，事实上人们在实践着第三个选择：即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事实上是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9] 俞宣孟则否定了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认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张立文先生主张“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给（中国）哲学作出自己的规定。”他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述中国哲学：“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这个定义可能受到朱熹的启发，《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认为，“一阴一阳”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道”。这个定义与、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辈学人对于哲学的定义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学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学的特殊性，亦即“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定义。
“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不可能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而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在这个学科下得到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面对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定于一尊，让所有人走一条路。我们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让人们各抒己见和各持己见，按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使我们在整体上拥有着开放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人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许我们在探索中，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传统或许还不止一个。
其次，无论是用“哲学”还是用“思想”来界定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这种形上的思考传统即使从先秦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历史也有将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传统，虽然我们对这个传统有着许多不满意。这二千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形上传统，能否流入现代之中，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文化资源，取决于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发展，能否展现生命活力。冯友兰先生很发人深省地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张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讲”。由“照着讲”和“接着讲”，出现了承续宋明理学的程（二程）朱（熹）道学（也称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张（载）王（夫之）气学三系的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由“自己讲”，出现了不限于承续诸子之一家的“和合学”，此外，“新仁学”、“境界哲学”、“心灵哲学”、“现代新墨学”等学派或新的哲学学说已在形成之中。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三种“讲法”。其中，“自己讲”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讲”，没有依据传统而又在回应当代的哲学课题中超越传统的现代哲学理论作支撑，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接着讲”和“照着讲”。一味向西方寻找理论工具，“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结果，却使我们陷于究竟是“接着谁讲”和“照着谁讲”的迷惑。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实质上说，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力和自身创造性的危机。
再次，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在学科上着重体现为方法论危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落实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解决的途径可能有三条：一是向西方寻找，援西入东，“以夷治夏”。这是人们所惯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主张用现象学方法来会通中学的张祥龙很坦率地说出：“我自认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获得当代的新生命。”他努力尝试让“中国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条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响，而又复兴自己的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二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方法，例如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弟子陈淳《北溪字义》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范畴解释学方法，从范畴分析、范畴与范畴联结而成的逻辑结构分析入手，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义蕴。现在“逻辑结构分析法”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常用的一种方法。最近张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一些学者也擅长用“汉学”的方法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进路。只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史学研究应当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否则达不到哲学史应有的深度。汤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国经典解释学，恢复经典解释传统，在“我注六经”中使“六经注我”，从而恢复经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鉴中西和会通中西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创新性的哲学方法。同样，我们对此三条路也应抱有一种多元开放的态度，分头探索。三种道路无疑都会各有短长，各有所蔽，但却可以为我们提更多的选择。
四、展望中国哲学的生生之路
“危机”往往与“机遇”和“转机”相连。中国哲学能否通过在化解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机遇中，出现某种好的转机呢？
首先，关于哲学还是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或者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思想，不仅仅限于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题，还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文化居于全球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时，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湮没在西方哲学家的断言之中，西方哲学家的意见很快地全球化为普遍性的主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不必执著于哲学抑或思想的争论。就学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东方文化相遇而产生的一个“错误”，但“哲学”已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共名”，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仅用它来标示西方的哲学，而且来表示世界各文明体中的相应的内容。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现在东、西方哲学界所应做的，应该是自觉地从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实出发，来重新界定“哲学”的内涵，以使“哲学”这一共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学界，“中国有无宗教”成了类似的学术讼案。一些西方学者坚持从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发，认定中国没有宗教，而只有哲学（这回倒是承认中国有哲学了）。西方宗教学家依据于基督教经验的宗教概念，无法涵盖诸如佛教这样的东方宗教，然而把诸如佛教等东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显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学家积极修正他们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够涵盖世界宗教。那么西方的哲学界也应该积极地向西方宗教学界学习，改变自身的固执姿态，改变局限于西方文化经验的狭隘性。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来界定哲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来确定中国哲学的概念。
其次，关于中学与西学。就学科范式、方法和话语系统方面来说，中国哲学学科先天地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们可以继续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文本，也可以“在参照西方哲学和相对独立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试图“找到一条比较靠近中学，借鉴而不依傍西学的理解之路，从而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在这里，我们切忌范式的单一化。
同时，在我们着手以某种现成范式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思这种范式能否兑现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完全抛开解答“中国有无哲学”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尝试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多元哲学之一元的独立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有特性从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家们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思维，去向现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因此，探索主要依据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是更为基础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学之间，一些学者还强调中西哲学的“会通”。从目前学界的实践来看，这种会通带有强烈的单面性，即总体上是以西方哲学来辅助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是让中国学界通过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而不是使西方学界通过这种会通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也许一些学者的本意在于为中西哲学找到一个具有共同点的对话平台，然而西方哲学界又有几人能够读懂汉语哲学界的文本，又有几个重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论说？令中国哲学界尴尬的是，似乎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反而无法理解中国哲学的意蕴，要想理解中国哲学，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学。在今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会通中，我们可以继续这种“以西解中”的事业，但不要轻易地、武断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是无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语言和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可以用现代的中文语言和中国语境去重新解读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来诠释中国哲学只能是让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便宜法门”，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那么他就必须学汉语，通古文，设身处地地试图用中国传统思维来进行思考，以图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本。
再次，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或中国哲学史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叔本华一样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说以建立某种意义体系，也不妨碍他把中国哲学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发挥。关键之处在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海德格尔，无论他们如何憧憬东方，都能“援东入西”，并能够“化东为西”，在借鉴和融会中继续西方哲学的传统或形成新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界无疑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哲学界学习，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还是努力培养西方哲学界那种活跃的创造力，相较而言，近几十年的中国哲学仿佛是犯了“贫血症”，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曾经是许多中国哲学大师对于未来的期望。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都做过充满期待的展望。张岱年说：“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这些话虽写于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仍具有着昭示作用。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中国哲学界的情况似乎有了好的转机，一些主要依据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新的“中国哲学”开始渐渐由潜入显，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哲学界的努力，中国传统哲学必将获得她的当代形态，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预告，一个中国本土哲学自主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或许哲学界将来从学科上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将是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学科。“中国哲学”指中国当代的哲学，它既包括当代的“中国的哲学”，也包括“哲学在中国”，而且是“哲学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则是关于从传统到现当代的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许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将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和传统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很可能就来自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把“哲学史”变成“当代史”，也只有在开发和利用中，使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由可能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文化资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从当前的整个中国学界来看，人们无论是从研究传统上还是从学术心态上都还未对中国传统哲学获得其当代形态而成为“中国哲学”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 本文参阅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如（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利》，三联书店，1999年3月版；（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开放社会科学?D?D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 本文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继续发展的意义使用“中国哲学”一词。
[3] ：《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同上。
[4] 关于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典范意义，请参阅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已有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