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爱情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徐志摩的爱情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关键词： 徐志摩 爱情 诗作 影响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是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主将，是一个传奇似的人物。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诗是中国语言的结晶，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徐志摩一生都在不停地追求真、美和自由。他的诗清新美妙，通俗易懂。诗作字句清新，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同时具有浪漫和唯美主义色彩。他的《偶然》《再别康桥》等许多名篇传世，深受人们喜爱。

一、徐志摩于二十岁前与诗歌无缘

人们也许不曾想到，徐志摩在二十岁之前，却与诗歌无缘，一是无家族渊源，二是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他却一反常态，不写则已，一写惊人，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爆发期。这时的他为什么像着了魔似的写诗，还怎么会爆发诗情呢？我认为，美丽的爱情是促使他写诗、成为大诗人的“功臣”。

二、徐志摩创作诗歌的根本原因

爱情在徐志摩的人生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徐志摩曾说：“爱情和婚姻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尽管他自己说：“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但他一旦拿起笔来，佳作便犹如山洪暴发一般涌现出来。徐志摩在婚姻的低潮期写下名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其实他一生的风基本来自三个方向，也就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三位女性：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是这三位不平凡的女性以她们的美丽、睿智、卓越的才华给诗人无限的灵感，是她们的深沉的爱给诗人无穷的动力。徐志摩的诗深受她们的爱情的影响。在热恋中，他的诗歌充满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失恋时，他的诗却充满悲哀与对世界的失望与厌恶。如果没有美丽的爱情，可以说徐志摩就不可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意境优美、神思飘逸的诗。

三、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爱情及对其诗作的影响

张幼仪，是张家璈、张君幼之小妹。张家璈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巨子，张君幼是当时中国政界的显赫人物。徐家为能攀附这门贵亲，逼着志摩最终忍痛接受这门婚事。1915年10月29日，志摩与幼仪结婚。

婚后两个人没有一丝感情。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礼教的束缚，个性沉默坚毅，举止端庄，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打理财务都甚为得力。她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秀外慧中。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不会有春花秋月的浪漫，也不会有卿卿我我的爱情。她不似林徽因高雅不俗、灵气逼人，也不像陆小曼璀璨艳丽，令人无法自拔。她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平凡得让人心酸。在徐志摩遇到的几个女人里，最爱他的大概就是张幼仪。她的自立自强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却始终无法得到他的爱。

1922年3月，徐志摩和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离婚，给他们的悲剧婚姻画上句号。徐志摩送给张幼仪女士一首诗，对他们不幸的婚姻作了全面的概括和诠释，诗为：《笑解烦恼结——送幼仪》［1］：“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徐志摩是个悲剧式的诗人，感情是他的信仰。他认为两个不爱的人不能一起——“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四千年史髅不绝，/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徐志摩石破天惊的离婚，挑战了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在他眼里，这场婚姻是“盘糊涂账”。所以张幼仪在离婚书上签字后，徐便掩饰不住狂喜——“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听晚后一片声欢，年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

四、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及对其诗作的影响

林徽因，当时十六岁，在伦敦一所女子中学读书，长得像花一般娇艳，文学修养又好。她既有中国传统闺秀的遗颜，又有西方女子落落大方大方的风度，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才女”。她与徐志摩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林徽因很佩服徐志摩的学识，从心底爱慕徐志摩，也被他渊博的学识、风雅的谈吐、广泛的兴趣、潇洒的举动、英俊的外表所吸引住。徐志摩也佩服林徽因的博学多才与美貌，他用诗歌来与林徽因沟通，向林徽因表达他的爱。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抒发。因此，像《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应运而生。

当徐志摩决定与张幼仪离婚时，而林徽因却经过痛苦的思索，与徐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总是挥之不去。徐志摩写给林徽因一首《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2］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一方，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当徐志摩回中国找到林徽因时，她已是老师梁启超的儿媳。林徽因在徐志摩与梁思成之间犹豫了许久，最终选择了梁思成。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恋爱彻底破灭，这使徐志摩忧郁、苦闷，他的诗篇也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3］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他的诗歌产量也剧减。

五、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情及对其诗作的影响

爱情是徐志摩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失去了爱情的徐志摩只是一具躯壳。1925年，徐志摩在北京认识了美女陆小曼。她与林徽因不同，她精通文学，会创作剧本，跳舞很棒。舞会上，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一个是含露的玫瑰，一个是抒情的新诗。那时，徐志摩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急需爱情的滋养。陆小曼与丈夫王赓没有一丝感情，也需要爱情的温床。这一对苦命鸳鸯一碰，便擦出了感情之花。徐志摩这样描述当初他为陆小曼而受到心灵震动的事：“今晚在真光，我问你记否去年第一次在剧院，觉得你发髻擦着我的脸？”徐志摩在与陆小曼恋爱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句，如《花的快乐处》《春的投生》《一块晦色的路碑》等。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使他进入了创作第二阶段。这个时候，陆小曼几乎成了徐志摩的诗源。徐志摩说：“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陆小曼爱好文艺，对徐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十分敬仰。徐志摩也为她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一个能写浪漫爱情诗篇的诗人，能读懂陆小曼内心痛苦而深沉的世界。两人不顾一切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并于1926年结婚。婚后两人生活美满幸福。在陆小曼的帮助下，徐志摩的诗歌产量惊人，接连发表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等诗集。

徐志摩是个梦的追逐者，是自由、爱、美的追逐者。1928年，因不满陆小曼的生活作风，徐志摩再次出国。这一年他写下《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4］“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徊/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在这梦一般的意境里，诗人要表达的情感非常朦胧而模糊。徐志摩曾认真地说：“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

六、徐志摩死后对深爱他的女性的影响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一次飞行中丧身，结束了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时年36岁。林徽因在失事现场捡了一片碎片，挂在自己的房间，一直到她1954年去世，说明她心里还是爱着徐志摩。林徽因是徐志摩一生中真正喜欢的女人。而陆小曼知道徐志摩的死，她是有责任的，后来她努力将徐志摩未发表的手稿整理成著作、诗集等。

徐志摩潇洒的外表、飘逸的风姿、热情的性格和浪漫的诗作感染了无数的有情人。而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位女性与他的美丽动人的爱情，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创作灵感，成就了徐志摩这一伟大的诗人。可惜徐志摩英年早逝，一如他在《再别康桥》这首诗中写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5］

参考文献：

［1］刘汉.徐志摩情诗精选.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10）.

［2］徐志摩.偶然.原载晨报副刊·诗镌，1926-5-27：9.

［3］茅盾.徐志摩论，1989.

第2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往事随风，斯人早已远去，只有秋千在摇摆。

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相遇是巧合，只是两人开启了一扇错误的爱情大门。陆小曼以有夫之妇的身份如飞蛾扑火般与徐志摩陷入热恋，只因他能与她共舞，能与她在长夜里促膝谈心，能陪她打牌听戏画画，两人可谓郎才女貌，情投意合。

可以说陆小曼在遇到徐志摩之前生活得并不开心，她是那个时代受过最好教育的女子之一，连当时的大名人都曾经说过：“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可她与第一任丈夫王赓的婚姻是父母之命。于是婚后她一直过着隐瞒性情、忍泪假笑的生活。也许徐志摩的到来是场解救陆小曼的苦雨，他似天外来客，激起点点涟漪：“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徐志摩可说是标准的文艺青年了。他与林徽因的故事被世人津津乐道，但却很少有人提起他与陆小曼的事。可能这件事本身并不光彩，也可能陆小曼早已被人冠上之称，不如林徽因的形象来得光艳照人。多可惜，这样一个才情横溢的女人，为了和徐志摩在一起而众叛亲离、受人诋毁。

在陆小曼眼里，徐志摩“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于是她顶着巨大的压力选择与徐志摩在一起。但憧憬中的神仙眷侣般生活却没有到来。她习惯了大手大脚，生活向来优渥，又因身体原因吸上了那个年代的奢侈品――鸦片。但徐志摩只是一文化人，如何供得起陆小曼的生活，于是他不得不为维持生计而四处兼职，长年累月地辗转于京沪等地。

后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世人将她视为罪魁祸首，甚至连徐志摩的葬礼徐家人都拒绝她参加。年仅二十九岁的她，被丧夫之痛和自责、谩骂包围着，但她默默忍受外界的非难，没有一句辩解之词。她简居素服，绝迹欢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惩罚自己曾经的任性挥霍与荒唐。她着手收集出版《徐志摩全集》，几经周折，吃尽苦头，为此耗费了毕生心血。

第3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我的前任是个极品：金庸小说里总有一个风度翩翩、气质俊朗、武功超群的表哥，但金庸最后总要把这位表哥描写得卑鄙、负心薄幸、竹篮打水一场空。比如《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连城诀》里的汪啸风、《倚天屠龙记》里的卫璧。一直不知道金庸为啥对表哥有这么大的阴影，今天才听人说，金庸的表哥是徐志摩，我一下明白了……喜欢看金庸小说的人，大多喜欢他文字里的那种快意江湖的感觉。近日，有细心的网友开始关注起金庸小说里面的表哥，从慕容复到汪啸风再到卫璧，表哥们一个个风度翩翩、气质俊朗，却也一个个薄情寡义，特别是当网友们知道大名鼎鼎的徐志摩竟然是金庸的表哥时，大家大呼这和金庸的“表哥情结”有关吗？

金庸笔下“表哥”都是高富帅负心汉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的一则消息引发广泛关注：“金庸小说里总有一个气质俊朗、武功超群的表哥，但金庸最后总要把这位表哥描写得负心薄幸、竹篮打水一场空。比如《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连城诀》里的汪啸风、《倚天屠龙记》里的卫璧。一直不知道金庸为啥对表哥有这么大的阴影，今天才听人说，金庸的表哥是徐志摩……”紧接着就有网友补充说徐志摩有个笔名叫“云中鹤”，而在金庸的《天龙八部》中，这个名字被用在了四大恶人中排最末的那个贼身上。于是有网友惊叹难不成金庸曾经被表哥伤害过，也有网友怀疑是有人故意要黑金庸和徐志摩，但查证的结果显示，徐志摩真的是金庸的表哥，还是一对姑表亲的兄弟。于是网友们开始猜测，金庸是不是真的以徐志摩为原型创造了那些表哥？金庸和徐志摩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过节？

不喜欢“表哥”和帅哥与金庸经历有关

对金庸颇有研究的作家叶克飞接受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缘由。

“金庸不仅不喜欢表哥，还不喜欢帅哥。”叶克飞说：“据悉，金庸曾拒绝让谢霆锋出演其武侠小说改编电视剧的角色，认为小谢年轻时太张扬，形象不佳。且不说这种拒绝有没有道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金庸一向不喜欢帅哥。”叶克飞说，在金庸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误入歧途的高富帅。这些高富帅，普遍家世不错，长相俊俏，又有情趣，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连城诀》中的汪啸风，以及《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等。但在书中，他们往往经不起诱惑，因为妒忌或贪欲暴露邪恶本质，从此走上令人不齿之路。

同时，金庸也不喜欢表哥，像前面提到的几位帅哥中，慕容复和汪啸风都是女主角的表哥，典型的负心薄幸人。为什么既不喜欢帅哥也不喜欢表哥？在叶克飞看来，这和金庸的性格与经历有关。“1957年，金庸曾加盟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据说，他此举是因为长城的花旦夏梦。但这注定是场单恋，夏梦不但大红大紫，而且早已结婚，尽管追求者众多，但她不为所动。”叶克飞介绍说，1959年，金庸黯然离开长城创办《明报》，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女主角都有夏梦的影子，而这种“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苦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庸。

“有人分析，金庸作品中的夏梦影子，越往后越淡，甚至出现了发泄的情绪。比如《天龙八部》的王语嫣，在性格和美貌上都有夏梦的影子，但却是著名的花瓶女主角。到了新修版，金庸甚至让她迷上长生不老，就此离开段誉。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与金庸对夏梦的迷恋随时间转淡有关。写《天龙八部》时，金庸年纪已大，对得不到的人往往有所丑化。”叶克飞说，也正因为这场得不到的爱情，以及不能拆散别人家庭的隐忍，金庸在作品中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始乱终弃特别反感，对拆散别人家庭或爱情的行为也特别反感。在现实中因诱惑较多而成为前两种“事故”高发群体的帅哥们，便就此在金庸书中遭殃，比如拆散了令狐冲和岳灵珊的林平之，对张无忌和周芷若眉来眼去心存妒忌的宋青书等都属此类型。

受家庭影响 金庸对徐志摩态度矛盾

“同时，这种对风流帅哥的不满情绪也确实跟现实中的表哥有关。金庸出身名门，表哥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但是在《天龙八部》里，他为四大恶人中的贼取名云中鹤，这恰恰是表哥徐志摩的笔名。在金庸小说里，还有一条隐线也与徐志摩有关。《神雕侠侣》中，全真道人曾介绍小龙女的来历，说她‘是被扔在重阳宫外的弃婴，被古墓派第二代传人收养，并授以武功……这姓龙的女子名字叫作什么，外人自然无从得知，那些邪魔外道都叫她小龙女。’这个名字的来历，可以在徐志摩的《爱眉小札》中找到线索，其中有徐志摩对陆小曼的种种称呼，包括‘小龙’、‘爱龙’、‘龙龙’、‘我最甜的龙儿’。”在叶克飞看来，《神雕侠侣》通过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表达了对封建礼法的蔑视。而小龙女之名得于陆小曼，显然有深意。

第4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一、心语历程的悠悠岁月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事实上绝非简单地在叙写徐志摩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和令人流连忘返的时光美景,而是在抒发他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情感,在释放他心口隐隐的美丽伤痛。更进一步说,剧情是在诗人历经了现实生活的磨难,尝尽了情感的风霜之后,在漫漫的心路历程上的生命精神的一次升华,也是诗人思想的一次质的飞跃。俗话说：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爱情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同时,爱情也是许多诗人创作的动力与源泉。比如说,俄国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柴科夫斯基在经济拮据之际,结识了既可以在经济上给予他资助,又能够欣赏他新异的、充满激情的音乐的梅克夫人。自结识梅克夫人之后,柴科夫斯基就向她表示：“从今以后我写下的每一个音符都将奉献给您。”果然,怀着对梅克夫人的爱,他于1877年创作了著名的第四交响曲和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他为这两部作品的完成“感到无比的喜悦”。他说：“我觉得,在这两部作品中我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是一大步。我感到幸福,因为春天即将来临。”可以说，真挚的爱情是一切文学艺术之花赖以生长、开放的阳光和雨露。对于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那个女人是否爱他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他必须很深沉、很真实地爱恋着那个女人,这才是激发创作灵感的根源所在，徐志摩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徐志摩当初之所以走上文学的道路，乃是爱情的力量使然。爱情的到来,使徐志摩成了诗人,因为徐志摩的爱恋对象林徽因,在徐志摩心中简直就是一个天使。她是一位才女,是大家闺秀,是建筑学家,是大学教授,是女性世界的豪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也是一个诗人。当爱情实际上破灭时,徐志摩还是一个诗人，一个更加成熟的诗人。如果说他对林徽因的爱恋使他开始写诗的话,那么，林徽因的离去恰恰令他写出了名篇佳句。可以说，古今很多名诗都是诗人在极度失意之时写出的。正因如此，欣赏者才有机会读到徐志摩留给世人的那么多美丽的诗篇，尤其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当诗人1921 年在伦敦认识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之后,他立刻觉得“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至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在康桥度过的那段时光,是徐志摩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那里有他的初恋,有花前月下的漫步,有并肩依偎的身影,有载满星辉的小船,也有康河的柔波。事隔六年之后,再回到康桥,徐志摩先生突然发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那康河的水依然流淌,河畔的金柳依然随风飘摇，而“波光里的艳影”只能在志摩的心头荡漾了。这份记忆是惊心动魄的,是痛苦中夹杂着甜蜜的，是永生难忘的。试想，谁能忘记那刻骨铭心的“初恋”，这份记忆是永远值得珍藏的,是不能轻易去打扰的。所以，徐志摩先生只能“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然后,悄悄地离开:“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西天的云彩”岂不是过去的美好记忆? 再次来到康桥，徐志摩先生不免要故地重游,沿河畔走走吧。恍惚中,“那河畔的金柳”仿佛“是夕阳中的新娘”，而“波光里的艳影”也只能“在我的心头荡漾”了，因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无奈人去楼空了。此时的作者,百感齐涌,心潮澎湃,又怎能不伤感? 看着“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此时，作者有点陶醉了。“在康河的柔波里”，徐志摩先生说：“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是怎样的一条水草? 一条生长在康河里，永远跟康桥的记忆相伴的水草啊。但是，不管怎样，梦还是要寻的。“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然后,“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为什么不能放歌? 放歌的声音会很吵闹的，昔日的记忆会随声波的震动,而荡然无存的。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多美妙的境界啊! 你听:“悄悄是别离的笙箫”；你看:“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整个康桥都为徐志摩先生沉默了,徐志摩还能弄出什么响动,还能去放什么歌呢? 所以,诗人只能这样低声地吟唱:“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云彩,什么云彩? 康桥的云彩,只能留在康桥,带到别的地方去是毫无意义的。康桥的记忆,只能留在徐志摩的心中,只能留在康桥那蔚蓝的天空中!观众若能解读《再别康桥》,也就悟化了徐志摩先生的情感及思想的转变,也就破译了徐志摩先生的心路历程轨迹。

曾如此评说徐志摩:“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像诗歌一般来说正是通过象征来实现其感染力。而象征是重复的、内涵更为丰富的意象。《再别康桥》中的“康桥”既是具体的地名,但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象征。在浪漫主义诗人的眼里,人与自然完全是互为象征的,自然在文学中就是人化的自然,或者说人是自然化的人,“而自然只活在我们生命之中!”然诗中的康桥已绝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生命力的人的形象。然而，她又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人格化了的自然。她象征的是一种性质,而不是具体的事物。她是诗人心目中、理想中最美好的追求,同时又是可望不可及的梦幻,虚无飘渺又令人痴迷。

二、风花雪月的绵绵情丝

文学佳作尤其在诗同时又是一个声韵的系列,声音的层面当然不能完全脱离意义去进行纯粹的研究,但声音却是产生意义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徐志摩也特别重视音乐美。一方面是受西方近代诗歌的影响,他认为学习西方的尝试“正是一种单纯‘字的音乐’的可能性较为方便的一条路,因为我们有欧美诗作为我们的向导和准则。”其次大约是受提倡诗歌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理论的闻一多之影响,正如徐志摩所说的“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徐志摩还具体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音乐性“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内在的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悟诗的真正趣味”,“你得拿来彻底的‘音节化’(那就是诗化) 才可以取得诗的认识。音节是血脉”当然,徐志摩“从小受过旧词章的‘科班’训练”,“能信手写洋洋洒洒的骈四俪六文章。”这可以算是他重视诗歌音乐性的其他方面的原因。像《再别康桥》的第一小节中一连用了三个“轻轻的”,而诗的节奏也是非常轻快、柔和,并带着轻微的弹跳性。音节抑扬顿挫,声调循环反复,旋律显得轻灵明快,仿佛是一首优美的抒情小夜曲。节奏是诗歌音乐性的基础,与旋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节奏与旋律甚至会强烈地吸引那些最漫不经心的读者”。如果尝试着用兰尼尔等人提出的方法,用乐谱对诗歌进行记录,那么，这首诗的节奏是与乐曲类似的,具有非常优美的音乐性。每行三个音步，也就是音组，非常齐整,在音节排列上又注重了变化,形成了错落有致的诗行。这样吟诵起来就成了一段具有波动感的优美的旋律。

徐志摩的诗歌空间在自然神性中又隐藏着一组最富诗意最具包孕性的“风花雪月”的审美意象。可以说，每一个诗人皆通过他的歌唱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细腻敏锐的感受自然的能力和虔信圣洁的自然神圣的美学观, 构成志摩自然、艺术、人生三位一体的独特自然观,自然融入崭新的生命,升华为由暗示、象征组成的意象世界。”而诗意宇宙的精魂可谓是风花雪月,也历来就是中国人心灵驰骋的乐园和精神的避难所。作为深受儒、道两种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更是在“兼济”与“独善”、“入世”与“出世”之间天然地保留着一方充满风花雪月的牧场。而从思维与感觉的方式看,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重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更多地是一种充满禅机和佛性的直感和领悟, 大自然包括风花雪月便成为了领略世迁、人生沧桑的智慧之源。而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来看, 在尘世中追求欢乐、在物我交融的和谐与轻松中享受自由与幸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诗意梦境，而这种精神追求早已上升为一种哲学的“天人合一”审美境界。

从整体来看, “风花雪月”作为诗美象征是一种美的集合, 传达出了诗人的美丽情怀和人生信仰。正如所讲的,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 一个是爱, 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美。”徐志摩正是带着这个“单纯的信仰”打量世界时,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最为诗意的一面,“风花雪月”便在他指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成为他人生的梦境和心灵的寓所。这四样景物在他诗歌中分开来看, 内含的情思和营造的意境虽有所不同, 但合而观之,则浑然一体成为了诗美的象征。这种“诗美”是他提纯世界后的一种浪漫眼光,是他聆听自我心声后的一种美妙感受,是他用花之基、雪之砖、风之窗、月之瓦搭建的一座超尘出世的“房子”。一颗异于常人的心就住在这所房子里, 整日里佛教徒般虔诚地默数着“爱”、“自由”、“美”这样一粒粒的念珠。而诗人生活的现实世界并非如此诗情画意。诗人意在攀附风花雪月进入到美丽的大自然怀抱, 远离充满险恶的“人间”。可以说，徐志摩的人格精神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自然性。通体透脱像一个婴孩,与山水相守且融入花鸟的清香和歌唱,对现实丑恶的挣脱和对人的纯真的天性的皈依, 把人生的理想寄托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上,这就是徐志摩及其诗歌。林徽因曾说徐志摩“只是比我们近情, 近理, 比我们热诚, 比我们天真, 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 对神, 对人, 对灵, 对自然, 对艺术”。

综上所述，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徐志摩身上那种率真自然的天性、浪漫放歌的情怀、高雅脱俗的品性等说到底是一种个性精神的张扬。只是和其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他不是把这种个性精神放在和现实世界尖锐的对立上,或在诅咒、破坏和捣毁中宣泄自己激昂高亢的感情,而是投映到大自然的和谐与恬适之中,从而在对人生的歌吟中希望建造出一个供心灵云游的自由幸福的诗意王国。

参考文献：

[1]李 怡：《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郑择魁：《“新月”派》，《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册)，贾植芳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3]胡 适：《追忆志摩》，《新月》，第4 卷1期。

[4]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5]徐志摩：《〈诗刊〉前言》，《诗刊》，1931.4。

第5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关键词: 徐志摩 哈代诗歌 诗歌翻译 艺术特征

一、引言

徐志摩是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先锋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先驱。作为新月派诗人的典型代表,徐志摩曾以其独特的诗风与才情为自己赢得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盛名。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著名左翼诗人蒲风也声称:“堪与郭沫若伯仲的,算起来要推徐志摩了。”事实上,徐志摩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曾进行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活动,其中包括诗歌翻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徐氏曾提出过独到的译诗理论且译作颇丰,他在诗歌译介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尝试却始终为其诗名所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国内外关于徐志摩的研究中,他的诗歌创作往往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少有关于徐氏的诗歌翻译的评论和研究,这与对其诗歌创作上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为数不多的徐氏诗歌翻译研究与论述里,大多也是对其诗歌翻译的负面评价。有人曾评价徐“译绩为诗名所掩”,其译作也是“貌合神离”,“充满了翻译腔”。也有人认为“徐志摩的翻译‘嫩’了一点”。还有人觉得“他的译诗里失败借鉴有余,成功榜样不多”。本文以徐志摩翻译的汤姆斯・哈代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徐对哈代诗歌的译介方面进行细节分析,以期对徐氏在诗歌翻译实践活动中所作的努力与成绩作一个客观而详尽的评述,认为徐氏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艺术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在新诗运动,以及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二、徐志摩对哈代诗歌的大量译介

1921年,也就是徐志摩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的那一年,他总共发表了八首诗歌作品,而其中除《草上的露珠儿》一诗外,其他七首均为译诗。在诗歌艺术的理论和创作上,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国作家有几人,其中,哈代是最重要的一位。在徐氏的诗歌翻译作品中,关于哈代诗歌的译介是最多的。早在1923年,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哈代的两首诗歌的译文:《窥镜》和《她的名字》。在此后的几年,他又翻译了哈代的十九首诗歌。此外,徐志摩还曾撰写过七篇介绍和怀念哈代的专文和诗歌。在这些文章和评论中,徐志摩极其赞赏哈代的生活观和爱情观,反对称哈代为悲观主义者。徐志摩认为,汤姆斯・哈代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一样伟大,他的作品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大胆描述表明了哈代的勇气、真实和坦诚。

汤姆斯・哈代是徐志摩特别喜爱且经常模仿的一位作家,他非常崇敬这位悲观厌世的老人,称其为“老英雄”。徐志摩曾赞誉哈代:“哈代是现存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在给赵景深的信中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徐志摩的诗重视韵律形式和音乐美,是受了哈代的诗歌的影响。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正的趣味。”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在意象、场景、事件和情调方面都在有意无意模仿哈代。哈代的写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徐志摩的主要译诗理论与译诗观点

徐志摩曾提出过颇有见地的诗歌翻译观点。《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中,徐志摩表达了他对诗歌翻译的主要观点:“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 在徐看来,“形”与“神”的高度完美的结合才是诗歌翻译的真谛。在徐志摩的翻译实践中,他从不曾放弃对“形神兼备”这一目标的追求,依然坚持“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才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

在译诗语言上,徐志摩主张采用“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诗体进行外国诗歌作品的翻译。1924年,徐志摩在《征译诗启》中谈道:“我们想要征求爱文艺的诸君,曾经相识与否,破费一点工夫,做一番更认真的译诗的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最纯粹的灵感的印迹。”经过后的中国文坛,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诗歌创作与翻译也势不可挡。徐志摩在此篇文章中的号召与其在诗歌创作中同样提倡使用白话诗体的主张是一致的。

四、徐志摩的哈代诗歌翻译

在欧洲文化气氛陶冶中成长起来的徐志摩,他的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一位得益于外国诗歌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诗人,说得更具体些,他是由诗歌翻译走向诗歌创作道路的。在诗歌的形式和音韵上,哈代的诗歌受到了塞克斯民歌和乡村音乐的影响。徐志摩曾表达,哈代的诗歌“诗段变化”(stanzaic variation)的试验非常多。徐志摩说,哈代的作诗原则是用诗里的内在节奏和声调,状拟诗歌里表达的情感和神态。在哈代诗歌里体现较多的形式是反复(repetition)手法。这种手法在徐译哈代诗歌时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新诗运动的先驱,徐志摩深受新格律诗的影响,在翻译汤姆斯・哈代诗歌的过程中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徐志摩不仅将源语文本的格律形式翻译进目的语文本,而且将自由诗体,不规则的诗行缩进等英语诗歌韵律形式运用于译诗。这些诗歌形式有别于传统的中国诗歌形式,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了译入语文本的异域性和新奇性,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感知过程。为了达到诗歌翻译的文学艺术性和新奇性,徐志摩在译诗时并未依从当时中国诗歌的用词规范,即使用正式的文学用语,而是在译诗过程中大量使用白话诗体和口语词汇,以此来打破目的语读者对诗歌用词的期待规范,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译文的新颖性和陌生感。徐志摩还根据个人喜好和追求,在翻译中对源语文本的词语进行操控,增加或者删减原诗词语。徐志摩在翻译中注重诗歌的外形的美观,讲究诗歌韵律的音乐性和抑扬顿挫性,这些特征都增加了译诗的多样性和新鲜感。

勒弗维尔强调,考虑到译文的潜在读者群,译文的文本必须要符合所处时代的语境系统。这就是指出,译文的文本选择必须符合、尊重译入语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规范与原则,使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能很好地融合、交流,使外来文学和译入语文化中的民族文学一起,或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或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不管翻译活动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地发生,它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在主题选取方面,“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文本选择规范是翻译西方警示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以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唤醒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的斗志。然而,徐志摩却违背这一期待规范,将哈代阴郁消极的诗歌作品作为源语文本,翻译其感伤的抒情诗歌。在翻译哈代的《她的名字》时,徐把哈代原诗中强烈的抒情情怀,原诗前半部分的乐观情绪,后半部分的阴郁悲观情绪翻译得恰到好处。徐志摩对译诗主题的选择几乎都与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主题风格和审美情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译诗并不遵从社会的期待视野,而大都反映了自己当时短暂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偏好。徐志摩译诗中的这些陌生化特征,均延长了目的语受众的关注时间,增加了审美难度,从而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产生了新奇的阅读感受和陌生化翻译效果。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对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其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密不可分;哈代的艺术创作特点深深影响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汤姆斯・哈代,作为徐志摩最为欣赏的外国作家之一,抛开其诗作谈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就不可能对徐在诗歌翻译上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文本的异域性、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徐志摩在诗歌翻译上的积极探索,对新格律诗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and André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1998.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Lefevere,André,ed.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3):35-38.

[4]陈琳.文学翻译的审美陌生化.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6):91-99.

[5]戴拥军,张德让.五四文化语境与徐志摩的翻译.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4,(2):117-22.

[6]韩石山.徐志摩全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7]胡凌芝.徐志摩新评.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8]加滕阿幸.试析徐志摩译哈代诗《八十六岁诞日自述》的得体性原则.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21-26.

[9]刘介民.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刘全福.徐志摩与诗歌翻译.中国翻译,1999,(6):38-42.

[11]陆耀东.徐志摩评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第6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我看过一个电视片，讲女人故事的。这位女士原本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后来丈夫移情别恋，与她分手。她非常痛苦，于是，她向前夫和第三者开战，去他们单位闹，让他们无法工作，最后远走他乡。媒体报道了她的故事后，一些与她有相同经历的女性，前来向她求助。她就利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她们，让她们向丈夫讨公道、分财产。

先后有15位女性，在她的帮助下维护自己的权利，争得离婚赡养费。但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场漫长的离婚大战中，这15位女性先后患上癌症，有的已去世，有的正在与病魔抗争。她们虽然讨回或部分讨回公道，但却付出了生命这份昂贵的代价！

看罢我久久无语，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深信，这15位女性，善良贤淑，全身心地爱着丈夫和孩子，忠实于自己的婚姻与家庭，她们没什么过错，她们唯一的过错就是爱得太专一、太投入，以至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她们用别人的过错惩罚了自己。

有人说，男人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专一的爱，而女人最大的缺点是爱得太专一。女人爱上男人，就想要嫁给他，从此天长地久、白头到老。但婚姻是两个人的事，你想要天长，他未必要地久。今天爱你不等于明天爱你，移情别恋不仅发生在屏幕上，生活中也时时上演。

当爱不在、情已空，他要转身离去，你该怎么办？在这方面，我最欣赏的女人是张幼仪。

张幼仪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结发妻子，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没什么文化的旧式女人。但两人的结合倒不完全是旧式的，张幼仪的哥哥与徐志摩是好友，两人在结婚前就相识。张幼仪爱慕徐志摩的才华，徐志摩又不敢违背父母之命。二人婚后不久，徐志摩远赴英国留学，结识了美女加才女的林徽因，顿生爱慕之情，写信回家要与发妻离婚。

第7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在我看来，如果说7年的包办婚姻是徐志摩身不由己的选择，与林徽因的交往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和陆小曼的结合掺杂了太多的功利因素，那么他和凌叔华之间的淡淡情愫，算是他生命之中一段温馨绵长的回忆，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用“红颜知己”这个词，也许最恰如其分。

凌叔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作家，与林徽因、韩素梅、冰心并称为文学界的“四大美女”，更有“中国的曼殊斐尔”的美誉。

她出生于北京一个旧式文人的大家庭，是其父与三姨太的女儿。凌家是书香门第，家中往来的多为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凌叔华自幼耳濡目染，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凌叔华的曾外祖父是书画大家，父亲很希望子女中有人能传先人衣钵。偏巧，凌叔华在绘画方面极有天赋，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遍请名家教她诗画。这些，都为她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凌叔华考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她的写作才华也开始显露出来。凌叔华的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文采超众，非常引人注目，作文常在校刊上发表。她在那时便立意要做一位“将来的女作家”。

1920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她在这里以白话为文，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也打开了文学创作的大门。其文清秀俊逸、朴实无华而又浪漫生情，独具“闺秀派”之风。

凌叔华一生为文，然而，真正给她带来好运和缘分的却是手中的画笔。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那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才生了。她成绩优秀，交际能力也出类拔萃，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戈尔的代表；北大指派招待远道而来的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陈西滢。这两位男子，在日后都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刚刚正式成立。因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便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用吃茶替代吃饭。凌叔华因认识了陪同泰戈尔一起访华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便也邀他赴画会。消息传到北大，徐志摩和陈西滢就跟着泰戈尔一道来了。

三人就此结缘，而她与徐志摩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愫也就此拉开帷幕。

这之后，徐志摩、陈西滢经常到凌家做客，有时还带来几个新朋友，高谈阔论，一直到太阳西下也不肯走。这时，凌母便招呼大家留下吃饭。

当时，恰逢徐志摩的低潮期――他和林徽因彻底分手了。消逝的爱情成为他心里最大的苦闷，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唯有在诗词创作中寻找情感的发泄口。极度压抑的徐志摩需要一个宣泄的对象，一个倾听者、安慰者。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通信的对象。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为了使徐志摩尽快走出感情失败的阴影，作为朋友，凌叔华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也正是这一举动，成就了日后两人暧昧传闻的导火索，坊间甚至流传出凌、徐交往的情事传闻。

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二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碰撞出火花呢？

对于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凌叔华是一直坚决否认的，在外人纷纷揣测她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时，她曾写信给道：“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我对志摩除了相当朋友的同情，并可惜他的被诬外，一些关系都没有，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大家在把目光聚集在凌、徐二人身上紧盯不放的时候，忽略了另一个人的存在――陈西滢。那时，他们早已背着凌叔华因循守旧、崇尚门当户对理念的父亲交往多时。

陈西滢是北大的教授，他对凌叔华有的是一份欣赏与疼惜，而凌叔华对陈西滢有着崇敬和仰慕。

陈、凌二人因文学上的共同爱好走到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书信往来除文学以外并不涉及其他。也许是共同的兴趣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许是同样的追求增加了相互之间的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们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年多，身边所有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

直到凌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才在凌家一位世交的帮助下，说服凌父首肯了这门亲事。

1927年，凌叔华和陈西滢正式成婚，是他们的证婚人，徐志摩作为二人的挚交好友送上真切的祝福。

第8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她的文学天分很高，但没有把精力放在这些事上，文学是她业余的爱好。她在文学上不能说有不得了的成就，算是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吧。 ”止庵这样形容林徽因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她拿来玩的

林徽因的家世十分显赫，父亲林长民在民国时期是颇为有名的人物，曾赴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后回国从政，最高至司法总长，当时恰好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二人结为好友，林徽因 19岁时，双方就为她和梁思成定下婚约。

“林徽因都不是小资了，是大资。她跟梁思成去欧洲，根本不用拿钱，带着梁启超给大使的信，那边的大使就负责接待了。梁启超在当时是独大的人物，林徽因爸爸是民国总长，梁启超也当过总长，都不是一般人。 ”止庵说。

1925年，林长民在和郭松龄的交战中死于非命，当时林徽因只有 21岁。后来是靠着梁启超的帮助，林徽因一家才维持下去，在林徽因的影响下，梁思成也决定学习建筑，是梁启超资助二人赴美攻读建筑学的。

在止庵看来，虽然林徽因在文学史上颇有名气，但文学对她来说不过是业余爱好。“现在能找到的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很少，几十首诗，几篇小说，一个没写完的剧本，仅此而已”。

从上世纪 30年代起，林徽因在《新月》、《北斗》、《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作，但始终没有结集出版。止庵最早看到她的诗作就是在《新月》杂志里，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才有她的诗集出版。“当时觉得她的诗跟徐志摩他们很像，但是女性气味很重。林徽因的诗很好，但很难说是不得了的。”

真正让她树立文学史上地位的，是她在自家客厅里定期举办的沙龙。

“有点学英国伍尔夫那个沙龙。这个沙龙是京派文学的核心。但她只是提供了这个地方，她当时的地位，属于文学的活动家，组织者，甚至可以说是文坛盟主。”止庵非常肯定林徽因沙龙的作用，但也强调她并不是一个作家。

“林徽因这人是什么都能干，她的本职工作是建筑家，卓有成效。她从事文学活动属于玩票，所写诗、散文、剧本数量不多，尽是精品。但严格来说她并不算一个作家，她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作家。”止庵说。

空有才情 遗憾早逝

林徽因的另一个闻名遐迩的传闻就是与徐志摩的故事，这段故事始于父亲林长民与徐志摩的交往，1919年，爆发后，时任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的林长民受到总统徐世昌的斥责，被罢免了公职。1920年，林长民带着林徽因来到英国，恰好结识了在剑桥留学的徐志摩，林长民与徐志摩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

当时，罗素的《婚姻与道德》一书影响极大，林长民和徐志摩在交谈中发现双方对书中爱情观的看法非常一致，于是约定来一场“恋爱游戏”，林长民扮作有妇之夫苣冬，徐志摩扮作有夫之妇仲昭，双方彼此爱慕却只能以书信传情。就这样，两个大男人用角色扮演的方式互通情书。

徐志摩从一开始就喜欢林徽因，要为她与怀孕的张幼仪离婚。林长民看出来了，但他知道徐志摩不是自己未来女婿的合适人选。1921年，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回到中国。

不能否认，林徽因与徐志摩的交往对她本人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他们的诗歌同属新月派，作品中都洋溢着强烈的浪漫色彩。但在止庵看来，两人的感情比当下盛传的要纯洁的多。

止庵曾在微博里反对将吕碧城、萧红、张爱玲、石评梅概括为“四大才女”的说法 ，他的解释是“几大才女这种说法没文化，只知道这四个人就拼成四大才女。要是数，民国能数出 40人，为什么非挑这四个呢，就是因为所知甚少，所见甚低。吕碧城1883年出生，张爱玲 1920年出生，互相差着辈儿呢，都是说的便宜话”。

“吕碧城是更老一辈的，是最早的职业女性。她曾是的秘书，早期从政，后来又经商，有了钱就出国游历，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女性。但她还是偏老派的，主要作品还是词，同时还是个佛教徒，用英文翻译佛经。”止庵说与吕碧城相比，林徽因是一个新时期的女性。

而萧红呢，“萧红和林徽因是两极，没受过什么很好的教育，她的写作是萧军教的，萧军也不是读书出身。林徽因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以文字论，林徽因的文字比萧红讲究多了，但萧红是有天赋的作家，所以能写《呼兰河传》这种根本不守规矩的作品”。

至于林徽因的“死对头”冰心，止庵的看法是：因为冰心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文学上，所以在文学上成就比林徽因高。

作为女性，林徽因在止庵眼中已经接近于完美了，但止庵并不否认她也有缺憾：“她有肺病，死得早，而且容貌很快就损毁了。”1930年起，林徽因就得了肺病，一直到她去世都为病痛折磨，她留下的照片几乎都是年轻时候的，晚年照片很少。

第9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书中引用了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中的记载:

    在1932年,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度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自己尽管在文学艺术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乏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老金,我祝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她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