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历史转折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思想解放历史转折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思想解放历史转折范文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的爱国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激情谱写了一曲壮烈的乐章，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天，被定为五四青年节。又是一个五四青年节，我们站在这里，庆祝我们的青春。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幸福的时代。在这里我们拥有最美丽的青春。青春是美好的，青春亦是短暂的。她也许只是你人生的一处驿站，但即使她如转瞬即逝的流星，我们也要努力让她成为一次辉煌的闪现，照亮我们的一生。不畏艰难险阻，敢于拼搏，志比云天。青春不容后悔，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一首描绘故事发生在青春的岁月里,又有多少人在彷徨迷茫
我们也不应让青春后悔。
要想青春无悔，就必须要学会把握今天。青春的诗歌：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
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
. 有多少昨日已过去，明日遥不可及，唯有抓住今天才能从容的回望过去，自信的望未来。
中学时代，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知道，风雨会使我们变的茁壮，挫折会使我们没变得坚强。成熟的思想和高尚的品质，来自于风雨的洗礼和生活的磨砺，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山峰，去欣赏峰顶的风光，面对未来，争取人生的辉煌，这样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高考将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之一。但我们终将会坦然面对。因为我们会积蓄全部的力量去迎接它的挑战。因为我们会把握每一个今天，我们的青春无悔。
第2篇：思想解放历史转折范文
一、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促进观念转变，是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关键
正确认识公安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意义。公安教育改革是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变革的需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积极适应、主动跟上时代和形势的变化与发展，是推动警官学院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发展观决定了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目前，公安教育改革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处在一个创新时代的转折时期，如何适应？适应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学习形势、适应形势、研究形势和运用形势，解决好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这两个关键问题。对于警官学院来说，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警官学院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要通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深刻认识和把握公安教育训练工作在全省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中的方位，深刻认识和把握公安教育和公安院校改革发展大趋势对警官学院工作的现实要求，把思想观念统一到顺应新的形势上来，把行动和实践统一到应对新的任务上来。
解放思想必须与促进观念更新相结合。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朱建义同志在全省公安机关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讲话中指出：“开展大讨论活动，是一次思想、思想解放发动的过程，就是要通过学习讨论产生新老思想上的碰撞。对旧思想、旧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确立顺应时展的新思想、新观念”。对于公安教育和警官学院来讲，当前既是一个发展机遇期，又是一个转折期。面对新形势，解决认识问题、解放思想就是要解决思想上的保守、打破陈旧的观念，振作精神，抛开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思维。解放思想不能乱解放，基点应放在构建公安教育的新体系、新变革中；落脚点应放在构建公安“大教育、大培训”中来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放思想，解决认识问题是核心、是关键，不能“空对空”，不能走形式。要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统一认识、更新观念，明确目标，增强凝聚力，增进团结，坚定信心，促进学院各项事业稳定和谐快速发展。
二、昂扬精神状态，促进工作作风转变，是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教育部的高度重视下，在省公安厅和教育厅的正确领导下，警官学院的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警官学院的各项工作和队伍建设，与形势任务要求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与公安工作和队伍管理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普通高等院校办学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各部门要在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按照省公安厅孟苏铁厅长和朱建义副厅长的要求，坚持眼睛向内，认真排查和反思与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工作机制，找准症结，加以整改，增强活力、激发创造力。就警官学院而言，首先，要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昂扬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决定事业成败。精神振奋则百事俱兴，形神怠弛则百事俱废。良好的精神状态，能形成攻坚克难、成就事业的强大意志力量和精神动力，这是做好工作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我们承载的期望、肩负的使命，决定了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都必须保持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心无旁骛，拿出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执著劲，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和恒心；都必须坚定信心，拿出永不气馁、永不懈怠、永不言败的气概，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斗志，勇敢地面对和战胜各种困难，在奋力拼搏中创造佳绩。要树立开拓进取的创新观念，敢想敢干，不抱残守缺，不随波逐流，做到分析形势有新视野，研究情况有新见解，部署工作有新思路，解决问题有新办法。其次，要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促进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一是着力解决执行力的问题。严格贯彻执行学院制定的人民警察管理若干暂行规定和省政府推行的“四项制度”，在全院形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二是着力解决工作效率的问题。教育引导全体教职员工珍惜岗位，始终以一种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一种干就干好、精益求精工作标准，高标准促进工作的开展，在全院上下形成立说立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三是着力解决团结协作的问题。不团结就形不成合力，个人能力再强也发挥不出来。要以警官学院2009年工作要点中关于加强教学科研团队建设的要求为目标，在全院形成精诚合作、团结共赢的工作作风。 共2页,当前第1页1
三、突出工作重点，加大落实力度，是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根本目的
解放思想的落脚点就是抓落实、抓工作，如果玩空的、玩虚的、走形式，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只能影响、甚至阻碍学院的改革与发展。警官学院是全省公安队伍教育训练的主阵地，构建符合公安工作实际，具有云南公安特色的“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教育训练体系、服务保障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警官学院改革与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就是要紧紧围绕学院2009年工作要点，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大工作力度，着力抓紧做好以下四项重点工作：一是抓紧办理云南公安反恐暨民警综合训练基地供地、林地征占手续，做好滇池流域项目建设开发定点审查报批、植被恢复费用减免等工作，务必实现年内开工建设的工作目标，为推进警官学院改革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大力加强教育教学训练工作。按照“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坚持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内在统一，加强教学基本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推进教育创新。强化校风、教风、学风建设。突出学生警察意识和警务技能培养，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训练质量。三是扎实推进“迎评促建”工作。要切实按照“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要求，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和学院制定的“迎评促建”工作方案和责任分解，下大气力改善办学条件，建设合格本科院校。四是紧紧围绕全省公安机关试行警察教育职业化培养招警实行公安专业第二学位学历教育新模式，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公安教育训练工作改革、变革发展的新路子。紧紧围绕组织完成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下达的公安专业（专科、专升本）培养任务，重点抓好制定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科研资源整合、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重点学科与精品课程建设、强化师资队伍培养等工作，为实现公安教育新变革打下基础。五是统筹谋划，合理安排，大力推进在职民警培训。要在省公安厅党委和省公安厅中级警官训练中心的领导下，不断创新培训观念，创新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创新培训渠道，大力推进在职民警教育训练的正规化、规范化、实效化，为服务全省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第3篇：思想解放历史转折范文
谭鑫培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他兼采各家的长处，根据自已的嗓音和形体条件，对过去老生高声大嗓的粗硬唱法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创造了许多新板式、新技巧，如反西皮散板、二六、闪板、耍板等．同时吸收了梆子、昆曲、汉调和旦行、花脸的一些唱法，极大地丰富了老生唱腔。在声韵上，他确立了以湖广音为基础，以中州音韵为标准的唱念规范。他改变了过去老生或偏重唱功，或偏重武功，“唱”、“演”分裂，卖弄技艺的情形，综合运用四功五法塑造人物形象，使程式为人物服务。
京剧生行艺术的完全成熟。谭派是京剧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1907年话剧在上海登陆，谭则独步北京剧坛，被尊为“伶界大王”。生行后起的诸多流派，如讲究工架身段的余（叔言）派、唱法细腻委婉与坚凝朴拙并重的言（菊朋）派，做工潇洒飘逸的马（连良）派、声情并茂、做念传神的麒派，武戏文唱的杨（小楼）派等，大都直接间接地受到过他的启发。
京剧旦行艺术的成熟要比生行晚许多。因为在京剧形成过程中，旦角长期处于配角地位，而且严守青衣和花旦的分工，这严重束缚着它的艺术表现力。直到民国初年，经过艺术大师王瑶卿的革新，打破青衣、花旦的严格界限，创新腔新调，改戏衣扮相，变身段做功，旦角艺术才获得长足发展。梅、尚、程、荀都曾直接受到过王瑶卿的教益，而后分别创立了各自的风格和流派。
流派纷繁是京剧的一大特色。但是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京剧流派的性质及其形成方式，跟西方戏剧大不相同。
首先，以演员为中心形成的流派风格主要表现在演唱技巧上。例如青衣中的梅派由梅兰芳创立，传人有李世芳、张君秋、言慧珠、杜近芳、梅保玖等。梅派以歌、舞见长，唱讲究自然圆润，舞追求美观大方。尚派的创始人是尚小云，初学武生，后改旦角，唱、念、做、打俱佳。唱风内刚外柔，骨格清高，念白清脆响亮，声情并茂，动作融合进不少武生做派，干净利落，轮廓分明，有飒爽之气。程砚秋是程派的创始人，倒仓（变声）后，嗓音晦涩，但经刻苦锻炼，克服了先天不足，独创借脑后音行腔的唱法，形成以腔就字、迂回曲折，若断若续、凄楚哀婉的演唱风格。程派难学难精，主要传人有赵荣琛、新艳秋、王吟秋等。荀派是苟慧生派的简称。荀派多演少女，唱风花哨柔媚，婀娜多姿，著名传人有童芷苓、李玉茹、赵燕侠、吴素秋、孙毓敏等。其次，京剧流派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面对市场经济下的商演出，艺人们为争夺观众、扩大市场份额，各显神通、争奇斗艳，不断推剧目，创造新演技。如程砚秋演“私奔”题材的《红拂传》很叫座，苟慧生《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尚小云也排了一出《卓文君》加入竞争。梅兰芳演《木兰从军》，程就演《聂隐娘》，尚演《珍珠扇》，苟演《荀灌娘》，都以旦角反串小生，形成互相比美之势。尚在首演《楚汉争》时加入一节“剑舞”，很好看。随之，梅就在《霸王别姬》中创造了自己的“剑舞”；程不甘示弱，也在《红拂传》里舞起剑来。但每个人舞剑的风格都不一样，尚如行云流水，梅像蜂飞蝶绕，程似锦上添花。竞争促使艺术家各呈其能，不断向新的艺术境界挺进，从而形成不同的风格流派。第三，京剧流派虽然大多出现在思想解放的20世纪上半叶，但各种新思潮对京剧的冲击和影响却微乎其微。汪笑侬、梅兰芳、周信芳等著名演员都曾编演过注入一些新思想的时装新戏，但无一传世之作。在京剧程式和现代生活、现代意识之间似乎有一条难以逾越的艺术鸿沟。
京剧最初形成的时间，一般认为在清朝乾隆、道光年间( 1790-1840)。虽然国门初开，但国人的脑筋还没开窍，再加京剧被皇帝宠为，这使它不可能获得新思想支持。而当历史进入各种新事物、新观念不断涌现的20世纪以后，京剧艺术已经完全成熟定形，更加难以容纳新的思想和文化因素。这样，它的流派就只能在演唱技术的范围内，不断向风格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而在精神上失去了跟现代生活、现代意识结合的可能性。
京剧程式的反现代性质，是与生俱来、很难彻底改变的。任何局部的骤然改变，都会破坏京剧原有的和谐与美感。试想，如果角色穿时装演新戏，不戴盔头髯口，去掉水袖大带，京剧的许多动作便无从做起，京剧特有的美也被破坏了。茅盾曾经说过，京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渐进，而不能硬改。所以，得风气之先的时装新戏很快也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第4篇：思想解放历史转折范文
历史课本每单元有三级目录，一是单元标题，二是课时标题，三是课文子目。记忆并理解三级目录，是学生掌握单元知识框架的前提条件，更是学生清晰勾勒历史线索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建议学生把每本书的这三级目录仔细梳理体会，这是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另外，不要忘了阅读文章引言及本课要旨，起到强调时代背景、内容与影响的指引性作用。
通过单元导言及标题、课文标题的指引，训练学生构建历史线索。历史线索指某个历史主题或事物的发展进程，即把各个时期的同类事物按时代先后顺序或因果关系进行归纳。历史的时序性和逻辑性是历史的显著特征。历史的因果联系隐含在历史时序中，许多看起来孤立的事件之间可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同一类事件发展的进程就形成了历史的基本线索。
二、历史“三分法”，构建课文知识体系
首先，历史时空要准确定位。历史时序是历史学习的灵魂和应有之义。历史课文编写往往按时间顺序，例如第六单元《》、《思想》等就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的。
其次，利用时代背景（原因或条件）、过程（内容、概念）、评价（性质、地位、实践及结果）。必修三课本大多数课文都是用“三分法”安排层次的，如必修三的《与的传播》《的形成和发展》等。时代背景往往在课文前言、第一章节中提炼和概括要点，主要内容，可以通过章节标题、本课测评问答题等进行判断，从中间寻找相关段落的内容，并归纳概括要点。所谓“要点”，就是历史事件和历史概念的骨架，是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评价，自然在每章节最后一段、本课要旨、学习延伸等处。
三、分解历史概念要素、科学归类概念
首先教师强调历史概念的重要性。教师明确历史课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念，主要掌握政治制度、国际格局、经济政策、世界市场、思想主张、科技教育等。其次，以概念为中心结合时代背景、地位与结果，分析整合历史整体知识体系。最后，根据目录与标题进行综合，组成以某个历史概念为中心的、反映客观历史及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概念群。
其次分析概念与归类概念。历史人物概念分解为国籍、时代、称谓、主要活动、评价等要素；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概念分解为背景、时间、地点、主体、经过（主要表现）、评价等要素；历史制度概念分解为背景、制定者（机构）、主要内容、评价诸要素；历史物品概念分解为时间、特点（用途）、评价诸要素。进入每一单元新授课，教师引导学生对单元及课文标题进行分析，对历史概念的难点与易错点，要讲透、讲深、讲明白。将历史概念分解并解剖它们的构成要素，从历史小概念入手，分析归属的领域，依次由小到大归属大的概念群，从而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学生要学会概括历史概念：包含时间、地点、重要人物、阶级属性以及目标领域。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三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概念，引导学生采用归纳法，尽量做到准确、精要、完整。
四、“望闻问切”材料解析
针对学生做历史材料解析题盲目审题，费时低效，缺乏有效的解题思路与方法，我在一线教学实践中反思总结了一套突破材料解析题的方法——“望闻问切”。
1. 布置材料解析题，指导学生把握材料主题
阅读历史材料解析题引导学生破题，教师根据“中外相联、古今贯通”的原则，把中国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结合课标和考纲，根据普世价值观和时事热点，善于揣摩与预测考察主题与出题意图。历史材料解析题出题者往往是从一个角度切入，围绕一个主题，收集古今中外的相关材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2. 解题思路与技巧，学以致用在练习
解题关键在思路，思路要明确、科学、有章可循。所谓科学的历史思维方法指根据事实材料，遵循逻辑规律、规则而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及进行推理的方法。在教学实际中，我归纳总结指导学生解题思路的四部曲——“望闻问切”。
（1）望——望导言、定时空、抓对象、揪人物、明出处等
望材料的导言，提示本材料解析题的缘由、主旨、目的等。确定时空范围，不动摇；抓住解题对象，做文章；揪历史人物，想立场；明确材料出处等，确定表达以上信息的字词句等。“望”的目的在于明确本材料解析题的中心主旨，难点在于短时间内抓准材料的主题。
（2）闻——立材料、知倾向、断立场、闻观点
立材料——立足材料为主，再结合背景知识；知倾向——明确作者态度；断立场——判断作者的阶级立场或派别；闻观点——难点在分析结构、归纳中心句，“闻”的根本目的在于明确作者态度。以文字形式存在的历史资料，是前人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带有编辑者的主观意识。所以准确区分客观事实和主观见解是进一步深入理解材料的前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认知史料，分辨真伪、区分背景铺垫与阅读重点，判断并确定主题：明确材料的问题和推断作者立场。
首先解构文本结构，分析内在逻辑联系，即解构段落与句子的结构，明确文章或段落结构关系有：分总（归纳）、总分（演绎）、并列、转折、递进、因果等六种类型。其中总分、分总关系与因果关系最常见于历史材料与历史课文。而对文段结构的分析，判断作者态度时，必须确定是否属于并列、转折、递进等句子关系。关联词是句与句之间关系承接的载体，同时也是文段主题句的标志所在。
其次判断基本立场，即作者站在哪个阶级阶层，代表谁的利益，价值取向等。它往往隐含在观点或论点中，这也是对材料深层次信息把握的要求，是历史阅读的关键。揣摩与判断作者的基本立场与写作意图；感情褒贬与态度差异，是积极肯定还是消极否定，比如语言感彩的揣摩，比如灾难、成就等等。
最后，通过分析文章或段落结构，把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从而对阅读内容形成系统的认识。确定材料的中心句或论点，归纳概括段落大意，为下一步解题做准备。
（3）问——问对象、限范围、查性质、知内涵等
问对象——解题对象；限范围——时间地点等等；查性质——限制性的名词定语；知内涵——明确历史概念含义，以及能力要求的级别与内涵。“问”的目的在于明确答题方向，难点在内涵、时空的落实，抓住表述时代特征、事物特征的关键词。
学生概括问题的关键信息，划出重点符号或标记，对材料解析题问题中表示能力目标的动词准确理解并重点突破。例如总括，概述：大略地叙述。概括是比抽象更高一层次的思维活动，形成对同类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过程。概括：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归纳：归拢并使有条理（多用于抽象事物），比如抽取历史人物、事件、现象、制度等的共同属性、特点等。
特点（特征）：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方面。与同类事件进行比较、鉴别，从而找出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征：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性质：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实质：即本质。它是指事物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有时候性质和实质会合二为一。
（4）切——切思路、找关联，联教材、写规范
切思路——思路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用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眼光思考问题，思维不能定势或孤立或片面；找关联——找问题与材料、课本知识的关联点，知识迁移，思路上由此及彼；写规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史论结合规范作答。“切”的目的在于明确思路，难点在寻找设问与材料、史实的关联点，讲解题方法、技巧，找答题规律。
思维的“关联结构”，不仅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回答问题时要先从浅表的信息入手，再由近及远，一层层谈开去。思维的“关联结构”还体现在知识迁移，“材料在书外，答案在书内”是历史材料解析题的重要特征。每一个问题都对应着一个知识点。我们在完成分析材料、提取有效信息之后，必须根据材料结合教材知识，完成知识迁移，并对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真正筛选出有效信息。
第5篇：思想解放历史转折范文
1 中国传统服饰的基本形制
从服饰的基本形制来看，中国与西方差异是较为明显的。中国传统服饰大多追求的宽衣博带的形制，服饰表达以“意”为美，朦胧而隐约，通常给人一种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这一服饰特点在六朝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东晋末年与南朝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开发，士大夫生活优裕，衣服宽大，加上当时玄学清淡的风气影响，士人追求自由奔放、自然飘逸的境界，“气韵生动”“以形写神”为当时所崇尚的美学原则，这些更助长了这种倾向。正如《颜氏家训.涉务》所言：“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城郭之无乘马者。”正体现了这一服饰形制的真实写照。（如图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服饰不仅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生活的审美感知，也是一种文化象征。正如，中国溯有“衣冠王国”的说法，“衣冠”一词从常规来说可以理解为衣帽或是一切服饰的代名词，但同时它在某种情况下还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含义。有时我们看到的“衣冠盛事” 、“衣冠扫地”等词汇，这里的“衣冠”不单是衣帽服饰的意思，它还可以理解为古时士大夫和官绅的代称，同时含有“礼教”与“文明”的文化含义。这种通过服饰本身所引申出来的文化寓意或者有望借助于服饰的形制来体现出时下某种文化思想意识是我国传统服饰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为久远，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它影响着我国传统服饰的基本形制。儒家重礼仪规范，讲究穿戴与礼应合二为一，所以在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中我们通常能够通过在服饰中的色彩、章纹、结构以及不同的配饰配件中体会到当时严格的礼制规范或等级制度，如，冕服，深衣等。服饰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含义有时甚过于服饰的外在造型，是重内涵与实质的装饰精神。正如张直光先生所说：“中国与西方不同，其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而不是技术突破来实现的。”
2 西方服饰的基本形制
西方服饰多以凸显身体的形态为美，其尽可能通过服饰的造型体现它的体态美。在这一点上，古代西方服装是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服装更立体，外形富于变化。如古希腊时期的西方服饰，这一时期的服装多为披挂形式，服装大多为不经裁剪、缝合的矩形面料，通过在人体上的披挂、缠绕、通过别饰针、束带等基本方式将其固定，从而形成了“无形之形”的特殊服装风貌。乍从外形来看服饰基本形制也是宽大而平面的，但从服饰细节来看，它与我国传统服饰宽衣博带的服饰形制还是有差别的，这一时期的古希腊服饰，服装只看做是附属于身体之外的物体，身体才是服装的主人，披挂的服饰形制使服装不会约束于身体，让人随心所欲，人体在行动或是衣服飘动的时候在随时都会暴露肉体，这与我国所追崇的含蓄美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如图2）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它们都会有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有着各自神秘的宗教追求和世俗的伦理指向，这些多少都能在各自“衣食住行”之中所显现出来，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古希腊这一时期的服饰形制正是受到当时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由于人们对上帝诸神的崇拜为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希腊人“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认为神也是有人望的。在这一宗教文化影响下，服饰只作为附属品，而尽可能体现出来的是人的形体美。所以，古希腊时期，对宗教文化的崇拜，除了在服装中的影响，我们还能从当时的文学、雕塑、绘画等其它一些艺术形式中有所察觉。西方宗教文化的发展与变化在一定时期内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肉体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如，中世纪时期西方服饰，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理念对当时服饰影响较大，男女穿着要满足端庄正派的要求，服饰大都将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遮掩起来。在中世纪女性流行一种罩袍，是将多余的长裙在腹前掖入腰带，前面的堆褶使腹部微微隆起好像孕妇（如图3）。这也许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女子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认为女人天生就是为了繁衍后代的世俗观念有关；同时，还据说这是因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造成的流行样式。因玛利亚在未婚嫁时就从圣灵受孕而怀孕基督，所以她有孕时的形象也被看作是圣洁美好的象征。
在随后西方服饰的发展进程中，在理性主义精神的支配下，西方转向了人文、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的探索，其思想核心是“人乃万物之本”，主张以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个性与人权，主张个性自由，反对天主神权；主张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提倡科学和文化，反对迷信。伴随这些文化思潮的到来，西方服饰也发生了与前未有的形制变化。倘若以文艺复兴时期为西方服饰文化的转折期，我们似乎可以由此开始感受到时尚的悄然流行。华美繁缛的细节装饰，精致细密的缝绣工艺，也许，此时的服饰只是作为一种特殊审美要求下的产物装点美化着人体，有甚至还通过改变人体自然形态来满足一种极端而扭曲的审美文化。例如，为了体现体态美，女性服饰开始出现表现腰部曲线的倾向，为了凸显和加强这种曲线美，紧身胸衣、夸张繁琐的衬箍开始盛行，当时女性不惜牺牲自我而桎梏于其中。同时，立体裁剪方式出现，也促使这种窄衣文化进一步发展，由此，西方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也有了本质上的差别。西方服饰是一种多元化的服饰文化，它从诞生之始就受到众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服饰有较强的的延续性，这与其所处地理方位、政治、环境等方面都有所关联，这使西方古代服饰形制在前后差异明显，但服饰大多以体现人体体态为美。
3 中西服饰基本形制的差异
影响中西服饰基本形制差异的原因众多，各自服饰特色与风格形成是与民族文化风俗，政治环境甚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各自在历史发展和积淀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下的服饰形制差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西方服饰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魅力，长久以来，伴随彼此在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和崛起中，中西交流愈渐频繁，服饰文化也即如此。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服装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形制转变，中国的服装开始由松变紧，剪裁的方式吸收了西方三维的立体裁剪形式，服装变得贴体而轻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经典的完美体现；而此时的西方似乎也逐渐摒弃了以往娇柔造作，甚至带有扭曲性的审美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饰，它将女性从损害健康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伴随女性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服饰形制也从过去的窄衣文化开始走向宽松，设计以人为本，讲究其功能性和舒适性。如今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西服饰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今天，有关“中国风”主题的设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国际时尚语汇中，除了本土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国外设计师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作品传达出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使设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样，在如此开化和便利的社会环境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正走出国门，吸收和接受着外来文化的洗礼，从中学习别人的先进文明及人文素质，开拓自己的视野，在国际的舞台中展现出中国设计师的设计风采。
4 结语
本文分别通过中西方各自服饰基本形制特征描述来阐述其背后的不同文化现象。从服饰的基本形制来看，中西方差异是较为明显的，中方大多追求的宽衣博带的服饰形制，服饰多为平面的；西方重视凸显身体曲线的服饰形制，服饰多为立体的。中国传统服饰表达以“意”为美，以朦胧隐约，藏而不露给人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通过款式，布局，色彩，线条给人整体的和谐之美。西方服饰则相反，重“形”， 尽可能通过造型体现它的形态美。影响中西服饰基本形制差异的原因众多，各自服饰特色与风格形成是与民族文化风俗，政治环境甚至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各自在历史发展和积淀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总结出中西方服饰文化势必伴随着科技、文化的进步与崛起，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会愈渐频繁，东西方服饰文化进一步互相撞击，互相融合，这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也为时代所需，正是有了这种撞击和融合，才能使当今的服装绽放出一种夺目的光芒，使服装有了个性化、全方位的审美表现。
参考文献
[1] 华梅.中国服饰史[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2] 周锡保.中国历代服饰[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第6篇：思想解放历史转折范文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21-0034-08
“进化论”不仅内容繁杂且误解多样，加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最深奥的课题之一。“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简述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概括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是有难度的。当前的中学历史教学，很少有人认识到“进化论”的上述难度，致使课堂教学“化难为易”，或照本宣科，或简单说教，最终难以使学生理解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中学历史“人性化”课堂，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人性化”课堂要求史实通透、强调人物故事、突出精神感悟等，都为提高“进化论”教学质量提供了行动方略。
一、进化论简史
“人性化”课堂的前提，是史实通透。通透“进化论”，首先需要了解进化论简史。
“进化”一词源于西方。生物学中，“进化”最早是描述子宫中胚胎的生长，被视为生命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不断向上的运动。斯宾塞倡导的宇宙进步体系，就包括生命向着更高形式的必然进化内容，这样“进化”超越了胚胎学范畴，具有现代含义。19世纪中期，达尔文又将“进化”发展成生物演变规律。严复介绍到中国的“进化”一词，具有斯宾塞特色，认为“进化”“谓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而逐渐变化”。现在，广义的“进化”指世界万物的进化，其中包括天体的进化和地球的进化。狭义的“进化”指生物的进化。中学历史教育视域中的“进化论”即属于生物进化论，具体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它仅是生物学家解决生物如何进化问题的一种设想，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设想与孟德尔遗传学综合后，才被人们普遍接受。
1.生物进化论：从拉马克到达尔文
在生物进化的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有两种进化模式。一种是法国的拉马克模式，即横向进化，由地理研究所揭示的物种非恒定性；另一种是英国的达尔文模式，即纵向进化，由地质研究所探讨的化石记录。两种进化模式，一直流传到现在。
（1）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
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年），在《动物的哲学》（1809年）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进化论。
一是，生物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在相继产生各种各样的动物时，自然从最不完善或最简单的开始，以最完善的结束，这样就使得动物的结构逐渐变得更加复杂。”
二是，生物进化演变具有渐进性与缓慢性。“就生物界而言，自然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一步一步连续进行的”，“需要有非常长的时间和条件的连续深刻变化，才能使自然得以将动物的结构发展到某种复杂的程度，并根据这种复杂程度来了解动物的完备程度”。
三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是自身谋求更加复杂化（完善）的天赋（上帝赋予的权力），及对环境的特殊条件做出反应的能力等。生物进化的倾向来自于“上帝所赋予的权力”，或自然“赐予动物生命以这样的权力，即使结构日益复杂化的权力”。
四是，进化的规律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在每一个尚未超过发育限度的动物中，任何一个器官使用的次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就会使那个器官逐渐加强，发展和扩充，而且还会按使用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地增强其上述能力；这样的器官如果长期不用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削弱和被破坏，日益降低其能力，直至最后消失。”这种进化“使得动物个体获得或失去的每一种性状都通过繁殖传给由此产生的新个体”。
（2）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1809～1882年）在《物种起源》（1859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的由来》（1871年，又译作《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著作中，提出并逐渐完善了进化论。其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物种形成学说。“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而和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
二是，共同祖先学说。《物种起源》中“进化树”插图，比较清晰地表达了共同起源学说，即共同祖先学说。
三是，自然选择和渐进进化学说。自然选择，又叫最适者生存，它既包括种群因适应环境而生存下来，也包括种群因遗传而保存下来。“如果有益于任何生物的变异确曾发生，那么具有这种性状的诸个体肯定地在生活斗争中会有最好的机会来保存自己；根据坚强的遗传原理，它们将会产生具有同样性状的后代。我把这种保存原理，即最适者生存，叫做‘自然选择’。”自然选择，需要经历缓慢的变化时期。“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机会，它（自然选择）就静静地、极其缓慢地进行工作，把各种生物同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加以改进。”
四是，生物界进化说。生物界每一种群或个体都是进化的。“每一纲中属于较大群的优势物种有产生新的和优势的类型的倾向”，“每一大群便倾向于变得更大、同时在性状上更加分歧”，“占优势的类型”打倒较弱的类型而维持自身优势。
五是，物种进化学说。“新的物种缓慢地在连续的间隔时间内出现”，自然选择导致“物种和整个物群的绝灭”，“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以及它们后代的缓慢变异，使得生物类型经过长久的间隔时间以后，看来好像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变化似的”。同时，“生殖率如此之高以致引起‘生存斗争’，因而导致‘自然选择’并引起‘性状分歧’和较少改进的类型的‘绝灭’。”
总之，拉马克和达尔文都认为生物是进化的。对于进化的机制两人见解不同，拉马克主张“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强调了环境变化在生物变异方面所起的“诱导”作用，但却主张变异是以生物本性（一种趋于完善的需求）为主因。达尔文认为变异和环境是相互独立的，在环境发生作用前变异就产生了，环境只是对变异选择产生作用，生物（以物种为单位）通过生存斗争，适应环境的性状得到保留，不适应的性状被淘汰（适者生存）。
2.进化论的“进化”：进化论面面观
（1）达尔文主义：一个并非一致的思想流派
“达尔文主义”常用来指达尔文有关进化论的思想体系，但这一体系并不是主张一致的思想流派。季羡林等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史知识》中认为：“许多自称或被称为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对其中进化机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2）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诠释社会现象的理论
19世纪中期，斯宾塞将进化论学说扩大到人类社会，把“最适者生存”不仅视为生物进化过程，且看作人类进步方式。以此诠释英国当时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指出“自由贸易和经济竞争”是自然选择的社会形式，认为最强者胜利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英国学者霍德华在《达尔文》中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殖民扩张合理性的理论。
（3）：一种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人类社会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如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这是历史的进步。1884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运用进化观点，论述了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进化论产生的背景与影响
1.革命时代孵化的“革命”：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人性化”课堂，关注历史人物在何时、因何、为何能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探讨思想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达尔文借当时的“革命”大势，提出了自己的进化论。
（1）经济巨变导致社会转型：社会发展呼唤着生物进化论
随着工业革命的拓展，工业化进程步伐加快，英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新兴城市崛起与传统城市衰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壮大，传统贵族日趋衰落，导致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如何理解这些新现象，怎样解决这些新问题，成为当时思想和科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功利主义哲学，分别从政府政策、人口控制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力图理解和解决这些新现象、新问题。同时，交通运输工具的飞跃、远洋战舰的出现等，巩固并拓展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
（2）科学革命引起观念变化：理性躁动催生生物进化论
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及地理大发现等，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解放，眼界也更为开阔，动态的变化观开始萌发与发展，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静态观提出了挑战。18世纪，天体进化观、地球进化观相继问世。“进步”概念成为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主题，并影响了自然科学发展，“假说―演绎法”成为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世界文化史知识》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它所给予人们不仅有新的观念，而且还有探索的勇气。人们大胆怀疑传统的思想，探讨新的解释。”这些观念冲突而产生的理性躁动，连同对生物界知识的不断增长，最后催生了生物进化论。19世纪初，在人类社会进步观的启发下，真正的、科学的、系统的生物进化论――拉马克的进化论――问世了。
（3）生物界知识的增长：生物学成就助推达尔文进化论
基于“假说―归纳―演绎”方法的进化论，其基础是生物分类的完成和完善。18世纪，瑞典学者林奈初步完成了生物分类，他把所有生命体划分为两大部分，即植物界和动物界；这些大范畴进一步划分为一系列的小范畴――门、纲、目、科、属、种。生物分类的完善，连同胚胎学和解剖学成就，为观察和比较生物物种间的进化，奠定了基础。
（4）个人努力：达尔文孵化出《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他对生物学痴迷，精于观察和总结，及善于研究和汲取其他相关科学成就的必然结果。在1831～1836年间的远洋考察期间，达尔文观察到物种互相联系的普遍性。回国后，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在地质学、解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阅读、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完成了《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学进化论。
2.“从达尔文以后，世界就不同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地位
“人性化”课堂，关注史实通透中的思想地位，即了解解决问题方案的效益。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评价，美国学者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中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19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学者斯蒂芬・杰伊・古德尔在《达尔文与进化论》中更是指出，“从达尔文以后，世界就不同了”。概而言之，达尔文进化论的革命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思想领域：从观念到价值观的转变
与“哥白尼革命”相提并论的“达尔命”，在思想观念领域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思想解放。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代表了欧洲科学历史的一个大转折。自然选择的原理，打击了基督教的“天意说”。物种起源和进化，否定了上帝造人说。利用自然科学，解释动植物表现出来的手段对目的的适应，驱除了造物主的地位。达尔文“把上帝废黜了”。
其次，改变了人类地位。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人类只是持久进化过程中一个短暂的结果，他们与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这是对人类自我陶醉的一次沉重打击。从此，人类与同其他生物一样被列入自然界。人类的所有特性都将成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最后，改变了当时人们的价值观。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生物进化论引入伦理学领域，摧毁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人人专门为己”的想法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权势的人们相信他们是依靠生存竞争的力量而居上的，在生存竞争里强者和狡诈的人胜过了弱者和说真话的人。“他们坚信必须强壮、有力、无情、实际、自利，因为上帝已死去了。”
（2）科学领域：从观念到内容的革命
美国学者科恩认为，“达尔文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19世纪的科学”。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开拓了科学视野。达尔文进化论，将变异、多元论、机遇、不确定性、目的性程序、历史信息等纳入哲学范畴，启发和开拓了科学范围。此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逐渐成为科学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二是，改变了科学态度。达尔文进化论，使得人们抛弃了单纯依赖逻辑追求真理的经院哲学，更加重视实验、观察和收集事实，以发现规律。同时，达尔文进化论引发的科学争论，改变了人们对于学科共同体的态度，争论和研讨成为科学发展的常态。
三是，开发了多样的科学方法。达尔文运用演绎、归纳和类比等方法，论证假说的科学性，探讨科学规律，证明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印证了新科学方法的巨大价值。此后，“假说-演绎法”突破了当时自然科学归纳、观察等主流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四是，促进了生物学发展。围绕进化论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转向生物学研究。他们或支持进化论，为之寻找证据；或反对进化论，搜集和研究反证。这些都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使之逐渐成为一门独立于物理学、哲学等学科之外的科学。正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等影响下，生物学逐渐发展成一门内容丰富，与人类和生物密切相关的科学。
三、“进化论”教学的主要着力点
“人性化”课堂，主要指在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解读和运用史料，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和感悟历史人物的情感变化、生活境界和精神追求，感悟历史人物人格魅力，以此陶冶、引领和启发学生认识自我、完善人格，达成培养史学素养的课程目标，奠定学生全面成长的坚实基础。利用“进化论”的史实，发展学生的史学素养，最“经济”的一条途径是 “让达尔文自己倾诉”。具体包括达尔文倾诉的社会环境，倾诉的过程、内容和倾诉的影响等。
1.理解“标准”，确定主题
主题是课堂教学的灵魂，它指明了课堂教学的发展方向。本课主题的确定，实质是解决进化论的中学历史教育价值问题，即进化论能为学生发展提供怎样的养分。
《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简述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概括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从字面上看，这一标准的前半部分，属于科学范畴；后一部分属于社会学范畴。因为进化论阐述了生物的演变机制，涉及人类起源问题，所以与传统宗教的相关论点产生矛盾。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涉及领域不同，进化论属于认知范畴，以寻求自然规律为旨趣；宗教则属于“灵”的范畴，以寻求人类的超越为旨趣。从史学视角看，这一标准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在探讨进化论产生与演变的过程中，理解科学的本质特性；二是，在进化论有关人类起源的结论中，联系宗教相关结论，探讨科学与宗教间的本质区别。科学的本质特性，是连接两个层面的桥梁。因此，进化论教学的主题，应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区别为核心。
需要提醒的是，按照严谨的科学规范来衡量，进化论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对人类起源的理论，既没有充分的证据，也不能证伪，更不能复现（用实验验证），其科学性还有待于提高，这是进化论现在还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是暂时得到公认的科学成就，也仅是时代的产物，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所以，进化论的教学不应立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具体内容，而应立足于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过程。
本课的教学思路可概括为：以科学的本质特性为中介，沿着进化论创造过程――进化论的主要观点――科学方法与科学特质――科学与宗教间的区别等路径，最终让学生理解科学与宗教分属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功能。同时，让学生了解“宗教的观点也随着科学发展而不断调整，消除宗教观点与科学成果间的矛盾对立，也是宗教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课的具体教学路径是：以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故事为线索，在感受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过程中，引领学生探讨影响科学发展的社会和个人因素，进而领悟科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引领学生探讨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方法，进而领悟科学一般方法及科学的本质特性；引领学生探讨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观点和重要影响，进而领会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地位；最终引领学生从人类起源的角度，比较科学与宗教的区别，进而领悟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
2.围绕主题，精选史料
“人性化”课堂，强调客观史实与史料中情感意蕴的感染、感动与感化。
揭示课堂教学主题，须借助史料来完成。围绕“感悟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这一主题，首先，精选典型再现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故事性史料；其次，精选典型阐述进化论内容的史料；再次，精选典型反映进化论影响的史料；最后，精选典型反映基督教有关人类起源的史料。其中，故事性史料需典型再现达尔文痴迷科学与运用科学方法探讨进化论的精神。史料首先取自《达尔文自传》《物种起源》等原典型著作；其次取自《科学中的革命》等经典型著作。同时，精选史料，还须遵循经济原则，即最大可能发挥教科书的史料价值。综合上述要求，有关进化论教学中的精读史料，可以选择以下内容。
史料1：像这样一些事实显然只能以这样假设来说明：物种逐渐起了变化。这个题目常常使我不能忘怀……在我回到英国以后，我想也许按照赖尔在地质学上的先例，以及搜集一切有关动植物在人工培养下或在自然状态下变异的事实，会对整个问题有所阐释。我的第一本笔记是于1837年开始的。……现在（1838年10月）读了这本书（马尔萨斯《人口论》）立刻使我想起，在这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往往易于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则往往易于消灭。其结果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样我终于得到了一个能说明进化作用的学说了。
――〔英〕达尔文《达尔文自传》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达尔文自传》。达尔文在材料中反思了自己提出进化论的主要过程。从中可归纳出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缘由、主要观点和方法。材料间接体现了他取得成功的个人因素，即科学考察、收集材料，运用“假说-归纳-演绎”法，加之在广泛阅读中获得启示，从1837年记录第一本笔记开始，历经22年（1837～1859年），最终发表《物种起源》。
史料2：新的物种缓慢地在连续的间隔时间内出现。……物种和整个物群的绝灭……这几乎不可避免地是自然选择原理的结果；因为旧的类型要被新而改进了的类型排挤掉。……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以及它们后代的缓慢变异，使得生物类型经过长久的间隔时间以后，看来好像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变化似的。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物种起源》。材料阐述了进化论的四个结论：生物和物种具有进化性；物种进化具有缓慢性；新物种经过适应-变异-遗传-生存等阶段考验；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被淘汰。结合教科书内容，达尔文的进化论，还包括生物同祖说。而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生物同祖说，即人类起源于低等级生物，人类与猿猴同祖等。但明确提出人猿同祖说，是在《物种起源》发表后的《人类的由来》等著作。
史料3：达尔命大概是科学中曾经发生过的最重要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对世界、人和人的制度的本质重新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达尔命对世界产生了新的看法，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进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有系统的世界，并且认为人类社会是以一种进化的模式向前发展的。
――〔美〕科恩《科学中的革命》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科学中的革命》，作者是美国科学史专家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这部著作中，科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概念。本段材料将达尔文进化论定性为“革命”，高度肯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在科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材料还指出达尔命在科学中的主要影响，即启发人们系统思考世界、人和制度；将动态观引入科学，从此“世界动态发展”观，逐渐成为科学界的主流观念。
史料4：我们必须记住，宗教和科学所处理的事情性质各不相同。科学所从事的是观察某些控制物理现象的一般条件，而宗教则完全沉浸于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思中。……一般说来，科学每前进一步，便证明各种宗教信念的表现方式需要作出某种修正。……同时宗教思想这种表现法也不断地在趋于精纯，不断地排除了芜杂的想象。宗教与科学的接触是促进宗教发展的一大因素。
――〔英〕怀海特《科学与近代世界》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科学与近代世界》，作者怀特海是英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科学与近代世界》，阐述了学科塑造近代世界的主要表现，特别阐述了科学与宗教间的关系。本段材料，首先提出观点――宗教和科学的性质和任务各不同。进而指出近代科学发展与宗教变革间的关系――科学发展推动宗教日益走向精纯。特别指出科学和宗教的各自特性和任务――科学在于探讨规律，有着系统的方法体系；宗教在于寻求心灵寄托，重点在道德、美学和精神超越。进化论与基督教虽然都涉及人类起源问题，但由于它们分属科学与宗教范畴，一般没有可比性。但两者都是人类的创造物，能够相互影响。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共同起源学说，对当时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确实是强大的冲击力量，这对人类的思想解放、价值观重塑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逼迫基督教教义日趋精致化。
精读的史料，须以学案的形式呈现，以便学生细味体悟。课堂中教师应从史料的内容、反映的特点或本质、作者的意图等方面，引导学生多视角解读。此外，还有需学生泛读的史料。泛读的史料，一般以增强教学趣味性为主，适当渗透情感、意志和精神超越方面的内容。下列史料可作为泛读史料。
史料5：（托马斯・赫胥黎认为）：查尔斯・达尔文，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艰苦卓绝地斗争；也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幸运。他发现了伟大的真理，却饱经践踏，深受偏执盲从的人谩骂，甚至全世界的哗然耻笑；他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它在科学领域作为不可辩驳的真理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成为普通人思维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美〕丽贝卡・斯泰福《达尔文与进化论》
【解读】本段材料出自《达尔文与进化论》。这是一部阐述进化论发展史，以及达尔文创造自己的进化论的著作。材料介绍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评价。本段材料可作为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导语。达尔文经过艰苦努力，幸运地“发现”了进化论，虽在当时遭到人们的误解，但最终赢得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赞誉，做一位像达尔文一样的人，应是人生的最大追求。达尔文如何创立进化论？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有哪些？为何进化论受到当时人们的误解？最终人们是如何理解进化论的？这就是本课学习的主要任务。
史料6：达尔文坚信，加拉帕戈斯群岛是最神秘的实验室，大自然在这里进行她最深奥的实验。关于这些岛屿，他宣称：“从时空两个方面来看，我们都仿佛被带到那个伟大的事实面前，那个神秘中的神秘――新的物种首次在地球上出现。”重返英伦，为探索地球生命的神秘历史，达尔文献出了自己漫漫一生的其他岁月。……关于1835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短暂之旅，他说，“那是我所有观点的发源地。”
――〔美〕丽贝卡・斯泰福《达尔文与进化论》
【解读】本段材料叙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对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主要作用。为何达尔文能够远渡重洋，到这个位于南太平洋，靠近拉丁美洲厄瓜多尔的小岛？这个小岛的物种对达尔文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第一问涉及英国19世纪殖民扩张；第二问涉及科学考察在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作用。
史料7：威尔伯福斯的论点使他（特里斯特拉姆）确信，他当时变成了一个反达尔文主义者，而且在他的余生中也一直如此。最近我有机会重新阅读了威尔伯福斯的文章，之后我发现，虽然威尔伯福斯激烈地抨击了达尔文，但他也称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对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威尔伯福斯认为，应当归功于达尔文的在生物学思想中的主要创新是――自然选择的思想。
――〔美〕科恩《科学中的革命》
【解读】本段材料出自《科学中的革命》，文中在对赫胥黎――威尔伯福斯论战进行了历史考察后，叙述了与教科书不同视角的“论战”。威尔伯福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赢得了支持者；同时，他也高度评价了《物种起源》中的某些观点。这段材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补充，展示了史学研究的重要特性，即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视角描述，其内容也不同。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开拓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视角，以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事物。
泛读的史料，一般以课件形式呈现，以教师串讲大意为主要方式，以体味史料蕴含的深刻含义、感受历史的趣味性。
3.依托史料，设计程序
“人性化”课堂的基本程序是：感知探究――感知和理解史实；探究体验――研读史料；体验感悟――反思学习内容与过程；重构表达――展示学习收获。进化论的教学程序，可依托上述主题及基于主题的史料来设计。其主要着力点为以下方面。
（1）科学分层：用知识结构奠定达尔文倾诉基础
教科书围绕进化论内容的提出和演变，首先介绍了宗教对人类起源的观点，进而介绍了生物学成就，然后介绍了进化论的提出与演变，最后概括了进化论的影响及分析了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产生分歧的根源。科学分层，就是首先区分教科书中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上述表述。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有关人类起源的观点和一些生物学成就，仅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社会背景，不属于原因范畴。同样，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区别，也不是进化论产生的影响，而是基于进化论的高层次概括。最终，通过揭示上述内容间的关系，形成动态的知识结构，以初步奠定达尔文倾诉的主要基础。
（2）纵横联系：让达尔文回到他生活的时代
由于进化论教学时，学生已学习过必修一的政治文明史，必修二的物质文明史。所以，纵横联系，完善知识结构，应是史实教学的第二步。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拓展，加速了英国城市化进程，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纷至沓来。一些力图解释或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些内容在政治史和经济史中都有具体史实，纵横联系就是将这些具体史实纳入进化论的知识结构中，以完善进化论的知识结构。这样，我们就能让达尔文真正回到他生活的年代。
（3）史料解读：理解达尔文倾诉的内容与意义
史料解读是历史课堂教学的核心环节，它以史实为基础，并进一步深化史实的学习；它又以突出教学主题为目标，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与体验历史真谛为一体。史实解读以精读为主，中间穿插泛读内容；以品味教学主题为主，杂以体验历史发展的情趣。一般而言，精读史料要追问，泛读史料要精彩。在进化论教学中，一般采用两组精读史料，其中穿插泛读史料。需要强调的是，史料解读过程，如果增强故事性，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感悟表达：在学习过程中达成课程目标
体验感悟，实质是整体理解学习内容，汲取历史营养的过程。即通过基于故事的综合探究或师生总结反思，来揭示主题，感悟历史真谛。如通过达尔文创建进化论的故事，整合本课内容，在史实和史料的基础上，让学生感受、感悟达尔文创建进化论过程中蕴含的情感、意志和精神追求，感染、感动和感化学生，以此汲取历史养分，增长智慧，获取未来发展的动力。重构表达，即用各种形式表达学习收获，包括重构历史、情感体验和心得感悟等。如每位学生都在本课学习的后期，构建出自己心目中的达尔文和进化论。此时，让学生表达这些建构内容，以相互借鉴和启发，是重构表达的目标，其方式，可以是口头叙述，也可以是书面表述，还可以是图画示意和肢体表达等。
第7篇：思想解放历史转折范文
摘要18世纪中叶,西方钢琴艺术史由巴洛克时期进入到古典主义时期,人们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使得钢琴演奏艺术在演奏技术以及演奏风格等方面,发生了改变并逐渐形成古典主义钢琴演奏的流派,代表音乐家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本文以这些主要音乐家的创作为依据,来具体阐释古典主义时期钢琴演奏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古典音乐 钢琴 风格
中图分类号:J624.1 文献标识码:A
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是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20年代(1750年到1820年)间的音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导致了18世纪后期的欧洲钢琴演奏风格的演变,法国启蒙运动是继反对神权的“文艺复兴”之后进一步提出反对君权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崇尚人的理性思考,要求艺术创作要突破历史、宗教、宫廷的局限来表现普通人的感情和生活,并利用通俗易懂的艺术手法,追求轻松、愉悦的主调音乐,反对巴洛克时期严肃、复杂的复调音乐。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开始,都是旧有的艺术风格发展到顶峰而产生的,在艺术风格交替转化的过程中,几种艺术风格的重叠出现是必然的。这一重叠的过程与艺术风格的定型密切相关,同时,各个时期不同的音乐家的创作都有其不同的艺术特征,其本身也在演变过程中,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古典主义时期钢琴演奏的风格定位。实际上,若想明确全面的概括出古典主义时期钢琴演奏的艺术风格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选择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总结了该时期代表性音乐家的钢琴创作的共性特征,根据他们不同时期的作品,对古典主义时期钢琴演奏的艺术风格做出以下几点阐释:
一 在音乐结构上,明快自然的主调音乐取代了复杂繁冗的复调音乐占主导地位
18世纪中叶,巴洛克时期向古典主义时期转变过程中,主调音乐渐渐取代复调音乐的主导地位,在音乐结构上,从多声部的复调对位形式转入以旋律为主的主调和声形式。古典主义时期的钢琴演奏中不但保留了原有的构建乐章的方法,还将乐章中各个部分的主题进行对比,分成清楚的乐句,构成清晰的结构。音乐织体从空间形式向时间形式的转变,从多声部对比复调向同一声部中乐句、乐段之间的主题对比,使得旋律线条从不分主次的复调中分解出来,转变成以一条旋律为主,其他声部使用非旋律题材或“阿尔贝蒂低音”伴奏的形式。所谓“阿尔贝蒂低音”,是意大利作曲家阿尔贝蒂创用的分解和弦的伴奏音型,既不影响原有的和声又富有波动不大的起伏,有利于衬托旋律,被称为“阿尔贝蒂低音”,被广泛应用于古典主义时期的钢琴作品伴奏中,与和声部一起起到伴奏旋律的作用。阿尔贝蒂低音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多个著名作曲家所重视,并被持续应用直到19世纪以后。总的来说,从精雕细刻、繁冗复杂的复调音乐风格转变为爽朗明快、淳朴自然的主调音乐的风格,是巴洛克音乐向古典主义音乐演变过程中最明显的特征,这也恰恰符合了当时法国启蒙运动思潮中返璞归真的理念。
在当时,受启蒙思想影响深刻的作曲家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在他的键盘音乐中强调明朗轻快的因素,并以主调音乐为主,颠覆了传统的复调音乐风格;同时由于受意大利喜歌剧的影响,其音乐风格中带有明显的轻松、优雅精致之风,具有人们称之为“华丽”的因素。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钢琴开办音乐会的作曲家,他精湛的演奏的技术,通明柔和的音色都富有优美的歌唱性。这一歌唱性的特点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对以后的海顿和莫扎特的早期创作也都有过很大的影响。
又如,明显受到卡尔・菲利普・爱马努埃尔・巴赫的影响的海顿,在音乐主题风格上追求统一,整个乐章具有逻辑性,结构上要比卡尔・菲利普・爱马努埃尔・巴赫更为严谨。在他富有特点的小步舞曲乐章中表现出一种不同于宫廷传统复调音乐的华丽与典雅,偏向于追求自然朴实的音乐风格和自然清新的民间音调。
二 在音乐内容上,把人的情感作为艺术表现手段
法国启蒙运动使人从神性的桎梏中走出来,尊重人本身的真实感受,这一思想对18世纪中叶后巴洛克音乐向古典主义音乐转变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许多作曲家都开始力求在音乐内容上注入人的主观情感,表达人的各种类型的情绪。
例如,1770年前后,海顿的音乐创作进入了新的转折点。由于受到长期的宫廷音乐文化的压制,海顿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凸显出一种“狂飙精神”(与之早期的钢琴奏鸣曲有着明显的不同),出现了很多十分罕见的调性,例如其最具代表性的第三十三首C小调,整首奏鸣曲中抒发了一种悲怆的情感,令人激动不安,宛如叹息,这都是他重病初愈之际感情意志的抒发。又如,莫扎特在遭到丧母厄运时,处于悲怆的状态中而创作的《a小调奏鸣曲》,从第一乐章的急速前进,经第二乐章的孤独凄惶,再到末乐章的令人生畏的低沉,都使得整个音乐创作中充满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动力风格。内在、深切、悲剧性的情绪内省是莫扎特音乐创作的重要特征,又如其协奏曲的代表作《C大调协奏曲》,充满着壮丽的色彩,令人心驰神往,《d小调协奏曲》中则充满激动人心的不安情绪,而到了《A大调钢琴协奏曲》,又是在抒发着温柔热忱的感情。由于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创作者在演奏实践中,将音乐的旋律、和声、节奏用以表达特定的情绪类型。例如协和和铉代表安宁,不协和和铉代表动荡等等,甚至不同的节拍、调性都有其特定的表情意义。
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深入,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人们对于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音乐领域中,作曲家开始突破宫廷文化的压制,进一步表达人的主观情感。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便是贝多芬。作为古典钢琴乐派中最后一位作曲家,贝多芬完全脱离了宫廷音乐文化的压抑,把人的主观情感与个性表现集中到音乐创作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例如作于1804年到1806年间的《f小调钢琴奏鸣曲》,包含着悲剧性、英雄性、抒情性等各类情感,有着“热情”奏鸣曲之称。我们从与《f小调钢琴奏鸣曲》同时期的贝多芬的多数创作中都可以看到,曾经莫扎特所追求的“理性”的音乐形式,已经不能包含贝多芬的音乐思想情感,后者甚至不顾音乐结构的平衡性,开始追求极致性的情感表达。
三 在曲式体裁上,运用以对比原则为主的古典奏鸣曲式
古典奏鸣曲的奠基人卡尔・ 菲利普・爱马努埃尔・巴赫,在乐章之间采取调性与形象的对比,结构上采用统一、变化、均衡的原则,强调在和声、旋律、节奏等细节上随心所欲的利用大量的情绪对比来表现主观情绪,这种善感而富于表情的独创性主题,对后来音乐创作者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尤以贝多芬最为显著,他为键盘音乐而创作的代表性《6首普鲁士奏鸣曲》、《6首女士们的奏鸣曲》、《为内行与爱好者所写的奏鸣曲集》、《6首沃尔腾堡奏鸣曲》以及《6首献给普鲁士公主阿梅丽亚的奏鸣曲》等,都无疑证实了奏鸣曲这种音乐形式实际上可以表现性格发展和情绪变换的可能性。
自小有着“神童”之称的莫扎特,在其神童时期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中就有许多精短华丽的奏鸣曲乐章,结构上多受教会音乐的影响。例如写于1777年的两首《曼海姆奏鸣曲》,速度上利用快板和柔情优雅的行板,表现出一种交响动力的风格,在整个乐章中,情绪变化明显,对比强烈,间接的出现过fp的力度用法,在声部音质的安排上,利用了器乐音质的构思技巧。
又如,在贝多芬的所有音乐形式中,钢琴奏鸣曲是他表现两种力量对立竞争的最有力的手段,奏鸣曲式被广泛的应用于他音乐创作中的各个题材之中,其地位仅次于交响乐。贝多芬初期的钢琴奏鸣曲明显的表现出对古典主义传统的继承性,但是并没有保留奏鸣曲三个乐章的结构特点,打破了刻板的转调,转而利用和铉、力度、织体及情绪等音乐素材的戏剧性变化,造就了他极有个性的音乐创作。例如贝多芬早期的最后一首作品22号,在第一乐章中利用大量的回音、震音、分解和铉作为素材,第二乐章用长回音旋律,第三乐章采用大段的震音与分解八度的素材。这个乐曲烘托出一种振奋人心的气氛。贝多芬的最主要的钢琴奏鸣曲作品是写于1804年的《“黎明”奏鸣曲》,贝多芬酷爱大自然,大自然不但成为他内心情感的庇护所,同时也是其音乐创作路上的灵感来源。这首《“黎明”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便能够令人联想到打破黎明的寂静的鸟雀莺啼之声,整个乐曲沉浸在黑夜与白昼二者对立抗争的情绪中。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中,主题的矛盾冲突、情绪的对比强烈,成为其音乐风格的日益重要的特征,他对音乐表情的追求达到了极致,音乐本身的形式已经成为其音乐的表现力量,这与莫扎特追求中庸、和谐之感的音乐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贝多芬往往冲破思想情感传统的表达模式,利用他超凡的控制力重建结构表现自我。
四 在音乐旋律上,富有歌唱性和宣叙性
18世纪中叶开始,西方钢琴音乐深受新兴的意大利歌剧的影响,作曲家们数以百次的为诗人的剧本配乐,这些剧本取材于古希腊或者拉丁作家的某一故事情节,故事情节完全在宣叙调中进行,乐队除了演奏歌剧的序曲以外,就是为歌唱演员伴奏,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作曲家开始意识到,钢琴本身不只是为了塑造自然界的形象,更要模仿歌剧中人物的歌唱和说话。加之,卡尔・菲利普・爱马努埃尔・巴赫为代表的“情绪学”理论确立,让更多的作曲家坚信演奏音乐的目的是模仿人物的语言,进而模仿人物的情绪,用音乐语汇来表达对事物的真实感受,来唤起听众的共鸣。这使得钢琴的演奏旋律和音调更具有歌唱性与宣叙性。
例如,由意大利歌剧序曲演化而来的三乐章是海顿最早的交响曲采用的形式,典型的结构为一个快板、一个平行小调或者下属调的行板,最后以小曲式的乐章结束。在1762年其结构大致演变成为古典主义的四乐章形式,其特点即:快板、适中的行板、小步舞曲和三声中部以及快板。随着海顿钢琴弹奏技巧的成熟以及其想象力的丰富,到了1771年,海顿的音乐创作主题更为宽阔和富有激情。整个乐章中从强到弱的变化,使得整个音乐风格更富戏剧性。这对后来的贝多芬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18世纪80年代,海顿结识了同时代的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受到其歌唱性曲调的影响,钢琴音乐风格出现了新的转向――更多的偏向于追求钢琴演奏中的歌唱性与抒情性。
莫扎特的17首钢琴音乐协奏曲在维也纳时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较钢琴奏鸣曲而言,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的艺术价值是18世纪后半叶任何一位作曲家无法匹敌的,他的丰富创意,广阔有力的艺术构思,都使得整个协奏曲的乐章显得巧妙自然、足智多谋。在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中,仍然保留有巴洛克音乐中的某些结构特点,与以独奏为主的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以及与以交响化为主的贝多芬相比,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达到了独奏乐器与乐队之间最为和谐的地步。在独奏乐器与乐队之间合奏和轮奏过程中,并没有两种对立力量的竞争与较量,而这些成就多是受益于莫扎特的歌剧创作。钢琴协奏曲乐章中戏剧性的感情,借助于音乐素材转换对比来表现,或是由宁静到热情,或是由喜悦到沉思,这也正是莫扎特在18世纪即兴钢琴演奏中的精华部分。
总而言之,音乐艺术风格的把握在诠释钢琴作品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正如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的灵魂”的周光仁所说:“为了更好地理解音乐作品,就必须对音乐风格有深入正确的把握,音乐风格把握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比弹错音还严重。”可见其重要性。那么,想要了解古典音乐时期钢琴演奏的艺术风格,就要从它整体的文化背景出发,对具体的作曲家在不同时期的音乐创作进行分析比较,同时明确风格演变的过程中的趋势走向,才能够获取古典主义钢琴艺术的精髓。
参考文献:
[1] 张洪岛主编:《欧洲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
[2] 朗多米尔,朱少坤等译:《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
第8篇：思想解放历史转折范文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本文就人们议论较多的三个问题，予以辨析：（1）《隆中对》究竟对不对？（2）诸葛亮是“愚忠”吗？（3）如何看待“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作者的结论是：“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
【关键词】 诸葛亮 《隆中对》 愚忠 近妖 不朽典型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形象，一个光彩照人的不朽典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
我历来十分敬重历史人物诸葛亮，也深深地喜爱艺术形象诸葛亮。二十余年来，我曾多次撰文，谈及诸葛亮的方方面面。2001年，又郑重撰写《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比较深入地论述了诸葛亮形象的成功之处①。此后几年来，有关诸葛亮的评议仍层出不穷。其中，严谨的探讨、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固然不少，而无根之谈、轻率之议、轻薄之言却也颇多。要区别这两类看法，得出有根有据、有说服力的见解，关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事实出发，从真实可信的材料出发，以公允的态度，作出有分寸的评析；还要坚持“同情之理解”的精神，尊重历史背景和特定语境，设身处地地理解前人，“既要体现当代意识，又要注意尊重历史；既不盲目地对古人顶礼膜拜，又不以‘后来居上’的优越感而藐视前贤”②。为此，特再撰本文，就人们议论较多的三个问题，略加辨析，以就教于学界师友。
一、《隆中对》究竟对不对？
汉末建安十二年（207），当时依附荆州牧刘表、屯兵新野的刘备三顾茅庐，向年仅二十七岁（虚岁）的诸葛亮请教。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刘备拟定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先夺荆州，再取益州（“跨有荆、益”），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外结孙权，内修政治，等时机成熟，从荆、益两州分兵北伐：一路直捣政治腹心地区宛、洛一带，夺取东汉首都洛阳；一路夺取西京长安和整个关中地区；两路夹攻，以图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慨然同意出山辅佐。从此，这条“卧龙”冲天而起，在历史的舞台上夭矫腾飞，大展宏图，而《隆中对》也成为刘备集团发展的战略蓝图。罗贯中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天才想象，用了三回半的篇幅（第35回——38回前半），将“三顾茅庐”的由来和过程写得曲折有致，摇曳多姿，情韵深长，令人悠然神往。特别是第38回前半，集中写刘备见到诸葛亮后的精彩对话，更使《隆中对》深入人心。
千百年来，人们对《隆中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正确地预见了政局的基本走向，堪称刘备集团的最佳发展战略。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能提出如此英明的战略规划，实在令人惊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便情不自禁地赞颂道：“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万古之人不及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第38回末句作“真万古之人不及也！”）
不过，历代也有人对《隆中对》不以为然，有人批评诸葛亮“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北魏崔浩语）然而，这其实是对《隆中对》的歪曲。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当时曹操已经统一北方，且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孙权据有江东（扬州大部），根基已经稳固。在此形势下，要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盲目地“与曹氏争天下”，实属迂腐之见；刘备首先需要拥有自己的地盘，才能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进而联合孙权，讨伐曹操。而综观天下版图，全国十三州，当时尚未被曹、孙两家控制者，仅剩荆、益、交三州（张鲁割据的汉中本是益州的一个郡）。其中交州远在荆州、扬州之南，刘备无法夺取（建安十五年，孙权控制了交州），剩下的就只有荆州和益州了。所以诸葛亮向刘备明确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先跨有荆、益，再伺机两路北伐。应该说，这是对当时形势最正确、最可行的判断。至于何时夺荆州，怎样夺取，这当然要看机会。三顾茅庐的次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天，曹操南征，刘表病死，其子刘琮向曹操请降，诸葛亮就劝刘备攻打刘琮，一举夺取荆州；可惜刘备未能采纳，错过了大好时机；直到赤壁大战后，刘备才夺得荆州江南四郡。当然，在诸葛亮看来，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益州比荆州更适于立国建都。这是总结了汉高祖刘邦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打败项羽，终成大业的历史经验，而且是许多杰出人物的共识。例如庞统后来也曾对刘备提出：“荆州……东有吴孙（指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③刘备入蜀时，以庞统随行辅佐，诸葛亮留镇荆州；只是当庞统在雒城（今四川广汉）中流箭而死后，诸葛亮才率兵入蜀增援，而留头号大将关羽镇守荆州，可见他对荆州始终是重视的。而作为刘备的股肱之臣，刘备后来称王称帝，诸葛亮也必须在其身边辅佐，只能让其他得力人员镇守荆州，这哪里是要“委弃荆州”呢？
现代有的学者因为《隆中对》提出的两路北伐的目标未能实现，便怀疑诸葛亮的整个战略规划行不通；有的学者认为“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这两大原则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等孙权夺得荆州，刘蜀方面承认既成事实，才能与孙权重新修好，因而《隆中对》的基本国策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刘备在“三顾茅庐”之前，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此后忠实执行《隆中对》，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即到建安十九年（214），便完成了由没有立足之地到“跨有荆、益”的巨大转折，形成了三分鼎立局面，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又夺取汉中，其势力达到鼎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证明《隆中对》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至于第二步战略目标未能实现，那是由于后来荆州失守，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因此认为当初的规划不对。古今中外，重大的战略规划，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需要随时调整，甚至发生重大改变，这是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懂得的，如果因后来情况的变化而否定当初的设想或规划，其实是“马后炮”式的看法。诚然，夺取荆州，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乃是孙吴集团的建国方略，这与刘蜀集团的利益确有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建安二十年（215），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已经形成了战略平衡。这种平衡，既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也随时可能被打破，就看三分鼎立的大局如何演变，孙刘双方如何处置了。如果关羽忠实执行“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方针，使曹操难以拉拢孙权而偷袭关羽之后；如果关羽善于安抚和激励部下，使镇守江陵的麋芳、镇守公安的士仁（《三国演义》误作“傅士仁”）忠于职守，不怀二心；如果刘备诸葛亮在关羽北伐襄阳时能够及时配合和支援，那么，荆州未必失守。而在刘蜀集团牢牢控制自己那部分荆州的情况下，承认既成事实的就该是孙权了；面对曹操这个强敌，双方既需要、也完全可能继续联手。由此可见，荆州之失系由多种因素导致，绝非命中注定，它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隆中对》战略构想之正确。因此，我赞同罗贯中的评价：“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万古之人不及也！”
二、诸葛亮是“愚忠”吗？
在诸葛亮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二是忠贞。
多年来，一些人谈到诸葛亮的“忠”时，每每贬之为“愚忠”。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之见。
什么是“愚忠”？就是对国君个人盲目的、毫无原则、毫无主见、逆来顺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国君善恶如何，行事是非怎样，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怀疑，更不敢有任何违忤；即使国君荒残暴，滥杀无辜，也不敢谏阻指斥；哪怕毫无道理地杀到自己头上，也只知低头受戮，还要说什么“天子圣明，罪臣当诛”的昏话；甚至国君腐朽亡国，仍一味追随，以死效忠。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总是不断地集中权力，不愿受到任何制约；同时又总是要求臣民对自己无条件地效忠，鼓励愚忠。特别是专制主义恶性膨胀的明清两代，统治者更是以各种手段灌输愚忠意识，以至愚忠成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条，严重地阉割了民族精神，阻碍了社会进步。因此，现代人反对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任何问题都必须具体分析。尽管封建时代国君通常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尽管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来，总有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与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加以区分，在不同程度上摆脱愚忠的桎梏：或对国君的恶德劣行予以批评抵制，直言极谏；或勇于为民请命，不顾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权最霸道的明清两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于贬斥和蔑视君权；甚至像黄宗羲那样，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权。
那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怎样处理与其君主刘备、刘禅父子的关系呢？认真阅读作品就可以看到：诸葛亮确实忠于刘蜀集团；但这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自有其积极意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通过刘备“三顾”之诚和“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含泪恳请，才同意出山的。罗贯中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竭力突出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刘备的主要辅佐，又是刘备的精神导师：“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第39回）他出山不久，曹操大将夏侯惇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将指挥权完全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后，诸葛亮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49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
了”（第50回～51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在刘备面前，诸葛亮总是直抒己见；如刘备言行不当，或正色批评，或直言劝戒，刘备则总是虚心听从，甚至道歉认错（惟拒谏伐吴是一例外，但随后便“吃亏在眼前”，刘备自己也承认：“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就连在过江招亲这类大事上，他也干脆代刘备作主，刘备尽管心存疑虑，仍然一一照办。如此举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师”心态，哪有一点畏畏缩缩的猥琐？哪有一点“愚忠”者的卑微？
刘备临终，慨然托孤于诸葛亮，并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即位后，谨遵父亲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间，尽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却一直把军政大权都交给诸葛亮，十分放心。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宦官传奏的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当诸葛亮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第105回）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同上）不仅如此，刘禅对诸葛亮始终追思不已。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最高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既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又是拥有“相父”之尊的刘禅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师表》，谆谆叮嘱刘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第91回）而在《演义》虚构的那个刘禅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的情节里，诸葛亮面见刘禅后，先是戳穿“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的托词，指出：“必有奸臣谗谮，言臣有异志也。”接着不无愤慨地质问：“今若内有奸邪，臣安能讨贼乎？”对此，刘禅始则“默然无语”，继而赶快认错：“朕因过听宦官之言，一时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开，悔之不及矣！”最后，“孔明将妄奏的宦官诛戮，余皆废出宫外……拜辞后主，复到汉中……再议出师。”刘禅则恭恭敬敬地完全听其处置（第101回）。在这里，刘禅没有君主的威风和霸道，诸葛亮则有辅臣的自尊和“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这哪里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怜呢？
诚然，诸葛亮最终为蜀汉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里当然有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但决非不问是非的片面忠于刘备父子，其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正因为这样，千百年来，诸葛亮的忠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综观他与刘备的关系，既有“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史实依据，又经过罗贯中的浪漫主义改造，寄托了历代志向远大的士大夫对“君臣遇合，谊兼师友”的理想关系和“帝王师”的人格定位的向往和追求。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关系的否定和批判，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由此可见，“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诸葛亮头上的。
三、如何看待“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现代一些学者对诸葛亮艺术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④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有道理的，所谓“近妖”，是指作品个别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然而，这并非《演义》的主流，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 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我曾经在一本书中强调指出：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像，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⑤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有自。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
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⑥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谒诸葛》)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⑦。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101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105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⑧。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38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52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93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注释：
①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收入拙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②参见拙著《三国演义评点本》前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拙著《三国演义新探》节录其第四部分。
③《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⑤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3～6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⑥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⑦参见拙著《三国演义辞典》的《情节》部分有关辞条（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及《三国漫话》的《名段鉴赏》部分有关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