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风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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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金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基层央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要注重防范化解那些“整体性、行业性和全局性”的金融风险，如政策风险、货币风险、利率风险、证券风险、国际风险等等，对涉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进行监控，维护其整体稳定，促进其协调发展。

现阶段，就基层央行来说，影响区域金融安全稳定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信贷风险。信贷风险，亦称信用风险，主要是指当前十分普遍的企业对银行债务的逃废以及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经济发展失衡，信贷结构单一，信贷投向过分集中等，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非常低下。这也是目前最为集中、最为严重的金融风险，其严重损害着商业环境和经济秩序，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巨额的不良资产累积威胁着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稳定。就目前来看，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承揽这个损失，但同时不可能完全通过财政资金来补偿，而是主要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扩张予以平衡。在超过正常经济和金融发展所要求的货币供应增长限度之外，就会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经济较大波动，并损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2．支付风险。支付风险，就是借款人不能依约偿还借款本息的风险，是指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即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或是流动性发生问题，在一定的地区和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发生的支付困难，甚至引起挤提风潮。这是最容易由个别风险、机构风险而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因素，所以这类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是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这些银行又与中央银行直接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保留了某种“吃大锅饭”的弊病，但是可以起到存款保障的作用，可以避免支付危机。当然，这种以增加国家负担为代价来保证支付并非长久之计，下一步随着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势必要增强各金融机构自己的独立性和责任心，但必须把防止支付危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重要前提来同时考虑。

3．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形成的风险。过分追求高额利润，违反流动性和风险性的经营原则；一味追求规模扩张、造成过度负债；违规经营，逃避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利吸储、低利放贷，形成利率倒挂；内控制度不健全、内部管理混乱、内审手段滞后；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等等，导致金融机构风险累积，危机重重。

4．违规风险。违规风险，是指由于银行内部主管人员、职员或客户的欺诈、舞弊等违法乱纪行为，如内部盗用、侵吞、挪用、短款、外部抢劫、盗窃现钞、私设账外账等，致使银行资金和财产遭受损失的一种风险。

5．创新风险。创新风险，亦称衍生金融工具风险，这是一种制度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证券、银行、保险等业务领域以金融业务交叉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活动，其创新的业务品种越多，衍生金融工具越先进，风险也就越大。

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金融稳定这一前提和基础之上,而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将会严重地打击经济发展，扰乱社会安定甚至造成社会动乱。中央银行作为承担维护金融稳定职责的部门，必须努力做好金融稳定工作，特别是要维护金融业长远和全局的稳定。为此，基层央行要从微观金融现象中超脱出来，以更宽阔的视野、更敏锐的眼光、更准确的判断来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既要关注金融企业个体风险状况，更要关注并评估其对整个金融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以防范或者化解系统性风险。

1．强化风险意识。基层央行要进一步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辖区金融稳定的意识。人民银行虽不再承担金融监管职能，但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依然存在，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方面需发挥更大的作用。基层人民银行必须意识到：在金融机构业务交叉不断增强的大趋势下，中央银行的业务范围必将拓宽，过去“抓监管、保稳定”这种狭义的维护银行业稳定的职能弱化了，但是涵盖区域经济和银行、证券、保险等现代金融业务的广义的金融稳定职能则增强了。在此基础上，基层央行还要积极开展维护金融稳定的前瞻性研究。目前我国风险机构的救助主要依靠中央银行再贷款这一单一手段，容易诱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基层央行应结合辖区实际，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对中小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风险分散、风险转移和风险隔离制度，风险救助基金等措施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办法进行研究，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积极推动符合国情的多层次金融安全网的构建。

2．理顺工作机制。基层央行要努力探索并逐步理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工作机制、政策措施，协调有关各方，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共同防范、化解、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是要理顺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多年的监管实践证明，政府在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政府责任与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稳定是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维护金融稳定是政府的政治责任。其次，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拥有行政、司法和经济调配权的重要组织，依靠行政资源所带来的权威性和信誉，是平稳化解风险的重要力量。第三，按照目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的工作机制看，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过程中，更加明确了农村信用社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即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村信用社自主经营。因此基层央行的维护金融稳定工作，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通过沟通协调，建立起政府重视支持和参与的维护稳定工作格局。

二是要处理好与三家监管部门的关系。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以后，形成了“一行三会”的架构。基层央行要处理好与当地三个金融监管部门的关系，最根本的是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职责划分，特别是人行与银监部门的职责划分问题，职责不清，必然产生监管工作的真空或交叉重复，降低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水平，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另一个是协调合作，无论是从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看，还是从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看，建立相互之间的顺畅、高效的协调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非常重要，这是促进辖区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是要协调好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适应监管体制改革后的工作新形势、新要求，在最新出台的基层央行“三定”方案中，货币信贷管理科承担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辖区金融稳定的职责，其它的如调查统计、会计财务、事后监督、内审、国库、外汇管理等，虽然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和工作任务，但是综合地看，这些工作与金融的稳定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人民银行内部职能部门之间要搞好协调配合，共同努力维护金融的稳定。

四是要把握好防范、化解、处置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防范，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防范工作应该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当前要转变过去的思维方式，集中精力，以宽广的眼光，从全局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全面、深入研究防范风险的重大问题。比如：如何因地制宜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如何建立符合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如何准确识别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下银行、证券、保险三者交叉运行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防范等等。化解，指的就是通过采取措施，使已经进入市场的金融机构继续运营，免遭退出市场的“命运”。人民银行开展风险的化解工作，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针对某一具体的金融机构，而是要找准定位，从宏观的高度，提出化解金融风险的方法策略和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已经存在的风险。处置，指的是救助无望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由于人民银行是最后的贷款人，因此在处置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比如，要协调风险处置中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的选择，实施对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机构的初审复查，参与有关机构市场退出的清算，管理人民银行与金融风险处置有关的资产等。

3．建立预警体系。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密切监测金融企业的流动性变化和金融业的整体风险，做到动态情况随时把握，心中有数，是中央银行履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责的当务之急。从基层行看，关键要尽快建立高效、灵敏的金融风险预警监测系统，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有力的保障。当前，要抓紧建立一套科学、严密的金融风险监测体系，通过对银行机构报送的报表、数据和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反馈的信息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和处理，以准确地识别和判断风险，以便及早进行预警和风险提示，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通过信息反馈系统，尽快地将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情况向上级行报告，为上级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决策参考。

4．细化防范措施。针对不同类型金融风险各自的特点，基层央行要结合辖区实际，细化防范、化解和处置措施，以达到最佳的防范效果。防范信贷风险，要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为基础，初步建立辖区信贷风险监测与提示制度，建立房地产、钢铁、橡胶、农业及其它本地重点行业的跟踪监测分析制度，要准确审查并把握各类借款人的信用情况及贷款的担保情况，对借款人进行资信评估，并通过联席会、窗口指导等方式及时信贷预警信息，指导金融机构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分散、规避和防范信贷风险。防范支付风险，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城乡信用合作社支付性风险监测，加强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管理，建立商业银行备付金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并提示商业银行可能发生的流动性和支付能力问题。同时，必须与当地银监部门共同设计制定严密的支付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以化解或处理可能发生的个别甚至区域性的支付风险。防范经营风险、违规风险、创新风险等，要配合有关监管部门，及时敦促辖区金融系统，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等相互制衡的内部管理体制。同时，要继续推进金融安全区创建活动的开展，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与指导，完善考核验收指标体系，各方联动，优化辖区信用环境，建设金融安全区，逐步清除金融风险赖以滋生的土壤。

此外，对因受到各种行政行为、社会谣言、矛盾纠纷等“外生性”因素引发的金融风险，基层央行也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苗头性”问题，要立即作为重大事件，在上报上级行的同时，即时向地方政府汇报，并协助地方政府做好相关处置化解工作，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减少波及面和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区域金融安全许传华《金融与保险》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宏观和微观对策马怀玉杨凌云李新月《济南金融》

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讨论综述《金时网》（2000-10-28）

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李晓西《江苏经济》（2002-01-01）

第2篇：基金风险论文范文

1.会计核算风险

从银行会计工作出发，银行会计的主要工作是对银行的所有业务活动进行最快的核算。由于银行的一切业务活动都是通过会计信息反映出来的。在会计核算工作中，若出现会计核算处理方法不当、会计核算质量不高及核算程序不规范的现象，就有可能出现风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有的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往往在会计信息处理上大做文章，导致会计核算工作提供信息资料不真实、真账假表等现象，这给银行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在银行业务中，对于会计结算风险，主要表现在结算数据不真实、经济利润反映不实等现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体现在人为因素、结算处理方式及制度等方面，从人为因素来看，不可忽略的问题是虚假性，有的管理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在结算报表上虚增利益或搞账外账，以达到暗盈利的目的，结构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对于金融企业来说，在会计实际核算工作中，由于其需要涉及到很多环节，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将会导致整个会计核算工作失去控制，包括：第一、未及时对企业的财务进行检查、审核；第二，采取的会计核算方法缺乏科学性、合理性，造成流动资金被截流、贪污贿赂等事件的发生；第三，对凭证审查不严，缺乏健全的电脑制约机制，同时也没有及时进行账务处理；第四、对财务检查核对不力。

2.会计监督风险

针对财务报表复核监管不力的风险，对于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来说，为了提高存款利率，只求存款数量，不讲存款结构，通过不合理的经营，导致会计部门无法起到有利的监督作用，而这种不合法经营的亏损风险往往是带有连锁反映的，面对会计核算工作监督检查不力的现状，在不正当利益的驱动下，容易造成违章拆借、越权承兑、私设小金库等违规现象的发生。随着违规行为的不断蔓延，势必给金融企业造成了经营风险。

3.会计操作风险

近几年，随着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企业会计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现阶段金融企业已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会计结算制度，对强化企业内部控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财务人员风险防范意识的缺乏，以及业务知识及专业技能的不足，在会计结算工作中，往往基层会计人员不按照操作规定办理业务活动，时常有越权办理业务情况的发生。因人为因素的影响，加大了金融会计的结算风险。

4.经营风险

由于银行会计属于一项专业性强、风险大的行业，在会计工作中，会涉及到大量的业务活动，如票据结算、现金资产核算、原始凭证记录、印章等，在这些工作环节中，一旦发生工作疏漏，势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实际工作中，因一些不法分子的违规行为，银行会计工作中容易出现假汇票、贪污盗窃、信用卡恶意透支等现象的发生。面对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旦会计部门发送对会计工作的管制，降低会计核算水平，这样为不法分子提供了有利条件，势必加大了经营风险。

5.人员管理风险

因财务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的缺乏，对会计人员的约束力不够，势必造成人员管理风险。在会计管理工作中，会计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会计管理工作质量的好坏。而会计人员综合素质及专业技能的缺陷，给会计核算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于会计人员约束不利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一是银行部分会计人员操作行为不规范，在会计核算工作中容易出现差错；二是会计人员道德水平较低，个别会计人员内外勾结，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过修改结算报表或虚增利益等行为来侵害银行利益，导致经济案件情况的发生；三是会计岗位设置的不合理，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四是会计核算制度、操作规程的不严密，以及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加大了人员管理风险。

二、会计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1.会计内部控制监督不严

目前，金融会计内部控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包括：第一，违规操作，随着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当前金融企业法律法规逐步得到了完善，并且建立的法律法规制度也得到了相应的落实，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有部分会计人员在具体工作中不按照规章办事，在实际工作中我行我素，没有约束性，面对企业内部会计人员素质低的现象，往往企业没有对其引起高度重视，甚至一些企业往往从本身的经营成本角度考虑，导致金融会计中出现会计人员配置不合理、工作岗位职责部分、业务处理“一手清”的现象。第二，企业对会计内部控制认识不充分、不深刻、不完整，主要表现在：有部分工作人员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就是各种规章制度的汇总，却忽略了内部控制是一种经济业务运行过程中和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的动态机制；甚至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内部控制属于事后控制，主要由审计部门或管理人员负责，而与会计无关，导致企业内部会计人员没有充分发挥会计职能的作用。第三，会计制度建设存在滞后性，随着金融业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对内部会计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但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往往忽略了会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导致会计工作中出现无章可循、会计工作处理不规范的现象。由于会计制度是会计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在会计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势必会造成金融会计风险的产生。

2.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随着金融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些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或受利益的驱动，往往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进行恶意竞争，如低息放贷、虚增利润、搞账外账或不按照会计核算标准报出假利润等，这种不合法的竞争手段，长期发展下去，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营资金，也阻碍了会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违背“公平、公正、平等”的竞争原则下，自然而然企业会产生金融会计风险，如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等，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3.会计人员业务培训的缺乏

在金融会计风险中，不可忽略的是会计人员的文化素质，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其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会计工作质量。在金融会计工作中，由于金融企业所涉及达到的会计业务数量比较庞大，业务也比较繁琐，这就对从事会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还需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金融会计工作中，大部分会计人员的专业提高，知识、业务技能及职业道德品质都有待提高，尤其是会计人员的思想教育。因金融企业客观条件的限制，金融企业都没有对会计人员进行系统性的专业培训，会计人员专会计专业素质的缺乏，导致金融会计工作中出现会计人员责任意识不强、对领导不负责、对金融事业不负责的现象。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甚至有的会计人员产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造成金融会计中经济案件频繁发生。

三、加强企业金融会计风险防范的具体措施

1.完善会计内部控制体系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是金融会计工作正常开展的重要保障，面对当前金融企业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的增加，企业必须注重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只有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内控制约机制的作用。因此，在建立内部控制体系中，为了加强会计业务制度体系的建设，应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加强会计部分与其他部门的工作配合，注重其全面性、适用性、协调性和规范性，从而建立一套完善的会计制度。与此同时，应真实核算资产质量，按照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标准进行贷款质量的分类，按照账面价值对其他资产进行核算，按照各类资产的实际风险，适当放宽呆、坏账核销条件，提高呆、坏账准备比率，从而充分体现金融企业的高风险性。除此之外，在建立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上，应充分考虑金融创新及金融业务的加速发展趋势，制定规范金融新业务的会计标准，充分体现会计制度建设的超前性，防范金融新业务会计风险，以促进金融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总的来说，通过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不仅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也可以有效防止因人为因素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有利于化解金融企业在财务会计中产生的财务风险。

2.加大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度

在金融会计工作中，即使建立了完善的会计制度，若会计制度执行力度不够，会计制度的建立也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必须确保会计制度落到实处，由于会计制度具有严密的制约机制，同时对岗位的设置也是科学有效的，这就要求在会计工作中需要会计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会计制度。从总体上来将，用会计制度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规范的会计制度下，会计人员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然而，作为企业的领导者，为了充分发挥会计制度的作用，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必须按照规定配备会计人员，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监督与管理，减少会计人员的犯罪可能性，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会计风险的发生。

3.强化企业内部的会计监督职能

在金融会计中，为了防止财务风险的发生，必须强化会计监督职能，注重会计业务事前、事中的监督，这样既可以将风险消除在日常财务工作处理中，也减少了经济的损失。若不注重会计业务的事前、事中控制，即使事后发现问题往往无济于事。因此，强化会计业务事前、事中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企业在会计分析上应建立预警机制，对会计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测，建立风险防范措施，可以有效减少风险的发生。然而，对于会计工作中产生的报表，其主要反映的是企业过去的经营状况，在金融会计中，报表的真正使用价值是通过对报表的分析，发现过去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从而帮助领导了解过去的经营状况，在充分了解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变化做出有针对性的决策，才能帮助金融企业建立会计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对会计工作进行优化控制，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充分发挥了会计职能作用。

4.建立一支强大的会计队伍

会计人员在金融会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防止人员管理风险的发生，企业必须注重会计人员素质的提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这就要求企业领导及会计管理人员在思想上要统一认识，充分认识到会计人员在防范金融会计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在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合理配备会计人员，科学合理设置会计工作岗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在物质待遇上适当向会计人员倾斜，充分调动会计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会计人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除此之外，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会计人员，在选拔机制上，应选用高素质、高专业的会计人才，要求会计人员持证上岗，。为了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道德品质，加强会计人员的业务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以多种形式的培训和学习，既要注重会计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还要加强会计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规范会计人员的工作行为，使会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有效防止金融会计风险的发生。

5.加强现代化会计手段的运用

现代会计手段主要表现在会计电算化方法和会计核算监督制度完善等两个方面。在信息化时代下，金融企业应加大业务处理电算化的推广，其对改善服务、增强金融市场竞争有很大帮助，既可以规范会计操作规程，也可以减少会计人员的工作负担，对金融会计工作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会计电算化中，需要注意的是：有了会计电算化是通过计算机处理系统操作的，在会计电算化中，必须注重一个操作管理问题，若管理不当，容易产生金融风险。总的来说，在金融会计工作中，受外部经济的影响，难免会出现金融会计风险，这就要求企业需要做好金融会计风险防范工作，加强对金融会计风险的预测，找出金融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并从会计体制、操作手段、监督管理及人员管理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金融会计工作水平，有效减少金融会计风险的发生，进而推动金融企业改革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第3篇：基金风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在考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作为风险企业家与有限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j-~E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管理支持力度的合理分配，达到可行的帕累托边界，并最终实现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的利润最大化。

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二、投资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第4篇：基金风险论文范文

基金业风险管理根基不稳

证券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处于根基不稳的不利处境。我国现有的基金产品多为股票型基金,投资对象结构布局也多集中于股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一开始即把支持国企改革作为基点的历史局限,导致证券市场实际上成为了国企筹资解困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化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得投资行为预期极不稳定,助长了市场投机风盛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不能很好解决的市场之痛。

证券市场承载过多的政府意图、行政意志等非市场化的功能和任务,证券市场“政策市”的色彩挥之不去。证券市场不仅要承接数量庞大的国企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扩容黑洞,又要面对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这必然助长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加大市场价格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增加了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投资者普遍缺乏专业素养和监管滞后,众多不规范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羊群效应,叠加并放大了市场风险,而监督层并未细分市场风险源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结果是严重牺牲了市场的效率和功能,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活力,造就了市场对政府政策投入的过度依赖与股市长期以来“不牛则熊”极端走势的市场格局,对于追求长期收益的基金来说不利于有效开展资产风险管理。

市场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风险管理手段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选择范围狭窄,通过构建多元化资产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存在困难,而同时指数期货、无风险套利等规避系统风险的交易手段尚不具备,基金管理机构既不能根据市场趋势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又不能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这降低了基金抵御风险能力,加剧了股市的波动。

市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集中在收益性上,忽视了从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角度展开评价,使基金出现了单一片面追逐净值的倾向,从而产生过度投机行为。

基金业风险监管效能不高

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生态不佳,监管效能不高,致使基金业运作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和问题,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建设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不完备,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风险生存的制度漏洞。尽管作为纲领性大法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业已颁布,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快速,更需要对基金业的监管动作向前移位,加大事前监督力度。

相关的投资比例限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如不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在利益冲动下,通过幕后的默契和联手可以操控单只股票绝大多数的流通筹码,在短期利益驱使下个别基金投资在个股上过度集中极易诱发流动性风险。

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实践中,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的第三方责任审计和问责制度,而基金管理人掌握着基金的实际控制权,仅依靠基金管理人的自律不足以有效制约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基金契约。

虽然基金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基本分离,但基金持有人没有适当和相应的诉讼、追偿权利,持有人大会功能形同虚设,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不拥有实质性话语权,而且由于基金托管人一般由基金管理人选择,基金资产托管协议由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托管人演变成基金管理人的人,这种错位导致基金托管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放弃了托管监督和委托管理责任,形成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事实上的利益趋同,基金持有人利益往往不能放在最优先位置,极易诱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尽完善,管理费计提办法弊端较多,不利于刺激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资产运行效率,降低资产风险水平。

基金业风险管理制度存在风险

内部治理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风险源,损伤了基金的风险管理制度优势。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决策高层和管理高层来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东,其股东背景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倾向,在基金投资者成为弱势群体和基金持有人的约束严重软化情况下,实际上基金管理公司行为的利益考虑当然地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偏离了证券投资基金兼顾基金投资者与基金公司股东二元利益平行的设计初衷。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由大股东和高管提名选任,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这种利益关联格局很难保证其独立性。

基金经理权限过大而缺乏有效制衡。有的基金经理甚至将投资建议、评估投资建议、构建投资组合、下达投资指令与执行投资指令等职能集于一身,这种把控制决策和操作失误风险寄托于对基金经理人的充分信任和道德判断的幼稚做法显然没有制度、规则和机制的约束更有效、更先进。

加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过程存在的诸多弊端,必须从制度安排、监管方式、市场结构等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证券投资基金业加强风险管理的动力和压力,全面提升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稳健发展。

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运行新生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市场大环境。认真落实“国九条”,积极实施“全流通”战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改变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状况,以有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坚持崇尚充分研究和清晰价值判断以及“稳定持仓、长期投资”的理性投资理念,引导市场投资理念逐步走向成熟,降低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从完善市场交易制度、推动沪深股市与国际市场接轨和促进市场走向成熟着眼,在尽快推出我国统一指数基础上适时推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交易,一方面通过基金实施套期保值动作和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提高基金资产管理效率,增加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达到活跃和繁荣市场、降低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效果,以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增加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应对系统风险的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水平。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要全面结合“新兴加转轨”的不成熟市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征的实际状况,从单一的收益性考量转向对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评估,评价体系要有利于引导基金重视风险管理和提高风险管理质量,改变单一、片面追求净值的倾向。

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

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合法合规经营,促使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监管层要抓住《基金法》颁布和实施的有利时机,提高本行业依法经营的自觉性;提高《基金法》在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现场监管和不定期巡访,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高效、公正和严格处理,硬化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和严肃性。

从有效提高基金资产流动性出发,防止发生操控市场价格的情况,在监管办法上要更具体地明确基金投资比例限制,特别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总和不得超过该股流通市值的10%。

证监会应指定部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诚信卓著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业务运营合规性、资产流动性、内控运行状况的现场稽核,加强第三方责任审计,建立独立、公正和权威的问责制度,以提高监管效能、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监管层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基金单位持有人依法启动持有人大会机制,切实发挥持有人大会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为了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实质话语权,建议对基金持有人适当的诉讼地位和追偿作出安排。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栏,提高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竞争性。若基金在收益、资产流动性上存在限期内不能改变的问题和状况就必须终止运作,以强化基金管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改变目前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费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标函数。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来源和体现在其运营带来基金净值不断增长中。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消除制度性风险源。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审批时,要关注其股东出资结构状况,严格审核股东诚信记录等,以均衡股东权利和增加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层不仅代表股东利益,更要维护基金持有人权益,实现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设计初衷。

为了确保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公正性,打破独立董事、监察员与股东、高管层的利益关联格局,建议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一律由监管层指定有专业水准、诚信良好的相关专业人士担当司责,以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

针对目前普遍基金经理权限过大问题,从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出发,基金管理机构在制度层面要做到基金的投资建议、投资建议评估与构建投资组合、执行投资指令的投资过程关键环节做明确的人员区分和操作隔离,也就是说,研发人员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技术手段,充分尊重统计规律,对价值高估或低估的品种进行科学遴选排列,提出具体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要利用现资管理技术对投资建议作出评估和判断,在征询意见基础上依据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构建投资组合,并向交易人员下达投资指令,从而建立完备火墙机制以有利于基金强化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贝政新,陈瑛主编.证券投资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2.[美]查尔斯•W•史密森著.管理金融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艾伦•J•马科思,亚历克斯•凯恩著.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戴国强编著.基金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

5.古学彬,向进编著.投资基金理论与实务.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第5篇：基金风险论文范文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第6篇：基金风险论文范文

一、超常规发展基金战略与机构投资者结构失衡

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来说，由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加上证券市场成立时间较短，制度建设很不完善，至今仍未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制度平台。不断发展演化的制度因素，对证券市场的规模、结构、交易成本和绩效等不断施加着影响。与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相比，我国的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博弈仍是影响市场状况的主要力量，政府在市场的制度建设方面仍起着主导作用，从而对市场施加着重要影响。

在证券市场中，为了快速实现赶超式发展战略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选择成本最小的便捷方式就是以国家信用代替市场信用，来保证证券市场的跨越式的发展。国家信用在证券市场的运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国家形式为证券市场发展提供担保。虽然这种担保并没有采用明确的契约方式，而是体现在政府对证券市场发展的战略意图和市场管制中，通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理性预期和利益偏好（如对证券市场赶超式发展的偏好、对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结构的偏好、对上市公司的所有制歧视等），来实现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上就是政府对证券市场的一种“控制”，而此时市场的均衡就是政府干预下的“控制均衡”。这种“控制均衡”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它在证券市场的发展初期是十分必要的，是推动市场主体发育、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保障；是完成从传统信用条件下银行主导型融资方式向现代证券市场融资方式转变的有力的助推器。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控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效应，即政府主导型制度安排与证券市场发展内在规律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导致了严重的制度缺陷。在这种有缺陷的制度安排下，市场风险和制度风险相重叠，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为了达到干预证券市场的目的，政府干预市场一般采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上市规模和发行速度；甚至通过制度规则的修订来引导市场主体结构或者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近两年来，通过调整市场投资者结构来干预市场的运行已经成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个主要手段。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基金（开放式基金），不仅是政府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的必要之举，更主要的是为了达到有效干预市场的目的。

人们普遍认为，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西方成熟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以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证券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

政府大力发展投资基金不仅是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得出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问题。

中国证券市场成立十几年来，存在很多问题，其中过度投机是主要的问题之一。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主要表现为：市场换手率过高、股票指数波动幅度过大、股票价格暴涨暴跌、市盈率偏高。这使得证券市场的价格很难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证券市场价格没有反映资源配置效率及资源的稀缺程度；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和风险都相当高。

面对市场的过度投机现象，学术界和政府都进行了深刻反省，做了多方面的分析。人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分散的投资者太多，从事长期投资的人太少，市场缺乏稳定市场的重要力量——机构投资者。国内很多学者甚至认为，投资基金是证券市场的内在“稳定器”，它的发展将导致“投机的终结”，它在“熨乎资本市场波动”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等等。作为政府观点的现实反应，1997年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指出“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设立基金的主要宗旨。而且，在投资基金的发展初期，为了促进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成长壮大，政府管理层给予了基金许多政策优惠。如2001年以前，基金在股票申购上有着优先配售和保证金申购等一系列优惠，这使得基金从一开始就处在管理层的呵护下。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也极大地促进了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发展，截至2004年底，已经发行了48只开放式基金，募集资金1734.36亿元，超过了前5年基金募集资金的总额。目前，中国的基金资产已有3200亿元，基金所持A股市场流通股市值的13％。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许多西方成熟市场的比例，而仅次于美国市场的水平。并且，政府仍希望稳步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努力实现基金募集规模有较大的发展，基金持股占流通市值的比例进一步提高。

但是，近年来伴随着基金迅猛发展的是证券市场上其他机构投资者队伍的迅速萎缩。在2003年之前，券商的投资和私募基金机构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其投资曾经主宰了证券市场。但是，随着近年来大势转入“熊途漫漫”，券商和私募基金都陷入了泥潭而无法自拔。

在有关制度安排下，市场机构投资者结构出现。了基金“一股独大”、其他机构投资者萎缩的不均衡发展，其结果就是在现阶段投资者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二、投资者同质化与投资者投资决策与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是市场发展的关键，它是指市场在尽可能不变动价格的情况下迅速买卖证券的能力。流动性大的市场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而提高证券价值和降低筹资成本。流动性的两个方面—一即时交易和不变动价格的能力——都与相应的微观结构密切关联。交易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交易者人数和交易机制。对于给定的交易机制来说，交易者越多，一个交易者的订单与其他交易者的订单配对的概率越大。

机构投资者作为证券交易市场的主体，其数量和买卖双方的恰当比例影响着市场的流动性。这是因为足够数量和“异质”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直接影响着市场流动性。从理论上分析，投资者行为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决定是否进入市场；二是选择交易对象。投资者的第一个选择，是决定证券市场的交易者数量，进而决定交易规模的重要因素；即市场规模的大小是决定市场流动性，进而决定市场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从这点上说，市场只有“做大”才能真正“做活”。投资者的第二个选择，涉及其在信息、信念和风险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决定投资者数量和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他们不同的风险偏好程度和投资策略，不同的信息反应模式和操作手法，会导致投资者在同一市场对同样的信息做出不同的反应，进而产生出不同的买卖需求和不同的交易对手。正是由于众多投资者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才使证券市场的高流动性成为可能。这样，需求和供给就可能互相抵消，市场高流动性和价格相对稳定才可能实现。相应地，市场投资者的同质化即由投资者的信息、信念和风险偏好的同质化引致的投资者投资决策行为的趋同将影响市场的流动性。

阿罗（Arrow，1965）认为信息是根据条件概率原则能有效地改变后验概率的任何可观察结果，即任何改变原有概率分布的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信息。金融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有助于揭示预期变量真实状态的可传递、可交换的知识和消息都是有用的信息。信息一般是指新出现的增量信息，信息服务指的是提供增量形式的信息服务。而信息按照拥有者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其中私人信息是指为某个体所了解的信息；而公共信息则是指被所有人所了解的信息。

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依据就是所掌握信息状况。所以，信息的收集和加工是投资决策的基础，收集和加工的信息质量决定了投资的投资决策质量。提供信息收集和分析的证券中介服务机构使得市场分工得到了细分，其向客户提供的信息对投资者投资决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投资基金对于证券中介的服务有很强的依赖性，因为一般基金管理公司的研究人员是有限的。加之每个基金公司的运作模式都是研究驱动投资，所以绝大部分公司采取了将相当部分的研究实施外包。现阶段基金公司的研究基础就是各个券商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报告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讲，基金的信息来源的差异是很小的。基金的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的趋同化是现阶段我国投资基金的一大特点。

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中，决策个体虽然不能具体计算出状态空间的客观概率分布，但是可以给出在每一种状态下的发生的概率范围的主观估计，这种主观估计就称为信念。实际上信念是指市场中交易者对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主观猜测。在证券市场中，交易者时时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在进行各种投资决策之前都会形成一定的主观信念，然后以自己的信念为基础进行决策。信念在决策过程的这种作用是个体理性意识的充分体现，并通过预期作用于行动。相对于一般经济理论中的预期，信念所具有的涵义可能更加丰富。经济学意义上的预期一般都是以数学期望形式出现的。期望指的是人们对某一事物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其他结果的主观判断，而且期望往往是利用“信念”计算出来的。在人们的主观意识起着重要作用的活动当中，信念的使用更加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在决策过程中所处的主导地位。信念有先验信念和后验信念之分。先验信念对应于概率中的先验分布，是人们的“世界观”；后验信念则对应着概率中的后验分布，是直接运用于决策中的主观条件概率。由先验信念到后验信念的更新过程是在获得信息的基础上按照贝叶斯法则进行的，这种信念更新显示了决策个体的贝叶斯理性；同时，也使概率中的先验分布和后验分布有着显著的“行为”内涵。信念的先验性和后验性是相对于个体得到信息前或者拥有信息后而言的。

开放式基金的自由申购赎回制度是其灵魂。这种制度使得开放式基金具有了独特的契约特征和委托关系特色，透明的资产净值披露和采用相对业绩评估决定了其投资策略必须将风险控制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虽然基金管理人在管理基金资产方面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但是基本上都会遵循合法、合规、风险和收益相匹配、契约约束条件下的投资分散化等投资管理原则；而且都有着基本相似的投资管理、风险管理与控制程序、流程（例如有着相似的投资管理程序——其投资管理作业流程包括：确定投资目标、投资理念和投资战略、信息管理、资产配置、资产选择、交易执行、绩效评估等），基本上都采取了研究驱动投资管理的模式；而在制定基金资产投资战略时采用了相似的理论基础。这些特征使得开放式基金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世界观”——先验信念。而且，由于前述的基金信息来源的同质化现象，使得基金的后验信念也具有一定的趋同。

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通常可以分为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喜好等类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是决定投资者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基金个体的风险偏好各异，但是在证券市场中，由于上述原因，相对于其他投资者而言，基金的风险偏好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投资者风险偏好的趋同对于市场流动性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个体收到新的私人信息的那一时刻，风险偏好和先验信念是对人性特质的描述：信息是个体掌握的关于自然状态的“客观知识”；先验信念是个体的“世界观”；而风险偏好体现的是个体的“爱好”特性。理性的个体在拥有某一信息之后，根据先验信念并按一定的规则更新自己的信念，形成后验信念。在既定的后验信念和风险偏好下，理性的个体形成自己的期望效用；然后，在财富预算约束下使期望效用最大化，由此得到决策个体的证券投资需求函数；最后，众多的个体需求在一定的交易制度下汇总为证券市场上的证券供求关系，从而决定证券的市场均衡价格。在这种逻辑关系中，决策个体的信息、信念和风险偏好就成了决定证券交易的关键因素。三者的变动和相互之间互动就会引起证券交易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又为交易个体提供了新的信息，从而引发新一轮的信念更新和证券交易过程。

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交易策略主要有套利、对冲和投机。现阶段，由于可交易的衍生产品种类和数量的限制，我国投资者主要采取了投机的交易策略（投机和投资在本质上一致）（王艳茜，2004）。投机交易有两种类型：博弈型和配置型的投机交易。决定这两种投机类型的因素是交易者具有不同的“先验信念”。相对前者而言，证券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且是受市场心理的影响支配的。只要其他交易者对市场前景持乐观态度，证券价格就会上涨，而资产定价并不重要。对于后者而言，其交易的依据是证券的基本价值，在这一类交易者的先验信念中市场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在有效市场中，证券的价格才会较为稳定地围绕着其基本价值波动。当证券价格高估（证券价格高于其基本价值）或者低估（证券价格低于其基本价值）时，交易者就会做出高卖低买的投资策略。如果市场是无效的，这类的投机就无法进行。所以，这种类型的交易者对市场有效性具有较高的主观相信程度。另外，交易者的先验信念还影响到其对证券基本价值的判断的客观性。因为当交易者对决定证券的基本价值的有关因素具有共同的确定性认识（即具有同质性共同信念）时，证券的基本价值就具有了共同知识意义上的“客观性”；如果交易者之间存在信念上的相互猜测，就将会导致交易者之间难以形成共同的确定性认识，此时，交易者只能根据自己的先验信念和私人信息，独自对证券的基本价值作出独立的后验判断（估值），由此得出的证券的基本价值就是“主观性”的。所以，不同类型的交易者因先验信念和私人信息的“异质性”而导致对相同的证券的基本价值所作的“估值”的“客观性”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是维持证券交易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整个市场而言，不同类型的交易者因先验信念和私人信息的差异而导致的“估值”差异是维系证券较为活跃的成交和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单一的交易者结构将会使得市场的先验信念趋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估值”趋同的可能性陡增，从而使得市场的流动性出现一定的问题，在股市中就表现为股票的股性粘滞，股市的即时成交和不变动价格的能力大大下降。

三、结论

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的机构投资者，其投资理念、投资取向、投资风格和管理水平，对证券市场的走势和市场理念的引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客观讲，基金的蓬勃发展和其他机构的萎缩造成了目前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结构单一，这使得市场处于一种“生态环境失衡”的状态：机构投资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他们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中介的建议等相同的外部信息做出相似的反应（Froot，Scharfstein，Stein，1992）。加之我国的市场交易机制建设不完善，这些因素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阿罗。信息经济学[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王艳茜。交易制度、交易成本与市场质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3]何德旭。中国投资基金制度变迁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第7篇：基金风险论文范文

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开始重视风险的管理的重要性，风险管理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但是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比较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揭示风险和控制风险上明显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种风险并存，风险管理存在一定难度。首先，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融资信贷规模得到大幅度增长，银行在资本管理上的难度逐渐增大。我国的货币政策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直采取宽松的政策形式，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内需，这也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迅猛增长，资本管理的难度达到空前难度，企业不愿意偿付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偿还银行贷款，银行面临着严峻的信用风险。其次，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日益险峻。我国目前开始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对金融市场的资金筹集和运用，这使银行面临着资金流动和资金支付困难的可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管理，但是我国的同业拆借市场发展不完善，商业银行很可能面临资金流动性危机。最后，我国金融市场中利率、汇率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风险逐渐增加。我国近年来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央银行也通过利率调控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利率变化的频率和幅度正在进一步增加，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也在逐渐增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商业银行外汇交易和外汇业务规模逐渐增大，汇率波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同时，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商业银行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涉入使其经营风险进一步加大。

2.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缺乏有力的组织结构作为保证，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缺失，相对来说比较分散，部分商业银行在信贷审批中依然存在着靠经验、靠领导的工作方式，在信贷前不审查、信贷中不检查、信贷后也不复查的弊端。

3.风险管理理念与文化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缺少风险管理的文化理念，风险管理缺少专业人士指导。企业文化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灵魂和生命，企业文化中能否有效的融入风险管理意识决定了企业风险管理成功与否。风险管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和专业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复杂性，对风险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要求风险管理人员具备较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否则对商业银行各项业务和产品的风险本质很难有精确的把握，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很有必要。

二、增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1.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谨慎的监管制度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对金融机构流动性、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进行严格的管理，按照相关的管理标准进行管理；另外金融监管部门要审时度势地确定金融监管的重点，考虑到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和货币政策的要求等，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正常的运作下去。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世界，金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和要点，美国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的金融和经济发展影响不大，但是却使得我们意识到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性，积极吸取发达国家发展的教训，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单个行业或者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更应该站在宏观的角度上加大审慎政策的力度。

2.加强杠杆率监管。《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不得低于4%，这使得商业银行资本套利的机会大大减少，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模型存在的缺陷可以用杠杆率监管来弥补，使得金融体系中的资本规模保持在一定的、合理的水平上。另外，杠杆率监管可以避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避免商业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控制银行体系杠杆化水平的非理性增长和系统性风险的持续累积。

第8篇：基金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资本市场；多元化投资；政策建议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资本市场面临的风险

(一)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不良，结构不合理

1.金融结构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金融结构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相互影响。一方面金融结构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在金融市场可选择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比例；另一方面养老基金作为金融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其投资行为影响国家的金融结构。基金管理人根据情况调整资产组合，会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价格的变动会影响金融资产的供给，进而影响金融结构。为了保证在长期内能够支付养老金的需要，养老保险基金还要求投资具有相当大的安全性，这就使它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分布以及收益分布产生了重新归整的内在要求，从而推动了金融工具创新，相应地也会影响国家的金融结构。

2.我国的金融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近几年来，有价证券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与之相反，货币性金融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货币性金融资产比重上升，主要表现为各项对公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在金融总资产中比重的上升，而与之对应的是我国连续8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

存款利率的降低并没有使得存款数量降低，反而增加。这说明了我国目前资金投资渠道的匾乏，资本市场还不是资金理想的投资场所。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影响了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也阻碍了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步伐。目前，将养老保险基金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也是无奈之举。

(二)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发展滞后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探索，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但资本市场近几年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原因主要应归结于资本市场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也制约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制度缺陷主要体现在：

1.体制缺陷。体制缺陷是我国资本市场主要的制度缺陷。我国资本市场按理说它应全力贯彻市场经济的规则，但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的大规模介入，我国资本市场被一定程度地行政化，己经成为可随意调控的资本市场。

2.结构缺陷。我国资本市场内在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一是在总体设计上，我国的资本市场只有现货市场，即股票、债券等的现货交易，缺乏期货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这种单方向的结构设计在现实中最明显的弊端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只有做多机制，而不具备做空机制，没有期货期权市场有的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这就大大抵消了资本市场本身所固有的优点和优势。二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不合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呈现“强股市弱债市”特征，债券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弱势。

3.机制缺陷。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行主体缺乏明确的产权关系，导致我国资本市场竞争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三重缺失，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发展和进取的动力源泉。

4.功能缺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通过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经济主体之间竞争来形成市场价格，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流向、流速和流程，从而完成资源优化和合理组合的配置过程。我国资本市场上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还不具备，价格的起落并不是供求关系的真实反映，资本市场的功能也就无从实现。另外，融资投资机制不健全，也制约了资本市场功能的实现。

5.规则缺陷。资本市场正常运行和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有一套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和资本市场内在规律的完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但是，我国许多应有的法律和规则不具备，而且己有的一些法律也偏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三)我国股票市场投资环境不佳，投资风险偏大

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股权分置是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一个独特现象，即上市公司的股票被分为不可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以及可上市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股权分置问题是造成我国股票市场投资环境不佳、投资风险偏大的重要因素。

1.股票市场投机盛行。股权分置使股票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基本丧失，股价难以反映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客观规律被人为割裂，股价扭曲发出错误的信号。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和广大散户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都是短期化的，不可能长期持股和实行价值投资，整个市场投机盛行。养老保险基金作为一类机构投资者注重价值投资，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显然，目前的股票市场并不适合养老保险基金投资。

2.一些上市公司质量低劣，投资价值低。上市公司的质量是稳定中国证券市场的基石，而决定上市公司质量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股权分置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关注点在于资产净值的增减，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关注点在于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客观上形成了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间内在的利益冲突，突出表现在：上市公司受到明显的行政干预，作为流通股股东的中小投资者通常在公司治理方面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由此可见，股权分置下公司治理基础的缺失，损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扰乱了资本市场的正常交易，最终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3.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大。股权分置使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缺乏健全的制度基础，不健全的制度基础使得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扭曲：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回报，以圈钱为目的；投资者短期炒作，盲目跟风；各种题材、概念的炒作层出不穷；坐庄、操纵股价的行为频发。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大，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也大。而且股权分置与全流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股市最大的利空因素。当投资者发现这些好的预期一个个落空时，股指又陷入了绵绵阴跌之中，而且不断创出前期新低，二级市场投资者损失惨重，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暴露无遗。

养老保险基金作为参加者的“养命钱”，资金的安全至关重要，有强烈的风险规避倾向，我国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高，缺乏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手段，使得当前养老保险基金不可能大比例投资入市。

(四)债券市场分割，品种单一，市场化程度低

从世界范围看，债券是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投资工具。债券的性质比较符合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需求。然而，我国债券市场存在的问题抑制了养老保险基金对债券的投资。

1.债券市场不统一，处于分割状态。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各债券市场所发行的债券品种不同：银行间市场发行记账式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交易所市场发行企业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和部分记账式国债；柜台市场发行凭证式国债和不上市的企业债券。在债券发行之后，由于转托管的限制，大多数债种在各市场之间不能自由流通，因此，二级市场上各市场交易的债券品种必然呈现很大的差异性。各个债券市场分割的状态造成了我国债券市场深入发展的诸多问题：如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基准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不足；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信号传导机制不畅，两市场间债券的交易价格存在差异等。

2.债券市场的品种单一、结构不均衡。我国从开始发行国债以来，国债期限以中期为主，短期国债的品种仍然十分匾乏。企业债券也存在着品种单一问题。企业债券都为担保债券，缺少信用债券和抵押债券。企业债券大多为固定利率债券，浮动利率债券少。

3.利率市场化程度低。首先，国债利率缺乏独立性。国债利率是比照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设计的，而银行存贷款利率是中央银行制定，故从利率决定方式看，属于行政方式确定，这样必然不能准确反映市场情况。其次，国债利率缺乏弹性。我国的国债发行利率属固定利率，国债发行利率确定后，若在发行期内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调整，国债的票面利率也随之调整，但发行以后，不管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如何变化，国债票面利率均不作调整。这就存在国债利率既不能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也不能运用国债利率政策，灵活地调节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

二、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绩效的政策建议

(一)强化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完善资本市场体系

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规范发展对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绩效至关重要，因为资本市场今后将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主要场所，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可以说，资本市场今后发展的好坏将直接决定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未来前景。

1.强化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坚持市场化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我国政府愈加重视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不仅为治理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历史积弊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未来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创新空间。股权分置改革不仅在宏观层面上有利于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稳定预期，为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和市场创新创造条件，而且在微观层面上也有助于建立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制约机制及估值体系，形成成熟的股权文化和股东意识，从而有效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管理层真正转变为公司价值管理者，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而公司大股东更加关心股价的长期增长，将成为上市公司价值管理的重要参与者。

2.着力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股票市场的互动

目前，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为减持国有股筹集养老保险基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和平台。股权分置改革以对价的方式使国有股、法人股获得上市流通的权利。今后，国家可以通过在二级市场出售国有股获得的资金划入养老保险基金，直接用以弥补养老保险的历史欠账和做实个人账户，然后，既将这部分资金以委托投资方式投资于股票市场获取较高的收益率，也可以将国有股划拨给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持有，每年的分红收益用于弥补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和做实个人账户。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而且有助于我国股票市场从以散户为主的结构转向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结构，从短期投机为主转向长期投资为主，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因此，应着力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股票市场的良性互动。

3.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完善资本市场体系

(1)建议发行特种国债，为养老金收支缺口融资。鉴于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比较大，国家应多方面筹措资金，除了财政转移支付、出售国有资产外，还可考虑发行特种国债筹集资金来弥补我国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做实个人账户。

(2)发展市政债券。发展市政债券可以为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便利。同时，市政债券是机构投资者控制投资风险、增强资产流动性和资金使用效率、实现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工具，比较适合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而目前我国市政债券尚属空白，市政建设所需的资金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资金信托、政府补贴、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等准市政债券形式筹集。

(3)建立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券市场。公司债券的理想投资主体是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而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券市场还未形成。公司债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首要的是尽快制定和出台相关法规，明确公司债券的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和监管。在公司债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中，要运用市场机制，避免走股票市场的弯路。

(二)以市场化、私营化为目标，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模式

养老保险基金通过多元化投资来提高投资收益率，必须以市场化、私营化为目标，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模式，利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促使基金保值增值。

1.管理模式市场化、私营化

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可采取集中管理模式，统筹账户结余的基金由政府社会保障部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不进行市场化、多元化投资。同时，还应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的统筹层次，由目前的市、县级统筹提升为省级统筹，最终实现全国统筹。

对做实后的个人账户基金，我国可采用相对集中管理模式。将个人账户基金的经营权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降低由政府直接投资运营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而行政管理权由政府集中行使，可有效降低管理成本。

2.投资运营市场化、多元化

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绩效与基金的资产配置密切相关。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发达，抑制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多元化。养老保险基金多元化投资除股票和债券外，还可考虑以BOT的方式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或投资于开放式基金、信托产品、抵押贷款等。在投资比例上，社会统筹账户结余基金应全部投资于风险较小、收益率较低的固定收益类资产。企业年金基金因对投资收益率的要求较高、风险承受能力强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考虑将一半左右的资金投入风险和收益较高的权益类资产。个人账户基金则应将小部分资金投入权益类资产，大部分资金投入固定收益类资产。

参考文献：

[1]王国刚.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层次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林义.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的制度分析[J].财经科学，2005，(4).

[3]马勇，张阳.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互动关系研究：实证及基于中国的具体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04，(1).

[4]马君潞，牛凯龙.中国资本市场结构矛盾和系统风险[J].南开经济研究，2004，(1).

第9篇：基金风险论文范文

1 财政金融如何控制农产品商业率绩效风险的理论基础 

1.1 制度分析 

在我国建国期间，为了能够使工业化建设得到更好地发展，并减少外来压力的影响，使工业化体系能够更早的投入使用中，从而确定了相关制度，具体如下：国家具有参与农业剩余分配的权利，但此种权利的行使需要在财政制度的规范下进行，除此之外也完善了金融制度，在此制度的应用过程中充分动员农民将剩余的储蓄和经济资源投入到国家发展中，如在城市建设、工业化建设方面，形式为将金融财政化与实行农产品低价限制为主，此举并不会真正威胁到农民的权益，只要做好宣传工作，即可以得到很多农民的支持。当然这只是我国刚刚开始起步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当时最为适合的方式，在此种制度的应用下，我国农业发展方面的资金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但却也在资源积累方面造成了困扰。 

为了能够改善以往制度中暴露的问题，我国对此制度进行了改革与优化，并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下实现了财政金融服务体制、结构、功能以及农产品价格的管控工作，至此我国的市场经济逐渐走入了正轨，但若从宏观角度来看，当时我国的经济、财政金融发展方面依然未得到平衡，往往更加倾向于工業建设和城市建设。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我国进入了21世纪，社会理念和金融发展理念均随时展而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纷纷转变以往的模式，不断向金融机构以财政还款的方式实施融资，并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中，但却忽略了财政金融服务调控农产品商业率的绩效风险方面。 

1.2 理论基础 

财政金融在农业发展中具体扮演怎样的角色，其定位究竟如何其实至今并未得到统一，如有些人认为合理的农业投入可以帮助农民识别风险，甚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政府想要干预市场而出现的托词，主要是因为政府想要全权掌握农业发展的主导地位，当然在此方面还有其他的想法，如部分人认为政府的参与、支持或许可以起到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但若干预程度过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财政金融、绩效风险等会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也会对商品流通形式产生限制影响，由此也就会降低商品率。我国作为人口大国，若无法很好的完成金融改革，势必会在农业发展中成为阻碍，也会使得人均收入大幅度降低，在此种情况下人们若要提升经济收益，则需要组建金融中介体，这样人们才能够真正参与到农业发展中。鉴于农业方面的影响因素较多，往往是“看天吃饭”，这也使得此方面经济发展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也导致了很多家庭存在资金短缺现象，为了更好的改善此种问题，今后应持续做好财政金融的服务工作。 

1.3 模型构建 

农产品商业率方面往往会存在很多影响因素，从而导致绩效提高过程中让容易出现问题，甚至会侵蚀农民的农业经营增值，在此种情况下则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来改善，并开发有效工具投入使用中。我国在此方面也已经有了相关应对政策，如农业生产函数，在此函数的应用中需要将实际的数据应用其中，这就需要做好数据收集工作，只有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时效性，才能够保证最后的数据结果具有准确性，数据收集完成后将其引入控制变量I和P，建立实证模型： 

Yt = aRt + γIt + δPt + ωt 

每个变量均有不同的意义，如Y，其往往代表农民收入变量；R代表农产品商业率变量；I、P则是控制变量；I代表投入；P代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a、γ、δ为影响系数；ω为随即因素；t为时间。为了能够得到农产品商品率R、农民收入Y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对I进行分解，与此同时将影响因素加入其中，建立起相应模型： 

Rt = a Yt + γKt + βDt + δPt + φPkt + πTt + Zt + μMt + σWt + εLt + τXt 

Y为农民收入变量；R为农产品商品率变量；K为财政金融资本投入变量；D为土地投入变量；P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M为农产品质量；W为自然灾害率；L为劳动投入；X为农产品消费者的偏好；a、γ、β、δ、φ、π、μ、σ、ε、τ为影响系数，t为时间。 

2 实证研究与分析 

2.1 变量选择、数据说明以及研究方法 

本文将针对我国2000-2015年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农业经营纯收入作为Y变量，将与之相对应的商品率视作R，并确立相应的变量，之后在农业公司、金融服务以及绩效风险（下转P） 

（上接P）方面进行综合比对，对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确认，并带入公式中进行计算，所得到的结论展示如下： 

2.2 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方式的应用较为普遍，其将含截距项、趋势项融入其中，并针对多个指标进行检验，如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支出方面，或是农保险方面，在检验过程中主要是为了确定其是否具为非平稳变量。在确定此方面后，要对其进行差分处理，一级差分值的确定极为重要，对该值进行分析后，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数据序列规律，并将相应的数据填入其中，之后利用模型来计算，即可以得到相应结果。 

2.3 Johansen协整检验 

此检验方式与上述检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也有所不同，如其相应的变量在一般情况下均是单整平稳状态，只有在此种状态下才可以应用协整检验方式，其属于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需要利用協整方程的优势来开展工作，然而此方式的应用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正式计算之前需要针对影响因素进行确认、解决，否则在一阶差分值方面的结果往往会具有较大的失误。在此方式中会拥有5个评价指标，不同的评价指标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对其分析后可以确定在一段时间内的农产品商业率情况究竟如何。 

2.4 格兰杰因果检验 

此检验方式往往应用在协整检验方式之后，换言之其需要有一定的前期数据作为基础，该检验模式主要是为了能够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滞后期现象的存在会对此方面有着影响，因此需要对滞后期进行分级，如滞后1期、2期、3期、4期等，一般来讲最佳的时机是1期，但到达4期后，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显得微不足道，难以对最终的数据结果产生作用。我国在此方面也积极做出了调整，如针对农业补贴方面采取了人头补贴制度。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论述可以知道，财政金融的出现与应用确实具有相应作用，如增加农产品商业率，控制其中存在的风险等，而财政服务也有很好的影响作用，可以减少农业贷款带给农民的不良影响，而农业保险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起码在短时间内难以看到显著成效。今后政府应改变管理理念，将传统农业改革建设重视起来，并分为多个阶段，如前期、中期和后期，针对不同的阶段制定不同的财政金融服务模式，将政府干预的力度降低，充分给予农业发展空间。 

4 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关于农产品商品率绩效风险与财政金融服务控制方面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仅关系到农产品产业率方面的提升与优化，也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农产品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之一，其在促进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我国也越来越重视此方面发展，为了能够改善此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针对此方面的绩效风险与财政金融服务控制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且小有成就，但在实际发展中依然会暴露出些许问题，因此相关机构和人员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皮竟，魏萍，葛昭宇，蒋信一，蒲昌权.九龙坡区农产品商品率及优质率指标实现路径研究[J].南方农业，20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