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歌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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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诗歌范文
第一个阶段：王家新诗歌创作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作品显稚嫩。主要作品有《在山那边》、《桥》、《石头》、《我走向萌芽》，等等。以《在山那边》为代表。此时他的诗趋向于“蕴藉的间接的把热忱包裹在意象之中表述，把对生活的关切包括在具体的情感和情绪之中表达，对世界冷静思考，用较抽象的或富有象征意味的诗句来简洁概括”。
《在山那边》是王家新的成名作，被收录进中学语文课本。诗中的主人公面对绵延不断的山外之山，目标总是投向望不见的海，寻找向海之路。“小时候”他“常伏在窗口疾想，山的那边是什么呢?”妈妈说是海，就这样“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结果他哭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但这个“美丽的、用信念凝成的海”却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朋友呀，请相信／在不停的翻过无数座山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这道山顶的那边，就是海／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在山的那边是海，这海就是人的价值。在生存斗争停止了的新社会，应当歌颂人性美，尊重人的价值，表现人的感情。可是却否定了人的价值。“”结束后面对这样的现实，作者提出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人”的内容是什么呢，人受挫后又应该追求什么呢?诗中给予了回答：人不同于动物。有人性、情感，有属于人的独特价值。人在受到挫折后应该追寻一个全新的世界，毁灭中求再生。诗人经历了人汇总，又面临着人转折的时代，他响应时代的召唤，把真诚的眼光投入到现实，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中的前进与光明，梗阻与挫折，在渗透着昨天的泪痕与血斑中又十分渴望明天，渴望从毁灭中获得再生。在《石头》这首诗中。他写到圆明园的残石横阵的废墟上。在“一片渐冷却的焦土”上，死神被石头绊了一跤，这石头就是“一个民族一个人格：作响的骨头”，当天空下“焚烧着死火的时候。当岁月和废墟一同被凝固的时候”，你是“顽强摇撼着风暴的肩头”。这是圆明园废墟的描写，也是王家新再生的一个缩影。王家新生于1957年，正当他“天天向上”时，史无前例的爆发了，十年动荡，毁掉了他心的黄金时代，毁掉了他的幻想，毁掉了他心目中的圆明园。当青春的船只被海浪打翻以后，“再也不想当哥伦布，”“我只要走向森林”，走向故乡，走向山里……粉碎“”后王家新考入武汉大学，这时他发现渐冷的心灵废墟上还有生命，在死神焚烧的灰烬里还有格格作响的石头，在新的环境里“需要重新开始，需要向更大的难度和困惑挑战，需要在内部聚起更坚定的根。需要把自己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层次，需要以新的创造回答今日世界”，
“需要向昨天告别”，需要再生。就这样把的历史做为前进的跳板，通过对圆明园废墟上石头的描写，抒发了自己在的毁灭之后寻求再生，在心灵废墟上获得了不屈生命的情感。
第二个阶段：王家新诗歌创作中期。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后期，此时他就已具有全国性影响与声誉。主要的作品是《冻土地》、《一个城市的远景、中景、近景》、《一个人和他的海》、《秋叶红了》、《从石头开始》、《星空：献给一个人》、《献给太阳》、《草原》，等等。此时他的诗明显受朦胧诗影响，“以象征、隐喻为主要手法，把语义的传达作为自己根本的艺术目的”――即诗歌最终“统摄、指向于某种思想的内涵和情感意义的传达”，“诗人把人看作是世界的主体和中心，把自己看作人的意义、价值和世界的价值的发现者、追求者”。此外王家新还创作了有别于朦胧诗而颇具禅宗意韵的组诗《中国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结束了自我封闭的状态，开始了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结束了计划经济，开始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各种“变奏曲”融进了正在跃动的巨大激流中，当然也融进了王家新的诗中。如《无题》中“爱的小径，不喜欢笔直地穿过树林，它总是在行人渐多的地方。突然折向，一个不为人知的草坪”。这里的爱若指爱情的爱。当然是很好的。因为“漫长的海岸线正是以它的曲折引人人胜”：如果指爱祖国、爱人民就应当是笔直的；如果是爱真理也是可以的，“暗中可以寻找光明”。作者充分地调动了读者的想象力、思辨力，用这种内容上的多义性和朦胧性发出的魅力，吸引读者向他靠拢，把作者――信息源、作品――信息贮存库，读者――信息接受三者统一起来了，让人们去补充各自带着特殊性叉带有规律性的多姿多彩的人生经验，去品赏他作品中发出的信息。《从石头开始》，石头坚硬、沉默、少变的物质特征颇令诗人偏爱，在这首诗里，石头似乎象征着某种坚守――信仰的坚守；某种孤独――精神的孤独：某种见证――时代和历史的见证：某种沉思――深入而静默的思考。
《秋叶红了》是此时的代表性作品。这里的“秋叶”蕴含着一种磨砺之后的成熟。“这不是从少女脸上浮现的／那一抹青春／这是霜打之后人生的颜色”，这是那种经历了全部人生，并战胜了种种痛苦磨难之后得以完成的形象。岁月的伤痕、默默生长的年轮，才是最真实的生命记忆，它孕育着秋叶的深红、绿色的希望。秋叶红了，这是那顽强生长出来的生命之火在寒冷中的燃烧，这是凤凰涅磐后的再生，在火的洗礼和净化下，“那些敢于死中求生和有骨头的人／经过热情和痛苦的焚烧只会更加坚实”。这不是死亡的挽歌，而是生命的赞歌，命运的严酷并不能挫败他们的生命意志，在秋叶炽热的召唤下，在悲伤之后，他们依然微笑着赞美生活、热情地投人生活，那是因为，他们看到，在秋叶深红的背后，是树木落下的绿色风帆，这是一种生命的超越，一种整个人生境界的升华。这是一首生命之诗、人格之诗。
此时他的诗在意象和语言的组合上，在历史的反思和人生价值的组合上，在理性因素和感情因素的组合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诗人还应进一步将自己真实感情深究进艺术的饱和，让读者能从平静的画面、强烈动荡的激情、直抒胸臆的议论及凄楚哀惋的心情中走向藏着诗歌宝矿的地质层，给读者更多的、有益的真善美的信息，体会到更多属于诗人个人的特质。他的诗有序方向是奋斗与追求、思考与探索。风格高亢、恢宏、沉郁。同第一个阶段一样，他仍是这个时代的儿子。
王家新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正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三阶段，他已成为中国当代诗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主要作品有《瓦雷金诺叙事曲》、《守望》、《词语》、《帕斯捷尔纳克》、《伦敦随笔》以及诗片段系列。此时他的诗歌给正在沉沦的中国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其他随波逐流的所谓的“诗人”不同的是。他的诗歌一边描绘着时代给他带来的冲击，一边对抗时代。关注着
人类的精神状况。现实一日千里的变动，王家新以诗人的心灵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通彻地感受到诗歌和诗人被人遗忘、漠视，乃至耻笑。“在同胞们尚未满足之前，／你同他们奢谈什么是诗歌，或者人性?”“智者早已放弃，而我也渐渐羞于，对人说我是一个诗人，甚至对我们唯一的孩子”。与此同时。王家新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诗人内外交困的处境。他关注诗歌受到的现实冷遇：“这就如同一个时代，动词们／相继走开，他卸下的名词／一堆堆生锈，而形容词／是在铁轨间疯长的杂草”，“这就是被我们自己遗忘的灵魂／一个夜半的车站：没有任何车辆到达也没有任何出发”(《火车站》)。他关注诗歌在现实面前失去飞翔的想象、浪漫和诗性：“我昨晚写下了：雪，今天它就在城市上空下来了。这不是奇迹，相反。这是对一个诗人的惩罚和提醒，你还能写什么?”
(《反向》)他传达诗歌表达的尴尬：“纯沽的诗人!你在诗中省略的／会在生存中／更为狰狞地显露，／那是一排闪光的狼牙。它将切断／一个人的生活，／它已经为你在近处张开。”(《瓦雷金诺叙事曲》)。王家新题为《转变》的诗集中体现了他对于朝诗人转过身去的现实的认识和感受。诗人所遭遇的漠视与迷茫，不仅仅纯粹是诗歌在现实的失落，而且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巨变中物欲的狂涌对精神的淹没和抹杀。但最具代表性、最深刻地书写了时代的精神苦痛的，还是与《转变》同一时期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这两首姊妹篇。前一首里的“蜡烛在燃烧／我们怎能写作?／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和后一首里的“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都极为真切地表述了变换时代的诗人与时代境遇的关系，具有某种震动人心的精神的深度和强度。而“你的嘴角更加缄默”则加强了《练习曲》以来的那种命运的厚重感。
第2篇：新诗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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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山川绿色美化的步子，
人类已经迈开，这新知，
我愿你把她播撒在青春的潮思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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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红红的烛光，诗人哟
你美赞着神州大地之上的花草和树木。
我意愿着你，再次地呐喊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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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了那环形山川之上的鲜花盛开
你应当醒了，就像从清晨的
梦里醒来一样——带着甜蜜的梦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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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哪？是什么缘故呀！
使你的潮思，这样久久地困在情感和战争的
旋转陷窝里，而一误再误地呐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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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你哟！我意愿着你，
再次地呐喊着——因了那里的鲜花盛开
呐喊着那环形山川的绿色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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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山川绿色美化的步子，
第3篇：新诗歌范文
【关键词】 个性意识；“五四新诗”；革新；自我价值；情感价值
一、“美国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觉醒
个性意识是“美国精神”的表现特征之一，他隐含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之中，而在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国家，个性意识受到压抑是普遍的事实。中国历来是一个注重礼法制度的国家，在伦理纲常和宗法制度的约束下个性意识是不被允许的，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草民百姓大体都是如此。封建礼教的森严规范中，任何的个和个性意识即使“发乎情”也必须接受“止乎礼仪”规范的安全审查。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无数个例子。如的《老鸦》中，作者把“我”比喻成“老鸦”，暗示个性意识在“人家屋角上”受到的排斥。还有周作人的《小河》中，作者用“一条小河”来指代“个体思想”，叙述了小河经过的地方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但由于“农夫”用锄筑起了一道堰，小河只能在堰前乱转，最后堰不仅没有被拆除，反而由“土堰”变成了“石堰”，充分体现了个性意识在封建礼教的规范下受到的约束。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个性意识受到不断强化是集体意识的制约。群体意识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而儒家文化同样也在教化人们注重“群体”，就以自古传下来的谚语中也能看出中国人的这种群体心理。人们的意识中个性以及个人利益都应该从所谓的更高、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家族、国家利益。这种群体认知在从平等方面是值得赞扬的，但人人平等的背后却忽视和压抑了个性意识的发展。
中西方文化从本质上就存在着差异，徐行言先生就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中提过：“西方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中国文化则主要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群体。”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曾出现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正以民为本的群己思想。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群体原则却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创造活力的实现。有了这种思想和意识的教化，人们也无法跳出这个“文化圈”去寻找自我以及自己的个性意识。直到出现了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他们漂洋过海，负笈求学，本质上是为了要学习外国人的知识来富强自己的国家，他们勇敢的走出国门也是值得学习的。从小身处的环境一下子改变了，变成一个周边充斥着自由、个性气息的环境，他们的思想就像囚禁在鸟笼里的囚鸟获得了自由一样，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天空。这样，他们的思想慢慢开始改变，同时也把他们压抑在内心深处的自我和个人意识挖掘出来了，他们渴望的自由得到了实现，他们的种种被压抑着的感情开始觉醒。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已经开始不适应时代进步的潮流。而想得到意想之中改革的效果，需要所有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冲破固有的“牢笼”。因此，“新诗”的出现是有必要的。
二、自我价值的歌颂
个性意识要得到解放，首先应该要对“自我”进行肯定，而个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宣扬是五四“新诗”的显著特色。五四时期“个性、自我”的最佳写照就是沈尹默的《月夜》。评价这首诗就说：“就如《新青年》四卷一号所登沈尹默先生的《霜风呼呼的吹着》一首，几百年来哪有这种好事！老兄一笔抹煞，未免太不公平了。”废名也评价道：“这首诗不愧为新诗的第一首诗。”[1]
对于“自我”的歌颂，五四诗人中就莫过于郭沫若了，他的诗歌中最能让人深刻体会到自我的突现，当然，这种内容的体现对他受惠特曼影响是密切相关的。他自己也曾说过：“当我接近惠特曼《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起的那一年，个人的积郁，民族的积郁，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疯狂了。”[1]众所周知，“五四”时期，郭沫若的热爱祖国、热爱劳动者的感情，为自由、人道、正义而战的叫喊，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反对一切对于个性的束缚，要求爱情自由的呼声，狂放不羁的性格，都与那时的时代精神合拍。因而，他的“抒写自我”的主张，恰好便于充分表现时代精神，便于表现他的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便于充分表现抒情诗主人公的个性。表现时代精神与表现自我，在当时的诗人郭沫若身上，是二而一的东西，是没有矛盾或较少矛盾的。
五四时期能体现“自我价值”的除了郭沫若的诗歌以外，前文中也提到以“自我”作为评价《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的标准。
自我价值的肯定也受到中国强烈的群体意识的制约，在古代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的一切会受到社会强烈的抨击，因为个人利益要无条件服从更高的群体利益，相应的也就没有自我价值的肯定，在当时那种社会中，个性意识及自我的歌颂是不被允许的，而“新诗”就开创了先河，因此个人的情感价值也就开始宣扬。
三、个人情感价值的高扬
诗人写诗是要注重感情的，而中国文艺理论史上也是赞同诗人的情感的。但这些情感多是内敛、含蓄的，还有多为对大自然、生活的热爱，而这样的感情是对个性价值的忽视，疏忽了诗人个人内心强烈情感的表达。先秦时代，情感问题受到各派思想家的关注，从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来看，荀子《乐论》、《礼记·乐记》都是在强调诗人的情感和“志”的结合。后来《毛诗大序》中进一步发展了从荀子《乐论》等以来的情志相结合的思想，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诗歌通过抒情来言志的特点，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诗言志”。其中它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但又强调“吟咏情性”。除了强调“情”和“志”的统一外，它还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原则，绝对不能超越礼义的大防。而《楚辞》中抒情言志观点也是认为无论情或志，都必须受“礼义”的约束，服从于“礼义”的规范。诗人情感倾注入诗歌是自然而然的，但必须以“礼义”为规则，这样无外乎让诗人把个人情感隐藏起来，由此，“托物言志”和“借物抒情”的手法一直在文坛上盛行。
到了五四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界也渐渐有了改变。“五四”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改观了人们的思想，人们也逐渐重视个性、自我的价值。与此同时，这个时代是人的解放的时代，也是情感解放的时代，就从诗歌本体角度看，以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注重“诗的经验主义”，偏重写实和说理，强调人道主义。因此诗歌从以前的“礼义”制度中摆脱出来，越加注重个人主义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同时也强调情感价值的高扬。
情感价值得到更多的重视之余，诗人更加大胆的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样诗人也创作了越来越多的爱情诗。五四时期的爱情诗开启了中国爱情诗歌的新局面，而且常常被解读为诗人对自由理想、个性解放的追求。就如汪静之《伊底眼》这首诗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浪漫无比的情愫，诗人大胆而丰富的爱情表现在诗中一目了然，既能体现出情感表现自我、个性存在的特性，又能看出情感是否定传统束缚的工具和武器。作者自己也在晚年的时候回忆说：“有了爱情，我的一生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对人生有了最高的希望，我的生命力大大发扬，对一切都很有兴趣，都有使不完的劲，诗兴勃发，有爱情的动力，才能写诗，才有爱情诗。”[2]既有此情，方有此诗，这就是爱情诗诞生的逻辑与事实。
中国五四“新诗”已经走过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其获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而就在轰动的五四新诗运动发生的同时，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也发生了一场同样声势浩大，同样影响深远的诗歌现代化运动——美国新诗运动。“美国精神”作为新诗运动的核心思想在文学界备受关注，它也通过各种如诗歌翻译和留学生出国留学等的渠道多多少少的对五四“新诗”产生了影响。在各自国家的社会文化发展的条件下，借助各种“外力”的推动，让诗歌更接近时代前进的步伐。个人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被宣扬的现代思想潮流的出现，在五四“新诗”中受到热捧，从新诗创作到新诗批评，这种思想都全程、全面、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对新诗的爆破、创造、重建工程都产生过深远影响，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诗歌的面貌和发展道路。
【注 释】
[1][2] 废名.沈尹默的新诗.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5.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 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66.2.
[6] 曾小逸.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第4篇：新诗歌范文
摘要：在现代传媒多样化和社会转型期的复杂语境下，汉语诗歌在历史性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看似衰微的局面中也出现了许多复苏的态势。本文试从现代传媒和转型期文化的角度浅谈当下的汉语诗歌。新时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
关键词：现代传媒转型期文化汉语诗歌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诗歌进入了白话诗阶段，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汉语诗经历了自由体诗、格律诗、象征诗、现代派诗、政治抒情诗、朦胧诗、先锋诗等探索阶段，基本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朝气，但进入九十年代至今，诗歌的创作与阅读都呈现了下滑态势。诚如王光明教授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谈及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状况时所言：“灯光暗转，垂暮放下，剧情已渐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直接走入了黄昏和暗夜。”这不能不使人焦虑，但是，关注当下的汉语诗歌语境，笔者也发现了一些新动态，由此浅谈开来。
一、汉语诗歌传播媒介的变化以及引发的思考。
诗歌传播是诗歌发挥艺术作用和获得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式，诸如口传、抄写题跋、印刷、朗诵等，在现代科技日渐发达的今天，汉语诗歌的传播媒介有了重要的变化。
1．网络成为汉语诗歌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网络文化以“虚拟性、交互性的符号自我（主体）”为基本特征，即网络用户凭借诸如网名、图片等进入虚拟的网络世界进行交互性的及时交流互动。其中，博客的兴起造就了众多网络，包括诗歌写作者，据新浪网统计，在网上开博客最多的是诗人群体。可见，网络确实对汉语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1）发表和阅读作品的便捷度和自由性。在传统观念中，诗歌是少数“精英”方可享受的高级精神品，同时受到体制影响，普通写作者更是很难发表作品，而网络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自己的博客上可以快速而自由地发表作品，这就为更多的诗作者进行艺术探索、发表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也为读者阅读作品提供了方便。
（2）阅读的交互性。网络“交互性开放的界面”使读者的阅读活动与众多不确定的其他读者共同进行，并通过留言回复等方式与其他读者和作者进行交流，便利的传达阅读和创作感受成为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创作激情，同时也为作者修正、调整自己的作品提供了有利条件。
（3）接受环境的立体化。网络平台具有“超文本界面”，它是纸张以外的电子文本，不再是传统文本的线性的或平面的结构，而是网状的多维立体结构，有着“超文本链接”，用户点击文本中加标注的一些特殊单词或图像，就能打开另一个文本。在这样的环境中阅读诗歌，可以增强接受信息的灵活性和综合性，相关内容的便利提取也有利于诗歌的理解和扩充阅读。
（4）表现形式的多媒体化。不同于传统文本，网络可以提供文字、图片、音乐、动画等多媒体支持，阅读过程中会有相关的音乐图像等元素，比如在一首写春天景色的诗歌里，可以配上诸如青草、桃花、冰化的溪流等图片，还可以配上清新的音乐，这就构成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接受环境，增强了阅读诗歌的趣味性，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值得思考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力。
2．从诗朗诵等活动中谈汉语诗歌的音乐性。
近年来，配乐诗朗诵、诗歌电视、央视新年新诗会等活动的举办为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汉语诗歌的接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见，汉语诗歌的发展，音乐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诗歌与音乐有着悠久的同源关系，中国古代许多的诗歌都是可以入乐演唱的。中国很早就有所谓的“歌诗”，即能谱曲配乐配舞表演的诗歌，如《诗经》、楚辞等。与音乐相近，抒情诗也有着声音和谐的音调和节奏，有较高的心灵自由度和情感表现力。中国的古典诗歌有着优美的韵律，为人们所熟识和喜爱的现代诗歌也往往有着音乐美，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余光中的《乡愁》。
诗歌研究者吕进曾言：“中国新诗是一种看的诗，依赖吟唱和朗诵是越来越少，”这或许是当下许多人否定和轻视新诗的重要原因。诗歌不同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音乐性是诗歌的重要因素，新诗虽不必延续旧诗的平仄等严格限制，但是节奏和内在的音乐性是必需的。如何使现代汉语诗歌尤其是现代汉语抒情诗具有音乐性，如何使得好的汉语诗歌在新时代得到有效的流传，这些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努力探索。比如，当代优秀流行歌曲的歌词（如谢冕先生赞赏的崔健的《一无所有》）、古诗改编的歌曲（如《明月几时有》）就是有价值的尝试。
二、转型期文化语境下汉语诗歌的接受以及引发的思考。
著名学者杨乃乔教授2008年来保定学院讲座，在回答笔者关于“现代汉诗”发展状况的提问时说到：“在后工业文明时代，诗歌——文学中的“贵族”的阅读是没有环境的。在这个读图时代，追求审美感官的速度与刺激成为趋势，诗歌注将没落。”杨教授从当下环境的反面因素指出了诗歌衰落的原因，笔者在这里想反其意用之，探讨一下新时代语境对诗歌发展的有利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诗歌生存的社会语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而矛盾的时代中有着诸如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生存与道德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等，人们所焦虑的是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的无根感。信仰多元侧面导致信仰缺失，灵魂的漂泊使人们内心出现了矛盾郁闷颓废无聊彷徨的情绪，这一点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具有普遍性。历史仿佛回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浪漫激情后滋生的是面对理想和价值失落的苦闷与迷茫。与现代物质日渐丰厚构成反讽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可以说，整个社会在渴望着一种灵魂的栖居地，人们需要生命性情的滋润，需要心灵的休憩与安慰。
而诗歌作为一种极具感情的文学形式，集中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充满了对真善美的向往，对人生的吟唱，对生命的珍重，对崇高精神和道义的担当，对心灵故乡的永恒守望，其中现代诗歌更是有着现代人生存的丰富情感和经验，等等。这些都可以抚慰当下人的心灵，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和阅读期待。
试以海子的诗歌为例，考察海子的生平及其诗歌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命题——对灵魂栖居地的追寻与确认。“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村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他的抒情短诗吟唱着大地、河流、村庄、麦地……那是“永恒的人类生村和生命之庞大根快”，是一种“文化乡愁”，长于农村的海子对乡村有着独特的生命体验，他深情地吟诵着自己的诗歌理想，追寻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诗歌是熔铸真性情的生命之诗，海子对生命的爱与信仰都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滋润和感动，这也许是近年来海子诗歌受到重视和喜爱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在转型期复杂文化语境下，诗歌也存在着发展的有利环境。贴近心灵，抒写有真性情的生命之诗，是诗歌的本质要求，也是汉语诗歌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上主要从现代传媒和转型期文化的角度浅谈了当下汉语诗歌的发展，汉语诗歌的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当下的状况还有许多复杂性和艰巨性，有待笔者学识能力的提高，或许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汉语诗歌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在20世纪的百年探索中又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汉语诗歌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资料：
1.《写作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陈超，《海子论》，《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第5篇：新诗歌范文
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不能免俗，读书有时是跟着网络走的。“脑瘫女诗人”余秀华在网上火了起来，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为标志的一系列作品在网上疯传。最近就怀着好奇跟风读了余秀华的诗。因为对她的诗阅读中有了一些感想，所以也浏览了一些对于余秀华作品的评论。有人认为余秀华的诗具有语言的力量与感情的深度，簇拥者将之称为中国的狄金思。而诗刊的编辑更是把余秀华誉为一个在大家闺秀中的“杀人犯”。“大家闺秀”这样的定位，令我有些困惑――我并不认为当下中国存在能被称之为大家闺秀的诗人，余秀华更不是特例。在读这些诗的日子里，我始终无法捉摸到美，或是超脱，反而有一种梗堵感。这让我难受，其情状就像是被余秀华穿过了大半个中国来睡了一样。
对于一个双脚一直没有离开过泥土的农村妇女来说，余秀华无疑算是一个努力从口水里挣脱，迈向用高雅语言来表述自己的另类。但她可能走得并不远。你很容易能从她的诗歌表达中发现一些不必要的掺杂物，断子绝孙，月经，畜生，，睡你等等词语，轻易入诗。一些词的运用，足以让我们耳热心跳，羞愧难当。如果提醒自己是一个正襟危坐的诗歌读者，带着“美好”“品味”这一类愿望，来进入余秀华的诗歌世界，最终会落得垂头丧气，失败离开。当然，我们可以更宽容一些，把余秀华使用粗俗语言的习惯，视为乡村文化的质朴。民间语言难免粗鲁，不加清洗和雕饰，直接入诗，用得适量和恰当，算是展示真切野性和原始美吧。对于不习惯这种语感粗鲁的读者，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掉她诗句里的这类语言。这样也许可以更清楚透析余秀华诗歌的本意。可是，当这些词句去掉之后，余秀华的诗就不能从语言形式上被称为诗。就拿《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来说，仅仅标题，换掉一个粗俗的“睡”字，想当然地换成“见”、“约会”等词，诗歌的基本韵味竟然荡然无存。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可以看出，余秀华粗鲁语词的掺杂运用，其实恰恰是去质朴化的。她其实是在大量运用“粗鲁”来刻意对常态语言进行再次修饰。从阅读中你不难看出，余秀华的诗题材内容来源于乡村生活，来源于她有限认知范围内的东西，她在诗中描绘的对象就像小学生看图说话那样直白，只是余秀华娴熟地运用乡俗俚语进行掩饰，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效果。余秀华也热衷于把她的粗鲁文字强行塞进读者脑中，语言里奔腾出排山倒海式的自我放纵。如果她写作的心情契合了你的阅读心情，她意欲传达的爱和憎恨，使你同情，那么，她的诗歌使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形成一种自我安慰的力量。而且这份力量不是文弱的。我的意思是，在这种阅读中，我们被语言的鼓噪力量蒙蔽，能做到仅仅局限于理解作者的思考，同情作者的好恶，而不是更冷静地独自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余秀华的文字，可以直接把我们“杀死”。
那么，“杀死”一定是贬义吗？至少，我没有这么认为。坦诚地说，“杀死”也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我们可以把这种力量，提升到诗歌写作的一种“形式革命”高度。不破不立，余秀华算是“破”的佼佼者。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却也是一个“诗歌读者”小国。人们标榜读古诗，基本上靠口传“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几个烂熟的诗句;人们标榜读新诗，无非是脱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么几句，绝大多数人没有用心读过一首完整的诗。中国人似乎是，学生为了考试才读诗，成人想写诗才读诗，所以读诗往往是有用途的;而一旦有“用途”，就有“前人的习惯”、“他人的方法”。所以，中国诗歌赏析类的文章铺天盖地，一首本来可以“百读百义”的诗，很容易被读得“千首一律”。写诗也是这样，中国博大的诗人群体，每年般流出的巨多作品，却无法有一首，哪怕是一个句子，能传颂并让我们记住。而一个被称为脑瘫的农村妇女，却风卷残云般地出现在诗坛上，死水诗坛因为她，剧烈激荡。这股风云通过网络，甚至卷到了无数普通读者甚至无数本来不读诗歌的网民大众中间。至少，有数万人，一夜间记住了她的句子，记住了她的情感放纵，记住了她令人惊悚般的“表达革命”――假设我们的诗歌数年来陷入在僵化的巴士底狱，是余秀华振臂一呼，用“睡”的刀，杀死了守监人，把我们放了出来。虽然我们还冲在一片可能是荒蛮的地带，但我们毕竟在“狱”外了。余秀华是不是给了我们诗歌一个间接的“新生”呢！
余秀华还勾起了我对幼时读海明威诗集的记忆。海明威的诗与他的小说不能相比。硬汉海明威试图把自己的豪放洒脱放在诗中，可我读到的并不是酣畅淋漓，却如触摸一系列语言的肿块，疙里疙瘩。说到底，这么伟大的作家，还是不能通过言简意赅的句子，来表达属于诗歌可以表达的人性的曲折和情感的纤细。我之所以说我们都是“杀人犯”，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中，都隐藏着一成不变的写作惯性和阅读愚昧。余秀华的走红，凸显出了这个问题，而看来，我们却没有欣然地接受。我们试图抹杀她，因为她不够唯美和精炼。我们甚至乐意鄙薄她的草根身份和乡野作风。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跟着她，先把自己从世俗的阅读习性之狱中解放出来，获得一次“破”的机会呢？作为一名读者，要做的不仅仅是阅读，而作为一名诗人的职责，更不能一味用作品去迎合和揣摩读者。用雪莱的话说就是：“像一位诗人，隐身/在思想的明辉之中/吟咏着即兴的诗韵，得到普天下的同情/都被未曾得意过的希望和忧虑唤醒。”
这样一个“杀人犯”的出世，没有理由不令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对于一个诗人，能够唤醒我们的认知，她就是成功的。余秀华可以杀死我们的认知，也可以杀死我们的腐朽。这样一个“杀人犯”，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新生。否则，作为读者的我们，故步自封，批判不到点子上，此等所作所为，甚至没有做读者的资格，只剩下一味使隐忍和罪恶充斥在我们心中的可耻能耐。作为一名热爱诗歌艺术的虔诚读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石油浸泡过抛弃到大海中的海鸟，拥有翅膀却无力飞翔，在海洋中漂泊却不被包容。还是狄金思的有一首诗令我印象深刻：“有人说，有一个字/一经说出，也就/死去。/我却说，它的生命/从那一天/才开始。”如果余秀华可以被誉为中国的狄金思，我更希望她是那个让我们找到答案的人，让我们重生的，而不是那个只引导我们“杀死”自己的人。我知道希望渺茫，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用黑色的眼睛寻找自己，而光明，可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第6篇：新诗歌范文
一、学生远离当代诗歌的原因
1.当代诗歌在教材、考试中面临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以苏教版教材为例,三年初中所选的当代诗歌作品仅18首,平均一年仅学6首,可想而知,这微不足道的数量,如何激发学生喜爱当代诗歌,又如何从当代诗歌中汲取语言的精妙,感悟到诗人的人格魅力。在随机选取的08年中考试卷上,40份中考试卷仅有3份中考试卷涉及了当代诗歌的鉴赏。而在中考试卷份量最重的作文一项,40份中考试卷中居然有34份试卷不允许写作诗歌,占全部试卷的83%。这样,当代诗歌的教学在现实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当代诗歌在教材、考试中所处地位决定了它在语文教学中必然处于边缘化地位。学生接触不到优秀的当代诗歌作品,平时教师也很少传授写作当代诗歌的技巧,学生远离当代诗歌也就不足为奇。
2.许多语文教师缺乏当代诗歌的鉴赏水平,更不用说去创作当代诗歌。许多语文教师对当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主要作家、作品、流派知之甚少,对当代诗歌的发展趋势漠不关心,对其他国家的著名诗人作品更是无从谈起,许多老师只能从指导学生朗读,挖掘主题去指导学生,例如最正统的朦胧诗人顾城,他的诗善于通过扑朔迷离的意象创造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探求,在许多奇特的想象和丰富的联想中蕴藏深刻的思想主题。他的经典作品《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代人》、《远和近》等,如果教师不能把握诗人的创作个性,艺术气质以及天赋才华等,不知道诗人眷念不忘的浓郁的理想主义,和一片宁静的内心天地,如何去引导学生去咀嚼诗人丰富的、深刻的语言,去领悟诗人那张扬的个性的内心世界。教师对当代诗歌缺乏兴趣,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学生对当代诗歌的兴趣。
3.学生的功利性学习导致对当代诗歌的兴趣异常淡薄。日益沉重的应试压力迫使学生只能功利性学习,没有时间去阅读那触及灵魂的诗歌。并且大众传媒庸俗的语言、喧嚣的场面,不断刺激学生的感官。网络游戏,视频聊天让学生找到了容易发泄自己情感的平台,这时候能把学生拉回到平静的书桌已经很不容易。还要他们去阅读那些充满扑朔迷离的意象,隐秘的诗人情感的当代诗歌,实在是勉为其难。
4.有些当代诗歌的主题晦涩难懂,诗的跳跃性很大,诗句与诗句、意象与意象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地带。造成学生难以理解,只好远离诗歌。例如舒婷的《致橡树》诗句: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诗人连续用了二个“如果”、二个“决不”二个“也不止”的句式,组合成了一个意象群,但结尾的两个意象:甚至日光/甚至春雨。其句子的整饬突然中断,给理解带来一定的困难。学生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这种思维的跳跃,就会渐渐失去对当代诗歌的兴趣,从而远离当代诗歌。
二、加强当代诗歌教学的策略
种种因素导致学生对当代诗歌缺乏深刻理解,使学生对当代诗歌缺乏兴趣,如何让学生接触当代诗歌、喜爱当代诗歌呢?从而让当代诗歌走进学生的心灵。我认为从三方面入手:
1.教材编写者从小学、初中、高中不同时段的学生特点出发,编写适合学生阅读的当代诗歌。可先选择部分通俗易懂,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推荐给学生,比如汪国真的《热爱生命》、《感谢》,艾青的《礁石》,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一首》,席慕蓉的《乡愁》等等。首先让学生喜爱当代诗歌,能真正从当代诗歌中体会到纯洁的友谊,追求美好的生活,深沉的哲理。更要在课外读物中加大当代诗歌的比例。考试中适当放宽要求,允许学生去写作当代诗歌。并且让学生得到合适的分数。
2.语文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带领学生去体会当代诗歌的妙处。例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老师在教授时,首先从形式入手,让学生通过朗读,体会全诗四行一节,每一节的诗行排列两两错落有致。每节押韵,逐节换韵。叠词的使用,更增强诗的节奏感。无疑给人一种“建筑的美”。这就是当代诗歌的外观的美、形式的美。教师更关键之处是在让学生明确徐志摩是一个有独立个性的人,他崇拜大自然,他与康桥似乎有本能的感应和认同。在康桥的柔波中,“甘心做一棵小草”。康桥又是徐志摩的精神归宿所在,《再别康桥》这首诗已经成为一个对于精神归宿的文化符号,我们每个人都会从这首诗中感受到面对精神归宿时的心灵的平静。这样,学生才真正走进徐志摩的心中,感受到当代诗歌的魅力。教师课后再拓展阅读,让学生去阅读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一首》、《沪杭车中》、《雪花的快乐》。学生对当代诗歌的兴趣就会浓厚,就会自然走近当代诗歌。
3.语文教师还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让学生去感受当代诗歌。课外阅读中可以指导学生抄写自己喜爱的当代诗歌,向其他同学推荐当代诗歌作品。组织文学社,先让部分喜爱当代诗歌的学生集中起来,创造一个好的氛围,由点到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到欣赏、写作当代诗歌的队伍中来。文学社也可以邀请当代诗人开设讲座,向学生传授写作技巧,学写当代诗歌。共同来探讨当代诗歌的写作问题,真正让学生得到写作诗歌的快乐。
第7篇：新诗歌范文
尊敬的客户：
您好!河南双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05年成立，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信赖与支持!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河南双仪店全体员工向您-----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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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客户的新年感谢信
尊敬的客户：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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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新诗歌范文
2000年以来，“下半身写作”被大众流行刊物所追捧并依靠网络深入人心。诗歌网站和诗歌论坛的批量出现成为诗坛一大现象，“网络诗人”不可胜数，从此诗歌成为打闹式的调侃。2008年，一场群众性的诗歌热潮——“5.12”诗歌——似乎给新诗挽回了一些脸面，但之后新诗还是继续着地位整体下滑的趋势。
在诗歌读者日减的情况下，诗人在现代社会的“业余”身份成为通例。谁若自称“诗人”往往遭人嘲弄。新诗生成的土壤、新诗自身的建设、新诗与大众的疏离、新诗教育等问题都让我们不得不为新诗的前景而担忧。
当代新诗所处的外部环境
为什么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许多当代诗人没能与时俱进，作品平庸而乏味？是什么影响了新诗的“境界”和“品质”？我们先来分析外因——新诗所处的外部环境。
市场经济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至今，市场经济逐步转型和确立，商品经济大潮迅速冲击社会各个层面，社会越来越浮躁，大众的欣赏趣味越来越低俗，文学也越来越市场化，追求高尚、独立精神的诗人越来越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说：“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散文化’现实，加速了诗歌‘边缘化’的进程。”80年代以“时代代言人”形象自居的诗人滑向边缘，在自我价值定位上普遍陷入落寞、焦灼的境地。
大众文化的冲击。80年代中期，一体化的文化结构走向分化，形成了官方文化、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三个文化圈。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成为时代文化的主流，严肃的新诗创作则日益边缘化甚至遭到恶搞，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界限的消解抹平了经典与非经典、高雅与通俗的区别，80年代相对严格的批评标准已然失效。人人都是“诗人”，人人都可写诗，新诗的低门槛“成就”了大量垃圾诗歌。
后现代的消解。后现代主义的出场显然为大众文化的狂欢奠定了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反抗与消解，欢呼通俗文化的多面性、迷幻性与无序性。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论”虽然强化了存在形式的无意义性，但没有再造新精神的能力，无法完成“破”与“立”的统一，在“怯魅”之后无法焕发独特的魅力。
批评界的干扰。新诗批评有两个突出的误区。首先，诗人评诗。不少新诗评论者是尚未具备完整文学训练的诗人兼诗评家，过多偏向于印象式的批评，往往缺乏客观严谨的态度。其次，评论家乐于给新诗归类、划派和定性却忽视了诗意。当他们说郭沫若是浪漫主义、艾青是现实主义、戴望舒是现代主义时，事实上忽略了个体的丰富性与作品的内涵。对新诗不甚恰当的评判和期许，有可能对新诗创作和鉴赏产生干扰。
教育界的忽视。我们从小就背古诗，一般到初中才接触新诗，而教师的讲解又比较僵化，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和创作能力。教材编选也存在问题。在篇目数量过少的情况下还基本选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诗几乎不关注，严重忽视了当代新诗的传承和建设。
文质兼美的内在要求
实际上，经济繁荣并非绝对的诗歌之敌，盛唐诗歌何其泱泱！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给诗人更多深入表达的机会，也给诗人展示才情和抱负的广阔空间。教育的普及、多种新媒体的出现、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背景，都促使新诗创作走向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多元。但为何新诗缺乏读者缘？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内因——不能文质兼美。
“文质统一”这个观点是最先由孔子提出来的。《论语·雍也》里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刘勰则集中地提出了“文质论”的观点：“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文心雕龙·情采》）这里的“质”指的是文章的内容，“文”则指文章的形式。刘勰认为，文质并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为何诗歌“散文化”给了诗歌最大的自由度，但时下诗歌却繁而不荣，走向冷落呢？翻阅近些年的诗作，形式方面混乱之极：诗行无序、诗句无序、节奏无序、韵律无序，既不讲求诗歌的形象性，也不讲求诗歌的可读性，有些诗看后不知所云。
回溯历史，我们看到，古诗词的苛严规定固然增加了创作难度，从表面上看可能不利于自由表达丰富的情感，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以格律精严著称的中国古诗词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换句话说，数千年的中国诗歌从来没有在无韵或韵律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繁荣过。
再回到现代，我们看到新月派对形美的追求可谓突出，他们提出了著名的“三美”，即音乐美、建筑美、图画美。闻一多《诗的格律》指出：“偶然在言语里以现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了。诗的所以能激发感情，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徐志摩、艾青等诗人写的诗歌在形式上都是很美的，他们的诗作经久不衰。
作为精通西方美学的专家，朱光潜在进行音节理论分析时认为，诗歌音律和谐具有巨大的情感表现能量，“音节”问题绝不仅是个“形式化”的问题，更是个“功能化”的问题。
尽管新诗的格律不可能与古典诗词完全相同，但是一首好的新诗有符合自身内容的形式却是必定的。如果诗歌纯粹是大白话，这样的东西还是诗吗？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应有一定的界限，新诗韵律不可以丢，新诗格律的建立更要进行长期的探索。
除了格律问题，从内核上来说，更深刻的危机恐怕在于诗人本身，在于诗人的品质、修养、眼光、技艺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在于诗人对生命生活体验的懒惰、想象力的匮乏和表达能力的欠缺。文学是人学，而人无论如何是扎根在生活中的，诗的美妙和力量在于语言对现实的洞察和穿透，诗歌尊严的建立源自诗人心灵品质的提升。
可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歌经常是无生活、无意义的，文字变成一连串苍白的叙述，或是一大堆细节、形象和软绵绵情感的简单堆砌，缺乏可咀嚼的新意味。诗人牛汉指出，当代新诗“太浮躁”，“没有灵魂，没有生命力”。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刊物中充斥着“美丽”“理想”“希望”“孤独”之类的字眼，可它们就是打动不了人。如《窗》诗社社长丘勒《美丽的姑娘》是这样写的：“美丽的姑娘/你是一粒种子/在我希望的田野里酝酿/美丽的姑娘/你是一棵橡树/在我必经的小路旁生长/美丽的姑娘/你是一朵鲜花/在我眼瞳的花瓶里绽放……”这首诗虽用了9个“美丽”，又打了9个比喻，读之却索然无味。赵丽华的《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是这样一首“诗”：“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这首“诗”的题材与“行诗”风格可以说是“废话诗”的典型代表。
立言的时代责任
古人说立言也是使人生得以不朽的方式。立言，便是留下万古流芳的文字。刘勰的“正末归本”企图挽救齐、梁颓废的文风，从立言高度对文章写作提出了新要求。诗歌作为人类最美好的精神之花，理应承担起时代责任，成一家之言，不人云亦云，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写自己生命里的东西，写在这个时代脉搏上跳动的题材，注重形美的要求，用心于诗意的营造。
新诗应该吸收古诗词的营养。古诗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从古诗词韵律中学习节奏感，学习那饮誉于世的建筑美。汉字本身就有一种独有的形体美，从汉字的铺排上可以看出一种宏大的气势来。“以旧促新”与“新旧并重”也未尝不是一条探索诗歌出路的途径，笔者以为，写新诗的人也应该写写格律诗，培养诗歌的韵律感。
如何决定一首诗的节奏与韵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现在来说还无法严格的规范。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现在来说，完全的规范做不到，但是一个大致的规范却可以追求。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把诗歌理解为随意将文字排列成行，是“不断敲回车键”的文体。
新诗要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中国新诗自问世以来，虽然经历了兴衰与变革，但却始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谱写了新的辉煌。相信大家对新诗的领军人物耳熟能详，比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汪静之、戴望舒、臧克家这些大家。我们可以翻翻他们的诗集，哪一首没有自己鲜明的韵律呢？
新诗还应借鉴外国诗创作的有益经验。著名诗人艾略特曾说：“每种语言的诗歌如果不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便会衰竭灭亡。”戴望舒深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歌的影响，郑敏某些诗作的风格则带有几分里尔克静态式哲思的意味。新诗将近一百年来取道西方，效法欧美，与西方诗歌有密切联系，用谢冕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新诗的“母亲”是外国诗，“父亲”则是古典诗歌。对待西方诗歌，新诗创作者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在吸收外国诗创作有益经验的同时构建自己的民族特色，诗歌的语言风格可以多样化地发展与丰富。简练也行，平淡也好，繁复也罢，不必苛求一致，不论呈现出怎样的语言风格，能给读者审美的愉悦便好。而不留痕迹、炉火纯青的锤炼功夫，则应成为创作者不断追求的目标。
今天，中国新诗的发展已经步入了多元化和个人化时期，选取怎样的题材完全出于创作者的自由。虽然如此，创作者创作时还是应该首先明确自己的意图，应该有自己清晰的出发点，哪怕只是一种审美主张。
第9篇：新诗歌范文
关键词：新诗教学 教学评价 反观
新诗是指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这里的新诗是指中国古代诗词曲以外的诗，不只是中国现代新诗和当代新诗，还包括外国诗。由于散文诗的界定未确定，所以暂不考虑散文诗。新诗教学在大多数语文教师的教学计划中是被忽视的，甚至到了九年级的教学计划中，教材中的新诗往往是学生自学的篇目。大多数老师的想法是，诗歌教学难，新诗教学更难，而且在期中期末考试和中考中，基本很少考甚至不考新诗的阅读和鉴赏。笔者于是思考着能从新诗教学评价角度反观我们的新诗教学现状，以期能找到教学评价和课堂教学的交接点，以更清晰地认识新诗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
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有时在教学设计遇到瓶颈时，一线教师不经意会联系考试中的内容再进行教学内容选择，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文本本身的魅力。新诗的教学评价无形中影响着我们对新诗教学内容的选择。笔者从近两年各地的试卷中发现了以下四类对于新诗的考试题：
第一类是自由鉴赏题。题为从文学欣赏的一两个角度谈谈自己的欣赏感受，其实就是对新诗的鉴赏。那么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一道初看无法入手的题，如果平时的教学中没涉及特地的训练，学生更多的会谈感受。这类型的题目我想最大的困惑是，考查的内容笼统，容易陷入泛泛而谈，而有失偏颇。
第二类是内容理解类。比如考课内的《天上的街市》，其中设置了三题：第一题分别是诗歌的朗读节奏和重音，是比较客观的一题。第二题是对词语的赏析，定和定然说明了什么？第三题是对牛郎织女故事改写的作用的赏析。后两题是取自课后练习。这个题目出题的方向更多地关注学生是否紧跟老师教学步伐完成了课堂的练习，真正在读诗时，又有多少人会去分析定和定然的连用说明了什么？
第三类是情感体验题。比如湖北恩施卷选的这首《春芽》，诗的选择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第一题简要概括诗歌的情景和蕴含的情感。这是考查对诗歌内容和情感的把握。第二题是对诗歌想象、修辞的赏析。相较于前两例的新诗考查，这道题的诗和题都显得清新些，也更符合我们在读诗时的关注点，考生在答题时相对来说也有方向可得，考查的点也较能给我们教学新诗时候对教学内容选择的一点启发。
第四类是我们常见的续写诗句类。这类题型的考查往往比较综合，它指向诗歌的形式、内容和情感，但是从考查成效来看，也并没那么全面或者综合地考查出学生对新诗的阅读能力。
且不论这些新诗为内容的考题本身是否能达到新诗教学评价的成效，题目本身还需要再商榷，有不合理之处，但是给我们的启示还是比较明显的。新诗在2010年开始出现在中考命题中，一改以往新诗被冷落的境况。再细看其考查的内容多重情感的体验、表达方式的分析、内容的理解等方面。从评价角度看大环境对于新诗的观念还是需要改变的。看到一首诗，教师的反应是怎样传达给学生相关的思想意义，读诗的方法多是对修辞方法等表达方式的分析，思维往往是分析多过体验。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依照考试的要求为学生分析诗、肢解诗歌，诗歌就失去了美感。长此以往，学生也开始分析诗，肢解诗，而不是单纯的读诗。笔者曾经做过问卷调查，学生最喜欢的文学类型，其中排在末尾的是诗歌，理由是诗歌难懂，而且老师都不怎么教。单一的教学评价是教学现状的反映，就如王家新所阐述的诗歌教学现状，新诗同样面临：缺失文本本位，重思想意义；对诗歌的观念认识陈旧；对诗歌文本缺乏普遍的解读能力。教师本身解读新诗的能力贫乏，最后只能参考教参或者网上的一些解读，很多时候就是对诗歌的粗暴解读，或者生硬解读。关于离别的就满是愁绪，关于春天的就是生命力的赞颂，呈现传统对于诗歌的解读，解读的方法和理论完全被忽略了。在这样的现状下进行新诗教学，许多的孩子很难真正喜欢诗，自我的读诗感受和经典的解读总是差很多。
我想作为教师，要改变现状其实就要从我们自身做起。教师首先要从自身角度开始做，去读诗，再去懂诗，才能恰当选择新诗的教学内容，更新我们自身对于新诗的解读能力。虽然我们是在教学评价的角度反向思考教学现状，但我们的出发点却不仅仅是为了应试，我们真正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喜欢诗歌，基本读懂诗歌。有了教学目标的定位、自身读诗习惯和能力的改变，教师在新诗教学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的选择将会有所改善。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版修订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