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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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私营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2篇：私营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管理层持股；经营绩效；外生性；内生性
关于管理层持股和公司绩效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32年Berle与Means的著作《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这本书首次提出管理层持股比率愈低时，由于公司绩效与管理者自身财富的关系愈小，因而愈容易形成管理者特权消费行为，进而降低企业价值。自此大量的文献开始关注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但研究得到的结果却很不相同。本文主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外生性视角的研究
所谓外生性视角是指把管理层股权作为一个独立的外生变量，研究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代表人物主要有Stulz（1988），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McConnell和Servaes（1990）等。主要的研究结果都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
最早对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进行建模分析的是Stulz（1988）。他建模发现，公司绩效先随着内部人持股的增加而增加，当内部人持股达到某一水平后反而开始下降。
Chen、Hexter和Hu''''s（1993）采用1976、1980和1984年《财富》500家大公司作为样本，检验了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托宾Q值是管理层股权的函数：当股权在0％～5％之间时，托宾Q值上升；当股权增加到12％时托宾Q值下降；当股权超过12％时，研究结果随着样本年度不同而有所变化。
Griffith（1999）检验了CEO持股对公司绩效有重要影响这一假设，发现公司绩效是托宾Q值的非单调函数。具体说来，当CEO持股0％～15％时，Q值上升；当CEO持股上升到50％时Q值下降，超过50％时Q值再上升。McConnell和Servaes（1995），Steiner、thomas和Lorenz（1996），Myeong-Hyeon和Cho（1998），以及Holderness、Kroszner和Sheehan（1999）都发现，美国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二）内生性视角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忽略了股权结构的内生性，近期的研究文献试图克服早期的缺陷，开始从新的角度去分析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它们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管理层股权的内生性问题上。内生性视角认为管理层股权水平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外生变量，而是行业、规模、企业战略、治理结构乃至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微观和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均衡结果。
Demsetz（1985）和Cho（1998）认为，所有权结构是在均衡中被内生所决定的，它取决于公司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如行业、投资机会、成长性、商业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所以公司的管理层股权和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系统的关系。
Kole（1994）提供了所有权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证据，表明公司绩效决定所有权结构，而不是被所有权结构所决定。Himmelberg等(1999)拓展了Demsetz和Lehn(1985)的研究,加入了一些新变量解释管理层持股比例。他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来控制各种可能无法观察的异质性,例如股东监督管理者的能力、无形资产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运用二次方程、分阶段线性回归方程的方法来预测公司的绩效。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资本/销售收入、研发费用/销售收入成反比,而与广告费用/销售收入、净利润/销售收入成正比。当控制这些变量并消除固定公司效应后,管理层持股并不显著影响公司的绩效。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管理层持股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管理层持股和公司绩效是否相关，但是也没有形成权威和一致的意见。由于采用的方法和角度不同，结论出现很大的差异
（一）两者不存在显著性关系
袁国良等（1999）以1996年和1997年年报为依据，随机抽取了1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包括董事、监事和高层经理）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而且，即使非国家控股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也非常低。他们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股权性质是造成管理层股权激励不明显的重要原因。李增泉（2000）以1999年年报披露的848家上市公司中的799家和748家公司为样本，分别研究了经理人员(仅包括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持股情况、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并不与公司绩效相关联，持股制度虽然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但大部分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都比较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魏刚（2000）以1999年年报公布的816家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两者并不相关。陈湘永等（2000）发现总体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EPS,ROE）之间基本不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徐二明、王智慧（2000）则从另一角度，选用公司的战略绩效(相对公司绩效、公司的价值
成长能力)作为业绩衡量指标，分析了其与高管人员持股的关系，认为业绩指标与高管人员持股之间没有获得任何预期的正向关系。
（二）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
刘国亮，王加胜（2000）通过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职工持股比例与公司ROA,ROE,EPS的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公司经营绩效与经理人员的持股份额正相关。吴淑混(2002)研究表明，内部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总资产利润率ROA)呈显著性倒U型相关关系。张宗益，宋增基(2002)认为企业绩效与经理持股比例存在立方关系。许承明和蹼卫东(2003)，张俊瑞等(2003)分别发现公司经营绩效与董事长、总经理的持股呈正相关关系。堪新民和刘善敏(2003)将经营者界定为董事长和总经理，选取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为衡量上市公司的主要经营绩效指标，发现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有显著性弱相关关系。上海荣正证券公司(2004)的研究报告也指出，董事长总经理的持股市值与公司业绩呈弱正相关关系。黄小花(2004)的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4.41%的范围内与公司治理绩效正相关，在4.41%～32.88%之间时，关联程度还有所加强，而如果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32.88%，则与公司治理绩效负相关。徐大伟等(2005)则发现当管理者持股比例在0～7.50%的范围内，上市公司经营绩效ROE值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在7.50%～33.35%之间时表现负相关，大于33.35%又恢复为正相关。
三、结语
从上面的综述看出来，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而且比较广泛，因为国内股票1999年才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管理层持股，对管理层持股和公司绩效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晚。但是他们得到的结果都相差很大，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管理层股权的界定不同
有的界定为股票所有权，有的除了股票所有权之外，还包括股票期权。根据Sanders（2001）的研究，股票所有权和股票期权的风险-报偿特征不同，存在不对称风险效应，因此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股权对公司管理层的激励作用是不同的，股票所有权将使公司管理层更趋向于风险回避，而股票期权将导致公司管理层追求风险，因而股票所有权和股票期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此可以看出，对管理层持有的股权的界定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
（二）公司经营绩效的测度指标不同
在研究中有的使用ROA等会计指标，有的使用托宾Q值等市场指标。使用会计指标还是市场指标来测度公司经营绩效将导致实证研究的不同结果。因此使用会计指标测度公司绩效其随意性相比使用市场指标而言要小。
（三）解释变量设置不同
管理层股权只是公司治理结构中激励机制的一种形式，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还存在其它诸如董事会、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等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形式。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种监督激励机制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因此，在研究管理层股权与公司绩效关系时，解释变量设置的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四）研究样本不同
不同研究人员所选用的研究样本是不同的,无论是样本规模、样本公司的特征、样本期等都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还发现样本数据的口径也经常不一致，有的是对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有的是考察时间序列，有的则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应该说，研究样本的不同也是导致实证结论差异的原因之一。
（五）计量方法不同
在研究中，有的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有的使用非线性回归模型，有的则采用分段线性回归的方法，有的采用单一方程，有的则是联立方程。计量方法的不同无疑将导致实证结果的差异。
【参考文献】
[1]于建霞，曹廷求.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理论及实证的国际观点[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24（5）.
第3篇：私营经济论文范文
企业应对产品申请环保认证标准体系ISO14000;产品是营销的核心;随着低碳时代和人们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绿色产品已成为宠儿，绿色产品的标准已得到社会公认。开发绿色产品，包括对绿色包装、绿色标志、绿色产品设计等各方面。其次是制定合理的绿色产品价格。绿色价格是指与绿色产品相适应的定价方式，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环境与资源有偿利用”的原则，另一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绿色价格的特征主要反映在绿色成本上。再次是绿色营销的渠道策略。建立有效的绿色产品的直销渠道，有利于减少运输过程中能源消耗、排放物污染等。再次是绿色促销策略。绿色促销是通过绿色促销媒体，传递绿色信息，指导绿色消费，启发引导消费者的绿色需求，最终促成绿色购买行为。最后是做好绿色营销服务和绿色营销管理。在服务理念不断加强的今天，做好绿色营销服务同样会为企业带来价值;现在的企业有必要开设绿色营销服务通道。如今，企业对绿色营销提出了更高要求，将绿色管理即是将环境保护的观念融入企业经营管理之中，它涉及到企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过程;要求企业在管理中处处考虑到环保，体现绿色。企业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绿色营销发展是必然趋势。绿色营销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企业提出的要求，绿色营销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企业是环境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2006);而企业要发挥其保护环境生力军的作用，其手段便是实施绿色营销;绿色营销是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求。在低碳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绿色产品的竞争，是绿色市场的竞争。
新型工业化对贵州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影响
新型工业化对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有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传统工业升级加速了企业经济的循环化盘江煤电集团是全国十四个重点煤炭建设基地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国家98个重点煤炭规划建设矿区之一;是我国长江以南具有千万吨以上生产能力的特大型煤炭工业企业。但也是一个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结构的企业，在进行工业升级过程中，将原煤、洗选加工产生的伴生物、副产品及废弃物，按照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及环境保护的要求，加快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实现绿色营销。(二)绿色营销推动了新型工业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需要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而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当正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的工业化道路。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正是新型工业化的实质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一五”以来，水钢按照实施“两个规划”和“两步跨越”的总体要求，依靠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大力调整产品结构，努力发展循环经济，致力和谐企业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六盘水恒远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实施了对粉煤灰、高炉水淬渣的循环利用，启动了年产180万m3粉煤灰空心砖砌块生产线项目;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可持续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具有重大意义。(三)新型工业化促进绿色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首钢水城钢铁(集团)在节能减排方面，建成废水处理设施10台(套)及消声设施31台(套)，其废水处理能力达到105810m3/d;建成废气处理废设施90台(套)，其废气处理能力达到1114776m3/h。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新建了高炉气柜、转炉煤气柜、压差劲发电等节能项目18个，不断加大了对余热、余压、废水、含铁物质和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其废弃物利用率达93.3%。而盘江煤电集团，目前正在实施对原煤生产系统的提升运输、通风、排水、压风、瓦斯抽采等主要用能设备进行变频改造，提高功率和能效水平，同时对高低压供电线路实施无功补偿，该项目计划2011年年底完成，完成后将实现年节约标煤3.5万吨，已淘汰高耗能落后产能水泥一座;且目前公司生产、生活绿色照明已到了50%以上，已建成七座瓦斯电站，余热利用替代燃煤锅炉已达到14台，有效节约了能源。总之，新型工业化在增强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同时，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在加速企业营销绿化程度的过程中大大增强了贵州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后劲。
当前贵州企业开展绿色营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技术投入不足，削弱企业开展绿色营销的能力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的关键是要研发的推广相关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和加大绿色科研的扶持。相对其他地区企业而言，贵州企业能源技术较落后，创新动力不足，认识、整合与转化能力较差，核心能力的形成不够。无论是开发技术还是应用技术方面，与发达地区还有很大差距，实施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难度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实施绿色经营的能力。如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建成的废水处理设施仅仅10台(套)，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另外，很多企业为了开展绿色经营，不得不以提高产品成本为代价，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看，经济效益是支撑企业继续保持实施低碳经营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以提高产品成本、牺牲企业利润用为代价不是发展低碳经济，开展绿色营销的长远之计。(二)绿色营销观念模糊，消费者绿色需求不足当前，绿色营销还没有成为贵州的消费主流。消费者绿色营销观念模糊，对绿色消费需求不足。贵州省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仍较低，许多地方刚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水平迈进，因此，对绿色产品的消费能力显得薄弱。再加上我省居民的环保意识淡薄，也是绿色营销受抑制的另一原因。另外，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商品质量得不到保证，使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质量持怀疑态度，对绿色产品的认可度不高，也抑制了对绿色产品的消费需求，从而制约我省企业实施绿色营销。(三)资金相对困乏，阻挡企业开展绿色营销的步伐贵州企业在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因为自身技术支撑能力不足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去购买省外甚至国外的技术，以至生产工艺的改进需要更换新型生产设备，这些原因都从某种程度上为企业的资金流转和低碳生产带来一定的压力。如六盘水恒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开展的粉煤灰空心砖项目，国家政府的仅支持1400万元的项目启动费用。另外，近几年部分低碳产品企业的原材料持续上涨，也对企业开展低碳经营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比如，六盘水市恒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生产原材料所使用的水渣，已从2006年的5元每吨涨至现在的45元每吨，原材料价格上涨，除了给企业的资金流转带来一定的压力之外，从一定程度上还会提高企业产品成本，间接削弱企业在市场上与其他传统企业的同类产品竞争能力，为企业发展低碳经营和开展绿色营销带来很大威胁。(四)政策不够完善，影响企业开展绿色营销的积极性由于低碳经济模式是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绿色营销是企业在低碳经济时代合理的选择，我省甚至我国都还处于开展绿色营销活动的初级阶段，很多政府法规、政策不能充分与发展实践相匹配，为我省开展绿色营销和低碳经营带来了消极影响。如在一些循环经济、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的立项及审批程序上过于复杂，导致项目的建设和实施滞后;在绿色产品安全认证方面的监管不严格;绿色产品安全法规不健全等方面，都严重的影响着企业开展绿色营销的积极性。
第4篇：私营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合规经营；保险公司；发展
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的过程中，“合规”主要是指公司以及相关的员工行为与国家相关标准、法律法规、监督规定、公司内部制度以及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等相符合，并且，公司在运营发展的时候还要对一些与相关规范相违背的行为进行纠正，从而对声誉损失、法律责任、行政处罚以及财产损失处罚进行有效避免。在我国金融保险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对合规经营的重要性一直无法正确的认识，对它的建设力度也达不到相关的标准，因此，在我国保险行业实际运行发展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合规风险问题。作为一个与风险时常相伴的行业，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对合规经营的建设力度进行强化。
一、合规经营在保险公司中的重要性
在我国保险公司实际运行发展的时候，对其进行合规经营的构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内部的合规管理中存在的滞后性进行改善，对合规意识进行有效的增强。
（一）推动保险公司的持续发展
在保险公司运行的时候，对合规经营的合理构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保险公司健康持续的发展。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其相关的合规经营机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些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不仅导致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经营风险的增加，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险行业的经营形象造成了损害，导致保险行业在发展的时候公信力普遍较低，从而使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受到了阻碍。因此，想要促使保险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就必须对公司的合规经营建设力度进行加强，促使一些经营风险得到有效地避免和化解，为保险行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从而使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得到健康良好的发展。
（二）培养工作人员的合规意识
保险公司经营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强有力的构建。另外，还要注意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培养和教育，促使他们对内控要求以及监管规定进行有效的了解和掌握，对工作人员的合规自觉性进行有意识的培养以及增强，促使他们能够对公司中的合规责任进行自觉主动的承担，在相关工作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对违规过失等情况进行有效避免，促使主动违规的事件的发生频率得到一定的下降，从而做到对公司从业人员合规意识的培养。
（三）促使监管政策的落实
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合理构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相关的监管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对相关的政策宣传进行开展，重点关注监督检查工作的实行力度，对相关的监管标准、要求以及内容进行有效地提高。另外，在保险公司经营开展的时候，还要注意对监管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促使公司在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建立的时候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
（四）促使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合理构建，还可以促使公司内部高层管理者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在保险公司内部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实际开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出现的一些违规事项需要公司的合规部门直接上报到公司的董事会以及高层管理者。但是，他没有直接否决的权利，从而使一些相关的逃避责任现象得到有效避免。
二、合规经营在保险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前进，我国保险行业得到了飞速的进步和发展，其中，合规经营中潜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许多保险公司为了促使自身快速良好的发展，在经营的过程中对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进行引进，在公司内部对合规部门进行设立，由此可知，合规经营机制在保险公司的发展中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度。另外，在一些相关的管理制度出台后，保险公司在建设合规经营机制的时候得到了一定的指导，但是，在其实际建设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
（一）问题的表现
在我国保险公司经营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的违规事件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其在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也相对较高。近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相关的保险投诉、保险诉讼案件以及保险行政处罚一直处在上升的状态，因为违法违规而被处罚的保险公司较多，因而被吊销资格证以及行业许可证的人员更是大有人在。这一系列事情的发展大多是由保险公司的违规经营以及不规范操作而引起的，在其实际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合规经营机制中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因此，对保险公司进行合规经营机制的建设成为目前我国保险行业的重要任务。
（二）对相关职能没有明确划分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企业在对合规管理制度的建设依旧处在初级阶段，在职能方面没有相对较为明确的划分。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的过程中，将保费作为公司上下最为重要的，而且还在业务的基础上对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主线进行设置，这种行为就在一定情况下造成了公司业务的发展和合规制度的建设出现严重失衡的情况。其中，还有少数的保险公司将公司的经营效益放到了合规经营机制建设的对立面。
另外，在一部分保险公司中，其在对合规管理职能进行建立的时候大多将其分散在了公司内的各个部门职能中，还不足形成体系，从而导致公司在合规经营机制方面没有较好的合力以及协调力。除此之外，保险公司在合规管理资源方面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司内部相关的合规风险管理人员在专业素质以及数量上都不能对其体系进行良好的支持，无法满足公司合规风险管理在实际建设运转过程中的需要。
三、合规经营在保险公司中有效构建的措施
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其相关的企业风险管理的实施是其合规经营机制在实际建立过程中的载体以及基础，其中，在保险公司中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建立的时候，主要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在保险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时候，在其公司内部进行独立的合规部门的设立。其中，公司的合规部门在保险公司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具有合规管理职能的部门，还可以将它称为是内部合规部门或是法律合规部门等，它是公司在合规经营机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规部门在实际运转的时候，其主要负责的是对公司内部合规制度的制定以及实施，还有相关的检查监督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公司的经营风险进行防范，对其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和沟通以及公司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加强等。
另外，因为合规部门在公司内部具有特殊的职责以及职能，所以，为了促使其在实际运转的时候自身的有效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将公司内部的业务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以及合规等相关的部门进行分离，确保合规部门在工作过程中的独立性。
二是，在保险公司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加强对其内部合规人才队伍的建设力度。在保险公司对合规经营机制进行合理构建的时候，要对内部工作人员中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在工作的过程中拥有相对较高的实践工作经验、专业技术水平，以及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反驳专家，敢于质疑，拥有直言勇气的工作人员进行重用和提拔，将其合规人员，保证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的应对方案及时提出。
三是，在保险公司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对相关的合规经营体系进行建立以及健全，促使公司中的合规文化得到有效培养。在保险公司对合规经营体系进行建立以及完善的时候，还要注意对公司内所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讲师队伍进行科学合理的运用，在这个基础之上，还可以对外部法律专家以及监管专家进行聘请，让他们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展的合规意识的教育以及培训，促使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合规意识的不断提高，并将其表现在日常的生活和管理中。
另外，还要注意促使公司内部合规培训教育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公司全体工作人员的日常自觉行为中融入合规意识，促使他们对合规制度自觉严格遵守，从而使合规机制的作用的得到充分地发挥。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对保险公司中合规文化的培养，促使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得到持续良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