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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间舞蹈是人体动态文化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简说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
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
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四、多元、多样、复杂性:90年代民间舞蹈的发展态势
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促进了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90年代这一发展呈多元、多样、复杂的发展态势,即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时空的多样性,民舞群体观念的复杂性,以便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1.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于七八月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时节,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当地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这在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作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神同乐、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民间舞蹈的内涵和功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俗称“吃鼓脏”)是其最为隆重的神圣节日,它是一个由血缘家族、宗教为核心的“江略”(类似军事联盟的氏族组织)举行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每隔12年举行一次,届时众人要跳《踩鼓舞》,踩鼓时要身背祖先“央公央婆”跳舞。央公央婆的象征物是用杉木雕刻成的男女半身像。在踩鼓时象征交媾的表演中,要绕寨一周,表示祖先看望子孙繁衍,人人都是央公的孙子。〔3〕80年代以后,苗区的生产单位“家庭化”,加速了家庭经济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再一次呼唤人们的劳动互助,这种互助自然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发生。由此给人们提出了恢复“江略”团结的需求,通过鼓社祭,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同跳《踩鼓舞》,共饮“江略”酒,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血缘的圈子里,使人们获得“江略”认同感的满足。从苗族鼓社祭的活动中,我们看到这里既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痕迹,又有加强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增强认同感的心理需求,还有击鼓而舞的愉悦。多元多层文化内涵和功能的特点在当代民间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舞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民间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空间呈现出多样、交叉的立体式形态。绝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仍然在原产地传承发展,它们较多地保留着民舞的原生形态,或原生和变异并存的状态,只要这个地区和民族继续保留着适合于民间舞蹈生存的民俗活动空间,民间舞蹈将与人民永存。作为某一特定民间舞蹈形态和风格的传衍,往往伴随着一个时代的需要或结束而延续或消失。旅游文化、商贸集会或各种文化节,扩大了民间舞蹈传播的空间,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舞蹈,增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当其反馈回群众后起到升华提高的作用。当然,这种改编应该十分慎重,不负责任瞎改乱编只能糟蹋民间舞蹈的精华,尤其给青年人造成误导,成为披着民间舞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3.舞群观念的复杂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民舞的载体——舞群的思想观念,即其、价值观念、婚姻观念、生死观念、审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观念受到社会主体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舞群的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对其思想观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一切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原生形态的祭祀舞蹈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念,其中以祖先崇拜尤甚,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制或早期封建社会,祖先崇拜是压倒一切崇拜的宗教活动”〔4〕人们以为只有隆重的祭祀,才能获得祖灵的庇护,避免灾难,因为祖灵是直接掌握人们命运的。祖先崇拜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通过传统的祭祀年节和民间舞蹈,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土家族《跳摆手》祭“八部大王”,瑶族、畲族《跳盘王》祭始祖盘王,苗族“吃牯脏”跳《木鼓舞》、《芦笙舞》祭祖神等,均系祭祖仪式和舞蹈。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把民间舞蹈视作民族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民间舞向族民传授民族历史知识,使子孙后代永不忘本。如今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使自己的生活幸福、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寻根念祖、祈求祖神保佑的思想并未消除,通过参加祭祖民俗活动,同胞共跳摆手舞、芦笙舞,与祖神进行勾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寄托的观念依然在一部分人心中延续。当然,中国民众也在努力使民间信仰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文化模式转型中的几个问题[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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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①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4〕蔡家麒.论原始宗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关键词:新媒体;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文化自觉;文化传播舆论导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18-04
一、引言
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丰富程度彰显一个地方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否,安徽是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强省,特别的地域文化造就安徽特有的文化气质,安徽最早的文化历史痕迹可从两百万年前的繁昌县人字洞的人类活动遗址说起,安徽依据独特的地形与环境,在漫长地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三大文化板块:涡淮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新安文化),以合肥为中心的新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逐渐成为安徽省第四文化圈,安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安徽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化素养,成为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作为安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皖风徽韵最为世人称道,人们总以博大精深赋予安徽民间文化最高端的称谓,但我们看到安徽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与当前安徽发展十分有限的民间文化产业规模、民间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不足、民间文化精品化与成果推广难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局面,除安徽民间文化存在地域分散、文化系统之间管理松弛、民间文化市场难以开拓、安徽民间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等原因造成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在安徽其他地域乃至全国推广受到严重的限制,新媒体在推介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舆论引导途径上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二、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自觉
地域文化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长期的风俗习成,它是集地域特色文化之大成。梁启超曾论:“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1]梁启超向我们展示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深度影响。安徽民间文化潜伏在安徽四大丰富的文化板块或文化圈中,“文化自觉”作为安徽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深深的根扎安徽地域的“文人墨士”之中,安徽人的“文化自觉”带来安徽民间文化的繁荣,我们能从多个方面看到安徽人的“文化自觉”给安徽民间文化带来发展的契机,实现安徽民间文化的内涵提升,有效整合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增添安徽民间文化的学术价值。
安徽民间文化中之戏曲文化对中国戏曲文化影响至深至远,在王世华先生所撰写的《徽商与戏剧的发展》[2]一文中指出:“徽戏”进京导致国剧――“京剧”的产生。罗可曼先生在其所撰写的《从明清徽商、家乐班的活动探徽剧文化的张力》[3]中指出,徽剧作为安徽地方戏明以前只是活动在安徽地方规模的民间小戏,后来在社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徽剧取百家之长,海纳百川之胸怀,兼收并蓄,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国家大剧。徽剧是京剧的前身,京剧在骨子里找到徽州文化的精髓,徽州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凸显安徽地域文化的张力,徽剧作为安徽民间戏曲文化的代表其戏曲价值与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安徽民间戏曲之黄梅戏,作为中国目前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安徽的地域名片,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黄梅戏以其独特的音韵、表演艺术、服装舞美等曾征服了戏曲史上最庞大的海外观众群,观众的存在是建立在他们对某种文化存在文化的共识,法国史学家兼文艺理论家丹诺在他的著作《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的特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和时代创造一种永恒的美,“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4]黄梅戏的产生和发展与其赖以生存的皖江历史文化的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特征分不开的。安徽的其他戏曲文化,青阳腔、岳西高腔、泗州戏,花鼓戏等,每一种戏曲无不是本地人们社会生活、语言特征和思想意识的表达和建构,反映了当地普遍的文化心理,关注安徽民间戏曲文化,从发生学的角度,必须对他们生存的共同的人文环境进行了解,找寻他们的血脉联系,充分发挥皖人对皖戏曲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文化自觉”作为精神内核,加强安徽戏曲文化内涵式培育,实现安徽戏曲文化的整合,促进安徽戏曲文化的发展。戏曲中只有在不断地找寻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最佳结合点,才有可能找寻到其生存发展的空间。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蕴藏着中原文化的哲学基因,“老庄文化”中所体现的道家思想对中国辩证法哲学的发展起到代表性的引领作用,道家思想的独树一帜与本土性,使其在中国哲学发展乃至世界哲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体现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同时安徽民俗文化也是华夏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积淀之一,“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概括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和范式”[5],反映了他们朴素的道德行为和原始情感。安徽许多民俗于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延续至今,展现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重要的节日安徽民间保持着祖先流传下来的习惯做法:大年三十接祖宗、除夕吃团圆饭,贴春联、守岁,春节走亲戚拜年,元宵节送祖宗、清明节祭祖、端午节插艾叶、中秋节吃月饼等,展现安徽节日风俗文化的辉煌事象。安徽饮食风俗文化也独具风情:安徽民间对“豆腐”情有独钟,安徽乡间“豆腐作坊”几乎家家俱设,过年做豆腐几乎是安徽民间乡村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各种形式以豆腐为主菜食的豆腐菜肴是安徽春节迎接客人饭桌上的主要美食,长期的生活习惯,让豆腐菜肴成为安徽食谱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豆腐不成席”。最具代表性的豆腐文化当属“淮南豆腐文化”,这个可从学术上找到考据,宋学大师朱熹在其《豆腐》一诗中指出,豆腐应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日本驰名商标“唐传豆腐淮南唐制”,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等等这些考据佐证了安徽淮南的豆腐文化。安徽婚嫁风俗中的“哭嫁”文化,表达对父母的感恩和依恋之情,安徽丧葬风俗中“送终、报丧、入殓、请七、出丧、安葬”是安徽丧葬礼俗必须对送别逝者要举行的葬礼环节,体现了安徽人对死的重视,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徽州曾流行一句话“要生生在苏州、要死死在徽州”,由此可见,安徽在对逝者的礼数与其它地方的确不同。表达对死者的尊重,深刻体现了“死者为大”的民俗理念。安徽民俗文化作为安徽最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文化,深深融合在安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待传统民俗文化安徽民俗学家要用“时代”的眼光和“文化自觉”的意识对其进行资源整合,取其对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益的部分,去其具有封建迷信的部分,同时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文明理念等对其进行改良创新,安徽民俗文化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定能焕发新春。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尤以“桐城歌”为胜,桐城歌是最具有桐城地域特色的文化之一,其语言表达与艺术风格独树一帜,这和他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土壤是分不开的,桐城自古就有“文都”之称,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发祥地,历代英杰名士群星璀璨,素有“文化之乡”的美称,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优美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桐城歌”这个民间文学的奇葩,桐城歌在明中叶自“两淮以至江南”,民间歌谣盛行,民间歌谣为两淮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共有”格局,它使属于音乐范畴的黄梅调找到了文学的依附,对黄梅戏的剧种产生具有基因孕育作用,它涉及的领域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它是我省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珍贵的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尺巷”以民间故事形式流传的安徽民间文学,其文化内涵中折射出的“和合”思想反映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社会的历史文化道德传统,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都有深刻影响。“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辞》并称“乐府诗双璧”,是中国汉乐府民歌中最长的叙事诗,它以赞颂诗中主人翁兰芝和焦仲卿坚贞不渝的爱情而千百年来为文人墨客所称道,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风俗价值和史料价值,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光辉诗篇,在安徽民间对不讲道理的婆婆至今仍有称之谓“焦母”的说法,可见这一民间文学的影响至深,在安徽怀宁还建有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安徽民间文学折射出皖人在文学造诣上的深厚功底,“文化自觉”精神深深渗透在安徽民间文学古今的宏篇创制之中,实现安徽民间文学的资源整合对传承安徽民间文化,展现安徽民间文学的优秀成果,树立皖人的文化自信,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安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徽民间文化之民间美术的艺术底蕴和文化内涵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笔,“徽州三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徽州三雕包含徽派风格的“木雕、石雕、砖雕”三种民间雕刻工艺,它是在繁华的“徽州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徽学”和“敦煌学、藏学”并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学派,“以质趋文”的徽州文化造就了黄宾虹、查士标、石涛、黄士陵等中国美术史上罕见的书画家群体,他们是中国美术史上公认的大家,这些奠定了“徽州三雕”的美学艺术水准。徽州三雕的雕刻主题文化意蕴“忠、孝、节、义”“忍让、中庸”“崇王”“恩荣”“读书及第”、“观礼”中包含着对儒家文化的崇拜和儒家文化的教化,徽州是朱熹的故乡,朱熹是程朱理学的儒家思想代表,自然成为徽州儒生膜拜的对象,这为徽州三雕浓郁的儒家文化特征找到母体的根源.徽州三雕是以徽商能提供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徽商富可敌国的财力、敦实淳厚的徽文化、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高超绝伦的雕刻技巧,使徽派建筑具有鲜明的汉风唐韵,完整地设计规划,立体的空间感官,程式的寓意表达,完美的建筑装饰使我们感受到其它艺术所不能感受到的艺术感染力。徽州三雕是“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晚期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最后的传统,终点的辉煌。”[6]徽州篆刻、徽州版画与徽州三雕并称“徽州三绝”,安徽合肥的“火笔画”,安徽宿州的“灵璧钟馗画”“萧县农民画”,安徽滁州的“凤画”,安徽池州的“青阳农民画”安徽安庆的“望江挑花”以及安徽阜阳的“民间剪纸”这些淳朴的民间美术文化已融合在安徽民间百姓的生活中,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这些民间文化在当代皖人“文化自觉”的传承创新中呈现出新的美学常态。
安徽的文化资源必须坚持属于自己的、同时又具有全国、乃至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符号,才能不断地提高本省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安徽人必须以“文化自觉”的精神和状态传承和发展安徽优秀的文化资源,建立皖人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信”,树立皖人起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豪”,唤醒皖人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记忆”。安徽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提出安徽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转变,提出建立“文化强省”的重要目标,在文化建设中以安徽“经济圈”作为经济后盾、安徽“四大文化圈”作为文化基础,提升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内涵、实现安徽民间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加快安徽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提升安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新媒体下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的传播舆论导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历史上以皖人“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传承至今,“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在历史上曾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随着文化的多元发展和文化传播媒介的日益广泛,安徽民间文化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文化自觉”的传播方式明显的出现“弱化”的表现。时至今日,安徽许多民间文化濒临灭绝的边缘,除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文化发展制度上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致使传统文化出现传承断层的制度原因,缺乏文化宣传策略、文化传播途径、文化依附载体、文化内涵提升等都是安徽民间文化在现阶段出现“式微”表现的传播原因。
20世纪以来,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飞跃发展带来了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舆论生态的重整,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极大的充实了传统的传播体系,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讲话中曾多次强调“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要运用新技术新运用创新媒体传播形式,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7]新媒体作为新技术体系下新的传播形态,以覆盖率高、互动性强、推广方便等特征在现代传媒界保持飞速增长,这为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网络”“手机”的逐渐兴起,传播模式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形成两个“舆论场”,新媒体“互联网”“微信”“微博”“腾讯qq”等构成新的“舆论导向格局”,这让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处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呈现新的传播规则。
(一)发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内容生产力,大量的原创性、首发性报道来在于传统的媒体,据尼尔森评级数据一项名为《再现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说明:新媒体67%的新闻来自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传统媒体专业化的新闻传播理念和运营方式及专业素养在新闻报道的深度、广度、高度上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同时传统媒体长期的运营和发展,在受众群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形成了品牌效应,这也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因此传统媒体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政策宣传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特色专栏节目的制作上、从安徽民间文化的知识普及上等发挥其质量传播优势。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以新兴工具和传播工具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时代到来,新媒体的信息传播量、低成本的宣传营销手段、与消费者的自主互动、广告的创意空间、与用户的创意共享、对客户的个性化定位、潜在消费用户数据的简易获得,企业与新媒体新的利益分享方式的建构,有效应对危机公关等是其优势,新媒体通过多平台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建立起与对安徽民间文化的“群讨论”的良性互动模式,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唯美”广告宣传,尤其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用户消费群中的新媒体平台上如微信、微博、Facebook、博客等加大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能在更多的民众中推广安徽民间文化。
安徽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不同的优势领域发挥其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宣传传播价值,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共同为推广安徽民间文化的服务,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宣传。
(二)加强对新媒体传播媒介的正确舆论引导,传承安徽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对于安徽民间文化,我们应当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全面的观点来一分为二来分析评判,我们了解到安徽民间文化传承至今,其间安徽民间文化中的许多优秀的文化基因凝聚了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我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底蕴,再现了我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发展,表现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培养了特立独行的深受“徽文化”影响,具有“皖风徽韵”气质的安徽人,但我们同样看到安徽民间文化中还存在腐朽的,不合时宜的文化元素,它是封建文化的遗毒,是人本性中的劣根,需要我们以时代的眼光、创新的思维、敏锐的嗅觉、开拓的视野、破釜成舟的胆略对其加以剔除或改造,传承和发展符合时代文化需求的优秀的安徽民间文化。
以“传播信息量大和传播速度快”而著称的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舆论的导向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在传播过程中宣传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是能进入公众视野的主要的安徽民间文化内容,它不仅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认知层次,还能左右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态度,新媒体可以通过对安徽民间文化报道与不报道、报道的多与报道的少等手段和措施来主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关注程度和对安徽民间文化的媒介宣传力度,同时在对安徽民间文化在宣传的过程中注意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确舆论引导,让更多的民众在关注新媒体传播内容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接受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艺术熏陶,让新媒体对安徽民间文化中不合时宜的文化因素在传播的过程中以不报道和反面报道的方式引起公众的警惕和注意,从传播舆论导向上引导公众对安徽民间文化内容辩证的选择。
安徽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新媒体的舆论监管,在舆论导向要注重对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安徽民间优秀文化的大力宣传,对不合时宜的安徽民间文化,新媒体要在传播的过程中要降低其对公众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加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正面舆论引导。
(三)新媒体要有地方文化全球化传播理念,培养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
新媒体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理念的准确把握是新媒体自身获得深度发展和形成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新媒体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文化传播理念会影响文化受众群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价值的准确评价和新媒体在文化受众群中的受欢迎程度,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要以开阔的视野、奔放的胸怀、国际化的视角表达出对人性的尊重、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反映人类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传播具有普世的价值文化,体现对人类自由、平等精神的肯定”[8],绝不把自己的文化意识加于与他人的文化意识之上,崇尚自由多元,又要有强烈的时代感、现代感的文化,以包容的心态传播西方的文化的同时向世界推广本地区的文化,这是新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传播价值观。
新媒体要真实、准确地传播安徽民间文化,制作更多的高品质的安徽民间文化的大型文化专题节目,通过向外界不断的推介安徽民间文化,使更多的国内外人士能准确地真实地了解安徽民间文化,消除因空间距离和政治倾向等因素造成的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误解,让国内外人士在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有效交流和传播,同时让更多的安徽人通过新媒体了解到本地区民间文化艺术魅力,自觉地接收本地区文化知识的艺术教育,主动地承担宣传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使命,增强安徽人自觉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责任感,使安徽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得以彰显。走进安徽、安徽民俗文化节、安徽黄梅戏艺术节艺术展演等大型文化节目,在安徽民众中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媒体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能实现文化在全球范围类的自由传播,它俨然已成为构建当代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既体现本身的传播价值,又通过文化的传播体现其传播的社会价值,新媒体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理性的传播文化,灌输给受众优秀的民间文化的“心灵鸡汤”,陶冶民众的文化情怀,引领时代情势下文化传播的社会任务。
四、结语
安徽民间文化深受徽文化的影响,徽文化离不开徽人的文化自觉,徽商是传播徽文化的主要群体,徽商的文化自觉推动了徽州地区的文化繁荣,给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养分,打好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根基,奠定了安徽民间文化的文化底蕴,“一个群体的精神也反映一个群体的特征,是一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9]安徽民间文化哺育了安徽人,赋予安徽人独特的徽文化气质,形成独具特色的徽文化体系,促成整个华夏文化体系的结构养成,历史的成就代表的是过去的辉煌,今天我们皖人仍需担负起传承安徽民间文化的历史重责。
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传播工具,其广泛存在的传播形式:网络论坛(BBS)、博客(Blog)、播客(Podcasting)、掘客(Digg)、即时通信(如QQ、MSN)、社交网络(SNS)、微博(Twitter)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其他媒体所没有的传播渠道,实现了普通民众对文化信息的自主提供和文化共享,颠覆了传统文化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方式,更加体现了对受众文化选择权利的尊重,满足了受众文化自由的心理需求,对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传承安徽民间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有力于安徽民间文化在更广泛地域领域与传播领域的宣传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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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2013-08-19.
关键词: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审美倾向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画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⑥东坡集卷二凤翔八观.
[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关键词:中国画;色彩;传统绘画;颜料;文化;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206.3文献标识码:A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LI Jun
(College of Fine Art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综观东西方绘画的源头,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法国和西班牙先民创造的原始洞窟壁画艺术还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原始岩画看,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年代最早可以推至四至两万年之间① 。但从色彩使用的理念上一开始就已经凸显出东西方绘画的分野,以阿尔塔米拉洞窟《受伤的野牛》为例,先民们以有限的色彩(红、黄、褐、黑等)进行明暗晕染,使其作品具有体积感和气运感②。而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现存的大量原始岩画看出,东方的先民们也是用同样有限的色彩描绘大自然和他们的生活,但是使用色彩的理念和方法却大相径庭,他们将色彩在岩壁上或平涂或勾线,以符号化的方式塑造形体,以简洁、流畅的语言记录生活或表达美好理想。但是原始岩、壁画,受自然条件和审美理念所限,色彩的开掘和使用也仅仅是个端倪。
真正意义上的绘画自从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到今天的辉煌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色彩的产生和使用,以及它在绘画的每个阶段中所具有的特殊使命却不仅相同。相比较西方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不了解中国绘画哲学的人对中国绘画色彩的使用有“不科学”的嫌疑,孰不知中西绘画在最原始理念上造就存在根本的区别,所以色彩在绘画中的使命也就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先民在数千年的艺术长河中,在追求审美理想的同时已经完善了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色彩体系,有整套非常严谨的制色和用色方法,正因为有了这一严谨和科学的色彩体系,才给我们留下的非常灿烂的文化遗产。像敦煌石窟、永乐宫壁画艺术和难以计数的优秀的卷轴画艺术和民间绘画艺术像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世界艺林当中。
绘画进入文人画时代后,有关于传统“色彩学”的文化遗产在以“水墨”为主流的画坛中出现了严重的“丢失”现象。我们在欣赏古代绘画优秀名作的同时,谈到传统绘画的色彩和相关材料的使用方法时,很少有人敢于问津。更让人扼腕痛惜的是,我们所丢失的文化遗产在日本国完全能找到答案③。中国绘画传统颜料的制作技术与使用方法随着大量汉文化的输入已经转换成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眼下国人所使用的借鉴国外经验生产的锡管颜料虽说方便,那也只不过是比较粗制的代用品而已,颜料本身的品质与传统相比,相去甚远。国人对绘画程序的简单化,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艺术遗产,从绘画材料的角度分析,能经久多远,应该是到了引起中国绘画界广泛关注和深思的时候了。
一、传统色彩在中国绘画中的地位变迁
从视觉的角度观察,自然界的外表是由多种复杂的色彩构成的。自然界中的色彩本身对人的感官有特殊的刺激作用,这种作用充分表现在人对色彩的一种情感偏好,反过来又形成人的联想,这就是人类对自然色彩的美感体验。中国绘画中的色彩使用受传统“太极”学说中“五行”和“阴阳”思维的影响,从而产生具有东方民族特征的用色理念。“中国五行学说中就有青为木,赤为火,黄为土,白为金,黑为水之说;在运用墨色时又有浓、淡、焦、湿、干之说,这些都体现出五行学说与中国画发展的直接关联,并以此影响了中国画家对色彩的认识,形成‘五色’观念。”④ 王微在《叙画》中的“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就是通过对自然中的“绿”和“白”的体验而产生的主题意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和岩画艺术是人类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的第一批艺术作品。抛开它的造型,就装饰效果而言,色彩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只能就地取材,用红色铁矿土、白色垩土、黄色泥土和黑色木炭等“颜料”在彩陶上和岩壁上描绘他们对大自然的体验,同时表达他们朴素的爱美情结。
真正谈到具有绘画意义的色彩,要推到汉唐以后了,从考古发掘的河南洛阳西汉墓室壁画《鸿门宴》、河北密县东汉壁画《百戏饮宴图》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室帛画中可以分析出除以上色彩以外还有紫色、赭石、绿色、蓝色等,色彩品种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并且胶矾粘和的技法也已形成。专家在考察西汉墓室“T”形帛画的用色时发现:“颜色错综调配,所用主要是朱砂、石青、石绿、白粉等矿物颜料,其中也有植物颜料……,色调搭配上,无不经过匠心设计。最突出的是颜色的间隔使用。”⑤帛画在色彩应用上主要以平涂为主,间有不同深浅的同类色,并且开始用比较丰富和厚重的色彩表达一定的主题。从而可以得知绘画颜料的研制和使用在汉代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新疆克孜尔、甘肃敦煌、天水麦积山等地兴盛佛教壁画,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境外佛教绘画艺术和制色工艺也随之传入,促使中国绘画色彩从研制到使用进入了空前辉煌时期,加上本土工匠的智慧,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色彩表现空间。南、北朝时期,在壁画中以石青、石绿为主要色彩,同时以胭脂、靛蓝、草绿等植物色作为辅助色彩。所以,整个画面表现出浓郁的冷色调。隋唐时期的壁画色彩种类较多,表现技法灵活多变,色彩的应用在佛教壁画中进入了全盛阶段。另一方面从发掘的唐代墓室壁画的资料中分析,除了石青、石绿、赭石等矿物色外,朱砂、石黄也已出现,而且在应用当中出现间色和色彩的深浅变化,还有晕染、渲染等染色技法。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描述了多种颜色的名称及产地:“武陵水井之丹,磨磋之砂,超之空青,蔚之会青,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始兴之解锡,研、澄汰、深浅、轻重、精,林邑昆仑之黄,南海之铆……煎并为重彩,郁而用之。”著名画家刘凌沧先生对此有这样的描述“……从纯色的品种论之,也不过九种,但由于画家的技术精进,各色互相配合,出现了‘间色’、‘复色’和‘邻接色’,色彩的情调丰富起来了。现存的作品如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宋赵佶临摹)莫不绚丽多彩、明快协调,呈现出绮丽的风姿”⑥。除此之外,从现存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及大量的宋人花鸟画等重彩画作品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绘画以勾线染墨为基础,但是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明代的杨慎在论及中国绘画的颜料类别和施色方法时说“色彩有七十二种之多。”五代画家荆浩说:“红间黄,秋叶堕。红间绿,花簇簇。青间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光。”关于色彩在绘画实践过程当中的审美体验,在隋唐、五代已形成比较朴素的共识。
由此可见,剔除或弱化色彩的唐代绘画,将是无法想象。唐、宋应用色彩在绘画中取得的成就在美术史上可以称得上非常壮丽的艺术篇章。谢赫在“六法论”中提出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在唐宋绘画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
在以宫廷和民间画工用色彩体现绚烂的唐宋绘画达到盛极的同时,另外一个以水墨为基本语言的士人绘画阶层已经酝酿成型。诗人王维将诗意融入绘画,提升了绘画的审美层次,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画派的产生。自宋元起,大量士人参与绘画创作,使中国绘画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士人的参与,使绘画不再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同时也不再充当统治阶级用来粉饰太平的工具,而是画家借绘画中的物态来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文人画家为了方便于“抒情达意”,往往简化传统绘画的“烦琐”程序,从绘画理念到工具材料的选用,再到作画方法等,都以方便于“写意”为前提。其中,遭到重创的是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文人对色彩的偏见,受老庄“色能乱性”、“五色令人目盲”等学说的影响,所以选择水墨体系将是最恰当的选择。文人画在元、明、清三代占据中国绘画的主流,从艺术发展的潮流来看,文人画在继承传统绘画精髓的基础上,融诗词、书法、金石于一体,在世界艺林当中创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形式。但是过分地关注水墨、贬低绘画的其他形式,导致重在色彩表现的宫廷绘画、民间绘画逐渐边缘化,传统的制色工艺和独特、严谨的作画方法经过几百年的衰变,现已几乎完全失传。
在文人画盛行的元、明两代,民间工匠为中国绘画做出的最大贡献要数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的山西永乐宫道观壁画和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的北京西郊法海寺佛教壁画。如果说敦煌莫高窟壁画融会了西亚健陀逻艺术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色彩体系,那么,永乐宫、法海寺壁画则应该算是纯粹的“中国式”壁画艺术,其色彩的使用完全遵循中国的绘画范式。永乐宫壁画采用重墨勾线,重彩厚填法,合理使用多种天然矿物质颜料,并且创造性地使用了“堆金立粉”、“雕金”、“拨金”等技法,既使画面整肃大气,又尽显绘画材质本身的美感。法海寺壁画相比较永乐宫更加精致富丽,采用勾填与勾勒相结合、厚涂与薄染相结合的方法,绘制工整细腻的程度堪称民间工笔重彩画的最佳代表。
二、中国传统绘画色彩学研究的迷茫与东瀛绘画材料学研究的繁盛
中国绘画色彩的研究在整个清代处于一种停止状态,绘画色彩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民间寺庙道观的壁画和建筑装饰当中。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外的绘画材料不断输入市场。进口颜料相比较我国的传统颜料,由于使用了合成色技术,所以色彩的种类比较多,同时也方便使用。但是进口颜料或其他锡管颜料只能是一种代用品,除了方便使用以外,其品质与传统颜料相比相去甚远。中国传统颜料主要以石青、石绿、朱砂为主,这些颜料品质优秀、在各种环境之下都能保持其本色,稳定性极强。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取材于天然矿藏,原材料的采集量十分有限,加工厂家的成本高,产量低,另外价格极其昂贵,所以导致绝大部分画家很少问津这个领域。另外,传统矿物质颜料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定的成熟经验和严密程序,比如胶矾的使用、支持体的制作以及与植物色的结合等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的“烦琐”让一般画家望而却步。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画家对传统颜料的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致使传统绘画的色彩没落到几乎无人知晓的极点。
“日本绘画是在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中国北魏佛教带进的大量其它中国文化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庄重、协和美为特色的追求也就构成了日本绘画无形中的理论核心。”⑦ 日本早年的绘画与中国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本在晋唐时期的文化交流中完全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传统。在绘画原材料的使用上与中国毫无差别,而且像石青、石绿、朱砂等的产地仍然在中国,甚至连名称都没改变。他们非常重视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学体系以及程式化的使用技法。在中国水墨画兴盛的很长一段时期,他们对传统颜料的加工制作和绘画技巧的研究方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并且有了长足的改进和发展。
相比较中国,日本的颜料矿藏相当匮乏,但是为了保持传统绘画使用粉状颜料调胶的特色不变,他们在向世界各地寻找矿藏之外,用高温结晶的办法产生与天然矿物质颜料相类似的代用品,其品质高贵,而且品种多达百十种,这是对传统绘画颜料的极大补充。
另外,箔产品的研发、支持体构造的不断改进、黏合剂的合理使用等因素单从绘画的制作方面保证了作品中色彩品质的充分展示。近年来,中国绘画界的有志之士,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试图在流失多年的传统绘画的色彩方面重新打开一个门户,虽然起步较晚,也没有真正找到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但只要我们面对现实,不耻于向他国学习和民间学习,中国绘画传统色彩定会重放光彩。
三、解析绘画颜料的制作传统,拓展适合现代绘画的色彩空间
在当今画坛中有关于中国传统绘画色彩的研究尚处于十分薄弱的初级阶段,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王定理先生结合自己几十年的考察、调研、教学和实践经验,参考古代画论中的对中国绘画用色的相关述论,编写过一册《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对后期的同类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今天要谈色彩的开拓与发展,有必要对传统颜料的矿藏分布、制色方法及使用程式法则做简单的探究:
1、石色
据分布在我国北方的大量石窟壁画和道观壁画资料分析,天然矿物色的使用十分广泛,既然天然石色如此名贵,何以大量使用在古代绘画当中呢?原因是在古代,绘画充当了宗教崇拜和理想寄托的最佳载体,它以最直观的图式承载了人类的最高精神境界与追求。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其次,古代绘画(特别是宗教壁画)的设计制作属公众行为,它的投入由政府、公众、有钱的绅士来解决,所以保证了绘画的材料投入。官宦人家墓室帛、壁画的资金投入自不必说。另外,石青、石绿等原材料来源于铜矿石,古代的冶铜技术均以小规模的手工为主,而石青、石绿原材料本身是一种非常纯净诱人的结晶体,所以在开矿、冶炼的过程中很容易分离出(现在的工业开采与现代化的冶炼技术则很容易将这些“宝贝”一同送入炼炉,加上无人识货,更无人“操此闲心”)。对这些名贵石色矿藏,王定理先生五十年代作过调研。朱砂,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除了绘画使用之外,一般作为药用,所以中药店能购到此物。石青、石绿在大小铜矿中均有所藏,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广东阳春和湖北大冶等,但是矿藏的不同,其品质也有高低之别。
所有石色均有一套细致的研漂方法,其中朱砂色的制作,首先用“淘”的方法除去原料中的杂质;其次用“澄”的方法将研细的原料加入胶水进行一定时间的沉淀,颜料中较轻者浮于上面,较重者沉于下面;在用“飞”的方法将浮在上面较轻的颜料离出⑧ ;如果使颜料更纯净,则讲下沉的颜料加水加胶,搅动后,再沉淀,再离出上浮颜料,如此反复几次,可以将朱砂分为头朱、二朱、三朱,最轻、且偏暖的颜料则是朱膘。石青、石绿的研制方法与朱砂类似,首先是将原材料除去杂质,然后置入乳钵(现在有小型球蘑机)进行研磨,待研成粉末,且色度变浅时再加水研磨,等到没有明显的颗粒时再加入胶水研磨,最后用“漂”的办法,加入胶水搅动,沉淀,将浮色离出,再搅动沉淀部分,再离出上浮部分,如此反复几次,可产生头青、二青、三青,头绿、二绿、三绿。其他如赭石、石黄等颜料的制法亦如此。
2、水色
所谓水色,既是透明度比较高,大多以植物的花、叶或以某些植物体液为原料。传统的水色有胭脂、花青、藤黄等色。胭脂除了绘画之外,是古代妇女化装用的一种颜料,取材于红蓝花、紫梗和茜草的汁液熬制而成,胭脂色沉稳且有喜庆气。花青在绘画中的应用较广,取材于专门生产靛蓝的一种植物,西南少数民族仍用发酵法获取靛蓝,沉淀后加少许胶便成花青,色泽沉稳耐看,包括以水墨为主的文人画家也喜用此色。藤黄是一种有微毒的中药,国内原料大约产自我国的西南边陲,是一种热带落叶乔木由树皮凿孔,取其黄汁,待干透后变成晶体,用水研磨即可使用,其色泽亮丽,透明度较高。
3、金、银箔
金、银箔富丽堂皇的品质,受到古代画家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人物写真的服饰等方面。金、银箔是用真金银加工锤成,现在的工艺将此设计为十公分见方的箔片,每一百张为一具,按十具为一包计算单位。古代画家除了人物服饰以外,还用于工笔重彩画的打底之用,近代画家任伯年在绘画中多用此法。金箔的种类按品相和色泽分为紫赤金、库金、大赤金、田赤金等。银箔较金箔价值低廉,但很容易被氧化,最终变为黑色,但在氧化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美丽的色彩,巧妙使用,妥善固定,可以在画面上产生奇妙的效果。
目前,我国的金银箔生产厂家仅江苏南京一家而已,生产的种类也仅有金、银、铜、铝、锡等数种,而箔的使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寺院、道观的塑像贴面和民族建筑的装饰方面。绘画当中的使用则少之又少。而日本则在继承我国箔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将种类拓展到几十种被广泛应用于绘画当中。
近年来,中国绘画界在色彩的拓展方面开始进入了实验阶段,实验阶段的“岩彩画”虽不算成熟,还完全没有恢复到民族特色上面,但已经开始在绘画中尝试箔等多种材料的介入。箔的使用方法主要有贴金和泥金两种,贴金就是用专用箔夹将金、银箔用胶矾水粘贴在所需之处,可以整张贴,也可以根据位置的大小将箔裁剪后再贴。泥金是将金箔用加胶研磨的办法制成粉末,再调胶当颜料使用,古代的金碧山水画和工笔人物的服饰等也常常在关键的地方用泥金做最后的勾勒,起到了在华丽的基础上更加富贵的目的。近现代的花鸟画家也用泥金可以勾描富有装饰味的花卉翎毛。
4、蛤粉及胶矾
蛤粉及胶矾的正确使用有利于矿物质颜料及其它材料充分发挥其材质本身的魅力。蛤粉(日本称胡粉)是一种在海滩风化多年的蛤蚌壳经研磨后制成的白色粉末(现代制粉方法简单,将新蛤蚌壳埋于地下,若干年后取出,亦可研磨),经过加胶特殊调制后,成为绘画打底用的良好材料,亦可当白色使用,其特点是细腻、洁白,永不褪色,附着力强。除了水墨画之外的所有绘画,都离不开胶矾的使用,它的作用是将所有颜料和其他材料牢固的黏附在画面上。正确的使用,可以充分体现材质本身艳丽明快的特色,反之,损伤材料的本质,使之黯然无光。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胶的产地和种类有一段记载:“云中之鹿胶,吴中之胶,东阿之牛胶,取其精华,接而用之,百年传致之胶,十年不剥。”日本绘画用胶特别讲究,胶的品质优于我国。在我国工业明胶和食用明胶均可用于作画。明矾或称白矾,是半透明的晶体,味涩,易溶于水,盛产于安徽芦江。胶矾按一定的比例和方法调制成溶液,广泛使用于将生纸、绢矾熟、,打底,固色等作画过程当中。
中国画传统颜料的研制和使用方法并非以上言论所能涵盖,在传统绘画中还有很多未曾经传记载的大量的民间土制颜料和难于用文字表述的多种绘画技巧。这是本领域研究的富藏区,如果色彩的研究广泛涉猎民间这个领域,对于延续我国传统文化,开拓新的色彩前景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典画论中有关于色彩的描述语言生涩且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绘画的色彩体系,必须对传统文献做一系统的梳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更加广泛的绘画色彩领域。国内部分高等学校将包括颜料在内的绘画材料为新的课题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部分像江苏姜思序等传统颜料工厂根据时代的发展,努力拓宽视野,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其产品逐渐得到相关画家们的赞誉,从他们的成就中我们已经体验到中国绘画颜料从传统的延续到未来发展的曙光。
“随类赋彩”的概念是中西绘画使用色彩的根本区,中国绘画中每种色彩的使用都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色彩本身的品质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意境的表达和作品的审美情趣。所以重视研究传统色彩在绘画中的应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李浴《西方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胡伟《绘画材料的表现艺术》,黑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④ 范瑞华《中国画向何处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7页。
⑤ 《西汉帛画》,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⑥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⑦ 梅忠智《20世纪花鸟画艺术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⑧ 王定理《中国画颜色的运用与制作》,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精神;修养;创新
一、文化精神是中国画的支柱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元素种类繁多,内容广泛,更是不胜枚举,随着创意产业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民族化元素成为文化创新的捷径与代表符号,其中中国画渗透千年的文明而历久弥新,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画也需要不断创新,在原本文化传统基础上,加入新元素,加入画家思维和感受,回到现代生活,使它既不失民族风格,又必需适应和满足21世纪的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而这就需要对中国画所代表的文化有深层次的理解,在概念的创新上找到源头和方向我们文化目前所面临的处境也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确是多元并存的格局,各个国家都在这种全球一体化中凸显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把文化植入中国画中,让中国画完美体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条未形成理论文字的精神文脉,蕴含于大量存在的远古艺术,民间艺术等作品中,如果我们不能全面理清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就不可能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去创作代表中国文化的中国画。就人文精神而言,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其根源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无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情于理,心与物,超越与内在的和谐统一,因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敬天爱人”教育人们具有“悲悯之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而“天”又是“理”,是“道德”,是“心性”。所以崇尚“和谐”,“中庸”之道。人格意识成为中国的审美原则,提倡艺术家从生活审美体验上升到生命体验,感悟宇宙大道,以高尚的人品,精深的学养,超逐的才情,杰出的技巧去进行艺术创作。
二、人品修养对中国画的影响
西方的绘画学习重科学训练,尚自然物理属性,强调直观视觉效应,中国绘画则重意随笔运,尚内心世界的挖掘,重文化内涵与自身主体修养,自身修养和品德会直接体现在绘画作品中,由画品进一步涉及到人品问题,画家作画之前要注重自身人品,清代《东庄画论》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为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可见一个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人品,才能有极高的画品,人品即画品。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軒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操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清代松年《颐园论画》云:“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从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我国著名山水画家卢禹舜曾说过:“画家要注重品格,作品要体现出优雅,品格实际上是画家亲近生活,体验,感受,感悟生活的精神所得的外在表现;也是人品气质,道德修养。精神世界的综合体现,同时可以理解为是心境,是状态,其实人品的高下与笔墨方法和熟练程度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但与笔墨风格、笔墨质量、笔墨品格笔、墨气息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也就决定了完美的人格追求是带来高品位,高格调笔墨质量的前提。这种笔墨品格与人品相一致的追求和强调,正是中国艺术传统的本质特点之一。所以,在绘画中应追求平和恬静,悠远绵长,随意成象,随形达意,顺其自然,甚至是超然物外的情趣。
三、创新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
美学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传统的自我延续,但是如果过分依赖这种文化惯性,用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评判价值,必将失去对文化创造性的追求,我们需要新的思维,需要多种艺术角度审视中国画的发现,摒弃雷同,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是中国画的视觉面貌各异,百花争放,艺术强调个性,每位作者都可以以自己的感觉和知识为基础,以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式进行判断理解,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作品。真正的艺术创新难度是很大的,尤其是我们的传统山水画已有了千百年的发展历史它经过一代代画家的不断创造提高,艺术上已达到了非常精深的高度,而且也已形成人们十分熟悉的艺术形式,要改变它,为它添砖加瓦,创造新的因素,实在是非常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就可以永远停留在原有的模式上凝固不化,不断创新与创造是事物发展的永恒规律,没有新的创造,没有吐故纳新,就等于没有生命力,我们的山水画就没有变化,也就永远不能向前发。李可染先生曾说:“新的创造是作者在大自然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通过思维实践发展,而产生新的艺术境界和表现形式,离开了大自然和传统就不可能有任何创造,既然一切艺术都来源于大自然,来源于人生的体验,那么创新唯一的道路就只有重新回到大自然,回到艺术创作的源头去寻找突破口,在前人忽视淡化,或没有探索到位的课题上作文章,走前人没有过的路,通过创新解决美术是遗留的历史难题,为美术史增添新篇章。
文化思想和修养对古今画家的艺术观,审美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画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思想,并由此催生了具有独特意味和审美理想的山水画境,提升了中国画的审美格调和思想价值,对整个中国画审美思想的确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艺术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都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既创造了其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创建了宗教,哲学,艺术等教育世界,我们总称其为人类文化,要了解或撰写一部人类文化史,必须对人类从起源到如今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和作为精神文化现像物的物质财富进行分析和总结。也可以说,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创造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创造史。人类就是在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追求和创造的过程中推动着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张大千传》邵菁菁.刘静.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
[2]《中国艺术精神》.徐福官.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6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C-0055-03
课程在现代学校教育活动中居于核心位置。著名课程论专家菲利浦?泰勒认为:“课程是教育事业的核心,是教育运行的手段。没有课程,教育就没有了用以传达信息、表达意义、说明价值的媒介。”如果没有好的课程设置,学校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达成和实现。对于高等艺术教育来说,虽然艺术教育因其个性化教学的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传统“师徒传授”式的教学模式,但是现代艺术教育与古代“师徒传授”式的经验传授有着根本差异。其差别就体现在作为现代教育的艺术教育应该有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对人才综合素养和能力培养有整体性的考量,而不只是停留于纯粹的技能培养。在目前我国艺术教育持续扩张的背景下,要想保证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和相应的调整,以实现高素质、综合性艺术人才培养的新目标,满足社会对新型艺术人才的需求。本文以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为例,探讨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设置的一般原则和操作路径,以期对高等艺术院校的本科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有所补益。
一、以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为导向进行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体系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这是我们进行课程设置时应该把握的一个首要基本原则。学者陈侠认为,“课程可以理解为为了实现各级学校的教育目标而规定的教学科目及其目的、内容、范围、分量和进程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目标,就应该设置相对应的课程来达成目标。在艺术学科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编制中,经常会遇到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而导致课程编排混乱的情况。特别是在人才培养目标需要调整的情况下,如果对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或者仅仅在旧有课程体系上做简单修补,都可能导致课程设置缺乏内在逻辑性和一致性,从而无法构成完备的课程体系。
所谓人才培养目标,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对于当下我国的艺术教育来说这一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新的社会需求对人才培养规格和标准有新的要求。近现代以来,我国的艺术教育,特别是高等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教育主要以培养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艺术家以及创作型、表演型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然而,这种精英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在艺术院校扩招的背景下,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一方面,并不是所有接受艺术教育的人都具备成为专业艺术家的潜质,社会也无力消化大量专业艺术家型的精英人才;另一方面,社会对从事艺术生产经营、管理、策划以及艺术普及方面的人才却有着大量的需求。这就导致了人才生产与需求之间的严重矛盾。再则,以往那种不同学校、不同地域和不同专业所奉行的同样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做法也会带来大量的人才浪费,只有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才能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
一般而言,传统美术史论专业都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优秀的美术史论研究人才和美术批评人才。起初,国内对这一领域的人才需求并不大,因而只是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几家专业艺术院校中开设有该专业。而在今天我国艺术学科蓬勃发展,在艺术学升格为门类的背景下,美术学科的诸专业包括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在内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近十年来,许多艺术院校都陆续开设了该专业。然而,学科和专业究竟如何发展必须考虑社会的需求。在国家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的背景下,社会对具有较高综合素养的艺术批评、管理和经营人才的需求显然大于专门的美术理论研究人才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人才培养目标做出相应的调整。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确立了以培养具有较高人文素养、了解美术创作、擅长美术研究、会艺术策划的“一专多能型”美术史论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目标。毕业生能够从事美术研究与批评、美术活动策划、美术教育与培训、文博艺术管理等工作,并能胜任新闻出版、艺术市场、博物馆、美术馆、网络新媒体等领域的工作。这一目标的设定充分体现了应对文化产业发展而对人才培养目标所做出的调整。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的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就是在这一新的人才目标的统摄之下完成的。
二、按照能力要求进行课程体系的模块化建设
强调课程建设的体系性意味着课程设置应该具有有机性,也即课程与人才培养目标之间应该具有适应性。人才培养目标的清晰定位为课程设置奠定了原则性基础,但是要使得课程设置达到有机性,还必须对学生知识和能力方面提出具体化的要求,然后按照不同能力要求进行课程的模块化设计。为了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对艺术类人才的需求,高等艺术院校对学生知识和能力方面的要求自然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出于对不同维度的考虑从而制定出相应的要求。对于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的学生来说,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具备基本的造型能力和一定的艺术创作能力,具备对视觉艺术的体验、感受、认知和鉴赏能力;(2)掌握中外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的基本知识,对美术发展演进的规律有清晰的认识,熟悉美术学的理论动向及前沿课题,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3)熟悉艺术市场,了解文化产业相关政策,对本土美术文化和艺术生态有较为清晰的认识;(4)应该具备综合的人文素养,不仅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还应该掌握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常识;(5)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具备良好的团队意识、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能完成相关艺术活动和展览活动的组织策划。
在对学生应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做出较为清晰的勾勒之后,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的专业课课程设置按照人文素养模块、美术技能模块、美术史知识模块、美术理论知识模块、应用类模块、实践教学模块等六个模块来设置课程。具体情况如下:(1)人文素养模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代汉语、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2)美术技能模块:中国画基础、书法基础、油画基础、平面设计基础、摄影基础;(3)美术史知识模块: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20世纪中国美术专题、台湾美术专题、桂林抗战美术研究专题、新时期与中国当代艺术专题、文艺复兴研究专题、欧美战后艺术专题、佛教艺术专题、中国民间美术专题、西方绘画材料与技法发展史;(4)美术理论知识模块:美术概论、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中国古代画论选读、西方美术史学与研究方法、20世纪西方艺术理论、视觉文化理论导读、绘画语言解读、《历代名画记》精读、大众文化与传播、新媒体艺术研究;(5)应用类模块:美术批评与写作、展览策划与文案写作、博物馆学概论、编辑出版学概论、书画鉴定概论、美术市场与艺术管理、美术考古学概论;(6)实践教学模块:美术史迹考察、实践教学、毕业论文、毕业实习。这样六个专业课程模块和学校的通识课、共同课模块共同组成了美术学专业本科教学的课程体系。
课程模块化建设的优势首先在于同类课程聚集的课程群对应于不同能力的培养,使得每种能力的培养至少能有3-5门必修课程作为保障,这样学生能力能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另外,课程模块化建设还可以使学生能根据能力菜单自主选择某类或某些类型的选修课程以加强和突出某项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这就避免了人才培养过于标准化而带来的缺乏个性的问题,也充分尊重了学生的自主权和选择权,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以人才培养过程的时间轴为依据进行课程的阶段性安排
如果说课程的模块化建设是基于学生能力结构的而对课程做出空间性安排的话,那么注重课程设置的阶段性和衔接则是基于对人才培养和人才成长的时间性的考量。人才的培养过程应该遵从循序渐进的原则。如果不认清人才培养的这一基本规律,那么在课程设置方面,很容易出现课程之间逻辑关系不强、课程衔接先后顺序颠倒的情况。这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事倍功半。
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按照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对每一不同培养阶段的学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和能力提出要求,然后落实到具体课程。按照人才培养的这种阶段性特点,将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划分为阶段目标:一年级,主要目标是建立学生对美术初步的感性经验和初步的理论认识,主要通过技能类课程来实现。同时,通过中外通史、古代汉语等课程打好学生的人文基础;二年级,要求对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知识的系统而扎实的学习,掌握美术批评写作的基本技能,熟悉美术展览策划的基本常识;三年级,继续完成对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引导学生对其他跨学科和学术前沿问题进行关注和学习;四年级,继续开展前沿的学术研究,使学生逐渐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
这种阶段性的安排旨在通过低年级与文、史、哲相关的人文学科和艺术实践基础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的知识结构,进而逐步进入到美术史及理论的专业学习,结合美术史论实践与考察课程展开美术史论的学习与研究,为高年级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四年的学习时间里,始终贯穿着实习、实践和应用类的课程,这是为了便于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便于学生从书本知识走向文化市场。
四、因地制宜、以人文本构建特色课程
一所好的大学一定是具有自己学术传统和个性特色的学校,而鲜明的学术传统和个性特色又集中地体现在特色课程上。如何设置特色课程,这是任何学校、任何专业在进行课程体系建设时都应该着力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艺术院校的特色课程的设置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特色课程必须与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相适应;第二,特色课程的设置应该充分考虑到学校的学术传统和历史积淀以及现有师资力量的状况;第三,特色课程的设置应该注重对学术前沿领域的开拓;第四,特色课程的设置应该注重区域文化资源的利用和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功能需求。
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在特色课程的设置就是按照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的。首先,将广特的区域文化资源融入教学中,培养学生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学术(下转第63页)(上接第56页)视野。广西地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是进行特色课程构建时发挥着重要作用。美术学(美术史论)专业将广西近现代美术研究、民族民间美术等内容作为特色课程建设的内容,以期培养出能够积极参与区域文化发掘、整理、研究和建设的专门人才。
其次,在特色课程建设上,做到了以人为本,突出老师们的研究特长。如20世纪中国美术、台湾美术研究、新时期与中国当代艺术、绘画语言解读等特色课程都是广西艺术学院老师长期研究的领域。桂林抗战美术既是广西现代美术的发生,也是整个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课程既是地域性的,也有全局价值。广西艺术学院很多老师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丰富的积淀。
关 键 词 :泥泥狗 造型特点 民间美术
一、什么是泥泥狗
泥泥狗是河南淮阳地方民间泥塑艺术。淮阳,古称陈州,是中国历史传说中“三皇五帝”之首——伏羲氏建都之地。淮阳城北有“太昊陵”,俗称 “人祖庙”。“太昊”是形容伏羲像日月那样光明,以赞美他在茹毛饮血的人生之始,教民“作网罟,以佃以鱼,以赡民用;养六畜,以充庖厨”的圣德(《史纲评要·太昊伏羲篇》)。
“太昊陵”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为“人祖庙会”,当地人又称“二月会”。在二月会期间,每天约有炎黄子孙10万人云集淮阳,在伏羲陵和女娲观前朝祖进香,祈盼国运昌盛、民富国强。太昊陵“人祖庙会”的原始主题是祭祀人祖伏羲和女娲,以求子孙繁衍。所以,至今仍保留着远古初民“生殖崇拜”的遗俗,如颂扬伏羲、女娲的“履迹舞”,再现“生殖崇拜”上古遗风的“摸儿洞”“献旗杆”“拴娃娃”以及各种动物下部的生殖符号等等,展示了人类的生命意识和种族繁衍的永恒主题。
泥泥狗,又叫“陵狗”或“灵狗”,是淮阳伏羲陵独有的泥玩具的总称。为什么称为“陵狗”?泥塑艺人们的答复是:泥泥狗是人祖爷喂的狗,是给人祖爷守陵的。这些造型奇特、色彩热烈奔放的泥泥狗,是伏羲、女娲及远古时期生灵群像高度概括变形的拜祭祀物,是中原农民艺人世世代代口传心授的民间工艺品。
泥泥狗大体上可分为四类:猴类、兽类、鸟类和埙类,而又统称其为“狗”。其来历源于伏羲、女娲抟土造人的远古传说,《太平御览》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巨)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太昊伏羲氏是中华民族发展畜牧业的始祖,狗是首先被人类所征服,为人守护、报警、护卫畜群的助手。远古时期,人们认为狗是上天派下来拯救和帮助人类的,是人类和畜群的保护神,从而出现了以狗为图腾的原始氏族部落。随着捏制泥泥狗祭祀人祖的习俗的延续,各氏族部落所崇拜的图腾也加入到了“狗”图腾的行列。这些来自远古的民间美术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艺术造型巧妙,神韵充沛,拙中寓巧,在写实的基础上予以变形和夸张,有的状若顽猴,活泼可爱;有的类如狐狸,灵敏机警;有的形如猛兽,狰狞可怖;还有的形态怪异,亦神亦猴亦人,充分显示了原始图腾的尊严,体现了原始的艺术美、抽象美和夸张美,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的艺术创作才能,也显示了4000多年前的艺术匠师们的绝妙技艺。
泥泥狗取材十分广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无所不有,鸟兽鱼虫、奇禽怪兽达500多种,其造型虚幻、神秘,使人犹如踏进《山海经》的神话世界之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混沌初开、风雷电闪、猛兽出没、人兽共存的旷古时代。
二、泥泥狗的造型特点分析
淮阳泥泥狗在造型上具有一种张力,浑朴、大气,且体积感较强,形象出人意料,用笔很有力度。
外简内繁——淮阳泥泥狗在外形上非常概括洗练。外形上没有琐碎的转折,都是由较长的弧线构成最大的结构。它的形体则是由两三个较大团块组成的,整体感很强,因而外形十分明确。它的内形基本是用笔画出的,十分繁复。多用长直线做骨干,有小短线兼圆点充实长线周围,点用得密集丰富。内形还包括了许多生殖符号的纹饰图样,也十分和谐地融入其中。
变形夸张、以需为重——淮阳泥泥狗的形象已经打破了一般的正常比例,极具夸张变形。但是这种夸张变形并非是没有内容的形式,而是来源于内容和审美的需要。需要表现哪里就夸张放大哪个部位。例如,头部是人身体的中枢,为了表现出拥有智慧和能力,将头部放大来显示这一点。而眼睛在五官中的位置很重要,因为眼睛是传神的窗棂,没有眼睛就没法真正地认识世界,所以又将眼睛夸大。由此可以说淮阳泥泥狗的形象基本是以夸张变形、以需要为重的原则来安排的。主要的放大,次要的缩小。例如,人面猴,头部较大,四肢短小,眼睛画成圆圈形,显得相当有神。
稳中求动——淮阳泥泥狗的动态以稳重为主,几乎没有过大的动势,人物的造型基本是正势。在平稳中传递了一种内在的气势。好像“稳如泰山”一词的形容,立地扎根很坚固,不可动摇。这种动态就像能够长久存在,产生一种时空的永恒感。
方圆结合——方圆结合本身就具备一种哲理性。淮阳泥泥狗的头概括成圆形,而身体处理成方形,胳膊做成圆柱形,脚就做成方块形。大方大圆的结合,特征尤为明确。淮阳泥泥狗就是用最洗练的形传达最丰富的东西。
直来直去、斩钉截铁——淮阳泥泥狗用线很有力度、挺拔且直来直去,不拖泥带水,没一点做作,用点也十分果敢、铿锵有力,斩钉截铁。
“泥泥狗”是一种黑色泥塑玩具,黑色上再施以红、黄、青、白色,色彩对比强烈,而又不失和谐。中国各地的泥玩具中白底色玩具极普遍,黑底色玩具较少。日本人伊藤三郎在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九届年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从祭祀礼仪方面来思考“泥泥狗”》一文中,对中国泥玩的深层文化内涵,作了双重构成假说。他认为“白色”泥玩流派的文化属于表层文化(汉文化);“黑色”泥玩流派的文化则迫近华夏民族的基层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两流派文化又相互影响并且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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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泥狗”以黑为基调,再饰以红、青、黄、白,统称“五色”。红、青色艳丽,白为明色,黄则为中和色(现多用广告色、加品红),在黑色的包容中通体鲜艳夺目,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五色”则源于中华民族的“五色观”,由来已久。
《历代名画记》载“泊平有虞作绘”注引《蔡传》说:“彩者,青、黄、赤、白、黑色。色者,言施于僧帛也。绘于衣,绣于裳,皆饰‘五彩’,以为‘五色’也。”《画论》引《冬官考工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贾公彦疏曰:“天玄与北方黑,二者大同小异。”“古有墨分五彩之说。”
中国色彩学中的“五色观”源于周易的“五行说”。“五行”是指自然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尚书·洪范》解释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转第143页)(接第139页)水曰涧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金)作辛,稼穑作甘。伏羲氏“以龙纪宫”,就有春宫青龙氏,夏宫赤龙氏,秋宫白龙氏,冬宫黑龙氏,中宫黄龙氏,乃“五色”之源。《淮南子·天文训》中说的“四方星座”也由五色组成,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中央土地其兽黄龙”。“五行”属于物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与周易的“阴阳观”,是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双胞胎,属于朴素主义的思维方式,并不神秘,具有原始的科学性。由“五行”而派生出“五性”“五色”“五味”“五官”“五脏”“五毒”乃至宣扬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以及进入佛门的“五戒”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涵。其中“五色观”是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念,沿袭数千年,至今仍在中国的传统绘画、彩塑、木版年画以及各类民间玩具中广泛运用。
淮阳泥泥狗的塑造与绘制跟祭祖、娱神、祈子的目的相联系。它的纹饰图样实质上都是一些生殖符号,是由生殖器官抽象变形而来的一些近似于符号样的花纹。这种形式的出现其实是对其内容的一种反映,繁衍生息就是泥泥狗内涵的核心。淮阳泥泥狗绘制这样的符号正是为了体现对生殖崇拜的一种强烈愿望。它的纹饰种类很多,归纳为类绳纹、类篮纹、折纹、三角纹、菱纹、叶纹、花卉纹、葫芦纹、太阳纹、蹄印纹等等。
淮阳泥泥狗的每种形式都有它的神话来源,都不是民间艺人为了哗众取宠而故意捏造出来的。淮阳泥泥狗的形式感之所以如此富有魅力,就在于它是形式为内容服务而被艺人创造出来的。它的形式与内容结合得十分完美,包含着本来就离奇的神话传说,又充满着强烈的现代色彩。其创造能力可谓是高级的,是当代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应该大胆借鉴的。吸取民间艺术的形式构成可以开发个人的创作空间,增强艺术家们的民族观念。不止是淮阳泥玩具的艺术形式值得我们去研究,我国的一切民间艺术品都值得人们从开放创新式的观念中去吸收借鉴的。这不仅能丰富现代人的文化底蕴,还能将其融入自己所创造的新形象中。
泥泥狗作为远古的民间艺术流传至今,其实质上是一种原始图腾文化的延续和拓展,给人以永恒的生命印象。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中的一种极为典型、罕见的艺术瑰宝,而且真实地记录了史前人类生殖文化的种种轨迹,折射出民间美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血缘关系。同时,也向世人证实了民间美术与原始艺术之间同构互渗的历史事实。
民间美术作品承载了许多传统文化信息,是考证古代艺术形态和具体生活的原始资料,不仅对研究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当今的艺术创作具有指导性。我们有时会对现代设计中的创新与改革茫然失措,在国际化设计层面的对接中,难以既体现本土特色,又得到认同。究其原因,乃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和驾驭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精髓语言。我们可以从一些优秀的作品中借鉴经验,如从民间美术图形中演变出来的香港卫视的台标,从中国印章中演变出来的2008北京奥运标志等,均是成功的例子。如果我们从民间艺术作品中汲取营养,结合当地人的审美习惯,就能使现代艺术设计得到质的提升,也不愧对先民留下的遗产。
参考文献:
[1]潘鲁生.民艺调查[M].山东美术出版社.
作者简介:彭吉象(1948- ),男,汉,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兼任江苏省文化厅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美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高教影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艺术委员会副会长,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艺术学。)
摘 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艺术,特别是了解极富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一步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和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不断加强中西文化艺术的交融会通,尽快创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应当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追求。也只有这样,中国艺术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真正体现出中华民族艺术的文化价值与美学特色,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能在弘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真正走向世界舞台,为各国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正因为如此,作为中国艺术学庞大体系的构建与叙述者,《中国艺术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背景,通过中国艺术简史、中国艺术理论和中国艺术精神三个方面,从总体上勾画出中国艺术的风貌,概括了中国艺术发展进程的基本规律,尤其突出了中国艺术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体现了中国艺术深邃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创建;培养;文化修养;艺术人才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五千年悠悠岁月,五千年辉煌历史,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结晶,更是屹立在世界之东方、自成系统、独具特色的文化。正是在这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灿烂辉煌、绚丽多彩的中国艺术。从古至今,中国艺术涌现出了难以计数的杰出艺术家和不朽的艺术作品,并且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形成了洋溢于我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作品之中的中国艺术精神。正因为如此,如同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艺术也是人类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闪耀着举世瞩目、璀璨独特的光芒。
在笔者担任主编的专著《中国艺术学》(75万字)中,正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背景,通过“中国艺术简史”、“中国艺术理论”和“中国艺术精神”这样三个方面,从总体上勾画出中国艺术的风貌,概括了中国艺术发展进程的基本规律,尤其是突出了中国艺术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体现了中国艺术深邃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悠久漫长的历史,从气魄宏大的秦汉艺术,到艺术自觉时代的六朝风韵,从富于乐舞精神的唐代艺术,到推崇文人心态的宋代艺术,再到处于社会巨大裂变期的元明清艺术,组成了一幅极其壮观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历史长卷。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又包含着戏剧、舞蹈、音乐、美术、杂技、曲艺等等为数众多的艺术门类,而在每个艺术门类中又都有浩如烟海的艺术作品与宛若繁星的优秀艺术家。此外,中国传统艺术还包括着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民间艺术、宗教艺术等不同内容和层面,其面貌更加异彩纷呈、气象万千。
毫无疑问,中国艺术学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第一,中国艺术历史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里艺术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中国文学史应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和作品,以及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和样式一样,中国艺术通史也应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艺术家与经典艺术作品,以及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各个艺术种类。除了中国艺术通史以外,由于中国艺术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都取得了独特而辉煌的成就,今后还应当采用断代史的方法加以研究,例如秦汉艺术史、唐代艺术史等等。
第二,中国艺术门类众多。除了世界各国通常都有的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等门类之外,中国艺术还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艺术种类,例如戏曲和书法等。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例如中国的国画同西方的油画、中国的戏曲同西方的话剧都存在着十分鲜明的区别,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当然,作为中国特有艺术的戏曲,本身又包含着京剧、昆曲、越剧、豫剧等三百余个剧种,具有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等戏曲艺术审美特征,值得我们从艺术学的高度去高屋建瓴地加以研究。
第三,中国艺术体系繁杂。在中国艺术史上,不同门类的中国艺术还包括着文人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等不同方面和不同类别。就拿美术作品来讲,现在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历代的文人艺术家和宫廷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即文人书画和宫廷书画。实际上,在民间艺术中,也有不少优秀的美术作品值得去发掘和研究。
第四,中国艺术成就辉煌。中国艺术犹如一个巨大的宝库,历朝历代出现了无数的优秀艺术家,宛若天上的繁星一样难以计数;产生了无数的优秀艺术作品,真可谓是浩若烟海,让人目不暇给。正因为如此,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同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艺术在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乃至艺术门类等方面,都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艺术创作来看,中国传统艺术在创作规律、创作过程、创作方法、创作心理以及对于艺术家道德的要求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的理论。例如,强调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强调艺术家的作用和主客观的统一,唐代张b的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可谓一语中的。又如,在艺术创作中重视审美意象的孕育、形成和物态化的过程,清代郑燮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堪称精辟概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艺术鉴赏来看,历代大量的诗话、词话、画论、书论、文论、乐论、戏曲论、小说评点等等,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格和方式,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的理论宝藏。中国传统艺术这种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审美特征,甚至在某些艺术技巧、表现手法,乃至材料工具、物质媒介等方面体现出来。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土壤之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应当看到,对于中国艺术学的研究,不但是为了完善和加强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培养艺术学人才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要;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艺术学的研究,也是当前我国各个门类艺术实践的迫切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的艺术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机遇和挑战?如何真正走向世界?已经不只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艺术能否真正走向世界?能否创作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的优秀艺术作品?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的艺术家能否在创作中做到既具有全球视野和时代追求,同时又能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使自己的作品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使自己的作品真正具有中国艺术的精神。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时代在发展,文明在前进。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过程。人类文化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既有继承性,也有创造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当代文化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也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文化具有五千年历史,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未来的中华文化一定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必须正视并且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更要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我们的一些传统艺术正在遭到现代化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传统艺术的冲击和影响更是不能低估。这就要求我们的民族艺术不断超越传统,不断追求创新,真正作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
另一方面,21世纪综观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瞩目的话题之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鲁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以电影电视和因特网为主导的大众传播媒介正在重构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我们注意到,凡是具有鲜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艺节目往往更容易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强调文化的世界性,必须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通过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转化,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交融,综合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文明色彩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真正作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这种意义上,正如人们常说的:“越具有民族性,也就越具有世界性”。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要求。
在新世纪的时代大潮中,中国艺术如何真正走向世界?已经不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中国艺术能否真正走向世界?能否在世界艺坛上得到它应当具有的地位?能否创作出为世界各国观众所喜爱的优秀艺术作品?归根结底就在于中国的艺术家们在创作中和表演中能否做到既具有全球视野和时代风貌,同时又能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使自己的作品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使自己的作品真正具有中国艺术的精神。
因此,一方面,正如人们常说越具有民族性也才越具有国际性,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我们民族艺术繁荣发展的沃土。另一方面,21世纪的艺术更需要对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运用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照与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反思,正是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艺术作品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内在的深沉意蕴。
在这方面,许多优秀的华人艺术家们已经通过他们成功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深刻的启示。其中之一,便是博采东西方文化所长,我把它概括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用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现代创新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成功的经验,我们几乎在各个艺术门类里都不难发现,并且在一批享誉世界的著名华人艺术家们那里找到例证。
在舞蹈领域中,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运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她担纲主演的大型舞蹈作品中《云南印象》中,将极具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情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极富创新精神和时代色彩的现代舞蹈语汇体现出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绘画艺术领域中,旅美著名华人画家丁绍光被称之为“云南画派”的代表人物,善于运用最具有现代创新意识的绘画语言来表现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云南风情;此外,还有旅居法国的著名画家赵无极,善于将国画与油画打通,将东西方文化的神韵通过自己的画笔有机融汇在一起。
在建筑艺术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建筑艺术大师贝聿铭善于运用现代建筑艺术语言来体现浓郁的东方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他设计的北京香山别墅就是一个典型的作品,极富时代特征的建筑手法与宛若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建筑风格交相辉映,他设计的另一个建筑艺术作品,巴黎罗浮宫门前的三角形建筑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音乐艺术领域中,旅美著名音乐家谭盾在音乐晚会上,将古代乐器编钟与现代音乐语汇有机结合起来,在他为获奖影片《卧虎藏龙》所创作的音乐中,更是将中国乐器鼓、锣、钹、板巧妙地编织为乐曲。
在电影艺术领域中,我们不但发现20世纪80年代电影艺术家,包括香港“新浪潮”电影和台湾“新电影运动”,以及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他们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至少也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现代的电影语言来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此外,一批成功进军好莱坞的华人电影艺术家如李安、吴宇森、成龙等,同样也是如此。
正如李安在《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之后自己所说:“我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对西方的文化也比较了解,就是站在这两种文化中间,我采用西方人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我有一些出发点是比较中国的,比如儒释道这种东西……所以当我拍电影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把这些东方的精神还有西方的手法融进来。”①显然,李安这种“东方的精神”和“西方的手法”,正是他成功的经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用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正因为如此,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艺术,特别是了解极富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一步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和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法,不断加强中西文化艺术的交融会通,尽快创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应当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只有这样,中国艺术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真正体现出中华民族艺术的文化价值与美学特色,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能在弘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真正走向世界舞台,为各国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张克荣编著《华人纵横天下•李安》,现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Construct Chinese Artistics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Develop Cultivated Artistic Personnel
PENG Ji-xiang
(School of Art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