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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学教育体系知识主体
教育是由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学思想和教学法构成的,因此关于教育和教学的讨论多半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对于大多数学科来说,学科本身的定义是清晰的,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历史学等;但建筑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上述学科一样,建筑学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建筑学的研究对象和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并不是非常明确,如建筑是艺术、建筑是建造、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以及建筑是符号象征等,因此建筑学的知识主体既包含了造型艺术的法则又包括了工程技术的知识。从历史发展来看,建筑学学科最初是在艺术院系里,后来又全球性地移至工程学院,接着又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建筑学的基础知识也由于自身概念的拓宽而不断增加。虽然建筑教育和建筑实践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建筑学的含义不仅仅是建筑本身;由于建筑学的学科概念的含混,对其研究对象的讨论一直是建筑理论讨论的重点之一,每一次对建筑学的大讨论都引发了对建筑教育的重新思考。
我国建筑学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并且是在西方建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发展,走出了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在当今信息交流十分频繁的年代,建筑教育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日趋频繁,作为交流和学习的基础应当对建筑教育的特点作一次深刻的探讨。
一、传统建筑概念与建筑学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的传统建筑己有4000多年的历史,并在世界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然而,把建筑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筑学和与其相应的建筑教育在中国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其中缘故值得思考。
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中国历史和中国建筑史,了解中国传统“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和发展脉络,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建筑的概念和现在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首先,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建筑的角色是“器”,主要存在的价值是“功用”。作为器的建筑产生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内部空间,也就是说,建筑仅是建造活动的客体,内部空间才是整个建造活动的目的。因此,建筑的外形仅是一个媒介或载体,通过载体达到“功用”的目的。其次,作为“器具”的建筑有等级之分,而划定等级的原则取决于“器具”使用者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个等级是建筑形式、类型的基础,通过建筑的平面、屋顶样式、建筑用材和用色等方面体现出来。再者,中国传统建筑以木构为主,建造者主要是木匠。由于建筑形式预先由建筑类型而定,类型直接取决于主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所谓“设计”工作也就是选择类型和解决建造问题。这样的“设计”工作与西方传统概念上的设计工作是不同的。因此,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没有建筑师这个角色,起主要作用的是木匠中的大师傅。工地上的参照物是由大师傅根据建筑的类型和所备的建筑材料制作的建筑木构模型;建造过程中如遇问题,现场解决。此外,中国传统建筑的彩画画幅主要取决于结构构件的形状,表现的和西方建筑室内的绘画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的画面和结构构件合二为一,后者绘画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综上分析,从建筑学的意义上看,中国传统建筑的概念和西方建筑的概念存在本质的差异。建筑在西方是西方艺术三大门类之一,即绘画、雕塑和建筑;而中国的传统建筑本质上是“器”不是“艺”,没有获得与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同等的地位而成为艺术的一个分支。造房子所需要的“技能”没能作为“学问”,“建筑形式”的美主要源自于技术和构造,而不是源自于以形式为目的的设计,建筑物本身并没有向西方建筑那样成为美学讨论的对象。几千年来直至上个世纪初,中国没有建筑师,因而也就没有为此而专门设立的学校和建筑教育;建筑技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式的传授体系。中国传统建筑业没有产生出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建筑本身落后,而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上对建筑的定位不足以产生建筑师。20世纪初,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新事物和新学科也随之进来,“西学东进”是当时的潮流;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了建筑师的职业和建筑设计的概念。因此,尽管中国建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建筑学仍是一个新的学科。
二、回顾建筑教育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所建筑院系正式诞生于1927年,即现在的东南大学建筑系,其教员和系主任都是由回国的留学生组成[1]。上世纪初,清政府有组织地派送中国留学生出去学习,建筑学也是其中之一。据史料记载,在出国留学生中学建筑的有55人;其中40人去了美国[2]。学成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返回祖国,开办了事务所,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并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建筑院系。显然,由于所受建筑启蒙教育的原因,对建筑学的理解一开始就是以西方传统建筑学的观念为基础,以理解西方古典建筑的方法去理解建筑事物,并且以此解释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建筑。因此,第一代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以及“民族特征”的解释和西方建筑师的理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地道”与否的差异。这一观点无论从他们的作品中或对中国建筑形式的分析上都明显反映出来[3]。
这样,建筑的概念由“器”而转成“艺”,成了学问的对象。建筑是艺术的地位在建筑院系里得到普遍承认,这和西方传统建筑学是一致的。作为艺术的建筑,其形式(外观)就变得尤其重要,所以对形式的研习就成了设计训练中的中心内容,也成了建筑教育的主要内容[4]。由于对建筑概念的理解是西方的,因此学习建筑、认知建筑的手段也是西方的。例如建筑设计初步课,对建筑的理解和学习方法基本上是西方传统建筑学的方法,从研习古典建筑开始,学习的方法是渲染,目的是通过长时间的描绘领会古典建筑精髓的几何关系和形式美的原则。西方古典建筑学由于阿尔伯蒂(Arberti)和帕拉蒂奥(Pladio)的贡献,形成了一整套形式美的生成方法作为设计的原则。然而,有意思的是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习也使用了相同的办法,但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产生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图纸上看到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立面是木构件搭接中空间关系的平面投形,“立面”本身并不存在。因此,所谓立面的比例、几何关系等没有实质意义,这种作为认知的学习方法导致了对中国传统建筑认知的形式化和表面化;也直接导致了建筑设计中对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化的设计方法。这种以渲染为基础的形式训练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其间虽然渲染的对象—建筑形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以渲染作为训练的手段并没有变,从“古典”建筑一直渲染到“现代”建筑[5]。表面上看,渲染作为训练工具并没有影响对新建筑形式的接受,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以这样的方法去理解“现代”建筑和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知,都存在着对“形式”的误解。这种事实道出了在建筑教育中对建筑学的理解和对建筑形式的认识和理解有偏差。以渲染为基础的形式训练对中国建筑教育的影响很大,而且根深蒂固。它已不仅仅是训练方法,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对建筑形式认知和对建筑学的理解。教学体系统一化、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等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之一,因此,在中国建筑教育的教学模式普遍大同小异。仔细分析,在建筑教育发展过程中似乎缺少了在建筑学中国化之后对建筑学知识主体的讨论,知识体系和教授方式存在问题。
三、建筑学与建筑教育
建筑教育应该建立在建筑学学科的基础之上,建筑教育模式应取决于对建筑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就西方建筑学而言,自维特鲁威(Vitruvius)开始试图回答建筑学的基本问题,阿尔帕蒂开始把建筑设计纳入学术领域,最后在巴黎美院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科理论和体系。事实上西方建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建筑事物的本体论和建筑设计的方法论,几千年来西方建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在回答“为什么这么做”的问题,同时也不断讨论“怎样做”的方法。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筑学最初延生在法国巴黎路易十四皇家学院,首先建筑是被作为艺术门类之一而被学院接受,并要求其有能阐述自身审美原则的理论,即必须有可用于直接教授的理论。巴黎美院是学术型机构,因此,对建筑学也要求要把它纳入可以接受的学术规范[6]。在巴黎美院里,建筑教育被分为两个部分:建筑设计理论和建筑设计训练。这两种不同的训练来自不同的教授群体,学院内的教授和学院外的建筑师。学生们在学院内学习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以及数学,同时要到建筑师工作室进行实际操作训练,并通过设计竞赛获得设计成绩。在学院内,建筑设计理论的美学基础是建筑艺术的普遍原则,即以阿里斯多德的美学原则为基础,形式美被提纯到美的定律,如对称、韵律、和谐和比例等。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优秀建筑的标准是固定的形式美的原则和范例,它建立在意义利文艺复兴文学和艺术作品之上。根据阿里斯多德形式美的普遍原则把美术从匠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把建筑师从工匠的地位提升到哲学家的地位[6]。
巴黎美院的教学模式之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直至1939年逐渐成为美国建筑教育的主流,正是由于它具备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7]。当中国大批建筑学留学生前往美国的时候,正是美国建筑教育盛行巴黎美院模式的时期,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又是以杰出的巴黎美院模式而著称。中国在美国的建筑学留学生中,比较集中的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2]。尤其是宾大建筑系的建筑设计课,有着完整的训练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了巴黎美院的设计原则。当时是帕尔·克瑞主管建筑设计教程,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学院派建筑设计师和教师。帕尔·克瑞对建筑形式构件分析的态度实际上是坚信古典的、无时间性和延续性,尽量避免认真地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要学生分析古典建筑的形式构件,并不重视形式的历史意义[7]。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教育模式对中国建筑教育模式的影响较大,严格地说,奠定中国建筑教育基础的是源自美国巴黎美院式的教育模式。
然而,巴黎美院的教学模式通过强调一般的、抽象的理论而不是特殊的、具体的实践,把建筑设计活动理论化,奠定了建筑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构成了建筑学的知识主体。这一点作为西方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始终保留在建筑学的学科之中。建筑理论作为建筑学的知识主体,是建筑设计思想源泉,也主导了建筑设计者的思维方式。但是,作为知识主体的建筑理论始终没有在中国建筑学的学术框架中占有相应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形式”“、风格”和“手法”。因此,也就造成了建筑形式构件的组合成了建筑设计的主要方法,对形式的敏感和反应成了主要的设计能力。形成了重视建筑设计(形式设计),忽视建筑理论的风气,甚至认为建筑理论形同空话,或把设计想法和设计手段与建筑理论混同起来。据此,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建筑教育源自巴黎美院”的看法有其不完全性,实际上是建筑“形式”的研习手法源自巴黎美院,但巴黎美院设定的关于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和学术规范并没有真正被中国建筑教育所接受。
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建筑教育自1939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着现代建筑的方向发展,原先巴黎美院古典建筑的研习手法被放弃了,但建筑学的基本概念和学术规范依然保留下来。
这种对建筑学知识主体理解的差异是中国建筑学和西方建筑学本质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不一定反映在建筑物的形式上,甚至也不反映在学院中设计课教学的成果上,但却反映在建筑教育的理论框架上和学术规范上。最终,形成了所谓建筑设计的学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一点是中国建筑教育和西方建筑教育最大的不同点,也就是对建筑学认识的不同点。
四、结语
在中国,当建筑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大学里教授之时,就已经打破了中国传统上对建筑事物的认识,建筑学不是建筑,建筑学的知识主体也不仅仅是建筑设计。也就是说,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基础,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虽然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建筑教育也已放弃了古典学习方法,但并没有开始建构规范的建筑学体系;由于最初对建筑学理解的偏差,导致了思维方式和认识论上的偏差。以这样的视角看西方建筑的发展历程,就很容易理解成是一部“风格”变换的历史;用同样的视角去看欧洲的现代建筑、后现代建筑以及美国的后现代建筑等,就只能感兴趣其形式的差异,或从形式的差异去理解名词的差异,并不能认真地去研究其根源。
因此,当务之急是健全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建立自己的建筑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为建筑学真正的中国化打下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郑定邦.国内早期建筑教育的开创.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44
[2]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1992.2,18,19
[3]中国建筑史.南京工学院建筑系.1980年7月版.182~185
[4]最初建筑作为土木工程的一个分支,在教学大纲里还有许多数学、力学和工程技术等不少课目。张镛森.关于中大建筑系创建的回忆.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43
[5]王文卿.基础教学话从头.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196~198
关键词:信息构建;网络时代;书评
一、信息构建的发展及研究现状
有些学者以Internet发展为背景,分前网络时期和网络时期两个阶段对信息构建进行研究。所谓前网络时期,是指从沃尔曼1975年提出信息构建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时期内,由于人们对Internet的依赖程度不高,信息构建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有关研究信息构建的文献数量很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信息经济已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增长点。一切信息资源,面临着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网络环境的巨大冲击,都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实现人们的利用需求。图书馆、档案馆等这些传统的信息服务机构在信息化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也以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这些新概念、新模式应运而生。而面对如此浩瀚的信息资源,人们感到的是巨量信息的压力与茫然,从而造成了信息焦虑和信息恐慌,而信息构建所强调的“使信息变得清晰可理解”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为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人们发现了信息构建在网络时代应用的巨大潜力,意识到必须从宏观的角度来对信息进行研究分析,信息构建开始倍受关注,有关信息构建的研究才开始迅速增长,并且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信息构建的网络时期。
《万维网的信息构建》由美国的两位具有图书馆学情报学背景的学者Rosenfeld L和Morville P在1998年完成,是万维网信息构建研究的开山之作, 2002年出版第2版。[1]Gilchrist A与Mahon B合著的《信息构建:以信息环境设计为目的》已于2004年出版。[2]主要论文有Andrew Dillon的《信息构建研究: 我们从何而来》,Jesse James Garrett的《日常事物的信息构建》,等等。而国内的最早关于信息构建 的两篇论文是在2001年12月由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理论方法与教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情报学术专业委员会举办的“新世纪初情报学学科建设、发展与应用研讨会”上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李箐和荣毅虹提交的, 当时只是对信息构建的出现及基本概念作了初步的探析。此次会议首次提出我国的信息构建研究问题。[1]周晓英教授在2002年首次在国内的情报学核心期刊上《信息构建———情报学研究的新热点》,在国内最先将信息构建 翻译为“信息构建”并得到情报学界的认同。[1]其他的文章有赖茂生的《关于信息构建的十个问题》,荣毅虹的博士论文《基于用户认知的网站信息构建研究》。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资助项目中有吉林大学毕强教授的“基于信息构建的网络信息空间智能导航方法研究及其测评”项目和人民大学周晓英教授的“政府网站的信息构建”项目,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博士点基金项目中有武汉大学张玉峰教授的“基于信息构建的智能导航机理研究”项目等。[2]从2000年起,美国信息科学技术学会(ASIST)已连续七年举办信息构建峰会。由此可见,信息构建已受到了国内外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学者的普遍关注。
转贴于 二、关于《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
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周晓英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以美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网站为例对有关政府网站的信息构建问题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后,编著的《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这部专著中,对信息构建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做了比较深入透彻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在2005年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并荣获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全书共分十一章,除第一章的绪论和最后一章的结语外,本书可分为九个主题:(1)信息构建和信息理解的关系模型;(2)信息集合的信息构建;(3)信息构建的基本过程和信息构建过程中信息状态的变化情况;(4)信息构建的内容与方法;(5)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的原理;(6)信息构建的基本原则;(7)信息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对情报学的影响;(8)信息构建的应用前景;(9)WEB站点信息构建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在政府网站中的实现。
对该论著的介绍不是本文的任务,佳肴要自己去品尝。笔者在这里仅谈几个写作特点,也是本论著的优点,以和大家共勉。
(一)采用多种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信息构建理论及其它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和问题,从而得出科学、客观、可信的研究结论和结果,作者在书中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分别采用了一种或几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比如说在探讨理解和信息理解问题时,就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中涉猎到诠释学、接受认识论、接受美学、哲学和符号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其它的章节也分别采用了文献调研法、模型法、分析综合法、分析归纳法、信息抽象法、逻辑关系分析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通过研读此书,除了获得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的理论体系外,如能在以后的学习研究中能够借鉴本书的这些研究方法,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在今天,学科的发展日益专门化和学科壁垒日益高固的学术界,多点跨学科的研究是有益的。美国不少高校都有跨学科研究机构。
(二)一个核心论题,多个问题领域
核心论题就是信息构建。围绕信息构建该书论述的领域很宽:信息理解,信息集合,信息存在状态,信息组织、信息结构、WEB界面设计、导航系统设计、用户信息需求、情报学,知识构建,政府网站,还有信息建筑师职业等。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探讨,使得信息构建的研究兼有深度和广度,不仅在理论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用理论关照了各种不同的社会领域的问题;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把理论建立在活的社会事实基础上。这个特点和作者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特点使得这本书视野宽广,内容丰富,论述诱人,能给不同的人以智慧的启发,各取所需。
(三)风格独特,可读性强
也许正是作者遵循了她在书中首次归纳出的信息构建的基本原则,即面向用户,内容为王,强调设计,交互原则,形式与功能平衡,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这些原则,本书因加入大量的图形、表格、案例、插入小资料等新表达方式,例如,在每一章的开篇部分,都引用了与本章节内容相关的语句,使得书中形式多样化,从而使内容清晰、可理解。
(四)资料丰富翔实
作者对国内外相关理论调查并掌握得非常全面与深入,可以说引用的资料大多是第一手资料。参考内容丰富、翔实,涉猎欧美等国外多个国家的文献专著。这里所提到的国外资料和信息来源也为其他研究信息构建的学者们提供了参考。同时,我国对信息构建的研究可以借鉴国外有些已成系统的研究资料。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该学术论著多个创新点。如:“研究的角度和研究目标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首次明确回答‘信息构建是针对所有信息集合的’”,“创立了信息理解和信息构建之间的关系模型”,“创立了信息构建过程中信息状态的变化模型”,“首次对信息构建过程所体现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和提炼”,“结合实例对政府网站的信息构建问题展开了较为详细的研究”等等。这些创新点,作者在最后一章都有详细的总结,这里不再赘述。
三、结论
从前文中提到的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还有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关于信息构建的研究可以说正在从引进和介绍向深化探讨与实践方向发展,《基于信息理解的信息构建》这一学术著作的问世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全书对信息构建理论方法的论述逻辑性强,系统性强,创新点多,观点和结论可信度高,相信能会推动国内学术界信息构建的研究热潮。然而,信息构建毕竟是一个新课题,历史短暂,研究及发展空间相当大,仅靠一个人、一本书是远不够的,希望与信息构建有相关背景学科的更多人加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中来。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园文化,行为文化
一、高职校园行为文化研究的现状
高职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发展的产物,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文化氛围、办学理念、职教特色、行业特点,在高职院校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教育作用和功能。
一般而言,高职校园文化和其他高校校园文化一样,从文化类型上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种基本形态。物质文化体现为一切物态形式,如校容校貌及自然景观,是校园文化的基本载体;精神文化体现为办学理念、学院精神、校风、学风等思维意识和心理状态,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度文化则学院所有规章制度的总和,是保证校园文化顺利展开的强有力保障。
当前,高职校园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已基本形成,主要体现在对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研究。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本世纪以来对高职院校行为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将其纳入到高职校园文化的研究范畴,逐渐形成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并列的四分格局。目前,对(高职)校园文化三种基本形态的研究论著较丰,但对(高职)校园行为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不够深入,结合高职院校职业特点的研究更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结合当前高职院校的职业性和行业性特色,拟从高职校园行为文化的特点、建设校园行为文化的重要意义及对策三个方面对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尝试着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高职校园行为文化及其特点
高职校园行为文化是指高职院校师生在日常教育教学、学习生
活、文化娱乐等活动中所折射出来的精神理念、行为操守和文化氛围,它是校园文化的动态反映,也是其最活跃、最生动、最直接的显现。从校园行为文化的物质承载体来看,校园行为文化主要分为校园日常行为文化和校企融合行为文化。校园日常行为文化主要是指学校内部以师生为活动主体营造的各种行为文化,这种行为文化又可以分为师生自发组织的活动文化和学校自觉组织的集体活动文化。前者是由某一社团、某一群体或个人自发组织的各种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状态,其活动对象是某一范围内的群体,不带官方色彩;后者主要是由学校出面组织或发动的各种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如各种技能节、校园比赛、学校晚会等。校企融合行为文化主要是结合高职办学的实际,以活动的方式将企业文化引入到校园内师生的行为中,营造一种具有企业精神与理念的文化氛围,如组织学生到企业实训、实习以及将企业直接引入学校开办校办工厂等。
与校园文化其他三个层面相比,校园行为文化有其独特的特点,具体如下:
1、主体上的实践性。。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也是人在社会中进行的活动,人们在实践中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科学统一。实践区别于认识的标志就是人的活动,对于校园而言,就是师生的各种活动。在校园文化的几个层面中,只有校园行为文化是以行为活动为载体展开的,是全校师生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与其他三种文化层面相比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校园物质文化是校园内一切物的反映,如校园建筑、园林、道路等,是具体可视、可感的静态反映;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都以认识的形态出现。这三种文化都没有校园实践的主体——师生的参与。而行为文化必须要有师生的参与,是以物质文化为依托,以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为内容,以师生为主体,以活动为方式的一种实践活动,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其他三种文化形态都必须通过行为活动这种实践来体现。
2、内容上的蕴含性。行为文化通过活动的形式来运用物质文化,彰显精神文化,践行制度文化,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蕴含性。无论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还是制度文化,从内容层面上来看都比较单一,一般不会发生交叉。而行为文化活动过程中则需要以一定的物质为载体,同时还必须以精神文化为目标,制度文化为原则,在运行过程中必然涉及其他三个层面的内容,从内容上涵括了其他三种层面,具有极大地蕴含性。任何一种校园文化活动都必须依托其他三种层面展开,否则便没有任何意义。
三、如何打造高职校园行为文化
对校园行为文化特点的认识是为了更好地从行动上去打造校园行为文化。而如何立足职教特点,打造富有职业特色的高职校园行为文化已成为推动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高职校园行为文化的打造可以从理念和具体的行为两方面进行。
(一)树立校园行为文化“高”、“职”理念。。
同属高等教育,高职教育与一般的本科教育有本质的区别,它以行业为依托,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具有极明显的“职”的特点。但在层次上又跟同属职业教育的中等职业教育有所区别,着重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具有“高”的特点。因此打造高职校园行为文化必须首先在理念上贯彻“职”和“高”的特点,在内容上积极贯彻职教精神,努力引进企业理念,大力营造企业文化,最大程度地促进校企结合。同时在校园行为文化建设中还要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学校为保障”的行为机制,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做到活动以学生为主体,从策划到执行都以学生的参与为中心;教师努力加强自身的职业素质,做好导向性的指导工作;学校则要做好校园活动的后勤与保障工作。
(二)搭建校园日常行为文化建设平台
校园行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是除第一课堂之外的学生活动。高职校园日常行为文化活动可以分为两类,即学生自发组织的以社团为中心展开的各种社团活动和以学校为中心展开的各种校园组织活动,如各种晚会、比赛、技能节等。因此,我们要紧紧围绕这两类日常行为文化积极搭建校园行为文化平台。
1、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行为活动。高职校园行为活动的主体是高职学生,其层次比中职生高,经过高中阶段的教育和培养,他们完全有能力成为校园行为活动的主导者,因此一定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他们组织的校园行为活动中,如学生社团组织、文娱比赛、海报墙报、影视广播等,教师和学校加以积极正确的引导,做到方式上的“高”和内容上的 “职”,积极支持学生自主活动,大力扶持专业性社团,全力鼓励其多开展职业性活动,把职业教育的精神与理念融入到平常的活动中。
2、以学校为中心的校园行为活动。。由学校引导组织的各种活动更要有意识地突出高职校园行为活动 “职”的特点,依托具体的行业和专业,开展具体的带有职业特色的校园行为活动。如举办面向专业、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技能比赛;在演讲、辩论等常规性比赛中融进更多的职业理念和精神,突出更鲜明具体的职业特征、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理想、职业能力等有关“职”的内容,凸显职业教育的特点。
(三)有针对性地打造校企融合的行为文化
由于高职学生“学”、“工”双重身份的特殊性、学生学业“职”、“学”的交叉性、学校教学安排的针对性,必然产生校企融合行为。校企融合是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中汲取的成功经验,共建实训基地、校办工厂、半工半学等是校企融合行为的主要形式。我们将校企融合过程中的一系列具体行为称之为校企融合行为,将该行为的集合所折射出的文化称之为校企融合行为文化。营造积极良好的校企融合行为文化是构建和谐校园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职业教育的办学具有重要意义。
1、请进来,把企业文化和活动引进校园。各种讲座是高校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对于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与研究型、学者型的一般本科院校不同,高职院校应该立足职教本位,邀请行业内职场人士到校园讲座、座谈,以此开阔学生职业眼界,增加学生职场知识和经验,使其更直接更深刻地接受职业文化熏陶,进一步了解该专业、行业、职业的历史、现状以及发展前景,增强学生的就业素质。
2、走出去,让学生直接感受企业文化。有针对性地组织校企联合行动,通过实习、实训、校企联合办学等方式让学生走出校园,到企业学习、参观,以更好地了解企业、适应企业。
参考文献:
(1)熊学忠 浅析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 湖南农机 2007.7
(2)张福仁 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四个层面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7.9
(3)周永亮 浅析如何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报 2007.12
(4)盛丽蓉 关于提升高职校园文化内在品质的思考滁州学院学报 2007.7
论文摘要:提出了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的审美结构及其在不同的设计阶段所具有的诠释特质。审美结构根据诠释认知的审美深度及层面不同可分为城市形态化、城市文本化和城市表现化的三级结构。这三级审美结构的实践途径分别为城市设计理念层面的意义诠释、城市设计表意过程的文本诠释和城市设计创作实践的主体诠释等。
1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的提出
城市设计诠释理论(或称之为解释论)是基于诠释学、现象学和接受美学等学科研究背景,以“诠释”的思维贯穿于城市设计的全过程,并将诠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及相关理论的知识点应用于城市设计的意义理解、文本表达及主体创作过程的城市设计思维与方法的建构。
以诠释学的视角,城市设计是基于意义理解、文化认同、文本诠释和诠释性思维构建的一门“城市空间诠释美学”或称之为“城市空间的诗学”。城市设计诠释理论是基于城市设计在美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图景,是城市设计思维与方法理论与诠释学交叉研究的初步尝试。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城市空间是复杂的、多元的;城市的意义是可认知的、可诠释的;城市的形态是可审美的,是可以用语言塑造的认知客体。
2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的理论基础
美学与人文科学领域是本文的研究背景。其中,现象学、诠释学与接受理论三大理论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主体。
2.1 诠释美学
在美学领域,谈论艺术作品的理解问题是诠释学争论的焦点。伽达默尔有意将系统的审美问题转变成艺术经验问题。伽达默尔认为,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这样,精神科学就与那些处于科学之外的种种经验方式接近了,即与哲学的经验、艺术的经验和历史本身的经验接近了,所有这些都是那些不能用科学方法论手段加以证实的真理借以显示自身的经验方式。因此,艺术经验的真理问题的探讨就自然成为我们深入理解精神科学的认识和真理的出发点。
意义是诠释学一个核心的概念。理解是对意义的理解,诠释文本就是诠释文本的意义。意义表征着一种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多元关系。这种多元关系主要表现在要辩证地处理科学诠释的规范性与历史性、表达功能与指称功能,在文本意义的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建构科学诠释的意义结构(图1)。
2.2 现象学美学
现象学(从字面上说,关于现象的理论)是一个试图如其所显现的那样来描述事件和行动的一个哲学流派。它批评那种只把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东西视为真实的倾向。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概念是:“意识的意向性”[1]。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方法是凭借直觉直接从现象中发现本质。现象是指呈现在人们意识中的一切东西,其中既有感觉经验,又有一般概念。现象的背后还是现象,并不存在着自在的实体,因为实体在现象学中也是意识活动的产物。所以,现象是实体和构造实体意识组成的整体。本质也是现象,只不过是更为一般和纯粹的现象。从现象中发现本质需要凭借直觉,而不能以任何预先的假定为前提。从现象中发现本质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意识活动的过程。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包括3个步骤,这就是:①感性直观,即以出现在意识中的现象为对象,对它进行自然的描述;②本质直观,即舍弃杂多的外观因素,抓住事物不变的结构,洞察事物的本质;③先验直观,是专注于意识活动的主体本身,即把事物的存在的信息输入进去,从而达到纯粹的先验的自我表现并进而得到先验的自我。
2.3 接受美学
接受理论是以德国的姚斯(Hans Robert Jauss)、伊瑟尔(Wolfgang Iser)、瑙曼为代表的,诞生并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文学美学思潮。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南部康斯坦茨大学的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岗伊瑟尔等几位学者为代表提出了“接受美学”(Rezeption-Aesthetics)和“接受理论”(Rezeptionstheorie)的主张。而且,他们的主张还很快构成了一门文艺美学新学科的雏形,并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正如美国学者R C霍拉勃所指出:“从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2]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或接受研究。是以现象学和诠释学为其理论基础,以读者的文学接受为旨归,研究读者对作品接受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和规律的理论体系。它把读者与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与接受,以及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并研究对作品产生不同理解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的原因。
3城市设计诠释的审美结构
3.1城市形态化的表层审美结构
城市的形态化是人们认知城市最表层的审美结构。因为,城市的物质形态被认为是城市物质、文化、社会因素的外显形态。物质因素是相对表层、外在的,是城市最基本的空间元素的组合。此外,城市设计是一种延续性的设计,它必须考虑城市现有的结构、文化、背景等。从城市文脉的角度来分析,也就是合情合理地理解、理顺整个城市整体的上下文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城市的审美体验往往是城市设计创作的初始阶段,审美体验也成为城市形态化的表层审美结构基本的审美方式。
城市形态化的表层审美结构提出了人们认知城市基本的认识论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对城市审美的态度问题。审美——也是诠释者对“意谓的客体”的实践形式。在城市设计的方法体系中,如何从美学的高度,以审美的方式研究城市形态的生成、延续、嬗变,寻求城市本质、本原、本体的回归,以及对城市意义的理解、解读、诠释等这一系列问题是城市空间诠释美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3.2城市文本化的中层审美结构
城市文本化是城市设计诠释的审美结构的第2个层面。城市文本化反映的是精神层面城市所体现的东西,它反映在城市文本之中。城市文本包括城市客体的拟文本和城市(规划)设计文本两个概念,它们在城市设计的不同指称、不同阶段对城市客体产生作用,是城市的诠释主体与城市客体的中介形式。在城市文本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意义在不断的深化中被拓展,人们理解城市的途径往往是从城市文本中获取知识,城市(规划)设计文本以理解和诠释等方式形成其基本的审美形态。城市(规划)设计文本的作用在于塑造城市意义的深层形象,开拓主体对城市体验的心理空间,以实现主体通过想象和联想在头脑中唤起的一系列具体可感的城市形象所构成的艺术形式。因此,中层的审美结构主要是通过文本所呈现的感觉、联想、移情、认同、控制等形式作用于城市,是在人心理上构成一种貌似真实而实则虚幻的城市形象,所以,我们称之为城市文本化的中层审美结构。
3.3城市表现化的深层审美结构
城市的表现化属于城市设计的深层审美结构。在美学关系上的城市设计原则只是在城市精神层面的设计体现,属于中层的审美结构。然而,城市之美决不是仅仅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城市文化和设计理念,城市更是社会生活的容器,是表现城市真实存在的“诗意的栖居”。因此,反映城市真实状态的审美形式必然是具有深层审美的表现化结构。所谓表现化是指城市设计的意蕴层面,即蕴含在形象的指向性和包容性中的历史态度和社会倾向。也就是说,在城市设计的操作阶段,城市设计的诠释主体很难以一种超然审美的态度去面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研究更为深层的、反映空间复杂性与真实性的思维与方法。这一问题的出现也使得城市设计在相关交叉学科和政策实施层面的研究方向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热点。例如,1995年,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把规划系从建筑学院分出来,和公共事务管理系组建成新的城市规划和公共事务学院。注重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类城市问题,如城市中心区衰败的重建对策、新的城市中心区建设等。
城市的表现化反映城市设计主体在创作阶段对城市存在的真实把握。城市不仅仅是物质的、精神的,更是社会的。社会性的城市总是充满欲望、功利和实用的追求,如果完全没有这些,那么城市也就无需存在了。对城市设计来说,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设计使得城市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将城市这种狂野的甚至是疯狂的欲望、功利跟实用需求相结合,使浮躁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沉静下来。
4 城市设计诠释审美结构的类型指称
根据城市设计的诠释特性和城市设计学科特点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城市设计的类型可划分为:概念型城市设计、导控型城市设计和实施型城市设计3种,分别指涉城市设计注重形态概念、注重表意过程、注重创作实践在城市设计各个阶段不同的思维特性。概念型城市设计可称之为理念层面的城市设计,导控型城市设计(管束性城市设计)和实施型城市设计(开发性城市设计)可称之为操作层面的城市设计。在城市设计的诠释过程中,它们分别表现为城市设计在类型和阶段层面划分上的不同诠释途径,如在理念层面的意义诠释、在表意过程的文本诠释和在创作实践的主体诠释等(图2)。
“意义”是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理念层面城市设计的研究过程其实就是城市意义的诠释过程;在城市设计的表意过程中,城市设计师通过文本性成果指导、控制城市设计的实施,并通过文本控制体现城市文本化的中层审美结构;在城市设计的具体设计阶段(即操作层面的开发型城市设计阶段),城市设计师的创作实践活动(具体城市物质空间的设计)突出体现了主体创作活动的审美经验及主体诠释的自我表现等内在性问题。创作实践活动的城市设计诠释是在理念层面对城市意义的研究的指导下及表意过程的文本控制的框架内,充分发挥主体创作特性的诠释形式,其诠释结果是创作出了具象化的城市设计作品,其诠释内涵反映了创作主体对城市存在的真实把握。
5城市设计诠释的实践途径
5.1 城市设计理念层面的意义诠释
“表意”是指创造意义的过程[3]。文化表意层面的城市设计主要表现在理念层面的城市设计对意义传达方面的追求,也可称之为对城市文本的研究。因为,诸如城市空间、城市环境、城市景观的意义都是被诠释和生产出来的,这些非语言的意义同样产生于社会和文化传统,但对其意义的诠释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城市建成环境的意义随着社会的价值观的发展而变化,以适应社会的经济组织模式和生活方式。因此,意义伴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也可以说,城市空间的价值就在于人们如何认知、评价城市以及如何从中抽取意义和赋予其意义。
在意义的研究中,我们对城市系统(城市文本)的整体概念进行诠释理论视角的解构,从其深层结构、显性形态、描述物、表现物等多侧面进行城市文本研究,这些概念分别对应城市结构、城市形态、城市空间的实体与内空等几方面展开城市设计文化表意层面的意义诠释(城市文本分析)。可以说,这是从城市最基本的概念理解入手,深入探求城市文本意义生成的美学途径问题。
5.2 城市设计表意过程的文本诠释
“文本”也称之为“本文”。城市设计研究的“文本”概念包括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城市自身的书写形式,称之城市文本,我们要通过“阅读”来认知城市,城市不同时期的形态被看成是一部文学著作的不同版本;其二是相对于城市客体研究所形成的规划设计文本,或称之为城市设计文本。如果突破纯技术层面的视角,城市设计文本则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上的城市设计文本包括:其一,是对于不同层次的形态环境的设计编制,包括总体城市设计和局部城市设计,这些都是以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设计表达;其二,是以城市设计的编制成果为纲要,侧重研究公共政策,制定城市建设管理和社会干预能力的内容,即转化为实施工具为城市设计的实施运作提供依据。[4]广义的城市设计文本可用“替代物”的形式研究城市客体。所谓“替代物”是源于人们认知客体的两类途径,一是以“实在空间”为认知客体的“直接认知”,二是以其“替代物”为认知客体的“间接认知”。“替代物”包括“描述物”和“表现物”两种文本形式[5]。
我们可以归纳出如图3所示的文本诠释框架模型。这是一个统括性的概念模型,从文本描述物到文本表现物的空间表现要素在这个模型框架中清晰可见。从描述物到表现物的文本“替代物”指涉了从表象到抽象的所有介质类型。其中,描述物的文本介质包括具体空间、图像介质、文字介质等,即从空间形态到空间实践的诠释过程;表现物的文本介质包括雕塑、影像……文学等,即从空间化到社会化的文本认知过程。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文本介质的表现的内在机制,就会发现我们在参与、解读、实践空间的过程中是“有意无意”的通过对这些“文本介质”的“中介的”诠释而激发创作情感的(图3)。
5.3 城市设计创作实践的主体诠释
城市设计的诠释主体从诠释的初始立场走向了城市表现化的深层审美结构。如果说作者创造了城市的文本,那么读者则参与了重构文本中的城市。在作者与读者的共同视域中,城市设计师用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城市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创作活动。如同文本一样,城市也能拥有多角度的诠释。因为城市本身就像一个开放的文本(open text)。在文本的想象空间里,不同的读者因为自身的经验不同而得出因人而异的城市景观和经验。“当一个文本的演绎者越来越多时,人们的视野将得到不断的扩展和补充,在反省、诠释城市生活的同时也能界定自己的位置,进一步塑造城市的现状和个性。”因此,在对城市文本和城市设计文本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更有必要深入研究城市文本创造者的创作活动。
城市设计的主体诠释主要是指城市设计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在其理解结构、心理结构和批评结构等影响下所具有的特殊的“诠释”思维特质。城市设计的诠释方法是在诠释理论特定的规则系统中,应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城市设计的城市客体(城市文本)进行有效分析和合理说明。这些分析方法将直接影响城市设计的实践过程中的思维表达与设计手法。本文涉及到的城市设计诠释方法包括:语境分析、修辞分析、隐喻分析、意向分析和复杂性分析方法等。此外,城市设计主体诠释的创作表现也是在主体诠释的方法体系内研究的重要内容。
结语
城市设计诠释理论的建构是一种创新的尝试,是在城市设计诠释美学的审美特质与城市设计的学科特性双重影响下的城市设计基础理论研究。城市设计诠释理论注重对文本理论的研究,包括对城市文本的阅读和城市设计文本的创作过程及其创作实践主体性的探讨。文章提出的城市设计理念层面的意义诠释、表意过程的文本诠释和创作实践的主体诠释等三个实践途径,为科学研究诠释理论在城市设计的应用建立了总体的框架。
参考文献
1[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德]克劳斯黑尔德编.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7.
2汉斯罗伯特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82.
3[英]Matthew Carmona,Tim Heath,Taner Oc,Steven Tiesdell.城市设计的维度.冯江等,译.南京:百通集团,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88.
统向复杂研究的递进,复杂系统研究纳入了科学视野,需要重新理解和界定教育系统的特性人们关于系统的认识由来已久,起源于对整体与部分的探究。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强调必须把有机体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研究,这成为系统科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根据系统的不同属性和研究者的需要,可以作出多种方式的系统分类,如宏观系统与微观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有机系统与无机系统、工业系统与农业系统等等。简单系统与复杂系统的划分,则是根据系统的结构、要素相互作用、是否具有确定性、系统演化及机制等方面的不同来确定的。复杂系统研究的出现,是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是人们思维水平升华的体现,也是对客观复杂性认识的深化。相对于简单系统,复杂系统有其自身的特性,研究者对复杂系统曾经从不同角度与学科作出诸多的规定性表述,择其要点归纳概括,复杂系统主要呈现如下基本特征:(1)系统内部存在大量不确定现象,系统状态是不可精确预计的;(2)系统的存在具有目的性,系统的演化有其自身的方向和指向;(3)系统内部包含中等规模的适度主体,且相互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4)系统内部各主体依据“局部信息”选择各自的行为,系统整体行为取决于各主体的耦合作用;(5)系统具有自组织功能,系统演化是一个自组织过程;(6)系统同环境有广泛的交换,表现为开放系统;(7)一般来说,具有生命和智能特征的系统都是复杂系统;(8)系统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经外部的扰动导致系统状态的改变。关于复杂系统特征的表述涉及众多学科的概念,如熵、非平衡态、涌现等,但从上述八个方面基本可以把握复杂系统的特征和轮廓。有些系统看似复杂,实则是简单系统,如机器系统和卫星系统,尽管有着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和高难度的技术设计,但本质上具有可控性、确定性,是可以预计的,并不具备复杂系统的特征。社会系统本质上是复杂系统,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活动日益活跃,日益复杂,有些社会活动甚至给人们难以琢磨的感觉,这就要求人们以新的视角认识和把握社会活动的机理。人们的思维水平和能力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某些社会现象也有一个由简单系统形态向复杂系统形态过渡的过程,教育就是如此。教育从最初的家庭成员之间关于生活经验的口传心授,随后产生最初的学校组织,直至形成学科庞杂、各级各类学校组织集合、几乎涉及全民的教育系统。教育系统具有复杂系统的一般特征,教育是由人参与其中的社会活动,生命本身就有其复杂性,教育活动置身于社会复杂系统之中,教育系统内部各主体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呈现为极为丰富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复杂系统研究有一句名言:要把复杂性作为复杂性来研究。对教育复杂系统的研究,不是将教育问题复杂化,而是研究教育系统自身具有的复杂性。目前,人们对教育问题、教育系统的认识还存在简单化的现象,尽管人们在经常使用“教育系统”这一说法,但实际上对教育系统的理解,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一幅关于系统的结构罗列、层次分解、关系描述的静态图景,在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方面,甚至出现对复杂性教育问题追求简单化的倾向,这既违背了静态复杂性的特性,也不利于教育实践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复杂教育系统的基本特征。
2复杂系统研究不是研究系统的存在,而是研究系统的演进,活跃的教育系统如何演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于系统的认识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是认识系统的存在,一是认识系统的演化。长期以来,以近代科学为代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系统存在的问题上,特别是对系统结构的研究,在太阳系结构、人体结构、地质结构等方面有许多重大的成果和发现,但这些研究忽视了系统的演化。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者开始探索系统及内部结构的产生与演化,康德-拉普拉斯提出了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赖尔研究了地质缓慢变化的理论,达尔文则就生命系统阐述了生物的进化论。比利时物理化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在研究系统演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普利高津长期从事关于不可逆过程热力学(也称非平衡态热力学)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了热力学和生物学之间的矛盾,前者给出静止的存在的世界图景,后者传递了动态的演化的世界图景,统一的世界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时间方向,物理学和化学是否有其存在和演化的过程,这些问题成为普利高津研究复杂系统的起点。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普利高津将演化引入了物理学和化学之中,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奠定了他在复杂系统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普利高津的研究不仅仅指出了演化在物理学和化学中的重要意义,他的贡献在于研究并指出了系统的不同状态、系统演化的基本条件和机理。普利高津将系统分为平衡态和非平衡态两种基本状态,平衡态是指系统同外界没有物质能量交换且内部呈现无序状态,最终走向沉寂和消亡,通俗地说是“死系统”,那么,如何使系统“活”起来,即系统怎样走向演变呢?普利高津通过从平衡态到衡态再到远离平衡态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在从平衡态到衡态再到远离平衡态推进的过程中,当到达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时,一旦系统的某个参量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通过涨落,系统就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的状态。这种有序状态需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且不因外界微小的扰动而消失。这种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的有序结构,普利高津称之为耗散结构。系统这种能够自行产生的组织性和相干性,称为自组织现象。因此,普利高津又把它称为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由此,他指出了形成耗散结构的四个条件:第一,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第二,系统应当远离平衡态;第三,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第四,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化是通过随机的涨落来实现的。导致系统发生演化的四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其中开放系统和远离平衡态是前提条件,它直接决定了系统处于何种状态。因此,要促进教育系统的演化,认识教育系统状态有着重要的意义。回顾我国当代教育的发展变化,教育系统曾经处在不同的状态上。1965—1976年期间,教育系统无序混乱,结构层次混淆不清,内部主体及要素之间为简单的线性作用,其具体表征不容赘述,这一时期的教育系统状态是典型的平衡态。1976年之后的教育改革,从复杂系统研究的角度看,首先打破了长期形成的超稳定死寂的平衡态,即远离平衡态,我国教育系统打开了封闭的大门,与环境开展了多种要素之间的交换交流,促进了教育系统的积极演化,实现了教育在一定时期的大发展,形成新的教育系统状态。系统演化本质上应该是无止境的,任何系统状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要沿着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方向发展。我国教育经过长期发展和积累,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系统状态,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研究的问题。如果说我国教育系统状态处于新的平衡态的话,可能过于武断和简单,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国际教育环境来看,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势在必行,目前的教育系统状态有待改变。尽管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政策措施得到落实,但人们对教育现状仍然有诸多的意见和诉求,这起码说明我国的教育发展还是在衡态上徘徊。衡态系统演化的典型特征是,虽有发展但动力不足,结构层次和内部作用过于稳定,有待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这应该是我国教育系统处于衡态的写照。远离新的平衡态,研究和寻找教育改革开放的新路径,是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的重要课题。
3系统的不确定性是认识复杂系统的前提,放弃单纯确定性的幻想和努力,探究教育系统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问题不确定性或许不是复杂系统研究中最经典的概念,但肯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概念。不确定性是区分简单系统与复杂系统,理解系统内部随机性、系统目的性乃至混沌理论的认识前提。科学界一度把确定性研究奉若神明,拉普拉斯宣称,只要给他初始条件,他就可以预言未来的一切发展。莱布尼茨曾认为,数学的计算将能解决一切争议。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科学也形成了确定性的基本观点,例如:自然界的各种运动形式本质上都是机械的,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可以用机械力学来解释,经典力学的适用范围没有界限;自然界的各种物体都是由各种微粒组成的,最小的微粒(原子)不可分,世界是粒子一象性世界;各种自然现象都是实在,它们独立于我们的感觉和认识而存在;科学的任务是如实地认识实在的本来面貌,而不附加任何多余的东西即主观的东西;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连续的,不可能从一个环节跳跃到另一个环节,而只能从一个环节逐渐过渡到相邻的环节;自然界的变化具有严格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具有严格的、精确的决定论性质,我们若知道某个系统的初始条件,就可以唯一地确定该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状态;自然界(特别是无机界)本质上是简单的,它所呈现出的一些复杂性只是表面现象,完全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规律来解释,科学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些简单的规律来揭示自然界的简单性;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认识了各个部分的性质,整体的性质也就昭然若揭,所以分析方法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总之,客观世界本身的运动规律是确定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研究的进步及复杂系统研究的兴起,打破了一味追求确定性的神话。复杂系统研究认为,机械决定论或单值决定论无法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图景,不确定性是复杂系统存在与演化的客观属性。普利高津指出,把复杂的系统归之于简单要素的机械组合,这相当于把一座大楼归结为砖头的堆砌,但是用同样一些砖头,我们可以建造工厂,也可以修筑宫殿和教堂。在整个建筑物水平上,我们看到了整体性和复杂性。导致系统不确定性的因素主要表现为:(1)系统整体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各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彼此无关,而是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2)各个要素间的作用具有非线性的特点,处于包含大量要素协同动作的相干状态;(3)系统内部各主体或要素不可能完全按照系统中央控制信息决定各自的行为;(4)相关实验难以得到决定论的结果,人们很难知道复杂系统中的分子准确位置与速度,不可能准确地预言系统的未来;(5)人作为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参与者,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是不可能用决定论的方法来预计和控制的。系统的不确定性不是由人们认识能力不及所决定的,它是复杂系统的一个客观特性。教育发展过程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在其过程中,某一环节、某一阶段、某一事件的目标、方法、手段和工具是确定的,在教育发展的整个链条或者教育整体系统中,不确定性是其一个典型的特征。教育的不确定性不是教育的无奈,恰恰是教育复杂系统自身固有的,也是教育多样性和教育活力的源泉,复杂系统研究所要做的就是从教育系统不确定性出发,探讨教育系统演变过程的规律和机制。然而,以所谓“科学性”、“理性”为名义的教育活动,仍然从机械决定论的“确定性”出发,制约和评价教育自身的不确定性与演化过程。这种活动经过线性决策过程,制定一个假设的目标或预先设想,编制一套包括学生规模、教师规模、论文产量、学科数量、科研机构数量等在内的量化指标体系,作为衡量教育组织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力图用简单因果关系测度教育系统的演化,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动力机制让位于硬性规定。简单化教学方式同样也是一种从确定性出发的幻想,以机械的方法、分割的知识、固定的模式、单一的目标培养具有活力和多重可能性的学生,显然是违背了客观对象的复杂特性。摈弃功利色彩和简单思维的确定性追求,建立从不确定性出发的系统演化的思路,是促进复杂教育系统演化的思维方式。
4复杂系统研究关注系统结构层次,无序导致死寂,涨落导致有序,期待教育系统演进的有序结构的形成与呈现
系统演化是通过改变内部结构层次来实现的。复杂系统研究对系统内部结构层次作出了无序状态和有序状态两类划分,无序状态是指系统中个体在空间杂乱分布及无规则变化,系统内部的运动无规律可循;有序状态是指系统中个体在空间整齐分布及规则变化。有序状态的系统通常分为空间有序、时间有序和功能有序三种情况。人们通常这样来描述这三种情况,空间有序是指它具有一定的空间形状,比如天体运动,它的运动轨迹都是有精确的形状的,大气中有时会出现“云街”也是一种空间有序结构;时间有序是指复杂运动所出现的明显的“时间节奏”。几乎所有的天体运动除了精确的空间有序以外还有精确的时间有序,日出日落、温寒冷暖等现象都是时间有序的表现。除了时间和空间有序以外,一些系统还有功能有序,所有的生物都具有功能有序的特征,如人体的免疫功能、生殖功能、调节功能等等。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具有功能特性的系统,如在发生经济变化、战争爆发、社会动荡等情况下,社会能够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复杂系统研究在关注时间、空间有序的同时,更重视功能有序在复杂系统演化中的作用和机理。系统的无序状态将导致系统的沉寂和消亡,如何使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这是复杂系统研究所关心的重要内容。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一个观点:涨落导致有序。一个由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其可测的宏观量是众多子系统的统计平均效应的反映,但系统的状态不可能永远精确地处在这些平均值上,总是或多或少有些偏差,这些偏差就叫涨落。根据系统涨落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涨落可分为内涨落和外涨落,对处于平衡态系统的随机涨落,称为微涨落;对处于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系统的随机涨落,称为巨涨落。系统通过在临界点发生的巨涨落,出现新的分支并形成新的结构。这种涨落正是进化系统中的革命力量,没有涨落就没有进化运动。系统演化过程就是涨落与系统的宏观结构在开放条件下,在相互对抗中的产生、成长、系统结构更迭和自身消亡的过程。因此,认识和把握能够促进系统产生有序状态的涨落,是复杂系统研究的一个基本认识。如何评判我国教育系统目前的无序或有序状态?与20世纪十年期间教育的无序状态相比,教育的有序状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呈现和完善。但我们还要看到,系统的有序程度不是一个恒定的状态,系统总要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发展,我国教育系统实现高级有序程度还有很大的空间。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教育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教育系统表现为低级有序状态,例如,终身教育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办学形式单一化情况尚未真正得到改变,学科与专业设置同社会环境需求及公众需求尚有差距,这些教育层次结构、教育类型结构、办学形式结构和教育管理体制结构的问题,反映了教育系统状况的低级有序程度。当然,我国教育没有停止改革发展的步伐,但这种改革发展在宏观态上处于“稳定”状态,即处于围绕在平均效应的微涨落,如个别地区、个别教育组织在特定条件下的教育改革与教育实验,况且难免将教育均衡发展误解为平均发展,因此整体上尚未发生能够引起系统宏观态有序的巨涨落。推进我国教育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及教育系统演化,需要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内外部的涨落现象,掌握和控制好教育巨涨落的机遇。
5复杂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引发系统发生整体演变,复杂教育系统要寻找演化或变革的动力
无论是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还是涨落导致有序,系统的演化都要通过系统内部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系统发生宏观态的改变并形成有序状态,复杂系统研究揭示了非线性作用在系统演化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线性关系只是非线性关系的一个特例,是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系统内部各部分的贡献是相互独立的,非线性关系是对这种简单关系的偏离,系统内各部分之间彼此影响且发生耦合作用,非线性系统中各种因素的独立性就丧失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叠加原理不复存在。系统内部存在着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平衡态和衡态,涨落是一种破坏稳定有序的干扰,但在远离平衡态条件下,在临界点处,非线性作用将微涨落放大为巨涨落,产生新的分支,实现突变并达到新的有序状态。非线性相互作用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叠加失效,产生新质,系统内多项变化不均匀,不成比例,不具有加和性,系统的整体性质不等于各个孤立部分性质的机械叠加,出现了一种各个孤立要素不曾有的系统新质;二是非独立性,相干协同,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并非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交叉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融合在一起产生了相干协同效应;三是多元可能,多重选择,系统演化没有唯一的解,解是多元可能的,且不稳定,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系统具有多重选择性,在系统演化中预先包含了系统失稳(对称性破缺)以后进入新的稳定态的多种可能性,即确定了系统演化的可能方向和途径。教育系统演化中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人是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和主体,教育系统中的人群不是简单的排列聚集,而是有着各自的主观感受,人在价值观念、文化知识、行为方式方面进行着相互交流与选择,在非线性相互作用过程中,知识的积累与迁移、个体的成长与教育组织、教育系统的发展会出现多重选择、多种可能的情况,从而导致改变个体与系统演化的宏观状态。实际上,在目前教育实际中,存在着线性作用和非线性作用两种情况。在教学和学习领域,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人的大脑有着复杂的演化机理,人们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几乎很难被确切规定,“举一反三”、“教学相长”、启发式教学、多感官系统学习、社会实践、探究性学习等则是教与学非线性作用的体现,诸如“我说你听”、“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等是过分强调线性作用的表现;在教育管理领域,过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或用外部指令调节教育现象和解决教育问题,是一种线性思维的管理行为。教育系统内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不仅仅是系统的一个特征,更主要的是,非线性相互作用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拒绝系统及系统中个体的平庸发展和常规发展,它促使新的质变产生,推动教育系统及各主体向高级阶段演化。
6复杂系统的演化是自组织过程,区分自组织和他组织的特性,把握教育系统演变自组织的适应性
复杂系统研究的系统演化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过程。组织这一概念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复杂系统研究所说的自组织是指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也可以指系统内的有序结构形成过程。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是复杂系统研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成果。自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本文所介绍和讨论的问题,既是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自组织过程形成与演化的基本条件。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复杂系统研究指出了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各自特征:(1)外部指令作用的不同,他组织系统是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自组织系统是不完全依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的,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2)环境关系的不同,自组织系统是开放系统,同环境有着广泛互动,他组织系统是封闭系统,基本隔绝了同环境互动;(3)结构功能的不同,自组织系统内部结构具有层次性,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强,他组织系统内部结构简单,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极为欠缺;(4)目的性不同,自组织系统演化有较强的目的性,反之亦然,他组织系统缺少系统演化的目的性,这在生命系统、社会系统尤为明显。教育的产生,最初是纯粹的自发的自组织行为,如今,教育系统成为一个十分庞大的组织系统。在各类社会组织日益增多且相互牵涉关联的条件下,教育系统亦即教育组织(在复杂系统研究中,系统和组织是紧密关联并互换使用的概念)的演化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统一,在我国目前教育体制中,教育的他组织显得更加重要。需要指出的是,自组织是系统演化的主因和动因,他组织是系统演化的条件和环境,他组织再强大也不能代替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哈肯曾这样描述,如果一群工人由另一个工人即所谓的工头发号施令,那么得到的是一种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组织行为,而这种行为绝不是自组织;自组织意味着没有工头的外部命令,但工人通过某种相互了解而互相配合,每个人根据“役使”他们行为的集体概念而工作。如果一个教育组织完全按照外部指令要求来运行,或者外部“行政命令”一味规定教育组织的行为,都会削弱甚至扼杀教育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学校是教育系统中的主要主体,应适度依靠他组织的力量,发挥自身自组织的力量。一个学校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这或许是在强调“办学特色”、“特色学校”中应予以特别关注的思路。
7智能性、生命性是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不可低估信息在系统演化中的作用,教育系统应该是典型的复杂系统
系统论的问世,一开始就是指向有机系统的,尽管耗散结构理论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研究有关物理化学问题,但最终也是指向了生物界,耗散结构学派的有关学者甚至利用其学说研究城市管理问题。生物体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通过新陈代谢维持生命,是一种远离平衡的高度有序的结构。生命系统是复杂系统研究不能回避的领域,事实上复杂系统研究对生命系统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哈肯就曾出版《大脑工作原理》。生物系统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低级生命与高级生命、动物与人类在统一的生命系统中各自有其显著的特征,呈现为不同的演化过程,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作为高级生命系统的人,以及由人作为参与者的社会系统,其存在与演化的特殊的机制机理是什么呢?复杂系统研究强调信息在系统演化中的作用,提出了复杂系统的智能性特征。系统在演化过程中与环境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这三者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能量流动是生命系统的动力,具有单向、递减、不循环的特点;物质循环是生命系统的基础,生物体的元素在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之间进行的循环;信息传递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信息传递具有双向交换、再生扩大的特点。信息传递则决定着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方向和状态。这意味着系统内的元素或主体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则,根据“环境”和接收的信息来调整自身的状态和行为,并且主体通常有能力来根据各种信息调整规则,产生以前从未有过的新规则。系统在整体上显现出更高层次、更加复杂、更具协调职能的有序性。这里,我们看到了信息在生命、社会复杂系统演化中的革命性的作用,就物质循环、能量流动而言,是一般系统演化所必备的,一些简单系统、无机系统甚至有这两项就足够了,随着生命、社会复杂系统从低级向高级形态的发展,由于信息传递的介入和增强,系统结构更具层次性,系统功能日益强大,系统有序程度日益增强,甚至能够部分再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过程。在保障所需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基础上,人类个体从婴儿到成年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促进复杂系统演化的具有革命性作用的正是信息交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交流决定着系统智能性。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对信息这个名词并不陌生,教育信息化作为口号和愿景已经唱响多年了,产生了诸多冠之以“信息”名头的教育机构。坦率地说,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说的教育信息化实际上只是教育信息技术化,甚至仅仅是信息终端设备而已,人们嘴上所谓的“信息”也不过是消息的代名词,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信息化。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仅停留在工具性判断上,尚未从认识论的高度形成对教育信息化的价值判断。复杂系统研究认为,信息是与物质、能量相并列的客观世界和人类生存的三大要素之一,在这三大要素中,科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复杂系统的实体、实物转向信息和非线性相互作用。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充足的物质与能量,更离不开强大的信息流,当不可再生物质、能源即将消耗殆尽的时候,信息则提供了物质、能源再生和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力量,当人们对生存环境、生活处境发生困惑的时候,信息提供人们认识世界、适应世界的思想和知识。这里讨论的信息,远不像消息、资料、工具那样简单狭义,复杂系统研究的信息应该是能够促进系统演化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及其传播载体。这样看来,教育系统似乎占居了独上高楼的境地,教育系统是传递信息、聚集信息、衍生信息的特殊领域,它所培养的具有信息素养的人,成为促进个体生命复杂系统演化的主体和置身社会复杂系统演化的参与者,教育复杂系统的演化,除去建筑设施、资金保障等因素外,发现、传播、衍生信息的能力则成为唯一起着革命性作用的关键因素。
8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