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认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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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认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事责任；责任能力；过错责任；民事法律主体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不同界定

1．不法行为能力说。持此学说的学者认为“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韦责任的资格或能力、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责任能力。”

2．意思能力说。该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违法行为结果的心理能力，亦即关于违法行为的意思能力。

3．识别能力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足以辨识自己的行为结果的精神能力”。

4．广义民韦行为能力说。“通说为，自然人的民韦行为能力是自然人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韦权利和设定民韦义务，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作者的观点

本文认为，责任能力的概念应界定为：行为人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资格。这一概念界定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责任能力的适用对象是过失行为，这体现了过错责任主义，无过失责任及公平责任并不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其二、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资格，有责任能力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则可免责。其实卡尔·拉伦茨在其著作《德国民法通论》中就已有相似的论述：“不法行为能力或过失责任能力是指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能承担责任的能力。”

（三）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学者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归属能力说，一种是构成说持构成说的学者把责任能力理解为行为是否可以产生责任的能力，有时甚至把责任能力当作过错的基础，认为责任能力解决的是行为人就其不法行为能否成立过失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在讨论侵权责任能力时，就将之视为侵权行为成立的一个要件一一过失一一的前提。“加害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具主观‘可归责性，，而此项可归责性须以责任能力(归责能力)为前提。此属侵权行为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资格，故也称侵权行为能力，在思考逻辑上应先肯定加害人有责任能力，进而认定其有无故意或过失。”归属能力说则认为，民事责任能力用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取得归属。凯尔森说，为不法行为的能力（在德文中）往往用“归责”概念来加以表示，不可归责，并不是说行为不可归责，在任何情况下，行为总是“他的”行为，这意思就是行为总是归责于他的，不归责于他的只是制裁而已。由此，在归属说之下，责任的成立和责任的承担就被分为两个问题，责任的成立与否由过错来判定，而责任的承担与否则由责任能力决定。

对于这两种学说，笔者认为它们在实际效果上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使无民事责任能力人免责的效果，但笔者认为构成说更具合理性。因为从责任能力与过错的关系来看，责任能力制度被看作是过错原则适用的必然逻辑结果。近代民法是理性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个人本位(或称权利本位)的法律，自然人被看作是理性的主体，能以自身的理性能力认清法律为其规定的活动领域，并有义务在该领域内活动而不侵入他人的领域。如果自然人违背了这种理性认识而超出自已的活动领域进入他人的领域，则具有过错，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过错原则下的过错，就被看作是一种背离理性认识而应当受到谴责的主观状态。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无论故意或过失都以行为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为前提，即过错的形成以行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这就产生了不具有识别能力的主体其行为效力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民事责任能力制度。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和价值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

本文认为，过错责任制度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制度的下位制度，其法律效果及适用范围由过错责任制度决定。责任能力制度仅于过错责任制度中适用，而不能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民法上的法定能力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从法的表现形式来看，权利能力作为法律概念直接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民事主体部分予以规定；行为能力也作为法律概念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法律行为部分予以规定；而责任能力则并不是法律概念，只是体现于民法典债篇的相关条文当中。这说明，责任能力是解决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制度，而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则是主体的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性条件。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对待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思维来分析责任能力，不能从人格的高度来界定责任能力，从而以责任能力为基础来分析责任承担问题，以至使责任能力成为上位概念，而各种责任制度就成为下位制度。责任能力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后果模式是：有责任能力者应对其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责任，无责任能力者则免责。而有无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是能够辨识行为后果的识别能力。对无责任能力人予以免责，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制度价值

1．平衡无识别能力人、受害人及监护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责任能力的首要制度价值就是在于充当无识别能力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器，而控制这个利益分配器的阀门就是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责任能力制度之所以如此引起学者的重视，主要在于责任能力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中，对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调节。法者、司法者可以利用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识别能力这一阀门对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调控。如立法者将识别能力之有无的年龄标准提高时，就会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监护人的赔偿；反之，受害人的利益可能会因为未成年人的责任财产的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如司法者将识别能力的认定标准作严格解释，就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免责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赔偿；如采取较宽的标准，则一样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财产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并不考虑主观因素——行为人的过错，其归责依据是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既然行为人由于不具有识别能力这一主观因素，而被免于承担责任，那么显然是在归责时考虑了主观因素。从而说明，该情形并不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而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可见，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后果是适用过错责任制度的结果。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过错责任制度决定了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而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制度就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

2．进一步丰富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从1804年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颁行以来，权利能力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时尚未有此称呼。到了《德国民法典》，对民事主体享有的能力进行了具体分类，从此便有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之别，二者共同构成主体人格制度的主要内容。而责任能力制度发展到今天，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理应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一起丰富主体人格制度。首先，就目的设计而言，权利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行为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设定权利义务的能力；而责任能力则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其次，就法理基础而言，权利能力以平等为核心，使各种民事主体均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体现了民事主体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行为能力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关注的是民事主体能否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设定义务，体现了民法的自由理念以及自由与秩序的协调；而责任能力最大限度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以保护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为目的，体现了民法的公平理念，反映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再次，就道德价值而言，权利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平等层面的体现，它赋予每位民事主体以均等的机会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行为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自由层面的体现，它允许有意思能力之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为自己谋福利，实现法的社会价值；责任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公平层面的体现，为自己行为负责，确保各种法律关系最终都能回归常态。由此可以看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统一于主体人格制度之中，丰富了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三、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现行规定的不足

1．我国民法对责任能力制度的规定在归责原理上模糊不清。譬如，第133条第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她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似乎与德国法、日本法的规定相似，监护人所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只能适当减轻其责任，而不是免除，这又与“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的过错责任主义不相符。再者，如果这一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负责任的依据是过错责任制度，那么就应该以是否有过错来判定是否负责任，也就是就以是否有具体的识别能力来决定之，而不是以是否有行为能力来判定。因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已满10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有识别能力的。第四，第133条第2款与前一款相矛盾。既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就不应该由这两类人承担责任，因为其没有责任能力而不能形成过错，这时应由有过错的监护人来承担；而这一款却因为该两类人有财产而由其承担责任。为了避免该两款在归责原理上的矛盾，只能以公平责任来解释第二款。但是，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时，第二款显然比第一款优先适用，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是公平责任比过错责任优先。这显然又不合理，因为公平责任是在用尽其他救济手段而得不到救济时才能适用，理应是过错责任的补充。所以，本文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可谓漏洞百出。

2．从民事责任能力确立的两个标准来看，反映出立法者在两种价值取向面前的摇摆不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对于判断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对行为能力标准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对行为人利益的保护。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尤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使其不因智力、经验的欠缺而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损害，因此民事行为能力要求的年龄标准较高——18岁。而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判断标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保护行为人，使其能够以“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一理由来对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体现的是对行为人的特别关注。

但同时法律又确立了财产标准，要求有财产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责任，这里反映的是自己责任原则。让有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体现了法律对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予以保护的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情形，绝不是“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待完善”这一理由就能解释的。若果真如此，就过于简单了。其实我国的立法者在制订这一规定时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当今世界对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规定只有识别主义和出生主义两种。前者的问题就是总也无法理清其与过错的“暧昧”关系，理论本身很难圆全；而后者则过于空洞。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新规定不是把它上升为“人人皆而有之”的境地，而是根本就把它抛弃了。两种标准代表了两种价值取向：识别主义表面上似乎是最公平合理的，严格考查行为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者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反之则不负责任。此种规定对行为人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它忽略了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而出生主义则是完全站在了受害人的立场，认为过错的标准是客观的，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需承担责任，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此种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行为人再也不愿意积极为任何行为，因为当过错用采客观标准时，行为人进行活动而完全不影响他人的利益，现实中确实是很困难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识别主义还是出生主义，确立的判断标准都是有缺陷的。而我国的立法者为了避免上述偏失，对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确立了双重标准（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此种途径，对相关主体给予平等的关注：

第一，行为人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

第二，行为人如果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必考虑行为人具体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监护人权益的一种保护方式。

第三，监护人代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是行为人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第四，为了保证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法律没有规定行为人及其监护人的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都必须予以补偿，这是法律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方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行为人（加害人）、监护人、受害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使三方当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以期达到一种真正的公平状态，这也就无怪乎会有学者认为“此种规定比较公平合理，……”

但这样的规定还是存在弊端的：一方面，以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对行为人过于宽容，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和代为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行为人与监护人之间谁是真正的责任主体，确认依据不明，二者间的内部责任关系很混乱。

（二）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完善

1．我国自然人责任能力制度的模式

（1）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应然模式

第一、抛弃传统意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赋予其新的内容

其一，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所具有的对自己的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资格或能力，它是对自己责任原则的一种体现。

其二，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归责能力，这种归责能力是客观的，不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以此来区别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三，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内容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单指侵权责任能力，还应包括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具体的责任能力，即民事责任能力适用于一切能够产生责任的领域。

其四，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而言，会因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首先，对于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即为行为人的财产状况，此时它的判断标准是具体的，因每次损害赔偿的数额多少而有所不同：其次对于非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就是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能力，而此种形式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

第二、要把认定责任和承担责任两个环节分立开来，以达到保护行为人（包括其监护人）与保护受害人二者之兼顾。

这里要弄清的就是过错、责任与责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过错是认定责任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归责时采过错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责任能力是承担责任时考虑的问题，有责任，现实中并不一定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仅针对财产责任而言），但这并不妨碍责任的认定。对于不名一文的行为人来说，何时有足以赔偿损失的财产（因而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则何时承担赔偿的责任，但在这之前，责任的认定已成事实。如果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并非因其不具有责任能力（无财产），而是因其无过错，所以不必承担责任。

第三、实践中对于过错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并结合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在责任的认定过程中，考察行为人及其监护人双方的过错，此时的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只要有一人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就可以认定责任的成立。在责任的承担过程中，需要根据行为人自己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是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还是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此时的民事责任能力作为确定行为人与监护人内部责任关系的依据，是一种客观事实。

2．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具体内容

（1）对于过错而言，这里的过错仍然属于主观意识范畴，也就是说，此时的过错仍采用主观判断标准，考察当事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但这种考察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单独考察，而是考察行为人与其监护人的共同过错，只要有一方满足过错要求，就可以认定责任是确定存在的，行为人和其监护人就需要承担责任。

（2）对于责任主体而言，行为人及其监护人都是责任主体，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如果行为人能够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之一，则行为人就是责任主体，由其来承担责任；但如果行为人不能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那么就应该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以确保受害人的损害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得到补偿。但是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暂时的，只要行为人有了足以承担责任的能力（金钱）就需要返还给监护人。因此，二者虽同为责任主体，但行为人是第一位的，监护人是第二位的。

（3）对于民事责任能力而言，仅考查行为人单独的民事责任能力，而它的判断标准是双重的：对于财产责任，以行为人的财产状况为判断标准：行为人有独立的财产，就自行承担责任；没有独立的财产，还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如果行为人无过错而监护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暂为垫付，等到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金钱）后再返还给监护人。对于非财产责任，每个自然人都具有这种责任能力。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能够为损害行为，就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周枬．.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研究[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5．[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第2篇：法律认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刑事责任能力法律关系评定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多于青壮年缓慢起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障碍及精神活动不协调。在我国，精神分裂症是涉及各种法律问题最多的一组疾病，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中约占70%。患者往往受精神症状的支配，常常出现伤害、凶杀、、放火等严重危害的行为，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涉及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有的因外伤或其它原因而发病，而涉及法律关系评定问题。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精神分裂症概述

精神分裂症属于内因性疾病。一般认为，遗传、个性缺陷等内在病理因素是导致发病的主要原因，而躯体因素、社会因素等外在因素是诱发原因。

该症患者通常意识清晰、智能良好，有的病人在疾病过程中可出现认知功能损害。其病程分持续进行和间断发作两种形式。持续进行者病程往往迁延不愈，逐渐呈精神衰退状态。间断发作者在病情发作一段时间后，间隔以缓解期，缓解期精神活动可基本恢复正常，也可遗留一定的精神症状或精神缺损。但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多，部分患者可逐渐出现精神衰退；也有的仅发作一次，缓解后不再发作且无精神缺损者。

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刑事责任能力指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对所实施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的辨认能力以及有意识的控制能力。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且精神正常的人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对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我国《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医学要件，即必须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学要件，即造成危害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或控制能力。据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有以下三种分法：

（一）无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且作案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或者患者处于衰退期，精神活动不稳或残余病态观念诱使，可能作出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在这些情况下，该患者不负刑事责任，即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即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这些能力有所减弱的，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但作案行为与精神症状不直接相关；或间歇期缓解不全，遗留不同程度后遗症的。在这些情况下作案，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削弱，应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间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间歇期且无任何后遗症状；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缓解，病程完全平息，在这些情况下，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应评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以上只是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一般原则，但每个安静都具有特殊性，要具体案件具体，依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精神，首先确定医学诊断，明确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何种病程阶段。然后分析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与作案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因果关系进行评定。

三、精神分裂症法律关系的评定

法律关系是指公民涉及的精神损害及相关的问题。精神损害是人体受机械、理化、生物或心理等致病因素作用后出现的精神障碍。法律关系的评定将直接关系到对加害人的法律责任及赔偿问题。其评定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精神损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

如果重度颅脑损伤以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或分裂症样精神病，应评定为重伤。后果较轻的，可根据实践情况评定为轻伤或轻微伤。需要注意的是，对颅脑损害所致精神障碍程度评定，一般需由损失起经过半年以上的观察后方可作出评定。

（二）精神损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

由于精神损害的特殊性，在评定只有间接因果关系的案件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伤害后果、过错原则等具体情况，全面，综合评定。如果轻微或轻度颅脑损伤，或躯体损伤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则可参照《人体轻微伤的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作出相应评定。如果精神创伤后出现精神分裂症且两者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则可评定为轻微伤，但加害人必须承担“一次性”精神损害赔偿金。

由于关系的评定十分复杂，而我国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只能根据“伤”与“病”的关系，并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文，实事求是地作出评定。

结语

精神分裂症是典型且高发的精神疾病，同时也是涉及各种法律最多的一组疾病。有效地探讨和精神分裂症及其刑事责任能力和法律关系等相关问题，不仅能推动我国司法实践中各种相关问题的解决，也能保障广大公民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合法利益，更能推动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进而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

1、《司法精神病学》曾绪承主编群众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2、《司法精神医学基础》郑瞻培主编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林准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4、《精神病人的法律能力》孙东东主编出版社1992年版

第3篇：法律认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原因国际法解决途径

"人民币升值论"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提出指控。2009年来，西方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陈年旧调再次喧嚣尘上。西方国家不厌其烦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美国。长期以来，美国以美中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力促人民币升值，尽管美国明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明显改善其国际贸易状况，但仍然不遗余力地促压人民币升值，原因在于：一是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打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削弱中国同美国的议价能力；二是通过促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全球热钱引入中国，吹大中国国内资产泡沫，并在泡沫顶峰时反手做空，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日本。

2.欧盟。相对于美国而言，欧盟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但自2007年初开始，欧盟的态度一度超越美国变得异常强硬。欧盟之所以突然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于人民币虽然兑美元升值，但相对于美元兑欧元的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欧元同样是贬值的。这一方面增加了欧盟成员国对华出口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使得中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比进入美国更容易，其结果是欧中之间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为减少贸易逆差，欧盟选择联手美国共同压迫人民币升值。

3.日本。与美国、欧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以2008年商务部统计为例，截至2008年10月，日本一直居于中国前10大贸易逆差来源地第3名，仅次于我国台湾和韩国。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在于贸易差额问题，而是争夺亚洲领导权以及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合力压迫人民币升值并乐此不彼，归根结底就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如果我们贸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必将给我国经济各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在世界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出口一度萎缩，此时提高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对出口的又一沉重打击。

第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R&D）和服务业为主来讲，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整体环境依然并不乐观，这对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国际游资而言，具有升值预期以及进入相对安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国际游资由于具有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的特点，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潜的在冲击。况且，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直接产生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自主性的国际法依据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国家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与平等的特性，而国家货币就是国家在处理国内外一切与货币事务相关领域的体现。传统上，国家可独立自主地应用本国的货币，原则上他国不得干涉与反对。但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各国之间在行使本国货币时不仅要综合考虑本国的各种因素，还要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

IMF作为限制和协调各国对外行使货币的专业国际组织，它规定：凡是加入IMF的成员国就意味着该国同意授权IMF行使原只属于各国的部分货币，从而使各国原有的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宗旨和章程的约束，承担IMF协定中相应的义务，比如在外汇安排、汇兑措施、国际收支和划拨等方面的义务。表面上看，这种让渡会使国家的货币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时，国家在让渡自身部分货币的同时却又能对等地享有、获得来自他国相应的货币的补充。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让渡是以平等互利为前提和基础，就意味着国家不会丧失本国货币的自主性。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承诺是保证履行IMF协定第8条款项下的义务，即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而这一早已完全兑现。因此，当前我国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在已经履行了IMF协定义务的基础上，遵照其要求进行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理由对之加以指责和干涉。这也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自主运用汇率制度的权利。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化解决途径

针对西方国家无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IMF为人民币汇率争端解决的主要机制。近年来，西方国家因为IMF执行措施的力度没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硬，试图舍弃IMF而寻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汇率义务本该由IMF来衡量，不能因IMF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就该另起炉灶。因此，西方国家的这种打算是避轻就重，试图滥用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我国政府应该表明西方国家援用WTO的有关协议来挑战我国汇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协定的规定及其管辖权于不顾，既有违于IMF和WTO在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本身的规定。

第二，详细研究IMF有关货币汇率的争端解决机制。IMF成员国关于汇率争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争议成员国将投诉或争议提交IMF理事会或IMF执行董事会审议；成员国对IMF或成员国之间对《IMF》条文解释产生争议，则提交IMF执行董事会裁决；如果执行董事会所审议或裁决的投诉和争议与某一无权单独指派执行董事的成员国有关，该成员国可以派代表列席会议，执行董事会也可以对该成员国提出此种要求；与《IMF协定》解释争议有关的成员国对于执行董事会的裁决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该裁决作出后的3个月内要求将该争议再提交IMF理事会作最后裁决。这些磋商程序看似简单，然而应用起来却无比复杂，因此，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把握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主动权，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1]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温建东.从IMF和WTO规定看人民币汇率[J].金融研究,2004,(6).

[3]陈斌彬.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法性[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

[4]方蕾.对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指控的国际法解读[J],经济研究导刊,2006(6).

第4篇：法律认识论文范文

从题目中看出，甲、乙之间应为“好意施惠关系”。好意施惠关系指当事人之间无意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由当事人一方基于良好的道德风尚实施的使另一方受恩惠的关系。其旨在增进情谊的行为。好意施惠关系是德国判例学说上的概念（Gefalligkeitsverhaltnis），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将此译为“好意施惠关系”黄立先生译为“施惠关系”。好意施惠关系在我国民法上未设规定，实务上亦无判例可供借鉴。大陆学者对此也鲜有研究，只有王泽鉴先生在其所著的《债法原理（一）》中对好意施惠关系有所论述。

一、好意施惠关系判断标准

法律行为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如买卖、借款、承揽合同等，都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行为虽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但人基于内心的意思而发生的行为，未必都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是指人基于内心欲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而表示在外的行为。

与法律行为不同，好意施惠的行为也是基于一定的意思而表示在外的行为，但行为人不具有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效果意思。债的关系与好意施惠关系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负法律上义务的意思。但在实务中，经常难以区分，通常有偿的约定应当认为是债的关系；而无偿的约定，应当看受益人的相对人，对该约定有无特别利益而定，如借贷、赠与、委任、寄托等。若当事人并无受其约定拘束之意，则为好意施惠关系，如约定让亲友搭乘顺车至某地，受同事或友人嘱咐代购某物，邀请友人散步或参加宴会等。在无偿的约定情形，当事人究竟有无受拘束之意，亦即究竟意在成立合同，或仅为好意施惠关系，应解释当事人的意思，斟酌交易习惯与诚实信用原则及当事人的利益，从相对人的观点加以认定。

二、好意施惠关系履行请求权

1、相对人无给付请求权。好意施惠关系并不是合同关系，无法律上的拘束力，当事人之间不产生债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发生给付请求权。如甲答应乙于某日顺路搭乘其车去A地，乙不因此取得要求甲载其去A地的请求权。

2、好意施惠的施惠者不为履行或不为完全履行，对相对人所受损害，不负不完全给付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否应负侵权责任则应视具体情形由个案予以认定。

（1）好意施惠的施惠方，因其故意或过失侵害他方的权利，原则上仍应就其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负损害赔偿责任，但过失应就个案进行合理认定。如让亲友搭乘顺车，施惠人驾车违规发生车祸致搭车人受伤，仍应依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有观点认为，好意施惠属于“无偿”，应于施惠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下负损害之责。王泽鉴先生认为：好意施惠关系，尤其是在搭便车的情形，好意施惠的施惠人原则上仍应就其“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负损害赔偿责任，惟过失应就个案合理认定之。对他人生命身体健康的注意义务，不能因其为好意施惠而为减轻，将其限于故意事重大过失。王先生的观点资值赞同。

第5篇：法律认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罚金刑；直接责任人员

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或者由负责人决定，由单位直接负责人员具体实施的犯罪。1987年我国首次在《海关法》中确认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1997年在刑法全面修订中，单位犯罪作为一种与自然人犯罪并列的犯罪种类被正式确立。鉴于单位犯罪在当时是一个新课题，所以在制度构建方面基本上沿用了关于自然人犯罪的相关规定，这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理论争议和实践困惑，本文所涉及的自首制度即为其中一例。

一、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确立依据

（一）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

关于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自首制度，单位自首和自然人自首有何差别？目前现行刑法并无明确规定。《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那么，单位能否成为自首的主体，经过近年来学界的热烈讨论，基本形成两派观点：

肯定论者赞成在刑法中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他们认为，刑法并无明文规定单位犯罪不可以成立自首，因而其对自首制度的有关规定应对所有犯罪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①单位犯罪作为一种法定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接受刑罚处罚，同样也应享有自首从宽的权利与机会，单位自首同时也体现出了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此，单位也可以成为自首的主体。与此相反的是，否定论者认为法律上规定自首的主体是“罪犯”，故自首很难直接适用于犯罪的单位。②从刑法的相关条文规定来看，对自首者的称谓是“犯罪分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因此，现有的自首制度都是针对自然人犯罪而言的。作为无生命特征的单位，单位本身不具有思维特征，既不可能自动投案也不可能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因此单位根本不可能实施自首行为，无法认定单位构成自首。单位无所谓自首，因而研究单位自首问题毫无意义。

（二）确立单位犯罪自首的理由

自首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为自然人犯罪所设立的，单位是无生命的社会组织体，既不可能自动投案，也不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单位犯罪不能简单适用自然人的自首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否定论者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尽管刑法条文及其现有的司法解释并未提及单位犯罪自首，这并不表明单位犯罪就不存在自首，这也正体现了法律与事实之差别。那么，成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有何依据？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考虑：

首先，单位犯罪自首贯彻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刑法没有提及单位犯罪自首，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自首制度的规定具有普遍的适用效力，即它不仅适用于自然人，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单位。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既然刑法也承认了单位可以作为犯罪的主体而存在，那么，根据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对单位犯罪后有自首情节的当然也应该从宽。正因为对犯罪自首制度的狭义理解，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自首行为如何认定，量刑如何操作却总感觉无法可依，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做到罪刑相适应，才能真正体现国家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

其次，确立单位犯罪自首是犯罪侦查工作的需要。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相比，它们往往有一层“合法的外衣”来从事生产经营，有着更强的隐蔽性，因而侦查机关的办案周期更长，难度更大。通过设立单位犯罪自首立功制度，可促使单位相关责任人员认识到单位的犯罪行为，从而减少侦查机关的工作量和破案难度，节约侦查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再次，确立单位犯罪自首也是预防单位犯罪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犯罪在短时期内有上升的趋势。如何控制、预防单位犯罪的发生，单纯依靠刑罚打击无法起到预期的效果，应对单位犯罪加以区分，对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单位犯罪，应从宽处罚，体现宽严相济、惩教结合的立法精神。从而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教育、争取了绝大多数，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最后，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已为司法解释所确认。尽管学者们对刑法第六十七条关于自首者的称谓尚存在疑义，刑法总则也有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从现有的司法解释来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在特定领域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例如，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联合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办理单位走私犯罪案件中对单位集体决定自首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首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③

二、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要素

单位犯罪，是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行为，单位自首作为单位犯罪后的忏悔行为，当然也是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那么由谁决定单位的自首意志呢？笔者以为，必须是单位的决策层通过决策惯例形成并以一定的形式做出意思表示，才能代表单位意志。如果只是一般的涉案人员哪怕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自首行为，只能认定是个人自首，而不是单位自首。这也是单位自首与个人自首的本质区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是单位法定代表人做出的决定，该如何认定呢？笔者以为，以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做出的自首，原则上也应当认定是单位自首。因此，认定单位自首，须将单位犯罪与自首制度结合起来，单位自首兼有这两种制度的特征，因而对它的认定有所区别于对一般自然人自首的认定。单位犯罪是由单位与单位中的自然人一体化实施的，单位自首的认定也应当体现一体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自首行为，一般可导致对单位自首的认定。因此，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主动投案

犯罪单位在实施犯罪之后至归案之前，出于其集体的意志主动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该单位实施了特定的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和审判的行为。由于犯罪单位本身无法投案，因此，犯罪单位主动投案只能由代表单位的自然人进行。自动投案的实施者只能是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能是单位本身。既然刑法将上述人员的有关犯罪行为作为单位犯罪处理，其自动投案行为实质上也代表了单位。

（二）必须如实交代单位的罪行

代表犯罪单位主动投案的被委派人或者能够代表单位意志的负责人必须将单位所实施的全部罪行如实交代，而不是仅交代部分罪行或者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的自然人自身的罪行。如果能代表单位意志的负责人在接受有关机关的调查询问，或者因他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单位犯罪事实的，也应认定为单位自首。

（三）以单位的意志实施自首行为

单位意志是指，经犯罪单位集体研究做出的决定或者能够代表单位意志的负责人做出的决定，并且向有关机关投案。如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决定即可以代表单位意志。关于单位意志的认定是单位自首之关键所在，它必须是单位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即以单位的名义，且经过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其负责人员决定，如果单位内部在自首问题上有异议，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认定。在认定单位犯罪自首时应注意，在判决书中应明确记载成立自首的是单位而非自动投案人员，以示与自然人自首的区别。

三、单位犯罪自首的适用情形

结合单位自首的成立条件，笔者将单位自首的常见情形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单位犯罪以后，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经授权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单位犯罪的事实，应当认定单位自首，其他实施单位犯罪的人员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的，也成立自首。如果单位犯罪中有的自然人拒不到案或到案后不如实交代罪行的，对其不予认定自首。

第二，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先行投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负责人到案后亦能如实交代罪行的，可以单位自首论。如果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负责人拒不到案，或者到案后不如实交代罪行，则只能认定自动投案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成立自首。

第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负责人先行投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拒不到案，或到案后拒不如实交代的，单位成立自首，投案的主管人员或负责人也应认定为自首，但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能认定为自首。

第四，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动投案，且在侦查、阶段如实供述，但在庭审阶段均翻供的，单位不成立自首，自然人也不应认定为自首；如果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翻供，但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翻供的，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不成立自首，但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仍可视为自首；如果仅仅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翻供的，不影响对单位自首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首的认定。

第五，如果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单位犯罪，该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且如实交代的，单位成立自首，其个人也应认定为自首；如果后来翻供，其个人不能认定为自首，但是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不影响对单位自首的认定。④

四、单位犯罪自首的例外情形

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据此，我们同样可以对单位犯罪的例外情形做如下理解：

首先，犯罪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逃跑或翻供的，不能认定单位自首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个人自首，但不影响同案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个人自首成立与否的认定。

其次，如果是同案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逃跑或翻供的，对这些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能认定为个人自首但既不影响本已成立的单位犯罪自首的继续认定，也不影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个人自首的认定。

再次，对其中翻供的，如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同时能够供认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的，应认定个人自首，对其中有其他同案犯的，还应当供述其他同案犯所参与实施的全部罪行的才予认定个人自首。

第四，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只能认定其个人自首，不影响对单位和其他人员的自首认定。

第五，除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外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决定并实施单位犯罪行为，如果直接责任人员逃跑或翻供的，不能认定单位自首和直接责任人员个人自首。

最后，对存在同案犯的，如果直接责任人员中主犯逃跑或翻供，不能认定单位自首和主犯个人自首，但不影响从犯个人自首成立与否的认定。对其中翻供的，如直接责任人员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同时能够供认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的，应认定个人自首，对其中有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还应当供述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参与实施的全部罪行的才予认定个人自首。

需要说明的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基于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识错误，将本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投案并供述所谓的犯罪事实，由于缺乏犯罪这一基本前提，当然也不能认定为单位自首或个人自首。⑤

注释：

①叶巍，汪敏．自首制度新视界．审判研究．2000（9）．第24页．

②薛进展．单位犯罪刑罚的适用与思考．法学．2002（9）．第32页．

③张震宇．结合一起滥伐林木案谈单位犯罪自首问题．检察实践．2004（4）．第74页．

第6篇：法律认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学生在学校发生了伤害事故，尤其是体育伤害事故，学校是否应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的保障。妥善处理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正确认定事故责任，对于全面保障师生人身安全，维护正常体育教学秩序是非常重要的。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大中小学共有2亿多名在校学生，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群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全面发展学生素质的同时，学校体育更加受到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但是，近年来，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参加体育课内外活动和锻炼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同时，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学校体育改革的不断完善使体育选项课日渐增多，学校体育教学活动日趋丰富，而体育教学经费投入却相对不足，导致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缺乏、器械陈旧，难以满足教学的需求。加之教师责任心不强，或者专业水平偏低、教法不得当，或是课堂组织纪律松散等。使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日益增多，由此引发的纠纷及其索赔与日俱增，其事故不仅给学生及其家长带来不幸，也影响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不利于学校素质教育向更深层次推进，将会影响一代人的成长。因此，学校为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采取?肖极措施：缩小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空间、时间，拆除部分体育设施，禁止学生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取?肖有难度、有危险的体育项目等，学校进行“自我保护”的短视行为，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为此，2002年9月1日教育部颁布实施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的实施无疑将会有利于保障师生双方的利益，从而有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和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开展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研究与探讨，特别是有关法律责任方面的研究，对于澄清一些人的模糊认识，防范和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消除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范围、类型与原因

2．1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

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是指学生在学校体育活动中(包括体育教学、课余训练、运动竞赛和课外体育活动)，所发生的学生实质性的人身伤害或死亡事故。

2．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范围

2002年出台的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条明确了学生伤害事故的范围：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规定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也适用这一范围。学校体育是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重灾区，这是由于学校体育本身所特有的活动性、对抗性、冒险性等特点所决定的。作为学校，在体育活动组织、管理过程中正确履行了职责，合理注意应尽的义务，与学生发生的伤害没有因果关系。一般来讲，轻微扭伤、搓伤、拉伤、碰伤、摔伤等体育运动中常见的损伤，若非他人故意侵犯所致，都不应列入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讨论和研究范畴。

2．3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在学校正常的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2)非授课时间(即课问休息或课外活动时)学生在校园内进行身体活动时的伤害事故；(3)由于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学生身体伤害事故；(4)由于教师的不当教育行为对学生身体造成的伤害事故。

2．4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

对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第一，从观念层面来看，体育教学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学校体育管理人员，有关的教学人员，以及学生自身对这类问题的重视不够从而出现思想上的麻痹和疏忽，造成对教学中的一些关键环节的忽视，从而诱发事故发生。从大量的实例来看，很多体育教学伤害事故都与思想观念上的麻痹松弛有关。

第二，从制度层面看，目前我国针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尚不够完善，现实的针对性还不够。从目前体育教学中可以作为规范的法律法规来看，可以引以为据的仅有《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办法》。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体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宪法》等，虽然有部分条款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有关，但毕竟缺乏直接的现实针对性。这就造成了一旦发生体育教学伤害事故，很难找到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的依据。这种状况，不仅对学术体育教学不利，而也对事故中受伤害者不利。此外，在学校体育事故的管理体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完善之处，还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为防范和处理伤害事故造成了障碍。

第三，从器物层面看，我国经过了20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国家对教育投入不断增加，教学的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随着各个大专院校不断扩招，有关方面对学校体育教学方面的投入就显得相对滞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体育教学经费投入的不足，导致了学校体育场地、体育设施缺乏，器械陈旧，难以满足教学的需求。在客观上，这形成了诱发事故的潜在因素。

3　过错责任原则是认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基础

在我国民法理论中，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是由过锚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所构成的。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行为人的过错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是行为人因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办法》第8条第2款规定：“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学生的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以看出，目前学生伤害事故责任采用的是过错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学校对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有过错，才能负损害赔偿责任。那么，目前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法规的界定，应根据民法及《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其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来认定事故的责任归属，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发生体育伤害事故，都一律由学校承担，这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事故的发生，学校如有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如没有过错，一般情况下，不承担责任或分担责任。如因学生本人的过错，或其他学生对该学生的伤害有过错，而且学校不存在管理、教育不当的问题，学校也不承担责任，而由过错者承担。这符合民法的公平、公正的原则。

4　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

因学校在人员构成上有群体性，在教育活动安排上具有多样性，在教育时间上具有相对持久性，在教育群体构成上具有复杂性。学校教育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不可避免性。根据民法和《办法》的有关规定，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一般情况下大体有以下3种：

4．1学校直接责任事故

学校的过失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学校承担责任的客观依据。对于这类事故，学校要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1)学校有关人员玩忽职守，致使运动场馆、房屋倒塌；(2)体育教师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3)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校未能落实安全保护措施，或教师违反教学大纲、教学常规；(4)在学校课外活动或组织的社会体育实践活动中，指导教师实施了错误的指导；(5)学校体育设备、设施陈旧老化，或处置使用不当；(6)学校体育物品堆放或悬挂不当；(7)在正常体育教学时间内，教育人员撤离工作岗位；(8)在学校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中，有关人员玩忽职守，没有履行教育管理职责；(9)学校体育活动中，组织者卫生工作不力，造成食物中毒。

4．2学校间接责任事故

这类事故一般不在学校内发生，而是在学生之间，或学生本人，或其它一些非学校因素等，但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学校由于某些过错或措施不力，客观上为事故的发生或伤害程度的加重提供了条件，对于这类事故，主要应由肇事方的法定监护人或肇事方承担主要责任，学校可视具体情况承担责任：(1)学校或有关教育人员在教育过程中有某些过失，但不直接导致学生伤害；(2)在正常的体育教学时间内，教师随意让学生中途离开；(3)在课外活动或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学校未安排有关人员值班．或有关人员不负责任，撤离岗位，这期间学生相互打闹、游戏失手或活动不慎引起伤害；(4)在学校组织的校外体育活动中，事故的直接责任为校外部门，但学校组织管理措施有不完善之处；(5)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没有及时将受伤学生送往医院，或采取其他必要的医疗救护措施，由此延误病情或导致伤害加重；(6)有关人员对活动场所内已发生的打架斗殴事件没有及时制止，致使伤害程度加重。

4．3学校无责任事故

学校在事故发生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承担任何责任：①活动中不能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情况；②学生体质特殊或疾病复发，学校事先又未得到家长和学生的通知；③学校和有关教育人员的教育方法完全正确合理，学生却在活动场所内自伤、自杀；④事故尽管发生在校内，但纯属学生违犯纪律引起．并在此事件中学校能证明没有任何过失；⑤学生在往返活动场所的路t：发生交通事故；⑥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肇事原因纯属学校以外的其他因素，并且学校组织措施得力，有关人员尽到教育管理责任；⑦事故尽管发生在活动场所，但纯属校外人员私自闯人寻衅闹事，扰乱正常教学秩序。

4．4学生的责任认定

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年满l8周岁的公民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建立从事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未满18周岁的公民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由其代替未成年人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学生的责任承担者可分为未成年人学生监护人与成年学生两类。

学生在学校应遵守的规则，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6条规定：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应根据自身的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险。第7条第1款规定：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学生若未履行应尽的职责，违反了学校规定的“注意义务”，或未成年学生监护人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未尽“配合义务”，则认为学生或其监护人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责任。学校若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未成年学生的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成人学生的责任则应由本人承担，但考虑到学生的特殊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1条规定，学生致人损害时年满18岁的，应当有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扶养人垫付，垫付有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调解延期给付。

在学生的责任范围里，如果学生和学校双方都存在过错，也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都无过错的意外伤害事故，也同样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双方分担相应的责任。

5　结论与建议

5．1体育活动本身存在的危险性、对抗性，教师和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场地器材条件差，缺乏必要的义务监督等等都是造成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

5．2学校不能以牺牲大多数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来避免个别学生发生一些正常的意外事故，这样得不偿失，对提升学生的素质水平毫无益处。

5．3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应坚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量力而行、科学锻炼的原则，学校应真正加强对体育活动的医务监督和严密有效的组织管理，提高学生对运动危险的预见性，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7篇：法律认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法律地位

一、隐名出资人的法律特征

(1)投资主体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为，对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上的股东不一致。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通常采用二元标准来判断，即要有实质要件，如股东出资，也要有形式要件，如公司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明确的记载。只有同时符合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我们一般才认定为股东，而隐名出资人却只符合实质要件，显名股东也只符合形式要件，出现了其投资主体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有关股东资格认定、出资瑕疵、股权转让等问题的产生和处理的复杂性。

(2)出资标的具有特殊性。隐名出资人出资的标的主要为货币或者不以登记为产权转移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等，隐名出资人之所以采用隐名方式，就是不想暴露其真实身份，若隐名出资人以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等出资，则必须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这样就与隐名投资人采取隐名投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以登记产权转移为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技术就不能进行出资。

(3)隐名出资人主体资格具有多样性，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尤其是外商隐名投资。由于我国目前对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还实行严格的准人制度，所以很多外商投资者便采用了隐名出资的形式用来规避法律，达成投资的目的。

二、隐名出资人引起的法律问题

隐名出资人是或出于规避法律的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目的，或出于投资行为效益最大化的考虑而采取的投资策略。由于政策导向、立法宗旨有所不同，制度设计及立法技术存在区别，各国立法对于隐名股东法律地位的态度也各异。在英美等国，由于信托制度非常发达，股权信托的情形非常普遍，通过股权信托的方式建立的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关系是为法律所认可的。有的国家如韩国，法律规定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是共权共责的，实际上承认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而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没有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既没肯定其合法性，亦无禁止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隐名出资人在公司法上不具有任何权利，一般不承认其股东资格，对隐名出资人的保护仅以其和显名股东之间成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依合同关系加以保护。

关于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在理论和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实质说”，即认为隐名出资人应认定为股东，其理论依据在于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主张应探求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以外在表示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依照这种观点，实际出资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依据。另一种是“形式说”，即以显名出资人为公司股东并否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其理论依据在于公司法上的行为是团体，坚持外观主义更符合商业交易外观公示的需要，更有利于维护公司治理的以及对外关系的明确。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亦存在片面性，对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认定，在公司中应当区别对内对外关系而适用不同的规则。

其一，在对内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关系，二者之间一般存在事先约定，不管是否订立书面合同，一般应认定构成合同关系，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的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没有本质区别，只要双方意思一致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公司内部，这种契约改变的仅仅是公司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而已，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只要这种契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属善意，就应该确认该契约的法律效力，从而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如果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问或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则应尊重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此种情况下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彼此之间的纠纷按照股东关系或股东与公司关系来处理。

其二，在对外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对公司其他股东或第三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不予认定，应遵循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原则，赋予公司股东登记簿或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显名股东以股东资格，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的稳定。如果公司债权人诉请出资不足的股东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应根据公司登记记载为准来认定显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由其来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显名股东在清偿后可获得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该种观点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有使隐名出资者规避法律之嫌。此种情况，应认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为合伙关系，承担连带责任以来更好的保护善意第三人，防止隐名出资人规避法律。

三、隐名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

(1)在与公司的关系中，一方面，股东权利的享有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也就是说盈余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作为隐名出资人一般是不能享有的，因为若法律确认此种情形下投资人具有股东身份，就等于是为其规避法律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规避法律行为合法化。这种情形下隐名出资人不能被认定为公司股东，当然就不享有公司的股东权利。但隐名出资人毕竟进行的是一种投资行为，隐名出资人虽然没有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中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但其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享有公司收益的回报，隐名出资人可以依据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投资合同来控制显名股东从而间接行使股东权利。另一方面，股东责任的承担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但毕竟收益归隐名出资人，故在对公司的责任上，应承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防止隐名出资人抽逃资金或作出有害于公司的其他行为。:

第8篇：法律认识论文范文

[案情]语文教师胡甲在文学杂志上看到钱乙发表的一组诗歌，颇为欣赏，就复印了一百份作为文学辅助材料发给了学生。胡甲又将钱乙的这组诗歌逐段加以评析。写成文章后投到刊物上发表。钱乙得知后，认为胡甲未经自己许可，擅自复印、使用其作品，在其评论文章中全文引用了自己的诗歌，是对自己著作权的侵权行为，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胡甲的行为是否侵犯了钱乙的著作权？为什么？

[答案与分析]胡甲的行为是合理使用，不侵犯钱乙的著作权。理由如下；根据《著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著作权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是指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阻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的行为。合理使用需具备两个条件：（1）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他人未发表的作品不得擅自使用。（2）非营利目的，而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为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使用。《著作权法》第22条列举了合理使用的十二种情况其中第2款“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第6款“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本案中，钱乙的诗歌已公开发表，胡甲是为教学需要复印了一百本，非营利为目的，且复印较少，应属合理使用的范围。胡甲在评论文章中全文引用了钱乙的诗歌，是否就构成侵权呢？也不是，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7条的规定：合理使用中的适当引用应具备三个条件；（1）引用目的仅限于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2）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3）不得损害极引用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本案中，胡甲是因评论钱乙的文章而引用其作品的，而目因为诗歌是一种短小精悍的文学体裁，只有逐段加以评论才能全面地以映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虽是全文引用但不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部分，胡甲的行为是合法的合理使用，钱乙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小结]注意区分合理使用与侵权行为的界限，合理使用属合法行为受法律保护；侵权行为是百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区分两者的关键一是是否已发表的作品，二是是否以营利为目的。

第9篇：法律认识论文范文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权利论；应然权理论；公民环境权论

一、公民环境权研究的现状

自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环境权初探》以来，关于环境权的讨论至今已有25年。众多学者都加人了环境权的大辩论，而且大部分关于环境权的论文都涉及到公民环境权论题。关于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我国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公民环境权定位为法律权利;90年代，又有学者将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定位为人权、应然权利和基本权利;21世纪初，又有学者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习惯权利。

1.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公民环境权的法律权利论的代表是蔡守秋。早在1982年，蔡先生就分析了环境权的产生过程，并得出下述三个结论:第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环境权的提出是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必然产物;把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环境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一种发展趋势;环境权这个规范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第二，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环境权表现为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第三，有关环境权的理论正处于发展时期，我国的法学工作都应该为建立环境权的科学理论作出贡献。总之，蔡先生将环境权视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弱势地承认了环境权与人权的关联。在他看来，环境权只是在发生学上与人权相连，其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

2.20世纪90年代的应然权利论

20世纪90年代应然权利论的代表是吕忠梅教授和陈泉生教授。吕教授从传统法律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出发，将环境权视为一种应有权利。用她的话来说:“环境权是为克服和弥补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缺陷和不足而产生的一项新的权利。”吕教授主张，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吕教授的环境权利理论设计倾向于将环境权具体化，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她实质上将环境权民事权利化。

3.21世纪初期的公民环境权学说

公德近是21世纪公民环境权论的一位代表，在谷德近看来，环境权的实质是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他因而反对把自然、后代和人类整体视为环境权的主体。他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他眼中的习惯权利是一种制度事实，由约定俗成的生活规则支撑。公民环境权只能是习惯权利的理由有:(1)环境权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2)环境权依靠社会习惯得以保障。

徐祥民教授是义务先定论的代表，义务先定论者则从根本上否定公民环境权的存在，主张环境权是一种以环境义务的先行履行为存在条件的人类权利。。在徐教授看来，公民环境权论者所论述的以对环境要素和环境功能的使用为内容的环境使用权，都可以归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公民环境权论者所主张的公民环境权不能构成对那些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权利的制约。徐教授主张，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是以自负义务的履行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在他看来，人权发展的历史经过了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三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自山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妨碍的义务，生存权的实现要求国家或社会积极地提供保障，而环境权是自得权，是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所谓自得就是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等待其他主体来提供方便，也不需要排除来自其他主体的妨碍。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因此，在徐教授看来，现有的环境保护法以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为实现保护环境目的的手段是正确的。

二、关于公民环境权研究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