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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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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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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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探讨了现代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战略，从加强农技培训、进行技术组装、抓好示范典型、加强基础建设和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推广不是靠农业技术人员向农民说教，而是通过示范使农民购买作为科技载体的产品（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以及把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民依靠多项新技术新产品组装生产，实现高产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开展农技培训，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开展农技培训，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农技培训中心建设，各市县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培训中心，让这些培训中心成为培训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校；二是开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动，分别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把科技致富能手组织起来，组成科技致富大王讲师团到各地进行科技致富宣传，使农民在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广绿色证书制度，通过培训合格后取得农民技术员职称，使这些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技术、培育和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技术咨询的带头人；四是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以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实行3+1体制的普通中学和各类技术培训中心为阵地，对农民进行较系统的培训，使农民职业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五是结合实施星火计划培训人才，优先考虑星火计划的实施，按计划要求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2进行技术组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益
技术组装重点是从2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粮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猪）、水产（中小水面）、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效益。例如在农作物新品种方面，围绕水稻、大豆、玉米三大优势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耕作方法、病虫害防治）开展系列攻关，取得像水稻大棚盘育、水稻育苗床土调酸综合技术、盐碱地种稻技术、大豆综合丰产技术、玉米早熟丰产综合技术、玉米抗旱保苗技术、玉米大面积机械化综合高产技术和赤眼蜂、黑光灯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与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以及与病虫害防治的配套技术。二是合理组装，全力组织推广。把各单项技术组装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大力推广。
3积极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源
在农业科技示范工作中，重点抓“三区”建设。一是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主要产粮区和城市郊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实事求是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和与之相配套的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对园区的科技培训，大力转化推广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强化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二是重点建设几个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技术密集区是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地，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树县，自建立星火技术密集区以来，连续几年实施了以转化推广玉米丰产、耐密型玉米高产、工业应用的良种玉米栽培、米麦间作及长白杂交瘦肉型新猪种、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养猪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星火计划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把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和农业生态区结合在一起、健全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体系。结果显示：示范区内农民纯收入比辐射圈内的农民同期年平均增长60%；示范区内粮食每年增长1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产1050kg/hm2，提高了60%以上。4切实加强基础建设，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
基础建设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形成以省为主渠道，以市为重点，以乡为骨干，以村为基础，以民间科技组织为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和以农业站、畜牧站、园艺特产站、农机站、林业站、经营站、水利站等为主体的横向网络的农技推广组织体系。②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成果推广的全程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促进科技成果向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例如，为了转化肉食鸡高产综合配套技术这项科技成果，在养鸡的重点乡成立科技服务公司，对养鸡行业进行全过程服务，做到“七统一到户”，即统一贷款到户、统一送雏到户、统一送料到户、统一培训到户、统一防疫到户、统一回收到户、统一结算到户。③抓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召开成果转化交流会、大力宣传科技成果等4个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尽快送到农民那里。④从3个渠道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一是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建立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二是采取“四包一挂”的形式，即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尝实行责权利挂钩；三是以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骨干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到农村去搞技术讲座，现场传播技术知识。
5有效行使政府职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1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意识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所作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总识。一是成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领导小组，二是建立科技进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积极选派科技副职。
5.2制定优惠政策
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科研、推广单位投身于农村科技事业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结合本省本地情况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第4篇：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科技机构；法律；政策；建议
作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中介机构，尤其是非营利科技机构，其发展与壮大对于我国顺利实施产业结构优化与调整，提高抗击国际金融风险等能力，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中国，非营利科技机构跟它的上层概念“非营利组织”一样，目前还没有相应法律法规来规范、支持它的发展，只是2000年由科技部、中编办、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制定的并由国务院转发的《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有所涉及。根据意见中“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以推进科技进步为宗旨，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从事社会公益为主的学科研究、技术咨询与服务活动”“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自主管理”“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出资者的约定，制定章程，明确机构宗旨、业务领域、组织结构、决策监督程序、内部管理制度”等捕述(不是定义)，对这类机构有了一些抽象概念。
1．非营利科技机构的法律定位
在国内，由于非营利科技机构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实际存在形式有的是事业单位，有的是非企业法人、有的是实质上的财团法人(我国没有明确提出此概念)，形式多样。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非营利科技机构也在逐步发展壮大。与之相适应，国家也出台了一些与非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科技机构相关的不成体系的“补丁式”文件。但始终没有涉及到法律定位这一根本问题。为达到既要保持稳定又要加快发展的目的，在参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建议对“民法通则”关于法人的章节尽快做出修改，并同时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相应的条款，存事业单位没有完全退出；我国法律框架之前，新增非营利科技机构法人作为过渡。
从图1可以看出，社团法人可根据科教文卫等不同目标，建立相应的非营利机构。
2．非营利科技机构的认定与管理
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制定非营利科技机构的认定与管理的正式法律。2000年民政部颁布了《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唯一涉及科技类非营利机构认定的部门规章，其中只涉及了民政部登记和科技部负责审查，缺乏实际运行和管理的条款，实际操作较困难。另外，虽然在《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中有“科研机构按非营利机构运行和管理的认定条件、规章制度和配套政策等，由科技部会同财政部、中编办、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的规定，但到日前为止，这“另行制定”的政策毫无踪影，因此近10年来科技类非营利机构没有得到大的促进和发展。建议我国应尽快制定“科技类非营利机构条例”，指导各地方政府制定非营利科技组织认定与管职实施细则，从而健全非营利科技机构法律体系。
由于非营利科技机构实际仔存形式很多，此建议新制定的条例和符地的实施细则中应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
(1)财务与会计。
改革现行的事业单位会汁制度，创建非营利科技机构的会汁模式和统一规范的会计准则体系，构建起我旧政府会计、非营利科技机构会计和业会计大会计体系的新模式。
一是非营利科技机构会汁准则?涉及的内容与事业单位会汁准则基本相同，其日的、意义及作用存此不作阐述，县就具体内容提出建议。①会计基本前提。与事业单位一致，为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记帐本位币。但对会计主体再新确定，对于非营利科技组织来说，应引进“项目”概念，进行项只管理，以确立新的会计主体②会计要素、建议增加财务状况变动表或现金流量表(现金流人、现金支、现金净流量)。
二是非营利科技机构财务与基金管理。涉及这方面的规定很多，在此只做框架描述①制定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如盈余分配约束、支出比例、行政方而开支比例、财务公开制度等。②制定投资活动有关规定、如投资的基本原则、理事会责任追究制、专业咨询和投资经理制、投资类的限制等。③制定财务督制度。如非营利性的约束、受赠财产支出比例约束等。④有关财务控制的舰定如支出权限的流转、预算的调整等．⑤基金管理规定如基金投资原则、基金投资策略与注意事项等。
(2)桶利与保险
结合我同发展现状，就非营利科技机构从业人员的编利需求提出建议。
①津贴：非营利科技机构的从业人员少应留目前事业单位所享有的保健、误餐、交通等各项津贴；津贴汁人员工个人所得；津贴标准的制定及变更由非营利科技机构理事会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标准议定。
②假期非营利科技机构的从业人员除享受国家法定节假H和其他假期之外，还可享受特别休假(取代公休假)，可参照的标准：非营利科技机构从业人员自服务于本机构满一年起享受特别休假：服务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服务3年以上5年未满者lO日；服务5年以上10年末满者14日；服务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1日，加至30日为止。:
③培训。非营利科技机构的从业人员依照组织规定之程序可享受培训福利；组织为此项福利所列支经费不计人员工个人所得，可按组织运行成本处置；非营利科技机构年度培训经费需由理事会审议批准。
④社会统筹保险：非营利科技机构从业人员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失业、医疗等各类社会统筹保险。
⑤个人帐户养老保险。非营利科技机构需为其从业人员建立个人养老保险帐户，由国家、非营利科技机构、员个人分摊保险费用，且员工个人分摊不超过50％。其中组织承担部分不计人员工个人所得，而是纳入运行成本。
⑥附加体保险。非营利科技机构可为其从业人员投保团体保险，具体险种、范用、保额及保费分摊标准南组织理事会确定。其中组织承担部分计人员工个人所得，可纳入运行成本。
(3)审计。
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汁法实施条例》和有关非营利科技机构的认定和管理办法制汀具体的(可参照行业性)《非营利科技机构负责人离任审计实施细则》《非营利科技组织年度审计实施细则》和《非营利科技机构内部审计实施细则》等法规，从而让非营利科技机构的公益性、道德感和使命感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
3．非营利科技机构的税收政策
目前我国对非营利机构规定了名日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基本上涵盖了向非营利组织征收的各个税种，如所得税、营业税、增值说、消费税、关税、房产税、土地税和车辆购置税等。在此仅讨论所得税、营业税。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关于非营干利性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等法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非营利科技的税收优惠，但由于政策的不配套，非营利科技机构无法享受这些优惠。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所得税法》的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就让人无法理解和操作。另外《关于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是一项有针对性的政策，但由于配套的认定管理办法未出台而令众多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可望而不可即。此，建议政府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业所得税法》，明确关于非营利科技机构的有天免税政策；尽快出台《关于非营利科研机构税收政策的通知》的具体执行办法，让非营利科技机构十年的期待得到落实。我国非营利机构情况复杂，制定统一的税收政策难度较大，建议先选择一些非营利机构发展成熟的行业，如科技领域进行实践，尽快出台《非营利科技机构税收管理条例》，指导、规范相应的税收工作。
第5篇：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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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科技奖励制度，对比研究，中美
人才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增长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对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仅是将其投入生产线那么简单，需要激发他们的能量。科技奖励制度是一个完善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正反馈机制，最早对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指出：奖励制度其模式的核心就是将它当作某种功能强化所导致的产物，是某种功能强化制度。这种强化大致可以从精神和物质层面去理解，从精神层面来考虑科技奖励制度，没有什么比达尔文所阐述得更加贴切了：“我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因为想得到我的自然科学家同行的尊重而大大加强。”从美国科技奖励的实效来看，达尔文这种提法是及其符合科技事业发展的规律的，美国的科技大奖中，其中总统科学奖和总统技术奖没有任何奖金，但由于其本身的巨大精神鼓舞而倍受科学研究者所追逐。从物质层面去理解科技奖励制度的价值则更为容易：大部分科技工作是科技工作中谋生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很多专门科研机构工作人员更是如此，在科技领域的突破和获得承认，为后续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及其他物质生活方面会有重大改善毕业论文ppt，是推动科技人员积极投身于科技建设的动源。
1中美科技奖励的制度差异
1.1 科技奖励的体制差异
美国的科技奖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部门或总统名义设置的科技奖励，如美国设有国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奖作为政府的最高科技奖项，国家科学奖是美国最高的科学荣誉，由总统授予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国家科学技术奖也是由总统授予促进就业、提高美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种是各行业、企业和个人设立的各种独立的奖励。如美国的科技咨询机构（美国科学院）、专业协会、各种社会基金、科研研究所、大学学院等设立。这是美国奖励制度的主体，所设立的奖项也基本覆盖了科技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奖项，获奖成果也代表了本学科和本领域的最高荣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科学院奖[②]、美国工程院奖、美国物理学会奖和美国化学学会奖。他们之间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呈现分层分布，各种奖励独立设置，不相互干扰，一种奖励的承认不会影响到其他奖励的参与，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激励性。
中国的科技奖励是由各级政府颁发的奖励作为奖励制度的主体，在绝大情况下，颁奖机构的行政级别决定了该奖在奖励体系中得地位，如国家奖的效力大于省部奖，省部级奖励效力大于地方奖，地方奖效力大于基层奖。奖励的垂直型分布现象及其明显。中国社会设奖种类也较为丰富，但是得奖无论是对科技工作者的效力还是奖励本身的权威性都不被社会接受，特别是各种逐利团体和个人以各种名义设立的奖项几乎没有任何激励意义，它们的存在只是为这些团体和个人取得各种评审费用和其他各种名目费用的手段。
1.2科技奖励的效力差异
在美国，由于各行业、基金会、企业和大量慈善家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奖励，根据刘泽芬等编的《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介绍，美国除联邦政府设立的国家科技奖励之外，其余的奖励都是由政府奖和民间奖构成，设奖最多的是全国性学会和协会，这些奖励和政府颁发的奖励一样具备权威，能被科技界承认和认可，和少数的政府奖一起组成了极富有激励功能的奖励体系。
中国的国家层面的科技奖励对科研人员来说，也具有极大的价值承认和认同免费论文。获得国家级别的大奖是科学家或者身份和权威认同的方式。但是，除政府之外的科技奖励系统没有充分发挥其效力，这种状况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影响力方面，都比政府奖励相差甚远。在1999年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前毕业论文ppt，国家奖励曾经多达800余项，省部级奖励高达1.2-1.4万项之巨。[1]与此相对应的民间奖励只有100多项，在奖励力度和覆盖范围上远远不如政府奖励。
1.3 在奖励的对象方面
在美国，政府颁发的有影响的大奖如美国国家科学奖、国家技术奖等奖项的奖励对象都是个人，奖励的依据是获奖者在所在领域所取得的贡献和影响为衡量标准，由独立的评审委员会组成的评审团评审得出。除政府之外，各民间团体如美国科学院、美国化学学会等颁发的各种奖励，奖励的对象都是依据奖励个人在所在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和影响。
在中国，科技奖励的授予的对象绝大多数是科技成果。国家五大科技奖励中除了数量极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不超过2人）和国家科技合作将（每年不超过5人）是针对人物之外，设奖数目较多（包括各种级别高或者低）的奖项都是针对项目。受国家层面奖励规则的影响，各部委、省（直辖市）、基层单位所设立的科技奖励基本上都是成果奖。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成果奖励的比例占奖励总数的90%以上。[2]
1.4科技奖励资源分配方面
一般来说，科技研究可以根据研究的性质区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是一个源本关系，基础研究是源泉，没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就无法谈起。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往往能够大大的推进科技发展与进步。正因为如此，美国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奖励非常丰厚，据相关统计，美国1991年到2000年间，共有102位科学家活动国家科学奖，而获得科技奖的科学家只有70位。[3]
相比之下，中国的基础研究在整个国家的奖励体系中所占比例较低。据统计，2002-2007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将共计1802项，自然科学奖只有177项。
1.5在对待年轻科学家获奖问题方面
美国非常重视年轻科学家的培养，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量级资助奖励政策和制度，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青年科学家培养长效机制。美国设立了沃特曼奖、总统杰出青年学者奖等专门针对青年学者的奖励，特别是总体杰出青年学者奖，对从事生物、医学、物理等科技领域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科学家60名，每位得将人在未来五年内分期获得NSF提供的高达3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各种科研机构、基金会、私人慈善基金等也不遗余力的对年青学者进行资助。这些做法毕业论文ppt，对美国科学界吸引年青科技人才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美国源源不断的吸引发展中国家青年才俊的有效方式。
反观中国，首先是针对年轻科学家培养的奖项缺乏，部分针对年青科学家的奖励因为奖金额度较低，对年轻学者的吸引力不够。而以项目为参评对象的评价体系青年学者往往做了较多的事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以年青科学家成果参与各大奖项的评比，虽然有陈智勇这样的70后科学家称为国家自然科学获得者的个例，但整体较少在有影响力的大奖中有所斩获。
二、中美科技奖励制度的差异给我们启示
由于中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照搬美国的科技奖励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作为世界的科技中心，美国在多领域的核心科技远远强于我们的现实基础之上，对美国的科技制度的研究是很有意义和启发价值的。
2.1 中国奖励制度的体制健全方向
中国基于行政级别的主体奖励评价体系存在很多的弊端，影响了奖励制度的有效激励，首先是区域科技水平发展不均衡，造成同一级别奖励影响力不同。如一个科技成果在西部落后省份能获得较高级别的奖励，而在东部沿海甚至没有入围的希望；其次是行政化的奖励级别势必造成奖励程序的行政化。在我国，候选人由所在部门按行政级别逐级上报，科技行政人员是审批的主要职责人，这种缺乏相应专业的评审者对申报人的行政级别和学术权威等外在条件对奖励的评价，极大的影响了参评项目价值的认可。
科技奖励主体的多元化，已经是各国奖励制度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群有实力和需求的经济体和个人的出现，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奖励的合适时机，扶持各种民间奖励，规范民间奖励的评审过程，逐步扩大民间奖在整个奖励体系中得比例，更关键是提高民间奖的地位，将大部分应用研究的奖励由政府转移到民间，国家层面扩大基础研究的奖励，尤其是弥补国内奖励对教育贡献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缺失。
2.2 逐步提高获奖的含金量
相比美国的科技奖励制度，我国奖励的特点是奖励设立过多，各级行政机构重复设奖。1996年对现存奖励有所精简毕业论文ppt，但是还是数目巨大，特别是以项目为奖励对象的奖励制度，很多人因为行政权力、学术权威和个人关系，“搭便车”现象严重，获得奖励的名单很长，很多没有潜心于科学研究的人因各种关系获得奖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奖励的含金量。这种奖项设置过多，造成单项奖金数额较小，也造成奖励的含金量有所不足。奖励因其崇高性与稀缺性而对科学家产生吸引力，奖金额高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力，激励科技工作者向难度大、周期长的项目挑战免费论文。目前的奖励方式对获奖者的激励作用不足，在社会上产生的荣誉导向效果也有限，许多获奖者更关注的是这些奖项背后的种种派生利益。
2.3 奖励对象的调整
中国科技奖励制度注重奖励项目，而美国科技奖励注重奖励个人。JerryGaston认为，默顿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只有当竞争机制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方式运行时，最能实现科学的建制目标。在普通主义的运行方式下，奖金的额度水平不会威胁到奖励系统，只要资金的分配方式是奖励优秀者。但如果奖金是按照人口或者按照比例方式分配，那么就会对奖励系统造成消极后果。[4]所以说针对项目的奖励在激励效果上有较多的缺陷。严格来讲，科技奖励的本质就是奖励对做出科技成果或者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不存在针对奖励成果的科技奖励。针对个人的奖励也不会对整个团队的进取心产生太大的影响，古语云“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科技奖励中仍然有借鉴意义。长期关注奖励科学技术成果本身，而忽视了创造相关科学技术成果的人，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奖励，就可能抹杀了科学家的贡献，降低了科技奖励的影响力。
2.4引导将研究力量的转移，形成合理的研究经费投入比例
基础理论研究是科技发展之源，只有源远才能流长。中国科技界要改变目前这种“轻基础、重应用”急功近利的研究势头，通过加大对基础研究的奖励投入力度，对研究难度大、周期长的基础理论研究予以扶持。引导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的主要研究力量向基础理论研究转移毕业论文ppt，允许各种企业参与各种行政级别的评奖活动，将游离于科技奖励制度以外的科研队伍组织起来，鼓励企事业单位自己投入科研经费和力量，建设自己所需要的应用型科研。同时，要加大应用型成果的针对性。
2.5 奖励要重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养与鼓励
青年科技工作者既是科研工作的新生力量，代表着国家科技发展的未来，又是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韦伯尔分布（历史上重大科学成果获得者即时年龄在年龄谱上的分布规律）表明，历史上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科学成果的发明者大都是年龄在25—45岁之间，概率峰值是37岁。[5]而科研奖励中的“马太效应”不可避免的存在，尤其是中国行政化严重的评价体系中，各种越轨因素[6]（报奖者的名望、报奖者的以往获奖记录、职权大小、报奖者所在单位的名望、报奖者所在单位的职权大小、以及评委是报奖者、科研主管单位有人参与报奖项目等），使本应该受到奖励的年青科学家败在年长者手下，严重影响了科技奖励的公正性，挫败了年青科技工作者的研究积极性。故可以考虑在科技奖励设置中强制性的设立年青科学家受奖比例，增加年青科学家专项奖励，增强年青科学家的工作积极性，巩固和增强这支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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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竞技体操 核心期刊 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b）-0250-01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国竞技体操以九金直上紫禁之巅。中国体操完成了一次全能式的精神革新与实力飞跃，平了独联体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独霸九金的纪录，与前苏联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十金奇观仅差一金。科学研究的每一次进步，都必将给技术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技术的进步必须伴随科学理论的指导。我国竞技体操从弱到强，从金牌为零到金牌大国的发展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文通过对2000—2008年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竞技体操科研论文研究现状分析表明，目前我国在竞技体操理论研究方面还不够深人，这与我国在竞技体操方面取得的成就不相对称，若想继续保持我国竞技体操在世界体坛的领先地位，除了技术上精雕细刻外，必须在科研上狠下一番功夫，以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同步协调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笔者以2000—2008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查找范围，以体育类核心期刊发表的256篇竞技体操论文为研究对象，对所涉及的各期刊年的科研群体的结构特征、地域特征和科研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根据对研究现状的分析，归纳、总结了我国竞技体操文献的规律性特征。
2 竞技体操科研群体的结构特征
2.1 年龄特征
按其数量上看，我国从事竞技体操科研群体从30～45岁年龄段呈上升期，46～60岁开始呈下降期，60岁以上又有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是：30～45岁年龄段的群体，精力充沛，对学术研究有较大的热情，同时有提高自己技术职称的需求，故对科研工作投入较大，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多。而46～60岁及以后年龄段的群体，特别是60岁左右群体，面临退休带来的极度不适应，投入在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论文数量越来越少。而60岁以后的群体退休后余暇时间较多，有一部分人又重新回到研究的工作中来。
2.2 性别特征
在统计的242人次中，其男性为151人次，占62.4%，女性有91人次，占37.6%。竞技体操科研群体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这与作者主体集中在高校，而高校又以男性教师较多有关，同时也与竞技体操这个项目有关。另一方面因为女性的特质，家庭观念比较重，致使女性的科研动力不足。关心和鼓励女性群体从事科研工作已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3 职称特征
中级和副高级职称的在职人员会发表较多数量的论文，正高职在职人员明显会很少。本文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1）从事科研人员的群体对其的动机和认识产生偏差，科研和晋职产生概念化混淆。（2）评聘工作被政府和学校等的智能部门公式化：N篇文章就是一个教授。（3）岗位相应的业绩考核缺乏，这样晋升副教授的教师和晋升教授的副教授这样技术职务的人数明显增多，如果升到正高级，科研的自觉主动性自然而然的就会降低。
2.4 竞技体操研究的地域特征
从竞技体操文献的地域分布情况及数量来看，现在中国竞技体操科研整体水平较为落后，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普及度也不高。首先，竞技体操科研水平与该地区的经济水平直接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如：中国南方地区，以及华北、华中沿海地区竞技体操科研水平较高。其次，竞技体操文献发表的不均衡性也体现了竞技体操高竞技水平的地区与自身竞技体操科研实力的不匹配性，竞技体操强省湖北、江苏等，每年发表的竞技体操科研成果都很有限。
2.5 竞技体操研究的内容分析
我国竞技体操科研内容主要集中在比赛分析与发展趋势、训练理论与方法、技术动作分析三个方面，对于规则分析、科学选材研究较少，对于竞技体操的器械、营养与运动损伤、市场化产业化和裁判因素研究很少，这与我国现在竞技体操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不相协调。
3 结语
我国竞技体操在2000—2008年间在核心期刊上的发表数量总体较少，主要集中在2004、2001和2005三个年份，自2004年以来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研究者多集中在41～45年龄阶段的具有中级和副高级职称的人员，其中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从竞技体操文献的地域分布情况及数量来看，现在中国竞技体操科研整体水平较为落后，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整个中国竞技体操科研的阵地主要位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国南方地区，以及华北、华中沿海地区，且普及度不高。
我国竞技体操科研内容主要集中在比赛分析与发展趋势、训练理论与方法、技术动作分析三个方面，占到68%。对于竞技体操科学选材及市场化等方面的研究十分稀少。
4 建议
以上现象与当前竞技体操可持续性发展不相适应，分析发现，尽管我国竞技体操科研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要保持技术水平稳定发展，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在研究内容和方式上应多样化、系统化，进一步促使竞技体操科研规范化、制度化。各级政府、机关及高等院校应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正确引导科研群体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竞技体操事业在世界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第8篇：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观摩课；危机；教学理念；目标；反思
观摩课快速提高教师的教学功力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所说的观摩课，一是指示范性的公开课，二是指极具表演性质的教学比赛课。这两种课虽然指向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即让其他教师通过观摩，学习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行为。20世纪80年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广大教师渴望看到高水平的教学，观摩课应运而生。20多年来，观摩课使许多教师得益，也使许多教师成名。于是，一种对观摩课的迷信悄然产生，观摩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问题。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人们对观摩课进行了更为理性的思考，如观摩课的意义，观摩课应该是常态的还是非常态的，观摩课上学生的选择是否科学，观摩课上教师的表现是否真实，观摩课的设计是否合理，观摩课到底该不该存在，等等，但对与观摩课相关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关注不够。本文将跳出前述研究，联系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冷静地审视中小学观摩课实践，从观摩课追求的目标、观摩课评价、教育理念、形式与内容、听课教师的追求等方面深刻分析观摩课的危机，以期使观摩课对教师教学功力的提高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
危机之一：教师表演，观摩课目标偏移
观摩课表演性质浓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在认识这一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任课教师在观摩课上的表现真不真实，认为有的教师的教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有的教师的观摩课是师生多次操练的结果，几乎所有的观摩课都经过了极充分的准备，已经不是常态教学。这些问题的确存在。客观地说，几乎所有领域的演示和比赛都经过精心准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常态。因此，公开课和教学比赛“经过准备”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关键不在“准备”本身，而在“怎样准备”。教学演示和比赛与其它领域的演示和比赛有所不同，在诸多不同中，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教学演示和比赛应重视“对话”，而其它领域的演示和比赛则更侧重演示者和参赛者展现自己。如果教学演示和比赛在准备阶段更多地着眼于教师个人的展示而忽视了“对话”，甚至经过“排练”搞假对话，那么，这种教学演示和比赛绝对是失真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教学行为后面都有特定的教育观念。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决定着教师在观摩课上的表现，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教师认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是教师，就会把观摩课的中心确定为教师的表演。反之，如果教师认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是学生，自然会淡化教师的表演，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真实表现。在观摩课“不真实”的背后，任课教师在追求失真的表演的过程中对学生发展的忽视，才是观摩课“表演的目标追求”所隐含的最严重的危机。这是因为，当今方兴未艾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发展思维能力，学会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在教师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学会做人。在“失真”甚至是弄虚作假的观摩课上，在教师威信和人格力量丧失的过程中，师生关系走向疏离，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会受到无形的损害，这与课程改革的精神是相悖的。
危机之二：评委水平，观摩课评价失当
观摩课的评价问题，关系到观摩课任课教师的发展，也关系到对观摩教师的引导。能否很好地利用观摩课这一教育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观摩课的评价。通常，观摩课的评价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评委对公开课的总结和评价，二是评委对参赛课的评奖。一般说来，观摩教师往往把评委评价高的课和获奖课看作优质课，将其作为自己改进教学的重要参考。因此，评委的水平对能否很好利用观摩课这一教育资源关系重大。然而，在各类观摩课的评委中，相关的专家偏少，具有一定行政职务的官员则偏多。客观地说，行政级别的高低，并不与评课水平的高低成正比。有的官员恰好是某方面的专家，其作为相关学科教学的评委是无可非议的；但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知识体系，教法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跨学科评课有很大的局限性，容易有失公允，而有失公允的评价对任课教师和观摩教师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部分学科专家在评价该学科的观摩课时也存在有失公允的问题，这是观摩课评价长期存在的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教学评价本身有一定的难度。优质课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难题。评课的困难在于评价者的教育观念、学识水平、课堂教学习惯等都会对教学评价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此外，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迅速推进的今天，教育教学新理念不断出现，评价者的教学理念如何与时俱进，关系到观摩课评价的质量。如果用昨天的理念来评价今天的教学，那么，观摩课非但不能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起积极作用，甚至还会起消极作用。其次，在观摩课评价方面，有一个问题长期被忽视了，那就是评委的关注点。在绝大多数观摩课上，更多的评委关注的是教师的表演，忽视了学生的反应。这一点，从评委选择的座位位置就可以看出。在观摩课上，评委往往坐在第一排，面对授课教师而背对学生。这种位置选择，隐含着评委对课堂中心不尽正确的认识。国外教师听课更关注学生的反应，而中国教师听课则更关注教师的表演。在“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今天，中外听课的区别值得评委们深思。再次，新的课程理念强调“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就要求评委在评课时要注重评价教学的过程。遗憾的是，在评价观摩课时，评委们更关注“教师是否设计了某项教学活动”，如果有此设计，此项可得分。至于实施这一教学设计的过程如何，评委们就很少关注了。以一次小学语文教学为例。观摩课上，教师先演示汉字书写笔顺，然后要求学生按要求练习书写。学生在自己写字的过程中，倒笔顺问题很突出，任课教师却并未对此进行检查和辅导，而是在讲台上静等学生写字。在场的评委也无一人巡视学生书写。评委最后根据“有学生动手环节”而给教师打了较高的分数。其实，从教学效果来看，最重要的不是有无某教学环节，而是教师实施教学环节的过程。观摩课评价所隐含的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危机之三：追求完整，教学理念滞后
目前，观摩课存在着追求完整的倾向。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出在对“完整”的追求本身，而是出在对“完整”的理解问题上。以往，大多数教师对课堂教学“完整”的理解是完整地解决一个或几个问题，而这种解决又是追求让学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于是，观摩课上追求一个个问题的答案的得出，有些教师在观摩课即将结束时问学生“还有什么问题”，学生若表示“没有问题了”或沉默，教师就会带着一种“完成了教学任务”的满足感结束观摩课。观摩课上“去问题教学”盛行，与教学新理念背道而驰。所谓“去问题教学”，是指“学生没有问题走进教室，没有问题走出教室”①。“去问题教学”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受到质疑的做法。这是因为，21世纪的教育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放在重要位置，这是全世界教育界的共识。我们知道，问题是创造的前提。基于此，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倡导“以问题为纽带的教育”。所谓“以问题为纽带的教育”是指“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教室，带着更多的问题走出教室”②。在这种新的教育理念下，观摩课作为一种用以指导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途径，是否应该质疑“解决问题
观摩课追求解决问题的完整性，自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以课堂提问代替探究性教学和研究性学习。由于探究性教学和研究性学习关注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而这样的教学不利于体现传统意义上的“教学的完整性”。目前，观摩课有一个动向，即在陈旧的教育教学观念指导下进行“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坚持传统意义上的“教学的完整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由关注教师的教转变为关注学生的学。探究性教学和研究性学习正是着眼于学生的学，而探究和研究的过程，应是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且允许存疑。但是，由于观摩课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展示教师的教放在第一位”的错误认识很难根除，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教学的完整性”追求很难改变，因此，在观摩课上出现了以教师提问代替学生探究的现象，并将这样的课冠之以“探究性教学”或“研究性学习”。说到底，还是“教师中心”的观念在作祟。这种名不符实的观摩课，对教师的引导是最危险的。危机之四：形式主义，观摩课的歧途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观摩课评价过分强调对任课教师教学行为的量化（这在观摩课的评分标准中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观摩课对形式的追求和对“质”的忽视，具体表现为以形式的热闹与否评判观摩课的好坏，使观摩课走入歧途。观摩课的形式主义首先表现在多媒体的使用上。使用多媒体成为当今观摩课必备的项目，在科技发展，教学手段更新的今天，这本无可非议，然而，这项规定忽视了对多媒体使用“质”的要求。于是，为了在“多媒体使用”一项获得高分，许多任课教师无视学科和教学内容的特点，过多使用多媒体，使多媒体这种教学的辅助手段成为主要教学手段，录音、录像、投影、图片、影视片段、文字展示轮番出现，学生无暇顾及文本（而文本恰恰是学生课内学习的最重要材料）。语文观摩课上，中国诗歌所特有的、给读者留下丰富想象空间的、具有模糊性特征的“意境”，在多媒体课件中成为确定的、清晰的画面（尽管有的画面很优美）。数学观摩课上，本该用粉笔书写，引导学生思考及体验过程的证明，变成了清晰规整、现成的课件展示，过早地把结果展示给学生。这样的多媒体教学，不仅背离了学科特点，也违背了教学规律，更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发展。
观摩课形式主义的另一表现是追求课内学生活动的热闹，忽视学生活动的“质”。让学生广泛参与教学，这是全世界教育教学改革的共识，也是广大教师的实践，但是，任何一个教学环节都应该是有目的的。教师在设计教学时，应该追问并明确每一个教学环节的目的，而教学环节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学有所得，使学生得到发展”，背离这一点的教学环节绝对是无意义的。例如，《泰坦尼克号》（初中课文）的一次观摩教学在电影《泰坦尼克号》凄婉的主题歌中开始，和着主题歌，教师介绍了电影《泰坦尼克号》梗概。然后，要求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分角色表演。三个学生上台，一个扮演男主角，一个扮演女主角，一个担任旁白。这一表演，只有三个学生参与，且历时近20分钟（将近半节课）。由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加之学生的表演与电影反差太大，除三名临时演员外，其余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很消极。表演结束后，教师播放与课文相关的电影片段，要求学生比较同学的表演与电影演员的表演，课堂讨论顿时热烈。之后，教师要求学生就课文片段的理解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一般。最后，教学在电影主题曲中结束。这一教学案例，就教学环节来说，有音乐、有录像、有表演、有讨论，形式十分热闹。但是，45分钟里，“有效环节”所占比例是很低的。学生阅读、思考文本的时间几乎为零，学生的发言脱离文本、海阔天空。从“欣赏”的角度讲，学生既没有在占时很多的、极少数学生参与且表演艺术性很差的“课堂剧”中受到美的熏陶，也没有理解影视欣赏的最基本要领，更无暇体会《泰坦尼克号》影视剧本中环境描写语言的优美。从教学设计的流畅性来看，近20分钟的课堂表演所造成的大部分学生的消极情绪，使教学过程松散。然而，类似的观摩课却由于其形式热闹最终获得高分。
危机之五：模仿多于反思，听课教师的误区
从观摩课实践中反映出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绝大多数听课教师更多的是怀着学习和模仿的心理来听课的。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是，听课教师选择的座位往往是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时面对执教教师，而学生背对听课者。然而，大部分听课者只对教师的表演感兴趣，对学生的反应并不关注。在听课的过程中，很少有听课者考虑到以恰当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反应，几乎所有的听课者都只顾埋头记笔记，记下教师的每一个教学环节、每一句话（如果可能的话），部分教师甚至照搬观摩课的教学设计用于自己的教学。其实，听课者的教育观念决定着听课的质量。怀着旧观念去听新教学，会导致听课者听课的感觉错位，难怪有的听课教师抱怨听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学不到东西”（因为教师讲得少，学生做得多）。当前，反思性教学理论对教师专业化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思性教学理论提倡教师应成为学者，并将“反思”作为教师的重要素质之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教师能够培养学生反思的意识和能力。很显然，缺乏反思意识的教师不可能成为学者，更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反思意识和能力。
在听观摩课的问题上，教师应意识到，听课最重要的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思考了什么。教学设计没有“顶峰”，更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学生的教学设计。观摩课对一个教师来说，只是研究教学的一个“案例”，而不是一个供模仿的“范例”。模仿往往听一课会一课，而反思才能总结出规律，扩大观摩课对教学的指导意义。模仿受制于观摩课的质量，而反思则能使听课教师从一切观摩课中真正有所收获。由于部分听课教师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导致他们虽然听过不少观摩课，但其教学水平并未有明显提高，有些教师甚至走了弯路。相当一部分听课教师之所以重模仿而轻反思，是因为教师中存在着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误以为理论是空洞的，直接从实践中学习更实际。事实上，缺乏一定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高质量地评课，甚至无法准确辨别观摩课的优劣，陷入“盲目模仿”的境地。在盲目模仿的过程中，教师教学水平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只有提高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才能使观摩课在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方面步入良性循环。
观摩课作为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一条途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自身的优势。然而，观摩课的优势能否很好地发挥，有赖于我们认真思考观摩课存在的种种危机，从而找到走出危机的道路。要使观摩课在指导教师教学方面步入良性循环，不仅需要教育教学研究者们的努力，也需要观摩课的执教者、听课者、评课者共同做出努力。只有这样，观摩课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第9篇：科技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计算科学主要讲述了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计算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它的发展主线、学科分支、还有计算科学的特点、发展规律和趋势。
引言：随着存储程序式通用电子计算机在上世纪40年代的诞生，和计算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取得的大量成果。计算科学这一学科也也应运而生。《计算科学导论》正如此书的名字，此书很好的诠释了计算科学这一学科，并且指导了我们应如何去学好这一学科。使得我们收获颇多。并且让我深深的反思了我的大学生活。正如赵老师书中所讲的：“计算科学是年轻人的科学，一旦你选择了计算科学作为你为之奋斗的专业类领域，就等于你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一个有志于从事计算科学研究与开发的学生，必须在大学几年的学习中，打下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在将来学科的高速发展中，或在计算机产品的开发和快速更新换代中有所作为。
一什么是计算科学和它的来历
计算科学主要是对描述和变换信息的算法过程，包括其理论、分析、设计、效率分析、实现和应用的系统研究。全部计算科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能（有效的）自动运行，什么不能（有效的）自动运行。本科学来源于对数理逻辑、计算模型、算法理论、自动计算机器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
随着存储程序式通用电子计算机在上世纪40年代的诞生，人类使用自动计算装置代替人的人工计算和手工劳动的梦想成为现实。计算科学的快速发展以也取得大量成果，计算科学这一学科也也应运而生。
二计算科学的发展
a、首先先介绍图灵机
图灵机的发明打开了现代计算机的大门和发展之路。图灵机通过一条两端可无限延长的袋子，一个读写头和一组控制读写头的（控制器）组成它有一个状态集和符号集，而此符号集一般只使用0和1两个符号。而就是这个简洁的结构和运行原理隐含了存储程序的原始思想，深刻的揭示了现代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用的计算机是电子数字计算机，而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发展是建立在图灵机的基础之上。他的二进制思想使计算机的制作的简化成只需两个稳定态的元器件。这在今后的计算机制作上无论是二极管或集成电路上都显示了明显的优越性。
b、计算机带动的计算学科
1946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的诞生。掀起了社会快速发展的崭新一页。计算机工作和运行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1、计算机语言
我们要用计算机求解一个问题，必须事先编好程序。因此就出现了最早的机器指令和汇编语言。20世纪50年代后，计算机的发展步入了实用化的阶段。然而，在最初的应用中，人们普遍感到使用机器指令编制程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十分别扭，也不利于交流和软件维护，复杂程序查找错误尤其困难，因此，软件开发急需一种高级的类似于自然语言那样的程序设计语言。1952年，第一个程序设计语言ShortCode出现。两年后，Fortran问世。作为一种面向科学计算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Fortran的最大功绩在于牢固地树立了高级语言的地位，并使之成为世界通用的程序设计语言。Algol60的诞生是计算机语言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志。该语言的文本中提出了一整套的新概念，如变量的类型说明和作用域规则、过程的递归性及参数传递机制等。而且，它是第一个用严格的语法规则——巴科斯范式（BNF）定义语言文法的高级语言。还有用于支持结构化程序设计的PASCAL语言，适合于军队各方面应用的大型通用程序设计语言ADA，支持并发程序设计的MODULA-2，支持逻辑程序设计的PROLOG语言，支持人工智能程序设计的LISP语言，支持面积对象程序变换的SMALLTALK、C等。
2、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开发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机了而也包括了软件（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各种各样的软件使得计算机的用途大大增强。而软件开发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和发展方向。软件开发的理论基础即是计算模型。随着计算机网络、分布式处理和多媒体的发展。在各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中增加并发机构以支持分布式程序设计，在语言中通过扩展绘图子程序以支持计算机图形学程序设计在程序设计语言中已非常的流行。之后，在模数/数模转换等接口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支持下，通过扩展高级语言的程序库又实现了多媒体程序设计的构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并行计算机和分布式大规模异质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又将并行程序设计语言、并行编译程序、并行操作系统、并行与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等试行软件的开发的关键技术依然与高级语言和计算模型密切相关，如各种并行、并发程序设计语言，进程代数，PETRI网等，它们正是软件开发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中支持不同阶段软件开发的程序设计语言和支持这些软件开发方法和技术的理论基础----计算模型
3、计算机图形学
在计算机的硬件的迅速发展中。随着它的存储容量的增大，也掀起了计算机的巨大改革。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促使图形化界面的出现。计算机图形学是使用计算机辅助产生图形并对图形进行处理的科学。并由此推动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计算机辅助信息处理、计算机辅助测试（CAT）等方向的发展。图形化界面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在一个黑色的DOS窗口前敲代码输入控制命令的时代。同时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公司Microsoft。
4、计算机网络
随着用户迫切需要实现不同计算机上的软硬件和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就在我们的需求中诞生了。网络的发展和信息资源的交换使每台计算都变成了网络计算机。这也促进计算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
三计算机学科的主线及发展方向
围绕着学科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大量具体研究，形成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与学科发展主线和学科自身的知识组织结构。计算学科内容按照基础理论、基本开发技术、应用以及他们与硬件设备联系的紧密程度分成三个层面：
1、计算科学应用层
它包括人工智能应用与系统，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移动计算，计划可视化，科学计算机等计算机应用的各个方向。
2、计算科学的专业基础层
它是为应用层提供技术和环境的一个层面，包括软件开发方法学，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程序设计科学，计算机体系结构、电子计算机系统基础。
3、计算科学的基础层
它包括计算科学的数学理论，高等逻辑等内容。其中计算的数学理论涵盖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理论形式语言与计算机理论等。
四计算机的网络的发展及网络安全
(1)计算机网络与病毒
一个现代计算机被定义为包含存储器、处理器、功能部件、互联网络、汇编程序、编译程序、操作系统、外部设备、通信通道等内容的系统。
通过上面定义，我们发现互联网络也被加入到计算机当中。说明了网络的重要以及普及性。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信息科学成为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在互联网络已经广泛应用于科研、教育、企业生产、与经营管理、信息服务等各个方面。全世界的互联网Internet正在爆炸性的扩大，已经成为覆盖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之一。
因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使用计算机。信息安全也显得格外重要。而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受到严重的挑战，来自计算机病毒和黑客的攻击及其他方面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其中计算机病毒更是很难根治的主要威胁之一。计算机病毒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是刻骨铭心的，譬如1999年爆发的CIH病毒以及2003年元月的蠕虫王病毒等都给广大用户带来巨大的损失。
我们想更好的让计算机为我们服务，我们就必须很好的利用它，利用网络。同时我们也应该建立起自己的防护措施，以抵抗外来信息的侵入，保护我们的信息不受攻击和破坏。
(2)计算机病毒及它的防范措施：
计算机病毒是一组通过复制自身来感染其它软件的程序。当程序运行时，嵌入的病毒也随之运行并感染其它程序。一些病毒不带有恶意攻击性编码，但更多的病毒携带毒码，一旦被事先设定好的环境激发，即可感染和破坏。
<一>、病毒的入侵方式
1．无线电方式。主要是通过无线电把病毒码发射到对方电子系统中。此方式是计算机病毒注入的最佳方式，同时技术难度也最大。可能的途径有：①直接向对方电子系统的无线电接收器或设备发射，使接收器对其进行处理并把病毒传染到目标机上。②冒充合法无线传输数据。根据得到的或使用标准的无线电传输协议和数据格式，发射病毒码，使之能够混在合法传输信号中，进入接收器，进而进人信息网络。③寻找对方信息系统保护最差的地方进行病毒注放。通过对方未保护的数据链路，将病毒传染到被保护的链路或目标中。
2．“固化”式方法。即把病毒事先存放在硬件（如芯片）和软件中，然后把此硬件和软件直接或间接交付给对方，使病毒直接传染给对方电子系统，在需要时将其激活，达到攻击目的。这种攻击方法十分隐蔽，即使芯片或组件被彻底检查，也很难保证其没有其他特殊功能。目前，我国很多计算机组件依赖进口，困此，很容易受到芯片的攻击。
3．后门攻击方式。后门，是计算机安全系统中的一个小洞，由软件设计师或维护人发明，允许知道其存在的人绕过正常安全防护措施进入系统。攻击后门的形式有许多种，如控制电磁脉冲可将病毒注入目标系统。计算机入侵者就常通过后门进行攻击，如目前普遍使用的WINDOWS98，就存在这样的后门。
4．数据控制链侵入方式。随着因特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计算机病毒通过计算机系统的数据控制链侵入成为可能。使用远程修改技术，可以很容易地改变数据控制链的正常路径。
<二>病毒攻击的防范的对策
1．建立有效的计算机病毒防护体系。有效的计算机病毒防护体系应包括多个防护层。一是访问控制层；二是病毒检测层；三是病毒遏制层；四是病毒清除层；五是系统恢复层；六是应急计划层。上述六层计算机防护体系，须有有效的硬件和软件技术的支持，如安全设计及规范操作。超级秘书网
2．严把收硬件安全关。国家的机密信息系统所用设备和系列产品，应建立自己的生产企业，实现计算机的国产化、系列化；对引进的计算机系统要在进行安全性检查后才能启用，以预防和限制计算机病毒伺机入侵。
3．防止电磁辐射和电磁泄露。采取电磁屏蔽的方法，阻断电磁波辐射，这样，不仅可以达到防止计算机信息泄露的目的，而且可以防止“电磁辐射式”病毒的攻击。
4．加强计算机应急反应分队建设。应成立自动化系统安全支援分队，以解决计算机防御性的有关问题。
很多公司都有因为电脑被入侵而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惨痛经历，不少普通用户也未能避免电脑被破坏的厄运，造成如此大损失的并不一定都是技术高超的入侵者所为，小小的字符串带给我们的损失已经太多。因此，如果你是数据库程序开发人员、如果你是系统级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如果你是高级计算机用户、如果你是论坛管理人员......请密切注意有关字符漏洞以及其他各类漏洞的最新消息及其补丁，及时在你的程序中写入防范最新字符漏洞攻击的安全检查代码并为你的系统安装最新的补丁会让你远离字符带来的危险。经常杀毒，注意外来设备在计算机上的使用和计算机对外网的链接。也可以大大有效的避免计算机被攻击。
五总结
在学了计算科学导论之后，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我将来要从事的学科。计算科学导论指导着我们该怎么学习计算机。让我更清楚的知道我们信息安全专业的方向。正如计算科学这座大楼一样，在不断的成长。信息安全也必将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而更多的被人们重视。总之学习了这门课之后让我受益匪浅，也知道自己应该好好努力，争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
参考文献：
1、《计算科学导论》（第三版），赵志琢著，科学出版社2004版
2、《计算机病毒分析与对抗》傅建明彭国军张焕国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