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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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相对于以往教师比较常用的简单、强制的冲突处理方式而言，问题解决教育哲学在实践应用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冲突干预策略，包括积极倾听、促进协商、转移与分离等三个主要步骤。

（一）积极倾听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个体成长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又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其中之一就是寻求被他人理解、接纳、爱护、关注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对幼儿学习的效果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杰斯也同样非常关注师幼互动环境对幼儿学习的影响，并指出构成这种氛围的根本要素是：教师的真诚、坦率、和谐一致，对学习者的感情和个人意义具有一种敏锐的设身处地的理解以及对学习者做出热情的接受评价。〔6〕因此，作为问题解决教育哲学实施过程中的第一步，教师对幼儿情绪情感的积极倾听能够极大地满足幼儿渴望被关注、理解和接受的内在需要，这对于营造良好的师幼互动气氛并最终促成幼儿同伴冲突问题的解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诸多研究表明，4岁左右幼儿的社会认知能力迅速发展，观点采择能力迅速提高，他们开始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感受情境，理解他人的感情，这为幼儿同情利他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7〕因此，如果教师把注意力集中在情绪情感上，用“看起来你很难过”、“太让人生气了，你一定讨厌被这样称呼”等接纳性语言肯定幼儿的感受，很容易使幼儿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进而在心情平复后自己想出用分享、谦让等方法解决冲突。〔8〕教师在进行积极倾听时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教师对幼儿敞开心扉，要平易近人和善解人意，对待幼儿的情绪情感应像对待成人一样给予同等的尊重；2.无论幼儿用言语还是非言语的方式所表达的感受都应被合理接受，教师不要试图分散或转移幼儿对感受的注意力；3.教师应使用诸如“这听起来”、“我觉得”之类的句式和一种真诚热情、富有亲和力的声音对幼儿的感受进行命名并做出回应，使其能够感受到教师认同并支持他们；4.教师应充分表达对幼儿的信任，允许并鼓励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二）促进协商教师实施问题解决教育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促进协商。在协商中，幼儿能够平等地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并实施自己的决定。尽管不一定每次都能达成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但协商的过程远比结果重要，它能让幼儿学习受用终身的社交技能，学习接受他人的观点，学习专注地聆听和清晰地表达，学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9〕在推进协商的过程中，教师扮演的是支持者而非仲裁者的角色。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促进作用，教师必须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班上每一个幼儿，以便于在发现冲突双方势力不均等（一个幼儿比另一个幼儿高大、更具攻击性或更强势）时，可以站在靠近势力较弱的一方以给予弱小者更多的力量、自信和精神支持。此外，降低自身高度以保持与每一位幼儿平等的目光交流和不带任何成见与倾向性的语气语调也很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多数教师在干预幼儿同伴冲突时会经常用到转移注意法，即，将幼儿的注意力从一个冲突或问题中转移开，或直接将导致冲突的物品拿走，同时引发他们对其他的人或事的兴趣。这种做法虽不失为一种快速平息冲突的有效方式，但对幼儿学习与同伴形成亲密、持久关系的技巧则毫无帮助，甚至还可能会让幼儿养成逃避问题和责任的不良习惯。不过，如果教师仅仅是将其作为促进双方协商过程中的一个建议来提出，如“我有一个提议，你们其中一个去玩别的娃娃怎么样？”抑或是幼儿自己想出这样的主意，效果自然就大不一样了。总之，教师只有在促进协商的过程中，把转移注意法作为多种可行方案之一来备选，才能真正有助于冲突的解决。教师在促进幼儿协商的具体操作中可参考以下做法：1.帮助幼儿弄清他们要解决的问题；2.鼓励幼儿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无论什么主意都可以，并给予双方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当幼儿实在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可以适当地给予建议；3.用积极的口吻复述双方的想法；4.帮助幼儿决定最好的解决办法；5.帮助幼儿实施这一方案；6.在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时通过给予幼儿真诚的认可来强化这一过程。

（三）转移与分离一般来说，前面两步就可以帮助教师成功干预和解决绝大多数的幼儿同伴冲突事件，但偶尔也会存在一些特例。当幼儿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破坏（踢、掐、抓、咬、拉头发等）时，教师必须马上挡在双方之间并用类似于“用脚踢会伤人的，我不能让你们互相踢”之类的话语予以制止。如果仍然无法阻止，教师可以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将幼儿从冲突情境中转移并分离出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发挥其内在的自我控制力，从而以更安全和更平静的心理状态重新返回并继续进行协商。转移与分离并非一种惩罚手段，正如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德瑞克斯（Dreikurs）所说的，将幼儿从危险情境中转移与分离出来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该幼儿，并进一步促进其自控能力的发展。事实上，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美国心理学家林恩•克拉克提出的“暂时隔离”，但又不尽相同。“暂时隔离”是指当幼儿发生不良行为之后，10秒之内让他停止活动，以不超过10个字的言语将他送到卫生间、储物室等安全但无聊的地方进行隔离，并按照一岁一分钟的原则把握时间，隔离结束后再要求幼儿说出他被隔离的原因。而“转移与分离”虽然要求当事幼儿离开冲突情境，但通常还是与其他幼儿处于同一区域，并未真正与他人隔绝。同时，分离的时间也是由幼儿自己决定，只要他自己觉得行了，就可以重新回到集体中来。由此可见，对幼儿自尊心和自我控制力的保护和重视是上述两种做法的最大区别。

二、问题解决教育哲学与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

在教育实践中运用问题解决教育哲学不仅需要教师秉持以幼儿为本的专业理念，关爱幼儿、尊重幼儿、信任幼儿，促进每一个幼儿生动、活泼、主动、全面地发展；而且还对教师在幼儿发展和保教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观察、沟通、判断、反思等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本文开头所举三轮车事件为例，一般的教师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直接、简便的做法，如：转移注意力，把亮亮对三轮车的关注点引向别处；大声喝止，让思思赶快把三轮车给亮亮骑；把三轮车推开或锁起来让孩子们谁也别玩了；威胁骑车的思思如果不让给亮亮骑就会怎样怎样；许诺给予某种好处，如“你让给亮亮，我一会儿就让你发点心”；说教，给双方都讲道理；追究原因，追问谁先拿到的车，或为什么不给亮亮骑；强调成人的感受，如“你这样做让老师很失望、很难过”；以约定俗成的观念来评判幼儿的行为，如向幼儿说：“我看谁是懂得谦让的好孩子”，“思思，你一直都是懂事的孩子”；等等。

第2篇：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追求终极的存在。本体作为自在的、至上的、终极的客体，始终处于天然的，绝对的支配地位。本体论以探求世间万物的最高本体、第一原因、终极存在为根本目的。柏拉图的“共相”（Uniber－sal）、“本体”（Noumenow）、“理念”（Ideas），亚里士多德的“实体”（Substance）、“存在”（Being）等一系列本体论概念都反映了人们绝不满足于对现实可感世界的探索，而是要超越物理世界，超越现实世界，探求终极存在，努力寻求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具有预定性。本体论属于一种极限研究，它预设了一个最高的存在，这种终极存在高高在上，它是世界的本原，派生了现实的感性世界。在早期的希腊哲学中，哲学家们将自然作为研究的对象，探求宇宙万物到底从哪开始，而把某种有形体的东西，如水、火、气等作为万物的始点，宇宙的本原。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软的、硬的、热的、冷的都是通过转化，从一个本原派生出来的。在传统本体论哲学中，本体被当做最先存在的东西，找到了它，便找到了世间万物的根据，便可推断出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本体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于它。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首次将整个世界划分为对立统一的两个世界，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在可感世界中，最伟大的是太阳，可知世界中，最崇高的是善，要用理智来把握。这种热衷于对原始发展的初始状况的探究，不是立足于现在，审视过去，展望未来，而是从过去线性的推演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简化世界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都企图为现存世界的运动寻找合理的诠释与答案，本体论与辩证法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希腊哲学家在探寻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大都包含了对世界万物生成运动变化的追问。克拉赫利特认为万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熄灭，而火的运动是由火的内在性“逻各斯”（logos）支配的。恩培多克勒认为有形体元素在数量上是四种，即水、火、土、气，它们都是永恒的，他们自身无分离组合的能力，爱与恨使它们混合、斗争，发生多寡的变化，是它们运动的真正原因。所以本体论哲学始终都承认现存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并努力从运动变化的事物中去寻找运动变化的本原，并以找到这一本原作为自己的使命。

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感性具体思维层面到理性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水平的上升的过程。阿那克萨戈拉的本体论思想是种子说，他认为种子本身不生不灭，可结合分散，集合分散的外在力量是“努斯”（nous），也就是后来的“思想”（mind）。思想与感觉是对立的，我们的感觉是软弱无力的，因而我们不能感觉真理，思想更重要，独立的精神力量促进事物结合。种子说的贡献就在于将物质本体论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此外，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本原，恩培多克勒认为爱与恨驱动“四根”结合分散，构成万物……从希腊早期的哲学家的研究看，他们都把探寻万物的本原作为本体论或哲学研究的任务，这些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本体论的任务不是要研究现象世界，是要探求现象背后的根源或本原，但是他们对于本原的探求是处于感性具体阶段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现象与本体的区别，没有从现象世界进一步深入到本体世界去探求世界的本来面目。从毕达哥拉斯哲学，特别是巴门尼德哲学开始，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逐渐变得理性抽象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都是数”。数不仅被看做万物的本原，而且被看做万物的原型、世界的本体。巴门尼德则提出了比数更为抽象的存在作为世界的本体。他注意到，事物是形形的，而存在则是唯一的，宇宙万物以及它们的属性、动作等，无一不是存在。变化万千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这唯一的、不变不动的存在才是真实的世界，才是万物的本原。巴门尼德认为，各种特殊性都由某一门具体的科学来研究，只有存在才是哲学应该研究的对象。后来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最一般、最普遍的存在被表述为“作为存在的存在”，并被明确作为第一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

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在严格意义上说，经历了由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宇宙论探寻的是万物的本原问题，寻找的是时间上在先的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古希腊的宇宙论总体上乃是对宇宙万物的起源、生灭、构成、规律等的一种探究。而本体论探求的是万物的原则和本质问题。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等人，他们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自然界万物本原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以及万物的生成变化和动力问题，他们的哲学因此被称为自然哲学，也叫宇宙论。到了柏拉图那个时代，哲学家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于万物本原的追问，而是转向了对世界本体的探寻，和对本体世界的逻辑构造的探寻。可以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前智者学派的古希腊哲学根本上乃是一种宇宙论探讨，而不是本体论探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晚期希腊哲学也少有本体论的探究；只有在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鼎盛时期的希腊哲学中，才有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本体论理论。

作者：田志 单位：辽宁大学

第3篇：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一、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内涵

所谓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

回顾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建立和延续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从至今的学科范式归结为二：其一是本人奠定的学科范式，它的特点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结构框架，如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哲学部门，以汉学功夫来甄别史料，以平实的语言来诠释史料。其二是冯友兰和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学科范式，特点是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后者主要依据康德哲学来诠释和改造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相对于，冯、牟二人的范式对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更大，成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流。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惟独成为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一句话，回过头反思为时不短的学科实践，我们忽然发觉，这种“汉话胡说”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本的比较哲学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

这种危机局面的产生，是可以依着学科史的线索追寻其文化史根源的。我们知道，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虽然中国古代不乏理论思维，但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学科，所谓“中国哲学史”也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学人，他们会通中西学术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其后的、冯友兰等学者，有前人移植西学的文化基础，又受到良好的西学训练，他们在会通中西学术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以西学附会中学的特点。众所周知，此时会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国近代的严重挫折为时代背景的。

由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依傍西方哲学来建立的，这样便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而无疑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汉宋兼宗”，已让位于“汉西兼宗”；宋学或义理之学，失去了作为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已转换为“华人洋魂”——以西化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作为前辈学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为欧风美雨所洗脑的我们，已经失去以本土思维来理解本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于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借鉴西方哲学，就不能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借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又不成其为中国哲学史。这种困难再次使我们反思：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何在？

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

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超级秘书网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名称。究竟称研究中国理论思维的学科为“哲学”还是“思想”，抑或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其他，实质上都并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见，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事实，“哲学”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专名，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文明体系理论思维的共名，在中国也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不妨仍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称所引发的新的术语混乱。

第4篇：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在进入对逻辑世界的探讨之前，维特根斯坦首先构造出了一个可对象化的“世界”，即“实在”的“世界”（显然，在开始部分维特根斯坦经常只是在相当隐含的意义上谈论这个“世界”，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传统形而上哲学中的二分法的形式）。与传统的存在论哲学中的那个属于主客二分之一维的超离人的意识独立存在的世界本体不同，在维氏的世界架构中，“实在”的世界与逻辑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粘连”在一起的。即不可能有单独存在的孤立的“事物”的“世界”，“如果一个事物能够独立存在，那么后来的适合于它的状况看起来就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如果我能够思想在生态中结合的对象，我们就不能离开这种结合的可能性来思想对象”；而事物必然在对象化中显示并获得本质，“事物的本质在于能够成为事态的组成部分”。同样，“事态是构成对象（事物）的结合”，“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诸事态的存在”，“世界为诸事实所规定，为它们即是全部事实所规定”， “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即，在事实-事物的层面上讲，世界的开端在于事物显示其可对象化的本质，“事物就是能够出现在一切可能的状况而言是独立的，但是这种独立性的形式是一种与事态相联系的形式，即一种依赖的形式”。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维氏构造的“世界”就排除了不可以事物的形式存在的所谓独立自在的“物自体”“本体”等超验的东西。

事物（实体）在世界的最边界地带，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客观性），是自行被给与的：对象是简单的。但不能脱离可对象化的本质：对象出现在诸事态中的可能性就是对象的形式。“不变者、实存者和对象是同一个东西”，“它是形式和内容”。

二、图式世界的结构与边界

从实在世界这个“边界”开始，对它的“描述”开始了。作为整体而言，“图像是实在的一种模型”，而“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 “图像就是这样依附于实在的；它直接依触及实在”，即图像可与实在直接相关，“它就像一把衡量实在的尺子”。

但是，在图像与所图式的对象之间，首要的问题是无论图像对象还是图像，都必然被先行纳入到逻辑图式形式当中，“图像和被图式者共有逻辑图式形系”，即无论尺子还是被尺子所量的桌子，都首先被纳入到“长度”这种“范畴”之内，逻辑图式形式成为图像与图像对象所能“出现”的先行基础。图像可以正确或者错误地图式实在，但不能脱离逻辑图式形式；同时，实在“本身”（即未被纳入逻辑图式形式的“本身”，譬如，不可能违犯逻辑（语言的逻辑图式形式）地说话（构造逻辑空间中的话语））并不出现在逻辑图式形式所思考的范围内，“图像从外部表现它的对象”。可以被归纳为图像的“天然合图式形式性”、“某种程度上的外部性（如果考察整部著作的严整性，可得知，后面维特根斯坦所称的“不可言说者”更有可能发生在逻辑图式形式之外，实在之内的某个空间，而不大可能是柏拉图时代开启的那个超越性的更高级的实存；维特根斯坦的上帝，（从文本可得出），确确实实实在，但不可言说，不可图式）”；同时，图像有独立于实在的意义（“图像通过图式形式表现它所表现的东西，而与图像本身为真或为假无关”；“图像所表现的是图像的意义”），实在作为逻辑空间中的一种可能性而被图像所图式（而不是作为必然的“定在”）（“图像表示逻辑空间中的一种可能状况”），同时，“图像的真或假在于它的意义与实在符合或者不符合”，“但从图像自身看不出它的真假”，“没有先天为真的图像”，可被归纳为“意义的独立性”、“真假的客观性”。

然后，借助图像理论，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事态的图像”，当然，前提是我们不能违犯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在语言这个图像系统里面，通过记号元素的“符号化”使用我们构造出复杂的含表达式的“命题”，但意义在命题之外，“无需向我们解释我们就理解命题记号的意义”，“当我理解一个命题，我就知道它所表达的情况，而且无需向我解释其意义，我就理解这个命题”。命题自身构成其意义的表达：命题显示其意义。命题显示当它为真时事情是怎样的，而且宣称事情就是这样的。

三、“世界是我的世界”的伦理意味

维特根斯坦运用最简单、自明不与经验冲突的规则构造的语言世界，清除了由于对语言的误用而导致的含混不清、无法（正确）思考的部分，诚然是一种天才的构想，但毕竟仍是将语言与一种无心理学成分的符号系统对应起来，而未深入到日常（道德）言语的层面，因而只算是针对传统伦理学的一个暗示。

在这个由逻辑和记号构造的“世界”里，传统伦理学的成分并无法被安置下来；我-语言-世界的同一性实则不能用传统意义上的唯我论视之。因为这里的“我”，并非存在论意义上的活生生的主体性的“我”，而是一个纯粹的符号――“世界和人生是一回事”“我是我的世界”“世界是我的世界：这表现在语言（我所唯一理解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我”不能承当任何伦理性的意味，因为伦理性的东西是超验的。真正的那个主体，是“不能谈论的”，“主体不属于世界，然而他是世界的一个界限”。

第5篇：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由于受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中心主义”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的研究总是惯于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的自身特性研究却涉及不多，故本文认为，要对马克思主体性理论进行研究，必须通过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这样才能真正阐释马克思主体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主体性理论的渊源

在马克思以前，众多的西方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曾经各自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探讨过人的主体性问题。尽管明确的“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直到近代才出现，但凝聚于其中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的。

(一)康德从先天具有的认识形式即“先验感性论”，真下展开对于认识的主体性来源的探寻。康德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得经过感性和知性两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主体内部有不同的认识形式。认识从感性开始。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指出，感性认识两方面组成：

1．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客观对象提供的经验材料，是主体自身具有的整理这些材料的感性直观形式。时间、空间就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至于感性直观形式的来源，康德说：“所谓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必须先天的存于心中。在康德看来，一切感性经验的构成必须以它们为前提，离开了这种直观形式，人们的感觉只能是一团杂多混沌的感性材料的堆积，感性认识也就无法形成。显然，在这里康德正是通过阐述感性直观形式在感性认识中的作用，揭示认识的主体性的。

2．然而必须使之上升到知性阶段，用概念来思维对象，才能产生认识。因此，康德指出：“吾人之知识，发自心之二种根本源流：第一，为容受表象之能力(对于印象之感受性)，第二，为由此等表象以知对象之能力(产生概念之自发性)。由于前者，有对象授与吾人，由于后者，对象与所与表象，此为心之纯然规定)相关而为吾人所思维故直观及概念，乃构成吾人一切知识之要索，无直观与之相应之概念，或无概念之直观，皆不能产生知识。这里所说的概念，就是知性思维形式。“无内容之思维成为空虚”，它本身不能产生思维对象，而“无概念之直观，则成为盲目”。在知性形式中，具有综合统一功能的便是纯粹知性概念，亦即范畴，离开了这些范畴(即知性纯形式)，任何科学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可见，康德强调了主体更深一层的认识形式：知性思维形式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但是却把它归为纯主观的、没任何客观意义和效力的纯粹理念。

(二)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巾的一部分，即黑格尔在批判经验论和先验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主客体的双向运动。他认为：“以为对象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放进去的，这样来设想分析，是片面的；以为发生的规定仅仅是从对象抽出来的，这种想法也同样是片面的。大家知道，主观唯心论说出r第一种想……；第二种设想届于所谓的实在论……。”¨j这也就是说，认识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接受了存在着的世界．使进入自身内”，即客体向主体的运动；二是主体“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以规定并改造这聚集体”，即主体向客体的运动、主体对客体的规定和改造这也是黑格尔之所以认为康德所主张的先天形式把各种规定赋予对象及人为自然立法，是片面的原因所在。

(三)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确地揭示了人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研究指明正确方向。人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砥便是人的主体性发展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康德、黑格尔关于主体性原则的思想，即肯定了他们对直观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对主体性原则的唯心主义理解。同时明确指出，所谓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就是要把对象、现实和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作实践去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评赀尔巴哈哲学理论的直观性时进一步指出，“世界决不是某种开人_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此，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因而对人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的意图并非要否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而是要说明，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什么，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同时亦是人对自身的改造。所以，马克思说动物和外部世界无所谓关系，只有人与外部世界才有所谓的关系。可见，只有用实践来说明认识的主体性来源，才能科学地回答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并最终科学地解决认识的主体性问题。

二、马克思哲学中主体性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非常关注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在总结了哲学史上关于主体性问题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其优秀成果，最终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主体性。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我们要弄清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就必须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根本特征一一“历史性”联系起来，否则，我们谈论的“实践”就可能不是马克思的概念。因为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性是指：“现实性、具体性、条件性、暂时性和当下性，它革命性地打碎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永恒性的幻想。因此，我们只有将历史性原则作为一条根本解释原则去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相关概念，才能理解它们的本来含义；脱离了这一原则，我们就失去了判断的标准，也就有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概念。

其次，实践主体性中即有客观性又有主体性。也就是说，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既不能被理解为可以脱离外部客观条件仅仅决定于人自身的观念和意志的单纯的感性活动，也不能理解为作为一个自然生物的生命活动，而是指人的、在活生生的历史过程中的具体活动。人的这种具体的历史性活动也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实践的这种双向互动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人们能动的现实生活过程。“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就是马克思运用主体性原则理解认识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主体性原则，方能更深刻、更全面，更有效、更迅速地反映对象。

最后，用马克思哲学巾的价值观来把握实践主体性巾的主客体关系的内容和尺度。马克思曾指出：“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人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已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一论断是指价值本身的特性所反映或昭示出来的主体性内容，即主体在确立和推进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中所彰显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是人总是从自己出发、按自己本身的能力、需要、尺度去理解、把握和改造客体与主体自身的特性。

三、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实现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将实践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坚持主客体相统一的思维方式，用实践一感性的观点批判地改造了费尔巴哈单纯的“感性存在”原则，强调主体舶实践本质即主体的对象性活动，重视人的实在性，确立价值主体性概念并对其展开了探究，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诊释，解构了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对“人性”的一般假设，奠定了人类价值诉求的客观性基础，并以改变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完成取代以往纯粹的抽象的思维批判，冲破了长期以来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既克服了那种只想用客体本身的属性来一劳永逸地解释价值的“唯客体主义”式思维方式，又成功地摒弃了价值论问题中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并对西方近现代以来出现的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绝对主义等倾向具有一定的匡正和纠偏作用。

(二)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为人类实现自由与解放找到了合理、科学的途径。

从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出发，面对主体性的多种历史形态，也面对当代主体性的构建和对于未来主体性新质形态的期待，我们显然需要持有这样的一种理论主张：即主体性是流动的、多样的。这就像当前学界主张流动的、多样的现代性观念一样。但同时，笔者认为，局限于此又足不够的，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建构还应遵循和符合一个根本的目的，即人类进步也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最高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更为合理地进行流动的、多样的同时也是时代性的主体性的建构。

第6篇：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目的分析影响血透患者干体重的因素，通过对在我院行维持性血透治疗的70例患者是否达到干体重要求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其中40例患者达到干体重的要求，30例未达到干体重的要求。分析影响干体重未达标的原因包括摄入水分太多、季节变化、透析不充分、营养状态、衣服的影响、大小便、是否进食等因素。针对上述原因设置干体重时应全面考虑及采取相应的对策，并以此来指导患者如何配合设置合适的干体重，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干体重是指透析结束后患者将要但还没有发生低血压综合征,且感觉舒适的体重。目前虽然已有多种确定干体重的方法，但仍没有确定干体重的金标准。而干体重受众多因素的影响，针对这些原因估计干体重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并以此来指导患者如何配合设置合适的干体重，及控制体重的增长，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1临床资料

在我院血液净化中心2007年1月-2008年12月间新进入维持性透析治疗患者70例，年龄22-83岁，每周透析2-3次，每次4小时，患者开始首次透析时即纳入观察。

2方法

上述患者经过3个月的充分透析及超滤，病人饮水控制，盐分控制，判断是否满足下面的指标：病人血压得到良好的控制,透析前血压控制在18.67/12.00kPa左右；透析结束后,皮肤黏膜无水肿,皮肤上见轻微皱褶；四肢透析结束时四肢无活动异常,下肢可有轻度抽搐；自觉有轻度口渴、胃纳佳、有饥饿感、水潴留小于体重3%,没有显著的液体超负荷体征。达到这些标准的即判定为干体重达标，否则判为不达标。逐个分析影响干体重未达标的原因并统计分析。

3结果

其中40例患者达到了干体重的要求，30例未达到干体重要求，未达到干体重原因见表1：

4讨论

患者的干体重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受到患者摄入水分的量、季节、透析充分性，营养状况、大小便、衣服、进食的影响。其中饮食不合理，水钠摄入过多致透析间期体重增长过多，超滤率过大，透析后期因发生低血压、肌肉痉挛等并发症而终止治疗，这是血透患者未达到干体重的主要原因。在南方，季节变化对血透患者的体重影响明显，夏天气温高，体表蒸发及出汗多因此大部分患者都可达到干体重。但冬天体表蒸发少，同时冬天人也容易长胖，估计干体重时有一定的难度，高估或低估了干体重都使其未达到要求。某些患者对血透认识不足或由于经济原因而减少透析次数导致透析不充分，使透析间期体重增长过多。有些患者营养状况改善体重增加，干体重没有适时调整致超滤过多；有些患者由于大量蛋白尿或蛋白摄入过少致营养不良而发生低蛋白血症，胶体渗透压低未能按预期的干体重来超滤。患者出现严重的腹泻或便秘时体重会明显地受影响，因此要详细询问患者的情况设置合适的干体重，尿量较多的患者磅体重时如未排空小便会低估了干体重。有小部分患者对干体重概念模糊或不够重视，在磅体重时随意增减衣物，或没有考虑进食的影响，导致干体重设置存在误差而未达到干体重。

准确地测定患者的干体重，正确评价患者的水合状态，及如何达到合适的干体重是血透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患者的饮食是影响干体重的主要且最可干预的因素，尤其是饮水的控制。首先针对患者的病情、文化程度向患者讲解血透的目的、有关干体重的概念、食物种类的选择和控制水钠摄入的重要性；讲解监测体重及控制体重增长的重要性，磅体重时衣物应一致，排空大小便，减少人为因素对干体重的干扰。并向患者派发各类食物成分含量表，请营养师讲授相关营养知识及进行指导。教会患者控制饮水的小技巧如口渴时可含些加了柠檬汁的冰块，或含花旗参片。及教病人如何在家里较准确的记录尿量，把24小时的尿用空的矿泉水瓶收集起来并记录，根据尿量的多少选用瓶的容量，然后喝水时根据尿量来量出而入。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医护人员应深入了解患者的饮食、睡眠情况及主诉，观察患者透析过程有无出现并发症，同时监测透析前后的血压、体重及透析间期体重的增长情况，体重突然增长过快的要分析是由于饮水还是便秘等因素造成的。设置干体重时要充分考虑季节对体重的影响。护士根据患者的情况，协助医生设置合适的干体重。透析过程中血容量下降程度与超滤量及水分由组织间隙向血管内的再充盈速率有关。[1]因此对于低蛋白血症的患者要改善营养，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必要时在血透过程中输血浆或白蛋白提高胶体渗透压，从而提高水分由组织间隙向血管内的再充盈速率，超滤量循序渐进，提高其超滤的耐受性，逐渐达到干体重。

干体重的设置是临床中较为棘手的问题，据报道有25-50%的血液透析患者存在干体重方面的问题，导致并发症的增加。[2]干体重设置过高，造成[来

体液超负荷而致高血压和心衰的发生率明显增高。众多研究表明体液超负荷是导致血透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干体重设置过低，则导致透析中不良事件发生率增加，如低血压、心律失常、眩晕和肌肉痉挛，影响透析依从性及透析充分性。[3]尿毒症患者行血液透析治疗的目的除了清除毒素外，清除透析间期体内的多余水分以恢复体内水分平衡也是目的之一，干体重就是主要的临床指标，干体重也是透析充分性的一个指标。尿毒症患者由于排水功能障碍往往会出现水肿、体腔积液、高血压等，研究表明在血透患者中至少50%的高血压是由于液体潴留引起的，低血压是透析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发生率20%~40%。[4]由于有些患者在水潴留或低血容量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表现出相应的症状，某些患者常常在容量负荷比较严重时才会出现高血压、肺淤血，或明显低血容量时才会出现低血压、肌肉痉挛。因此干体重设置过高或过低，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干体重的确定对于透析患者来说至关重要。虽然近年干体重的评估方法不断发展，但直至目前尚缺乏简便易行、经济实用的有效办法，干体重的设置主要还是医生根据临床经验和患者的临床表现来确定如患者的血压、有无肺淤血、外周水肿、血透过程有无低血压、肌肉痉挛等征象。因此确定干体重时要全面考虑影响干体重的因素，适时调整，确定合适的干体重减少透析的不适，提高患者透析的依从性及透析的充分性。

参考文献：

[1]周福德，蔡红梅，王梅.血液透析患者血容量监测的意义[J].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2001.10（6）：528-531.

[2]周亦伦，刘惠兰.血液透析患者干体重评价进展[J].国外医学泌尿系统分册，2004.24：261-265.

第7篇：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 接受美学 文学翻译 译者 主体创造性

一、引言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翻译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解、表达和校对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翻译活动都是与译者的主体因素紧密相连的。译者的主体创造性表现在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具体特性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作为翻译实践中的主体因素，连接着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对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有两种最有代表性的理解：一种是传统译论中所当作负面因素论述的“主观介入”，要求译者要服务好原作者，又要服务好读者；一种是比较文学所涵盖的译者“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两种理解有一个共同点，即是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介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都不曾解释译者再创造的发生发展过程。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再创造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探讨，来说明创造性是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

二、接受美学简介

接受美学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联邦德国，其主要理论代表是尧斯（Jauss）与伊瑟尔（Iser）。

尧斯是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其著作《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首次全面地提出了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建立起以读者的阅读活动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尧斯认为，首先，文学的目的为读者，离开了读者，就没有文学。其次，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地作出反应的环节。这就是说，阅读作品的过程并不是作家与作品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与意义，而读者只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读者对作品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释，其接受是阐释性的接受。而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本身，不只是作者所赋予的，或作品本身所囊括的，还包括读者阅读所增补和丰富的。所以一部文学作品能够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过程。在这一系统中，尧斯突出了历来被忽视的读者（接受主体）参与价值创造的作用，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能获得现实的存在与生命。

伊瑟尔是接受美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伊瑟尔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在阅读过程中生成的、文本与读者之间一种活生生的相互关系与作用。伊瑟尔指出，文学作品有两极，可将它们称为艺术的和审美的。艺术的一极是作者的文本，审美的一极则是由读者完成的。而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文本，也不同于文本的实现，它必须被确定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上。文学作品在被读者欣赏的过程中才成为现实的审美对象。所以，只有文本与读者的结合才形成文学作品。伊瑟尔强调文学作品乃是文本与读者双向交流的结果。一方面，他认为读者的阅读绝非被动接受，而总是以各自的经验、趣味、倾向性去领悟、理解和接受文本的，因而阅读过程实际上是读者对文本的补充、丰富、再创造，从而使文本的意义趋于完整和确定。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文本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文本为读者的再创造提供了若干潜在的形态与可能性，并最终决定着读者欣赏理解的方向。读者的创造是以文本提供的可能性为前提的，不可能不受到文本的种种制约。那么，文学作品作为阅读行为的产物，乃是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双向交流的结果。不能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既然文本的潜在意义是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得以实现的，因此，在伊瑟尔看来，文学作品的理解不是单一的，而是极为丰富的，是无法离开读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而这种能动性包含着发现与创造。首先，伊瑟尔吸收了茵伽登的现象学理论，认为文学文本具有结构上的“空白”。文学文本只提供给读者一个框架或轮廓，中间有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与充实。接着，伊瑟尔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所谓“空白”，就是指文本中未实写出的或明确写出来的部分，它们是文本已实写出部分向读者所暗示或提示的东西。这种“空白”是文本向读者寻求把空缺连接起来的无言邀请，即请读者自己把情节接上。“空白”是吸引与激发读者想象来完成文本、形成作品的一种动力因素。接受理论对译者的解读活动的启示，在于它对读者（译者）在文本解读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揭示。

三、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和译者之所译

传统译论认为翻译是翻译原作文本，即是把原作文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原作文本经过译者中间人传译到译语而生成译语文本。由于这种对翻译过程的简单认识，多年来人们一味地追求译者的隐形，以便原作能够原汁原味地被翻译成译语，在理论上提出等值、等效、信达雅等，作为指导翻译的准则。然而，翻译实践表明，人们赋予文学翻译的目标与文学翻译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始终存在差距，出现了要么译作胜过原作，要么原作胜过译作的现象。

接受美学观认为，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阅读。译者首先是读者，在对原文本的阅读中，总会带着自己的“前理解”对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借助想象加工，使其具体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读者／译者的“具体化就是一种‘重建’活动，是一种心理加工、改造和创新活动”，“对本文的再创造。在翻译的“重建”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感情体验、生活经验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接受美学区分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就显得十分必要。第一文本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制品，第二文本是与读者直接发生关系的审美对象。这一区分是直接服务于“读者中心论”，但是在客观上澄清了以往文论中对二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同时也为翻译中的“不等值”现象做出了解释。仔细考察翻译的过程，不难发现，我们翻译的并不是原作文本，而是译者在和原作文本对话中在译者心中产生的“第二文本”。译者头脑中产生的第二文本，是译者与原作文本对话、达成“视域融合”的结果，但它并非译者面前的由作家创作的第一文本。由于视域融合和读者的个人历史有关，因此不同的读者在阅读相同的文本时，不能产生完全相同的“第二文本”，只是和原作文本近似的文本群。因此要求翻译中追求等值是不现实的。

四、翻译中的两个阶段与译者再创造

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活动，并非像人们想象那样只是单向直线传递过程。翻译活动中出现的主客体分别是：原作者、原文、译者、译文和译文读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读者的译者从原有的期待视野（前结构）出发，在与作品召唤结构的具体接触、碰撞中了解原作意图及意义，通过辩证的“对话”深入作品内部，达到译者视域和作品的视域的沟通与交融，然后通过译文将自己了解的原作意图及其相关信息与读者交流，从而完成一次跨文化语言交流活动。从过程上看，整个翻译过程可粗略分为两个阶段：译者对语符―意象化过程和意象―语符化过程。

1.语符―意象化

翻译即是译意，而文本的意义，尧斯认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一是读者的赋予。在接受美学看来，文本呈现为多层次、开放性结构，只是提供多种意义实现的可能，文本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和空白。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阐释者，一旦文学语言激活了读者的感性经验积累，读者就会在既定的期待视野控制指引下浮想联翩，触类旁通，展开想象翅膀，甚至创造出文学语言所未提供的暗示的意象意境，或者超越文学语言的意象意境，这里更多夹杂着读者自己的心理体验与积累。这一过程，即是一个把语符转化成意象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读者的既定期待视野，一是读者对文本不确定性和空白的具体化，即是在既定的期待视野下的具体化过程。读者依据自己的前理解条件及能力所展开的视野，以及从该视野出发对文本产生预期，进入文本的世界。也正是从这一视野出发，读者对文本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空白进行具体化，他的理解注定要与文本世界的某些意义领域错位，或者与作者的意图错位或发生偏差，正是这种不一致性赋予了译者创造性的空间。这至少表现三个方面：文体层次，形象层次和意蕴层次。翻译中的接收过程和单语的接受过程不完全相同，它涉及两套语言、文化体系。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性、文学语言的模糊多义性、意象特有的文化内涵等造成了语符之间转换的许多差距、空缺。因此，建立在特定文化语境上的文学话语越是含义多重，意蕴丰富，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就越大，其创造构建就越开放，译者的创造性就越强。

2.意象―语符化

这一过程常常被忽视。一般认为，译者对文本的不确定性和空白具体化完成后，即完成了对原文的再创造过程，实际上事实不是这样的。译者虽然首先是一名读者，但不是一般的读者。译者在和文本进行对话，实现两者的视域融合后，他需要把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在新的语言体系中传达出来。这一过程实际上是译者头脑中的意象向符号转化的过程，即意象―符号化过程。由于两种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思维习惯的差异，以及对目的语读者的考虑，译者要将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对意象的具体化成果）转化成语符，并诉诸笔端，必须充分利用目的语语法结构再现原文的美感。也就是说，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的考虑对译者再现原作产生影响。伊塞尔提出的“隐含的读者”概念，能较好地说明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他认为隐含的读者“既体现了本文潜在意义的预先构成作用，又体现了读者通过阅读过程对这种潜在性的实现”。这一概念指出了读者对创作的产品――文本的关系。对翻译表达过程中的创造性作了很好的注脚。因为翻译和创作一样，其产品（文本）是给读者看的，因此，读者的接受模式会影响译者对表达方式的选择。而在两种语言文化体系下，读者的接受模式不可能相同，这就为译者的再创造提供空间。所以，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创造性不言而喻。同时，在这一阶段，译者对原文的语符―意象化过程实际上并没有停止，“意象化过程还在继续，只是同语符化过程扭结在一起，在寻找最佳表达语词时，意象和意境也更为具体了。”换句话说，译者在意象―语符化过程中并不是消极地转写对原文本的理解，而是积极地创造过程。因为译者在表达阶段总是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对一般的、普遍的词语进行独特的组合，使之获得个别、具体意象的整体效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意象―语符化过程是译者在创造性地使用目的语，是对表达方式不断调整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A］.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张中载，王逢振，赵国新.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4］朱立元.接受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5］夏仲翼.文学翻译与批评理论［J］.中国翻译，1998，（1）：13-17.

第8篇：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大学生；就业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74-02

随着高校扩招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今人们的热门话题，其影响因素有社会因素，也有学生本人因素等多个方面。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分析高等学校各利益相关者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探讨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途径。

一、大学生就业形势

调查显示，随着高校招生数的增加，近几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呈紧缩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吃紧情况更加明显。2008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559万，比2007年增加64 万人，但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加。2007年，全国495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由于解决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仍然很重，新成长劳动力已进入高峰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近年增量多、压力大，整个就业市场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被关注成了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以及国内国有企业需求不旺。二是由于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成倍增加，势必带来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但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毕业生就业“冷”、“热”不均。由于各高校的实力相差较大，学校的专业结构、培养方式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等原因，重点院校毕业生、学历层次高的毕业生和“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比较抢手，而一般院校、学历层次低以及“冷门”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难度大。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产生于经济活动和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20 世纪70 年代，利益相关者概念开始在战略规划文献中大量出现。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 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1984 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其专著《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给出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他认为，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这个定义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也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看做利益相关者，正式将当地社区、政府部门、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实体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研究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概念在公共和非营利部门也逐渐流行起来。根据前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我们可以对高等院校的利益相关者作如下界定：高等院校利益相关者指影响高等院校的发展和目标实现，或者受高等院校发展和目标实现影响的校内外团体和个人。高等院校同时肩负多种使命， 履行多种职能，与国家的强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个体成长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隐含着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虽然和企业发展所遵循的逻辑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公司治理有关利益相关者多元化及其通过一系列内、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的理念。此时，就由原来的以企业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转变为以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核心，继而维护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标。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和学生一起群策群力，以和谐共赢的新观念为指导，完善制度、改进方式，不断深化改革来完成。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途径

（一）政府

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主要还是源于结构性的矛盾：一些大学生求职面临一定困难，而很多需要人才的地方和岗位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当前，应当在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强化政府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努力去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积极扩大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配套措施，消除城乡之间的过大差异，使大学生毕业生觉得在哪里就业都一样，解决就业的后顾之忧。其次，政府还应加强对高校办学的指导，在宏观上加强人才预测和对专业设置的调整，以及对各类人才培养规模的调控，指导高校的改革，避免高校盲目的专业设置。另外，政府还应发挥自制优势，主动为高校和学生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就业指导。协调社会、用人单位和学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网络联盟这一网络平台的建设，积极培育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无形市场”。再次，通过建立并推行用人信息登记制度，所有需要接收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必须事先到指定的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然后由该权威部门把所收集到的需求信息输人信息库，并实现与各地、各高校、各用人单位的统一联网，做到信息公开、资源共享，以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使网上求职择业作为一种全新的就业观念和便捷的就业方式，成为我国大学生择业的重要选择和渠道。

（二）企业

转变用人观念，合理利用人才资源，既能发挥员工所长，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又能减少由于不合理的选人、用人给企业带来的招聘成本、高薪成本。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合理选择吸收大学毕业生，切忌盲目攀比。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有目的、有计划吸收部分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对提高企业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有着重要作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最大的优势在于理论基础扎实，而且学历越高，理论基础越好，经过几年的生产一线的锻炼，安排他们去搞科研、产品开发，或从事技术管理工作，对提升企业的层次和水平会起到重要作用。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品学兼优的应届生，加上他的悟性和变通能力，不见得就一定比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差，也许还更好。

在欧美产学研合作教育已经成为常态，许多高校都与公司和产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常常通过一种综合的工程项目，使每个学生把三年里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技术都综合的应用。事实上，在中国，产学研合作也早已存在。只是大多数集中在中职教育层次。研究生教育层次采取导师制，研究生可以参与导师的科研活动，也是一种产学研合作。但是在本科教育阶段，每年大概有100 万的工科大学生根本没有机会进入真正的产业中去实践。而且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多数的公司、企业家还没有意识到现在大学正在培养的人，是四年以后要进到公司工作的人。所以企业必须认识到产业和教育必须共同携手合作的时候，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三）高校

1.强化内部改革。随着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高校必须主动适应市场，根据自己现有的实力和水平，准确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服务对象，适时地调整专业结构，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建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重视教学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毕业生;同时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开设新专业，灵活地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实践教学，增强毕业生就业实力。

2.建立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有效机制。许多高校缺乏有效的就业机制，就业指导体制不完善，大多将就业指导机构挂靠在学生管理部门，其管理幅度相对较小，其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欠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质量不高，也没有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全过程，有的只是在学生大四阶段开设。高校应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生活的全过程，根据学生成长和发展规律，将大学教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分别确定工作重点，合理安排不同阶段就业工作的指导内容;同时，还要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采用多种形式，如请一些优秀企事业人士做报告，开设模拟招聘活动，并注意网络资源的利用，组建网上论坛，让师生可以在网上进行探讨，让学生了解所学领域的发展前景，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大学生

1.毕业生自身的就业观念的转变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是提高大学生就业的基础。毕业生就业观念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转变就业观念，一是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就业形势及需求状况，不能错失良机。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竞争依然激烈。二是要调整就业期望值，不能好高骛远。近几年，国家连续四年出台重要文件，确立了包括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民营企业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政策，这就传达出一个信息，这些政策的出台，就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因此，大的就业方向除了行业就业外，到国家倡导的到基层及西部地区就业是今后就业的方向。三是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思想。一次就业定终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合理流动，市场经济配置人力资源的特征是流动。

2.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就业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实际上是能力与素质的竞争，大学生要把就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大学生涯中，大学生们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充分利用高校这一平台，不断地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在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本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通”、“专”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欢迎，而仅靠单一的专业知识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因此，大学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书本知识，还要重视对自己综合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瞿振元.“十一五”期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趋势及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05，（7）：24-26.

[2]李向晟，杨建群.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应对与策略[J].决策参考,2006，（9）：11-13.

[3]蒲建萍.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若干思考[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8）：17-18.

第9篇：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西方文学理论　读者问题　高雅文化　大众文本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着，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3］［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