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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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范文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商业银行证券化过程中金融中介机构服务质量差，信用评级机构缺乏。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的证券化过程是一项涉及到银行风险与收益的重大系统工程。就我国当前金融中介机构以及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的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不高，信用评级机构运作不规范，很难满足我国当前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对他们提出的要求。
（2）商业银行证券发行机构的运作过程不规范。为了保证商业银行证券化资产的价格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其客观收益率以及安全性，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证券化资产的违约风险，就要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公开性与透明度，从而保证其投资者能够真实、及时、准确的掌握该证券发行部门的运营状况，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除此之外，还应当加强法律关于商业银行证券化资产在债权追偿方面的规范与约束，从而保证商业银行证券化资产的持有者享有充分的债权收益索取权，以此来保证支持ABS的稳定以及投资者的确定性收益。
（3）有关银行资产证券化现行的法律尚不完善。商业银行资产的证券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现行法律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而为这种良好融资模式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法律上的发展障碍。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是一种金融创新，它在发展过程中将会涉及到证券、担保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多个部门，而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行系统，如果缺乏良好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相关利益者之间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就很难保证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过程的良性运作，从而导致其操作风险的增加，并进一步引发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4）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外部环境需要培养。由于资产证券化是一种金融创新业务。除了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外，还需要在金融、基金、担保、会计、税收以及评估等多个行业范围内构建起良好的发展环境，所以，为了实现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应当构建起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资产证券化外部环境，从而避免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沦落为一种新型的“圈钱”工具，从而导致证券化资产投资者的经济利益。
（5）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监管体系不健全。我国的资本市场历来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不管是在发行股票方面，还是在发行企业债券方面，都必须获得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资产证券化作为资本市场的新型融资工具和手段，也面临着如何进行监管的问题。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的资产证券化涉及到担保、非银行金融业务、法律、会计、税收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单个的业务分工管理难以适应。所以必须建立起统一的监管以及协调机制。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监管以及协调的专门机构。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的《证券法》也未将之纳入管辖范围。
二、积极推行资产证券化的政策建议
（1）建立健全资产证券化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我国发展的资产证券化起步比较晚，应结合我国国内资本市场出台一部资产证券化法规，在法制构建上提供完善的配套措施，进而奠定市场发展的长远基础。推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制度和法律法规，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依据。完善资产证券化的基础，不仅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有利于整个市场公平、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的形成。
（2）建立规范的证券化信用评级机构。我国目前的资产信用评级机构数量少，评估质量不高，我国建立有深远影响和权威的评级机构势在必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由国家核准的专门机构聘用经过专业资格考试认定的专门人员从事估价及相关的咨询工作；其次发展信贷资产资信评估业务，制定统一的信贷资产评估标准；最后通过兼并、撤销、联合等多种形式，将目前众多的资信评估机构发展成为少数几家全国综合性的、中立型且在经济上自负盈亏的大型资信评估机构。并且要积极与国际知名评级机构开展合作，按照国际标准规范国内评级机构的活动，改善评级质量。
第2篇：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范文
【关键词】中小企业；证券化；资产
华尔街流传这样一句名言：“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在国外早已不是新鲜的东西，而在国内则起步较晚，规模也相对有限，但未来将无处不在，我国中小企业可以抓住资产证券化的契机，将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形成的巨额闲置资产盘活，以其中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作担保，解决长期困绕其发展的融资难问题。资产证券化是将企业自己拥有的缺乏流动性的，但是能够产生稳定的、可以预见在未来有现金流量的资产，通过资产结构组合和资产信用分离的方式，以部分优质资产作为担保，由专门的特设机构发行证券，将其转变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证券的过程。对于资产证券化的实质，有人认为是“为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有人则将其视为一种“应收账款处理”技术。资产证券化通过特殊的交易机构把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作为偿付证券的资金来源，即资产证券化的本质是用将来的现金流换取现在的现金流，因此其主要核心原理是“证券化资产的现金流分析”。
1.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运作框架
资产证券化是一种结构化融资方式，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来保证融资的成功，其基本交易结构由发起人、SPV和投资者三类主体构成。其基本的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运作框架。
首先，组成资产的发起人（又称原始权益人）。原始权益人根据自身融资需求，对自身拥有的能够产生未来现金收入的资产进行清理，估算和考核，确定需要证券化的资产，最后把这些资产汇集，组成一个资产集合。其次，组建特殊信托机构（SPV）。SPV也称发行人，它是进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主体，它不仅不能进行其它业务，而且必须远离破产风险。同时，它还应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并具有独立的决策权。再次，进行信用增级。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SPV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完善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信用增级是指为了确保SPV按时支付投资者本息而采用的各种有效手段，是资产证券交易结构成功的关键。
进行信用增级后，特设机构再次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发行评级。发行评级由专门评级机构根据资产证券发起人或投资银行的请求来进行，其中被评级的资产是与发起人的信用风险相分离的。获得证券发行收入后，特设机构把大部分发行收入按照合同规定支付资产的购买价款。与此同时，信用提高和评级结果向投资者公布后，投资银行负责以包销或代销的方式向投资者销售资产支持证券。最后，服务商和信托人实施资产和资金管理以及还本付息。特设机构聘请服务人对证券化资产进行管理，负责收取并记录由该资产产生的现金收入，再将款项存入托管人的收款账户，托管人按期对投资者还本付息。
2.中小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行融资的比较优势
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限制条件较为严格，而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全新的融资方式，与传统的融资方式（股票、债券和银行贷款等）相比有更好的优势。
2.1 融资成本低
通过成熟的交易结构和信用增级技术，资产证券化方式改善了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条件，且能以高于或等于证券面值的价格进行出售，并且支付给投资者的利息也低于债券融资。与直接向证券市场发行债券或股票的融资方式相比，资产证券化融资方式有信用增级的担保，证券化资产的信用要求比股票和债券的要求低，减少了差价、酬金等中间费用。与获得传统的银行贷款相比，资产证券化融资通过破产隔离以及信用增级处理方式，让融资风险得到较好的控制，不需要额外风险补偿费用。
2.2 融资效率高
传统融资方式中，投资者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融资效率的下降。与传统的直接融资方式不同，资产证券化融资将资金、技术与管理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套以绩效为标准的激励机制，在机制上更好的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资产证券化使投资者不受原始权益人破产的牵连，并且省去了分析研究该证券风险收益的成本。因此资产证券化融资结合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点，各中介机构和专业分工更为细化，从而提高了效率。
2.3 融资风险低
在传统的贷款业务中，贷款的发放和持有都是由银行承担，中小企业风险过于集中且不能进行有效的分散。而在资产证券化中，集中在银行的风险分散给了众多投资者，不仅解决了中小企业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而且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稳定。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过程中，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的整体风险是相隔离的，这降低了系统风险。并且，通过从内部或外部对所发行证券进行担保，进一步降低了投资风险。同时，资产证券化还存在股东财富增加效应，使发起人的自由现金流入增加。从而资产证券化就为发起人发行证券设立了风险的上限和下限，大大降低了融资失败风险。
2.4 融资限制条件少
传统的融资方式是凭借中小企业综合信用水平来融资的，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一般会有很多限制条款、严格的贷款审查程序和标准，而股权债券融资方式对中小企业的整体实力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产证券化可以改善中小企业不利的融资条件。在资产证券化中，中小企业的资信水平与资产本身偿付能力是相分离的，单独证券化的这部分资产通过信用增级作为融资担保，决定中小企业融资成功与否的不再是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和信息状况。因此，资产证券化能够有效回避中小企业因缺乏有效抵押担保、资信评级低而得不到融资的问题。
3.中小企业实施资产证券化的现实障碍及建议对策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融资工具，在许多国家已经有了成功运作的经验。通过资产证券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一种必然趋势，但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开展困难重重，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促进。
3.1 制度障碍及对策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的设计需要法律的支持和规范，证券化的成本和效率受到法律制度的影响，相关资产与合同的履行及证券化当事人的权利需要法律的保障。
3.1.1 法律制度方面
2013年2月26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规定》通过列举的方式列明可以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具体形态，允许包括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益权等财产权利，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等均可作为可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为实务操作提供了明确指引。
但我国相关的证券化基本法律框架在细节上仍不完善，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组建特设载体（SPV）方面和债权转让方面。一方面，我国《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都阻碍了以发行资产证券为单一业务的特殊机构的成立。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给资产证券化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因此需要尽快制定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交易载体（SPV）的市场准入制度，对破产隔离、真实出售等问题的法律界定，信用增级和信用评级中的法律规定等。同时，在债权转让方面需要国家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障。
3.1.2 会计和税收制度方面
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原则直接决定资产证券化能否真实出售，我国的会计准则对此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使它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同时，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和可行性是由税收待遇直接决定的。资产证券化交易环节涉及诸多税种，但资产证券化本身就是由一系列的合同组成的，合同标的总额巨大，这将大大增加融资成本，降低其可操作性。能否妥善解决其所涉及的会计、税收问题是资产证券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具体来说，可制定关于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从资产负债表中分离如何进行表外处理等操作规范；完善证券资产的定价、发行的会计处理与核算等问题的会计准则，加强会计披露等。
3.2 市场供求障碍及对策
目前融资困难日益成为中小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资产证券化这一融资创新方式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方法，但我国资产证券化在市场供求方面还存在一定障碍。
3.2.1 市场供给方面
资产证券化的供给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有无大量的适合证券化的资产，目前国内适合证券的资产并不多。二是适合某项证券化资产的所有者没有足够的动力或积极性进行证券化。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属于银行的优质资产，如未形成流动性压力，银行则不愿意出售而愿意长期持有或进行表内融资。我国需扩大和规范一级市场，使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从规模、质量和风险控制方面都达到证券化的要求。中小企业可以设计不同种类的资产证券化品种，为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意愿、资金实力不同的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投资选择。
3.2.2 市场需求方面
资产证券化的需求方主要是支撑该证券的投资者。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资产证券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外国投资者、商业银行等。反观国内，虽然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潜在投资群体已经形成，但是制度上限制了机构投资者的资格，约束了机构投资者对该类证券的投资。因此需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借助机构投资者的实力和专业知识，一方面克服资产证券化融资中的中小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从外部强化对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中小企业的管理，促使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通过对政策、法规的调整，逐步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开放资产证券化市场，使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该市场的主体。
3.3 市场运行障碍及对策
从资产证券化市场运行角度看，其各个参与要素在我国发展的并不成熟，包括缺乏权威的中介机构；缺乏全国性的银行交易网络；缺乏专业化的人才等等。因此应该组建有政府背景的中介机构，规范以担保评级为主的中介机构，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此外，需完善金融基础环境，建立个人信用征信制度，加强抵押贷款一级市场上的风险防范，完善全国性的金融交易网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现有相关机构如银行、投资公司、信用评估机构等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并加强相关人才和技术的交流与引进，尽快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
3.4 做好企业证券化资产选择
中小企业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资产一般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包括：（1）能够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的现金流；（2）对现金流的损失风险要有持续一段时期较低比例的拖欠率和违约记录以预测未来损失，用以确定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价。（3）本息的偿还比较均匀地分摊于整个资产的生命期间；（4）资产的初始债务人在地理分布上要广泛均匀，人口结构分散化；（5）有相关的担保品并且担保品具有较高的变现价值；（6）原资产持有人持有该资产已经有一定的时间，并且有着良好的信用记录；（7）资产具有高质量、标准化的合同条款，也应该能剥离于发起人的其它资产。
资产证券化融资要比传统的债权股权融资方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资产证券化融资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企业融资的最佳选择，这三种融资方式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一种互补关系。在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融资在中小企业的运用还不成熟，有着许多外界和自身的障碍，需要政府部门给予有力的扶持和推动，促进中小企业实施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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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范文
目前高校办学经费短缺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共同问题。近年来,在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许多高校努力扩大办学空间。据教育部规划司的统计,最近10年,部属72所高校几乎都先后新征了办学用地,建设了一批新的校区,其中有近50个新校区已陆续投入使用。部属高校共新增办学用地接近10万亩。从1998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新建校舍300万平方米,大多数学校每年完成的基建工作量都在20～30万平方米之间。加之近年来的连年扩招,办学规模和投入也很巨大。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真正能用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基础性投入每年只有150亿元左右，因此，今后5年高等教育发展性投入的经费缺口至少在1200亿元以上。另外，由于高等教育收益率的计量非货币性和退出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处于进入障碍和退出障碍都高的情况，在这种双壁垒效应下，潜在投资者不易进入，更加剧了高等教育资金短缺的困境。
而目前，国内主要的教育融资方式包括：第一，组建教育产业集团，如校办产业，特别是校办高科技产业；与教育相关的产业，如教育出版业、教育设备业、教育软件业；后勤服务产业，科研服务产业，如科研成果的转让和出售、技术培训的提供等。第二，将校办产业改组成为上市公司或加大校办产业直接上市的比重。第三，高校产权的股份化或资本化。第四，高校资产证券化。对学费的应收账款、学生贷款和科研基金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第五，成立教育投资基金。教育投资基金的发行可采用私募或公募两种形式，投资对象主要是教育产业，并参与证券一级市场的申购和配售。
在以上众多的融资渠道中，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成本较低、效率更高、更有潜力的资本市场运作新工具，在未来高校的融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2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当前,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已经步入崭新发展阶段。 我国重庆市政府于1997年5月23日与亚洲担保及毫升ABS（中国）控股公司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ABS计划合作协议，这是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一项重要突破。2005年初,国务院同意在我国银行业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2005年4月,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确定了在我国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基本法律框架。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已经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点工作。继信贷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出台之后,中国证监会已获准研究与开发“非信贷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如企业应收账款、租金收益、基础建设收费等证券化创新产品。中国证监会对这一前景广阔、能改善企业直接融资结构、为证券市场增添投资新品种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很重视,证监会已分别设立了“资产证券化领导小组”与“工作小组”。未来的中国资产证券化必然朝着广度和深度快速发展,这就为高校资产证券化成功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实施环境,特别是为解决高校当前的贷款包袱沉重,融资环境恶化的难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美国是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地，资产证券化应用领域广泛，目前在美国是通过发行高等教育债券，进行高校资产证券化操作的。国内外涉及到高校资产证券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学生的贷款进行证券化, 学生贷款证券化是贷款银行将学生贷款的债权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SPV），然后由SPV将学生贷款汇集成一个贷款组群，并通过结构性重组转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通的证券，据以融资的过程(《学生贷款证券化研究》,李之东，吴莉云)。有学者认为我国高校贷款证券化在起步阶段应以资产抵押证券这种结构形式为主，在发展阶段则以转付证券这种结构形式为主(《关于高校贷款证券化的前瞻性思考》，孙建华)。这些研究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实践都具有启示意义，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高校资产证券化而是金融机构实行的资产证券化,因为高校并没有进行融资。另外一种就是高校学费收入资产证券化。针对银校间热恋的甜蜜时期的结束如何如期还贷如何进一步融资成为众多高校重大的财政问题，结合我国高校产权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实践，认为债券方案比较适合我国高校资产证券化的实施，研究高校收费资产证券化方法，给出资产证券化的一般组织结构和流程并对我国高校收费证券化进行定价(《高校资产证券化探讨》,，李秋英)。
随着高校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学生自费上学已经成为现实，目前学费收入已成为高校收入中的主要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中心居民储蓄意愿抽样调查表明，居民储蓄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高于准备用于购房的7%，成为储蓄的最主要目的之一。6万亿储蓄的10%即6000个亿，一旦以消费信贷为载体从“笼中”放出，投资到教育消费上，对经济的推动是何等之大。据专家分析，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和潜在学生约500万人，如果其中有80%以教育形式消费，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教育消费，则潜在收益每年有200亿元。据了解，目前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自费出国留学，按每人每年需花人民币14万元至18万元来计算，每年我国民间留学投资就有40亿元流向国外。
虽然学费收入在高校资金来源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是由于我国高校的收费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学生个人承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也就是20%-25%之间，高校在培养一个大学生上面需要补贴很大一部分，因此依靠学费收入并不能缓解高校资金短缺的现状。而通过学费收入为基础的证券化可以使高校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大量的资金，用来改善高校的办学状况。
由于学费收入具有稳定，可预测性，因此本文赞同以上关于学费收入资产证券化观点。但也认为关于高校学费收入资产证券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比如说一个单个高校无法实现资产证券化,比如说一所高校每年新增学生5000人,每人学费按现在的平均水平6000元的话,也只有3千万元。发行期限10年的证券也只有3亿元。远远够不上资产证券化资产池的最低要求，更难以达到化解系统性风险的目的。在具体实施高校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却也提供了一个实施的新思路及空间。
3高校资产证券化的设计思路
资产证券化是当代金融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起源于美国，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兴起的金融创新的结果。资产证券化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将其缺乏流动性但在未来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的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的风险和收益进行分离和重组，进而转换为在资本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 ，资产支撑证券）的过程。资产证券化从诞生之日起，便以其独具的魅力得到了众多市场参与者的青睐。它增强了基础资产的流动性，有利于沟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满足不同市场参与者对风险和收益的不同偏好。资产证券应用了一系列金融创新成果,如破产隔离技术、信用增级技术、信用基础的转换以及间接金融的直接化等等。这些创新技术的实践,能够有效降低风险,提高金融交易效率,相应的融资利息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得到大幅度节约,最终减小金融市场的摩擦,综合融资成本得到降低,金融效率得到提高。这也正是资产证券化在国外迅猛发展的经济基础。
关于理想的可实现资产证券化资产的特征应该具有以下几点:能在未来产生可预测的现金流;持续一定时期的低违约率、低损失率的历史记录;本息的偿还分摊于整个资产的存续期间;金融资产的分布有广泛的地域和人口统计分布;原所有者已持有该资产一段时间,有良好的信用记录;金融资产的抵押物有较高的变现价值,或它对于债务人的效用很高;金融资产具有标准化、高质量的合同条款,以保证原始权益人对该资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
与之相对应的是，高校收费作为资产支持证券ABS的目标资产，其是未来收入比较稳定现金流，可以将之确定资产证券化目标，同时确定将哪一部分收费（学费、某几个院系学费、宿舍管理费等）投入资产池，然后对其可预见的现金流进行估算和信用考核；其次，实现资产转移，即高校将资产池的资产过户给特殊目的载体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再次，SPV以该资产池为依托，发行某高校教育债券；最后，SPV用发行债券筹集的收入向高校支付购买资产池的价款，并负责对债券还本付息。如果高校未能定期偿还，则有担保机构负责处理。
在组建学费应收帐款资产池时，可以由多所高校联合组织。学费的合并形式既可以采用区域合并的形式，也可以采用相近学科合并形式。有相关文献对区域合并进行研究，笔者更倾向于二者结合的形式，即在一个区域内按照相近学科合并。因为在我国每个省都有一系列高校涉及综合类、人文类、理工类，各大高校相近学科的培养时间计划基本相似，在组成资产池时更易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现金流。高校生源上具有互补性,各高校的定位不同,生源不同,能较好的分散投资风险。
规划的具体运作流程如下:高校将在一定期限内的学费收入（例如理工类学科学费收入）以真实销售方式出售给一家SPV(特设委托机构),由高校代收学费并定于每年某一日期后将学费收入付至SPV的专门账户;然后通过政府担保(在一个区域内地方政府容易统一协调)、金融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进行担保,以达到信用增级的目的。最后在资本市场上向投资者发行债券或股票取得资金,扣除一系列的发行费用和金融机构中介费用后,作为高校融资款项。当高校增加新的学生后,所得学费立即被存入SPV设立的专门账户。该账户用作对投资者还本付息。在投资没有还本时候,还可以利用资金做购买国债等收益稳定、风险极低的投资,以上过程是一个在一定年限内(具体期限根据所筹资金量而定)循环进行的过程。 资产池的设立过程可以用图1简略表示。
高校资产证券化的基本交易流程如下：建立SPV-->组建资产池-->信用评级-->承销证券化产品（挂牌上市）-->投资者偿还本息
4 高校资产证券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4.1要构建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体系，取消高校资产证券化的制度障碍。
高校资产证券化是将高校贷款进行重组、信用增级后再分割转让给证券投资者的结构重组过程。它涉及金融资产的交易、商业合同权利的转让、信托、担保、信息披露和证券评级、证券发行与流通、会计及税务处理等领域，法律关系复杂，所以高校资产证券化也存在技术.风险、欺诈风险、证券等级下降等结构性风险。显然，高校资产证券化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从相关领域的法律中简单地寻找类似条款加以套用。因为按现有法律的定义和分类来规范资产证券化，可能会阻碍资严证券化的开展，或者给参加方施加过重的成本。
4.2要真正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为SPV合理确定高校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价格创造条件。
高校资产证券化只有在SPV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被投资者接受的情况下才是成功的，而高校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能否被投资者接受与其价格又有较大关系。高校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价格(证券预期利息收益的现值之和)下限是无风险的国债利率，上限是被证券化的高校贷款组合的原始收益率。二者之差扣除证券化的各项服务费用率之后便是SPV的盈利空间。高校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价格过低则无法吸引投资者，价格过高则会增加SPV的成本和风险，甚至导致SPV亏损，从而阻碍高校资产证券化的实施。
4.3要培育高校资产证券化的中介机构和机构投资者。
SPV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其能力关系到结构金融的效率与成败。考虑到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还处初期，在其启动时期，SPV由财政、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以及将来重新整合后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股份制形式共同出资设立较为合适。因为在我国有政府背景的SPV的资信状况容易得到证券市场的认可，这有助于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降低信用增级的成本。而证券公司在证券的定价、证券结构的设计、证券的销售方面有专业优势，资产管理公司则有资产管理和资产证券化的经验，这两类公司参与SPV的设立有助于提高结峋金融的效率，促进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同时商业银行参股SPV又使得高校资产证券化具有一定程度的抵押融资的性质，既可以适应商业银行采用资产抵押证券这种结构形式来融资的需要，同时又能够将高校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关联交易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我国还没有类似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及联邦国民抵押协会的外部信用增级机构，同时，我国也缺乏为债券市场投资者普遍认可的证券评级机构。
4. 4要选择好高校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消除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约束。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银行对高校基建投资贷款的规模也必然扩大。未来高校资产证券化应以高校基建投资贷款作为基础资产，以高校办学收费收入或其他高校收益性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作为担保来发行资产抵押证券。为此，教育部应当制定高校资产使用与管理的新规定，明确规定哪类高校资产可以用于抵押、如何抵押。另外商业银行(抵押权人)与高校借款人(抵押人)之间是合同关系，银行持有的高校信贷资产的转让要受合同法的调整。关于合同规定的权力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的原则在我国采取通知债务人的原则。这不仅会增加银行的成本开支，而且会损害银行在客户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银行维持与客户的良好关系。我国应当调整《合同法》，采取自由转让的原则来确认合同权力的转让对债务人可以生效以利于银行启动高校资产证券化。
4.5积极寻求非政府经费投入渠道发展高等教育。
高校具有潜在的市场功能，如果利用得好，也能为学校带来可观的收益。高校应该拓展办学思路，积极从事市场销售和提供社会服务。高校应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知识库和专家库资源，主动与市场接轨，通过多种形式，与工业、企业以及其他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开展科研合作，拓展教育培训市场，抢占咨询市场和文化产业份额，创办科技园区等等，拓展和提高自我创收能力。提升高校国际化水平，吸引和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外国留学生规模不仅是衡量大学国际化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并且标志着在国际教育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更是大学增加经费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大胆尝试筹集民间资金尤其海外资金办一流大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间资金有相当程度的积累，可以通过提供一定利润空间的方式吸纳民间资金，积极寻求非政府经费投入发展高校。
4.6应当给予高校资产证券化适当的税收支持。
启动高校资产证券化旨在消除银行高校贷款的风险以强化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支持，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给与高校贷款证券化交易主体适当的税收优惠待遇是必要的。
高校资产证券化涉及的税收主要有应收账款(贷款本息)转让过程中的流转税如印花税会对企业家形成多么有效的激励，来自制度的约束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因此作为市场主导力量的机构投资者介入上市公司治理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
第4篇：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范文
考察资产证券化短短30多年的史，美国不仅是这一金融创新的发源地，更始终占据着市场的龙头地位。截止2000年，美国资产担保证券(ABS)的发行总额已达到2600多亿美元，约占全球份额的75%（注：vinodkothari.com/secusa.htm.）；而由于ABS自身良好的证券信用，在美国国内ABS颇得投资者青睐，被誉为仅次于政府“金边债券”的“银边证券”，资产证券化市场也因此成为仅次于联邦政府债券的第二大市场。（注：汪利娜：《美国住宅金融体制》，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对于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的兴旺发达，除了诸多有利因素的配合外，证券制度所提供的广阔发展空间贡献不小。因此，本文试图美国证券法对资产证券化的规范，展示其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实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如何为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以为我国正在进行的资产证券化操作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鉴。
美国证券法（注：美国的证券活动受到联邦立法和所属各州“蓝天法”(blue sky laws)的监管，由于各州立法的不一，本文主要探讨联邦立法层面的。美国联邦证券法体系主要由7项立法组成，包括《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1939年信托契约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和《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对资产证券化的规范
1929年危机过后，美国政府一改对证券市场自由放任的态度而实行国家积极干预的政策，贯彻保护投资者的核心准则，建立起丰富、规范完整的证券法体系，并借助证券市场最高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充分的执法权力和具有造法功能的法院务实的司法操作，确保证券法体系的市场经济导向，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美国没有专门规范资产证券化的立法，而是通过现存的证券法律制度对它进行证券法层面的调整，其主要问题集中于：ABS是否属于证券法中所定义的“证券”；发行ABS的SPV其性质如何，应具备怎样的条件和如何进行监管；对ABS的发行与交易，应如何进行规范。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选取《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1940年投资公司法》为讨论对象。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证券法实现了对资产证券化的有效调整：
一、确认ABS的“证券”属性，将资产证券化活动纳入证券法监管范畴
资产证券化主要有转递结构(pass-through structure)和转付结构(pay-through structure)两种基本结构。（注：在转递结构中，资产原始权益人（发起人）以委托人身份将资产信托给受托人，取得相应的受益权证销售给投资者，投资者由此获得对信托资产的所有者权益，按月收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受益权证利益的实现取决于资产的表现而与发起人和受托人无涉；在转付结构中，资产原始权益人将资产转让给SPV，由其发行以资产收益为限偿债的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投资者按照证券标明的条件收取资产产生的收益，对发起人和SPV没有债务追索权。）通常转递证券主要以受益权证(certificates of beneficial interest)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这种受益权证代表持券人对证券化资产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而归属于股权类证券；而转付证券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这种债券代表持券人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而归属于债权类证券。此外，资产证券化运用的证券工具还包括优先股（属于股权类证券）和商业票据。
资产证券化由于使用证券载体而必然牵涉广大的投资者，再加上其精巧复杂的融资结构也给投资者带来判断ABS价值、评估相应风险和预防可能损害方面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将资产证券化活动纳入证券法的监管范畴。但ABS与发行人信用脱钩，完全倚重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证券权益的特性，又使它显著地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证券。在美国，并不因为一项投资工具使用了证券一词，就当然认为属于证券法中的“证券”，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相关经济实质的分析。
美国法关于“证券”的定义体现于多部证券立法当中，尤以《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第2章a款第1项）最为典型。按照这个宽泛的证券定义（注：有关《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条文，可参见卞耀武主编、王宏译：《美国证券交易法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一般很容易将债权类ABS归入“证券”范畴，但股权类和票据类ABS却难以对号入座。这是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5年的Forman案中确认股票应具有按一定比例分享红利和享有投票权并承担责任的传统特征（ABS与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无关）；而法院长期以来认为由住房抵押贷款、应收款以及其他商业资产担保的票据不应被认为是“证券”，而各个巡回法院适用不同的检验标准来判断哪种票据不属于“证券”。对此，美国法院运用了联邦最高法院在1946年SEC V.W.J.Howey Co.案中提出的“荷威检验”规则(Howey test rule)，不直接将股权类ABS定性为股票而使其成为同属于“证券”形式之一的“投资合同”；而票据类ABS，由于199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了一项规则，认为只有与司法认可的例外种类的票据有着“强有力的家族联系”(strong family resemblance)的票据才不应当被认为是“证券”，因此减少了在性质认定上的不统一和不确定。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司法实践已趋于将ABS认定属于证券法所规范的“证券”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奠定了监管ABS的法律基础。
二、修改SPV的“投资公司”定性，简化相应的监管要求
SPV是资产证券化中创设的专门用于购买、持有、管理证券化资产并发行ABS的载体。按照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第3章a款第1～3项关于“投资公司”范畴的规定，符合(1)主要从事或者拟主要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或证券交易；(2)从事或拟从事发行分期付款型面值证券(face-amount certificates)业务，或已从事这样的业务并持有这样未受清偿的证券；或(3)从事或拟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所有、持有或交易证券的业务，并且所拥有或拟获得的投资性证券(investment securities)的价值超过其总资产（不包括政府证券和现金项目）40%的发行人，就是所谓的“投资公司”，要受到该法严格的监管。以此为标准，一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证券”的定义较《1933年证券法》的定义来得宽泛，SPV所购买的资产大多被认定属于“证券”的范畴；另一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仅持有“证券”就符合“投资公司”的条件，而SPV向发起人购入并为自己所持有的资产往往远远超过其自有资产的40%，因此SPV通常被定性为投资公司。
《1940年投资公司法》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防止投资公司滥用经营管理权限而制定的，它对投资公司的监管极其复杂与严格。被定性为投资公司的SPV，不仅要向SEC提交一份包含发行人详细信息、投资目标和投资政策等内容的注册报告书(registration statement)和承担后续的持续报告与披露义务，还要接受对发行人经营活动和资本充足率、实践和财务报告的正确合法性、广告和销售活动等诸多方面的监管。（注：Michael R.Pfeifer，Legal Perspectives on Disclosure lssues for CMBS Investors，in Frank J.Fabozzi & David P.Jacob ed.，the Handbook of Commerc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Frank J.Fabozzi Associates，1997，p.375.）与传统发行证券的公司不同，SPV只不过是专门用于证券化操作的载体。由于以所购入的资产为担保发行ABS并仅限于该项业务，SPV一般仅有很少的自有资本，没有专门的董事会成员，股东结构简单，较少甚至没有自己的雇员，常被称为“空壳公司”。因此，要SPV遵从《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监管要求，则必然会大大地阻碍证券化的操作。尽管该法中有一些法定的豁免规定，但并非专为资产证券化量身订做的立法背景，只能带来适用上的极度有限性；而向SEC寻求个案的豁免，由于需耗时数月，并且可能被要求提前公布证券化操作的信息和在豁免之时施与其他限制，而只能作为下策之选。总体看来，对SPV监管的适度松绑，只能倚重于立法的变革。
注意到立法滞后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后，SEC在1990年公告，寻求对投资公司监管的改革意见，其要点之一就是，《1940年投资公司法》是否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对“资产担保安排”(asset-backed arrangements)进行监管。公告以后，不少组织机构反馈了意见，其中包括纽约结算中心(the New York Clearing House)和美国律师协会(ABA)，它们都主张对资产证券化予以特殊的考虑。（注：Joseph C.Shenker & Anthony J.Colletta， Asset Securitization:Evolution，Current lssues and New Frontiers，Texas Law Review，Vol.69，May 1991，p.1412，p.1413，n231.）基于如上调查，SEC在1992年11月颁布了专门针对结构融资（资产证券化属于其中的一种）的规则3a-7。按此规则，如果符合特定的条件，SPV将不再被界定为投资公司，而不管其资产的类型如何。这些特定的条件包括：(1)所发行的是固定收入证券或者是权益偿付主要来自于金融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的其他证券；(2)固定收入证券在其销售时获得了至少一家全国公认的评级机构的四个最高评级中的一个（即投资级以上）；(3)除少数例外，发行人持有金融资产直至到期；(4)将那些融资运营中暂时不需要的资产、现金流和其他财产都存入一个独立的账户，而该账户由一个独立的受托人管理。这一规则的出台，解决了SPV的后顾之忧，大大地繁荣了资产证券化经济，事实上这也印证了SEC当初设定规则3a-7的意图：承认已登记的投资公司与结构融资在结构和运营上的区别，并理顺当前市场自身的要求出台相关规定，为投资者提供保护。（注：Michael S.Gambro & Scott Leichtner，Selected Legal lssues Affecting Securitizati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Law Banking Institute，Vol.1，March 1997，pp.149-150.）
三、充分利用证券立法中的豁免规定，为ABS的发行与交易提供便利
被定性为“证券”的ABS，其发行和交易，就要受到以规范证券初次发行为主的《1933年证券法》和以规范证券后继交易为主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监管。
考察《1933年证券法》的立法，是以“完全信息披露”为指导，向投资者提供一切与证券公开发行相关的重大信息，而将有关证券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交由投资者自身来进行，由此形成“注册登记制”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并最终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关于证券交易的信息披露监管。可见这种监管体制并不存在证券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法律障碍，这正是有别于传统融资方式的资产证券化何以在美国最先萌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为保证提供给投资者信息的有效性，立法上注册登记和信息披露规定的环环相扣、纷繁复杂，也是可见一斑的。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ABS的发行与交易首当其冲的是寻求相应的豁免规定。
《1933年证券法》中的豁免，主要有针对特定类别证券的豁免（可称为豁免证券，有些豁免是永久性的）和针对特定交易的豁免（可称为豁免交易，只针对该次发行豁免）。虽然豁免证券的条款不少，但与ABS有关的主要是该法第3章(a)款第2、3、5、8项的规定，而运用频率最高的当属第2项的规定。按这项要求，任何由美国政府或其分支机构发行或担保的证券和任何由银行发行或担保的证券，均可豁免于《1933年证券法》的注册登记要求。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最早的ABS是由具有政府机构性质的政府抵押贷款协会(GNMA)发行的，而在美国证券化资本市场上占重大比例的仍是由GNMA、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HLMC)三大带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发行或担保的ABS，以及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蓬勃兴旺。在豁免交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3年证券法》第4章第2项的“私募发行”的豁免，因下文将论及，在此从略。另外，为发展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美国国会在1975年修改了《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为以抵押贷款进行的证券化提供了交易豁免，这大大促进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操作。
与《1933年证券法》的豁免运用不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的豁免，最显著地体现于授权SEC自由裁量豁免的规定上。按照该法第12章(h)项的规定，SEC可以在不与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相违背的情况下豁免或减少SPV的信息披露义务。通常，SEC在决定豁免时会考虑公众投资者的人数、证券发行金额、发行人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发行人的收入或者资产等因素。据此，已有一些进行证券化操作的SPV获得免除披露义务的先例。注意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主要针对股权类证券适用，而资产证券化中，虽然转递结构的受益权证具有股权的属性，但实践中人们通常按照固定的本金加上一定的利息来它的价值，实际上又是被当作债券来交易。对此，SEC采取了将这类ABS认定为股权证券，但豁免其适用针对股权证券的诸多限制的策略，（注：Gregory M.Shaw & David C.Bonsall，Securities Regulation，Due Diligence and Disclosure-US and UK Aspects，in Joseph Jude Norton & Pawl R.Spellman ed.， Asset Securitization: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BasilBlackwell Finance，1991，p.244.）简化了ABS的操作。
如此，借助证券立法中的豁免规定、适时的立法修改和SEC高度自由的执法权限，美国在证券化进程中培育了一个成熟稳健的机构型ABS市场，并通过简化手续提高了证券化的运作效率。
四、契合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特点，适度调整监管要求，提高公募发行的效率
按照《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不能获得豁免，采用公募发行进行公开交易的ABS，就要接受相应的注册登记和持续信息披露的监管。
首先确定证券的注册登记人。一般而言，注册登记人就是证券的发行人。资产证券化中用做ABS发行载体的SPV，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常见的主要是公司和信托两种。对于公司型的SPV，显然SPV本身就是注册登记人；而对于信托型的SPV，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类似公司的治理机构，因此作为认定上的一个例外，美国证券法将这种情形下的发行人，界定为按照信托协议或证券得以发行的其他协议，进行证券发行活动并承担委托人或经理人责任的人。（注：Kunz C.Thomas，Securities Law Considerations，in Phillip L.Zweig ed.， the Asset Securitization Handbook，Dow Jones-lrwin，1989，p.358.）如此，将资产进行信托并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资产出售人（一般是发起人），就成为所谓的“注册登记人”。
其次确定进行注册登记申请应使用的表格。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要求，证券发行之前，须向SEC提交注册登记申请文件（通过填写特定的申请表格实现），除非另有规定，注册报告书和附带文件应包含所列举的。经过1982年的统一信息披露制度改革，SEC确立了三种基本的证券发行登记格式：S-1、S-2和S-3，此外还有各种特殊的专用表格。资产证券化中，最常用到的是S-11、S-1和S-3。注意到ABS是一种采用特定化资产信用融资的证券，其本身的表现，与发行人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并无多大联系，因此在信息披露上不应过多涉及发行人的自身状况，但这三种表格形式是以传统的融资方式为服务对象，其所要求的披露范围并不完全契合资产证券化的特点。为此，实践中，注册登记人或者经过SEC的同意或者取得SEC的非正式批准，剔除表格中与证券化无关的项目，而将披露的要点放在了关系ABS权益偿付的资产结构、质量、违约记录、提前还款、损失状况以及信用增级、资产服务上。
最后，确定如何进行持续性信息披露。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要求，纳入监管范畴的ABS发行人，要依第13章的规定向SEC提交年度报告（使用10-K表格做成）、季度报告（使用10-Q表格做成）和临时报告（使用8-K表格做成，针对未曾报告过的重大事件）。由于SPV只是作为资产证券化运作的载体，其活动仅限于资产的购买、持有、证券发行等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事项，而投资者关注的是资产池的资产质量，并非发行人的活动，因此这些报告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证券化操作。为此，自1978年美洲银行首次发行抵押贷款转递受益权证(mortgagepass-through certificates)以来，许多发行人都利用《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2章(h)项的规定，向SEC请求豁免。从豁免的实践情况看，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的豁免申请已为SEC所接受，不过SEC通常令发行人提供交易文件中所要求的逐月资产服务报告(the monthly servicing reports)。（注：Paul Weiffenbach & Joseph Meehan，Cross-border Securitization-Entry to World Markets， Securitization Yearbook 1999，a Special IFLR(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Supplement，p.7.）
通常，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要求，每进行一次证券发行，就要准备一次注册登记申请资料，交纳一笔注册登记费用并等待注册登记的生效，这不仅给发行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重复文书工作和费用负担，而且也可能使发行人在申请——等待——生效的注册循环中错失证券发行的最佳市场时机。为此，SEC在1983年推出了一项注册登记的便利措施，这就是体现于规则415中的“橱柜登记”(shelf registration)制度，即符合特定条件的主体，可以为今后两年拟发行的证券，预先向SEC办理注册登记，提供与证券发行相关的基本财务信息，待到市场时机成熟时就能以最佳价格发行证券而不必重新进行注册登记；同时，发行人通过提供新的信息资料更新以往登记的内容。使用表格S-3进行注册登记的发行人享有运用这一便利的资格，这是因为这类表格通常仅限于投资级的债券或不可转换的优先股的发行使用，如此，也就能防范“橱柜登记”便利的滥用风险。
2001年1月，美国通过了《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费用减免法》，将证券注册登记费从每百万元交纳239美元降到92美元，而且SEC每年还会做出有利于发行人的调整。在美国，出于成本费用的考虑，ABS采用公募发行，通常运用于数额在1亿或1亿美元以上的交易中。（注：Steven L.Schwarcz，the Alchemy of Asset Securitization，Stanfort Journal of Law，Business & Finance，Vol.1，Fall，1994，p134.）无疑，注册登记费的降低，将大大地降低发行人的成本，增加公募发行的吸引力。
五、逐步完善私募发行法律规则，引导机构投资者投资ABS，繁荣私募发行市场
ABS采用私募发行，可以豁免美国证券法中的注册登记和持续信息披露要求，减化操作程序，节约发行费用；而且，机构投资者是私募发行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由于他们富有投资经验而又财力雄厚，往往能使交易迅速成交，成本低廉，再加上机构投资者追求稳定投资回报的趋向，更能给新生的ABS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维护市场的稳定。
美国私募发行市场的繁荣，是通过一系列立法的改进来完成的。私募发行的规定，首见于《1933年证券法》，其第4章第2项简单地将私募发行界定为不涉及公开发行的发行人的交易。由于欠缺明确的规范，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领域标准不一，投资者人数的多寡是否交易的性质，成为困扰律师们的难题。
为此，SEC在1982年颁布D条例，规定了适用私募发行的条件。D条例中，可为资产证券化所采用的是规则506。按此要求，发行人可向人数不受限制的“可资信赖的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和人数少于35人的其他购买者销售无限额的证券，当然销售不得利用任何广告或招揽的形式进行。规则501界定了“可资信赖的投资者”的范围，包括大多数作为机构投资者的组织（一般指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公司或信托）和富有的个人（其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因为这些“可资信赖的投资者”富有投资经验，所以，如果证券只向他们发行，规则502就对发行人提供信息无特殊要求（并非不需要提供任何信息）；但如果交易中有不属于“可资信赖的投资者”的其他购买者，就不仅要求发行人要确信他们（或其人）具有金融或商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得以评估投资的价值与风险，而且还要求发行人要向他们提供特定的发行信息。可见，虽然SEC扩大了注册登记的豁免范围，但并非毫无原则地网开一面。其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将豁免的对象向机构投资者倾斜，在为他们提供投资渠道的同时，也通过法律手段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证券市场结构，实现了资产证券化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根据交易对象的性质区分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使通过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运作更具灵活性的同时，也合理地减轻了发行人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第4章第2项还是D条例的豁免，都要求在证券发行时，发行人要确保投资者在购买时没有转让证券的目的，也即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是一种“限制性证券”(restricted securities)。这种证券的再次转让，需要持有一定的年限才能进行，或者要重新进行注册登记，这严重妨碍了私募发行的ABS的交易。为解决私募证券的市场流通性，SEC在1990年通过了规则144A。相较于前两个规定，这一规则的益处体现在：(1)允许不受持有证券时间等条件制约，转让“限制性证券”给“合格的机构购买者”(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s)而不影响已取得的注册登记豁免，并通过PORTAL（注：其全称是"NASD's Private Offering Resale and Trading through AutomatedLinkages System"。在颁布144A规则的同时，SEC颁布了PORTAL规则。PORTAL是服务于规则144A项下的证券私募发行、再售和交易自动联接系统，允许进入PORTAL的投资者都是“合格的机构购买者”。参见吴志攀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配套交易设施，建立了该类证券的二级流通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私募发行的证券具有易于发行的优点的同时，也具有了类似于公募证券易于流通的特点，从而加强了私募市场与公募市场的联系。(2)不再要求发行人尽合理的注意义务来保证购买者只有投资而没有转售证券的意图，从而减轻了发行人在D条例规则502(d)项下的负担。这项被称为美国私募发行市场自由化表现的规则144A，给资产证券化充分运用私募发行法律豁免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私募发行规则的改进，促成了机构投资者群体的日渐形成，不过，对于ABS来说，美国1984年《加强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法》规定所有已评级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都可成为机构投资者的合法投资对象，也是通常可获得高信用评级的ABS得以吸引机构投资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与借鉴
综上所述，资产证券化得以首先在美国萌发并获得蓬勃发展，最主要的应归功于其“管得宽”又“管得严”（注：吴志攀：《从“证券”的定义看监管制度设计》，载吴志攀、白建军主编：《证券市场与法律》，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的开放型证券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对资产证券化的成功调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供我国实践操作借鉴：
一、以宽泛的证券定义适应发展需要，从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将不断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
二、以非实质性审查的注册登记制度为证券发行提供没有法律障碍的市场准入，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三、以完全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借助规范的证券信用评级，引导投资者自由决策并培养其成熟的投资理念，不断地为金融创新产品提供良好的投资群体来源。
四、以众多的但明显偏重于机构投资者的立法豁免，培养机构投资者投资群体，形成稳定的资本市场。
第5篇：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范文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 真实销售； 担保融资
资产证券化是近三十年来国际金融领域中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90年代开始迅速向全球扩展。具体地说，资产证券化就是金融机构把具有预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打包成资产池，转移到特殊目标机构（SPV）后以信托关系实现破产隔离，通过结构性重组发行证券，从而实现在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并提高流动性的过程，如图1所示。传统的融资方式是企业以自身产权为清偿基础，企业对债券本息及股息权益的偿付以公司全部法定财产为限；资产证券化虽然也采用证券形式，但证券的发行依据不是公司的全部法定财产，而是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某项特定财产。证券权益的偿还也不是以公司产权为基础，而是以被证券化的资产为限。由于资产证券化具有创造流动性、分散风险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等特性，自上世纪70年代推出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被誉为20世纪以来金融市场上最重要、最具有生命力的创新之一。
2005年3月，我国开始试点资产证券化，中金公司专项理财计划、国家开发银行ABS以及中国建设银行MSB真正开启了中国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按照主导部门的不同，当前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分为证监会主导下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和央行、银监会主导下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相对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言，企业资产证券化有其特殊性，交易过程中复杂的合约安排、独特的现金流设计和创新的交易结构，给原始权益人带来了全新的会计难题。
一、基础资产的确认――初始确认问题
会计作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在经济业务数据转化为会计信息的过程中，需要经过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四个步骤，其中确认又可分为初始确认和终止确认。在企业资产证券化运作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原始权益人向专项计划转让基础资产的过程中，会计上应将这一转让认定为真实销售还是担保融资，即是否应该终止对基础资产的确认。因此，在讨论基础资产转让的会计问题时，首先应从会计确认的角度对基础资产的会计属性进行探讨。在企业资产证券化中，基础资产往往是某项资产的收益权，如此在会计上就产生了新的难题，即对于这些收益权，会计上应该如何确认，也就是初始确认问题。
（一）资产的定义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在这一定义中，主要有三个要点：1.这一资源必须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2.必须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3.未来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是，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上述的资产定义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在对金融工具的定义中，放宽了上述要点中的第一点。这样，《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拓宽了对资产的定义，将金融资产界定为：1.现金；2.持有的其他单位的权益工具；3.从其他单位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4.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与其他单位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5.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企业根据该合同将收到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6.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的合同权利，但企业以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换取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的衍生工具合同权利除外。其中，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不包括本身就是在将来收取或支付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合同。
根据上述定义，金融资产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基本金融资产，比如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二是衍生金融资产，比如利率互换、掉期等。
（二）基础资产的分类
在企业资产证券化运作中，基础资产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现实的债权，如企业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第二类是收益权，如高速公路的收费权、CDMA网络租赁费、污水处理收费权等。
第一类基础资产符合资产定义的三项要点，在会计上可以明确确认为一项资产，而且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因此在判定该类基础资产转让时适用金融资产转让的相关会计准则。但是，第二类基础资产是否符合资产或金融资产的定义呢？从理论上看，收益权属于未来债权，而未来债权主要包括三种：一是附生效条件或附始期的法律行为所构成的未来债权，即附生效条件或始期的合同债权，此种合同债权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必须待特定事实产生（如条件成熟或始期到来），才能成为现实的债权；二是已有基础法律关系存在，但必须在将来有特定事实的添加才能发生的债权，如受委托将来为委托人处理事务支出费用的请求偿还的债权、将来的租金债权等；三是尚无基础法律关系存在的未来债权，被称为纯粹的未来债权。
从未来债权的分类可以发现，未来债权要么尚无基础法律关系，要么即使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也需待特定事件产生后才能成为现实债权，而在资产定义中首先强调了资产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原则。同时，在金融资产的定义中，虽然放宽了对过去交易或事项的限制，但是在定义的4－6点强调其至少应为一项有权从其他单位取得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如期权即为这样一种“合同权利”。而未来债权中交易的任何一方要享有“从其他单位取得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必须待特定事实产生或添加后方可以实现。如，高速公路收费权，车辆在进入高速公路后，甲乙双方的合同方才成立，高速公路公司才取得对特定车辆收取通行费的权利。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收益权在会计上无法满足资产或金融资产的确认标准，那么也就无法在会计上确认为一项资产。此时，在资产证券化运作中，以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转让时，讨论是销售还是担保至少从会计角度而言缺乏基础，即从会计角度看，无法确认到底转让了什么？
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前企业资产证券化定资产的收益权属于所有权的一部分，从概念上看似乎与无形资产较为接近。正是因为拥有这些收益权，企业才预期该资产能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因此才能将其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但是，如果要对所有权中的收益权单独确认并进行转让，至少需要解决以下几个会计问题。
首先，收益权在会计上能否确认为一项资产并脱离特定资产单独转让，会计上尚无明确规定，从理论上看面临诸多难题。若将收益权单独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那么根据资产的定义，收益权所依附的特定资产的价值需要减记为零，否则将造成企业资产虚增。如此，将产生一个悖论，即当前企业所有有形资产的价值都可减记为零，全部有形资产都可确认为一个无形资产下“××收益权”的明细科目，这显然不尽合理。
其次，按照上述逻辑，在转让收益权时，出售方在出售特定资产一定年限的收益权时，相当于企业收到了该资产一定年限未来收益的现值，则按照资产的定义，该特定资产应该计提减值准备。
最后，对于购买方而言，当买入该收益权后，是否应该借记这一科目？
实践中能否按上述方法处理，从而在会计角度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接下来，笔者从终止确认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
二、基础资产的转让――终止确认问题
在讨论基础资产的终止确认问题时，笔者依然将基础资产分为两类进行分析。
（一）既有债权的转让
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当原始权益人以现实债权作为基础资产，向专项计划转让时①，其是否应该认定为真实销售呢？下面，笔者以转让应收账款为例加以说明。
1.转让不涉及追索权时：
在转让应收账款的过程中，如果购买方未保留对出售方的追索权，按照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出售方可以认为已转移了应收账款上的绝大部分（超过95％）风险，因此可以将其认定为一项销售行为，确认销售收入，并将应收账款从账上注销，即对应收账款终止确认。
2.转让涉及追索权时：
在转让过程中，如果购买方保留对出售方的追索权，按照风险与报酬分析法，由于出售方保留了应收账款上绝大部分的风险，因此不应将其确认为销售。但是，如上所述，应收账款等这些既有债权在会计上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而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以下简称23号准则）的规定，此种方式下的应收账款出售应该按照继续涉入资产处理，并同时确认一下继续涉入负债。
总之，在23号准则的规范下，在出售如应收账款之类的既有债权时，在不存在追索权或后续担保的情况下，出售方可以将其确认为一项销售，对出售资产进行终止确认；在存在追索权或者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则按继续涉入处理。对于企业资产证券化而言，这意味着企业以该类资产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时，应视交易安排对所转移的基础资产进行终止确认或按继续涉入处理。
（二）收益权的转让
在以某项资产的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的过程中，原始权益人向专项计划转让基础资产的行为，在会计上应该如何认定呢？
根据上述分析，收益权并不符合金融资产的定义，因此对其转让的判定不适用23号准则。那么，对于企业资产证券化实践中收益权的转让行为，应该如何处理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目前在对资产转让的终止确认上，除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同时适用风险报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外，其他资产的终止确认仍然仅适用风险报酬分析法。因此，对收益权的转让行为仍应采用风险报酬分析法进行分析。
1.应该明确收益权是依附在特定资产上的一项权利。如果该资产归于消亡或遭受损毁，则其收益权将无法实现。如，高速公路的收益权，若高速公路因地震、战争等原因而损毁，则该收益权将无法实现。而特定资产正是因为具有收益权，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才能在会计上被确认为一项资产，否则即使在法律上该资产归企业所有，在会计上仍应将其价值减记为零。因此，可以认为收益权和特定资产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2.在原始权益人以特定资产的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向专项计划转让时，其转让的仅仅是特定时期内的收益权，而非其依附的特定资产。也就是说，该特定资产仍在原始权益人的控制之下。此时，由于收益权和特定资产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专项计划为了保证基础资产能带来稳定充足的现金流，往往要求原始权益人仍负有保证特定资产完整、安全、有效地运营的义务。如，原始权益人在将某高速公路特定期间的收费收益权转让给专项计划后，仍然要保证公路路况良好，道路畅通，仍然要履行对通行车辆的收费职能。
3.从风险转让角度考虑，目前国内已经发行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均要求银行提供担保。这样，当未来期间基础资产未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时，银行将启动担保，之后向企业追索，因此企业并未转让相应的风险。
4.从法律角度考虑，当前在以收益权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运作中，收益权虽然已经让渡给专项计划，但由于原始权益人仍享有对该特定资产的所有权，专项计划只是享有该资产特定期间的收益权。在此情况下，一旦原始权益人破产，如何保证已经让渡给专项计划的特定资产的收益权不被列入破产财产呢？即如何隔离基础资产与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虽然特定资产所有权的收益权已经让渡给专项计划，但如果原始权益人在专项计划期间破产，而原始权益人的该项资产被列入破产财产时，即使证券公司依据“专项计划已经获得该特定资产的收益权，不应该被列入破产财产”进行抗辩，也往往难以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
综合上述四点分析，笔者认为，即使收益权在会计上能单独认定为一项无形资产，但对其转移从风险报酬法的角度分析，仍不能终止确认，仍然不符合真实销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担保融资进行处理。
那么，在资产证券化中为何又强调真实销售呢？事实上，强调真实销售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基础资产的风险隔离乃至破产隔离。但是，真实销售并不是实现风险隔离的唯一办法，更不是资产证券化的唯一方式。如，标准普尔公司曾经在2001年了一项研究报告，报告称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开曼群岛、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百慕大等国家和地区，当地法律支持“非真实销售资产证券化”。显然，从国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看，担保融资也是一种重要的资产证券化方式。
三、二者并存――一种现实的选择
国内外的立法和资产证券化的实践经验表明，“真实销售”的确认至少涵盖了法律、会计和税务三个独立的专业领域。每个领域遵循的法律、判断标准、实现的目的均有不同。本文主要从会计角度，对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转让进行了分析。
一项制度的变迁不仅需要考虑新制度安排本身的合理性，还需要相应的基础制度环境与之相协调，均衡整个制度结构。在目前的会计规范体系下，采用特定资产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实施资产证券化时，若认定为担保融资，则会计上无需专门做一笔分录，而仅需期末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某项资产的收益权，因发行资产支持受益凭证而实施了质押，同时在企业收到资金时记录一项长期负债即可。这样处理有以下几点好处：首先，回避了收益权在会计上的初始确认问题；其次，避免了在将收益权作为销售处理时对特定资产减值的问题，从而避免了公司通过操纵减值来操纵利润；再次，更符合交易的经济实质，并且在目前相关税收法规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许多潜在的税务问题，使资产证券化运作更为可行。如果基础资产的转让被认定为真实销售，则按照当前的税法规定，可能涉及到营业税或增值税等税收问题，这样将加大公司融资的成本，从而使资产证券化在经济上失去价值。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允许担保融资模式的资产证券化，或许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四、结语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市场上利益主体的多元需求，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当允许参与资产证券化的各市场主体在我国特有的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下互动博弈，做出理性的选择。否则，不从资产证券化的核心价值出发，务实地界定“真实销售”，可能难以满足市场主体对风险偏好的合理需求。
【主要参考文献】
[1]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2）.
[2]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06（2）.
[3]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06（2）.
第6篇：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范文
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借款人(通常也是整个证券化交易的发起人)把特定资产转移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SPV)，以便后者以该资产为基础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在这个环节产生的税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起人转移资产行为在税法上的性质，属于“销售”还是“担保融资”?二者的税负后果完全不同。
第二，由于所转移的资产通常是能够带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如银行贷款、长期租赁合同或者特许权合同，这些资产都属于应收账款，可以统一简称为“带息债权”。转让带息债权在确认转让收入或者计税成本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问题，如转让收入是否需要分解为利息收入和债权本金收入，已产生、但尚未支付的利息是否计入计税成本等等。
第三，资产证券化交易通常安排有一些特殊的对价方式，如发起人保留在所转让资产中的次级权益，其功能是发起人为交易提供的信用增级或者担保。税法上如何认定这一特殊的对价?是否影响到对转让行为的定性?如何进行计量?
上述问题，有些(如一、三)是资产证券化特有的问题，有些(如二)则是金融债权的典型特征。由于我国现行税法对应收账款、特别是金融债权的转让缺乏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因此上述问题都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集中反映出来。相应地，探讨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税务处理，不仅有助于交易当事人确定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税负成本，同时也能够逐步廓清金融产品的税务规则。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税收政策是否能够实现税收中性、公平、效率等目标的视角。为此，笔者将结合我国当前进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方案对交易中发起人转让资产环节的税法问题作一探讨。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对发起人转移基础资产行为的定性
从国外资产证券化税收政策的一般处理来看，根据资产转让过程中的转让人所保留的控制资产的极力大小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的程度，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在所有权真实转移，受让人承担风险的情形下，认定为“销售”；二是在所有权未真实转移时，转让人保留了实质风险的情形下，整个交易被认定为“担保融资”，因此，转让基础资产的行为被确认为担保融资下的“提供担保物”处理。
从理论上说，这两种认定方式所引起的税法上的后果完全不同：“销售”是一种典型的应税行为，可能发生流转税、所得税、印花税等一系列纳税义务；“提供担保物”不是一种典型的应税行为，通常不发生流转税或所得税问题，至多因为担保物或者相关权利证书的转移占有而发生印花税或者契税问题。
在我国目前进行的资产证券化试点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5号，以下简称《通知》)将发起人的资产转移行为确认为“销售”，而非“担保融资”，并且规定：“发起机构转让信贷资产取得的收益应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转让信贷资产所发生的损失可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扣除”。
上述规定非常简单，没有考虑资产转让环节可能存在的各种技术上的、细节上的差异。例如，转让人可能保留次级权益，从而承担所转让资产上的大多数风险。此外，《通知》似乎也没有关注到我国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采取的是“信托”方式，以“信托”方式进行的资产转移与一般意义上的“转让”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采用信托SPV作为融资载体时，发起人是把资产“信托”给受托人；相反，如果采用特殊目的公司(SPC)作为载体，发起人通常是把基础资产“出售”SPC。这两种不同形态下的资产转移行为是否应适用同样的规则，颇值得深入研究。
在美国，税务机关和法院在判断一项交易到底是出售还是担保融资时，坚持的是实质主义而非形式主义的标准，即根据具体交易中双方权利义务分配的实际情况来认定，而不是根据交易声称的法律形式。借助于判例的积累，美国税法上明确了一系列需要考虑的因素供税务机关判断，如应收账款的购买价格是否固定，被转让的应收账款是否能被明确辨认，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是否收到了转让通知，与所有权相联系的利益和风险由哪方享有和承担，买方是否具备处置应收账款的权力，收取债权的成本和税收负担是否由买方承担，等等。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转让收入的构成：次级权益的争议
在明确了“转让行为”作为“销售”确认的前提下，按照我国现行税法规则，“应收账款转让”似乎不涉及流转税，因为它既非营业税的应税税目，也非增值税或消费税的应税税目。因此，《通知》中就贷款资产转让没有提到营业税。同时，为扶持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通知》又豁免了证券化交易所有环节(包括发起人转让资产环节)的印花税。这样，发起人转让信贷资产就只剩下所得税问题，需要确定转让收入与计税成本。
应收账款的转让收入一般比较直观，即转让方收取的全部对价。不过，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转让收入确认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转让方保留的次级权益如何确认?以建设银行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以下简称“建元信托”)为例，建行通过转让信贷资产共获得30.2亿元的对价。其中，29.3亿元属于受托机构对公众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获得的收入，9000万元为受托机构对转让方(即建设银行)定向发行的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标价。基于该次级权益，建设银行一方面可以享有被转让信贷资产在偿付了公众投资人后剩余的权益，另一方面，如果被信贷资产因为原始借款人不能足额还款而发生损失，这些损失也由建行银行的次级权益来吸收。
由此在税法上提出的问题是：对于转让方建设银行而言，究竟是以30.2还是29.3亿元确认转让收入?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转让方保留被转让资产中的次级权益究竟是取得的一笔转让收入，还是表明其中一部分资产没有转让?
从会计处理的角度看，保留被转让资产中的次级权益意味着转让方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承受该资产上存在的风险，这将产生非常复杂的“真实销售”问题。简言之，按照财政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转让方需要根据其承担风险的实质性程度来决定有多少资产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如果次级权益意味着几乎保留了全部的风险，则资产不得终止确认，收到的全部款项也只能作为负债，不作为收入。如果属于“持续涉入”，转让方必须按照持续涉入的程度持续确认一部分资产。因此，在会计处理上，次级权益的存在可能导致相关款项不能完全计入转让收入，或者，在确认收入的同时，还需要确认相关的负债。
笔者以为，从效率目标考虑，税法在转让收入的确认问题上宜简化处理。理由在于：第一，如果发起人的“转让”行为在税法上已经被界定为“销售”，则基于次级权益的存在而重新争论“真实销售”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更适合在交易的税收定性层面来综合考虑，而不是在收入的计量环节上来争论。第二，资产支持证券通常被视为对基础资产的不可分的权益，次级权益证券与A、B、C这些优先级证券之间的差异只是受偿顺序有先后之分，没有与具体资产组成部分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无法明确划分出哪部分资产没有转让，哪部分资产已经转让，只能认为所有资产都转让出去，而所收到的全部利益(包括次级权益)都作为转让的对价，构成转让收入的一部分。这种情形与公司转让资产时获得部分现金对价、部分股票对价的情形类似。因此，笔者建议，在确认转让收入时，宜将次级权益对价直接计入转让收入。
带息债权转让中利息的确认
资产证券化交易中所转让的基础资产都是能带来现金流的资产，性质上属于带息债权。在转让日，该债权可能已经孳生出一部分利息，由于尚未到计息日，因此转让方尚未实际确认利息收入，原始债务人更没有实际支付利息。在证券化交易中，由于该部分应计而未计的利息金额比较大，因此在确定转让收入和计税成本时都需要考虑是否对该利息进行确认。
依然以建元信托为例，建设银行转让抵押贷款30.2亿元，贷款合同的加权平均利率约为5.3％，每月产生利息约为1325万元。假定原始贷款合同规定的计息日为当月30日，支付日(或扣款日)为次月5日。进一步假定证券化交易下贷款的交割日为2005年12月20日，因此，当该批贷款转移给受托机构时，其已经产生了(但尚未确认)20天的利息约850万元(即1325万元的三分之二)。那么，建设银行在12月20日收到的转让收入中，是否需要分解出应计利息的对价以及贷款本金的对价两个部分?另一方面，建设银行在确定所转让贷款的计税成本时，是否需要把这部分应计利息考虑在内?
1.转让收入的分解与利息确认
如果把转让收入分解为利息对价和本金对价，两种对价收入在税法上的定性有所不同。转让收入中的利息收入部分通常属于一般利息所得，但债权本金转让的收入则属于资产处置所得，即资本利得。在实务处理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股权重组、资产转让等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的暂行规定》(国税发[1997]71号)以及《企业改组改制中若干所得税业务问题的暂行规定》(国税发[1998]97号)规定对股权转让收入进行分解，分别确认“股权转让收益”与“股权持有收益”。
从理论上说，利息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是提供融资者的一项应计收入。当转移应收账款时，如果转让日该应收账款已经孳生了一部分利息，该利息属于转让方对应收账款债务人提供信用所应取得的收入，尽管转让方在财务上尚未确认，原始债务人更没有支付。该利息的存在提升了应收账款的价值，它通常也会反映到受让方支付的对价上。因此，从理论上说，应收账款的转让方从受让方获得的对价可以分解为对应收账款中所含利息的支付和对债权本金的支付两个部分。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从我国目前的征管实践出发，为实现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目标，不宜进行收入的分解或单独确认利息收入。
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一国税法区别一般所得与资本利得(特别是长期资本利得)而适用不同的所得税率，就需要对带息债权的转让收入进行分解。反之则没有必要。鉴于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制度并不区分一般所得与资本利得，区分利息收入与资产转让收入没有实际意义。
第二，在市场交易条件下，人为地分解转让收入很难做到合理分配。虽然从理论上说，受让方支付对价时会考虑到债权中已经孳生的利息这一因素，但其对价中究竞多少是对利息的支付并不容易确定。带息债权如同债券类金融工具，其价值由市场平均收益率来决定，并反映特定时点的供求关系。受让方支付的对价通常并不等于“债权本金十已孳生的利息”之和。此外，还要考虑到原始债务人不能偿还的风险。一般来说，考虑到利息与本金在数额与支付时间上的差异，其偿还风险可能是不一样的。诸如此类的因素，将导致分解转让收入、单独确认利息的税务处理非常复杂，还不能够保证得出合理的结果。在这个方面，我国股权转让所得区分“转让收益”与“持有收益”的实践已经有深刻的教训。这也说明，一项制度设计可能理论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结果只是徒增纳税人的负担。
第三，在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中，为了简化利息问题，相关的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所转让的标的是贷款资产在指定交割目的本金部分，不涉及这些贷款已经孳生的利息。对于购买了该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投资人来说，其获得的是交割日之后抵押贷款新产生的利息。因此，交易合同直接对带息债权的利息进行了剥离，这样，转让方所取得的全部收入都是转让债权本金的收入，从而避免了分解收入的困难。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分解带息债权的转让收入尽管从所得税的角度看没有意义，但它对于营业税纳税义务的确定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尽管“应收账款”转让不是营业税的应税税目，但利息收入却是金融业的营业税应税项目。一旦进行收入分解，就产生相关的利息收入是否需要缴纳营业税的问题。目前《通知》对资产转让环节没有提到营业税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免除转让环节的营业税?这里显然存在着政策上的疏漏需要弥补。
2.计税成本与利息确认
根据上文的分析，如果所转让的是带息债权，且不单独确认利息收入，则在确定所转让资产的计税成本时也不考虑已孳生的利息问题，而是以债权的账面价值(本金)作为计税成本。这样，转让债权获得的全部对价与债权本金之间的差额构成转让所得，其中虽然包括利息所得与债权转让所得两个方面的成分，但为操作便利，不进行分解确认。
实践中，当资产证券化试点交易借助合同对带息债权的利息进行剥离后，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被转让债权的计税成本就是债权的本金额。
或有收益对确认转让收入的影响
与一般的债权转让相比，信贷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应收账款转让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如何确认转让方因保留次级权益而在未来可能获得的利益。
转让方保留应收账款的次级权益，意味着转让方对该部分资产在本息的偿付上后位于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人。但是，这种后位受偿对转让方也可能是有利的。由于优先级证券的利息率一般都会显著低于基础资产的收益率，基础资产下的收益在偿付了投资人的本息后，最后剩余的部分都归于次级权益的持有者，它通常会大于次级权益持有人按照自己的权益份额在整个资产支持证券中的比例应享有的收益部分。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应当把这些未来可能获得的超额收益贴现到当前，从而增加转让方的转让收入呢?
笔者以为，不应当将这部分或有收益贴现计入转让收入。理由有三。
第一，如前所述，利息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这意味着它只能在其未来发生时确认，而不应提前确认，否则，就会产生理论上的悖论。对此可以用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我们用贷款合同的利率作为贴现率，那么未来本息收益贴现到当前就是贷款本金额，因此根本不会产生收益。另外，从实践操作来看，税务部门并不要求银行贷款下的利息收入在发放贷款时就进行确认，而是在各计息期间逐一加以确认。
第二，从纳税人实际负担的角度考虑，税收课征原则上采取的是现金制或者收付实现制。为未来收入纳税不符合税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次级权益最终能否获得足额偿付并不是确定的。次级权益作为借款人(它同时也是发起人和资产转让方)提供给投资人的一种担保，蕴涵着风险。如果基础资产未来的偿付状态不理想，现金流不足支付投资人所持证券的本息，次级证券持有人可能颗粒无收。风险与收益是对等的。税法上既然不会允许转让方将或有损失在当期扣除，自然也不能要求纳税人将或有收益计入应税所得。
税负计算及政策蕴义
依照前面对应收账款转让税务处理一般原则的分析径路，计算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个信贷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所得税纳税义务如下：
1.建元信托项目
建行转让的抵押贷款本金余额为30.2亿元，通过转让信贷资产共获得30.2亿元。其中，对公众发行的A、B、C级资产支持证券获得收入29.3亿元，建行另获得转让资产中的次级权益标价为9000万元。这些对价全部作为转让收入。因此，建行转让贷款资产的收入为30.2亿元，计税成本为30.2亿元，二者相等。建行转让该批信贷资产的应税所得为零。
2.开元信托项目
国家开发银行转让公司贷款本金为41.7亿元，发行开元证券A级：29.2亿元；B级：10亿元；次级证券2.5亿元，合计41.7亿元，全部作为转让收入。因此，国家开发银行转让贷款资产收入为41.7亿元，计税成本为41.7亿元，二者相等。国家开发银行转让该批信贷资产的应税所得为零。
上述计算结果给我们一些很有益的启示。
如前所述，在资产支持融资交易中，发起人转让资产的行为在税法上定性为“销售”还是“担保融资”，在理论上税负可能有很大差异。如果借款人被认定为用该应收账款进行担保融资，即以该批抵押贷款为担保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基本上是一个无税交易。但一旦被认定为“销售”，则将产生一定的纳税问题，这就导致证券化融资的税收成本高于担保融资，可能造成融资行为的扭曲。因此，《通知》把发起人转让信贷资产认定为“销售”曾引起人们的担忧。
第7篇：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范文
关键词：知识产权介质 科技型中小企业 专利产业化 融资
一、引言
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致力于建立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体系，强化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的作用，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科技型企业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要以获得知识产权为追求目标，以能够合法产业化为基本前提；企业知识产权工作不能只关注创造和保护层面，更重要是促进自主创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专利产业化是指利用某项成熟的专利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直至与该项专利技术有关的产品达到一定市场容量，形成一定生产规模，最终形成一个产业的过程。专利技术产业化包含四个层次，即第一层产品化，经过中间试验阶段，开发研究成果成为可投入的产品；第二层工厂化，为市场而进行批量生产；第三层系列化，新产品达到预期的大批量生产；第四层产业化，形成生产新产品的企业群或行业群（王利，2006）。产品化是专利技术达到成熟（具备技术上、工程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可以以商品的形态提供给客户，是一个产品创新的过程；市场化是专利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具备价格竞争力，可以获得效益，是一个需求创新、开拓市场、创造需求和供给的过程；规模化是专利技术具有大批量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能力，可以可靠、稳定、低风险地进行大批量生产，是一个管理创新、组织规模生产、创造利润的过程，当专利技术实现了商品化、市场化、规模化，可以说一个专利技术己经实现了产业化（鲁志强，2002）。发明专利的商品开发则是从完成进一步技术开发，生产出样品开始，直至批量生产为止的一系列活动；企业化是指发明专利在单个企业生产，形成一定企业生产规模的过程；而产业化则是指发明专利由一个生产企业通过专利许可转让由一个生产企业扩散到更多企业，形成规模经济的过程（唐宝莲，潘卫，2003）。综上分析，专利技术产业化是指对专利技术进行再开发，通过实验、组合、生产、应用、推广等诸多环节，形成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直至发展成新产业以及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系列活动（陈美章，2005；张瑞雪等，2008）。据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完成几万项重大科技成果，其中只有约33%申请了专利；在己授权的1811747项专利中，只有20%转化并批量生产，形成产业化的成果只有5%。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利成果很多但多数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实现科技成果专利申请率和产业化率低的问题，国家开展了“专利产业化示范工程”、 设立国家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心等措施来促进企业专利的产业化。据统计，技术创新研究、产品样机和产业化生产三个阶段的投资比例为1∶10∶100，产业化需要大量投资。虽然我国众多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由于企业规模小、可抵押的固定资产少，大都面临着专利产业化的资金困境，技术创新成果难以顺利转化为产品。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融资面临诸多问题，例如专利评估难、交易难等问题阻碍了银行、风险投资机构、民间资本对于专利产业化的资金投入，政府引导性政策的缺位使得专利产业化融资所需优惠政策缺失、服务平台不够完善，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综上，本文亟需梳理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融资的关键问题，找出瓶颈，有的放矢给予扶持和资助，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融资的机理分析
专利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资金是关键，因为专利技术产业化过程是高投入、高风险过程。由于风险太大，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很难果断投入，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人员及科研院所基本上没有能力独自实现把专利转化为商品及产业的能力，从而造成了我国大量的“专利”待字闺中。因此如何获取资金是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的核心基础，本文把知识产权分为作价入股、质押贷款、信托、证券化这几种不同的介质，来探寻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融资的机理。如（图1）所示：
（一）知识产权作价入股 知识产权作价入股融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早期成长阶段、快速成长阶段中常用的一种融资方式，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大多数拥有专利技术的人往往不能够从其他金融机构得到资金创办自己的企业，特别是绝大部分新创的科技型企业缺乏当期获利能力和可以抵押的不动产，银行能贷给中小创业（或创新）企业的款项不可能超过新企业的现有固定资产能够保证归还的水平，科技型企业很难获得债务性融资；因此通过把知识产权进行评估，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投入资本进行融资。一般说来，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设立的时候，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人员可以将专利折价入股，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基础。《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也就是说知识产权的出资比例最高可达到70%。2004年5月证券会批复深交处设立中小企业板块，再次扩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姜瑶英，2007）提出使用专利出资的过程中还应当完善专利的评估制度与登记制度，以保证企业资本的确定与经营的安全。张炳生（2007）研究了知识产权出资制度，对知识产权出资适格性、出资的类型、出资风险、出资责任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知识产权出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科技型中小企业总体信誉度不高和信用资源十分有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专利技术但缺乏资金，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要获得融资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是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债权人实现权利的一种担保制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将其合法拥有的且目前仍有效的专利权、注册商标专用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出质，从银行等融资服务机构取得资金，并按期偿还资金本息的一种融资方式。知识产权质押是权利质押的一种。我们可以把知识产权质押理解为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依法拥有和控制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作为债权的担保，来督促债务人履行偿债义务、以保障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知识产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知识产权的价款优先受偿。其中，为债权提供知识产权担保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质押标的则是被质押知识产权具有的财产权利（赵丽洪，2008）。在我国法律体系、社会信用体系、金融市场尚欠完善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知识产权质押，本文从法律、知识产权价值评价、质押风险控制等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1）质押立法。刘叔恒（2008）认为我国知识产权质押方面立法很不完善，突出表现在立法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相关立法比较保守，过于注重债权的安全性而忽略了担保物权价值性的实现；没有知识产权质押变现的明确规定，对知识产权质押的实行方式也只能适用动产质押的规定等。新颁布的《物权法》仍然只规定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这三种知识产权质押，而遗漏了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号权和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质押标的范围过窄，不利于充分利用知识产权的价值，不利于实现知识产权质押的融资功能，阻碍了知识产权质押业务的开展和繁荣。因此，可以通过完善专利质押制度，我国应当修改物权法与专利法中的相关规定，使物权法和专利法更加符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条件。周天泰（2006）讨论了知识产权的经济利益、知识产权评估、知识产权的查核、知识产权保险、知识产权融资等问题，提出了中国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法制建议。（2）质物价值评估。赵丽洪（2008）认为，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是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知识产权质押的设定及实现。以质押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评估为知识产权的质押提供价值的依据，有助于借贷双方客观地衡量资产的价值，降低贷款风险，是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前提条件。对于知识产权质押评估，从评估理论和评估方法两个层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和深入的探讨。对于评估理论从知识产权质押评估价值类型、评估假设两方面进行分析评述，提出了知识产权质押系数法，以量化知识产权质押过程中各种因素对知识产权质押价值的影响。杨建平（2008）根据博弈论的思想，以市场评估为核心，建立了“基于市场博弈的知识产权评估”理论模型。一系列的方法提出，为我国知识产权质物价值评估提供了理论基础。（3）质押风险控制。杨建平（2008）采用模糊层次法综合评估质押融资风险，根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缺少事前信息的实际，以及质押融资动机的前瞻性、战略性，建立了一种重在质押融资前和质押融资过程中信息收集与处理并具备分析、评价、综合评价与最优控制等多种功能的风险预警控制方法，并进行了案例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的风险控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环节。耿明英（2008）从银行角度出发，分析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主要风险。提出了银行的风险控制模式创新建议，建议银行制定知识产权质押物准入条件、引入专业权威的资产评估公司及经验丰富的律师事务所介入、引入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等；此外还提出了针对知识产权质押风险控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政府补偿机制等政府政策建议。
（三）知识产权信托 专利信托是指权利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专利及其衍生权利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袁晓东，2007）。 知识产权作为抽象上的财产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即实施和签约成本，使用人在利用他人的知识产权产品时，很容易地想到搭便车，这使知识产权的生产成本无法收回。袁晓东在明确专利信托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专利信托具有的专利转移与管理功能、专利资产保值与增值功能、专利资产证券化的融资功能，指出可以利用专利信托，促进专利技术转化、进行专利资产证券化；利用专利信托制度，对集团公司内部的专利资产进行集体管理。在知识产权信托中，委托人（受益人）因转让知识产权于信托而获取收益，保留了剩余利益权即有权保留交易后剩余的信托财产，知识产权信托以谈判交易的形式实现交易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即以法律上的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 袁晓东以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专利信托业务为案例，分析了其管理模式，并提出引入风险投资机构或创业企业的新的专利信托管理模式。黄静、袁晓东讨论知识产权信托作为实现科技成果转换的途径的意义，分析了知识产权信托的可行性和实施方式，为我国知识产权信托提供了条件。
（四）知识产权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已成为当今信托最主要的商事利用方式之一，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主要功能在于知识产权的融资和再融资。专利资产证券化是指按照专利及其衍生资产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组合，并以该资产为基础在金融市场发行流动性与信用等级较高的证券的过程。知识产权证券化是指发起人将其可预期的未来稳定现金收入流的知识产权（即基础资产），通过一定的交易结构安排对基础资产中预期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切割重组，转移给一个特设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 由后者发行一种基于该未来现金流的可以出售和流通的权益凭证，据以融资的过程（李建伟，2006）。知识产权的创造者为了获得广泛的融资，可将已创造或拟创造的新产品信托给信托机构或贷款银行，以此来筹措所需的资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专利资产证券化交易的进行有助于推动我国的专利产业化的进程、加强我国专利的保护。我国目前专利保护成本较高与专利产业化较为困难的重要原因就是创新成果的分散与创新主体的实力不足而导致专利保护的规模效应难以形成。针对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问题，余振刚等（2007）分析了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内涵，并讨论了其运作流程和关键技术，即资产池的构造、估值与风险、SPV构造、信用增级结构安排。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最后分析了我国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有力因素及发展策略。艾毓斌、黎志成（2004）介绍了知识产权证券化在美国和日本发展情况，分析了其发展的市场动力及其在知识产权转化中的作用，设计了国内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本交易结构。因此知识产权证券化信托这样的战略运作，既满足了知识产权人对融资的需求，又满足了银行或信托机构对利润的追求。李伟（2007）讨论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基本法律原理，对我国实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知识产权证券化操作模式。专利资产证券化已经在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中得到很好的应用，有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我国应当尽快建立与专利资产证券化有关的专利信托、特定目的公司以及信用增级等相关制度，以确保专利资产证券化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际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展专利资产证券化的交易，通过开展该类交易促进专利技术转化、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专利资产的融资杠杆的作用，降低了专利产业化的融资成本的作用。
三、基于知识产权介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融资的保障体系
（一）构建知识产权融资的中介机构 应加快知识产权融资的中介机构建设，提高知识产权作价入股、质押贷款、信托、证券化介质专利的评估水平。制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瓶颈，主要是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难。我国专利评估、处置等市场环节尤为薄弱，不能支持知识产权融资业务规模化发展。与知识产权融资有关的中间层包括大型商业银行、非国有中小银行、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合作性金融机构、信用评价机构、信用担保机构、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协会等，不能很好地保障知识产权融资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知识产权评估、交易中介发展缓慢，机构数量少，专业能力不足，使得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和处置难度大，知识产权评估环节薄弱，不能支持银行大规模开展知识产权质押信贷业务。应进一步加快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介服务发展，引入和发展风险投资基金收购知识产权，增强知识产权的变现能力；政府应鼓励和扶持知识产权咨询、登记、评估、担保、会计和法律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规范服务行为，为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本结合提供良好的中介服务，促使知识产权介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融资提供基础。
（二）构建知识产权融资的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的秩序必须靠法律维护，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要靠道德的约束，更要靠法律规范。因此尽快健全我国质押、信贷资产证券化融资相关基础法律法规外，我国还应制定政府促进质押融资、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法规。我国《物权法》的担保制度与《担保法》规定有不一致的地方，应尽陕修改完善。2010年8月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了《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但目前实施的商标权质押登记办法、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还是10多年前制定的。银行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虽然我国有关部门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仅仅是针对信贷资产或金融资产证券化，对于高新技术知识产权证券化还缺乏任何法律支持。我国的银行也要尽早制定知识产权评估质押贷款的规章，规定相应管理标准、专门的质量管理要求，设定特定风险容忍度，出台特别操作规范。2010年8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银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版权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估管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要求相关部门要支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充分利用知识产权的融资价值，开展多种模式的知识产权入股、质押贷款、知识产权信托及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扩大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规模。因此我国还要不断地提升和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
*本文系淮安市2010年科技支撑计划基金资助项目”淮安市引进高层次科技创业人才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HAS201005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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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瑶英：《以知识产权融资促进知识成果产业化》，《中国青年科技》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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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建平：《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问题研究》，《天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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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余振刚、邱菀华、余振华：《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理论与发展策略研究》，《科学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第8篇：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范文
摘 要 近几年来，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不少问题：融资渠道单一，金融创新工具少等，针对存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相应的措施，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 房地产 融资 外资 土地政策
一、前言
进入2011年，国家不断的加大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力度，开始逐步实行货币信贷紧缩政策。整个2011年截至到现在，银行已经多次加息，对此，房地产行业融资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可见，在当前严峻的资金形势下，房地产在未来如何进行融资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需要相关人员和单位参与其中，共同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目前房地产融资的现状，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房地产融资的解决思路。
二、我国目前房地产融资的现状
作者通过多年的工作经验，并结合相关的资料，总结出如下我国房地产融资的现状：
1．融资渠道较为单一
目前，我国房地产融资渠道主要包括：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海外房产基金以及债券融资等。这几种融资渠道中，银行贷款是房地产行业主要依托的融资渠道，而近年来银行信贷门槛也大大提高，因此房地产企业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融资渠道。而目前就上市融资，海外房产基金以及债券融资这几种渠道来看，都极大的受到了金融政策的约束，短期内很难发挥功效。由此可见，房地产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这也是我国房地产融资的较大的弊端。
2．金融创新工具的稀缺
目前，我国金融工具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创新模式较少。由于我国房地产是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创新基础比较薄弱，并且针对房地产的法律法规条文处于空洞状态，金融创新没有法律依据。房地产开发商设计工作没有专门的设计工具，这些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发展相差甚大，严重影响了我国房地产的发展和服务能力的提高。
3．海外基金与国内企业对接的难题
外商投资在国内选择合作伙伴时条件要求非常严格。外商在国外投资会各种风险评判手段对开发商投资，在国内投资时，外商会使用这些评判手段衡量国内的开发商项目，评估是会有不少地方不能衔接，改变外商投资评估条件非常困难，这就造成海外基金在国内不能很好的利用。
4．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由于目前我国房地产融资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与市场发展已造成了脱节。在房屋抵押贷款方面使用的法律是《担保法》，而在房地产信托规定上是“一法两规”，这从法律效力上远远达不到房地产发展的要求。现行的房地产法律《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信托法》、《担保法》等都与RET相冲突，也同资产证券化不相符合。
三、房地产融资的解决思路
基于以上我国房地产融资的现状，分析总结了如下房地产融资的解决思路：
1．吸引外资进行融资
外商投资是我国房地产开发的一项重要融资渠道，目前国家出台一些政策给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求融资模式必须发生变化，引进外资是促进房地产发展的有效策略，建立外资地产基金商业模式实现中国房地产的转型，实施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时代。引进外资的前提是客服与国内衔接的困难，调整土地政策适应投资方的资本流动模式，缓解国内房地产企业的负债情况，提高资产变现和盈利的确定性。
2．将房地产企业融资与个人融资结合起来
扩充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结合目前的融资情况，有效利用个人融资，最大限度的满足房地产企业日常生产建设的需要，保障企业的资金链。发挥购房者的资金筹资渠道，提高房地产企业资金回笼的效率，缩短资金周转周期。
3．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实现融资产品的证券化、标准化和公众化
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发展融资渠道的同时，要调整金融产品风险，对于价值高、风险大的融资产品，要重新评估调整。通过房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让大众成为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者，同时享受房地产发展带来的利益。证券化可以将流动性差、收益稳定的资产化转化为流动性强的证券产品，从而分散投资风险。
4．完善房地产金融法律法规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针对房地产发展，国家、地方和部门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可靠、长期的发展保障。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还比较薄弱，在融资等放线陷入比较混乱的局面，这必须通过制定有效的法律政策，对新型融资、资产流动和收益分配等作出明确的规范，才能促进房地产行业的稳步发展。
四、总结
总之，目前看来，我国房地产融资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在以后的融资过程中，必须结合我国房地产发展的特点以及现行的市场特征，寻找合适的融资方式，保障资金的有效性，扩大利益，提高竞争优势，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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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维全,余建源.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拓宽房地产融资渠道.特区经济.2009(4).
第9篇：如何进行资产证券化范文
关键词：过剩；经济；政策
流动性过剩已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现状的关键词之一，从国内有关流动性过剩的研究可以看出，对于流动性过剩的概念、具体表现、影响、产生原因以及如何进行调控等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缺乏权威的定论，对其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相关问题。
一、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分析
流动性过剩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欧美以及全世界的商品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诸多结果，首先是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致使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再加上一些因素的刺激，部分流动性开始追逐消费品，就会引起物价的较快上涨，这就是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的机理。 2006年涵盖全球23个发达国家股市的摩根士丹利世界指数跨越2000年网络科技泡沫鼎盛时的高点，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全球房地产市场普遍出现强劲涨势，据初步估算，发达国家的楼市总值已由2001年的30万亿美元涨至目前的70万亿美元，资产价格上涨不仅涵盖股票、债券、房地产、石油、黄金及艺术品投资等市场，还基本上席卷了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其广度和深度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分析，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2006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为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5%，远远高于同年GDP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4.8%，比上年末高出0.6%点；金融机构存贷差为11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7万亿元，2007年存贷差扩大的趋势还在继续。
流动性过剩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经济结构与区域发展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是由于资金、土地、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价格被压低，从而造就了一个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并维持了长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产业投资增长过猛，引起能源、原材料紧张，相关价格大幅上涨。这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产业的过快增长，已经超过了国内外市场铁矿石、氧化铝的供给能力，使耕地面积减少，加大了对环境的压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国每年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达2000多亿美元。如果我们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那么这种依靠高消耗来支撑的经济快速增长是难以持久的。在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是主要的金融资金供给主体。但是由于四大商业银行为提高自身收益率，其信贷重心逐步向城镇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转移，导致农村金融服务缺位，阻滞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的科技开发与推广以及农民生活的改善。此外还造成资金的区域分布不均衡，扩大了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当下我国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情况。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使得内部失衡难以消除，必然引起生产能力的过剩和需求不足，使大批投资项目不能按时发挥效益，引发经济的大起大落甚至是通货膨胀。近年来，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消费的增速远落后于它们。从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长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流动性过剩在汽车行业的具体表现
虽然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认为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增长是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但是流动性过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宏观经济现象，其成因不是储蓄增长过快，而是新增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从理论上讲，影响流动性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基础货币投放量，另一个是货币乘数。从当前的流动性管理结果看，基础货币投放量对中国人民银行来讲是一个显性的而且可以控制的指标。
在增长趋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我国的汽车市场总体需求取决于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宏观经济决定的购买能力。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汽车梦拉动整体汽车市场需求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由于目前这一汽车市场需求领域处在起步阶段，特别是家用轿车的保有量远远没有达到像美国、英国、德国那样的饱和状态，潜力还很巨大。许多城市面对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同时加强了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规划，纷纷投资重点转向县及县以下公路建设和整治，对改善广大农村的交通状况作用非常大，将对汽车消费需求形成推动作用。
最近十多年来，汽车行业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汽车市场供过于求，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私人汽车逐渐成为汽车消费的主体，行业的高利润引发向汽车产业的投资狂热，汽车产能迅速扩大。由于市场需求量的猛增，产能转变成产量需要一个过程，大多数企业明显感到供货不足，此时的产能利用水平是相当高的。随着汽车产量的不断扩大，汽车车型品种的不断翻新，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由于需求选择的多样化以及汽车不断降价的预期，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趋势。汽车行业近几年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也反映了汽车产能有过剩的趋势。
由于目前汽车产能扩张过快，产大于销将导致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同时随着国内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水平提高，零部件体系逐渐完善，国产化率不断提高，进一步降低了汽车生产、运营成本；大量新车超低价上市，新老车型竞争更加激烈，多样化选择使消费者观望心态趋强，增加了价格下降的压力；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必将加剧汽车产能的过剩。
三、抑制流动性过剩的对策
流动性过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推动了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上升，而且也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运动，实体经济却缺乏资金支持。以债券市场为例，央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主要发行主体，而以企业或项目为融资主体的债券规模很小，债市主要为金融机构服务，而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大量资金经由银行信贷、企业拆借、社保基金挪用等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刺激了投机氛围和泡沫化倾向，蕴含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同时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却借贷无门；巨额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外国政府债券，同时引进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以债权资本换股权资本的方式意味着损失了可观的投资收益，也不利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
1.从制度上解决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
贸易项目下结构性出口顺差问题的解决，这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顺差猛增，必须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过去的投资、出口外循环为主，转向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力并重的消费驱动型。资本项目下热钱的控制的同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海外并购是流动性输出的渠道之一。控制非贸易外资的大量流入。近年来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及升值预期下，资金海外投资的主动性不高，内资流动性过剩压力加大。同时大量外资流入是货币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热钱”的流入，增加体系内的资金总额。
2.扩大和完善资本市场
在完善的金融体系中，流动性过剩可通过市场的有效运行“泄洪”。然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发育远未成熟，居民的金融资产过于单一而极端，成了加剧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欠发达，因此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从国家层面来看，无论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发行量，都比较充裕，却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形成了流动性过剩。一方面社会上有很多钱，另一方面又有很多项目缺乏正常渠道融资。现在，基本是通过银行体系来配置信贷资源；而银行的风险评估有其局限性，无法做到以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来满足不同层次的投资和融资需要，影响了储蓄向投资有效转化。
（1）衍生品市场。在金融市场上使用的工具有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公司股票、可转让的银行大额定期存单、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国际债券以及基金受益凭证、认股权证等，不同的金融工具和投资品种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在市场上找到适合自己投资意愿的投资工具。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投资品种相对来说还是偏少，需要适时推出多种新的金融产品以满足各种不同的投资需要。在规范、完善现有交易方式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期货交易、店头交易、期权交易和股票指数期货交易等，不同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操作技巧和承担风险能力选择不同的方式。
（2）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吸收流动性的重要手段，考量股票市场发展程度的一个计量指标是资产证券化率，目前国内市值近17.5万亿，而GDP为21万亿，这样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率为83％，而有数据显示，美国为150％，英国、中国台湾接近170％，日本110％，印度、韩国90％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率是比较低的，简单算起来如果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率达到平均的100%水平，那么即使在现有GDP下，也能够吸收3.5万亿的流动性。伴随GDP的不断增长，我国要想实现中等水平，股票市值还应该不断的增加。
（3）债券市场。迄今为止，面对中国公众的金融资产只有两类，一为高风险的股票和房产，一为低收益的储蓄存款，中间几无过渡地带；其结果必是景气高涨时资产市场泡沫迅速累积，景气下降时银行储蓄持续上升，金融市场极易大起大落。解决这一难题，关键是需要尽快推出面向居民的企业债券类固定收益证券市场。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永钧.展望2007年中国车市[J].中国汽车制造，2007，专刊：3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