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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习惯称他为拉美作家，但纵观博尔赫斯的作品，会发现其世界性的特点。作者视野横跨东西，其中经典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因其题材涉及古代中国，加之情节的神秘色彩，在译介至我国后，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使我们不禁想探讨这位远在南美大陆的著名作家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
博尔赫斯曾强烈地表达过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之情。突出地表现在1981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马伊博大街994号的家中，博尔赫斯对前来拜访的中国驻阿根廷外交官黄志良说：“我对许多人说过，我做梦也想去中国。”他举起手中有着竹根弯曲把手的中国制造的黑漆手杖说：“瞧，这就是证明。”博尔赫斯又谈到了长城：“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
虽然，博尔赫斯终未亲手摸到长城的砖石，但物质实体的亲历已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他的作品、在他精神的实体中感受到了一位异国作家的中国情结。
一个拉美作家心中的“中国形象”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主要途径来源于阅读。其中，中国文学作品占很大部分。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道德经》的英、德、法、西班牙文译本；《易经》英译本；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庄周》，乔治・马戈里埃编法文版《中国散文选》、《红楼梦》（英、德译本）等都曾是博尔赫斯阅读钻研过的。此外，他还从异国作家描写中国的作品中感知中国，如在1941年为《南方》翻译了亨利・米硕的《蛮子游亚洲》一书。
在评论《红楼梦》时，博尔赫斯曾说：“……这样，我们到了第五章，出乎意料，这是魔幻的一章。到第六章，‘初试云雨情’。这些章节使我们确信见到了一位伟大作家。而第十章又证明了这一点，该章绝不逊于埃德加・爱伦・坡或弗兰茨・卡夫卡……”他对于《水浒传》也有很高的评价，信服于书中超自然和魔幻能力的描写，并认为其与这类小说中最古老最优秀的作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相接近。在为《聊斋志异》译本作序中，博尔赫斯曾概括到：“这是梦幻的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梦魇的画廊和迷宫。死者复活；拜访我们的陌生人顷刻间变成了一只老虎；颇为可爱的姑娘竟是一张青面魔鬼的画皮；一架梯子在天空消失，另一架在井中沉没，因为那里是刽子手、可恶的法官以及师爷们的起居室。”可见，中国文化中幽玄神秘的特质正是博尔赫斯所欣赏的。
《女海盗金寡妇》是博尔赫斯唯一的一部纯粹中国题材的小说。同博尔赫斯所有小说都与现实关系不大一样，这篇纯中国内容的小说也与历史上的中国关系不大。其中，作者杜撰了嘉庆皇帝对海盗招安的圣谕，笔者猜测这与作者阅读《水浒传》的经历有关。颇为耐人寻味的是，面对帝国水师的攻打，金寡妇能够英勇作战取得胜利；面对龙和狐狸的寓言，她却屈服了。品味这则寓言，“龙”这个神话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是天子、皇权的象征，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天命”。再狡猾的“狐狸”，也逃脱不了“寻求龙的庇护”的宿命，这也是金寡妇接受招安的理由。博尔赫斯能够将古代中国作为小说的背景，并运用中国文化有的神话形象创作寓言，探讨人类和命运的关系这样的深刻主题，足见其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程度和为我所用的创作智慧。
神秘感贯穿于博尔赫斯一生的创作中，他曾说过：“在我撰写生平第一行文字之前，我就有种神秘的感觉，而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是从事文学。”中国的神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恰恰符合了他的审美观念，于是习惯地把中国放入神秘主义的色调中加以叙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径分岔的花园》会关涉中国。有作为间谍的俞琛故事、有汉学家阿尔贝的故事、有阿尔贝研究的崔朋的故事，有小径分岔花园本身的故事、有俞琛谋杀阿尔贝的故事，还有作为小城的阿尔贝的覆灭的故事。一方面，博尔赫斯借势中国的神秘性，构建了更为神秘复杂的叙事空间，揭示了世界和人生的迷宫本质。另一方面，博尔赫斯文本中出现“中国”这一词汇，是一充盈着信息的符码。“对博尔赫斯本人以及他虚构的人物来说，迷宫的观念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有极大的重要性，识破这个迷宫就成了文明的一个很基本的样式。”《小径分岔的花园》应该是破译这一符码的关键。文本中的中国始终与迷宫紧密相连，可以说，迷宫就是博尔赫斯所理解的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象征，它充满着各种可能和奇迹，深不可测。
《漆手杖》是博尔赫斯吟咏中国的诗作，作于1981年，发表于1981年12月的阿根廷《新闻报》文艺副刊上，收入1981年的诗集《密码书写》。1978年,博尔赫斯逛纽约唐人街，购买了一支中国造的黑漆手杖，遂赋该诗。在诗中，博尔赫斯看着手杖，想起了帝国、长城、庄周梦蝶、匠人、《易经》，直至9.3亿的人口数字，有关中国的意象达到了空前的密集，从而第一次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形象”。通过这首诗，博尔赫斯集中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与眷恋之情，也使我们能首次看清他内心“中国形象”的轮廓。
博尔赫斯关于中国的描述和想象，反映的是他追求虚幻、幽玄、形而上学的文化心理。面对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博尔赫斯选择在建筑迷宫与幻想中关涉人类的生存，而实现这一切，正需要一个非现实的地方，于是他选择了他从未亲历的中国，正因为从未亲历，才更具有幻想的可能性、创造性。
老庄哲学的异国推崇者
如果说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是为其文本建立一种玄虚的表达模式，那么老庄哲学在其文本中的渗透则可认为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利用。
幻想和现实是文学的两个基本端极，博尔赫斯更多地选择了前者。关于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博尔赫斯采用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把现实生活解释为幻想，认为它和所有梦境一样，是一种游戏，可能按照一定规律运行，也可以毫无规律。这一观念的形成，有来自老庄的因素。他曾经引用过老子的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事物的辩证关系成就了重复的无限可能，同时又因为无限的不能尽述而使博尔赫斯对传统进行了颠覆，并且彻底消解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成就了其幻想的美学。
博尔赫斯也曾潜心研究过《庄子》，用的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89年的英译本。此外，博尔赫斯还曾读过奥斯卡・王尔德对《庄周》首译本的评论。庄周梦蝶的故事使他大为神往，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向他的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在许多作品中提到它。当时国际评论界把博尔赫斯称为“魔幻学祖师爷”，因为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写过《叙事的艺术和魔幻》。对此说法，博尔赫斯对黄志良正色道：“我不赞成‘魔幻现实主义’的提法，这纯粹是评论家的杜撰。作家凭想象创作，虚虚实实，古已有之。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贵国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齐物论》
在其作品和谈话中那位自相矛盾的博尔赫斯，实乃源自一人。在书本和传记中，他是西语美洲文学之父，融合现实在虚构中，构建出神秘的迷宫；在他写来自我讽刺的寓言《博尔赫斯与我》中，他是个行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喜欢沙漏、地图、十八世纪印刷术、咖啡的气味和史蒂文森散文的人。在寓言的最后他说：我不知道是谁写下了这些，博尔赫斯还是我。
与写作中的博尔赫斯不同，在朋友们中，在采访、录音、正式演讲以及非正式聊天中，他以口述的方式揭示自己的艺术创造，如编著者威利斯・巴恩斯通说，《博尔赫斯谈话录》，是口述的逻各斯。
博尔赫斯的中年失明，确立了这种谈话和书写的联盟。无论是坐在汽车里，还是正走在拉普拉塔河畔那些古老的联邦党人的街道上，他那传说中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允许他在口述之前就在脑子里撰写和润色好了一首十四行诗或者一个故事。
嘲讽的或者严肃的，谈笑的或者疲倦的，博尔赫斯在每一种环境中谈论着文学。他与巴恩斯通经常在简朴的马克辛餐厅边吃边聊，他们的交谈是一次又一次关于他至爱的乔伊斯、弗罗斯特和但丁。
博尔赫斯喜欢《西区故事》，喜欢它《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原型。他会请巴恩斯通背诵《弗兰基和约翰尼》的歌词，“并且告诉我探戈北上好莱坞和溜进巴黎时是如何没落的”。
在去签名售书的路上，他说他反对自杀，但苏格拉底的“长眠”是“历史上最好的死亡”。他反对崇拜耶稣之死，但后来在京都，他写了一首诗叫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的模样与人们在雕像上看到的不同。它是严峻的，犹太人的脸……这人浑身筋骨折断，不发一言……他不是神，他能感觉到坚硬的铁钉。”
他谈到失去的东西：
我在幽暗中用手摸索
我不可见的容貌……
我失去的只是
事物虚假的表象。
给我安慰的是弥尔顿，是勇敢，
我仍想着玫瑰和语言，
我想如果我能看到自己的脸，
关键词： 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 适应 因应策略
一、概述
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又名亚斯博伯格综合征，1944年由奥地利医生汉斯·亚斯伯格最先提出，是一种并无认知和语言发展迟缓、却有严重的社会理解与互动功能损伤、语用困难及对外界事物有不寻常的癖好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性疾病。该症患儿在普通幼儿园就读时出现诸多适应问题，给患儿的学习和幼儿园管理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通过对一名就读于普通幼儿园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典型适应的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普通幼儿园的融合教育提供一种研究的思路和可行的方法。
案例：小东，6岁，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小托入园，主动语言少，语言主要来源为儿歌或故事当中的句子，经常自言自语；小班开始说话，但语速慢，中班语言能力发展迅速，开始流畅地说话，大班开始与同学有交流。能流畅地背诵故事，计算10以内的加减法，喜欢物体的运动和变化，经常问这方面的问题。听觉敏感，特别喜欢听音乐；精细运动欠佳，喜欢大运动，但运动协调能力不够。
二、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小东普通幼儿园适应问题评估
小东在幼儿园存在语言表达不畅，社交互动障碍，兴趣认知独特，运动协调不佳，感统合失调等问题，影响到他在幼儿园的学习生活，产生了下列适应问题。
1.自理能力：有生活自理能力，但是动作慢，需要老师督促和协助。
2.班级常规：能遵守班级某些固定的常规，但无法安静地遵守排队等规则。
3.活动参与：患儿好动，动态活动参与度较静态活动好。
4.认知学习：喜欢视觉提示和音乐学习。
5.人际交往：喜欢独处，有简单互动。
6.语言沟通：较少主动口语行为。不接受老师要求时，会有一些问题行为出现。
综上所述，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小东存在着基础认知能力不足、主动沟通能力欠缺、互动简单怪异、不守上课常规与参与的适应等问题。
三、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普通幼儿园适应问题因应策略
（一）加强语言训练，学习情绪表达。
1.从兴趣出发，培养说话动机。
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小东主动口语表达较少，因此要加强口语表达训练，因为小东不喜欢用语言表达，这就要求老师鼓励儿童多使用语言交流，培养儿童说话的动机。可以从儿童特殊兴趣入手，建设性引导儿童运用语言表达。比如，小东喜欢感觉方面的刺激，他特别喜欢玩冰，这恰恰是语言训练的最佳动机。可以设计简单的问题，通过交流，调动孩子各种感官，提高认知能力。在学习与夏天、冰化、形状、数量等有关的知识时，可以练习口语表达，学习不同句式、社交礼仪，等等，平时绞尽脑汁学不会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尝试用各种技巧引导孩子轻松学会。
2.认识情绪，学习正确表达。
首先要教患童认识各种情绪，例如，学习“快乐”这个情绪，尽量用各种方法诠释，可以用“如果感到快乐，你就……”的歌曲，或者用快乐笑脸的图片、让人快乐的事件、玩变脸游戏等都可以。可以每天问问孩子在学校什么事情最快乐；掌握了“快乐”的概念，还可以给快乐分等级，学习分辨不同程度的快乐。
等患童熟练掌握了某种情绪之后，就要练习相反的情绪，这样比较容易接受。学会了相反情绪，可以适当增加练习不同强度的情绪，如正面的情绪爱、喜欢、满足、惊喜等和负面情绪生气、焦虑、挫折等，最后练习较为复杂的情绪如骄傲、嫉妒、窘迫等。
认识情绪并非最终目标，目的是结合幼儿园生活，正确表达各种情绪。教师可以通过结合幼儿园的不同情境、制作不同的教具和给孩子示范等方法，让孩子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3.编写故事，改正行为问题。
如吐口水是小东的一个行为问题，影响到班级管理，用惩罚的方法反倒助长了这个行为。教师可以编写社交故事督促其改掉这个毛病。《想吐口水时我可以怎样做》：我是小东；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吐口水；当我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吐口水；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喜欢吐口水；当我研究的时候我喜欢吐口水；爸爸、妈妈和老师都不喜欢我吐口水；爸爸说高兴的时候可以说我好高兴；妈妈说生气的时候可以说我好生气；老师说研究的时候可以用水代替；如果我能这样做，爸爸、妈妈和老师就会夸我棒。
（二）增加社会互动，学习双向沟通。
1.教师示范，增强班级包容。
幼儿园的孩子因为年龄小，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和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相处，这时老师应当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老师对患童的包容和鼓励，会感染班级同学，同学也会模仿老师的样子去做，这时，应当对这些同学给予表扬，鼓励他们继续理解和帮助患童。
2.模仿他人，建立良好行为。
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可能不了解上课纪律或者学校活动，就会出现干扰上课或者冲撞同学的行为。这时，教师可以提醒儿童观察同学们在做什么，再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想想自己应该怎样做，经过长期训练，患童能够学会端正地坐好、安静地做手工，或者有秩序地排队等行为。
3.鼓励合作，加强社会互动。
幼儿园教室经常会有角色游戏活动，要鼓励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参加这类合作性游戏，首先要教会孩子如何轮流游戏，然后才是技巧性的学习。每一项的训练都是要经过大量的重复练习才能习得的。
贾斯培・琼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甚至被列为与丢勒、伦勃朗、戈雅、蒙克和毕加索等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版画家之一，2011年他还在美国白宫接受了“总统自由勋章”。
今年3月开始，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始了长达半年的琼斯个展“遗憾”。这个展览首次展现了琼斯最新的作品，尤其是一组他一年半前开始创作的作品，这组作品由两幅绘画、十幅手稿和两幅版画共同组成，十分值得关注。2012年的6月，琼斯看到一张转载于一本拍卖画册上的卢西安・弗洛伊德的摄影作品，照片中的弗洛伊德坐在床上，右手扶着前额，姿态疲倦或绝望。琼斯不仅被这张照片的场景触动，还受到照片本身的损坏（照片缺了一个角）启发而激发灵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用各种媒介和技术将这个图像进行了一系列的置换。大部分作品的标题和签名上都刻着“遗憾/思培・琼斯”――以此来唤起一种悲伤或失望的感觉。当我们看着他把佛洛伊德的照片作为研究对象，用版画复制的方法制作出那张照片的各种各样的变奏，仿佛就像看到毕加索解构委拉斯开兹的《宫女》一样。
然而，“遗憾”这个词又极具讽刺意味：琼斯用这个多年前就使用的招来拒绝向他蜂拥而来的无数请求和邀约。从整体上看，这些系列作品表现出琼斯艺术生涯中的重要里程，暗示着终结与新生的循环，从一件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问题和解答的方案，还有他不断地探索材料、涵义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面前回顾他过去六十年的艺术。
一炮成名
1930年生于美国奥古斯塔（佐治亚州）的琼斯，在阿伦达（南卡罗莱纳州）长大，对于这段生活，他曾说：“在我成长的地方，没有任何艺术家也没有任何艺术，所以当时我并不知道艺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当时觉得这指的是，我会处在一个不同于我所正在经历的环境。”琼斯被父母抛弃以后由亲戚抚养长大。他从三岁开始画画，五岁的时候就决定成为艺术家，1947年至1948年其间，于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之后他移居到纽约，并在1949年间于帕森斯设计学院短暂学习过。在纽约期间，琼斯遇见了罗伯特・罗申伯格，并与罗申伯格成为工作及生活上的伴侣。朝鲜战争时期，琼斯被派往日本仙台，此经历引发了他对传统日本艺术的爱好。1958年，画商李欧・卡斯特里在参观罗申伯格的工作室时，发现了琼斯的作品。卡斯特里在纽约的画廊给琼斯举办了首次个展。琼斯聚焦于众所周知的流行意象，如美国国旗、靶子、数字等，具有启示性作用的作品立刻引起关注，富有影响力的《艺术新闻》报纸封面刊登了其中一幅作品。质疑之声随之而来，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马克・罗斯科在看了琼斯的靶子和旗子之后，气冲冲地说出他的看法：“我们这些年努力要摆脱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他指的是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然而，这场展览还是非常成功，所有的作品都卖了出去，其中四个作品还被第一位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巴尔）相中，并为博物馆购买收藏。从此，琼斯一炮成名，也是他的成名，标志着抽象表现主义开始走下坡路，波普艺术开始登堂入室。
日常图像与作品
但其实，琼斯应该被划分为新达达主义，是波普艺术的先声。
琼斯常常绘制易于辨识的象征符号，美国国旗便是琼斯的经典系列，他声称自己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物体的日常意义，而是表现它们的全新复杂方式。然而，在冷战时期的紧张大环境下，诸如美国国旗和地图这样的符号，被人们充满了多种多样的内涵和诠释。因为国旗是一个扁平的物象，这可能在很多现代主义绘画中标志着平坦或者相对缺乏深度。带有功能性的旗子可能作为美国的象征，但也可能反过来暗示美国艺术对一些现实的反映，例如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越南战争，看琼斯的创作时间，观者就能联想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然而，也有可能根本没有上述的暗喻。国旗在琼斯艺术里面的意义其实就是意味着不固定以及可以不断重新解释的。
也许琼斯意识到观者的力量，也许他认为可以开始进行新的拓展，所以，之后他的创作范畴明显扩大了，除了流行图像，琼斯还选择了许多他遇到的事物作为创作对象，比如他开车时瞥见墙上的一块石板。地图也是他著名的系列之一，在现实和抽象图式之间，黑白和三原色慢慢占据谜一般的未开垦地带，琼斯将这块地带重现在画布上。本质上来看，所有的地图都是现实生活中某些东西的抽象符号。然而，琼斯坚持：这幅画本身就是一张地图，而不是对某个地图的再现。
再后来，他开始赋予已知图像或事物新的意义，1981年琼斯以格吕内瓦尔德的埃森海尔萨斯科姆祭坛画为原型进行创作。回顾他的艺术生涯，琼斯用他的艺术理念赋予其作品各种先锋意义，他通过对已定义物件的再定义，从而展示一系列除此件事物本身含义以外所带来的熟悉的引申含义。而手法也十分独特，他用手印脚印、演员的身体部位，或在他的工作室的物体，如锡罐的边缘等等。
从杜尚到维特根斯坦
琼斯的艺术理念受到杜尚的影响，杜尚对于艺术本身的标志性质疑，不止对琼斯，对美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都贡献巨大。在达达艺术中生活之物被用来作为嘲讽传统艺术的武器，体现的是艺术家的幽默感。而琼斯则发展出以绘画本身为物体的观念。在视觉上说它们是实物，在功能上说它们不是实物，是人造的艺术品。他用模仿实物的绘画混淆了人为的作品和实物之间的界线。借此提醒观众：绘画也可以是实物本身。
关键词 暴雨；冰雹；雷达回波；地闪特征；内蒙古鄂尔多斯
中图分类号 P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23-0227-03
雷暴指e雨云中所发生的雷电交作激烈放电现象，其过境时，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会发生剧烈变化，强烈的雷暴甚至会带来冰雹、龙卷等灾害。特点是突发性、局地性强，给农牧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多普勒天气雷达是探测强对流天气的重要工具之一，为此鄂尔多斯市（以下“鄂市”）气象局于2005年10月安装了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正因雷暴天气带来的灾害，我国各地气象科技人员对当地强对流天气的雷达回波、闪电活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如苟阿宁等[1]分析了2个强风暴系统生命期雷达回波和地闪特征，发现2个风暴的地闪演变特征及闪电在风暴生命史各阶段分布的位置不同。张俊兰[2]利用多普勒天气雷达资料分析强风暴天气得到雷暴的直接影响系统、水汽输送的作用以及在雷暴单体成熟期中层反射率有回波悬垂和弱回波区。王福侠等[3]发现径向速度的大值区是雷暴大风最重要的雷达回波特征，其最早于弓形回波和阵风锋回波。本文通过对闪电定位资料和雷达产品进行分析，找出暴雨和冰雹天气的一些特征，希望为人影指挥作业（增雨和防雹）提供一定帮助。
1 资料来源
雷达回波资料来自鄂市气象局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CINRAD/CB），每6 min生成1幅产品。闪电定位资料来自鄂市气象局闪电定位系统。垂直剖面图来自鄂市人工影响天气三维决策指挥系统以及MICAPS常规气象观测资料。
2 天气实况和灾情
2012年8月2日鄂市出现了强雷暴天气，系统自西向东移动，雷暴和降水首先从达拉特旗（以下“达旗”）开始，接着与其相邻的伊和乌素、东胜、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以下“准旗”）也陆续开始，达旗的宿亥图乡降水量达80.6 mm，东胜的布日都梁也达到暴雨。其中布日都梁18：00左右受短时强降水、雷暴、冰雹（黄豆大小）等30 min的袭击，造成多处路面积水。达旗中和西镇挖掘机、推土机各1台，摩托车、四轮车各1辆被河水淹没。东胜因雷电太强，造成多户电视、电缆被击。
3 天气背景分析
3.1 中分析
由2012年8月2日8：00中分析得到：贝尔加湖以南、河套以北500、700 hPa槽线非常接近，700 hPa槽线位于500 hPa之前，是典型的前倾槽结构，这种形势场有利于强对流天气产生。850 hPa切变线及500 hPa辐合线位于达旗、东胜、准旗等地，造成水汽和不稳定能量在此聚集，上升运动加强。当能量达到一定时，在外力作用下，雷暴天气开始，系统整置在鄂市北部。
3.2 温度对数压力图
由2012年8月2日8：00东胜站（53543）温度对数压力图显示：有2个不稳定层，分别为510～590 hPa，高度为4.5～5.8 km；380～400 hPa，高度为7.3～9.0 km。自由对流高度4.5 km，CAPE=82.1 J/kg，K=29 ℃。虽然CAPE、K值都不是很大（仅反映8：00大气状态），但是大气已处在不稳定状态，由于午后气温升高，下垫面加热显著，产生强对流天气可能性很大，加之250～500 hPa风向逆转风速猛增，造成高层冷平流强，为强对流天气提供动力条件。
4 雷达回波特征
4.1 反射率因子特征
10：44仰角0.5°观测到距离东胜西北120 km处有弱回波，以后东移加强面积增大，15：00进入达旗、东胜。16：01距离东胜西北75 km回波呈2个相连指状结构，由图1（a）可知，16：31回波强度达到60 dBZ，长度约50 km，造成宿亥图乡降水量80.6 mm。由图1（e）可知，17：26距离东胜西25 km回波强度55 dBZ，持续到18：00，造成布日都梁30 min的降水、雷暴、冰雹天气。20：14减弱成30 dBZ。在整个天气过程中，不断有新的雷暴单体生成合并增强分裂。其移动速度快，生消变化大，回波强度在30～60 dBZ之间。从进入到移出鄂市，只有16：31是影响这次天气的主要回波强度，表现为结构密实、呈指状、强度大，回波一直在鄂市北部移动，与天气系统配合一致。说明大气层结非常不稳定，造成局地对流非常强，对生成强降水、冰雹、雷暴等天气非常有利。
4.2 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特征
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在不同时间段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10：51距离东胜西北120 km为35 kg/m2，15：43宿亥图乡为45 kg/m2，16：31达到最大，为60 kg/m2，见图1（b），17：15布日都梁为25 kg/m2，一直持续到18：16。在整个天气过程中VIL维持在25～60 kg/m2，当指状回波强度和面积达最大时，VIL跃增到60 kg/m2。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如此大，对产生暴雨和冰雹非常有利[4]。VIL的大值区与反射率因子强回波中心形成对应，需关注强降水天气应对VIL的跃增现象。
4.3 平均径向速度特征
平均径向速度图使用2.4°仰角。分为正速度区，方向远离雷达；负速度区，方向向着雷达。16：07距离东胜西北75 km大面积负速度区内出现正速度，在正负速度交汇西北侧有风向（东南风与西北风）风速（-15 m/s、+10 m/s）辐合，16：38演变成辐合带，见图1（c），正负面积几乎相等，造成大量冷暖空气、水汽及能量在此堆积，促成大气层结不稳定，最终导致80.6 mm的降水。
4.4 RCS特征
分别对16：31和17：26的2个体扫数据进行剖面（RCS）发现，16：31云顶高度超过16 km，最大回波强度60 dBZ的高度在6 km，见图1（d）。分析该雷暴单体，强度表现在由内向外减弱，边缘光滑整齐，结构密实，呈椭圆形，是一个完整的雷暴单体。回波强度≥50 dBZ云顶高度在9 km，结合最近东胜站8：00探空资料得到0 ℃和-20 ℃层高度分别是4.3、7.0 km，而50 dBZ以上回波顶高度超过了-20 ℃层的高度，表明雷暴单体非常旺盛，对强降水非常有利。由图1（f）可知，17：26云顶高度达到12 km，最大回波强度55 dBZ的高度在4.2 km，回波强度≥50 dBZ云顶高度在5.8 km，超过了0 ℃层高度，相比16：31的雷暴单体发展要弱些，却出现了冰雹天气。
5 地闪演变特征与雷达回波的关系
分别选取宿亥图乡（109°08′E，40°12′N）暴雨和布日都梁（109°56′E，39°45′N）冰雹为中心，半径10 km范围内10 min累计地闪资料进行统计。
5.1 暴雨的地闪演变与雷达回波的关系
选取地闪时间15：30―16：50进行统计（图2）发现：地闪共159次（负闪153次、正闪6次），负闪占96.23%，主要集中在16：10以前，15：40―16：00负闪次数猛增，15：50―16：00达到峰值71次/10 min，是槽前上升气流最强的时候。正是由于受强烈上升运动影响，导致粒子碰撞几率高而造成。对应雷达产品出现指状回波，此后负闪猛减，16：20―16：40全部是正闪，指状回波长度达到最大50 km，强度达到最强60 dBZ。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达到最大60 kg/m2，平均径向速度出现辐合带，以后几乎无地闪现象，指状回波分裂成块状或条状。由此而知，指状回波出现时负闪达到高峰。当指状回波强度和长度、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都达到最大，平均径向速度出现辐合带时，地闪全部成正闪。
5.2 冰雹的地闪演变与雷达回波的关系
选取地闪时间17：40―19：10进行统计（图3）发现，地闪67次全部是负闪，在冰雹天气过程中体现为波动性，17：40―18：30总体呈上升趋势，18：20―18：30出现峰值21次/10 min。地闪频次没有暴雨多，这与布日都梁位于槽底部上升气流不是很强有关，此时冰雹天气已结束。18：30―19：10总体呈下降趋势，18：40―18：50出现极小值1次/10 min。分析发现，回波强度和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都增大时，地闪频次缓慢上升。当回波强度和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开始减小，地闪频次猛增到峰值。需关注：冰雹天气在地闪频次缓慢上升中发生，地闪频次达到峰值时，冰雹天气结束，回波强度和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都趋于减小。
综合分析：2种天气地闪的特点与钟 敏等[5]的研究相吻合，以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负闪占绝大多数，且闪电频次较多、分布比较集中；而以冰雹、雷雨大风为主的强对流天气，闪电频次较少且分布零散。与苏邦礼等[6]的研究也吻合，若云块自西向东移动，地磁场磁力线由地球的南极指向北极，因此大量正电荷向云块上方移动，负电荷向下方移动，当电磁强度达到足够大时将引起强烈放电而产生负闪。本次天气过程雷暴云整体自西向东移动，正电荷位于雷暴云上方，负电荷位于下方，地面受雷暴云下方负电荷的静电感应而形成负闪。
6 结论
（1）本次天气影响系统为前倾槽、切变线和辐合线，温度对数压力图出现2个不稳定层。切变线南侧和辐合线是不稳定区域，有丰富的水汽。高空的冷平流使大气层结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利于形成雷暴天气。
（2）雷达产品表现为2个相连的指状回波，强度达到60 dBZ，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60 kg/m2，速度图有辐合区。RCS显示暴雨和冰雹的垂直伸展高度分别超过-20 ℃和0 ℃层高度，天气现象发生在这些区域内。
（3）VIL的大值区与强回波中心一致，需关注强降水对应VIL的跃增现象。
（4）在地闪中暴雨和冰雹天气的生命史特征各不相同，暴雨159次，负闪占96.23%，闪分布集中，频次多。指状回波出现时负闪达到高峰，指状回波强度和长度、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都达到最大，平均径向速度出现辐合带时，地闪成正闪。冰雹67次，全部是负闪，闪电分布零散且频次少。冰雹天气在地闪频次缓慢上升中发生，地闪频次达到峰值时，冰雹天气结束，回波强度和垂直积分液态含水量都趋于减小。
7 参考文献
[1] 苟阿宁，吴涛，高琦，等.襄阳一次强雷暴过程的雷达回波与地闪特征分析[J].暴雨灾害，2012，31（4）：365-372.
[2] 张俊兰.南疆柯坪强雷暴的天气分析[J].气象，2011，37（7）：880-888.
[3] 王福侠，俞小鼎，裴宇杰，等.河北省雷暴大风的雷达回波特征及预报关键点[J].应用气象学报，2016，27（3）：342-350.
[4] 俞小鼎，姚秀萍，熊廷南，等.多普勒天气雷达原理与应用[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7：185-187.
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作家,他的书,早在前几年就在一家书店预订购回了,一直没有时间消消停停地完整地的读完,这次算是下了决心,读完了三卷本的博尔赫斯的著作。博尔赫斯的作品,就单篇来说,都不很长,一般也就几千字左右,短的甚至几百字,可是,就在这几千字或者数百字里,博尔赫斯却极尽自己的艺术本事,写的一路摇曳。有人说,博尔赫斯不断在修改自己的作品,常常把小说改写为散文,把散文改写为诗歌,文字极端凝练,然而,意象却密集丛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而我读过觉得不过如此,也许是翻译的文字一般,没有传达出原作者的神韵,总之,若是不硬读,肯定是读不下去的。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读现在的文字翻译不若民国年间那些大师们的翻译,如潘光旦先生翻译的著名心理学家霭利士的著作,文字优雅,层次分明,很有中国语言特色,读起来毫不费力,而如今的译文常常读完了一段话,还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天快要亮了,才放下书本,合上眼睛,稍微休息了一下,不多时,就听见窗外的钟声,知道是早上八点了。早上真不想起床。好像读书人大多有赖床的习惯,不管晚上睡的多晚多早,早上都非要赖到日上三竿。鲁迅先生就有这样的习惯,到了夜晚,不是读书就是写作,或者整理收藏的汉砖刻像,或者摩梭木刻版画,常常就是一个通宵,到了早上则酣睡不起。我也是喜欢夜晚的。夜晚读书写作,较之白天来说安静,没有其他外在的因素干扰,比如,当你正在聚精会神的游走于书里的时候,耳边响起的电话铃声或敲门声,把本来平静的心境破坏了。而夜晚,一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一个人呆在书房里,就着昏黄的灯光,读着自己心仪已久的书,或者写作早已打好腹稿的文字,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确实是黄金的夜晚呢!
话还是说回来吧。今天的窗子分外明亮,这是雪的作用。关中的冬季,天气老是阴沉沉的,太阳像一个薄薄的烧饼,贴在湿冷的天幕上。只有下雪的时候,周围才明亮起来,好像有了活气。下雪天,应酬就会取消,可以消磨整块的时间,不必担心遽然的电话铃声和不速之客的剥剥的敲门声了。于是,接着读博尔赫斯的其他作品,诸如诗歌和散文。博尔赫斯的诗歌和散文,在我的感觉上,要比他的小说精彩得多了,他的小说,一般很少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很少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时候,整篇就是作者的论述,大段大段的论述,理性的文字取代了小说的一切元素,而博尔赫斯的诗歌和散文,则还是比较规矩的文体,读起来使人感觉是在读诗歌是在读散文。博尔赫斯一生都在图书馆度过,没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基础,接触的除了书籍就是书籍,鲜有图书以外的社会生活,所以,他的文学作品的来源就是书本。从书本到书本,是博尔赫斯的写作历程。可是,这不是简单的从书本到书本,而是经过了他的精神的转换,成了他表达自己的主体意识的题材,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博尔赫斯简短,就在这简短里他的文字信息量极大极大,所包含的内容也十分广阔。当然,没有相当的阅读经历的和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的人,是很难读得明白博尔赫斯的。在这个角度上看博尔赫斯,他的受众体只能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读者,而不像当下一些只会编造一些离奇故事的、文字水平也就是相当于中学生作文的所谓作家,红极一时,然而,又很快销声匿迹了,秋风扫落叶一样。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或者散文,关键的是要深刻,深刻的思想,深刻的表现人性最本质的东西,揭示从来就没有人揭示出来的人性的最隐秘的一面,这就是对文学的贡献,假如没有这个艺术功力,只能说是不入流的制造文字垃圾者。博尔赫斯具有这样的艺术功力,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和散文,都能激荡起满纸的云烟,充满着幻象,引人入胜。用日常生活的语言,用贴近人物的性格的语言,去叙述,去描写,甚至作者自己的旁白也采用这样的艺术语言,就像雕刻师一样准确细致的刻画人物,去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达到如此的艺术境界,则是区分作品高下的艺术评判标准。博尔赫斯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比较理想的艺术借鉴。
近些时候,一般不去读当下的一些小说,也很少去读没有独立的经过自己艰苦的艺术探索而体悟出来的文章,而读外国的小说或者文艺理论,至少在他们的作品里能读到属于自己的话语,读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对社会对生活的艺术体悟,这也许是近来一直迷恋阅读博尔赫斯著作的心理动因。
雪天其实是读书的最佳时间,特别是读愿意读的书,简直是一种美妙的思想旅游,烟波浩渺,绿水青山,老树青藤,花径通幽,既让人赏心悦目又让人流连忘返。比较喜欢下雪的天气,下雪的天气除了气候比较温润而外,看重的是满世界的洁白,因为平素所看见的大都是让人不舒服的色彩。雪天里,把一切狰狞的面目和一切的污浊都让雪花遮盖住了,把一切别扭的污染视觉的东西都让雪花遮盖住了,最起码心情能愉悦起来!虽然说这样的雪天不会像极地一样终年都是洁白的,但是,至少能使人回复到纯洁的善良的心境,这就是雪天带来的最好的东西,何况,雪天之后,距离春天就不会多么遥远了!
冬季的时间是短暂的,似乎还是在早上,羲和的马车就到了终点站,白天一直纷纷扬扬的雪花,此时也稀稀落落的,渐渐天晴了。什么时候,那一弯细月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给整个银色的雪的世界带来了些许的温馨,幽幽的闪耀着,成就了一片童话般的天地。遥远的秦岭山脉和广袤的渭河河川,顿时都沐浴在这月色之中了……
布拉格：卡夫卡无处不在
布拉格，对中国人来讲是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和卡夫卡、哈谢克等名作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我们熟悉这个城市的文本基础，但遥远的捷克，这个古老的城市却又很陌生。
布拉格城区不大，完全可以以步行方式畅游。拿着地图，走进一条老街，再走进一条老街――几百年旧貌依旧的城市，想找一条新街也难。不变的街道，不变的广场，不变的建筑，为游客参照地图寻找卡夫卡1924年去世之前生活过的地点，提供了具体的历史场景。
旧城区广场是布拉格的中心，也是卡夫卡的活动中心。从他的出生地只需几分钟即走到这里。广场一角，是著名的钟楼。在卡夫卡出生后不久，他们一家即搬到与钟楼相邻的一幢公寓大楼里居住，他的三个妹妹均在此出生。年幼的卡夫卡，每天从这里穿过广场往东，走进Celetna大街，前往位于火药塔附近Masna街上的德语男子小学读书。
老城区广场一角与Parizska大街交接处的一座公寓，是卡夫卡写作《饥饿艺术家》等作品的地方。住在三楼的他，可以俯瞰整个广场。巨大的胡斯雕像，教堂的钟声，陪伴他消磨孤独的生命。1924年去世的他，没有活到二战的爆发，看到犹太同胞在广场遭遇的悲剧。当然，他更看不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希望……
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的热情
在中国作家中，不知道博尔赫斯、没有读过博尔赫斯一定会羞愧惭言，这无异于自己长大之后忘了兄长的姓名一样。来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怀着对博尔赫斯的崇敬去寻找，能看到不少遗迹和风光。
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的玫瑰公园里，安葬着这个国家几乎所有近代以来以诗人为主的文人、名人们。诗人是玫瑰公园不败的玫瑰。小说家和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与名人，都是那些玫瑰的枝叶、玫瑰边围的绿草。而博尔赫斯的雕像则以诗人的身份林立其中。不少人与这位小说家合影留念。把目光盯着镜头那一刻，看到了公园里玫瑰盛开，一片红绿，浪漫像海洋股滔滔卷卷，而最为整齐古板的，反倒是博尔赫斯的文字了。
小城
布尔诺：米兰・昆德拉的遗憾
说到布尔诺时，就不能不提米兰・昆德拉。这里是他的故乡。1929年4月1日，他在那里出生和长大，高中毕业后去布拉格查尔斯大学。
但是，这位文豪的作品，生前却一直被禁止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发表，以至于来到布尔诺，来到米兰・昆德拉的故乡，却找到一个作家的生活场景。
相反，那里，我们能看到莫扎特，1767年至1768年，音乐天才住在这里的雕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孟德尔博物馆建在里面。不过，米兰・昆德拉在这里，一切似乎都消失。
这大概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的遗憾吧。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的“信徒”们
列夫・托尔斯泰一直被认为是最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瑞典文学院认为“他对道德表露出一种怀疑的态度”，“公然批评《圣经》”，“如果真的把奖颁给了他，则此奖所象征的理想主义必然会助长他那种革命性教谕的气焰，使他变得加倍危险。”
The bigger problem for nature is that we’re also fools. If our genes have told us once, they’ve told us a thousand times: stay out of harm’s way. When a madman’s raging, when a bomb goes off, when a 110-story building is pancaking2) down and another one right next to it is about to do the same, run the hell away. Yes, yes, you hear a lot about fight or flight, but really, you want to live? Go for flight.
At the Boston Marathon on April 15 we saw it again. The bombs went off, the victims fell, the familiar footprint of flesh and blood and terror was stamped into the streets. And people did what they are hardwired3) to do, which is that they scattered—at first. And then an equally familiar gathering began. Police and servicemen swarmed the snow fences along the streets, pulling them down to allow medical personnel in. Doctors, paramedics4) and passersby knelt in the blood to administer aid to people they had never met before that moment and might never see after it. Perhaps there were more bombs that still could go off; perhaps the same madman who set off the first ones would show up with an assault weapon next. Never mind, the caregivers rushed in anyway.
There has always been this kind of opposing physics to good and evil. Evil begins from a point source—a cartridge5) of gunpowder, a nugget6) of uranium7), a knot of hate in a single dark mind—and then it blows outward. Good gathers from everywhere around the blast and then moves—foolishly, perilously, wonderfully—toward it.
“The police were trying to keep us back, but I told them I was a physician and they let me through,” Dr. Natalie Stevens, a participant in the race,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Stevens performed CPR8) on a woman whom she suspected was dead; she applied a tourniquet9) to the leg of a man who surely would have been had she not been here. And it would have made a lot more survival sense for her to have done nothing of the kind.
Ethicists, anthropologists and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have tried for a long time to figure out why we do these things—why we put ourselves in mortal danger to save other people and, in so doing, defy our one great evolutionary imperative10), which is to stay alive ourselves. There are the reductionist11) explanations, of course. It’s genetic mathematics, say the sociobiologists. It’s not that you’ll help anyone at all, just the ones with whom you have some biological connection. You’re twice as likely to come to the aid of your parents, siblings and children, with whom you share 50% of your genes, than you are to help your grandparents, grandchildren, nieces and nephews, with whom you share 25%. You move on down this way in tidy arithmetical lockstep12) through your cousins and great half-aunts and great-great-great uncles, with their 12.5% and 6.25% and 3.13% relatedness and it all makes a perfect kind of crystalline13) sense, until you ask why then you’d consider helping the bleeding stranger on the Boston streets, with whom you share no genes at all, and the sociobiologists start a lot of hand-waving about tribal relatedness and collective genetics and you pretty much stop listening.
Then there are the neurological explanations. We’re sympathetic creatures, but not in the prettified way we usually use that word. Our brains are wired with mirror neurons14)—cells that make us mimic the behavior of the people around us, so that we laugh when they laugh and cry when they cry and yawn when they yawn. It feels like empathy, but it’s nothing of the kind. If you want to survive as a social creature, you have to behave like everyone else, and mirror neurons see to it that you do. That’s not empathy. That’s fitting in.
A similar mechanistic argument is made by scientists who scan the brain and actually see where goodness lives. Moral behavior is processed in the prefrontal15) cortex16) and the meso-limbic17) region. It follows a very mappable neuronal path that is no more complex than the one that allows you to throw a baseball or write your name, and that’s no more lyrical either.
And yet, all these answers just smell wrong. You can deconstruct a painting by explaining the salts and sulfides18) and esters19) that make up its pigments; you can parse20) a symphony by measuring the frequency and wavelength of the final crashing chord, but you’re missing the bigger picture.
Humans, instead, are guided by a sort of moral grammar—a primal ethical armature21) on which decency is built, just the way our language is built on syntax22) and tenses and conditional clauses. You know when a sentence is right and when it isn’t even if you can’t quite explain why, and you know the same thing about goodness too. Psychologist Michael Schulma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likes to pose the thought experiment of the kindergarteners who are taught two rules: it’s not OK to eat in the classroom and it’s not OK to hit other children. Tell the kids that the teacher has lifted the no-eating rule and they’ll happily eat. Tell them that the teacher has lifted the no-hitting rule and they’ll uniformly balk23). “They’ll say, ‘Teacher shouldn’t say that,’” says Schulman. “That starts at a very young age.”
What starts young stays with us. Yes, we’re savage; yes, we’re brutal. It was a member of the home-team species, a homo sapiens24) like anyone else, who set the Boston bombs, and like it or not, that person is very close kin to you. But you’re close kin to the first-responders too; you’re close kin to the people who cried for the eight-year-old who died, not even knowing the child’s gender or name, because an eight-year-old simply shouldn’t die, and surely not the way this one did.
The very empathy that brings us to those tears need not be wasted on the person who committed the crime. Twelve years ago, when the rubble25) of the Sept. 11 attacks was still smoldering26), TIME’s Lance Morrow wrote, “Anyone who does not loathe the people who did these things, and the people who cheer them on, is too philosophical27) for decent company.”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person or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Boston slaughter.
But it’s equally true that the people who commit all of these crimes are, in many ways, the free radicals28) of our social organism—the atoms that go bouncing about, unbonded to anything, doing damage to whatever they touch. The bonds they lack are the ones the rest of us share—the ones that make us pull away the snow fences and kneel in the blood pools. “Morality,” says psychologist and ethicist Jonathan Haidt, “is a team sport.” It’s far better to be part of that team than to be apart from it.
宇宙万物的主宰如今应该已不愿再管我们，如果还没有，那么4月15日的波士顿爆炸案应该足以说服它不再对人类抱有希望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邪恶——虽然人类的确邪恶。我们制造炸弹，生产枪支，相互屠杀，以丑陋的贪欲违抗本该像编码那样植入我们的强大的社会驱动。
但对万物的主宰来说，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人类同时也是傻瓜。我们的基因曾上千遍地告诉我们：遇到灾祸躲着走。遇到疯子发狂，炸弹爆炸，一幢110层的高楼轰然倒塌，旁边另一幢也摇摇欲坠时，跑吧，拼命地跑。没错，没错，对于是留还是溜的问题，我们经常争论不休，但说到底，你想活命吗？溜之大吉吧。
在4月15日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幕。炸弹爆炸了，受害者倒下了，街道上出现了熟悉的一幕——血肉横飞，恐惧蔓延。人们出于本能做了该做的事：四处逃散。但这是在一开始。接着，同样熟悉的另一幕出现了：人们开始聚集。警察和军人纷纷涌向街道上的防雪栅栏边，将栅栏拉倒，以方便医护人员进入。医生、护理人员和路人跪在血泊中，对那些他们此前从未见过、以后也可能永不再见的陌生人施以援手。也许还会有更多的炸弹爆炸，也许引爆这些炸弹的那个疯子还会持攻击性武器再次出现。但没关系，救援人员依旧纷纷涌入。
正义与邪恶对立的现象自古有之。邪恶往往发自一个点，如一筒弹药、一小块铀、一个阴暗心灵中埋藏的仇恨心结，然后向外爆发。正义则从爆炸点周围的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然后像傻瓜一样不顾性命地冲向爆炸点，令人惊叹。
“警察试图将我们拦在外面，但我告诉他们我是医生，他们就让我进去了。”马拉松参赛者纳塔莉·史蒂文斯医生对《纽约时报》说。史蒂文斯为一位她怀疑已经死去的女性实施了心肺复苏急救，还给一个男人的腿部绑上了止血带——如果她不在场，这个男人肯定没命了。从活命的角度来看，她不这样做原本会更明智。
长期以来，伦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一直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会不顾生命危险去拯救他人，以此违抗进化论的一大法则——让自己活着。当然，还原主义者曾给出他们的解释。社会生物学家就指出，这是基因运算的结果。人们并不会帮助所有人，只会帮助那些和他们有基因关系的人。比如，你和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拥有50%的相同基因，而和祖父母、孙子孙女、侄子侄女只有25%的相同基因，因此你救助前者的可能性比你救助后者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以此类推，依照这种有规律的运算法则可以算到你堂表兄妹、半姨奶姑奶、曾曾舅老爷身上——你与他们分别有12.5%、6.25%、3.13%的亲属关系。至此这种解释都看似无比清晰、完美，但你不禁要问，波士顿大街上那些流血的陌生人和你一点基因关系也没有，你又为什么会考虑帮助他们呢？社会生物学家们又开始手舞足蹈地大谈什么部落关系和集体遗传学，你基本已经听不下去了。
此外还有神经学上的解释。人类是有同情心的物种，但这里所说的同情心并没有我们通常所指的那种美化含义。我们的大脑中有一种叫镜像神经元的细胞，它使我们模仿周围人的举动。因此别人笑我们也笑，别人哭我们也哭，别人打哈欠我们也打哈欠。这听起来像移情现象，但绝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你想作为一个社会动物而生存下去，你的举止就必须像他人一样，而镜像神经元的作用就是确保你这样做。这不是移情，而是适应环境。
有些科学家提出了另一种类似的机械论调，他们通过扫描人类大脑，确实发现了“善”存在的位置。前额叶皮质和中脑边缘区域就是处理道德行为的部位。道德行为遵循一种完全可以用图表示的神经元路径，与那些可以使我们扔棒球或写出自己名字的路径一样，它并无什么复杂之处，也没有蕴藏什么丰富的感情。
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让人感觉不对劲。你可以去解构一幅油画，说它的颜料中含有什么盐、什么酯或者什么硫化物；你也可以去解析一首交响乐，测量它末尾那震撼人心的和弦有怎样的频率和波长。但这样你就看不到更为宏观的图景了。
其实，人类是受某种道德规则支配的——那是一种原始的道德铠甲，是正派、得体的基础，正如我们的语言以句法、时态和条件从句为基础一样。你知道一个句子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错，哪怕你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对于什么是善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舒尔曼喜欢拿幼儿园儿童的一个思维实验来说明问题。幼儿园教给孩子们两条规则：不可以在教室里吃东西；不可以打其他孩子。如果告诉孩子们老师已经取消了不许吃东西的规定，那么他们就会很开心地吃东西。但如果告诉他们老师已经取消了不许打人的规定，他们却会一致表现出畏缩。“他们会说：‘老师不应该这样说，’”舒尔曼说，“这种观念很小就有了。”
这种自小就有的观念会一直伴随我们。是的，我们很野蛮；是的，我们很残忍。那个引爆波士顿炸弹的家伙和其他人一样，都是那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物种的一员，是人类的一员。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个人都和你十分相近。但和你相近的还有那些对爆炸案最早行动起来的人；和你相近的还有那些为那个死去的八岁孩童恸哭的人，他们甚至不知道孩子的性别和名字，他们哭只是因为一个八岁的孩子不应该死去，更不应该像这个孩子那样死去。
我的当代意识不是一种时髦。我反对任何时尚，尽管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时尚，但它不应当成为观念。我的当代意识中时间和个人的比重较大，所以看起来更像是传统的延续。此外，任何意识都是网状的，我对它的复杂性感兴趣。我的当代意识是从个人实践中来的。因为是个人实践，所以能够坚持。
比方说，我的出版是非盈利的，所以我更加明白一本书的意义。除了开头的几年，我的博尔赫斯书店至少有十年是完全没有利润的。所以，如果不作为作品来看待，从遵循经济规律的角度来说，它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而让它存在，并加以维护，它就成为了作品。当然，我还会做一些涉及到它的作品，或以它为题做作品。
另外，和我经常说的‘我是从别人眼中来认识博尔赫斯书店’不同，博尔赫斯书店它自己不可能参加任何一个展览，是我，以及我的合作者鲁毅，以它的名义和我们的方式参加了这些展览，并且塞给了人们一个博尔赫斯书店的模糊形象。
比方说，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坚持做书店，可我总觉得坚持比放弃容易。我从一个冒昧的书信投递者变成罗伯・格里耶的中国朋友，第一个动作是出于少年情怀，后面紧跟着的是责任，对小说家、对读者、对出版社。如果让我现在放弃出版和艺术机构的工作，等于是对自己一生的否定。相比放弃，一种果断的否定，我觉得坚持要容易一些。
在我看来，传播很重要，但传播并不是为了利润的，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所以我的注意力都在书的质量。在我的书店里，有两个事情让我觉得与作品密切相关。10年前的拆迁，它喻示的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地点变更，还吻合了强调变化的世界观；现在书店的货架，它清楚地显示了“按字母排列”的分类法，这一方式十分固执地强调‘作者’，毫不费力地将推广变成了检测，起到了那些最不被理解的作品所起到的作用。
我的座右铭，人们常常说起的有“你指东，我不往西，我往南”，这是一种必要的机智，也是一种反体制，或者还有对真实性的在意。因此也可以说，我的信念是个体比任何集体（物质形态的和意识形态的）都重要，但是要坚决反对自私。用罗伯格里耶有一句名言说就是“我从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
当年我在接受“骑士勋章”时，曾开玩笑地说，相比艺术和钱，我不在乎荣誉。其实这话是玩笑，也不是。比方说，即便我得到一个来自中国画领域的荣誉，我也希望对它的解释，主要是因为我有效地结合了像出版新小说这样的看似无关的工作，它从认识论的角度解决了中国画的疑难问题。另外，人们关心我得到的荣誉，因为这很容易理解，但是我更在乎荣誉底下的权力，特别是表达的权力，因为它能够使我对自己不断提出要求。